明朗男鞋:解放思想要有“言者无罪”的制度环境

      三十年来，解放思想一词不绝于耳。去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的主题中又强调了“继续解放思想”。随后，地方官员也谈解放思想，提出要展开解放思想大讨论。我理解，思想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不同境遇的人，思想总会存在着差异，但都是对客观存在的认识，所以，思想要不要解放到不必讨论，决定人的思想的社会存在变化了，人的思想也会随之变化，这是一个常理。而有必要讨论的到是从什么思想中解放出来？怎样才能让思想解放？
 
      然而，要讨论从什么思想中解放出来？怎样才能让思想解放？必须要有“言者无罪”的制度环境。在我年青时的记忆里，觉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好。沿着这几句话去想象，使人有一种思想不受禁锢、不受束缚、不受压制的民主政治氛围的憧憬。但经历了多年严酷而现实的社会体验之后，才深深地感到这几句说得非常好的话，并没有得到认真落实过，连说这几句话的人也没有这样做。这就告诉我们，在一个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环境中，无论是谁说过的话，无论说得多么好，没有制度作保障，做起来十分艰难不易。所以，继续解放思想，还需重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几句话，在这几句话中“言者无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前提，尤其是彭水、稷山、西丰所谓的“诽谤案”发生后，使人联想到封建专制制度扼杀民众思想的文字狱，更令人感到解放思想要有“言者无罪”的制度作保障，否则，就谈不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就没有真正的解放思想。
 
      如果说在没有“言者无罪”的制度保障下，要谈从什么思想中解放出来，那必定是要中央最高领导人说了才算，正如改革开放初始时，从什么思想中解放出来，也是邓小平说了才算的。所以，三十年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每一次强调解放思想，都是由中央最高领导人提出来，然后，一级一级往下讲，下一级领导人讲的解放思想，都没有超越上一级领导人讲的范围；当地其他领导人讲的解放思想，也没有超越当地主要领导人讲的范围，而且越往下讲越强调“解放思想要把认识统一到上级精神上来”。这种由少数人讲给多数人听，讲的内容有严格限制的“解放思想”，没有亿万人民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真正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讲，就领导层面来说是“我讲你听式的解放思想”，对人民群众来说则是“我讲你听式的统一思想”。这就谈不上解放思想了。
       
      解放思想，一种情形，是要从落后于实践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从不能解决新问题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从不能包容普世价值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从不适应面向未来发展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先是强调从“两个凡是”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宣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结束，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强调从“传统社会主义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思想中解放出来，确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近几年又强调从“以钱为本、发展不全面、不协调、片面追求GDP增长”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提出科学发展观，注重以人为本、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可见，执政者每一次强调解放思想，都是随着实践的向前推进，为了解决执政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放思想的命题，通过解放思想来调整政策，纠正偏差，解决面临的新问题。这种因势而变的解放思想，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能变”的束缚，无疑是符合实践变化了，思想也要随之变化的要求的，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是与时俱进的解放思想。当然，这种因势而变涉及国家走向和命运的解放思想，在没有“言者无罪”的制度环境下，完全取决于执政党的自我推动，没有执政党的自我推动，也就没有这样的解放思想。
       
      如今，我国经济市场化已迈出了一大步，实践也提出了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社会和谐化、环境文明化的要求。面对这样的大势，我们应该怎样因势而变，应该从那些思想中解放出来呢？这就取决于执政党能不能从那些不适应不符合国内外发展大趋势要求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能不能从不利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社会和谐化、环境文明化的思想中解放出来。
 
      解放思想，另一种情形，是要改变禁锢、束缚、压制思想解放的做法，这是解放思想的关键所在，难点所在。三十年前谈解放思想时，邓小平以他在党内“三起三落”的深刻感受，说出了“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这句话。我理解，这句话的份量包含着“被问罪”和付出“血的代价”的风险。一个执政党的领袖尚且说出这样“无奈”的话，可见，在没有“言者无罪”的制度下，解放思想的艰难和艰险。三十年过去了，现在谈继续解放思想，还有省委书记重提“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就说明解放思想的艰难和艰险仍然存在。
 
      那么，掌握着执政大权，决定着国家走向和命运的执政党，在谈解放思想时，何以还“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呢？是什么力量在阻碍着执政者解放思想呢？
 
      实际观察，阻碍执政者解放思想的不是执政党外部的力量，而是执政党创设的现行执政体制的力量，这种执政体制的力量使党内党外都缺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氛围，使“言者无罪”的制度迟迟没有建立起来。由于没有“言者无罪”的制度环境，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给执政党提意见的人、给“大跃进”、“文革”提意见的人，都不同程度的被“问了罪”。至使人们今天在谈解放思想时还“心有余悸”，还要重提“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所以，继续解放思想的当务之急是改革执政体制，依据宪法建立“言者无罪”的制度，在党内党外形成一个有制度作保障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权利”的局面。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执政者解放思想也就无须“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了，亿万人民群众解放思想也就无须冒“被问罪”和付出“血的代价”的风险了。

      执政党提出继续解放思想，无疑是要保持向前迈进的姿态。但执政党更要有勇气从取消禁止报刊、图书、网络发表不同意见的规定做起，改革带有禁锢、束缚、压制思想解放弊端的体制，逐步建立起“言者无罪”的制度。让人民的思想不受禁锢、不受束缚、不受压制，让人民充分发表不同的意见，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局面，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了这样的社会局面和政治局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解放思想就成常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