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对子作弊:毛 泽 东 的 社 会 主 义 不 是 官 僚 社 会 主 义 ――评<...

毛 泽 东 的 社 会 主 义 不 是 官 僚 社 会 主 义
――评<两种社会主义>

笑 多

2002年11月12日

刘宇凡的<两种社会主义>(以下简称<刘文>)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好的。但是，文章内容确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也没有认真研究，特别是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中国知之更少。

文章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原意，不仅是用公有制代替资产阶级私有制，而且是让劳动人民直接以民主方式管理社会，来替代职业官吏集团，以便国家逐渐消亡。可是，苏联也好，中国也好，‘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官僚集团和国家的强制作用不仅没有丝毫减少，反而在日益加强。而民主呢，对不起，就完全没有了。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都成爲硕大无比的官僚专制国家……这种社会主义只是官僚社会主义，绝非马克思的革命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主义是南辕北辙的。”这样的结论是不科学的，特别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更是歪曲。

一， 研究方法有问题

评论社会主义，主要应该是研究社会主义的事实。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其基本内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根据这种理论，研究社会主义首先就应该研究事实、社会主义的事实，而不能首先研究关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这就是说，作爲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比较对照……”，马克思赞许地说：“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爲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写得这样恰当……”。（<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刘先生在研究社会主义时，则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方法，把原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所论述的（先不说论述得对不对）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说成是“两种社会主义”，而且用后者否定前者，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研究社会主义，要用事实和事实比较：一种是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一种是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比较。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才能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比较，才能抽象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刘文>看到了“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都成爲硕大无比的官僚专制国家”的一面，在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阶段进行研究 和比较，尤其是没有认真研究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时，就得出结论：“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是国家社会主义，而决不是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等等。

下面就从几方面看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怎样防止“职业官吏”成爲官僚，怎样培养工人阶级“自己进行统治的能力”的。

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

事实是，“毛泽东在1956年告诫全党要警惕形成‘贵族阶层’……到了1964年底认爲党内形成了一个与工人农民相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56――1976>第9页 许全兴着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爲了“让劳动人民直接以民主方式管理社会，来代替职业官吏集团”，不让“公仆变主人”，毛泽东提出的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干部参加生産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并且做了大量的试验，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1， 干部参加劳动

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中指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産，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它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那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爲减少，面目一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以下简称<文稿> 第六册 第447页 ）

1958年6月15日，在<关于中央各部委干部参加劳动的批语>中指出：“……有些党、政、军部委，都仿农垦部做法是否可以呢？三分之二下去，三分之一留家，下去四个月，似乎可以吧？……”（<文稿>第7册 第272页）

“6月25日，北京郊区十三陵水库工程进入紧张施工阶段。毛泽东首先来到工地，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劳动。当日，十三陵水库指挥部还不知道毛泽东要来劳动，可以说没有任何准备……”（<晚年毛泽东1953――1976>第180页 陈明显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3年3月3日，“毛泽东爲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和省委批语的指示稿重新拟写的标题”爲：“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産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産劳动的伟大范例”。（<文稿>第十册 第265页）请注意，这里写的是“伟大范例”。

1963年5月9日，在<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指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爲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産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爲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爲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文稿>第十册 第293――294页）可见，毛泽东重视干部参加生産劳动，是从防止干部“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使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一种政治意义出发的。

2,“五。七”干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産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産。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産自己需要的若干産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産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爲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文稿>第12册 第53――54页）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中央和地方都办了<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到干校参加了生産劳动。

这里要强调的是，毛泽东是不说空话的。他说过的、批示的必须执行，尤其是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更是这样。因此，无论是干部参加生産劳动或者是办干校，虽然有的人不赞成、不积极，但在当时是一种主流倾向。

3,工人参加管理

毛泽东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上册 第275页）毛泽东不仅重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问题，把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作爲我国企业管理的一条根本原则，命名爲“鞍钢宪法”，而且把工人参加管理国家的权利，当作“劳动者的最大权利”。他一贯强调搞群众运动，就是让广大劳动群众参与管理国家的一种方法，如历次的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特别是“四清”、“文化大革命”运动；他对大字报很支持，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也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就是因爲大字报这种方法容易爲广大劳动者所运用，是参与社会管理的好工具。

上面引用过的“五。七指示”中讲到：“……工人也是这样，以工爲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要发动工人群众管理国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总之，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绝不能说是“官僚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的革命社会主义”。<刘文>也承认，我国的“官民比例，五十年代初爲1：600，现在已经变爲1：34”，这还只是量上的变化。再联系以上“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等事实，怎么也不能说那时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的革命社会主义”！怎么也不能说：“马克思向工人学习，斯大林、毛泽东却完全是另一个传统”！

关于毛泽东对防止干部由“公仆变主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在<社会主义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中还作过一些分析，可供参考。<刘文>不顾事实，硬说什么：“1949年后的中国更一天也没有实行过巴黎公社原则”，“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是国家社会主义，而决不是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这就难怪<新中国>从头起就充满种种封建专制色彩，也难怪工人阶级始终没有机会培养‘自己进行统治的能力’……”等等。刘先生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是知之太少，就是存有偏见，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三，研究社会主义要考察经济形态

社会主义是和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形态。这两种社会形态的区别不仅在于政治形态，而且也在于经济、文化形态，特别是经济形态。而<刘文>研究社会主义，完全没有涉及经济形态，这是一个重大缺陷。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公有制由小到大，最后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统治地位。当时的中国，不存在“老板”与“打工仔”、“打工妹”的“身份”；劳动者没有“下岗”、“失业”的忧虑。劳动者只要有劳动能力，就有权利劳动，没有被“解雇”的问题。不仅如此，劳动者的生、老、病、死、住房以及子女的教育等，国家、企业都要负责，这才体现了劳动者是生産资料的主人，体现了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农村当时的生産力水平很低，但是，也建立了“五保”制度；建立了医疗体系，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建立了教育系统，爲了解决教师的不足的问题，还聘请了“民办教师”等，虽然这些社会福利的水平不高，但是，作爲一种制度是建立起来了，并且随着生産的发展，制度在不断完善，水平也在逐步提高，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这些事实正是和一切资本主义社会，不论是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

由于当时公有制占统治地位，劳动者都能劳动，都有收入，因此社会秩序空前地好，不仅没有“黄、赌、毒”，没有“假冒僞劣”，而且基本上实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当然就没有“盼盼牌防盗门”之类的産品，也没有“防僞”之类的行业等等。因爲，<刘文>没有涉及经济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这里就只简单的提一提。

什么是社会主义？首先，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强调这一点，是因爲有人混淆生産力与社会主义制度，把生産力和生产关系、社会制度混爲一谈；其次，社会主义作爲一种社会制度，主要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现象上就有根本的区别：在经济上，存在着不同于雇佣劳动制度的公有制；在政治上，存在着不同于多党制的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等等。如果现象上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相同，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就变得非常接近资本主义了。

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既可能向共産主义过渡，也存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此，在认识社会主义时，不能像<刘文>那样，对客观存在的或者存在过的社会主义，笼统地下结论。如对原苏联的前期和后期；对中国的不同时期，不加区别地都说成是“官僚社会主义”，这样的结论显然不会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