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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至隋代著名的音乐家，琵琶演奏家。姓白，名苏祗婆，生卒年不详。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一书以苏祗婆当是琵琶王曹妙达，何昌林《苏抵婆其人》认为苏抵婆即白智通，北周武帝时(561-578年)西域龟兹人。其父以音乐闻名西域。586年随突厥木杆可汗女阿史那公主受聘周武帝(阿史那后称突厥皇后)入周,苏祗婆入周后的汉名,有人认为即史籍中提到的白智通。来自西域龟兹国的音乐大师苏祗婆是中国音乐史上划时代的人物。
公元568年3月，阿史那公主出嫁时有一支由龟兹、疏勒、安国、康国等地组成的三百多人的西域乐舞队，在她的陪嫁队中，有当时著名的龟兹音乐家苏祗婆、白明达和白智通，以及带来了西域特有的乐器，像五弦琵琶、竖箜篌、哈甫、羯鼓等。在隋唐九、十部乐中，曲项琵琶成为主要乐器，对盛唐歌舞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自南北朝至隋唐的500年间，五弦琵琶盛传不衰，并成为隋唐九、十部乐中西凉、龟兹、天竺、疏勒、安国和高丽诸乐的主要乐器。琵琶也因此大盛，成为我国主要的民族乐器。以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乐舞在中原的传播，使得整个中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大大推动了中原文化的变异和发展，在中原文化艺术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苏祗婆其家世代为乐工，他不仅琵琶技艺超群，而且精通音律。苏祗婆曾从其父那里学了西域所用的“五旦”“七调”等七种调式的理论，他把这种理论带到中原，当时中原的音乐家郑译曾从苏祗婆学习龟兹琵琶及龟兹乐调理论，曾将其所传“五旦七调”与中原传统调式理论加以对照转译，创立了八十四调的理论。苏氏乐调体系奠定了唐代著名的燕乐二十八调的理论基础，是我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汉民族乐律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据《隋书"音乐志》中说：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北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口：‘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苏祗婆所介绍的源于印度的龟兹乐律，对于我国音乐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龟兹乐律不仅后来演变成为隋唐燕乐的28调，而且还影响了雅乐(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先及朝贺时而用的舞乐)、俗乐(即民间的舞乐)与戏剧音乐。故《辽史"乐志》中说，“郑译得西域苏祗婆七旦之声，……由是雅俗之乐，皆此声矣。”又说： “右四旦28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皆从浊至清，迭更其声，下益浊，上益清，……盖出自九部乐之龟兹乐云。”
苏祗婆所传授的龟兹乐律“五旦七声”理论，对中原音乐起了重大变革作用。“五旦”即相当于黄钟，太簇、姑洗、林钟、南凸五均：每均有七声，以每一声为主，可构成一种调式，故“五旦七声”共得35调。隋朝音律学家郑译即从苏传授的理论和技艺中得到启发，进而推算出84个宫调，所以人们一般都称它为苏祗婆琵琶84调。在实际音乐中这84调并不全用，故又演变而成隋唐燕乐28调，后来又有人把其中最常用的五宫四调，合称为“九宫”，流传至今。
宫调理论的创立和运用，是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一大进步，它不仅为音乐技术上确立了规范，而且对后来宋词，元曲乃至我国戏剧的发展，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苏祗婆作为我国古代宫调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对我国古代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一理论还传到了外国，对印度、朝鲜、日本、越南、缅甸等国的音乐、舞蹈也产生了影响。
附件：“五旦七声”
又称“五旦七调”，是古龟兹乐的一种宫调体系。“旦”的意义相当于均。“五旦七声”即五种不同的调高[旦]上，各按七声音阶构成七种调式。每旦七调，“五旦”共得三十五调[调式]。而《辽史。乐志》记载的二十八调，更直书“四旦二十八调”，明白显示了与宋燕乐七均四调的体系有异。燕乐二十八调涉及的“旦”与“调”的解释问题，迄今尚无定论。。“五旦 ”一说释为同宫系统的宫 、 商、角、徵、羽5种调式；一说释为以同律为主音的5种调式；一说释为以“鸡识 ”（ 对照为商音 ）为主音构成的变宫 、羽、徵、角、商的5种调式音阶。“七调”与传统“ 七声 ”对应，即娑陀力——宫声，鸡识——商声，沙识——角声，沙侯加滥——变徵声，沙腊——徵声，般瞻——羽声，俟利箑——变宫声。有的学者认为音序应以鸡识——商声为首音，与传统雅乐以宫声为主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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