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走势图综合版带连线:柏林空運

那天，我在一家餐廳，兩位中年女士坐在我身後的一張餐桌邊，餐廳裏就我們幾個在用餐。他們走了進來，說著話，因為美國人解放了巴黎，所以有一個年輕的美軍中尉住在他們家裏。這個中尉給他們帶去了咖啡、肥皂、食物，還有黃油，這些都是讓當時的法國人一提到就眼饞的東西。等到這個中尉和他的部隊一起開拔時，他們問他可以做些什麽來回報。中尉告訴他們什麽都不必做，不過，如果有一天，他們有機會去遊覽奧馬哈海灘，那裏很快會修建起一座公墓，那麽，是否可以為他犧牲在那兒的戰友帶些花去？他們說他們會去的。於是，七年後，他們從巴黎搭乘巴士趕到了那兒，為美軍的墓地送上了鮮花。他們不是在緬懷歷史和解放，而是記住了那些咖啡、食物以及濃濃的人情味。

                                        —————— 提奧多爾· H · 懷特

往事一切如風，他們消散無蹤，

每年十二月過後，又將是一個五月 

                                       —————— 1942年流行的一首德國歌

                                      前     言

                   2001年9月

在曼哈頓島稍低處，大火在建築物深處肆虐著，扭曲的金屬大梁仍在燃燒。而在全球各大城市，人們聚在一起，表達著他們的憤怒和同情。當大本鐘在中午響起時，數百名倫敦人靜靜地肅立著。白金漢宮門前的警衛換崗時，軍樂隊演奏了一首當年英軍猛攻麥克亨利堡（Fort McHenry）失利後，美國國旗依然飄揚的樂曲（冰人註：這裏指的就是“星條旗永不落”，美國國歌）。在北京和阿曼，美國大使館門前的花束和花圈被堆得高高的。在都柏林，商店關門以表示紀念。約旦河西岸的孩子們也舉行了燭光守夜活動。而在巴黎，報紙頭版的標題是“我們都是美國人！”

但是，沒有一個地方能比得上德國首都柏林所流露出的人性和情感。在那裏，有20萬人聚集在一起，沿著寬闊的林蔭大道，穿過蒂爾加滕走向勃蘭登堡門。沒有人知道怎麽會有這麽多人出現。

人群裏的人大多顯得很年輕。二十歲上下的男男女女，背著背包，穿著短褲，沐浴在夏日最後的陽光下；龐大的人流中，父母們推著嬰兒車，把孩子抱在手中。

一位婦女獨自一人在隊伍中靜靜地站著，她陷入了沈思，任由一個個家庭和夫妻從她身邊走過。她又老又駝背，頭發有些紛亂，即便在這麽暖和的天氣裏，她還穿著一件厚實的黑色大衣。她悄悄地啜泣起來。

兩個年輕人走近她，問她為什麽哭了。她似乎嚇了一跳，仿佛從睡夢中驚醒一樣。“我喜歡美國人，”她說得很快，她的手抓住年輕人的衣領晃動著，仿佛在懇求他們的理解。她繼續說了下去，想多說一些作為解釋，但話一出口，她的目光變得深邃而又溫暖，一種難以言喻的喜悅取代了眼淚。她的肩膀挺直了一些，臉上的皺紋似乎也消失了。

她的雙眼望向天空，一份遙遠而又快樂的記憶在她的眼中閃爍著，她低聲說道：“要知道，在空運期間，我還是個小姑娘呵······”

                                      序   言

                    1948年6月24日

即使在在彩旗和條幅被撤下很多年後，1948年參加共和黨大會的代表們也許還會深情地回憶起在劃艇上的那些大胸脯金發女郎。1948年6月23日，星期三的晚上，費城的議會公開了他們的提名。這次會議的背景既非經濟危機也非全球戰爭，這可是二十年來的第一次。實際上，美國人——在二戰結束後喜氣洋洋的這幾年內——生活在一個物質豐富、發展迅速的時期，這一點在前幾年看來似乎還是不可思議的。

會議大廳外的費城炎熱而又潮濕，代表們剛剛步行了一會兒就覺得自己的皮膚上被披上了一層厚厚的天鵝絨。但他們卻帶著欣喜若狂的心情奔波於各個參選者的總部之間。哈羅德·史塔生，年輕的明尼蘇達州前任州長，是全國各地共和黨選民的最愛，他給大家分發了紅白藍三色的圓形徽章以及1200磅奶酪。羅伯特·A·塔夫脫，他的爺爺曾擔任過司法部長，而他的父親則當過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和——總統，他分發著四葉苜蓿形的徽章。他最欣賞的幾個保守派成員帶著痛苦的表情，答應了做他顧問的請求，隨著一頭小象被命名為“小伊娃”，眾人面對著鏡頭熱烈握手。這頭小象的背上被披上了一塊毛毯，上面寫著“放棄頑固的官僚主義，結束欺詐手段，符合美國精神，自由，真理”，這段引人註意的標語的縮寫恰好是“Robert A. Taft”（羅伯特·A·塔夫脫）。

在貝爾武—斯特拉福德酒店裏，紐約州長托馬斯·E·杜威則讓每個人都感到羞愧。他為競選活動送出了香煙盒、煙灰缸和火柴盒；口紅、皮包還有女式內衣；百事可樂公司總裁提供了無限制的百事可樂；口香糖、盒裝巧克力，還有5000個救生圈。因此，當然，杜威是這次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中遙遙領先的候選者。

會議大廳裏的氣氛明顯要熱烈的多，兩個軍樂隊，蘇格蘭風笛手，手持話筒的男人，這一切都是為了爭取獲得更多的關註。體態優美的的“水手”穿著著令人瞠目結舌的服裝出場了，她們代表的是史塔生的利益，“劃著船只”穿過代表們的人海，高聲唱著贊歌“架著雙槳，破浪前進，哈羅德·史塔生——他是最棒的！”另一方則高呼著回應“要想掌好舵，讓我們選塔夫脫！”

為了能讓發言者的聲音蓋過會場的混亂，大會現場安裝了後來被著名記者H·L·孟肯所形容的“這種新式擴音機與過去所有的擴音機相比，其差距就像喜馬拉雅山與蟹肉小圓餅的對比”。在這次大會之前的幾個星期，報紙和雜誌就已經刊登出了電視機廣告的新宣傳語：“通過RCA勝利牌電視機認識下一位總統”。一個新現象是，電視裏開始從頭到尾地轉播會議的全過程，因為這既可以填補電視節目播出時間，又花錢不多。有1000萬人，包括現任總統哈裏·S·杜魯門也坐在白宮的電視機前，觀看了會議過程——這個數字超過了過去所有政治會議的現場目擊者加在一起的人數，也創造了當時的電視觀眾數量之最。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看起來表面文章太多，但他們擁有的最多的——這簡直就像是從每個代表身上湧出的——是，信心！民主黨已經因為對蘇關系的問題被搞到分裂，目前的形勢就像紐約時報首席評論員所形容的那樣：“普遍的觀點是，共和黨最終提名誰，誰就將成為下一屆美國總統。”

但在這關鍵的1948年，並非“競選中的托馬斯·杜威將奪得白宮”此類的消息完全占據了報紙的頭版頭條。還有另一起事件引發了公眾的關註，並最終使得杜威無法獲勝，這就是針對柏林所展開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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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城，淩晨四點，快天亮時，隨著大會暫時休會，代表們睡眼惺忪跌跌撞撞地回到床上去休息了，他們沒有意識到，就在他們待在會議大廳裏時，一場全球性危機已經爆發，這場危機甚至差點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柏林，這座城市現已被上次大戰的最終勝利者們瓜分，蘇聯正準備占領柏林更多的區域。1948年6月24日，支持塔夫脫的歡呼聲逐漸在費城平息時，俄國人，為了奪取整個城市的控制權，展開了行動，阻止運送食物、煤炭以及其他供應品的火車、卡車和駁船進入西柏林。柏林有250萬居民——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即將被切斷他們需要用於生存的一切供給。

對柏林的美國占領區首腦弗蘭克·豪利上校來說，這是“一個惡毒的決定，也是歷史上自打成吉思汗攻陷那些城市，用人頭堆成山之後，最野蠻的一個決定。”那天早晨，柏林下起了毛毛細雨，但豪利上校還是決定乘坐敞篷汽車去上班，這樣一來，就能讓路上那些憂心忡忡的柏林人看見，他並不害怕這一切。但豪利在雨中乘坐敞篷車還有另一個原因。他覺得如果蘇軍發起對西柏林的進攻，那麽在暗處也許會有某些潛伏的刺客準備暗殺他，應該給他們以機會。他喜歡挑逗他們，以此引來他們的精確射擊。

豪利的車駛過這座曾經是歐洲最優美最先進的城市，美軍和英軍在空中的轟炸，蘇軍在地面的殘酷入侵，這一切已經把這座美麗的城市夷為平地。到1948年，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的敵意以及不信任感剛剛開始解凍，城市的重建工作也慢慢開始。這座城市，按當時記者們所說的就是“什麽都缺，就是不缺廢墟瓦礫”。戰爭結束的這三年來，柏林人每天都在寒冷和饑餓的痛苦中過活，這使得他們的前景因為得不到更多的食物和溫暖而顯得更加可怕。

（戰後的德國，嚴格地說，1948年的德國並不比1945年強到哪裏去。很多“愛國分子”不能理解的是，無論德國還是日本，被占領期間從未發生過反抗、襲擊等遊擊隊行為。）

當蘇聯人的封鎖消息宣布後，震撼性的恐慌立即傳遍了全城。黎明時刻，蘇聯的廣播電臺宣布說，下一步就將切斷自來水供應。柏林的母親們立即行動起來，利用一切可用的容器來囤積水——浴缸、水桶，甚至是他們自己用的便壺。柏林市內16個自來水廠的儲水量急劇下降。在柏林四周，水龍頭開始幹涸。豪利上校立刻打電話給美國開辦的廣播電臺，做出了明確的指示。幾分鐘後，柏林人聽見了播音員不同尋常的請求：“給你們的寶寶洗個澡，你們大家也都洗把澡。想用多少水就用多少水。供應非常充足。”隨即，柏林周邊的家庭關閉了他們的水龍頭，清空了他們的浴缸。幾乎就在這一刻，城市的供水恢復了正常。 

不過，那天早晨真正讓柏林人恐懼的不是缺水，而是戰爭。很多人認為封鎖是蘇聯人入侵柏林西部區域的先兆。豪利在當天下午也親自跑到廣播電臺講話，以幫助柏林人打消疑慮。他鼓起如簧之舌進行了大肆的虛張聲勢，還對紅軍指揮官直接發表了談話，他嘴裏吐出的話語簡直就當對方是一塊腐肉上的軟骨頭：“如果你們想進入我們的區域，那你們最好做好準備。我們等著你們來。”這番氣勢洶洶的講話與其說是為了撫慰柏林人，還不如說是對蘇聯人的威脅。但這卻是虛張恐嚇，根本無法讓人信服：在柏林和周邊地區，蘇軍與西方民主國家軍力的對比是62：1，蘇聯人擁有更多的部隊，與美國人遍布在全世界的軍隊相比，不要幾個小時即可趕到。“在軍事上，我們沒什麽機會，”豪利自己也承認，俄國人可能會“在你說出‘政治局’字眼前就清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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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來，美國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共產黨一個接一個地接管了東歐國家，但到目前為止，蘇聯人僅僅控制了已經在他們手裏的那些地區的政府。西柏林的大部分地區處於美國的掌控下——在這裏發生的美蘇之間的摩擦引起了雙方的直接對峙，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時，這裏也是一塊試驗地，看看蘇聯能否征服歐洲其他的地區，或者說民主能否在此站穩腳跟，在這裏是否會出現熱戰或冷和平呢？

美國和英國以及法國的盟友們在1948年6月24日的那個早晨迅速推斷出，目前他們有三個選擇。他們可以從柏林撤離，把整個城市及其人民留給俄國人。可是，“撤軍就將熄滅東部鐵幕國家的最後一道燭光”，這句話是那個星期“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所寫的。“而這將燃起共產主義向西方滲透的新的烈火”，對那些柏林的民主領導人來說，等待他們的就將是死刑判決。美國高層官員普遍認為，如果在西柏林撤退，那麽接下來，在法國、在意大利、在德國其他的地方，共產黨就會奪取控制權。正如紐約時報所說的那樣，撤離“必然會導致整個德國和歐洲的投降”，他們所說的很可能是正確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肯定不會被建立，而馬歇爾計劃也將胎死腹中。

他們也可以試著在柏林守住他們的地盤，束手無策地看著柏林人在全世界面前不斷地餓死在街頭，而他們也知道，如果這麽做的話，那麽柏林人會為了生存而起來造反，把他們趕出柏林，這僅僅是個時間問題而已。

最後一個辦法是，他們可以試著用武力為柏林輸送食物，但這很可能會與一個龐大而又占據了優勢力量的敵人爆發一場新的世界大戰。“俄國人所需要的只是鞋子，”這句話流行於駐德國的美軍部隊中，是當時的美國代理國務卿鮑勃·洛維特說的，“如果這一切發生了，那麽紅軍會飛速穿過西歐——據估計，蘇軍進抵英吉利海峽只要48小時——而美國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只能用原子彈把莫斯科、列寧格勒以及其他的蘇聯城市夷為平地。

“在此之前，從未有過一座城市在被要求投降之前就使用饑餓作威脅的，無論是內戰亦或是更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一家美國的新聞雜誌在那一周這樣寫道。負責統帥駐歐洲美軍部隊以及德國占領區事物的盧修斯·克萊將軍，在那天早晨卻采取了另一個措施，他一邊打著響指，一邊對一名新聞記者說著：“我不會透露給你，但這次是我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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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48年6月24日的選擇。而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就如同美國歷史上廣為流傳的那些傳奇故事一樣，例如福吉谷的冬天、阿拉莫絕望的抵抗以及蒙哥馬利市抵制公交車等等。這是整個國家的歷史轉折點，從這一刻起，美國人完全接過了領導自由世界的衣缽。但更為重要的是，從這一刻起，美國真正地被那些曾在戰場上與己為敵，城市也被夷為平地的人們所愛戴，並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他們開始把美利堅合眾國視為正直、友好的代表。（冰人註：福吉谷並未發生戰爭，獨立戰爭期間，華盛頓所率的美軍撤到這裏，忍饑挨凍，幾乎全軍解散，但他們熬了下去，最終成為獨立戰爭的轉折點；阿拉莫之戰是美國德克薩斯獨立戰爭中重要的一戰，盡管守軍全軍覆沒，但卻被視為美國陸軍歷史上重要的一戰；蒙哥馬利市公交車事件則是1955年，由於一位黑人婦女在公交車上拒絕給一位白人讓座而被捕，從而引發的抵制公交車事件，該活動由馬丁·路德·金領導，最終取得了勝利。這三起事件都是美國人為了爭取自由，不畏強權，勇於犧牲的最好事例。）

這本書並非描寫柏林的封鎖以及美國如何應對的全面性歷史書，這早已有歷史學者們完成了。更確切地說，本書是使用了最近解密的文件，新的訪談，未曾出版過的文字以及未被發現過的細節，這些故事讓美國人第一次認識到應該如何扮演處於世界強國頂端的角色。這個故事中的某些部分，如果沒有詳細細節的話，可能已經被大家耳熟能詳了：總統重新登記參加競選，試圖連任；盟軍對柏林被包圍做出反應；一位國防部長與美國的敵人和他自己展開了鬥爭等等。甚至，一位美軍飛行員為柏林城內的孩子們空投糖果也常常被作為一個溫暖人心的故事被提及。但這些並非是獨立的進程。相反，在這一年中，這些故事被編織到一起成為一個整體，每件事與其他事都絲絲入扣，這一切都是被現在的美國人所遺忘的基本故事。

（牛奶······民主國家的新式武器！不知道柏林會否出現拒領洋米洋面的XXX教授。）

這裏所講述的故事適逢美國處在她最好的時期，但這絕非一個簡單或呈直線的故事。對那些習慣了哈裏·杜魯門及其顧問們抖動而又閃爍的黑白照片的人來說，可能會對下面即將看見的一切感覺驚奇。如果把他們從禁錮的青銅塑像或大理石半身像中釋放出來，他們也許會被證明有時候很短視，心胸也狹窄，政治上很粗魯，詭計多端外加經常判斷失誤。但這一切也證明，他們是——人，正因為他們的人性才使他們取得的成就是如此的不同尋常。盡管他們有這樣或那樣的弱點和缺點，但他們能治愈這場可怕的戰爭所造成的創傷，能兵不血刃地從新一輪威脅中拯救這個世界，並把民主和自由帶到一個從未有過並因此認為這些不適合他們的地方。

這場前所未見的可怕的戰爭結束後的第三年，偉人們的欲望已經隨著五彩碎屑以及時代廣場上的親吻而消失了。那些打破了柏林包圍圈的人原本應該屬於不合時代的人，是時代的剩余者，也是歷史的二線人物。哈爾·哈弗森（Hal Halvorsen,），一個失戀的飛行員，他所從事的飛行任務遠離戰鬥，從未參加過諾曼底上空的混戰或是向德累斯頓投過炸彈，整個戰爭期間他一直在偏僻遙遠處——飛一些並不那麽重要的運輸任務。盧修斯·克萊（Lucius Clay），這位將軍在整個二戰期間一直待在後方，負責國防采購工作，既沮喪又失意，因為他忙著為節約每一個零部件討價還價，而並非在戰場上統帥千軍萬馬。比爾·特納（Bill Tunner），一個傑出的軍事組織者，因為指揮了這場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空運任務而得到了巨大的榮耀，不過，當年隨著戰爭的結束，隨著家庭的破裂，他只能在五角大樓的偏僻角落處做些被邊緣化的案頭工作。詹姆斯·弗萊斯特（James Forrestal），一個被忽視的神經衰弱的國防部長。哈裏·杜魯門（Harry Truman），一個意外當上總統的人，甚至被他自己的黨派所嘲笑，眼下正在走向失敗，人們常常在口才和優雅度方面把他與他的前任作比較。

不過，在1948年6月的那些日子——距離戰爭結束時的遊行已經很久了，歡迎彩帶也早已洗刷一空，所有的英雄也被人們認為已經出現過了——可正是這些“靠不住”的人被臨時拼湊起來，跌跌撞撞地為世界創造了一種獨特的、結合了國家軍力及道義的美國方式。

克萊以他頑強的立場堅決反對美國的外交政策，這使他得以拯救了一座城市；特納的熱忱讓他完成了別人都認為不可能完成的想法；弗萊斯特的構想確定了國家的前景，甚至為此耗盡了自己的生命；杜魯門因為他對柏林所做的決策，在國內外都獲得了勝利；而哈弗森，這個平凡的年輕飛行員，幾乎是單槍匹馬地改變了戰敗的德國首都的居民對美國的觀感。

（盧修斯·克萊將軍在德國，肩膀上四顆將星熠熠生輝。這個人不僅會被作為一個好人記載進歷史，而且贏得了被占領土人民的衷心愛戴。）

他們的故事在我們這個時代產生了強烈的回響。面對柏林封鎖，美國投入了戰場，但她反對那種摧毀一切的想法，因為這將威脅到全世界自由的人們。在那個我們入侵並占領的國家裏，從未有過穩定的民主，我們給他們帶去了自由，並使他們對美國的恨轉變為對這個國家和人民及其理想的愛。這是前所未有的，或者以後也未必有，美國得到了全世界的贊美，牢牢地站立在光明的一面。

過去一些年來，人們普遍認為原子彈隱蔽所和空襲演習將永遠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由於“糖果空投手”的饋贈，上述的那種看法被證明是不正確的。今天，在這個金屬探測器和空中乘警的時代，他們的傳奇和他們的教訓能成為我們繼續向前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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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開始於1945年的春天。在德國，希特勒的“千年帝國”已經土崩瓦解，一切秩序正在崩潰，而且，在歐洲中部廣闊的平原上，歷史上兩支最強大的軍隊正趨向於會師。經過了漫長的冬季，春天的綠草帶來了新的希望。

第一部分   河岸

                 1943年的春天

當世界陷於困境時，他會介意些什麽？

當領土不再自由時，他會在乎些什麽？

                       ————————奧斯卡·漢默斯坦二世 《老人河》                      

                   （一）：結局

巴克·科茨布中尉（Lieutenant Buck Kotzebue）的靴子踏入了易北河，任由順流而下的潺潺河水洗刷去靴上的汙垢以及戰爭的塵埃。他已經環繞了地球大半圈。越過波濤洶湧的海洋和鋸齒般的海峽，他和他的手下被放到了法國的海灘上。他們曾經背靠背地擠在火車車廂內或是敞篷卡車上，在黑暗中飛馳於冰冷的雨中。他們也曾經列隊前進，踩著積雪走過低地國家並渡過了萊茵河。在小村莊裏，在綠色山谷的隘口處，他們從西面一路殺來，打垮了那些一度讓人生畏的德國國防軍以及武裝黨衛軍的殘部。

現在，當科茨布開始渡河時，在他的身後是美國派遣到歐洲的全部部隊——300萬精兵猛將。在他的面前，易北河的另一端，就如同巨人山（Giant Mountains）上的積雪在春天陽光照耀下開始迅速融化那樣，一小隊蘇軍士兵踏著凍土快速前進著，他們棕褐色的軍裝上汙跡斑斑，身上佩戴的勛章在陽光下閃爍著。蘇聯人經歷了歷史上最血腥的戰鬥後，從東面大軍壓境。為了趕到這處青草萋萋的河岸，他們已經跋涉了數百英裏，有時候還要相互拉著胳膊才能穿越那些深得能淹沒整個人的泥潭。河水兩邊的人在幾年後發生了悲劇性的對抗。但是現在，世界上最強大的兩支軍隊的士兵相互發現了對方，就在瀕臨失敗的納粹德國心臟地區的一個小村落外，這還是第一次。眼下只有這條波濤洶湧的大河把他們分隔開。

（科茨布中尉的照片實在很少，這張與俄國人一起出現的照片就更加難得。）

科茨布是因為偶爾原因以及對上級命令的違反，才得以走進了這一歷史性時刻。他奉命帶領一支巡邏隊從特雷布森鎮（Trebsen）出發，這個鎮子位於易北河以西20英裏處。他得到的命令既明確又嚴格：向前偵察巡邏不得超過5英裏，到了這個距離必須返回。俄國人就在附近某處的說法滿天飛，還有人說艾森豪威爾將軍正在籌劃一個盛大的慶典以慶祝東西方軍隊的首次會面，因為這個重要時刻相當於對德戰爭的最終勝利。但這一說法與其他很多小道消息一樣，並不確切。希特勒曾經許諾，他的帝國將持續1000年，但在1945年的這個春天，德國的統治已經混亂不堪。

這個早晨的天氣既陰霾又寒冷，低低的雲層籠罩著大地。德國鄉間的土路上擠滿了已經投降的德軍士兵，柯茨布的巡邏隊，擠在一隊吉普車上，在人流中緩慢地移動著。那些德國士兵茫然地從一旁走過，他們只求能被美國人俘虜，寧願承受羞辱和監禁，也不想面臨更可怕的命運——被迫投入到正在北方125英裏處的帝國首都展開的激烈戰鬥中。可是，當科茨布和他的手下前進到一個小村鎮時，他們發現自己真是撞上鬼了。白旗從各扇窗戶中斜斜地伸出，被四月的微風輕輕吹展，但全鎮卻看不到一個居民。老百姓們都畏懼地躲在緊閉的屋門後，他們為即將到來的可怕的報復行徑深感恐懼，因為他們被告知，入侵德國的敵人肯定會這麽幹的。

科茨布他們到達了“五英裏”的點，但沿著這條不知名的路走到下一個拐彎處，這種念頭吸引了他，於是他決定繼續往前走。他們過了一座山，又越過一處山脊，每一次，科茨布他們都走得更遠一些，而沒有按照命令返回駐地。當他們路過一座堅固的農舍時，科茨布告訴手下留在原地，他自己過去看看裏面的情況。科茨布身材瘦長，甚至有點瘦得難看，有點像年輕的傑米·施圖爾特（冰人註：Jimmy Stewart，美國著名男演員，曾出演過《後窗》《迷魂記》等電影）。他挺直了自己瘦削的雙肩，深深吸了口氣，那一瞬間他好像老了幾歲，然後他慢慢地走向前門。沈重的暗色木門半掩著，科茨布覺得這好像是個陷阱。他退了一步，用步槍槍管推開了木門，陳舊的鉸鏈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他邁步走進了屋子。屋內，圍繞著餐桌而坐的是農夫和他的妻子，以及他們的三個孩子。這可能是一幅典型的鄉村田園生活寫照，唯一表明現在是戰爭時期的標記是：他們都已服毒身亡。他們決定自殺，而不願意悲慘地活在即將到來的外來遊牧民族的統治下。

說了幾句抑郁不已的話語後，科茨布返回自己的吉普車，巡邏隊繼續向更遠處開去。很快，他們又碰上了一小群德軍士兵，對方給他們指示了通向易北河的路。於是，科茨布讓他們坐到吉普車引擎蓋上，告訴他們要抓緊，然後巡邏隊又轟鳴著向前飛奔了。前面，一個戴著皮帽，孤零零的騎馬者消失在一處荒廢的庭院裏。科茨布追了上去，很快他們就截住了這個背著一個難民包裹的騎馬者。這家夥說的很少，只是揮著手指向下一個城鎮，表示俄國人就在那裏，然後他騎著馬趕緊離開了。一個最近剛剛從戰俘營被放出來的波蘭戰俘，熱切地提出可以指路，於是科茨布也讓他爬上了吉普車的引擎蓋。

車隊加快了速度，在身後卷起滾滾煙塵，就像在一條未鋪砌的道路上比賽一般。清晨的薄霧已經消散，作為那個春天的第一次，陽光明媚而又溫暖。當接近易北河時，漫山遍野的紫丁香像爆竹那樣綻放著。納粹士兵和波蘭戰俘肩並肩坐著，抓著美軍士兵疾駛的吉普車上的引擎蓋；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一起朝著前方的匯合點飛奔。在科茨布的吉普車上，氣氛輕松到幾乎讓人眩暈。他們開玩笑說現在已經駛近了約旦河，再往前就是“迦南”了，他們也許會進入“應許之地”。（冰人註：Canaa——迦南，指的是聖經裏提到的，上帝賜給以色列人的“應許之地”，是巴勒斯坦、敘利亞、黎巴嫩等地的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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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隊剛剛開過斯特雷拉鎮（Strehla），易北河就出現在眼前。他們把吉普車開到岸邊停了下來，科茨布中尉跳下車向河邊走去，他拿出望遠鏡朝河對岸觀看，這時他看見對面有一些穿著棕色襯衫的人。旁邊有人告訴他，對面那些帶著軍功章的就是俄國人，這些家夥的胸前閃閃發光。於是，科茨布吩咐一名手下向空中發射兩枚綠色信號彈。那些俄國人大步跑到岸邊凝神觀看著。這時，那個波蘭人跳了起來，發瘋般地打著手勢，大叫著“美國人！美國人！”。俄國人示意，讓這些美國人過河到他們這一邊來。

這裏曾有過一座橫跨河面的粗糙的浮橋，但早已被炸毀了，橋梁的一半依舊毫無作用地伸向水面。不過，科茨布中尉看見岸邊系著四艘小船，於是有了主意。他的雙腳踩著潮濕的土壤靠近去，拉動系船的鐵鏈試圖把船放開，但卻沒能做到。科茨布讓手下人往後退，然後掏出一顆手榴彈，小心翼翼地把它塞到系船的鐵鏈下，拉動了導火索，隨即自己也跑到一邊隱蔽起來。

手榴彈炸斷了鐵鏈。科茨布和另外六個被濺了一身水的士兵跳上一只小船開始渡河。他們用找到的木板和步槍的槍托充當臨時船槳，對抗著洶湧的河水朝著對岸劃去。

當船只到達易北河東岸時，他們跳下船，這才發現他們所到達“應許之地”沒有一點牛奶和蜜糖，有的只是更多的悲傷和死亡。他們渡過的不是約旦河，而是冥河。

他們興奮地看著那些站在田埂上俯瞰著河流的俄國人，並沒有留意到河岸邊的情景。就在他們四周數百碼處，很多德國老百姓的屍體倒在地上。他們的馬車和小推車在一旁被炸得粉碎，手提箱和衣物被撒得到處都是。“我們到了河對岸，非常激動，可那兒簡直成了死海！”科茨布中尉的一名手下，士兵喬·波羅夫斯基回憶道，地面上“確確實實躺著很多屍體，婦女、老人、孩子。我到現在還記得，一個小女孩一只手抱著一個玩具娃娃，就躺在那裏，她的年紀不會超過5-6歲。她媽媽的手攥著她的另一只手。他們的屍體像柴火那樣被堆砌起來。”

三名蘇軍士兵從陡峭的河岸上七轉八繞地走下來，朝他們走來。為了與他們碰面，美國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過齊膝深的屍堆。兩群人即將會面。在對方赫赫武功下斃命的無辜百姓強調了這以後將會發生些什麽。但在當時，沒有一個人——不僅沒有人，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需要別人來提醒。這五年來，德國發動的戰爭給整個世界造成了血淋淋的重創。1941年的冬天，納粹曾駐紮在莫斯科郊外，12月的某一天，他們曾看見克林姆林宮的圓頂在遠處閃著微光。工作到深夜是約瑟夫·斯大林的習慣，他能聽到德軍大炮在他家園裏的轟擊。在同一個12月，德國的太平洋盟友——日本，發動了對珍珠港的偷襲，徹底消滅了美國在這個混亂世界中所持的“孤立主義”。

自打這個暗淡的12月以來的三年半時間裏，造成了無數的遇難者。即使在60多年後，專家們對死亡數字的估計，其分歧也達到了數千萬。由於美國人和蘇聯人在各自的戰線上奮起迎戰，在這場戰爭最暗淡的的歲月裏，他們的聯合迎來了這個明媚的春天。剛投入戰爭時，他們的軍事力量實屬世界二流水準，完全是一幫愛誇口的年輕人，饑餓而又毫無紀律可言。歐洲那些曾經先進發達的國家，他們的殖民地被逐一瓜分，其自身的命運也將由那些遠方的國度在豪華而又安靜的客廳裏決定。倫敦，自始至終不肯屈服，他們在閃電戰中幸存下來，並迎來了最後的勝利，但卻再也無法恢復其過去的統治地位。法國只勉勉強強打了一仗就淪陷到納粹的手裏，只能靠美國的那些農村孩子來解放了。現在輪到柏林來品嘗其命運的苦果了。世界的未來掌握在兩個國家手中，現在，這兩個國家的年輕人踩過敵人孩子的屍體，朝著對方走去。

科茨布他們走向河堤，三個俄國人則走下斜坡。他們相遇了，這是1945年4月25日午後不久。雙方握手後相互敬禮，但是他們都不知道下一步做些什麽。士兵波羅夫斯基回憶說，科茨布“不懂俄語，俄國人也不懂英語，”。蘇軍中尉戈裏格利·格洛波格德科表示同意說“我們彼此都不懂對方的意思。”他們分別來自地球的兩端，走過了地獄及河流，現在，他們發現雙方的聯合取得了勝利，而導致他們各自分開的半個世界的差異，則在死亡與文明的混亂中分崩離析了。因此，他們只是相互凝視，默默地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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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小時後，距離斯特雷拉鎮以北16英裏的托爾高鎮（Torgau），中尉比爾·羅伯遜爬上了一座高聳的了望塔的頂端，這是坐落在易北河畔一座古堡的一部分。羅伯遜沿著一具古老的木梯，通過一扇翻板爬到了城堡的頂端，然後他伸著頭四下張望。易北河另一端的俄國人看見了他，以為他是德國人，對著他開槍了，有幾發子彈打在離他只有幾英尺遠的地方。他趕緊掏出了一幅床單，上面用他從藥房裏偷來的藥粉畫著五道紅色的條紋以及藍色背景。他把這面簡易旗幟舉過頭頂揮舞著，並大叫：“同誌！美國人！莫斯科！美國！別開槍！”

當天的風很大，他們之間的河水也很湍急，洶湧地衝刷著托爾高橋梁的廢墟。羅伯遜距離河對岸的蘇軍部隊大約只有500碼，但風聲和其他的噪音使美國人和俄國人相互之間什麽也聽不見。“他們喊了什麽，我一點也沒明白；我喊了什麽，他們也沒搞懂。”不過，羅伯遜中尉看見一群蘇軍士兵朝著斷裂的橋走去，於是他也趕緊跑下來去與對方會合。

雙方從各自的一端沿著橋梁廢墟的鋼架往前爬，在他們身下的河水洶湧湍急，羅伯遜和俄國人在橋中間會合了。與科茨布他們在下遊的會師所不同的是，羅伯遜他們的會面立即舉行了慶祝。羅伯遜和另兩個美國人在河岸邊迎接了俄國人。“我們一個勁兒地說‘嗨呀’，敬您一杯！”羅伯遜回憶著，他們站在那裏“又是笑又是叫，相互拍打著對方的後背，不停地與每個人握手。”蘇軍士兵拿出了餅幹和沙丁魚，而烈酒則是從德國人那裏得到的，還有一些他們保存起來的巧克力。大家相互敬酒，為了他們盟友的勇氣，為了彼此國家的領導人，為了被他們擊敗的敵人。他們為對方每一句自己根本聽不明白的話幹杯，“但是那些情感中的共性，這是不會搞錯的，”羅伯遜回憶道：“我們都是軍人，是戰友。我們戰勝了共同的敵人。戰爭結束了，和平已經不遠了。”一個德國老百姓來到美國人與俄國人歡慶的現場，他絕望地看著這一幕，隨即掏出手槍，對著自己的頭開了一槍。

（這就是托爾高附近被炸毀的橋，羅伯遜等人攀過這座橋與蘇軍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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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4月25日的最後幾個小時直到第二天，美軍與蘇軍沿著易北河，到處在會師，對雙方軍隊的士兵而言，過去一千個夜晚的緊張不安徹底消失了。“在河邊，雙方的士兵把他們的帽子和鋼盔拋向半空，高聲歡呼著，”一個當年23歲，曾參加過斯大林格勒戰役的蘇軍老兵回憶道：“我們都高興地笑了，眼睛裏閃閃發亮······，遠離我們自己的故土，在德國的這個河岸上，我們唱著歌，開著玩笑，一起大聲笑著回憶起往事。”

甚至在斯特雷拉附近，科茨布他們最初會面時的尷尬也已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歡樂的慶祝活動，士兵喬·波羅夫斯基會永遠記住這一切，“我們在一起喝著酒，旁邊又是手風琴又是巴拉萊卡琴，音樂，跳舞。”蘇軍還衝進了托爾高的一個口琴生產廠，看起來，他們每個人都知道如何擺弄這種樂器。安·史金格是一名新聞記者，他也加入到俄國人發起的歡慶活動中，“我們用白蘭地相互敬酒。一會兒是紅酒，一會兒是烈酒，一會兒又是伏特加，過了一會兒又是我分辨不出的另一種酒，盡管那玩意兒喝起來像酒精。”“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活的時刻！”士兵列奧·卡辛斯基得意地對記者說道：“我們在一起相互敬了60次酒。那些孩子，在布魯克林時還從未這樣喝過酒。”

（在這歡慶的一刻，誰也沒有想到短短的幾年後，雙方會成為彼此最大的對手。）

克服雙方語言的不通被證明比征服易北河還要難。俄國人在這一點上做得比美國人稍好些——他們會靠近美國大兵，然後用盡全身解數說著“你好”、“你多大了”、“現在幾點了”等等。不過，“他們看起來是發自內心地喜歡對方”一位美聯社通訊記者這樣寫道。“我們是同一戰線的，大家都是朋友。”一個美國兵說道，但這裏還有比這些更多的東西。雙方都在觀察著對方，由於這一刻雙方流露出的人類的情感非常熱烈，所以一切看起來都很順眼。烏克蘭大草原與愛荷華大平原看起來也沒有太大的區別。在1945年4月26日來自托爾高的報導中，年輕的星條旗報記者安迪·魯尼把俄國人寫得就如同一群傻傻的堪薩斯農村孩子：“很難想象他們是一群受到嚴格管束、邁著正步的蘇軍士兵。”“蘇軍士兵在軍隊裏就是一群最無憂無慮的、最快活的混球。甚至，他們比美國人還要像美國人。”這一主題被反復重演。“我們等著他們登岸，”柳波夫·克辛琴科至今還能記得：“我們看著他們的面孔。看起來他們就和普通人一樣，和我們平時想象的不太一樣。”艾爾·阿隆森對此表示贊同：“我想，我們都不知道俄國人該是什麽樣的，不過，當你看見他們並仔細打量他們時，你沒辦法判斷······你知道嗎？如果給他們穿上美國軍裝，那他們就是美國人！”

（二戰中相當著名的一張照片，美軍與蘇軍會師了！）

樂觀和希望就像伏特加以及其他烈酒那樣自由地流淌著。“你會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感覺，一個偉大的新世界就此敞開了，”安迪·魯尼寫道，這是一個“瘋狂慶祝的喜慶場面。”他們走到了今天，經歷了那一切，看見了無數可怕的事，也經歷了無數令他們恐懼的事，現在他們想做的就是把這一切都拋諸腦後。

盛開的蘋果花在庭院裏散發著甜甜的香氣，他們在一起唱歌喝酒，分享著巧克力。美國的戰地女記者與蘇軍士兵跳起了舞；紅軍女護士也跟美國大兵翩翩起舞。出於某種原因，在那些笑話和幽默以及他們不太明白的滑稽啞劇的引導下，士兵們發現他們自己在笑——不停地笑，似乎有些失控，甚至有些歇斯底裏。從1944年起就被關在戰俘營，現在得以解放的士兵弗蘭克·巴茨，看著眼前這一切，對這麽多的笑容感到震驚，他一邊哭一邊問著：“我說，到底是戰爭結束了還是大家都瘋了？”

美國人教俄國人唱“斯瓦尼河”（冰人註：著名的美國歌曲，現在是福羅裏達州州歌），反過來，俄國人唱起了他們最喜歡的一首歌謠：“如果明天將發生戰爭”。在場的每一個人都無法想象到，這種事情是有可能的。在易北河畔的一個慶典中，一位能說一些英語的蘇軍少校站起身敬酒說：“今天是我們有生以來最快樂的日子。而在1941年和1942年的莫斯科與斯大林格勒，則是我們一生中最艱難的時刻。美國人，是我們偉大的朋友！我們在此相遇，這一刻也是敵人的終結時刻！”這其實根本就不是他想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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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等了很久了！”奧瑪爾·布拉德利將軍接到易北河會師的消息後，在電話裏說道。他掛上電話，打開一瓶可口可樂，然後在掛在墻上的地圖上找到了托爾高，畫了一個小小的圓圈。

在世界各地，易北河上充滿喜慶的會師消息已經被到處傳播。“東西方的軍隊已經會師，”BBC廣播電臺的播音員吟誦道：“這個消息是盟軍期盼已久的······解放的大軍現在已經攜起了手！”在莫斯科，324門大炮齊射24響，這是最高的敬意，以此來慶祝“熱愛自由的國家對德國的勝利。”在紐約，時代廣場上，人們載歌載舞以示慶祝。 

不過，在白宮，美國總統卻很嚴肅。通過廣播，他告訴美國人民，前面還有更多的艱難險阻。“目前並非歐洲戰爭勝利的最後時刻，但這一時刻已經接近了！這一時刻，對所有的美國人民，對所有的英國人民，對所有的蘇聯人民來說，都已經為之奮鬥為之祈禱很久了！”

他說的是對的。勝利還要經過很多時間才會到來，戰爭尚未結束，易北河上的喜慶為時過早。還會有一次大的戰鬥。20歲的亞歷山大·奧爾尚斯基是與科茨布他們在易北河上會面的第一個蘇軍士兵。他的身上都是泥塊，穿的軍裝又瘦又小，膝蓋和手肘處已經破爛不堪。在他短暫的生命裏已經經歷了很多事情，但他還是對會師感到由衷的高興。他很嚴肅地與美國人會了面，但並沒有放棄狂歡。他也明白，這場殘酷戰爭的最後一幕還未上演：“從頓河到易北河，在敵人的炮火下我已經挺進了這麽遠，常常是匍匐前行或者衝鋒向前。我曾經負過三次傷，還被炮彈震暈過去兩次。但我知道，要想回家，就必須拿下柏林！”

約翰·麥克羅伊（John McCloy）焦急地等待著進入白宮的“橢圓辦公室”。作為助理戰爭部長，麥克羅伊曾多次與總統在一起開會，策劃軍事行動或討論外交問題等，但在整個二戰期間，他們從未進行過單獨會面。麥克羅伊的個頭很大，禿頂，他的媽媽是個單身母親，從事理發師的職業。麥克羅伊才華出眾，先是在華爾街，後來為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擔任助手，他的工作盡心盡力，極具效率。他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大人物能幹的助手，總是跟隨在這些身處第一線的要人的身後。 

所以，當麥克羅伊接到緊急傳喚，讓他在1945年3月22日的這天早晨趕到白宮時，他覺得有些緊張，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事。站在白宮西翼的鑲板門外，他來回踱著步。總統辦公室的門悄然無息地打開了，麥克羅伊被帶了進去。坐在辦公桌後的是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他的手臂直直地伸出，行了一個納粹禮，嘴裏叫著：“Heil hoch Kommissar fur Deutschland!”（譯註：德文，大意是“派駐德國的專員萬歲！”）

麥克羅伊大吃一驚，羅斯福臉上的笑容收斂了一下，隨即又堆起了滿面笑容，他說：“麥克羅伊，我已經打定主意了，你將成為我們派駐德國的第一個高級專員。我們必須要有人在那兒對德國的走向施加影響。我覺得你很適合擔任這一職務。”麥克羅伊感到難以置信，但即使再令他驚訝也要保持沈著，他決心婉言謝絕這份工作。

（約翰·麥克羅伊——著名的律師，也是一位銀行家，二戰期間美國助理戰爭部長，世界銀行行長，盧修斯·克萊被派去德國，完全是麥克羅伊無意間所為。） 

就像德國人竭力阻止自己的崩潰一樣，麥克羅伊在羅斯福政府內部討論德國的未來這一問題上，發揮了核心作用，但他們對討論的根本問題卻未能作出最終的決定。至少有12個著名人士發現自己的名字被列在了美國負責管理戰後德國的人選名單上，每個人都找到了一些借口來推脫掉這一吃力不討好的職務。其中一位是前參議員，而且還是前最高法院的法官，詹姆斯·貝爾納斯（James Byrnes），也就是所謂的“總統助理”，他在美國戰時經濟上具有廣泛的權力，他用不太令人信服的理由推脫了這一職務，他辯解說他不可能完成這一任務，因為他不會德語。而麥克羅伊現在只能靠自己來找出脫身之策了。 

他慢慢地離開曲面墻，走到屋子的中間。就如同所有優秀的律師那樣，麥克羅伊舉出了他的理由——這些理由並不一定很確實，他只是不停地、一條條地拋出來，直到他找到能起作用的一條為止。“總統先生，我們還沒有贏得這場戰爭呢。為了這個，我現在忙得不可開交。另外，我們也還沒有戰勝日本呢。”他喘了口氣，繼續說道：“還有一點，我覺得總統先生您可能犯了一個錯誤，戰爭勝利後，您馬上在那兒換上一個平民去管理。那些偉大的英雄人物，軍隊裏的英雄，他們會示威的，不斷地遊行示威。我覺得這才是當前最主要的軍事問題。”

通過羅斯福的表情，麥克羅伊知道自己的理由取得了一些成功，於是他繼續說出了他能想到的每一點：“另外，我覺得這是一個如何維持當地人生活的問題。那裏不會有太多重要到需要立即加以處理的政治問題。派到那裏去的人很快就會發現，他所面臨的情況就和密西西比河的災情差不多，糧食從哪裏能夠運來？怎樣才能餵飽那些老百姓？基本都是後勤問題。”羅斯福看起來被吸引了，這可是第一次，於是麥克羅伊繼續就這個問題說了下去：所需要的都是具有行政管理能力的人員，而不是外交人才。“留在那兒的都是軍隊，再加上軍事統治，我認為一個文職人員在那兒會被埋沒的。”他又重述了自己的論點。“被派去的這個人也許不得不倚靠軍隊，那麽，幹嘛不派個軍人去呢？”

他停下不說了，緊接著而來的是一陣沈默，他看著羅斯福總統。麥克羅伊剛進門時，羅斯福所表現出的那種活潑和熱情已經慢慢消失了，而且——就像一片陰影在他身上掠過那樣——他現在是一個形容枯槁的人，上半身隱藏在辦公桌上擺設的那些小古董小玩意後面。麥克羅伊註意到，羅斯福的襯衫領子松垮垮地圍繞著他的脖子，就好像他面前這個日益瘦弱的人穿了一件過大的男式衣服一般。

橢圓形辦公室的窗外，一股冷風吹動了木蘭花的嫩芽。前一星期的氣候很溫暖，甚至有點熱，現在，一夜之間，溫度計上的度數就下跌了十幾度，氣溫徘徊在華氏四十度左右（相當於攝氏3-5度），這是春天站穩腳跟之前，寒冬的最後一次肆虐。羅斯福擡起憔悴的眼睛看了一眼麥克羅伊，“麥克羅伊，和你爭論我覺得太疲勞了。我認為你錯了，”他嘆了口氣，充滿了挫折感，“那麽你告訴我，在那些軍人當中，誰能勝任這一工作？”

在這一刻，麥克羅伊閉口不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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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還是1945年3月的下旬，距美蘇部隊會師前的一個月，美軍渡過萊茵河剛剛幾天，但對戰後德國的未來所制定的計劃卻進展甚微——除非，也許，這一切只是存在於富蘭克林·羅斯福個人的想法中。

羅斯福總統認為自己是德國問題的專家。當他還是個孩子時，他就跟隨自己的父母遊歷了這個國家達八次之多——其中有一次甚至是騎著自行車穿越了巴伐利亞，後來，他還跟自己的妻子埃莉諾衣著時髦地在德國度了蜜月。羅斯福相信，在德國的問題上，制定國家政策要比解決民族心理來得更容易。在他還是個孩子，在享受父母為之興奮不已的特權階級才能享用的溫泉浴時，他就了解那些富於詩意的條頓人，軍國主義的某種情緒肯定會影響和平。除非德國人的心態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否則，這個世界將永遠談不到和平。

（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連任四屆的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

羅斯福認為，凡爾賽條約的悲劇就在於未能解決這一問題。21世紀的最初幾年，普遍的看法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強加給德國的賠償條款以及經濟負擔過於苛刻，凡爾賽條約給德國人造成的痛苦和憤怒在第三帝國這口大鍋內沸騰了。而羅斯福對凡爾賽條約的看法是，對戰敗的德國人的處理過於輕微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曾下定決心避免占領德國，他還指出“並沒有耀武揚威進軍柏林的想法。”羅斯福，當時還是個年輕的助理海軍部長，也覺得“德國人將從戰敗中得到教訓”。隨後的十年間，政治上的失意以及小兒麻痹癥的肆虐，使他長期臥床不起，羅斯福仔細拜讀了報紙上記述的魏瑪共和國的苦苦掙紮，這使他愈發相信，當初美國應該占領德國，用槍桿子教會德國人走上民主之路。

作為總統，他下定了決心，決不允許美國人再犯同樣的錯誤。在三個戰時盟國之間，爭奪戰已經爆發，彼此都鄭重宣布，將用最無情的手段對待戰後的德國。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上，羅斯福告訴斯大林，“非常重要的是，一定要留意德國人腦中關於‘帝國’的念頭。”甚至，“‘REICH’這個特定詞應該從他們的語言中消除掉”。斯大林回答說：“光是消滅這個詞是不夠的。必須使這個‘帝國’成為一個虛弱無力的國家，使之再也無法把整個世界拖入到戰爭中。”當溫斯頓·丘吉爾慷慨陳詞戰後的德國應該被剝奪一切生產飛機和武器裝備的工廠時，斯大林說這還不夠：“生產家具的工廠也可以轉變為生產飛機的工廠，手表廠也可以制造炮彈引信。” 

從德黑蘭回國後，羅斯福總統在聖誕前夕發表了戰時“爐邊談話”，告訴人們到底發生了什麽。盟軍“無意奴役德國人民。我們希望他們能得到正常的發展機會，和平地成為歐洲大家庭中一個能發揮作用並受到尊敬的成員。但我們肯定要特別強調‘值得尊敬’這個詞，我們打算徹底清除納粹主義以及普魯士軍國主義，包括構成他們‘優等民族’的一切荒誕而又災難性的想法。”美國已經從過去的錯誤中得到了教訓。“1918年停戰後，我們認為並希望德國的軍國主義宗旨已經被粉碎；作為天性善良的我們······真誠地希望那些過去的侵略者以及尚武國家能夠理解並貫徹自願的和平政策。這番良好意願的命運不佳，在過去幾年內未能奏效。我想，我們不會再次嘗試了。不——這種做法太虛弱無力了，作為美國總統以及武裝部隊總司令，我想做的一切就是，不希望看見這種悲劇性的錯誤再次重演。” 

不過，羅斯福相信，盡管美國人民希望看到戰爭的勝利，但卻不會支持自己的軍隊長期駐紮在別國的領土上，這種“插手”是與美國自身的歷史背道而馳的。在去德黑蘭的途中，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將軍曾問過羅斯福總統，美軍在戰後將在歐洲大陸駐紮多久，“至少一年，”羅斯福宣布，但隨後又有些模棱兩可：“也許兩年。” 

雖然羅斯福定下了一個冷酷無情的基調，但他的內閣成員們卻為美國占領政策的基調發生了爭執。討論迅速演變成兩個陣營。以戰爭部長史汀生為首的一派主張德國的重建應該本著“基督教教義和仁慈”的精神，以避免造成進一步的混亂。辯論的另一方則是以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為首，當戰爭還在肆虐時，面對大屠殺的證據，摩根索就曾進行過一個最終未獲成功的運動，他想說服戰爭計劃者試圖阻止種族屠殺。隨著盟軍在戰爭中日益占據上風，摩根索的想法逐漸集中到讓德國再也無法崛起、再也無法給世界造成危害這一點上。經過狂熱的工作，他和他的下屬們制定了一個計劃，旨在剝奪德國作為工業國家的能力，把她變成一塊“擁有無數小農場的農業國家”，德國人將拿起耙子而不是步槍。

（照片左側就是美國參政部長亨利·摩根索，在戰後德國這一問題上，他提出的“摩根索計劃”相當苛刻，但卻在當時獲得了羅斯福和丘吉爾的贊同。）

“讓德國成為國際大家庭中受到尊敬的一員，實際上就是把她放在一個經過努力就能再次成為世界之主的位置上！”在1944年的夏天摩根索這樣爭論道：“在我們這個時代，她已經嘗試了兩次。到第三次，她很可能會成功。”對很多人來說，這一苛刻嚴厲的“摩根索計劃”是難以接受的。但羅斯福似乎接受了它。“如果按照我的想法，”1944年8月，他在公開講話中說道：“在未來的25年中，我將把德國保持在‘維持生活’這一標準上。”一位經驗豐富的政治老將在選舉年的講話是可以大打折扣的（譯註：1944和1948都是美國總統大選的年份），不過，在同一個月份，他在私下裏與他的內閣成員也曾說過，德國人將“平靜而又快樂地依靠施粥所的湯活下去。” 

對於戰後德國的處置問題，這場爭論持續了幾個月。就像他經常做的那樣，羅斯福選擇了讓辯論惡化，從而推遲了他最終下決定的時間。他的回避是基於很多原因的。他的工作主要是忙於領導一個國家和一個聯盟進行這場全球性的戰爭，很少有時間用於安排戰後的和平。另外，出於天生的某種迷信，他不願意對一個自己尚未征服的國家做出明確的安排。作為一名政治老手，他認為目前提出自己的決定為時尚早，寧願采取臨時機動的執政方式而把最終決策牢牢地藏在後褲兜裏。 

但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為什麽針對納粹德國戰後處理的計劃開始變慢了呢？到1944年冬天，美國政壇的那些高層人物已經燈枯油盡，垂垂老矣。史汀生年近八十，精力已經大大下降；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秘密地住進了貝塞斯達海軍醫院——華盛頓郊區的一座高樓——因為他得了中度肺結核以及糖尿病；羅斯福自己也形容枯槁，每天處理政府事務不能超過2-3個小時。他常常在早上11點後起床，下午6點又回到床上。他建立起的這個政府機構需要他獨立作出一切重大的選擇，除他以外，沒有人有完整的信息和資料，也沒有人能得到總統的完全信任。沒有他的積極參與，決策的制定不可能取得什麽進展，激烈的辯論也不會得到解決。

隨著這一拖延導致的僵局，各派最終決定，起草一份文件交給羅斯福簽署，裏面對德國的未來問題使用了強硬的口氣，但也給予戰後派駐德國的美國管理人員以較大的自由處理權，以便對實際狀況做出決定。實際上，他們就是把最終裁判權交到了某個具體執行者手裏，但這個人是誰，目前還未選好。 

幾個月來，掌管戰後德國事物的這一職位一直空著。當對這個位置的提名被阻止後，一個危險的真空開始形成。盟軍最高指揮官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的參謀長，野心勃勃而又辦事能幹的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將軍，想通過熱情的工作以確保自己得到這一職位。談到這個，他的眼神就閃閃發亮。他曾想把繳獲的德國黃金在他們幾個美國將領中作為戰利品分掉，“難道我們就不能悄悄地安排一些作為自己的獎金嗎？”他很想知道。

1945年3月，隨著納粹德國的崩潰，羅斯福手下的將軍和顧問們都請他盡快決定該職務的人選。他用講故事的方式改變了這一話題，同時他又回憶起往事。也許，他自己“很想試試”擔任被征服的德國的君主，他沈思著，然後重述了他經常說起的、在很久以前騎著自行車穿越巴伐利亞的故事。一個月前，在離開雅爾塔時，他曾興高采烈地對斯大林說：“我們很快就會再見面的······在柏林。”但當美軍與蘇軍在納粹德國的心臟地帶會師時，把誰放到這一位置上去執行羅斯福的嚴厲政策，這一問題依然懸而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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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羅斯福對著麥克羅伊又問了一遍。

麥克羅伊想都沒想就脫口而出：“盧修斯·克萊！”這個回答仿佛來自遙遠的某處而並非是他的想法。剛才他略微思考了一下，所以沒有回答羅斯福的提問。他幾乎不認識這個盧修斯·克萊，雖然在整個戰爭期間，這位將軍為確保部隊得到充足的武器和供給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麥克羅伊曾聽過相關的報告。“這些報告，”他還能記得：“有時候伴隨著他生動的描述，他的處理方法略顯武斷或直率。”因此，在他的余生中，約翰·麥克羅伊常常納悶，當時他怎麽會突然地又像是命中註定般地說出了盧修斯·克萊這個名字的。

羅斯福茫然地看著麥克羅伊。麥克羅伊的提議沒有被斷然拒絕，於是他又開始了推銷工作。“您一定聽說過他。他是詹姆斯·貝爾納斯的得力助手。他的工作就是負責為軍隊采購一切。對我來說，這是我推薦他的重要原因。另外，他還是一位陸軍工程師。他曾經處理過這一類型的問題，他知道該如何分配食物，如何維持德國人的生活。”羅斯福總統一言未發，而麥克羅伊決心不讓總統插話進來當場否決掉克萊，於是他繼續自己的“演說”：“此外，他還是個很有趣的人。他是參議員老克萊的兒子，還曾經在眾議院裏當過小聽差。”

這是談話中的第一次，羅斯福——他非常欣賞美國田園詩般的少年時代——活躍起來：“哦，真的是這樣嗎？”在那短暫的一刻，克萊寶貴的經歷似乎完全改變了羅斯福的表情，不過，陰影再一次浮現在他的臉上，“好吧，就像我剛才說的那樣，跟你爭論我太累了，麥克羅伊。我並沒有改變我的想法，不過我會考慮一下你說的這些。” 

麥克羅伊離開了橢圓形辦公室，然後走進了詹姆斯·貝爾納斯在東翼的小辦公室。他原以為貝爾納斯會拒絕放克萊離開，結果恰恰相反。當麥克羅伊敘述了他和總統間的談話後，貝爾納斯說道：“你的推薦絕對是正確的！克萊適合幹這個！”盡管麥克羅伊並不知道，貝爾納斯——對去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羅斯福所耍的手段，依然覺得受到了深深的傷害，當時，羅斯福拒絕了對貝爾納斯作為副總統的提名，取而代之的是一名來自密蘇裏州名不見經傳的參議員——正打算過幾天就離開現在這個職位。“把這個事情告訴馬歇爾和史汀生，”他告訴麥克羅伊：“我會留意老板的。”（譯註：頂替貝爾納斯的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參議員就是哈裏·杜魯門）

幾天後，貝爾納斯走進橢圓形辦公室，告訴總統他打算辭職了。兩個人對於戰爭與和平的話題陷入了長談。羅斯福漫無目的地在他的故事裏漫遊，仿佛在這一熟悉的地形中迷失了方向，他無助地瞇著眼睛，好像已經無法掌控自己的思路，任由偏離主題的話題一個接一個地被提出來。當終於談到戰後德國的問題時，羅斯福告訴他，他打算派麥克羅伊去負責占領事物。貝爾納斯對此的回答就像武裝部隊總司令是個愚鈍的孩子。不，他慢慢地說道，戰爭部已經決定了，派盧修斯·克萊去。羅斯福疲憊至極，面色蒼白，他嘆了口氣，默許了。他只要求克萊能來一下，這樣他就可以和他當面談談。貝爾納斯轉身離開後對外界透露了這一消息，但他從未對克萊提起他耍的這個小詭計，他知道，一切都要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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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28日，盧修斯·克萊坐在辦公桌後，一邊翻閱著文件一邊等待著電話。他的辦公室位於白宮對面，拉法耶特公園內胡佛時代的復興金融公司（譯註：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簡稱RFC）大樓的頂層，忙亂而又充滿了活力。這裏故意被搞得很小，也不太正規，任何時候這裏都只有七八名工作人員，但“戰爭動員辦公室”卻完全掌控了美國戰時的工業生產以及大後方的日常生活，從而使羅斯福總統可以把他有限的精力集中到軍事和外交努力上。

管理這一切的是克萊，他就是這一領域的巴頓將軍，這個官僚主義的鬥士決不允許任何人或任何事成為他工作中的絆腳石。1944年12月，他被任命為這一崗位的副職，前不久，羅斯福和貝爾納斯啟程去雅爾塔，他們不在美國的時候，這位不太為眾人所知的克萊將軍，可能就是全美國最有權力的政府官員。他充分地運用了這一權力，制定的一系列措施使他打響了名氣——他的名字經常被列在詛咒前面——這是遍及全美國的一個共同表達式。

隨著勝利在望，經過了數年的戰時配給和奉獻，美國人急於開始恢復正常的生活方式，配以娛樂休閑再加上偶爾的揮霍。即便在貝爾納斯從雅爾塔回國後，克萊還是被賦予全權，他可不吃這一套。所以，克萊不僅沒有采取緩和措施，反而更加“變本加厲”。他認為，戰爭應該全員參與，而不僅僅是前線的那些將士，每一個美國人都應該盡到自己的責任，無論他們是否願意。克萊和貝爾納斯要求立法，這樣就可以使政府征募那些年輕人，把他們投入到後方重要的軍工生產中，這就像給他們穿上軍裝並發給他們一支槍一樣。這一立法提案成為羅斯福競選活動中的一項措施，該議案在眾議院已經獲得通過，在參議院則只需要擊敗一個由工會組成的臨時同盟以及極右派即可。

（本書的主角之一，盧修斯·克萊將軍。這位四星上將畢業於西點，最大的夢想是親自率領部隊上陣廝殺，為此，哪怕降低自己的軍銜也可以，但他的這一夢想破滅了。）

當他終於可以自由地行使法律賦予他的權力時，克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也更讓他舒服了。在主要城市裏，他強制實行部分停電以及宵禁，以節省能源；他關閉了賽馬運動，他對此的解釋是，美國人現在不應該把汽油和輪胎浪費在趕往賽場的路上；當紐約市長費奧雷洛·拉瓜迪亞（Fiorello LaGuardia）還在為是否該下令酒吧及夜總會午夜前必須打烊而猶豫不決時，克萊已經派出了憲兵，每天晚上到了規定的時間，這些憲兵就會告訴那些身著制服的人趕緊回家。其他顧客則自覺羞愧，往往也跟著離開了。時代周刊宣布，克萊“在大後方點醒了我們的良知！”

眼下還有些要辦的事——關於木板和啤酒的草案，這讓克萊將軍在1945年3月下旬的這一天略感焦慮。年輕的助手們不時地跑過來遞給他一些需要他簽署的文件，克萊簽著字，不時地擡頭註視一下放在辦公桌案頭的那部黑色電話，一旦電話鈴響起，他就會用最快的速度拿起話筒，就像拾起一枚手榴彈那樣。這個電話他已經等了30年，隨著年華老去，這種等待越發讓人不耐煩。不過，他現在確定這個電話即將來到。如果沒有打來，它就永遠不會再打來了。

他的沈思被秘書的通知打斷了——羅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先生來看他了。他們倆以前從未見過面，不過，羅伯特·墨菲是當代著名的外交家，在某些方面甚至有點聲名狼藉。這位號稱“北非勞倫斯”的墨菲先生——穿著針織毛衣，運動鞋，戴著一頂棒球帽——在盟軍進攻北非前，在阿爾及利亞的海灘上從事過一項秘密的軍事行動。作為一名間諜大師以及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他與納粹合作者——法國維希政府展開的秘密會談，確實使他贏得了後者的忠誠，但這一談判被曝光後，墨菲遭到了一片責罵聲。 

克萊吩咐秘書請墨菲先生進來，心裏還在納悶，這個外交官怎麽跑到這裏來了。墨菲走了進來，克萊起身歡迎。墨菲比矮小的克萊整整高出一頭，他屬於那種經常要稍稍彎腰以便使自己不那麽惹人註目的大塊頭。他微微弓著背，下巴也似乎與前胸相貼，墨菲大步走向克萊，臉上帶著友好的微笑。克萊很好奇，但他熱情地歡迎墨菲的到來，用墨菲的話來說就是“稍帶些困惑的氣氛”。雙方握手後，墨菲打量了一下整個房間。這個全華盛頓最具權力的辦公室裝修得很好，地上鋪著美麗的東方式地毯，一直延伸到整個地板，但並未覆蓋那些冰冷而又單調的瓷磚。墻上則是光禿禿的。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主人感興趣的是行使這裏的權力而並非這裏的外觀，或者，也許沒有人打算在這裏長期逗留。

墨菲愉快地開始了話題，不一會兒，盧修斯·克萊最熱烈的夢想破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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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修斯·克萊出生於19世紀的最後幾年——在對消逝的世界有所緬懷的氛圍下成長起來的南方人。當他還是個小男孩時，在一所帶有白色陽臺的大屋子的前廳裏，經常偷聽到一些談話，這些交談中常常提起過去曾有過的某些生活方式，在恐怖的軍事占領和戰敗後可怕的重負的雙重壓力下遭到了摧毀。後來他曾開玩笑說“他不得不去北方就學的原因是北方獲得了戰爭的勝利”。但他的這句話卻並非全是玩笑。他的故鄉——瑪麗埃塔鎮，曾被聯邦軍隊一把火夷為平地，那些軍隊就是從這裏出發，穿過佐治亞州入海。當時全鎮只有兩座建築得以幸免，而當克萊在1898年4月出生時，全鎮已經在廢墟上得以重建了。盡管戰爭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結束，但鎮內的空氣中似乎總是彌漫著柳木的氣味。（譯註：克萊的出生年份似乎應該是1897年）

克萊是亞歷山大·斯蒂芬斯·克萊先生和他的妻子弗蘭西斯所生的六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在他出生前兩年的1896年，他的父親當選為參議員。所以，克萊是伴隨著政治長大的，對政治的學習就像學習字母表那樣順理成章。家裏來訪的當地政壇要人總是絡繹不絕，這給克萊提供了穩定的“政治晚餐”，據克萊說，“每天都有會談”。在局外人看來，生活在這樣一幢擁有白色陽臺的大豪宅裏，一定是悠閑自在的。其實這裏是一個政治表決的所在。 

參議員斯蒂芬斯·克萊代表的是這個國家中，努力放開過去那段歷史的進步之聲。對他那些忠實的支持者——佐治亞州北部的農民——來說，老克萊象征著一種新式的領導人，他拋開了太多骯臟的歷史往事。他第一次在參議院發表演講時就譴責了美國在菲律賓的帝國主義擴張。他是“累進所得稅制”的擁護者（譯註：累進所得稅制，指的是根據收入的高低確定不同的稅率，對高收入者按高稅率征稅，對低收入者按低稅率征稅），也是參議院選舉委員會研究婦女選舉權的首任主席，另外，他還是“農村免費投遞制度”的積極擁護者，他認為這是促進城鄉一體的一個好辦法（譯註：1863年以前，美國人如果不想額外付費，那就只有親自上郵局取回郵件。1863年，開始實行城市免費投遞到戶。1896年10月，建立了農村免費投遞制度）。“我們奉行的政策應該是廣泛而又公允，我們主張的精神應該是寬容！”他這樣說著，然後他就贏得了選舉，既沒有訴諸於種族主義，也沒有揮舞起疲倦、襤褸、血腥的迪克西大旗。（譯註：“迪克西”是對美國南方各州及其居民的統稱，而對北方的稱呼則是“楊基”）

但是，如果說盧修斯·克萊的父親想要代表佐治亞州的將來的話，那麽他的母親對於過去的忠誠卻從未動搖過。她的一個孫子回憶說：“她對北方充滿了仇恨，她不喜歡北方佬。”她建立了南方聯盟女子聯合會（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在瑪麗埃塔的分部。每年的4月26日——這一天是為了紀念南方軍隊向謝爾曼將軍投降，從而結束了佐治亞州的戰爭——克萊都會和鎮上的其他孩子們一起遊行，穿過大街，把“愛之花”獻給陣亡者公墓，每當這時，克萊的母親總是不忘記在公墓上飄揚起南方邦聯的旗幟。後來，克萊回憶說：“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內戰總是陪伴著我們。”事實上，這一幕一直在他這個特殊的家庭裏上演著。

在克萊的家庭中，不僅延續著那場國家內戰，而且還有一些普通的家庭衝突。克萊無奈地看著這種衝突逐漸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的哥哥姐姐們個個前程似錦，”克萊的侄子說道：“可他們卻亂了套。他帶著難以置信的情感看著這一切。”家裏的門廊處總是放著一個花盆，就是為了讓他那些兄長在心煩意亂時好飛起一腳。他的四個長兄長姐最後都發現，自己的生活被酗酒給毀了，而他的第五個兄長則在看清這一點前就已經去世。

可是，在以後的歲月裏，克萊談到自己的童年——這很可能只是他所記住的童年，似乎完全是自我營造的一段童年經歷。這種悠閑的生活包括：星期天坐著四輪馬車趕到教堂，10美分看一場電影，約會時在藥房買的一份冰激淩蘇打，瑪麗埃塔鎮廣場上舉辦的夏季音樂會，他們聚集在臺下聆聽著音樂等等。他也記住了那些絡繹不絕趕來赴宴的尊貴客人，當然還有他們與自己父親之間進行的重要談話，但是，當他逃出這所白色尖頂的大屋子以及屋內緊張的氣氛時，克萊最幸福的回憶便到來了。

他跑下環繞著陽臺、剛剛油漆過的臺階，經過了兩顆拱衛著房屋的木蘭樹。克萊家擁有35英畝土地，其中的十畝種上了桃樹，他還品嘗過收獲的果實呢。在布朗河上，克萊甚至還建造了一個水壩——他那些朋友都為他輕而易舉的成功而大感驚訝——等到水蓄滿後，他就跳下去遊泳戲水。不過，在克萊奉為至寶的這些快樂的童年記憶中，最讓他喜歡的恐怕還是在查塔胡奇（Chattahoochee）釣鯰魚的經歷了。坐在河岸上，任由鐵杉樹輕輕地吹拂，他看著藍鷺們的嬉戲，等待著鯰魚咬鉤。他消磨著時間——孤獨、快樂、遠離家園。 

如果釣魚以及在樹林中奔跑對年輕的盧修斯·克萊來說是一種逃避的話，那麽他跟著父親到華盛頓旅行則是另一種。在諾曼底酒店，他們的小套房內，並沒有配套的桃樹和鯰魚，陰暗的參議院會議廳內，吵吵鬧鬧的辯論很少能引起盧修斯·克萊的興趣。他還參觀過父親的好友——西奧多·羅斯福居住的，門前有幾根圓柱的官邸（譯註：這裏指的是白宮），羅斯福還曾殷勤地從西服領上取下玫瑰花送給克萊的姐姐，但克萊並未像其他男孩子那樣喜歡居住在首都。相反，他所記得的是，“讓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國會圖書館，在那裏，作為參議員的家庭成員，我可以閱讀到任何一本我想閱讀的書。”

每周至少有一天，他會鉆進圖書館的書庫中，貪婪地閱讀完6-8本書。在煤氣燈的閃爍下緊張的閱讀使他的右眼患了痙攣癥，但不太明顯。他閱讀了關於騎士的故事，看那些身著盔甲的騎士如何踏上戰場作戰。不過，更多的時候他會閱讀關於南北戰爭的書籍。他專心地研究每一場戰役，學習那些戰爭的態勢以及將軍們的戰略戰術。隨著所讀的書越來越多，他夢想著自己能拾起蓋茨堡（Gettysburg）倒下的軍旗，增援墓園山脊（Cemetery Ridge），穿過雜木林，把“High Water Mark”遠遠甩在身後，向北進軍！這樣他就可以扭轉這段失敗的歷史，徹底洗刷去充斥在瑪麗埃塔老家中恥辱而又憤怒的低語。（譯註：High Water Mark這個詞是蓋茨堡戰役研究專家所定的，指的是南方將領皮克特率部衝鋒所到達的最遠處） 

當克萊12歲時，他的父親去世了，他和他那盛氣淩人的母親以及哥哥姐姐們留在了這幢帶有陽臺的大豪宅裏，後者很快就陷入了酗酒以及生病的狀態中。不再有華盛頓的旅行，那些受尊敬的要人也不再登門共進晚餐了。克萊對這一切非常憤怒，他用自己的反叛作為回擊。他跟一幫人在鎮上遊手好閑，他們被稱為“流氓五人組”；克萊14歲時，惹惱了他的化學老師，結果這位老師把他從校舍二樓的窗戶中推了出去。“他的意誌非常堅強，他的很多觀點也非常頑固，但如果你和他進行討論，你會發現，他往往是正確的一方，”克萊年輕時的一位摯友這樣說道：“他很固執，如果你想改變他的想法，將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如果克萊想要避免他兄長們的厄運，他就必須用秩序感取代家庭裏的混亂，必須為自己的戾氣找到一個更好的宣泄渠道，必須用更多的滿足感去取代無休止的爭執，必須用自己的能力去化解化學老師的粗暴對待，這樣他才能打開自己的創造力之門，而這扇門曾經在華盛頓圖書館的書卷中對他敞開過。1914年夏天，奧匈帝國王儲的司機錯誤地把汽車開進了薩拉熱窩，在市內的某處咖啡館裏，一名“黑手社”的恐怖分子正在吃三明治······，這起事件發生前一個月，盧修斯·克萊進入了西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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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進入了西點軍校，這就使他可以放開往事展望明天。西點軍校的課程在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沒有什麽根本性的改變。當數十萬年輕人戰死在佛蘭德斯的坑塹戰中時，這些美國未來的將軍們還在鉆研同樣的騎兵戰術，這種戰術的創立針對的是斯巴薩維利亞戰役，而不是索姆河。西點的課程強調了死板而又可笑的訓練，要求學員們死記硬背那些毫無價值的僵硬教條。對克萊這種才智出眾的學員來說，這些課程簡單得可笑。第一學年他只在學業上稍稍下了點功夫，在那之後，他再也沒有看過那些教科書。他根本無視規定的學習，而是花時間研讀巴爾紮克、左拉、狄更斯和大仲馬。克萊的最終成績名列全年級第27名，這使他在137位畢業生中贏得了更多的尊重。但這一排名卻隱瞞了很多真實的故事：他的英語成績排名第一，他的歷史成績排名第一，而品行成績卻排名第128。 

如果克萊稍稍註意收斂，不要太過於我行我素的話，他是很容易通過軍校的各項評分而不至於引起校方的小題大做。但這樣一來，克萊就不是克萊了。他對校園裏傳統的等級制度深惡痛絕，他拒絕對他那些“師兄”表示尊敬，盡管這是一個慣例。一些最微小的過失也會被廣為宣揚，並將為最終被開除鋪平道路。克萊的小過失被逐一收集起來，就像人家在收集郵票那樣。這個孩子過去在瑪麗埃塔跟著“流氓五人組”鬼混，現在在校園裏則發展成“十二金剛”的老大。在學員餐廳被廢棄的一所建築內，他們在那兒設立了一個會所，每當橄欖球比賽結束後，伴隨著留聲機播放的比賽結束樂曲，他們在那兒跟女孩子跳舞，喝啤酒，抽煙。克萊的吸煙習慣是“數不清的缺點過失的來源”。當他的一位老師邀請了一位漂亮舞伴參加周末舞會後，克萊卻把她“偷”走了，於是這一點又和他另外的60個過失累積到一起。在第三學年結束前的七個星期，克萊如果再犯上四個過失，他將被開除。

（正在視察檢閱部隊的盧修斯·克萊將軍，誰能想到，當初在西點，這位日後的四星上將差一點被開除。實際上，今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指揮美軍部隊的將領，那些西點76級的畢業生，當初在學校裏大多也是“劣跡斑斑”。）

如果克萊在第四學年趕回學校上課，幾乎可以肯定，他不會順利畢業的。對他而言幸運的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緣故，克萊所在的高年級班被取消。這一消息讓克萊激動萬分。就像他極度藐視西點的權威一樣，他也非常渴望自己能踏上戰場。1918年6月，克萊所在的年級提前一年畢業，而這時的美國已經參戰了一年有余，德軍的西線自始至終一直喧鬧不已。那年春天，德皇的軍隊已經衝到距離巴黎不到75英裏的地區，這將是美國自阿波馬托克斯後卷入的最大規模的戰爭（譯註：阿波馬托克斯法院，1865年4月9日，南方的李將軍在此投降，一般認為這就是南北戰爭的結束），克萊在這種念頭的驅使下，決心投身於軍隊，否則他就將錯過這場“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我覺得我們應該從學校裏出來，參加這場戰爭，”克萊說道：“留在西點似乎毫無價值可言，真的是浪費時間。”克萊已經決定加入炮兵，隨後他們戴著飾有兩門交叉的大炮的徽章離開了學校。“這太讓人激動了，我能想象到我們跟著馬拉的大炮投入到戰場的情形。”克萊返回家中等候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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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在瑪麗埃塔待了一個星期後，命令來了。但事情出現了可怕的差錯。他並沒有被分配到戰場最前線的任何作戰部隊中，他收到的電報上寫著“盧修斯·D·克萊中尉，工兵部隊”，並指示他即刻趕到弗吉尼亞的漢弗萊斯兵營報到。克萊立即聯系了陸軍部，他認為肯定是有人在書面工作上犯下了可怕的錯誤。“我打電話給將軍的副官，告訴他他搞錯了，我應該在野戰炮兵中。他回電說他很清楚他所做的事情，我最好是服從命令。”七月底，克萊趕去工兵部隊報到，當年的十一月，戰爭結束了。 

如果說錯過了這場戰爭還有什麽值得誇耀的話，那一定是1918年的夏天了，克萊繼續著他的“尋愛之旅”，這是在西點軍校裏就開始的。當他最好的一個朋友病倒在醫務室時，克萊自告奮勇地幫他去汽車站接一位年輕的女士，她來自城裏，是克萊這位好朋友請來擔當周末舞會的舞伴的。瑪喬莉·麥基翁（Marjorie McKeown）是巴納德學校的女學生，同時也是新澤西紐扣大亨的女兒，她從公交車上下來，克萊一眼就看出這位金發碧眼的姑娘是個超級大美女。她對克萊一定也有同樣的觀感——或者就是汽車的臺階太滑了——她一下子跌了下去，直接落在了克萊的手臂中······。勞工節那天，他們訂婚了，兩周後兩人完婚。（譯註：Labor Day是美國的勞工節，每年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一）

克萊厭倦了待在閉塞的地方，更何況戰後的軍事力量被逐漸忽視，外交官之間的簽字或條約似乎也取代了戰爭。克萊的固執成為了他這個下級軍官的獨特個性。盡管報告裏常常對他的能力予以贊揚，但對他的評級始終貫穿著一些問題：脾氣易變，反復無常；對批評非常敏感；固執地堅持自己的觀點等等。克萊看到了希特勒的軍力發展，但他不能確定這種軍事力量將用於何處。克萊也曾考慮過投身紐約時報的廣告部，還想過到法學院學習，但主要是由於慣性的作用，他還是留在了軍隊裏。1929年，他被派駐巴拿馬。兩年後，他又被派到匹茲堡，於是，他回到了正處在大蕭條陣痛中的國內。

他行走在這個曾經喧囂不已的工業中心，這裏迅速出現了大批的貧民區；他也為富蘭克林·羅斯福1932年的當選而興奮不已。三個月後，羅斯福舉行了就職典禮，克萊又被叫到了華盛頓，成為了美軍工兵部隊派駐“河流與海灣管理局”的二號人物。隨之而來的是對克萊的提升——這還是15年來他的第一次晉級。

新工作將克萊推到了一個軍事部門，這個部門在過去曾一度遭到忽視，但現在卻成了管理“新政”進程的核心。當年還是個孩子時，他就沈湎於國會圖書館內傑斐遜的書叢中，更多地留意過墓園山脊而不是國會山。在西點軍校，他受過的軍事訓練與現在官僚主義的這一套格格不入。但是，這個參議員的兒子很快就看出了新工作的發展前景，而且本能地知道大多數事情應該如何處理。在這個饑餓的國家，克萊負責管理的是“一塊巨大的豬肉”。克萊的辦公室設在陳舊而又黑暗的軍需品大樓中，在那裏，他受到了國會議員們的列隊迎接，隨著“大蕭條”彌漫到自己的社區，這些議員們焦急地詢問著——實際上是在請求——能否在他們的地盤上動工一些公共工程。 

克萊成功地使自己成為這些議員們不可或缺的人。他總是樂意為他們提供正在進行中的計劃的信息片段，也對他們提出了如何才能獲得這些規劃的忠告，絲毫不打官腔，這使得這些議員們滿足而又感激地朝著國會跑去。在這期間，克萊結識了一位資歷尚淺的參議員，他的名字是哈裏·杜魯門，杜魯門的家鄉恰巧有很多河流——就在密蘇裏州和密西西比州之間。1936年，洪水襲擊了肯塔基州的帕迪尤卡（Paducah），克萊派出工程兵的舟船救出了參議員阿爾本·巴克萊的母親。更重要的是，就在那一年，他與國會議員薩姆·雷伯恩共同起草了一項大規模的防洪法案，正是因為這一點，克萊後來回憶道：“我認為當年在華盛頓，沒有其他人比我與雷伯恩先生的關系更加密切了。”確實，當雷伯恩與他在國會裏的密友一起去“教育委員會”喝上一杯威士忌或礦泉水時，克萊是被邀請的極少數外人之一。（譯註：這裏的“教育委員會”是雷伯恩他們的私人房間的別稱）

1937年，克萊在菲律賓度過了一年的時間，他跑去為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和他的副官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分析當地的水力發電，隨後他就負責在紅河上建造巨大的丹尼森水壩（Denison Dam），現在，這一地區的多數派領袖剛好是雷伯恩。到1940年9月，歐洲已經卷入了戰爭，克萊又被召回華盛頓，這次他奉命在全國各地修建機場。當他開始這一工作時，全美各地真正意義上的機場只有36座，一年後，已經有457座機場動工興建，其中包括華盛頓國家機場、紐瓦克機場、芝加哥奧黑爾機場和洛杉磯機場。修建這些機場據說是為了民用——為了避免激怒“孤立主義者”，國會拒絕批準大筆款項用於軍備——於是，克萊在商務部下面搞了個民用航空處。現在的克萊，僅僅是個名義上的軍官，整個三十年代，他甚至很少穿軍裝，不僅如此，他還像城裏人那樣穿著三件套的毛料西服，梳著油光鋥亮的大背頭，如果不是他犀利有神的目光，別人還誤以為他是個年輕而又逍遙自在的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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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克萊正坐在格裏菲斯體育場（Griffith Stadium）商務部長的包廂裏觀看“華盛頓紅人隊”如何大敗“費城老鷹隊”。這時，公共廣播系統裏一個接一個地報出了看臺上那些海軍將領的名字，並要求他們立即返回崗位報到。觀眾席上騷動起來，體育記者謝利·波維奇跑到包廂裏說，據傳聞，珍珠港遭到了轟炸。不可能！克萊宣布：“珍珠港是堅不可摧的！”

當天晚上，克萊從儲物櫃裏找出了自己的軍裝，盡管它已經過時了，但他還是決定第二天穿上它。隨著美國的參戰，克萊被立即派往巴西的納塔爾（Natal），在那裏修建一座極為重要的飛機場。很快，他就從巴西返回了，隨即他準備動身參加戰鬥。出乎意料的是，他被分派到了“戰爭計劃處”（War Plans Division）。他對他的朋友艾森豪威爾說：“我可不認為我能做得來那個。”艾森豪威爾回答說：“嗯，不管怎麽樣，你先暫且在這裏幹著。”最後，喬治·馬歇爾宣布，克萊擔任新組建的後勤部軍用品主管。 

克萊終於有機會參與戰爭了，不過還是在辦公室裏工作。於是他立即跑去見他的新老板，並向他表示了自己的不快。布萊亨·薩默維爾將軍的回答非常簡潔：“這可太他媽的糟糕了！”克萊被擊敗了，於是他又問將軍，對他的新工作有什麽指示。薩默維爾將軍回答說：“你的工作就是了解軍隊需要些什麽，然後你去搞到它！”克萊後來提到：“實際上，這也是我從他那裏得到的唯一的指示。” 

接下來的三年中，克萊負責為800萬名士兵提供一切軍需品——從合同談判到監督、研究以及開發，再到嚴格督促計劃表按期完成。他監督生產了從88000輛坦克到229000000條褲子的一切。這份工作以及隨之而來的責任感牢牢地抓住了他。每天早晨七點半，他就趕到五角大樓的辦公室，然後一直忙碌到晚上十點或十一點。他經常要連續工作七十二小時，其間只匆匆趕回住所洗把澡刮刮胡子。

（美國戰時的軍工生產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不僅德國人想不到，連美國人自己也不敢相信，這種產量成為了最終擊敗納粹的有力保證，而盧修斯·克萊就是負責這一任務的最得力人選。照片中，工人們正在裝配謝爾曼坦克。）

克萊希望其他所有的美國人也能恪盡職守無私奉獻。一家口紅生產廠經過爭論後轉變成為克萊下屬的機槍子彈生產廠，“我們必須保持美國婦女們的士氣，”克萊沈著臉說道：“昨天，又有數百名美國婦女的兒子犧牲在戰場上。如果他們擁有所需要的足夠的子彈，他們中的一些人也許能活下來。我關心的是數百萬美國母親的士氣，我要求這個工廠立即進入戰爭狀態！”數年後回顧這段往事，另一位商人評論說：“跟克萊爭執了好幾個月後，我斷定，肯定有像他這樣的人，居然能創造出形容詞‘不情願’和名詞‘欽佩’的結合！”

這種欽佩不僅僅來自他對事業的奉獻精神，而且出自他工作上的能力。在這方面，他已經成為華盛頓的一流高手。貝爾納斯描述說，在戰時的華盛頓，他“發現沒有人能比克萊更具能力，也沒有一個軍官能像他這樣，對平民的觀點有如此清晰的理解。”言下之意，從貝爾納斯的角度看，“平民的觀點”就是和他一樣：善於把握政治權力的高手。約翰·肯尼斯·加爾布萊斯——當時物價管理局的副處長——回憶道：“他是穿著美利堅合眾國軍裝，最高明的政治家之一。”

由於遠離戰場，所以克萊把會議室變成了戰場。每當爭論中被對方逼入死角時，他就會使用“威力過大的手段”挺身反擊。“在他的腦中，邏輯能力特別出眾，思路也很清晰，”在他手下工作過的一位年輕律師回憶道：“但是，當他陷入爭論時，他會變得非常粗暴。假如，你作了一項報告，也許在某些次要問題上略有誇大，反正不是那麽準確。他不會就這個報告的主要問題批評你，而是抓住你的誤報、錯誤以及報告裏最弱的部分狠批，就好像你是個專門跑來吵架的家夥。”在爭論中他是不會承認這一點的，哪怕甚至在後來他接受了對方的觀點，他也會把這些做的就好像自己過去一直持這一觀點似的。“他喜歡和Mickey Finn作鬥爭！”麥克羅伊後來這樣說道：“克萊四處樹敵，他激怒了那些下級軍官和上級軍官，還有那些影響力強大的工業家及政治家。”（譯註：Mickey Finn是一種添加了麻醉劑的酒，暗指克萊借酒澆愁）《紐約時報》寫道：“他的很多觀點事後被證明是正確的，這一點，一種感受是，這就是克萊將軍所關心的一切。他給人的感覺是，他並未對公眾大喊大叫，也未曾發表過盧修斯·克萊的私人意見。”

（二戰之後，美國一躍成為世界霸主，其必然性遠遠大於偶然性，個中原因耐人尋味。）

克萊為美國參與的戰爭付出了至關重要的努力，但他又是很不幸的，因為他遠離了戰場，而這是他整個職業生涯為之等待的。他的那些朋友在阿拉曼或安奇奧這些地方指揮著千軍萬馬的進攻，而他，只能在報紙上讀到這一切。克萊的孩子反而在戰場上成長起來，一個在北非作戰，一直打到意大利；另一個則是飛行員，已經對納粹實施了70次轟炸任務。克萊在五角大樓內安安靜靜地工作著。“日復一日，”瑪喬莉·克萊還記得：“他到前線帶兵的要求被拒絕，回到家裏他忍不住抱怨起自己的黴運來。”1943年春天，他試圖把自己調到波斯灣擔任指揮官，這一次他的要求又被拒絕了。同年12月，聖誕節前五天，他給薩默維爾將軍寫了一封情緒激動的長信，要求把自己派到戰場去。他提出，目前的軍事采購工作非常成功，而且正在穩步上升，現在調派一個新人去，只會把工作做得更出色。戰爭期間，軍銜的提升是很快的，他甚至願意把自己的軍銜級別大幅下調——從少將降到上校——僅僅是為了能讓自己上前線。薩默維爾將軍第二天用了兩個簡潔的句子做出了答復，最終的決定是“華盛頓這裏對你的需要非常迫切，因此不能同意考慮你的要求。” 

當艾森豪威爾開始負責反攻歐洲後，他為自己的好友克萊提供了一個差事，請他擔任盟軍跨越英吉利海峽的工程總指揮。再一次，克萊的調令被阻止了。1944年8月，諾曼底登陸後的兩個月，克萊又給薩默維爾將軍發了一封電報：“生產中的困難減輕了，克萊認為現在可以讓他去參戰了。”這一次的答復依舊是“NO”。克萊沮喪不已。“你和其他人所做的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事情，而我，仍坐在辦公桌後處理公文。我擔心近三十年的服役將就此終結，”他寫信給一位在麥克阿瑟手下做事的朋友，“對此，我真的感到絕望和沮喪。”

隨著1944年冬季的來臨，克萊的情況終於有了轉機。艾森豪威爾的補給線出現了問題，他的部隊從彈藥到汽油，樣樣都缺。美軍從諾曼底懸崖峭壁處開始的推進，由於缺乏補給而不是因為德軍的抵抗而陷入了停滯。唯一真正能運入補給物資的途徑——法國的瑟堡港，已經成為了一個瓶頸。艾森豪威爾要求克萊立即趕到歐洲——這一次，他的調動被批準了。克萊到達後，艾森豪威爾向他保證會給他一個野戰師統率，如果他能搞定瑟堡港補給運輸問題的話，這個港口隨後被艾克稱為“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克萊得到的期限是三周。大約一周後，詹姆斯·斯特拉頓將軍（James Stratton）——20年代他和克萊都還是年輕的下級軍官——跑來拜訪克萊，他發現克萊正坐在一間安靜的房內讀一本書。“看在上帝的份兒上，盧修斯，你就無事可做嗎？”於是，克萊帶著斯特拉頓到港口視察了一番，此刻的港口熙熙攘攘，充滿了活力。

(盟軍在諾曼底登陸時，克萊曾有過一次上前線的機會，但最終未果。實際上，他在後方發揮的作用，遠遠大於親自上陣擔任一名師長或一名軍長。）

克萊到達的兩周後，艾森豪威爾把他招至巴黎。這位盟軍最高指揮官向他表示了歉意，盡管克萊仍然能得到他所答應過的那個師，但艾克需要派他回華盛頓一趟，查看一下炮彈延遲交付的問題。克萊語氣沈重，慢慢地說道：“他們不會再放我回來了。”艾森豪威爾安慰他，不用擔心，他已經給馬歇爾將軍寫了一封私人信件，信中指出，必須盡快將克萊派回歐洲。 

克萊於星期四返回了華盛頓，星期五下午，問題的解決辦法已經被找到，他打算星期日便返回歐洲。周六，他坐在五角大樓內一張辦公桌後，正打算趕到巴爾的摩觀看陸軍對海軍的一場橄欖球賽。突然，電話鈴響了，克萊拿起話筒，這才發現是詹姆斯·貝爾納斯打來的，貝爾納斯剛剛被任命為戰時後方（home front）的負責人，克萊通過電話得知自己被委派為貝爾納斯的副手。“我想您肯定是弄錯了，”克萊說道，他幾乎要絕望了：“我這裏有一封艾森豪威爾將軍的親筆信，他讓我立即返回歐洲。” 

貝爾納斯的語氣溫柔，甚至帶有幾分懊喪：“我覺得你會跟著我幹的。”

（詹姆斯·貝爾納斯，來自南卡羅來納的政治家，45-47年間任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在三屆政府擔任過職務，這是很少見的現象。） 

克萊立即向馬歇爾將軍求助，但卻毫無用處。當天下午的比賽，陸軍隊獲得了勝利，克萊在事後寫道，“我覺得，沒有人真正地理解我。”實際上，他已經身心疲憊，徹底絕望了。“我從未見過像他這樣的病人，”克萊的一位同僚這樣說道。“這種傷痛永遠無法痊愈，它傷及了他的靈魂，”另一個人這樣說著。三十五年後，瑪喬莉回顧往昔，仍帶著一位妻子的款款柔情：“這毀了他的生活。”支撐著克萊的是艾克的那份承諾，但即便這一承諾得以兌現，最多也只能持續四個月。這就意味著，雖然失去了參加歐洲戰事的機會，但他也許能得到一份戰地指揮官的職務，從而參加艱難而又致命的攻占日本的戰鬥。截止到三月底，羅伯特·墨菲走進他辦公室的那一天為止，距離貝爾納斯將他招致麾下已經過去了3個月另26天。克萊仍期待著電話會隨時響起，從而給他安排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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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菲滿面笑容，他漫不經心地提到，自己只是想順路來祝賀克萊所得到的新的任命。克萊一臉茫然地看著他，額頭上聚起了令人驚恐的細小皺紋。墨菲卻無所顧慮，繼續說著話。他說他期望著能與克萊一起工作，當然，這要等克萊接手戰後對德國實施軍事管理的職責後。克萊的臉色沈了下來。墨菲頓時醒悟過來，一下子變得面色蒼白。不，克萊痛苦地叫嚷起來，這聲音聽起來就像他被一柄長矛刺穿了那樣。這一定是搞錯了，他厲聲說道，用墨菲的話來說就是“他的禮貌消失了。”但克萊知道，這肯定是真的。一片沈默籠罩著辦公室。“經過一陣尷尬的時刻”，墨菲設法為自己做了些辯解，然後就溜出了這間辦公室，留下克萊獨自一人在那兒發楞。 

克萊跌坐在辦公椅中。幾分鐘後，電話鈴再次響起，這次是貝爾納斯讓他立即趕到白宮自己的辦公室來。穿過拉斐特公園以及繁華的賓夕法尼亞大街，這段路程很短，但克萊卻步履沈重，很是花了點時間。貝爾納斯親自將這一消息告訴了他，克萊是否對這個消息裝出震驚的樣子則不得而知。 

眼下，很清楚的一點是，他必須趕緊行動，想辦法推翻這項任命。克萊立即驅車趕往五角大樓，找到了薩默維爾和麥克羅伊，他幾乎是懇求他們找其他人來幹這個差事。“我是一名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士兵，和其他任何一名職業軍人一樣，我相信，如果沒有沒有親身經歷過實戰，那麽我的職業生涯將是失敗的，”他後來寫道：“但我的請求毫無效用。” 

第二天，3月29日，貝爾納斯帶著克萊去見羅斯福，以滿足這位總統最和緩的要求。在趕往白宮西翼的路上，貝爾納斯讓克萊做好準備，並列舉了一些羅斯福總統可能會提出的習慣性問題。這是一次重要的會談。當盟軍部隊仍在戰鬥時，羅斯福凍結了對戰後德國規劃的實際工作，正因為如此，再加上政府內部激烈的爭論，導致關於占領區所有重大的決定都被牢牢地鎖在總統的頭腦中。德國未來的走向，這一巨大的權力將交付給美國委派的管理者，但這一工作的人選——由五角大樓委派而不是總統——與羅斯福沒有關系。克萊的資歷使他看起來就是這一工作無可厚非的人選。

克萊和貝爾納斯走進橢圓形辦公室，並沒有遇到總統的面試或是一次嚴肅的談話，他們發現，羅斯福處在一種東拉西扯的散漫情緒中。他再一次談起了他最喜歡的故事——童年時他與自己的父母在十九世紀的德意誌帝國的遊歷。對於將影響整個歐洲的條頓版“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創造性想法，羅斯福發起了一場長時間的討論，從而將他總統任期的結束與開端聯系起來。整個過程中，克萊只是靜靜地站立在一旁。

等他們出來後，貝爾納斯以他特有的卡羅萊納俏皮與克萊開玩笑說：“將軍，你說的太多了。”克萊沒有回應。貝爾納斯笑了，他又試了一次：“你沒有說得太多。”

“總統沒有問我任何問題。但我很高興他沒提問，因為我看著他時太震驚了，我不認為我能做出任何明智的回答。”克萊轉向貝爾納斯，直視著他的眼睛：“我們一直在和一個垂死的人交談。”

當天晚上，羅斯福離開了華盛頓，坐火車趕往溫泉鎮（Warm Springs）。他寫信給他的朋友，他想做的事情只是“睡覺、睡覺和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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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後的易北河畔，一名紅軍中尉站起身，向他新結識的美國朋友敬酒道：“親愛的，請安靜。請原諒我的英語說得不太好，但我們非常高興，所以，讓我們幹杯。羅斯福萬歲！”另一名蘇軍士兵衝了上來，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幾句“哈裏·杜魯門”。中尉定定地看著他，仿佛對方是個白癡或是個胡言亂語的瘋子。他搖了搖頭，再次說道：“羅斯福萬歲！斯大林萬歲！我們兩國偉大的軍隊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