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鸭子的的真实经历:中国教育风暴

《中国新教育风暴》 全国1300万教师需要改变教育方式，3亿学生需要改变学习方法，6亿以上的家长需要改变帮助孩子的学习的做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著名作家王宏甲，自1995年始，对我国教育现状和世界教育大趋势进行了广泛调研与深度思考，其足迹从东海之滨到长江源头，从繁华都市到荒原戈壁……这里有作家亲历亲见的感人故事，有世界性教育转型的来龙去脉，有我国教改先行者们艰难而卓有成效的伟大实践，还有所有关注教育的人们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深深关爱。  　　中国何以要进行这次重大教育转型？何以一窍不通要告别旧教育，迎接新教育？我们已经做了哪些变革，还有哪些不足？作家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流淌着对学生、老师、家长以及所有教育工作者的深切理解，闪现着思辨的大智慧，回荡着对新教育的声声呼唤。  　　这是一个全方位真实记述当今中国教育正在发生重大转型，并唤起全社会共同努力，为国家推进这一伟大变革"鼓与呼"的生动读本。  　　今日之教育，就是未来之中国！一、一堂"经典教学"课
 
 
　 北京，某校。上课铃声在校园里响出共鸣。
　　铃声止息，所有的走廊都静悄悄。
　　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这是学校里一个很好的班，学生们已坐得整整齐齐。
　　今天，英美教育专家要来这个班听课。
　　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听到皮鞋在教学楼宽敞的长廊里发出清晰的回响……陪同前来的还有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
　　大家坐定，授课的老师走进来了。
　　同学们起立后坐下，老师侧立于黑板前。他的目光没有去巡视全班同学，而是望向窗外。老师的头上已有不少白发，黑板衬出他侧立的剪影……这时刻，你发现，当学生连窃窃私语都没有时，教室里也并非完全安静。
　　你还能听到翻动书包的声音，一支笔从谁的手上放到桌面……老师仍然侧立，望着窗外，好像在酝酿什么。就这片刻，你听到，静了，更静了，一切声音都没有了，世界静到连听课的外国专家也仿佛不存在了。
　　这时，老师转过身来从容说道：“现在开始上课。”
　　老师语言精练，没有废话。老师教态从容，板书时大家听到粉笔在黑板上行走的声音。板书非常漂亮，极有条理。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踊跃，而且答得相当有水平。
　　老师间或又在黑板上写出若干字。黑板上的字渐渐丰满起来，那字大小不一。有些字，老师大笔一挥画上一个圈，或一个框，或一个大三角，看起来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像一个框架图。
　　整堂课，老师没有擦一下黑板，也不必学生上去擦黑板。板书上没有多余的字，写上去的就是重点，就是学生该抄到笔记本上去的。老师继续提问，学生解答仍然踊跃，仍然不乏精彩。
　　整个教学过程非常流畅。最后老师说：“今天要讲的都讲完了，同学们回去做一做课本上的习题，巩固一下。”
　　铃声响了。
　　下课。
　　整堂课无懈可击。
　　这是一位特级教师，他露出了笑容。
　　同学们都很高兴。
　　陪同外国专家听课的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也很高兴。
　　外国专家听了却说不出话来。“或许他们也很惊叹？等到了会议室再听他们的意见吧！”中方人员想。
　　到了会议室，我们虚心地请外国同行提意见。
　　外国同行说话了，他们说：不理解。
　　我们问：为什么？
　　他们说：学生都答得很好，看起来学生们都会了，为什么还要上这堂课？
　　这个问题，把中国同行都问住了。
　　这问题反映的就是当今欧美教育和中国教育的区别。
　　欧美教育认为，当老师讲得非常完整、完美、无懈可击时，就把学生探索的过程取代了，而取代了探索的过程，就无异于取消了学习能力的获得。
　　所以，外国同行说，他们想看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是怎么学的，但他们只见老师不见学生，因而认为这不是一堂真正的课，而像是一堂表演课———学生在看老师表演。
　　可是，教学、教学，在课堂上的45分钟，难道老师不该教得精彩、精辟吗？学生除了课堂听讲和踊跃回答问题，课外不是还有许多时间去练习和温习吗？
　　这不仅是中国教师的理念。中国家长都希望孩子能上个好学校，能遇到好老师，不就是看重老师教的水平吗？
　　“儿子啊，你上课别说话，别做小动作，你得好好听！不好好听，你怎么能学会呢？”所有的家长都这样说。
　　可是西方教育认为：学生上课就是要说话，要动手，要又说又动，又说不做。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到底哪一种好？
　　不要问上述老师是谁，也不要问上述那堂课发生在哪里，从都市到乡村，虽然许多教师还达不到这位特级教师的水平，但此种教育方式在中国无数课堂里反复呈现。
　　你会不会问：我们这样教，有什么不对吗？
　　我选择从这堂“经典课”下笔，是想一步就写出，这已经是我们行之已久的认为很高水平的课，但就是这样的课，是需要从根本上变革的。这意味着中国要变教育，有相当广泛的现状要变，有相当艰巨的路程要走。
　　2003年春，国务院温总理说,要像宣传劳动模范、宣传科学家那样，宣传教育家、宣传优秀教师。
　　此前半年，北京市已筹划在2003年教师节向全市推荐一位模范特级教师，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邀请我采写。那时我想，北京市有14万中小学教师，200万中小学生，还有10万大学教师和100多万大学生，是中国师生最多的城市，要向全市推荐一位特级教师，这会是怎样的教师呢，总不寻常吧！
　　我想写“中国亟须变教育”蓄日已久，便答应去访问。出发那天，北京市教工委的一位处长开车把我接去石景山访问，我是带着一个谜出发的。
　　因为北京最负盛名的中学是北京四中和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等。譬如四中，高三8个班400名学生，每年考进北大、清华的约150名左右，考进重点大学的95%以上。这不仅在北京是最拔尖的，在全国也是顶尖的，为什么北京市要推介的模范教师不在这些著名中学？
　　北京人还有个说法：“西城的教师，东城的领导，海淀的家长。”这是说，在北京18个区县中，西城区富有经验的教师多；东城区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领导关注多，校领导水平也高；海淀区有许多家长是教授和科学家。这3个区的高考成绩，其他区县没法儿比。但这位特级教师不在上述3个区，而出自石景山区。为什么？
　　我想，事情出人预料，必有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发贴者注：
 2003年春，国务院温总理说,要像宣传劳动模范、宣传科学家那样，宣传教育家、宣传优秀教师。 
原文为：2003年春，国务院总理***说,要像宣传劳动模范、宣传科学家那样，宣传教育家、宣传优秀教师。
百度中不准发全名。
 二、新西兰的阳光
 
　　小车从一座红屋顶的太阳岛宾馆处转弯，行不久来到了石景山区教工委所在大院。
　　上楼。那儿的人们都已坐好，这是一个座谈会。我想，我日后要陆续采访的人们，大约有些就在这儿登场了吧。
　　“这就是王能智老师。”有人向我介绍。
　　王能智坐在我对面，他就是北京市将向全社会推荐的特级教师。眼下他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的地理教研员，一个从青年时就教地理的老教师。为什么是一个地理教师？我心中的谜又添一层。
　　王能智慈祥地微笑着，我注意到他的微笑并非悠然，好像有一种不安。他的头稍低着，眼睛稍稍上抬。说话也是这个形态。我在想，他为什么不把头抬高点，这样说话不觉得累吗？多日后，我了解到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头脑里忽地冒出一句话：“低着头做人。”我想王老师此种姿态大约是青年时期养成的习惯。
　　区教委主任田利跃介绍说：“我们区教工委书记刘国庆，是王能智的弟子。这位吴云老师，也是王能智的学生，她现在是分院教科所副所长，成为王能智的上司了。”
　　田利跃继续介绍说，还有京源学校副校长曹彦彦、古城中学副校长何巍、实验中学副校长李先平等等，也是王能智的学生……
　　这好像是个司空见惯的座谈会，大家围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桌子，我一时还分不清谁是谁。王能智也发了言，由于他“著名的谦虚”，我不可能从他的发言中听出多少东西。
　　王能智所在学院的院长叫张逸民，我注意到了他的发言特别开阔。我还注意到他的发言始终流淌着一种感情，然后我知道他快退休了，那是一种感到还有好多事没做就要回家了的放不下的牵挂。这感情中有一种忧伤，人在忧伤的时刻往往更能窥见真实和说出真实。我不想立刻就进入对王能智的采访，会后先访问了张逸民。
　　还记得那堂“经典课”让英美同行不理解吧，新西兰某校的一堂课，也让出访的中国教师十分惊讶。
　　“你想想，他们五年级的一堂课，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每个篮子里有24块蛋糕，6个篮子里共有多少块蛋糕？”张逸民说。
　　他说新西兰五年级的学生用各种方式踊跃回答，很有成功感。可是，这不是我们二年级教的吗？他们五年级的学生能答出来，这也值得高兴？像这样有什么高质量？日后，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
　　“我很惊讶！”他说。
　　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我坐在张院长的办公室里与他交谈。
　　阳光落在窗前的一盆绿叶花卉上。张院长的讲述中依然有一种悠远的情思，我在他的讲述中不只看见新西兰的阳光和流云，也仿佛望见了他少年时家乡的某一条小河，山坡上的玉米地，像波浪般摇曳的麦子，远处的山脊，朦胧的绿色和袅袅的炊烟……我能感觉到，他说着新西兰，但他声音的背景里一直有家乡的形象。
　　他是2003年2月访问新西兰的。那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组织的一次考察访问，全团18人，他是副团长。
　　我请他谈谈他的新西兰观感。我深信，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如果不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你即使身在中国，也未必真正认识中国。
　　“我给你讲讲我在新西兰遇到的3个中国人吧！”
　　张逸民这样开始。他说第一个名叫李琨，在国内是武汉某大学的女副教授，目前在新西兰打工。
　　“副教授在新西兰打什么工？”我问。
　　“比如，她这次被新西兰方面请来当翻译。”
　　“她不能也找个教师工作吗？”
　　“不行。她在国内的副教授职称，在新西兰不被承认。新西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很规范，就像法官、律师、医生，都要通过专门的职业资格认证。缺这个认证，任何学校都无权聘请你当教师。”
　　“那她为什么要到新西兰去打工呢？”
　　“是呀，我也这样想。”张院长说，“她在国内怎么也是个大学副教授了，为什么呢？”
　　张逸民这次去访问的接待方是基督城教育学院，该学院就坐落在新西兰南岛东海岸的基督城。新西兰的夏季，最高气温在23度左右，2月正是夏季，气候十分宜人。到新西兰的第一个星期六，他们去海湾观海，李琨也来了，还带来了她的在新西兰读五年级的女儿。
　　“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就因为这里天很蓝，水很绿，景很美？”张逸民问。
　　“不。”李琨说，“或者说，这是原因之一。”
　　“那为什么？”
　　“为了孩子。”
　　她的女儿此刻也在这绿草和鲜花之中。她叫汪秋安，出访的这批中国教师都很喜欢她，吃饭时把她爱吃的都放到她面前，有时还特地留起来打包，让她带回去。她很快就跟大家熟了，间或也能给大家当个小翻译，爱说爱笑，满脸阳光灿烂。
　　“为什么说是为了孩子？”
　　李琨说，你们都夸她，可她在国内可不是这样。孩子出生时是双胞胎，同胞妹妹叫秋康。给她们取名“安康”，就因为她俩出生时体质弱。大约正由于体质弱，上学时她俩在同龄孩子中就渐渐跟不上了，此后一直厌学，怎么帮她们也上不去。这样下去，将来在同龄孩子中无疑要被考试淘汰出局。
　　可是，到新西兰后，秋安突然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鹤立鸡群了。起初，秋安和妈妈都觉得，这是由于班上老师讲的那些知识都是她在国内早就学过的，所以也不能有什么骄傲。但是，秋安毕竟天天生活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她确实比别的孩子知道得多，她不断受到老师表扬，久而久之，她确实感到自己不比别的同龄孩子差。这是真实的，确切的。
　　可是，在国内，她在班上不断受到批评，她的考试成绩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她就是比很多同学笨。这也是真实的。
　　“秋安，你怎么不会笑？”
　　她哭了，和妹妹一起哭。
　　一次次受到批评，一次次失败，把她们童年的笑容消灭了，把她们的自信也消灭了。她们痛哭，哭自己就像是为了失败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可是，在新西兰，她还是她，一次次受到表扬，不仅仅是老师的表扬，而且再没有同学能说她笨，同学们都对她投以佩服的目光。这是她快乐成长的真正的阳光！三、又一个"为了孩子"
  　　自信心，成功感，一天天在她的心中滋滋地生长，她已经忘记了她“笨”。学习，并不只是书本上那些知识，还有书本之外的许多知识，这一点在新西兰的小学教育中体现得相当充分。比如，新西兰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就有供学生动手去玩去操作的计算机，从城市到乡村都是如此。
　　自信心的增长使秋安获取书本之外的知识也不逊色。新西兰是英联邦国家，秋安在新西兰的语言环境里很快适应了英语，何况她还有一个曾在国内教英语的妈妈。现在她比起新西兰的同龄孩子，还有会汉语的优势，笑容怎能不在她脸上出现？笑容在她的脸上一天天复苏、弥漫，终于笑得这样灿烂！
　　“她还小，而且缺乏信心，我们在新西兰没有任何亲戚，如果让她自己到新西兰来上学是不现实的。为了孩子，我只好放弃在国内的工作。”妈妈说。
　　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在祖国的事业……现在，这个故事是这样强烈地打进了张逸民院长的视听。
　　“你的另一个女儿呢？”
　　“秋康还在国内，跟她爸爸。”
　　“她爸爸也是搞教育的吗？”
　　“是个中校军官，搞通信的。”
　　李琨接着说，秋康在国内还是厌学，秋安已经变得非常爱学，姐妹俩已经是大不相同的两个人了。现在她爸爸正准备复员，然后带秋康也来新西兰。
　　“打算移民吗？”
　　“至少在孩子长大之前，我们不可能回国发展。是不是移民来新西兰，将来再看。”目前李琨一边打工以支持生活，一边在坎特伯雷大学读一个学位，目的是争取日后通过认证进入新西兰教师队伍。
　　新西兰迷人的海湾，世外桃源般的巨大公园，身后的祖国，还有同行李琨和她女儿的故事，都在张逸民的脑海里如太平洋的海浪那样翻腾……今天，我国出国留学的“童子军”，何止是这位从事教育的同行的女儿呢！
　　2002年，我国有小学45.69万所，在校生1.215亿人，小学净入学率为98.58％，小学教师577.89万人。加上中学与大学，全国有各类学校117万所，在校生3.18亿人。此外还有幼儿园11.18万所，在园幼儿2036万人，教育规模为世界之最，办好中国的教育，实在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今天，我们已经不能一般地探讨小学生出国留学是否合适，也不能一般地关注中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秋安姐妹在国内并不是没有书读，难道我们不能在我们心爱的祖国创造出适合她们学习的环境？
　　“我说这些，你有兴趣听吗？”张院长问。
　　“有啊！”我说。
　　“听我讲完另两个人的故事，你会更理解，王能智老师在国内的教学环境里，让那些厌学的孩子变得乐学该多么可贵。”
　　张院长讲的第二个人是为他们考察团开车的司机。
　　他说，又一个周六，我们去南岛北部的小镇埃克罗瓦观光，这个司机为我们开车。起初，我根本想不到他在北京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北京工作了十多年，现在一家三口都在新西兰，他受雇于一个车行，也在这里打工。
　　这也是个难忘的周六。一路行去，风光绮丽，田园、山、海、树，会让你想到西方人为什么喜欢油画，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美术教师。埃克罗瓦小镇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随处可见悠然长椅和享受阳光的人们。这位司机成为我们最好的导游，我没记住他的名字，在游玩时我问他。
　　“来新西兰能赚大钱吗？”
　　“谈何容易。”他笑道。
　　“那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
　　“付出简单劳动，过着平和生活。”
　　“你不到40岁吧，打算就这样过下去？”
　　他沉默了一下，说：“为了孩子吧。”
　　又一个“为了孩子”！
　　张院长继续问下去，得知他的孩子在国内也是厌学，到新西兰后，从厌学到乐学，从不自信到自信。是孩子的变化坚定了他们在新西兰住下去的决心，他说：“这不是我的选择，是孩子的选择。”
　　“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中国长大。应该说，学校给我们的教育，还是使我们比较注重人生要有自己的事业。但现在这两个故事都让我看到，中国的父母，为了孩子可以舍弃很多。”张院长说这位司机的故事与李琨相似，我就不多说了，接着说第三个人。
　　他是台湾人，就是刚才说的那位司机的车行老板。3月，我们结束考察的前夕，在南岛有一次长途旅游，他亲自来为我们开车。
　　这次出行有三天时间，我有机会与他交谈，得知他祖籍浙江，父亲那一代去了台湾。父亲依然怀念大陆，给几个儿子取的名都是浙江的地名，他的名字就叫永康。
　　我对他说，既然思念大陆，现在大陆开放，政策优惠，你为什么不去大陆发展？那台湾人说，我看好这里。
　　“看好这里的自然环境？”
　　“人际环境也好。”
　　“怎么好？”
　　“人际关系简单。没有窝里斗。”
　　“台湾也窝里斗吗？”
　　“有啊！”
　　“就因为这些因素？”
　　“还有教育好。”
　　又谈到了教育。
　　我问他怎么个好法，我说大陆教育也很棒，特别是基础教育。我举了新西兰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我说这差我们太远了。我想听听这位声称新西兰教育好的车行老板怎么说。随后我发现，他对我提出质疑的那个十分简单的蛋糕题完全不以为然。
　　“你们清华、北大进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了吗？”
　　“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们提出要为‘建世界一流的名校而奋斗’。不管怎么说，清华、北大很棒。”
　　“但没有新西兰达尼丁市的奥塔哥大学棒。”
　　“何以见得？”
　　“那儿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搞生物工程的学生还没毕业，英国、美国的企业就到那儿争着预订毕业生去了。”
　　我说，这位车行老板是从学生最后的出路来看新西兰教育的。他的话令我想起了一句做买卖的话：“人唤人千声不语，货唤人点手就来。”就是说，你说你的教育好，讲了一千遍，人家可能没反应，可是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处都抢手，不用你吆喝，人家就奔你来了。
四、自信心比知识更重要
 　　
　　写到这儿，我想请你将目光返回中国来看一下我们的身边。有位北京的女教师对我说，我就给你讲讲我儿子周六、周日的时间表吧！
　　“我的儿子读五年级。周六上午，我一早送他去一个加强班学数学和英语，时间是8点30分到12点。”
　　“这几个小时，你在哪儿呢？”
　　“在外面等啊！”
　　“你一直在外面等？”
　　“是呀！他12点下课，下午2点还要赶到另一个地点去上课。他一出来，我带他到附近饭店吃点儿东西，接着就赶到另一个班去。”
　　我这才想起她此时的身份是母亲。国家提出要给学生“减负”，学校不能再用周六、周日给学生补课了，社会上各种班却应运而生。国家倡导素质教育，雨后春笋般设在双休日的班也称素质班。上课的当然还是老师，只是另有人组织，向社会招收各年级的学生，用北京人的话说：“火极了！”
　　“你儿子下午上什么课呢？”我接着问。
　　“还上数学和英语。”
　　“上到几点？”
　　“2点到5点。”
　　我以为这一天的课就该结束了，可她告诉我：“还有呢！”
　　还是在附近的饭店吃点东西，店里多是母亲带着孩子。然后，这位当教师的母亲继续带着儿子到钢琴城学钢琴，每次学钢琴一小时，交学费90元。
　　“星期日上午，”她继续说，“我儿子写作业。下午上‘家教’，还学数学。一小时，一对一，100元。”
　　接着又开始了周一到周五的“学校的战争”。
　　他才读小学五年级。
　　我说你也是教师，你干吗呀，不怕把孩子压垮了？
　　她说我也心疼儿子，知道他很累很苦，知道该素质教育，可是将来中考、高考，那考分跟你没商量。
　　我说，现在考试不是也在朝考查素质的方向改吗？
　　她说改是在改，但竞争就是这么激烈，而且应试的成分还是很大。我儿子上的那些班，你去看看，周六、周日，家长们等在外面，就像中考、高考等接孩子那样人头攒动。
　　我说，像你这样给孩子加课，付出的经济代价，穷人的孩子可上不起啊！
　　她说，我们也不富。在外面等孩子，家长们就说，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光靠孩子自己在校努力哪成？要把孩子培养成才，你就要舍得给孩子买三张门票。
　　我问，哪三张？
　　她说，你呀，真是……家里没小学生了吧！都知识经济时代了，第一张门票就是要舍得花钱强化孩子的知识，争取上个好初中，这个台阶非常重要！第二张门票是“中考”，第三张门票是“高考”。你的孩子要是入不了那个门儿，就没戏了。
　　“我这才买第一张门票，怎么办呢？省吃俭用吧！”
　　至此可见，新西兰五年级的那个蛋糕题同我们五年级孩子承受的学习重量，已是多么强烈的对照。
　　所以张院长会感到惊讶，会认定我们五年级孩子学到的知识肯定比他们多，会觉得我们的基础教育有质量，而怀疑他们那样的教学将来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
　　现在，张院长说，那位来自台湾的车行老板讲的奥塔哥大学，我还不大了解，但我们在新西兰考察三周多的时间，有一点已经不必怀疑，就是他们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学生最终成为世界上受欢迎的学生，高质量的学生。
　　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想想，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否有必要让学生承受那么大的学习重量，这结果是什么呢？
　　张院长说：“有一句话，我并不想说，但我们在新西兰感受到了，我们在海滩上就说过，说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是在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地制造大量厌学的学生，大量在高难度的压力下，自信心起不来的学生。”
　　写到这儿，我还想起另一位老师对我说：“我们的学生小时候可能还有海阔天空，我们培养了十多年，他们或者高考落第，或者进入大学，一个个像豆芽菜似的。”
　　我问：“豆芽菜，什么意思？”“个子高了，戴着眼镜，自信心不强。”他接着说，美国、英国那些学生，别看他们少年时学得不深，但一个个信心十足，到20岁以后就像猛虎出山，扑向世界。
　　对方还告诉我，“豆芽菜似的”，不仅用来比喻我们的一些高中生，我国人才市场对那些高分低能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这个说法。
　　张院长也说：“每个孩子经历的一次次受挫和失败，都是很痛苦的。这些痛苦甚至会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阴影，影响到成年的生活。”
　　在张院长的讲述中，我注意到他多次感慨地、强烈地使用一个词“阳光灿烂”。他一再说：“在新西兰，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公园，到处看到他们的孩子阳光灿烂！”
　　他还说：“他们的学生特爱学。我们的学生是在各种压力下被迫学。我们的老师付出很多，学生付出很多，家长付出很多，我们应该特棒才对。可是不是。为什么呢？”
　　我想我已经看到了：对于成长中的孩子，如何保证他获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获得多少知识都重要！
　　这是个春天的下午，京西的太阳已经从屋外斜照进来，暖暖地照耀着张逸民院长的办公室。这阳光可能令我们想起一生中8岁或者18岁的某个早晨或黄昏……能这样坐下来探讨一些问题，令我感到仿佛有一条人生的河流在我们心中波光闪闪地奔流。
　　接下来我讲到中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等项竞赛，屡屡获得最多金牌。他说：“是的，从前我也一直以此作为我们基础教育很棒的一个证据，引为骄傲。”
　　我说：“现在我也看到了，这与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程学得深，欧美学生学得浅有关系。”
　　他说：“如果有人组织小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国儿童恐怕要囊括所有的奖牌。可是，包括这些最拔尖儿的中国孩子在内，在他们成年后，为什么还没有产生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呢？”
 五、正螺旋？负螺旋
 
 
　 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也培养了不少充满自信、非常好学，而且终于相当杰出的人才。这些学业优异者、成功者，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下是如何冒出来的呢？
　　我的提问引起了张院长对自己学生时代的回顾。他说我算不上人才，也算不上成功者，但我从中学以后就是成绩非常好的学生，我的进步得益于遇到一位好老师。
　　老师叫潘翔久，是语文老师，文学功底深厚，书画都非常好，讲课特棒。我至今记得他讲苏东坡的一首《浣溪沙》，说着说着就在黑板上画出了小桥、流水、白马、行云……就一根粉笔，线条非常洗练，形象优美、传神，我们很快都进入了那种意境。不知不觉就下课了，我们都感到没听够，下课就钻到苏东坡那些词句里去体会，感到中国古代诗词真是美极了，那不仅仅是语文，我们体会到了境界和情操。
　　那是1956年，我读初二，我父亲被调去建设官厅水库，那是当时著名的水库建设，我们的家搬到水库工地去了，我就住校，在北京一中。这年暑假，我回家，看官厅水库雄伟的大坝，红旗招展，看长城烽火台，看闸水时小河里鱼儿扑通扑通地跳，大人小孩都到小河里去抓鱼……回来我写了一篇散文，那是暑假作业。潘老师看了后写了一段批语，我至今记得：
　　本文语言优美，情感真挚，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初中生能写此文，殊属不易。
　　就这么些字，我当时很激动，因为这是潘老师写的，我们对潘老师都很崇拜。更大的鼓励还是几天后，我们同住一个楼的高三的学生告诉我———那时初中生住校就我一个人，我和高中生住在一起：潘老师把你的作文给我们看了，要我们向你学习呢！
　　我当时受到的那种鼓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那以后，我每天去图书馆借书看，《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各国的一些小说，包括民间故事，我都是那几年看的。都说“刻苦读书”，我那时一点苦的感觉都没有，读什么学什么，都其乐无穷。
　　到高中，我遇到了一位汪老师，人称“汪三角”，他的“三角”讲得太棒了。他对我的表扬又激起了我对数学、几何的浓厚兴趣，我后来上大学学的是数学。汪老师在我们上高三时遭遇车祸突然去世，许多同学都哭了。老师被学生深深爱戴，情感是非常真挚的。
　　张院长说，现在学生的压力，说到底是考试的压力悬在头顶，因为它决定着你未来能踏上哪一级台阶。我回顾，我那时特别愿意考试，一考就能考好，一好就受表扬，就有成功感。一次次强化成功感，一次次成功又强化了自信心，这样，这个学生就进入了一个学习的“正螺旋状态”，这就是上升的状态，就步入了成功的轨道。反之，一个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被理解，总是遭到嘲笑和批评，那一次又一次地经历挫折，对自信心、对学习兴趣都是打击。一次次打击，就必然造成厌学，必然没有自信，就步入了一个“负螺旋状态”，这就是下降的状态，就会产生失败的学生。
　　我接着问：以往那些成绩很好的学生，大约有哪些因素？我的问题也引起了张院长的兴趣，于是共同探讨，感觉大约有这样几类：
　　一是家境贫穷的学生。在我多年采访中，我看到相当多有突出成就的人士生长于农村。他们家乡的教学环境并不优越，但穷则思变，读书成为他们迫切需要抓住的一条出路。他们由于入学之初特别用功而获得好成绩，从而成为老师表扬的对象，在一次次成功中进入了正螺旋状态。
　　二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家庭成分有些问题的学生。他们知道，如果自己不特别努力，就没有机会。由于努力，在学习上成为班上的尖子，也成为老师表扬的对象，在学习上获得自信心，从而进入正螺旋状态。
　　三是父母有殷切期望，教育得法，孩子也肯主动努力。他们入学之初取得好成绩，屡受老师、家长表扬，被送上正螺旋状态。
　　四是在学习的某个阶段，因某种机缘对学习发生兴趣而获得好成绩的学生。他们从此受到表扬激励，这又加强了他的发展。这其中最常见的机缘是遇到好老师。老师发现了他的闪光点，学生受到鼓励，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由此萌发学习兴趣，进入正螺旋状态。
　　当然，并不是所有家境贫穷、家庭成分有问题和父母有殷切期望的孩子都能进入正螺旋状态。成功的学生往往有其共同点：在学习的早期阶段，因成绩处于班上的领先地位，被表扬被激励，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的乐趣，终于走向成功。
　　小秋安在国内的班上已毫无领先优势，而是被批评的对象了，怎么办？只好到新西兰去，在那样的“蛋糕题”面前，小秋安的领先地位体现出来了，她的自信心得以重建，于是进入了正螺旋状态。
　　秋安的领先地位对新西兰的孩子有没有压力呢？没有。因为新西兰老师的教学，孩子们都能承受。他们是在宽松、快乐的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功感，这是符合少年儿童成长规律的。
　　张院长说，我们在新西兰，到处看到他们的中小学老师和颜悦色，总把鼓励的语言挂在嘴上。大学教授则常常是在与学生“商量”中教学。他们的举止言谈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职业行为中，这就是教育的境界了。
　　张逸民院长还告诉我：“我们石景山原古城五中的校长王槐树，他还当过石景山教委教育督导室的督学，他的外甥已经到了上一年级的年龄，但他坚决不让外甥上一年级，而让他在幼儿园再学一年。这就是想透了的明白人。这是宁可推迟一年，也要让孩子在上一年级时处于领先状态。”
六、压力，压力，还是压力
　　访问了张逸民院长后，我去访问了京源学校。
　　它坐落在石景山鲁谷开发区，是王能智老师的实验田之一。这是一所集婴幼园、小学、初中和高中于一体的寄宿学校，1996年建立。
　　当年开学不久，有学生跳起来在崭新的白墙上踩了一个鞋印，校长和书记做出一个决定：全校学生排队去参观那个鞋印。
　　于是有家长来信说，学校的任务是让孩子学习好，你们组织参观那个鞋印也就行了，还组织讨论，那不是占了学习时间吗？甚至问：“你们是学校还是党校？”
　　学校让学生每个星期一做大扫除，有的学生弄脏了衣裳，鞋也湿了。又有家长来信问：“孩子在你们学校，是学生还是清洁工？”
　　学校开展双语教学，就是也用英语讲课，有家长来信说：不要这么教，因为用英语讲不如用汉语讲得透彻，这么讲将来是会影响高考的。
　　在京源学校，我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在前面那个座谈会上已经见到的曹彦彦。某天上午，在她的办公室，我们再次见面。
　　下课铃声一响，她的办公室就来了许多学生，总围在她那台电脑旁……这时候她的办公室实在不像个副校长办公室。曹彦彦并不在意，好像早就习惯了。
　　她大约是北京市最年轻的副校长之一，1971年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人。1993年她22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到北京石景山某中学教地理后认王能智为师，29岁任京源学校副校长。
　　她的办公室依然人进人出。她刚才说到家长们参与意识都很强，对教学的一举一动监督得都很厉害，现在她接着说：“孩子还在小学一年级，家长们都高瞻远瞩地看到了高考。每个家长都关心孩子的考分，我们每个学期结束也发分数条，好像教育的成果最后就全体现在分数条最后一栏的总分上。”
　　“你们学校有厌学的孩子吗？”我问。
　　“有。压力对学生、对老师都普遍存在。”
　　“你是说压力与厌学有关？”
　　“这好像不单单是我们教育领域的问题。家长下岗，邻居某个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都会让初中生感到压力。压力对学生好像无孔不入，单靠我们来改变，很难很难。”
　　曹彦彦还说，有位母亲讲，当你听说清华、北大的学生还没毕业用人单位就预订了，可从一般的大学毕业，到人才市场还没开口，人家一个牌子立那里，叫你“免谈”的时候，你啥感觉？现在你不使劲督促孩子，他还小，知道什么？等知道就晚了。不是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吗？于是，家长们感到督促孩子还不够，就督促学校。
　　上课铃声响了，学生们又潮水般地退走了……望着静下来的办公室，我说，我想接触一下你们的初中生。
　　她说，好呀！
　　学生的压力，最集中地体现在初三和高三。
　　在描述具体的学生之前，我想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学业背景。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方针是要力争让学生至少读到初三。如果考不上高中，初三就是孩子一生中重大的分界线。初三毕业能不能考上一个好高中，又是孩子和家长们力争的制高点。
　　发达国家实行的基本上是12年义务教育。为了让我国学生在9年义务教育中多学到知识，我国从小学到初中都增加了学习内容。有句话说：“我们是用9年对付发达国家的12年。”这样，我国初中生的学习任务就比发达国家的同龄孩子重。
　　压力不仅仅来自学习任务。2002年，我国共有初中6.56万所，初中教师346.77万人，在校生6687.43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是58.3％，这意味着有41.7%的初中毕业生被淘汰。一个孩子要是没读到高中，哪个家长不操心呢？
　　由于他们还只有十四五岁，由于初三是孩子第一次面对自己人生的挑战，他们承受的压力，比高三的孩子更大。
　　现在，我见到了一群初三的孩子。
　　从表面上看，我很难描述他们是活泼还是比较拘谨。有个初三的男孩说话了，他说：“我吃饭有压力，上课有压力，下课聊天还有压力，做梦都是紧张的场面，压力无处不在。”
　　我问：“为什么下课聊天也有压力？”
　　他说：“比如我妈就反对我看流行音乐杂志。”
　　我问：“这跟下课聊天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呀！”他说，“我其实并不喜欢流行音乐，但我买了很多流行音乐杂志，比如《大嘴鳄鱼》啦，《流行乐坛》啦，我每期都认真看。”
　　“不喜欢，干吗还认真看？”
　　“为了聊天时和同学有话说。如果别人说起来我什么都不懂，就没人愿意和我聊天了。”
　　这下我听明白了。我想家长一定会说，不和你聊天有什么关系？把聊天的时间用于学习不是更好吗？
　　可是孩子需要聊天，而且很在意聊天。
　　有个女孩在一次模拟考试成绩出来后，因分数掉下来一大截，老师还把全班同学的分数都写在黑板上，弄得她好没面子，到晚上9点了她还没回家。家长找到学校，找到老师，老师说早放学了，没留下任何学生。一问模拟成绩，知道不好。那么女儿到哪儿去呢？
　　老师、家长都打电话问平常跟她要好的同学。
　　回答都说：“没看见。”
　　同学也紧张了，帮助往所有同学家中挂电话。
　　都说没看见。大家都紧张了。
　　家长发动亲朋好友开着车满京城找，见到网吧、游乐场所都不放过。仍然没有。
　　做父亲的决定报派出所。在派出所，父亲的手机响了，接听，没声，问：“谁呀，有消息吗？”
　　“爸，是我。”女儿的声音。
　　“你上哪儿去了？”
　　“跟同学聊天。”
　　“瞎说，你的同学我们全问过了。”
　　“跟小学同学聊天。”
　　“小学同学？”父亲很困惑，“谁呀？”
　　女儿说了个名字，是她小学时候的好朋友，已经很久没联系了。父亲一边往家赶，一边给还在京城四处寻找的亲朋好友打手机，说别找了，回家了。
 七、“谁来理解我们？”
 
　　
　　回到家，父母问女儿吃饭了吗。
　　吃了。
　　在哪儿吃的？
　　麦当劳。
　　两个小学时候的朋友就在那儿一边喝饮料，一边望着麦当劳的灯光聊天。夜色很美，她们的心里很茫然……家长感到不可理解，说你考砸了，不赶快回家抓紧复习，还有时间去聊天？
　　“天哪，谁来理解我们？”说这话的女生脸上并没有痛苦状，好像是一句玩笑。其实，含笑的痛苦，真的是父母所不理解的痛苦。找小学同学聊天，那是怀念小学时候的生活。虽然小学也很紧张，但毕竟不像中学。找小学同学聊天，是对中考感到恐惧，是因为心中有不被大人们理解的孤独。
　　“小学太可爱了，中学太可怕了！”她说。
　　不想回家，还因为回家父母就问：“考得怎么样？”
　　接下来不是批评就是鼓励。女孩说：“鼓励也是压力。”为什么？比如父母说，“考不好没关系，继续努力，吃完了进屋去吧！”
　　这句“进屋去吧”，就是驱赶你去学习。
　　每个家长都觉得这样要求孩子是对的，“都这时候了，就该锁定目标，分分秒秒都用在学习上！”
　　家长也不容易啊，就是这样做，家长会上也常要被老师批评一通儿，哪个又敢掉以轻心？
　　在这里，我想说说公布分数带给学生的巨大压力。
　　从老师角度讲，公布分数的初衷也是一番好意，激励学生好好读书嘛！但对于成绩不好的学生来说，无异于羞辱。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谁无自尊？在西方国家，分数是被当作个人隐私来保护的。老师交给学生打过分数的试卷或作业时，总是扣着放，或装在一个信封里递到学生本人手上。一个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说：“这和国内太不一样了！这让你觉得你被人尊重，而且考砸了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下次考试的时候，你还可以和别人站在一个起跑线上。而公布分数，会让你觉得自己总是不如别人，甚至永无出头之日，真是太可怕了……”
　　听听，说这话的还是个学习不错的留美硕士生。那些成绩不太好的，或更差一些的，又该如何？
　　孩子不懂得该努力吗？
　　他们对各种道理能倒背如流：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发展这么快，不学能行吗？如果连高中都考不上，将来能干什么？……用不着你告诉他学习有多么重要。
　　“不是不知道，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主要责任恐怕不在孩子。
　　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很具体地规定了课本里哪些要“识记”，哪些要“理解”，哪些要“运用”。中考、高考按此出题，教学就要以此为依据，复习以此来备考，老师不敢有疏漏。近几年强调素质教育，但现行的《教学大纲》里需要“识记”的内容仍然很多。有学生说，什么“识记”，就是死记。
　　应该承认，如今考试的方方面面也在改进，比较灵活的考题也在增多，老师们为对付灵活题，不得不加进新的应对内容。如此，减的不多，加的却不少。
　　一次次的演习性考试，俗称“做片子”，就像防空警报频频拉响，让你紧张得要命！大量试题来不及细看就要迅速做出判断，只要有几道题卡壳，你就心惊胆战，眨眼间分数就下去了。中考、高考一卷判前途，考不上你就完了！
　　大量的知识压得孩子抬不起头来，题海要把他们淹没了，没有人会对许多答错的试题兴高采烈。一次次受挫都在扑灭他们的自信，在不断制造大量厌学的孩子，伤害自信是对孩子成长期最大的伤害。
　　或许，这一代孩子处在这个重大教育转型期，正经历着最难的一段跋涉。
　　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学习非常重视，平常不让我看电视，周末了，我看个动画片他们还唠叨半天。不看电视也就算了，就连平常我看的课外书也被他们收起来，一回家就把我关在屋里让我学习。我出去倒口水喝，我妈也说：“浪费时间，你不会把暖水瓶提进去？”都说要全面发展，我给我爸我妈说了，他们也不听，我该怎么办？
　　这是京源学校初三的一个女生写给心理学女教师张郁茜老师的信。张郁茜也是王能智主持的“石景山中青年骨干教师进修班”的学生，但在王能智还不认识张郁茜时，京源学校的白宏宽书记、麻宝山校长就亲自到大学应届毕业生中去招来了张郁茜。
　　这是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举动，基于两位校领导的共识：当今孤独、苦闷的中学生有许多心理问题，我们必须为学生物色一位心理学教师。
　　张郁茜是安徽省淮南市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正为自己的去向发愁，因为许多学校更关注的是中考、高考要考的那些科目的老师。中考、高考都不考心理学，许多学校也没有设心理学课，她毕业了向何处去？突然，她遇到了京源学校的两位校领导专门来物色心理学教师，并被选中。
　　“这是你的办公室。”白宏宽书记说。
　　“就我一人的办公室？”张郁茜问。
　　“对呀！”
　　真是太意外了。因为她已经看到，全校各科教师都是多人共用一个办公室。校领导不但给她配备了单人办公室，还配上沙发和电脑。她得到的是独一无二的环境。
　　“学校给我这个环境是为学生考虑。”张郁茜告诉我。
　　“怎么说？”我问。
　　“你想，学生心里积压着许多隐秘的话，跟家长、跟班主任都不便说，能在大办公室里说吗？这就需要一个让他们感到安全的环境。来这里，可以一对一地跟心理学老师说，配上沙发，有助于进一步让学生放松。”
　　学校在初一就开设心理学课，让学生初步了解心理学并建立对心理学老师的信任。此后，从初二到高三不再开设此课，但全校学生都可以用各种方式与张郁茜老师交流，比如写信。
　　请看另一个女生写给张郁茜老师的信。
　　父母很爱我，一日三餐，无微不至。晚上我做作业，他们怕影响我，连电视也不看。但我们就像生活在一栋楼里的陌生人。
　　出去散步的时候，天黑了，我爸我妈走在前面，我独自在后面尾随，就这样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家。大家都不说话，我觉得压抑极了。吃饭时父母也说：好好吃饭，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
　　什么是无关的事呢？父母就认为，只要是跟学习无关的就是无关的。他们说：有事说事，没事写你的作业去！我想跟他们说些话，常常一开口就被堵回来，我在家里非常孤独。
八、与父母签约
 　　
　　张郁茜与学生的交流形式多样，常常也用E-mail交流，如果需要直接交谈，就在信里约见或打电话，一切看学生需要。学生来信大部分是用化名，也有少数同学哪怕谈自己早恋中的苦恼，也很勇敢地用真名。
　　我在张郁茜那里看到学生们各种各样的化名：冰凉心情、失落女孩、米老鼠、天堂鸟、秋思、荷花、矛盾、小蜜蜂、小猫咪、梦雪儿、流川枫、樱桃小丸子、灌篮高手、F、L……其中有不少是动画片中主人公的名字。也有的同学不署名，只在最后写上：“一个想倾诉的学生”、“一个不需要回音的学生”等等。
　　张郁茜给他们回信，也使用他们的化名，学校传达室窗外的小黑板上常常能看到诸如“冰凉心情、小猫咪，有你的来信”这样的提示，使用该化名的同学知道是张老师的回信，就可以到传达室去按约定的“口令”领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心事的同学，连张郁茜老师也不知对方是谁，交谈就在悄悄中进行。
　　张郁茜独特的工作做得颇有影响，家长们都知道学校有个像心理医生那样的心理老师，家长有问题也来找张老师，于是张郁茜办公室的沙发上也经常坐着一位又一位家长。
　　我问：“来访的，哪个年段的学生家长最多？”
　　张郁茜随口而出：“初三。”
　　一天，有位母亲来咨询。
　　她说：“我的女儿放学不回家，总去网吧。我们找遍了附近的网吧，已经两次在深夜把她揪回家了，可她还是要去。初三了，学习这么紧张，怎么办呀？”
　　“您别着急，坐下来，慢慢说。”张郁茜说。
　　这位母亲坐下了。
　　“您跟她好好谈过吗？”
　　“谈过呀！”
　　她爸跟她说，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我们好好谈谈。她不吱声。她爸又说，我们是平等的，你有什么话可以说呀！她还是不说。她爸又说，比如你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网吧？她就说了。
　　“她怎么说？”
　　她说她也没干什么，就是上网聊天。
　　她爸说，聊天？聊什么天，跟谁聊天？
　　她说我也不知道，陌生人呗。
　　她爸说，跟陌生人聊天？
　　她说，就是陌生人。
　　她爸说，跟陌生人聊天那么重要吗？
　　她说，这是我的事。
　　她爸说，你什么事，非去不可吗？
　　她说，我跟人约定的，不能不守信用。“听听这是什么话！”来访的母亲说，她爸说，你跟网上的陌生人约什么定，约定干什么？她说我说过了，没干什么，就是聊天。她爸说，网上那么复杂，你跟陌生人聊什么天，有什么意义？她爸气得给了自己一巴掌。女儿就哭了。我们再说什么她不听也不说了，第二天还是要去网吧。她还小，要是被人骗了，怎么办？而且中考就要来了，怎么办？
　　张郁茜说：“您别着急，咱们商量商量。”
　　张郁茜说：“不是您的一个孩子这样。您刚才也说到了平等，您想知道孩子们是怎么说的吗？”
　　“怎么说的？”
　　“他们说现在很多家长都有平等观念，但家长那‘平等’的后面是有陷阱的，等到孩子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家长就开始批判了。他们说这还是个‘不平等条约’。”
　　来访的母亲认真听了，说：“这些孩子，还真能说。”
　　张郁茜说：“孩子们认为，家长像这样越往平等靠，就越显得不平等。他们认为家长没有理解平等的实质，平等不是摆个平等的姿态就平等了。您看孩子们说的是不是也挺有水平？”
　　“那怎么办呢，就由她去？就让她放了学去跟陌生人聊天？”
　　“恐怕要先跟孩子建立真正的交谈，是交谈，不是谈话，不是领导跟下级谈话那种谈话。不是你说得对我就赞扬，你说得不对我就批评。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家长都认为，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还不了解他？实际上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判断，完全可能跟孩子不一样。”
　　“我还要怎么了解她呢？”
　　“咱们就事论事。你们家有条件上网吗？”
　　“有。”
　　“她为什么不在家里上？”
　　“我们不让她上。”
　　“为什么？”
　　“这不是要中考了嘛，上网浪费时间。”
　　“初三、高三的孩子孤独感更强，更需要倾诉。他们往往不怕浪费时间。你不让他们上网，他坐在那里一下午、一晚上，什么也看不进去，什么也做不了，那才是浪费时间呢！”
　　“按您这么说，还得让她上？”
　　“您不是希望女儿放学了能回家别去网吧吗？那第一步就先让她回家，让她在家里上网。您可以试着和女儿达成一个协议，或者说，试着真正与女儿平等一回，那就有可能出现变化。”
　　几天后，张郁茜接到那位母亲打来的电话。
　　对方说：“我们签约了。”“是吗，怎么签的？”“我们同意女儿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在家上网，女儿承诺不去网吧。双方签字画押。”
　　“真签字画押？”
　　“是的。”
　　“执行得怎样？”
　　“起初以为孩子不会接受，没想到她一下子就接受了。执行起来也不困难。女儿说，早这样，多省事，也省得我出去乱跑。”
　　就这样，实现了第一步———女儿回家了。
　　可是，父母仍操着心。她交的网友究竟是谁？女儿为什么迷上了跟这个陌生人聊天？“这个陌生人到底用什么魅力迷住我的女儿呢？”
　　张郁茜说：“您看，这个世界很值得了解吧，现在那个看不见的陌生人是不是也引起了您的好奇？我建议您可以跟女儿聊一聊了。”
　　“怎么聊？”
　　“用感兴趣的语气问问，网上都认识些什么样的朋友？不要质问，不要谈学习，不要表现对她的关心，而是表现出您对网络的兴趣，是您想知道这个您不了解的世界。”
九、聊天中潜伏着渴望
 　　
　　又过了几天，家长又打来电话。“我跟女儿聊了。没想到她认识的网友不止一个，有好几个，真吓我们一跳。我问，你们都聊些什么呢？女儿说也就发发牢骚，聊些日常琐事，也挺无聊的。女儿说是‘无聊对无聊，互相聊一聊’。”
　　再后，母亲就与女儿讨论：网上的朋友与生活中的朋友有什么不同？女儿说：网上的朋友虽然无话不说，但那是虚拟的，真有事也不敢找对方帮忙。现实中的朋友，则怕受他的伤害，不敢畅所欲言。
　　电话里，那位母亲还对老师说，原以为女儿就像个小羊羔，很容易被人骗，现在发现女儿其实也很懂得防范。再后来，发现女儿上网的时间短了，甚至不上了，偶尔上网也不是与人聊天了。
　　张老师说，因为您与孩子建立了沟通，孩子减少了孤独感，上网聊天就不那么迫切，甚至也不需要了。
　　后来，这位母亲再次来与张郁茜老师“聊天”，一是向老师表示感谢，二是还有担心。她说：“这回，我没跟女儿谈学习，她自己就投入学习了。”
　　“这不是更好吗？”张老师说。
　　我也没想到，就在大人们谁也不觉得有什么重要的聊天里，潜伏着孩子们多么曲折的渴望。其实，他们喜爱聊天，折射出的仍然是巨大的学习压力和压力下的曲折寻求。
　　在张郁茜老师那里，我还读到这样一封信：
　　我
　　叫L。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
　　我上初二起就很厌恶我们的班主任，想和她谈谈，但总是被她的话顶回来。我试过许多办法，都不见效。最后我只好用激将法：如故意惹她生气，想让她把我拉到办公室，这样我就能和她谈话了。但她只是更懒得理睬我了。对我做的事、说的话，她只是说“你怎么那么多嘴呀！”就不理我了。我现在再也想不出方法来让她与我谈话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我只想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好一些。请您帮我想想办法。
　　读了这信，我想，这位自称“L”的学生说他“厌恶”班主任，其实是用词不当。在他内心深处，对班主任不仅不是“厌恶”，而且很有感情，所以一直渴望与班主任多说说话，即使到“再也想不出方法来让她与我谈话了”，仍然想和老师搞好关系。
　　这样的情况远非个别，“L”的信只是一种典型表述。许许多多学生是在渴望与父母交谈、渴望得到父母理解，遭到失败甚至失望之后，认为老师该是能理解他们的，于是相当执著地寻求与老师的交流。此种寻求已不是寻求解决学习上的困难，而是更迫切地渴望解决心理困境和心理压力。如果在老师这儿也得不到解决，有的孩子就会不顾一切地到网上去寻求与陌生人聊天。
　　这种寻求，与其说是寻求倾诉对象，莫如说更内在的是在寻找自己……我是谁？我认识我自己吗？我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呢？
　　男孩女孩发育到初三，正是人和世界在他们眼里更加五彩缤纷的时期，是最有条件全面发展的“天生时机”。他们渴望多方面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和发展自己，他们的渴望从每个毛孔里都溢漾出来……但是，一种疲于奔命而视野窄小的学习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父母那一代人在少年时唱过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至今唱起来仍会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这一代孩子唱这歌，虽然也感到挺美，但没有父母那一代人那么强烈的感受。这一代孩子，不少人对流行歌曲中那些表达孤独、寂寞、痛苦的歌曲更能产生共鸣，以至于那些流行歌星发行光碟签名销售时，都市里会突然冒出成千上万狂热的中学生少男少女，大批警察不得不预先到现场维持秩序。
　　许多家长也不理解，说报刊上也说过，有的歌星连简谱都不识，甚至“五音不全”，装束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声音嘶哑，既不好看也不好听，却火极了，成为许多中学生甚至大一、大二女生狂热的崇拜对象，这是咋回事？我想，负载着巨大的学习压力，心里积压着说不出的苦闷的学生们，需要那样嘶哑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歌声来释放他们心底的痛苦，这大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深夜，还会有大批中学少女聚在某位歌星居住的宾馆外，齐声高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在家长看来，这是令人欲哭无泪的。
　　在女儿看来，说爱，这是很神圣的。
　　许多父母感到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了。
　　同老师们交谈，我得知，许多孩子在上初一时都对父母直接或曲折地表达过自己心灵的困惑。但许多父母除了在学习上不断给孩子“加强教导”之外，常常就是那句“好好吃饭，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一句话就把孩子堵了回去。
　　许多孩子也曾像L想方设法希望与班主任交谈那样，希望与父母交谈，但常常遭到父母一次次的“教导”甚至训斥，终于失望，于是什么也不说了，就这样到了初三。
　　中考的压力空前增大，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令家长忧虑加深。父母发现孩子缺乏信心，而且不能专心，这时才猛然意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深在的痛苦，想和孩子深入地谈谈，但所谈都是“学习、学习”……此时，往往是父母一开口，就被孩子堵了回去。
　　孩子不愿谈了。
　　一天，有位母亲来找张郁茜老师。
　　她说：“我现在跟孩子说什么都没用。都初三了，他从来不想以后干什么，我跟他好好谈，可他连话都不想跟我说，就说‘去去去’！”
　　“他以前也没跟您说过以后想干什么吗？”张郁茜请她回忆。
　　她想了想，说：“我问过他将来想干什么，他说想踢足球。我对他说，踢什么球，还是好好读书吧，考高中。”
　　“还说过什么吗？”
　　“后来，他又说想当警察。”
　　“您怎么说？”
　　“我问他，你想当交警还是想当刑警？交警站在马路上吸汽车尾气，刑警冒着生命危险抓坏蛋，你别胡思乱想了，还是好好学习吧，上高中，考大学！”
　　这位母亲还说，我正经跟他谈，可他就是不正经跟你谈，一会儿踢球，一会儿当警察的，不懂得好好考虑将来的前途。
　　张老师说，其实你的孩子已经在考虑了，他由于对自己将来考大学缺乏信心，所以在考虑上体校、上职高。在这个心理过程中，孩子把上高中的路放弃了，家长又把他上职高的路堵死了，他就走投无路了。
十、谁帮助了我的孩子 
 　　
　　我童年的时候就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读过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听到了过去岁月中“我要读书”的呐喊。我们坐在新中国的课堂里，在少先队的旗帜下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真的感到阳光灿烂，感到我们这一代是非常幸福的。但后来经历“文革”，经历插队，我们走过了许多泥泞。
　　到今天，我们这一代家长，又觉得现在的孩子真是最幸福的了。学者们会说，知识是铺垫你通往未来的一条大道。可相当多孩子都感到大量的试题严严密密地砌垒起来的“知识”，正成为阻挡他们前程的恐怖的高墙。
　　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看到，每一代人都会遇到新的问题，都有自己的苦恼和困境。今天，哪个孩子不考虑前途呢？社会在一天天缤纷，电视上的景象也一天天更妩媚……这个世界是我的吗？社会已经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刺激。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这是他弱小而最需要有人理解的时期，父母是最亲近的人，如果父母也不能理解，还不断给他施压，不断刺激他，有的孩子就崩溃了。
　　是的，我在访问中听到了“崩溃”这个词。我想，这恐怕言重了吧，就问老师。
　　老师说：“崩溃”就是彻底放下来，不学，也学不进了。家长们不是总说“你要是考不上大学，就完了”吗，现在不学了，学不进去了，不就完了吗？
　　老师也说，你没看到报纸报道吗？过去高考落第后有自杀的，现在中考、高考还没考，就有自杀的，还有把母亲杀了的。这不是精神“崩溃”是什么？
　　京源学校组织过这样的班会，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一个供大家讨论的题目：“将来怎样做父母？”
　　同学们看了，起初一惊，然后是笑。
　　然后是反应非常强烈的发言。
　　女生会毫不羞涩地说，我要结婚、生孩子，然后如何让孩子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
　　“我要经常带孩子出去玩儿，开阔眼界。”
　　“我要经常和他聊天。”
　　“我不会老是命令他这不许干，那不许干。”
　　“我不会老是说他，你这干不好，那干不好。”
　　还有女生说：“我不想生孩子，我想养小动物，我会天天好好地照顾它们，让它们快乐！”
　　“我不想结婚，我也不想当律师、医生什么的，我想卖花。”这个想法透露出的是学习太累，将来就卖花吧，那也许不要多少学问。
　　张郁茜告诉我，总的来说，同学们说的都集中地反映出：精神上、情感上的需求，比物质上的需求更重要。
　　“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同学说，我将来要让孩子好好学习。”
　　您还记得我的孩子吗？那一年他中考，面临着考不上高中的危机，我鼓励他向“名落孙山”的那个孙山看齐，争取考上北京市中考上线的最后一名。结果如何？
　　那时我没招了，说：“儿子，你不能再跟着老师复习了。”
　　他说：“那我不是更不行了吗？”
　　我说：“不。你想想，任何一科的老师都要面对全班学生，摊到你身上能有多少时间？你想请老师给你补课，但你将有不少时间在等待中耽误掉。”
　　“你是说请家教？”
　　“不。请家教，老师还需要一个熟悉你的过程，而且你还会有不少时间耽误在去家教老师那里的路上。现在要完全靠你自己复习，否则你没时间了。”
　　孩子感到困惑地说，完全靠我自己怎么能行呢？
　　我拿出一张纸、一支笔，在纸上先画了一个树干，我说，你先从一本课本的目录复习起，一门课就好比这一棵树，目录里的每一章都好比树的一个分枝。每一章里还有小节，这些小节就是分枝上更细的分枝，树叶都长在这些细枝上。每一棵树，树叶是最多的，要记住这么多树叶太难了，你复习时先把这些树叶通通丢掉，不去管它。这起码就把难度卸载了一半。
　　儿子说，树叶是知识点，都不要吗？
　　我说，你说对了，树叶是知识点，如果你先去管这些树叶，你就会用去大部分时间还未必管住多少。别忘了，树叶是最多的，但出现在考卷上的几率是最少的。你要先把树干和树枝搞清楚，就是说先抓重头的。树干就是这门课，你不必记，但你要把哪根树枝长在树干的什么地方，就是说与树干的关系搞清楚，然后把更小的树枝长在哪根粗树枝上搞清楚。如此把这门课的所有细枝都长在哪些粗枝上，把它们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  　　我接着说，我相信你把一门课的主干和所有分支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就抓住了大头，抓住了主要的东西。我相信你绝不会一点树叶都没印象，你平时头脑里已经记住的其实是那些知识点，只是这些知识点在你头脑里是零散的树叶。你如果把这门课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那些零散的树叶就在这个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自然而然地长在那树枝上了。没有长在树枝上的知识点，不是活的知识。知道哪些知识点长在哪个枝头，知识就活了，丢不掉忘不掉了。
　　我又强调：别忘了，不是要考第一名，是考北京市中考上线的最后一名。我坚信你只要把树干和分枝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原有的知识点在树枝上就活了，这样去考，达到孙山肯定没问题。这样去学，你的难度就下降了至少一半。如果你还有时间，再去进攻那些树叶。把你印象不深的树叶弄明白它们长在哪些枝头，能捡多少算多少，我相信那时搞定那些树叶，要比你硬记的成活率和速度都强，如此就更有把握了。
　　我还说，这样一个过程，此时此刻，已经没有哪个老师能这样帮你，我也不能替代你，只能靠你自己救自己。你听懂了？
　　儿子的眼睛很亮：“爸，我听懂了。”
　　我的孩子或许还算较有独立思考能力，他写作文或答题，那些别出心裁的用词用意，常被老师纠正。他常问我：“爸，我这样写有错吗？”我总是说，没错，不但没错，而且是你的优点。他母亲则经常说：“别听你爸的，答题要完全按课本、按老师的要求答，否则你要吃苦头的！”看来他母亲的话应验了。
　　这时儿子又拿眼睛看我，我知道他心里还有一个障碍，就是现在他仍然是班长，在这最后复习的日子离开同学不去学校，行吗？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都要靠自己。再不能犹豫了，同学们也会理解你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要靠你自己安排。大部分时间就别去学校了，放弃跟着老师走，就在家里自己干，有信心吗？”
　　儿子说：好吧！
　　就这样，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给几个班干部打了电话，然后就开始闭门复习，一门课接一门课地“吃”。我和他妈妈看到他非常用功。
　　最后，儿子取得了从模拟考成绩跃升76分的中考成绩，远超“孙山”，创造了该校历年考生中考成绩比模拟考试成绩提升幅度最大的纪录。这个纪录对那些拔尖的学生可能没有意义，但对所有中下游学生都有意义。所以他的老师后来常以此来鼓励那些模拟考试成绩落后的学生。
十一、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孩子失望
 　　
　　我在采访中，听到一群又一群的孩子对我说着一个共同的声音：“我们的头上有三座大山：家长的压力，学校的压力，社会的压力。”我问哪一座压力最大？
　　他们异口同声：家长！
　　最大的压力，总是出现在他们的成绩不理想，而且产生厌学的时候。家长觉得孩子都这样了，还不好好学，怎么行？于是训斥、挖苦，以种种办法继续加压。
　　有的说：“我看你没戏了，将来就当个民工算了！”
　　有的家长说得更难听。一个学生告诉我：“父母说我，你连狗都不如！狗还能看看家，还能杀了吃，可你既不能杀了吃，又不能看家……”
　　我一边听着他们叙述，一边想起学生们写给张郁茜老师的信中对自己父母的描述。一封信写道：“我爸让我好好学习，他自己下了班却在外面，饭局、舞厅、卡拉OK，喝醉了回家，吐得满地都是……”
　　另一封信写道：“我妈一天到晚就是化妆，过五分钟就擦一次粉……”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可以感觉到，什么叫“彼此都不给对方留一点面子”。
　　我问学生：“你们有恨父母的吗？”
　　他们同声答道：“没有。”“为什么？”“快中考了，我妈总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想吃。我妈就一样一样地给我报，让我挑。我听烦了，说一声好吧。我妈就上街去买，如果当天买不到，第二天准会出现在饭桌上。”
　　“每天早晨，我妈连牙膏都给我挤好了，洗脸水也不让我倒……我想这一辈子再不会有人这样照顾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说这话的是个女孩，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
　　“我爱打篮球，曾经说过，我梦想有一双最好的耐克鞋。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爸我妈都下岗了。可是前两天，我爸把一双800多块钱的耐克鞋放到我床上，对我说，儿子，这一段你也打不了篮球了，你就穿着它上学吧！而我爸，每天穿一双破解放鞋去做工。”
　　这就是中国的父母呀！
　　我再次想起了张逸民院长说的，我们的老师、学生和家长都超常付出很多很多，我们的孩子应该特棒才对，可是不是。张院长随即一口气说出三个依然：学生的负担依然很重，厌学情绪依然很大，自信心和能力依然很差。为什么？
　　“因为学生学了太多不必要那样学的东西。”
　　这个声音已经从很多地方冒出来了。
　　可是谁能阻止，谁能改变？
　　相关思索：建
　　立在工业生产力之上的教育，检验方式亦如检验产品那样通过考试来选拔。选拔的另一面即淘汰，为了不被淘汰，就要拼搏。此种拼搏主要是陷入应试的拼搏。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青年上大学率到20世纪末也只有10％。经十多年拼搏后，许多家长说：我那孩子是我们的一个失败。许多孩子说：我是我爸我妈的一个失败。由于考试制度的庄严神圣，加之人们普遍认同考试在当今还是相对公平的，这就使许多落选的孩子在艰苦拼搏后自我感觉到———我笨。我们的教育，大家辛辛苦苦，难道是要使这么多学生最后认识到“我笨”？
　　不是不要考试，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教育中的“选拔功能”为“造就功能”。不改变，就很难改变“差生”们很早就“自我定位”。而“差生”与“差生”扎堆，则是孩子们的“群体自我定位”，导致许多孩子很早就自我放弃。教育不能以损失“大多数”为代价，教育要找到更有效的“为所有学生服务”的道路。
　　今天，科技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文化产业化，乃至教育产业化，都在呼唤多种知识的激荡交融，许多领域都有许多不需要科技天才去完成的工作，需要多种多样兴趣各异、才能各异的人们在我们“犁下有深土”的国度里找到谋生的位置，缔造新时代的五彩缤纷。
　　究竟有没有笨的孩子？究竟谁家的孩子该被淘汰？我以为一个能把小学读下来的孩子就已经不笨。没有笨的孩子，只有兴趣不同，需要朝着富有个性特征的方向去发展的孩子。
　　前面说到的那个初三孩子，他即使不想学了，也不是没有优点。他想当警察，考职高，是因为他怕考高中、考大学失败，他不想失败。这不想失败，便是还渴望成功，渴望在别的道路上成功，这就是“上进心仍在”。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最好。这最好的标准并不是成为牛顿或上哈佛，而是找到一条最适合这个人发展的路，亦即“对自己来说，争取成功的把握性最大的路”。在这条路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那就是最好！
　　这样说，也不是说这个初三孩子就不适合考高中考大学了。他才十四五岁，他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的教育用一遍遍重复操作的超负荷知识量挫伤甚至扼杀了他的信心。必要的信心尚未建立，阻碍了他学习能力的发挥，怎么知道他不会学习呢？
　　事实上，多数考试受挫的学生并非不聪明。爱因斯坦在学生时代就不是一个能考出高分的孩子，甚至有几门功课不及格。他成名后，记者在采访中向他请教：“声音的速度是多少？”他说：“我不知道。”记者疑惑。爱因斯坦说：“我不会在脑子里记一些从书本中能查到的知识。”我想，爱因斯坦若在我们的考试制度下，恐怕也是个落榜生。
　　没有笨的学生，只有笨的教法。这话也许永远是对的。
　　一些不循规蹈矩的学生，往往可能潜伏着更大的创造力。这些学生可能特别不适应现在这种教育方式而显得成绩不好，以致被淘汰。
　　那个初三孩子自信心缺乏，但自尊心并不缺乏。
　　母亲会说：“我那孩子满不在乎，一点儿都不懂得想想将来。”其实，孩子那满不在乎的样子大多是装出来的。是他对自尊的自我保护。因为他受的刺激已经太多，自尊心几乎是他最后的一道防线。这自尊心很强，又很脆弱，已经非常需要家长精心保护了。
　　几乎所有家长都爱拿别人孩子的优点跟自己孩子的缺点比。其实，这是很忌讳的。许多孩子都说：我的父母并不喜欢我，更喜欢别人的孩子。“连我的父母都不喜欢我，我自己也讨厌我自己。”当孩子说这话时，自信心已经很受打击。许多孩子也说，父母夸他一句，“会美上几天。”而损他一句，也会对他内心损伤很久。
　　我看到一则这样的故事：1975年母亲节，比尔·盖茨给母亲寄了一张问候卡，这年他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他在卡上写道：“我爱您！妈妈，您从来不说我比别的孩子差，您总在我干的事情里寻找值得赞扬的地方，我怀念和您在一起的所有时光。”比尔·盖茨从母亲那儿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一份可能被许多母亲忽视的东西———赏识。
十二、爱新觉罗家族后裔   
　　我开始接触王能智。
　　现在我可以说，他是我国在青少年中开展探究性学习的先行者。即使他的名字在今天还不及一个中学生熟悉的歌星那样有名气，我相信他的价值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今天，“探究性学习”一词正被越来越多的师生重视，我们也不妨以探究性学习的方式去了解王能智。就是说，也需要探讨、质疑，需要了解他本人的成长和他的困惑……那就让我们先忘掉他是个特级教师，把他还原为一个学生，考察一下这个学生的成长对今天这个王能智究竟有怎样的影响。
　　王能智生于1942年12月2日。他有个近乎传奇的家世。他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姓王从他的爷爷开始。
　　爷爷18岁离家出走，给自己取的汉族名叫轶群。那是1906年，清王朝覆灭之前。轶，在汉语中有散失的意思，也有超越的意思。王轶群三字，似有离开八旗族群出走之意，也可理解为有“超群”的决心。王能智的奶奶叫章梅英，是蒙古王公的格格，她是私奔出来与王轶群结合的。
　　爷爷18岁跑到日本留学，与留日学生蒋介石住在一个宿舍，同班同学还有何应钦。后来蒋介石跟了孙中山，王轶群跟了张作霖。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王轶群也一度被扣，后来去了台湾。
　　王能智的父亲叫王运实，不问政治，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工程技术，回国后在国民政府建设总署工作。新中国诞生后，他曾任交通部水利设计院总工程师。王能智的母亲叫陈，是上海同济大学西语系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这是王能智的家庭背景。
　　王能智6岁就读于北京孔德小学，即今天的东华门小学。家住南池子原张学良公馆，是张学良送给王轶群的。他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15岁到北京照相机厂当学徒，学了3年车工，这就18岁了。
　　1960年，18岁的王能智学徒期满，站在北京照相机厂门口，望着萧条的街市，想着渺茫的前途……谁能想到，2003年北京市会向全市师生推荐这位王能智？
　　那个当年连高中都没有考上的学生，与今天这个“特级教师”王能智，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王能智怎样走出他的18岁？
　　父亲常常不在家，他跟母亲长大。
　　我一直很注重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就问他：“在你的童年，母亲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母亲很少教训我。”“为什么这么说？”“我小时候很贪玩、淘气，不守纪律，不好好完成作业……你想，我都到了高中没考上的程度，不能说不严重，好像哪个母亲都会苛责的，但我母亲很少批评我。”
　　“不爱你？”
　　“爱，很爱！”
　　“那……是溺爱？”
　　“不能算。”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做坏事，我只是对学校要求的没有做到。再有，我好发疑问，常常也没有按要求答题。我母亲也知道，她没有批评我。”
　　我隐约能看见20世纪30年代的同济大学和大上海对他母亲的影响，能看见他母亲的见识和文化开启着他童年对没见过的世界的想像力。王能智的好发问和好发疑问，就是在这个背景里出现的……母亲从未训斥他“你不许这么想”、“不许这么说”。母亲会反问他：“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他至今记得母亲如此反问的神情。母亲不怎么直接赞扬他，也并不总能回答他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但母亲反问的神情已带着欣赏，这就增长了他的自信。我想，也许可以说，他儿时最大的收获，恐怕要算是母亲很好地保护了他好发疑问、爱独立思考的天性。
　　读完初三，没考上高中，这似乎是人生中一个不小的挫折。但是，爱独立思考的天性已经在他头脑里发育到了15岁，自信心也已经是他体内生长起来确实存在的东西。自信心怕的就是没有发育生长起来，一旦生长起来，这是不容易扑灭的。
　　“你想去当学徒，你母亲同意吗？”我问。
　　“她没反对。”
　　3年学徒期满，他想再读书了。母亲说，那你就再考。
　　现在，他母亲的照片就在我面前，这位20世纪30年代上海同济大学西语系毕业的女子有着惊人的美丽……作为母亲，她真那么想得开也放得开？不管怎么说，我开始隐约感到，这位母亲也是一个有待认识的谜。
　　1960年的饥饿，曾经使中国农村流失了大量学生，北京的课堂也宽松起来。就在这年，王能智考上了北京65中。
　　18岁的王能智坐进高中课堂，看起来是个大龄生，但他这时学到的东西是与其他高中生不同的。今天的王能智还认为，他15岁到工厂当了3年学徒，那其实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习。我注意到，他18岁才读高中的经历，也使他当上教师后善待那些学业差的学生，并不轻易地认为他们不行，而确信只要帮助他们建立起信心，他们赶上去并不晚。
　　王能智是不是很有天赋？我无法简单而言。但我从他身上看到，自信心需要在成长中培养，独立思考却是与生俱来的。若说“天赋”，这“与生俱来”就该是天赋。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每个孩子天生就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一个人如果不会独立思考，那不是没有培养出来，而是在成长中被大人们扼杀了。
　　人生不可能不遭遇挫折，但有了“独立思考”和“自信”这两件东西，才有能力来迎接人生的挫折。
　　20世纪60年代，王能智的爷爷王轶群在台湾是国民党军队的上将，这对王能智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高中时期的王能智沉默寡言，他喜欢踢足球，这可以猛烈地动作猛烈地喊。他还喜欢唱歌，因心中有对美的热爱需要通过旋律去表达，他尤其喜欢俄罗斯歌曲。
　　爱新觉罗家世此时也不是可以炫耀的历史，王能智不喜欢历史，喜欢自然。热爱大自然，最终使他选择了学地理，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
　　我注意到，在王能智一生中最需要爱护的日子里，帮助他建立自信的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母亲，另一个是他大学时代遇到的一位中文系女生。
十三、中文系女生 
 
 
　　那年10月，地理系和中文系的男生进行着激烈的足球赛，场里场外都喊疯了。中文系女生谢莉英注意到场内有个男生光会猛烈地动作而不会喊，那个人就是王能智。
　　此后谢莉英注意到，这个人上图书馆、上食堂，常常是一个人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走路就低头看路，吃饭就低头看碗。他似乎总是微低着头，你看不到他的眼睛，听不到他的声音，他出奇地沉默。
　　谁能说沉默不是一种力量？
　　如果说有一种恋爱是在无声中来临，甚至无声中进行，那就是他们这样的了……王能智已记不清自己究竟是何时注意到有一双异性的眼睛碰到了他的眼睛。
　　谢莉英是哈尔滨人，父亲是开火车的，这个工人的女儿当年敢爱上沉默寡言的王能智就是有勇气的。一次，学校的联欢会上挂满了同学们剪出的红红绿绿的彩条，手风琴的旋律响起来了，谢莉英眼睛一亮，看到那男高音独唱的人竟是沉默寡言的王能智，她几乎不敢相信。
　　王能智寡言，但喜欢唱。那时的王能智不知道自己的前途会是怎样，他特别喜欢俄罗斯歌曲《航海者》，感觉那旋律起伏不止，歌曲就像一艘船，载着他在茫茫大海中颠簸远航……歌声响起来了：
　　在
　　那遥远的乌云后面有
　　座美好的乐园那
　　里没有黑暗那
　　里永远是春天谢
　　莉英顿时大受感动，感到他的歌声中有一种绝不向命运低头的东西。歌声止息，大家鼓掌，她也使劲鼓掌，大家欢迎他再唱一首。
　　王能智再唱的是《沿着彼得大街》，歌声中好像有一种流浪的情调，又分明是对故乡深深的感情萦绕于心……手风琴伴奏的旋律中她甚至想到了自己的故乡，哈尔滨的建筑就有俄罗斯风情。
　　大学要毕业了，那个夏夜，在没有路灯的校园林阴下，她勇敢地约他见面。天上只有星光，还有远处贴满了校园的大字报。“文革”正在四面八方轰轰烈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王能智的家世使他对恋爱想都不敢想，谢莉英的表达让他震撼！
　　然后是下农场劳动。然后是王能智分到了郊区密云县焦家坞中学。焦家坞只是一个大村，连公社所在地都不是，他觉得这就是他应该去的地方。谢莉英分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北辛安中学，他觉得她分到市区也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是她仍然决定要嫁给他！
　　她的决定，对王能智的一生是重要的。
　　他已经长大了，母亲不是一把伞，不能遮护他走完一生。也许他的母亲很早就意识到了，所以很早就坚决地培养孩子自己去走。他现在走到了大学毕业，母亲的翅膀很难庇护着他了。就在这时，“阶级斗争”的暴风雨那么猛烈，王能智需要有另一种爱，给他温暖和支撑。
　　许多年，王能智对女性的感情似乎只为母亲和妹妹存在，似乎就没有走出家庭。是谢莉英温暖的手牵着他走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她是工人的女儿，那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她有一个多么光荣的家庭！
　　他能感觉到她的爱是多么宝贵地将他同祖国大家庭亲切地连在一起。不管能不能梦想成真，谢莉英的爱在那个岁月，是在真实而有力地帮助他建立自信。
　　但是，王能智仍然保持着冷静。“我还是先去焦家坞吧！”他坚持说应该分开一段时间。
　　这是1970年，他已经28岁。
　　他想好了，如果各奔东西后她改主意了，那就是应该分开的。即便那样，他仍然感激她。如果分不开，那就自然会走到一起。他想好了，心里也就踏实了。
　　那个夏天，他头戴草帽身背行囊，坐着拖拉机前往那个乡下中学。从此她就是他心中的一盏灯，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好好教学，才对得起她。
　　人的一生中需要很多人帮助，但能影响你一生的只有几个，这也需要自己能回应那样的影响和帮助。
　　分配到密云县焦家坞中学教地理，王能智遇到了一位好校长。那时他根本想不到，这位乡村中学的校长对他的影响会有那么久远。
　　“起初，我对校长印象并不好，觉得他太严厉。”
　　王能智回顾说，那时北京市里的学校都不上历史、地理课了，但焦家坞中学的校长要求我们上。可是没教材，怎么上呀？用“文革”前的老教材上吗？不行，那教材都被“打倒”了。
　　“你自己编吧！”校长说。
　　“我编？”王能智觉得校长在开玩笑。
　　“你就编个密云县地理。”
　　“密云县地理？”王能智仍然觉得校长在幽默。
　　“对呀，编个密云县地理，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没人能批判你。你编，我给你印，用钢板刻出来印。”
　　校长是认真的。校长叫王树方。
　　在校长的指导下，王能智果然自己动手编上了地理教材，除了收入一般的地理常识，还需要去跑密云县的山川河流、田野与森林。28岁的乡村教师生活，突然充满了山花麦穗的气息、水库的倒影、牛羊的叫声……
　　王校长果然亲自用钢板刻，他还是个书法家，钢板字也好极了，然后用油印机印。用今天的说法，那就是王能智30年前编的第一本“校本教材”。其宝贵之处在于：这是把区域经济资源作为教育资源，正是今日教育变革所需要推行的重要教学方式之一。
　　时光走到了第二年夏天，谢莉英没改主意。
　　1971年7月25日，是他俩结婚的日子。
　　新家安置在谢莉英的住处，他们添置了两床被子、一对枕头、一条床单，还有一对木箱子，这就是那一代人新婚财产的全部。
　　他满心是对妻子的爱，但他的寡言已是一种习惯，甚至不会表达，只会给妻子唱《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我们的《密云县地理》印出来了。”他告诉她。
　　“感觉咋样？”她问。
　　“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
　　“不知道教的效果怎样。”
　　谢莉英隐约感觉，丈夫对他的“地理”，有一种令她都有点妒忌的感情，仿佛他睡在她的身边，心还在密云的田间。
十四、校长的教诲 　　9月又来到了焦家坞中学，孩子们开始读王能智老师编的《密云县地理》了。王能智教着这“密云地理”，感觉像敲乡下锣鼓，似乎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可是王树方校长非常重视。
　　“他每周必来听我一节课，有时去公社开会，回来一定补上，当晚一定来和我谈感受，论得失。”
　　王能智说，王校长很胖，但我们上野外课，他也跟我们一起去，走多远都兴致勃勃。
　　王校长还让王能智读教育理论书籍。“小王，你拿去看看，这是苏联凯洛夫的。”
　　“这不是报纸上批判的吗？”王能智问。
　　“你可以批判着读嘛！”校长说。
　　在那乡村之夜，田野里是响作一片的虫吟蛙鸣，王能智果真带着“批判的眼光”警惕地阅读着。也许这种阅读方式，比带着“学习的眼光”去阅读，还真的更有好处。王能智一页一页地读着那些教育理论，渐渐发现自己的思维踏进了思辨的轨道。今天的王能智仍然认为：“凯洛夫确实是个学者，是个教育家。”
　　那时，王能智觉得编出一本地理教材也就不错了，可是王校长并不满足。一天，校长从密云县城回来，对王能智说：“101地质队正在密云搞铁矿勘探，据说那是25亿年前太古代的铁矿，你应该去101地质队学习学习。”
　　王能智去了。
　　今天他告诉我，说他去地质队，从野外作业到显微镜下的分析都学了。“那都是利用寒假暑假，跟着跑”。
　　他又到密云县农科所去学习。
　　他由此知道了北方农业从低产到高产主要是解决“水、肥、土”的问题，而要从高产到再高产，就要解决“光、气、热”的问题。
　　“这一切都是校长推着我走出课堂，去补充知识。”
　　这使王能智深切体会到，仅一个地理学科，就容纳着多少跟生产实际相联系的学问，这些学问如果为学生所掌握，就能在日后为家乡的建设解决实际问题。他的地理教材也因此不断丰富。
　　王能智忙得不亦乐乎，忙得寒暑假也很少回城。这结果是，一年一年又一年过去，谢莉英的肚子毫无消息。直到1975年，这年秋天开学不久，谢莉英发现自己怀孕了。王能智自然也非常高兴。
　　他爱孩子，一个优秀教师怎么能不爱孩子！他在密云的田野里，深情地给学生唱《宝贝》，学生们都被老师的歌声深深打动。
　　那时，谁也想不到，谢莉英怀孕8个月时去做胎检，竟被认为怀了怪胎。其后给他们一家带来了深远的痛苦，也使王能智日后培养自己的孩子遇到严峻挑战。
　　也是在1975年，王校长要调走了。王能智突然感到这对自己是一个损失。他永远忘不了校长临走前夕与他的一次谈话。
　　“知识分子有个毛病，喜欢说怀才不遇，却又不肯下切实的工夫。”校长说。
　　王能智抬眼看校长，感到这话很有分量，但没吱声。
　　“你现在境遇不好。”校长是指他有皇族血统，还有爷爷在台湾等历史问题，“但是，如果有一天，机会到了你面前，你有什么本事来回答这个机会？”
　　王校长说得语重心长。他要走了，似乎对王能智还有牵挂。这是什么？这就是感情！今天王能智61岁了，他说我依然能看见王校长当年说这话的情景。
　　那天，王能智帮助校长整理行装。校长知道他不喜欢历史，就告诉他：“我很喜欢文学，我也推荐你读一些文学著作吧！”他推荐了《左传选》《史记选》，还交代要读北大王伯祥教授选编的。
　　“然后你再读《资治通鉴》，不用全读，就读唐史。还应该读《红楼梦》，读鲁迅。鲁迅的小说看看就行，主要读他的杂文，从后面往前读。”
　　整理行装时，王能智看到了校长的十多本读书笔记，他至今印象深刻：“那笔记本纸很差，字好极了！”
　　校长走了。
　　那一天，他送走校长回到自己的小屋，突然感到空空荡荡。那时中学的校舍仍然紧张，他住在校外一个农家院子里，窗户纸总是有好多洞，夏天蚊子就从洞里飞进来。他糊上报纸，转天村里的小孩又给捅破了。他再糊上，再被捅破，一而再，再而三，他就不糊了。从此就用敌敌畏对上水，在自己的周围洒上一圈，蚊子就不过来了。他就在这个圈里照校长推荐的书籍一一去读。
　　这么一来，自小不喜欢历史的王能智，不仅接受了文学的熏陶，还补上了历史，感受到世界上有许多知识原本密不可分。比如一部《资治通鉴》，亦文亦史，还分明是政治的、思想的。鲁迅的杂文也是文学和思想的荟萃。
　　再说谢莉英怀孕7个半月时去医院检查，照了X光片，没发现异常。按医生吩咐，半个月后去做第二次检查，没想到医生突然说，怪了，怎么摸不到孩子的脑袋、胳膊，会不会是葡萄胎啊？
　　“去拍个片子吧！”
　　片子出来了，孩子有脑袋、有胳膊，不是葡萄胎，但医生仍然怀疑：“可能是个怪胎！”
　　“别吓我。”谢莉英说。
　　“孩子的脑袋太大了，哪儿有这么大的呢？”医生说。
　　她第一次听到了“大头儿”的说法。但她不信，暗想自己该到另一家大医院去检查。她当天就去了。
　　在人民医院，一位主任医师看了她的片子，说：“按片子看，是个畸形儿，俗称怪胎。但这是影像提示的，还不好确诊。你先住院吧！”
　　那日，天上下着细雨，谢莉英没住院，在细雨中跑出来了。
　　王能智在乡下，她没告诉他。多少个暑假、寒假，他是该回来的，可他去跑地质队、农科所……现在是上课期间，更指望不上他。
　　这时的王能智，在乡村正进入他人生中的一个“再学习”时期。王校长对他说过的话中有一段“章太炎说”，此时在他心中特别明亮，那话是：“章太炎说过，做学问有两种，一是求是，二是致用。在求是与致用这二者之间做学问，也许是最好的。”
　　王能智有了“做学问”的意识，并随着学问的增长越发体会到，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在师范大学毕业后，也还有很多知识———包括实践知识———要去学，要去做啊！
十五、向林巧稚求助
 
　　
　　在焦家坞，王能智除了历史、政治没教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农基等课都教过。看起来这是由于乡村中学师资不够，他必须是个教书的多面手，但这种训练对促进多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多么有益。他的乡村中学经历，实际上对他日后在京城学生中开展“多学科融合的探究性学习”，打下了一个宝贵的基础。
　　在焦家坞执教的日子，主要是“文革”岁月。回顾往事，王能智说：“一度，我曾看不到自己前途的亮光。王校长那话就是亮光，使我感到总有一个火炬在我眼前亮着，引导我去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注意到，61岁的王能智回顾往事，一直沉浸在一种学生状态中，仿佛他还只有16岁。我突然意识到，这也许就是一个优秀教师的极佳状态，即他一生都沉浸在一种学生的状态中，因而总是能以学生的心态去理解学生。
　　谢莉英踩着一条胡同里的小道去见协和医院工作过的婆婆。
　　王能智家早先住在南池子41号张学良赠送的大宅子里，“文革”前他们一家就不能在里面住了，迁到大宅后面的飞龙桥10号，那是从前仆人住的小四合院。王能智的母亲陈此时就住在这里。
　　陈老太太依然显得很精神，婆媳见面，陈听了情况后，一字一句地说：“你别慌。现在我问你，你有没有胆量，有胆量就跟我去，去找林巧稚。”
　　谢莉英问：“为什么要有胆量？”
　　婆婆说：“林巧稚现在没时间给一般人瞧病，你只有去堵住她，让她给你瞧。”
　　谢莉英想说，妈，你不可以跟林巧稚说说吗？干吗要我去堵？可她还没说出来，陈老太太又说：“到那里，我告诉你是哪个，你就上去。记住，你别犹豫。只要上去，她一定会接待你。”老太太的话中有一种不容置疑也不必商量的东西，“走吧，现在就走！”老太太已经站起来。
　　对谢莉英来说，眼下肚子里的事已是天大的事。对陈老太太来说，这也是她的血脉呀！但陈似乎一生都不轻易开口求人，这一点，王能智几乎跟他母亲一模一样。陈老太太办事，似乎比她的儿子更果断。
　　婆媳就这样出发了。
　　那是1976年4月8日，北京发生“*****事件”的第三天。大街上行人稀少，你感到连空气都是紧张的。
　　到了协和医院，婆婆说：“你先去挂个号，才好说话。”
　　谢莉英照办。又按婆婆吩咐去找个医生“再看看”。一位女大夫为谢莉英做了检查，然后开出单子，让再去拍正面、侧面两张片子。她拿着单子出来，婆婆说：“现在可以找林巧稚了。”
　　婆媳二人走到一处，正遇林巧稚带着一拨儿研究生远远地走来。婆婆马上对儿媳说：“就是她！”
　　一群学生全是男的，只有林巧稚是女的，一目了然。谢莉英就上去了：“请问，您是林巧稚大夫吗？”
　　“是的。”林巧稚大约明白了来者的意思，温和地说，“您瞧病可以去找我们的大夫。”
　　“大夫说这是怪胎，又说不能肯定。”谢莉英已经展开了片子，“我实在是不知该怎么办了，只好请您瞧一眼。”
　　林巧稚的眼睛已经习惯性地瞅见了谢莉英手里的片子，问：“这就是你的吗？”
　　“是呀！您看，大夫又开了单子，让我再去拍两张片子……”
　　“你不能拍了，不能拍了！”林巧稚马上说，“来吧，上这屋来。”
　　屋里有床。林巧稚说你躺上去吧，把裤子解开，我给你检查。一群男研究生也进来了。谢莉英有点犹豫。
　　“别不好意思，都是医生。”林巧稚在等待着。
　　谢莉英也就不犹豫了。林巧稚给她仔细做了检查，又让研究生们检查，然后说：“你们都发表意见，说说这个胎儿到底是什么，要说出理由。”谢莉英躺在床上，心想自己送这儿来成了教材……事后她告诉王能智，王能智说，“这是很好的实践教学。”
　　学生们各抒己见。许多陌生的医学术语谢莉英记不住，有个研究生说到了“乒乓球”，这乒乓球她不陌生，就记住了。那学生说：“她的腹部没有乒乓球感，要是怪胎，应该有乒乓球感，她没有。”
　　“你起来吧！”林巧稚拿着片子，开始给谢莉英解释，“从片子看，这是个大头儿的片子。但是，如果拍片的时候，镜头对得不合适，也可能出偏差，所以现在不能肯定这孩子就有问题。”
　　“那怎么办呢？”
　　“不能再拍片子了，你短短时间里已经照了几次，再照，将来孩子出生了可能有血液问题，你也可能有问题。现在只能在孩子要出生的时候先做内诊。”
　　“什么叫内诊？”
　　“就是临产前的触摸检查，如果没问题，就让孩子生下来。有问题就处理掉，拿出来。”
　　林巧稚接着口述了两条意见，让学生写上：一、临产时做内诊，如果正常，要保证胎儿安全出生。二、如果怪异，处理干净，要保证母亲一年后还能再怀上一个。然后签名：林巧稚。
　　林巧稚又嘱咐用催产的办法让孩子提前出生。“8个月，可以出生了。要防止万一有问题，大了不好处理，对母亲也有影响。现在这样处理，你放心，不会有大问题。”说着还亲自写了一张字条，“你拿着我这张字条，今天就去妇产医院住院，他们一定会收下你的。”
　　谢莉英向林巧稚告别，已经出门到走廊上了，林巧稚又追出来：“记住，孩子出生56天后，你一定要抱孩子去医院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好，有问题早治疗。”
　　今天谢莉英回顾往事，说20多年了，当年林巧稚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仍栩栩如生。她那么亲切、那么温和、那么细心，手那么温柔，她检查的时候让你感觉不到任何不舒服。她不是不给普通人瞧病，而是她要做的事太多，没有时间。她的医德医术达到那样的境界，简直就是医学界的圣人，是中国儿童的圣母。
　　3天后的半夜，医生按林巧稚的医嘱做了内诊，确认胎儿正常，早晨8点，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
　　王能智风尘仆仆从乡下赶回来了，又黑又瘦，见到妻子就说：“你受累了！”
　　孩子出生还不到56天，林巧稚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孩子先是身上出现了小红点，不久有鸡蛋大的紫斑，随后经常流鼻血。不仅孩子，谢莉英自己身上也出现了小红点。去医院检查，血小板很低，血液系统果然受损。
 十六、终于调回北京市区
 
　　
　　这期间，谢莉英与母亲住在一起，靠母亲帮忙，开始了极其艰难的抚养孩子的日日夜夜。就为了提高这个血小板，女儿从婴儿时期就开始接受治疗，此后一年接一年，每天吃药，不知何年可以停止。1978年，谢莉英的母亲患了一场重病，老人虽仍想照顾外孙女，但年迈的身体已需要儿女们照顾。她不愿增添女儿的劳累，只好与女儿和外孙女分开，去与儿子住在一起了。
　　此后，谢莉英自己抚养着女儿，也靠她的妹妹常来帮忙。1981年，谢莉英与王能智两地分居已有10年，王能智已经39岁，她确实太需要王能智帮一把了，王能智也有充足的理由去要求、去争取调到石景山来任教。可是，为自己的事去奔跑，王能智还从没做过。
　　今天，他的同事一再赞扬他“从来不为自己考虑”、“无私奉献”，这些都是真的。比如他被邀请外出讲学，不收讲课费，推辞不掉的也不往家里拿，而是交给他们的“地理学科”，作为学科活动经费。一次，他们“地理学科”一位老师上台发言，相当动情地说：“我们地理学科有一个小金库……”话音刚落，哄堂大笑。发言的老师才发现自己说的“小金库”和时下人们说的“小金库”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写出这些并不是要让大家都学他的做法，我只是本着“纪实”的原则，描述出“他是这样”。若问为什么这样？或许还该分析到：如果说他少年时也曾有过为自己谋点什么利益的意识，那么，到他青年时，这种意识基本上就被抑制到几近消灭的程度了，此后再也没有复苏。这种能力，在他身上压根儿就没有生长起来。
　　1981年有个机会。这年，“文革”后的首届师范生要毕业分配了，政府在调配工作中，允许以这些应届毕业生去交换远郊区县有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老大学生。但是，这也得北京市区中学有单位肯接收才行。这事得王能智自己去跑，他还是开不了口。
　　女儿已经5岁，仍在吃药，仍要细心照护。一次女儿感冒，半夜两点打个喷嚏就鼻血如注，谢莉英用医生早就教她的应急办法却怎么也止不住……遭了，血还在流，时间分秒都很重要。谢莉英半夜里抱着女儿就往医院跑，女儿紧紧地搂住她的脖子，鲜血从她的脖子流进脊背和前胸。她在夜路中不停地安慰女儿：“毛毛，毛毛，别怕，医院就要到了，就要到了！”
　　她想不到自己怎么有那么大的力气，脚步如飞，但心中充满恐惧，她默念着：王能智，王能智，你怎么还不去要求调回来啊！
　　这个黑夜，当孩子的险情在医院解除后，谢莉英决定：“我得去跑，一定要把王能智调回来！”
　　20世纪80年代初，各学校已经非常重视师资水平。一个39岁的乡下地理教师，看起来还打上了乡村土里土气的深深烙印，要让北京市区哪所中学能接受还真不那么容易！
　　碰到了几个顶子，然后曲曲弯弯地得知，石景山古城中学彭云中校长与本校高素馨老师的丈夫蔡令炎先生关系不错，谢莉英就去请高老师帮忙。
　　老教师高素馨相信谢莉英对丈夫的评价，就请自己的丈夫出马。蔡令炎是石景山业余大学副校长，人称“一个很有文化”的先生，古城中学校长彭云中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人称“能力极强”，他们二人的友谊基于互相敬重。蔡令炎去说了：
　　“你要不要一个地理老师。有一个挺棒的。”
　　“哪儿的？”
　　“密云的。”
　　“密云的？”
　　“出身不好。”
　　这话引起了彭云中校长的注意。他说，你说说我听……最后答应“见一面”。
　　地点约在蔡令炎家。行与不行，权当是在朋友家聊聊天。如果彭云中不满意，对王能智的自尊心也没什么损伤。
　　走到这一步，谢莉英感到这个机会再不能错过，又特地去找高素馨说：“高老师，我们王能智特‘木’，不会说话，到时候您还得盯着打打圆场，帮衬帮衬！”
　　高素馨说：“好吧。看你，把你丈夫说成这样。”
　　回到家，谢莉英对丈夫说：“王能智，现在你总该去了吧！该说什么说什么，别太拘谨，也别太谦虚。”
　　于是王能智去了，谢莉英领着他去的。
　　见面了。“您坐。”高素馨老师对站着的王能智说。
　　王能智坐下了，但只坐在椅子的边上。
　　彭校长问：“您在密云？”
　　王能智答：“焦家坞。”“您教地理？”“是。”
　　彭校长问一句，王能智答一句，不问就不开口。
　　高素馨老师给他倒的水，他始终没动。
　　蔡令炎为打破沉闷不时插话，但也是他问到什么，王能智就答一句什么，想引出他自己在教学上的滔滔见解，就是不见他往下说。谢莉英平日有句话说，“咱教语文的，理屈词也不穷！”但现在她帮不了他，只是干着急，心想这当教师的不会说话，人家还怎么要你呢？没想到彭校长竟被王能智的沉默打动了，他说：“这样吧，你来试试。”
　　试试，就是来上几堂课看看。石景山教育局原局长祁红曾说：“王能智平时谦虚得一塌糊涂，但只要一上课，那就不是他了！”王能智去古城中学试讲了两堂课，校长、书记立马就拍板要他了。
　　古城中学的书记赵常镇，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很有眼力。地理教研室组长屈祖明，也很开明。这都是王能智后来开展实验性教学不可缺少的环境因素。
　　39岁的王能智从乡下中学进城，看起来是有点土气。他外表谦和，逢人都微笑，起初教师们还以为这个刚从郊区中学来的老师难免这样，没想到他一辈子都这样。
　　我也注意到了，王能智的“谦虚”确实是他的显著特征。我以为那也是他“独立思考”后的一个选择，是他在“文革”血统论猖獗的岁月里学会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日久便形成了一种做人的品质，他还让人们看到，谦虚其实可以使谦虚者光辉朗耀，可以光芒照人。但是，仅凭谦虚，是不足以拓土开疆创新事业的。39岁的王能智，此后究竟凭什么脱颖而出？
 十七、初试探究性学习
 　　
　　突破性的创造出现在他40岁这年。
　　王能智既是照顾家庭的主力，同时也感到有一种渴望创造的冲动，感到如果不做出点什么来，就对不起多年来关心、爱护他的人们，也对不起自己。1982年秋，他在校领导的支持下，从初一年级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教学方法。
　　我国中学地理教材在编排体例上可以表述为“总—分—总”前一个“总”是对地理常识总的概述，中间的“分”是将中国地理分成八大区具体讲解，后一个“总”是总结和总复习。
　　王能智讲解前一个“总”，时间没有节省，因为这些基本常识是学生要去攻下地理这门功课所必须使用的工具。但中间的八大分区他就不讲了，他把八大章变成了八个大问题，让学生运用前一个“总”里讲过的方法，去解这八大题。
　　具体怎么操作？首先设置问题，比如讲黄土高原，书上有的就不讲了，只给出一个问题：黄土高原怎么改造？
　　“让我们说黄土高原怎么改造？”学生问。
　　“是呀，为什么你们不能考虑？”
　　学生们表现出的惊讶，有点类似于当年王能智听到王树方校长叫他自己编写地理教材。现在王能智也很认真地说：“改造黄土高原，这对专家也是个有挑战性的历史性难题……”学生们的精神和智力忽然受到很大鼓舞，某种跃跃欲试的东西开始在心灵深处萌动。
　　怎么去解答这个“对专家也有挑战性”的问题呢？
　　“同学们可以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王能智说到这儿，课堂上的气氛已分外活跃。
　　有同学没举手就问：“王老师，您不给我们分组吗？”
　　王能智说：“为什么要老师分呢？”
　　学生说：“不为什么，也就问问。”
　　王能智接着说，你们自由组合好了，各组就分头准备，每个组都可以提出你们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下周再派代表到讲台上来发表你们的见解。
　　谁的方案更好呢？王能智设置的学习方式中埋伏着这样一个问题，这激发了竞争意识，而学习小组又保证了合作意识的培养。小组里可以形成讨论，碰撞就会产生智慧的火花。今天看这种学习方式，我注意到这里讲的分组，其实重要的不是分，而是合，是让埋头“单兵作战”的学生，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这小组，实际上已是一个个探究性学习组织。
　　课本里写着的黄土高原王能智没讲，现在变成了学生们踊跃去看、去分析、去使用的材料。这些“材料”显然不足以解答“如何改造”的问题，学生们的思维和探究就超出了课本，一种前所未见的效果出现了。
　　经过积极准备，大课发表见解是在同学们的期待中到来的。他们比成年人敢想，带着大人也想不到的“解决方案”到课堂上去发表。你可以想像那是他们多么愿意上的课，这里有他们极大的兴趣和快乐，你听———
　　“我们认为，改造黄土高原，有一个快起步的办法。”一个小组的某同学获准首先发言。
　　大家都听着，想知道怎样叫“快起步”。
　　发言的同学说：“黄土高原全改发展牧业，不种粮，光种草。三年就起来。”
　　大家笑了。“你们别笑。种草发展牧业，羊毛比粮值钱，有三年，牧业经济就起来了。”
　　“但是，谁给他们粮吃呢？”有同学忍不住发问。
　　“我们计算过了，黄土高原每平方公里有300人以上，没粮怎么办？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嘛，其他农业区的农民可以供粮，这还可以促进那些农区商品粮经济的发展。”
　　质疑和讨论就这样在教室里爆发出来。主讲的同学并不慌乱，他还举英国“圈地运动”为例，说那以前英国是个农业岛国，那以后圈地养羊，发展毛纺织业，于是农业的英国变成了工业的英国。
　　王能智听着听着，感动了。不论学生讲的“快起步”是否合理，学生们的视野、知识和想像力，都以超出老师预想的速度奔驰起来了！
　　讨论继续热烈，有同学提出了“稳步发展”，即先控制水土流失，培养植被，一步步改造……也有同学提出“全面发展”，即不能单靠农牧业，要大力发展西部工矿业等等。
　　这初次尝试，也给了王能智很大的教育。他得到一个深刻印象：一个好教师，不是自己能教得有多好，而是如何能让学生进入一个琢磨的学习状态。不是你教给他什么，而是他自己内心琢磨出了什么。孩子在琢磨，他就会不错。
　　随着地理课的推进，王能智出的一个个题目，学生都如同去攻克一个个堡垒，解题的水平也在迅速提高。
　　一天，北京市教育学院白耀副院长来听王能智的课。白耀曾经留学苏联，现在还是北京地理学会的领导者，是地理教学的专家。这节课听学生们发表对新疆的见解，题目是：南疆北疆的地理分界线究竟该如何划分？
　　要讲述这个问题，势必涉及新疆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被等许多因素。两个女同学首先到讲台上发言，一个主讲，一个补充。
　　她们一步就推进到“新疆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是水”。接着用数据详述新疆主要靠冰雪融化的水，水如何从地下流出地面，如何形成某个冲积扇，没水就没植物，动物也别活了。水的因素使南北疆在地形地貌和经济发展上形成不同的特征与风格，南北疆的界线应该根据水的限制性因素来划分。
　　这个见解得到了多数同学的认同。界线出来后，就讨论怎样根据这些因素开发新疆。两个女同学继续说：“应该搞大农场或军垦农场，所以说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对的。”
　　“我们不同意。”有个男同学站起来说。
　　“为什么？”被质疑的女同学问。
　　“你考察过那地下水穿过的是什么含量的岩层吗，你这地下水的含盐量高不高？在新疆，水的蒸发是很厉害的。水的含盐量高，那地很快就会变成盐碱地。据我们调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地盐碱化已经很严重，所以用那里的地下水搞灌溉农业，是错误的。”
　　地理学科似乎不大，但视野很大。用地理知识讨论国家大事，庄严神圣，知识学得很牢固，对祖国的热爱也融在里面了。白耀深为感动。他说，那简直不像初一的孩子，而是地理工作者。用那么专业的术语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么自然，随口就来，绝非数日之功。
　　几年后白耀仍说：“真正研究性的课，我见过一节，就是王能智的学生讲新疆。”
 十八、父亲的孔雀石
 　　
　　就在王能智开展创新教学的同时，在他把许多时间给了班上许多孩子的同时，很少有人知道，他自己的家中还有许多难事。
　　女儿毛毛5岁这年，王能智才能天天回家，从此对毛毛有着亦父亦母的加倍关爱。父爱对毛毛疾病的治疗在心理上也是不能缺少的，寡言的王能智回到家中，对女儿有说不完的话。
　　“毛毛，爸爸给你唱支歌。”他一边干着家务活，一边给毛毛唱歌。毛毛上学了，老师很惊讶，这孩子怎么会唱好多50年代的苏联歌曲？
　　“毛毛回来了吗？”这总是王能智一进家门问的第一句话。
　　“爸爸，我回来了。”毛毛的声音从屋子里飞出来。
　　每天晚上，总是爸爸给毛毛洗脚。他细心地查看毛毛有没有哪里碰着了磕着了，因为只要不小心轻轻一碰，毛毛的腿上胳膊上就会留下久久不退的紫色斑痕。
　　“爸爸，别看了，没有。我小心着呢！”是的，为了不让爸爸操心，毛毛已经学会了加倍地保护自己。
　　由于经常要去看病，误课，毛毛的成绩在班上总是中游，甚至是下游水平。都说如今的家长们高瞻远瞩，孩子还在幼儿园就为之考虑到未来能否上大学，而毛毛的父母明白，以女儿目前的成绩看来，是不可能上“重点”的，考大学也成问题。我们曾看到，有些优秀的科学家或教师的孩子学习成绩不佳，有文章说他们把精力都用在科研上，或用在别人的孩子身上了，以致对自己的孩子顾不上。再比如，本书第一章里写到的那位武汉某大学副教授的双胞胎女儿，她们姐妹俩只是出生时体质较弱，上学后跟不上，导致厌学，最后母亲只好放弃了教书职业，带着女儿去新西兰读书……比较之下，王能智的女儿不只是体质弱，而且有疾病缠身，毛毛每天都要吃药，王能智有什么办法能让女儿在国内如同“打仗”般的学习中跟上同学，完成学业？
　　这对王能智来说，恐怕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考验。
　　深夜，谢莉英对王能智说：“我们的孩子，只要能及格就行了，别对她要求太高。”
　　王能智说：“你怎么把分数看得那么重要呢？关键是要让孩子心理健全，有信心，就总会学到东西，将来在社会上就会有生活能力。”
　　王能智并不对孩子的课本知识有什么更多的要求。他开始给孩子画画，画了一只大公鸡，就对女儿说：“毛毛，这是大公鸡。大公鸡喔喔叫，孩子就该起床念书了。”
　　他不说毛毛该起床念书了，说孩子该起床了，意思是所有的孩子都该起床了。
　　谢莉英的皮肤不能接触洗衣粉、肥皂，否则严重的过敏将使她无法去握粉笔上课。回到家的王能智从此担当起洗全家衣服这份家务。早先因经济拮据，为毛毛治病需要许多费用，买不起洗衣机，就用搓衣板。
　　不久，谢莉英也不能靠近抽油烟机，做饭炒菜接触油烟就过敏，咳嗽，身上痒痒。王能智又承担起做饭的家务。
　　这样，王能智就没有大块的时间了，他常常是一边做饭，一边洗衣裳。他们家的衣裳是轮流换洗的，星期一洗王能智的，星期三洗谢莉英的，星期六洗毛毛的，这样安排是为了让毛毛每周一总能穿着干干净净的衣裳到学校。
　　毛毛一年级下学期的春天，王能智带学生远行到山东兖州煤矿、泰山去作野外考察。谢莉英在他临行前特意交给他10元钱，对他说：“你带的钱买什么我不管，这10块钱你要给毛毛买点儿什么回来，哪怕买几个糖豆儿也行，别回来一进门儿，孩子喊你爸，你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给孩子！”
　　谢莉英这么说，是因为王能智此前出远门买回来的总是书呀杂志什么的，就是没有给孩子的礼物，所以这回她特意交代：“这钱，专款专用，记住了？”
　　王能智说：“记住了。”
　　数日后王能智回来了，那是个星期日，一进门就高兴地喊：“毛毛，我回来了！”谢莉英心想这回准有东西带给女儿了，没想到他背的、提的全是矿物标本。谢莉英去翻他的包，一块糖果也没有找到。
　　“又忘了？”她生气了。
　　王能智想起来了，马上把那些石头搬出来放到桌上，对孩子说：“毛毛，你快来看，这是爸爸给你带的孔雀石，这是云母片、石英……”毛毛抚摸着那些石头，很有兴趣地看着。
　　王能智去厨房洗脸、去屋子里换衣服。谢莉英想着他出门前，女儿还在他包里塞了几头蒜，说，爸爸，你出门多吃蒜就不会拉肚子，不会感冒，而且你吃蒜就想起我来了。毛毛从小被感冒害苦了，总关心着爸爸别感冒。
　　可是这王能智怎么就想不起给女儿买点什么呢？谢莉英忽然感到气不打一处来，把王能智带回的那些石头全扔进包里，提出门，像倒垃圾那样全部倒进了楼层的垃圾通道。
　　女儿哇的一声哭了。
　　王能智奔出屋：“怎么啦，怎么啦？”“妈妈把孔雀石全扔了！”
　　王能智这才注意到桌上的石头标本全不见了。
　　“你干吗这样？”他问气鼓鼓的妻子。
　　妻子问他：“有你这么当父亲的吗？”“孩子不挺高兴的吗？”王能智说着赶紧穿上衣服，匆匆下楼去了。
　　他们家住在五层，王能智担心着那些标本石从五层楼扔下来不知会摔成什么样。到了楼下，他找了根木棍儿就掏垃圾，心想还好，有厚厚的垃圾垫着，不至于摔得太惨吧！他把他的宝贝石头从臭烘烘的垃圾里一一扒拉出来，女儿也下楼来了，拿着一个空包。
　　王能智说：“毛毛，你站远点儿，这儿臭。”
　　他把石头一一捡进包里，拿去清洗，第二天就把石头背到学校，精心装进自制的标本盒里，陈列在地理教研室。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毛毛背着书包突然出现在爸爸的办公室，是传达室的爷爷领着她来的。
　　“爸！”毛毛叫道。
　　“你怎么来了？”
　　“我放学了。”
　　毛毛在古城第二小学上学，离古城中学有一站地。现在她站在爸爸的办公室里说：“爸，我想看孔雀石。”
　　王能智没想到孩子还关心着那些石头，就带她去看。毛毛在那玻璃柜前看得非常认真，“爸，你给我讲讲这些石头呀！”王能智很高兴，孩子的兴趣显然已远远地超越了糖果。
 十九、石景山顶的古井
 　　
　　再说王能智的班上，地理教学的进展令同学们都感到惊奇，一学期的课，半学期就学完了。王老师发动大家去找来上届学生的课本，提前进入。谁经历过这样的事呢？去借书，跟人家说，人家都不信。同学们心中美滋滋地涌动着一种东西，叫自豪。
　　下学期的课本也很快学完了，还学什么？
　　王能智发现：探究性学习必然导致学生的目光和兴趣越出书本。于是他引入校外实践活动。
　　比如提出一个问题，石景山到底是山还是丘？
　　王能智说：“我看是个孤丘。”
　　李丽是个女孩，叫起来：“不对吧！”
　　可是，究竟是，还是不是？李丽与4个同学决心去测量石景山的高度，因为只要能测出它的绝对高度大于500米，在地貌学上就不能把石景山判为丘陵。
　　这一代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被功课捆在教室里，现在上地理课不必死抱课本，可以按自己的选题到野外去透透气，他们的身心都像小鸟那样飞翔起来……“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我们的心窝里……”他们唱着歌飞向大自然。
　　但是，初一学生毕竟知识有限，站在石景山下，要测量它的高度，石景山绝对是个庞然大物！从哪儿下手？想了各种办法，最后学会了用经纬仪，测出石景山超过了500米，他们就飞回来了。
　　“王老师，您错了，石景山是山，不是丘！”
　　王能智笑了，自己错了没关系，学生们对了，你看他们多快乐！
　　学生们还带回来一个问题：“我们爬到了山顶上，发现山顶有一口井，用50米的皮尺缒着石块去量，到不了底。从岩层看，那是岩石构成的山，在岩石上凿那么深的井，怎么凿，谁凿的？”
　　这是一个挺大的谜。
　　王能智跟学生去看了，果然有一口深井。
　　“哎，快来看，这儿有建筑的遗迹！”有同学叫起来。
　　“再找，看看还有什么。”
　　又在杂树丛中找到几块残破的碑石，拼对起来。应该照下来！可是没有照相机。
　　“我回去拿！”一个男孩自告奋勇。
　　“别。”李丽说，“再来，天就黑了，下次吧！”
　　学生们自己有主见，王能智很高兴。
　　等不到下一节地理课，学生们星期六下午就去把碑石照回来了。拿到文物部门去请教，鉴定为碑和井都是明代的，山顶曾经有个寺庙，井是和尚打的。文史资料也说，石景山早先叫“石经山”。那“经”是指佛经。
　　“可是，那井到底有多深？”这个谜仍然紧紧地抓住同学们。有什么办法测量吗？王能智说，可以测算。
　　怎么测？
　　用物体的自由落体回声原理去测算。
　　这是啥时候的课呀？
　　高一的物理。
　　那我们怎么会呢？
　　向物理老师请教呀！
　　我们能行吗？
　　试试！
　　他们学会了，测出井深是146米。他们惊讶不已，至今也不明白，那些明代的和尚是怎么凿出这口井的。
　　这件事情还可以引起以下思索：在卷子上解答本年级的数学、物理问题，为什么还常常出错，而用高年级的物理知识去解决一个“深不见底”的井深问题，怎么竟不是那么难呢？你是否发现，在卷子上，其实有出题老师故意设下的陷阱，而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人们并不会考虑走那些弯路，只会考虑用怎样简便而又可靠的方法去达到目的。
　　他们写了一篇文章《石景山上的古井》，报纸登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播了。这组同学像中国女排运动员那样把手叠放在一起，说：“太幸福了！”
　　去证明石景山到底是山还是丘，这只是一个小组的活动。一天，有个男孩说：“王老师，我一人一个组行吗？”
　　男孩叫郑保国，功课不好，好打架，人说他“个子大，拳头硬”。王能智明白了，其他同学不大乐意与他组合。
　　“好吧。你打算选什么题目？”
　　“我就画对面街道的平面图。”
　　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那是一片将要拆迁的街道，歪七斜八。王能智想，你怎么这么不会选地方呢？如此没规则的建筑是最难画的。
　　“你打算画多大面积？”
　　“我把那一片都画出来。”
　　“好吧，比例尺、方位、美观，我都不要求。你只要把轮廓勾画出来，就是满分。”王能智说，我当时并不是降低要求，而是知道要画出那一片非常复杂的建筑平面图，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也很难。
　　郑保国果真画出来了，那图有一米见方。
　　当然不能用“精确”去评价，但一眼看去，像那么回事，也比较美观，大大超出王能智预料。他看到有一个院落没有画出门的方位，就指出：“你这里漏画了个门。”
　　“王老师，那儿就是没有门的。”
　　“你画的这张图很不错，怎么都该得满分，我不会说了不算数，但你这里漏了一笔，别不承认。”
　　“王老师，那儿就是没有门的。”郑保国再次说。
　　“怎么可能一个四面都有墙的院落没有门呢？”
　　“真的，我带您去看！”
　　王能智仍然觉得郑保国不诚实，感到有必要去看看，才好进一步对他说，有一点疏漏不是错误，不承认那就是个缺陷了。
　　王能智跟着郑保国去了现场。到那里，他自己困惑了。他看到这个院落四面都有墙，可就是没有门，那这院子盖起来是干什么的呢？
　　“你怎么进去的？”王能智问，因为他看到学生在图上还画出院落里面有树。
　　“我爬进去的。”郑保国说着蹲下来，“王老师，您踩在我背上，爬上去看看。”
　　“别，那里有一棵树。”王能智走几步，攀着一棵树爬上去，看到果然是个死院，院子里只有破砖头和树。
　　风徐徐吹来，师生二人站在墙头上。王能智问：“你那图怎么画的？”
 二十、再调皮的孩子心都是向上的
 
　　郑保国说：“草图我就是骑在墙上画的。在那边的一道墙上，我爬了一百多米。”
　　站在高高的破墙上，望着这一片将要拆迁的荒寂零乱景象，王能智心里非常感动。他知道郑保国成绩不好，在班上受歧视，自己作为老师是有责任的。可这个学生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不惜代价如此投入，那不仅要给他满分，还要在班上充分赞扬他。
　　那以后，郑保国的其他课也大有进步。王能智再一次体会到，学生们非常需要有成功的体验，自信心就在那里萌发。不久，北京市电教馆来拍这个班的电教片，班主任林亚棠老师说，无论如何，也要让郑保国在电视上说几句话。
　　这个电教片曾经发行到北京市的许多学校，还交流到外省市。在片子里，郑保国就举着那张图说：“我的图画得不美观也不大方，我对我们班的贡献也不大，就用这张图表达心意吧！”
　　王能智在心中深深铭刻下了一句话：“永远都要记住，不管多么调皮的孩子，心都是向上的。”
　　班上还有个叫顾刚的男孩，上课不守课堂纪律，成绩不好，但人机灵、个性强。一次听王能智讲到“北京有没有冰川是一个重大的争议”，顾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此后，他自己去涉猎有关知识，并影响了一个小组都对此感兴趣，他又让王老师带他们小组去隆恩寺周围的山上考察。谁也没有想到，最后，顾刚与另一个同学竟发现了新的“漂砾和擦痕”，写出了报告。我国这一领域的专家马盛云教授因此前去考察，认为这两个学生发现的“就是！”
　　这可不是发现了一口井。两个初一学生在北京发现新的“漂砾和擦痕”，回答北京历史岁月中到底有没有冰川的重大争论，这在地理界传为佳话。在这个过程中，顾刚变了，对课本知识也能像区别岩层那样分出层次，知道哪是重要，哪是次重要……成绩上来了。
　　教师们在教学中都会遇到不少厌学的孩子，还有一些顽皮、不守纪律的孩子，这是普遍的问题，所以要强调纪律，规范行为。而我们从郑保国、顾刚的变化中看到，他们的进步，主要不是靠外部规范，而是学生内部释放出求知的热情、琢磨的能量和探究的潜质。
　　对那些“坏孩子”，老师和家长常常头疼就头疼在他们不服管。现在你会发现，有一群孩子凝聚在某个科学题目里探索问题，他们自己就把从前厌学以及厌学后无事生非的坏习惯克服了。
　　王能智说：“本来以为一些不好好学习的孩子没戏，可他一旦对某个探索性命题入了门道后，你让他别再深究还不行，他甚至会走很远，甚至让专家感到这孩子将来有大戏！”
　　再说毛毛自第一次到古城中学找爸爸后，第二天傍晚一放学又来找爸爸。她不用传达室的爷爷领了，径直走到爸爸的办公室。王能智见了就问：“你进门时跟传达室的爷爷打招呼了吗？”
　　毛毛说：“爷爷没看见我。”
　　王能智说：“那可不好，你要打个招呼。”
　　从此，毛毛每天放学后就来找爸爸，一进校门就先进传达室叫声爷爷。她在爸爸这儿，边等爸爸下班边做作业，然后与爸爸一起走回家，爸爸能给她讲许多她不懂但有趣的事，她感到很快乐。
　　谢莉英说：“自打王能智从乡下回来，孩子就特别喜欢她爸，一直跟她爸是一伙儿的。”
　　王能智不管工作多么忙，家务活多么多，一直坚持不断地给女儿画画，画了厚厚的一大本，毛毛也画了厚厚一大本。一天谢莉英买回一条鱼，对王能智说：“做了吧，给毛毛改善伙食。”
　　王能智没有立即去做。他把鱼放到盆里，对女儿说：“来，你把它画下来。”
　　这是毛毛上二年级那年。毛毛就趴在那儿认真地画，画出来了，王能智非常高兴：“你会写生了，这是写生画，画得多好呀！”
　　毛毛的考卷上总有不少被打叉的地方，成绩不好，这可能使孩子的自信心受损。许多父母见孩子的成绩不好，就连很简单的事也不让孩子做了，觉得那样会耽误孩子的学习时间……王能智明知孩子课本上有不少知识要补，却不急于给她补，反而找一些课外的事给她做，比如画画。他这么做，其实是在不断地为女儿创造能出成绩的机会，并不断地赞扬她，维护她的信心。某种情形，就像王能智在与学校的应试教育争夺孩子。
　　争夺的结果，王能智在一步步走向胜利———他没有在课本知识方面给孩子加压，孩子的成绩却上来了。
　　有一千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任何成长中的孩子，最大的损失并不是考试丢分，而是自信心丢失。毛毛的成绩，因看病缺课，在看起来很难提高的情况下，开始从中下游进步到中游，而且有一种综合能力在增长。
　　她的兴趣从那些石头标本延伸到产生那些标本的地方，王能智不可能带女儿去泰山，就带她去香山，去八大处，去紫竹院，也带她去故宫、颐和园……女儿非常喜欢跟爸爸出去走，爸爸能跟她说好多好多不仅她不知道的事，还有妈妈也不知道的事。
　　她一旦发现有些事她知道了，妈妈却不知道，她就非常得意，更不用说好些还是她的同学所不知道的。
　　她爱父亲，崇拜父亲！父亲说的，她总是记得很牢。父亲除了有意开拓她的视野，也有心锻炼她的体质。
　　初一读完的时候，毛毛终于可以停药了。“爸爸，医生说，我可以不用再吃药了，真的，我是个健康人了！”
　　“毛毛，你一直就很健康！”爸爸笑着，眼泪却落下来。
　　升入初二的那个金秋，全校1300多名学生在大操场上举行开学典礼，首先给上学年的优秀学生颁奖，宣布获奖学生名单时报出了毛毛的名字。是的，毛毛在初一被评上了三好学生，她的成绩已经名列前茅，而且，她还是班长。
　　那时学校还没有统一的校服，毛毛穿一身洗到褪色的蓝布衫，看起来朴素到有点过分的地步，她自己不觉得，可同学说：“快，换一件吧，你爸也在上面呢，穿亮堂一点儿去领奖！”
　　是的，王能智也在主席台上，他已经是古城中学的教务主任。大会的扩音器里还在报着其他年级三好学生的名字。一个女同学已经把身上穿的红衣裳脱了下来。
　　快，换上呀！同学们纷纷说。
　　毛毛于是换上了别人的红衣裳。《运动员进行曲》在中学的大操场上激动人心地响起来，毛毛上去领奖了，同学们使劲为她鼓掌。给她颁奖的是高熙峰校长，她爸爸就站在校长的左侧。爸爸看到她一身红衣裳眼睛一亮，父女的目光碰到一起，过去的几千个日子都在瞬间闪现……女儿想，爸爸一定又在心里乐着说：这标志着女儿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十一、令人始料不及的问题
 
　　再说1983年，王能智开展探究性学习的第二年，学校的书籍、杂志被人开了不少“天窗”，被剪的都是地理书刊。这不是王能智的学生干的还能是谁？
　　要解答那些探究性问题，课本上的知识远远不够，学生们就向学校的图书、杂志进攻。学校规定的借书数量有限制，学生们求索的需要却无穷。1983年这些学生都还没有电脑，也不知什么叫上网查找资料。王能智积累多年的地理资料，一个学年下来几乎损失殆尽。
　　王能智哭笑不得。这是一个新问题。
　　学校图书馆找王能智索赔，让他象征性地赔了40元人民币。学生们得知王老师赔了款，剪学校图书资料的行为竟就此打住。但他们借阅的兴趣不减，订阅和购买有关书刊的积极性也出现了。
　　但是也有疑问：涉足那么多课外活动和课外知识，课本上那些将来中考、高考要考的知识到底有没有学到？
　　王能智从课本里出了100道难度颇大的考题，要求学生1小时内考完。他考虑到，实验班的学生现在信心颇足，也担心他们麻痹大意，有心难一难他们，如果考得不行，也好敲个警钟。
　　结果，考出来的成绩就像是假的，全班平均96分，最低88分。相同的卷子给相应的比较班来考，大部分同学不及格。
　　这说明，学生们为了解答那些大问题，早把课本翻来覆去地琢磨遍了，课本知识掌握得相当牢固。当他们的知识面超出书本许多后，回头再看地理课本，有同学甚至说：“这是小儿科！”
　　但是还有问题。
　　一天，李丽的母亲在路上候着王能智，说：“王老师，您的地理课教得太好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不考地理系。”
　　还有的家长也在路上候着王能智，说：“王老师，您要是教数学多好呀！可是，我的孩子现在弄地理比数学还有兴趣，这怎么办？求求您别这么使劲教了！”
　　更多的家长在家长会上正式向学校反映，王老师教的地理课“喧宾夺主”了！怎么办？还该不该实验下去？
　　要理解王能智探究性学习的教学方法究竟有多大意义，还有不久您就会读到的浙江省的综合课程改革有多大意义，我们需要先放眼看一看世界。科学无国界，教育也无国界，并非始于今日。当蒸汽机时代到来，工业时代的教育以英国为中心在全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计算机时代到来，信息化时代的教育以美国为中心再次在全球发生重大变化。
　　1945年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向日本投掷原子弹，随着蘑菇云腾起，世界对科技力量的重视顿时腾升到空前的高度。
　　“二战”后，苏联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建立了许多科研院所，以国家的力量来高强度地推动科技发明。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送入太空。11月3日，苏联又把狗送入太空。这对美国是个强烈震动，美国感到的威胁不仅是“卫星上天”，而是苏联可以向世界任何地方发射热核弹头了。
　　这时，美国不仅反思科研，还从更深的层次反思教育。1958年美国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是一个标志性文件，标志着美国把教育放在国家安全的位置上来考虑。美国由此向精英教育发展，即朝着培养顶尖科学家的教育发展。
　　这期间，美国第一颗地球卫星“探险一号”于1958年1月31日升空。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乘卫星进入地球空间轨道航行并安全返回的第一人，美国又落后一步。接着，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美国要在60年代末实现人类登月计划——阿波罗计划。参与这项计划的约有两万家公司和120所大学，400多万人，耗资250亿美元。
　　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曾集中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科技人员，有50余万人参加，前后耗资22亿美元。阿波罗计划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分别是曼哈顿计划的8倍到10多倍。在如此大的国家行动下，美国继续强力推行精英教育，特征是强化分科，培养专家，培养顶尖科学家。这个举动影响到欧美各国，掀起了一个“新科学教育运动”，在数学领域亦称“新数学教育运动”。提出了一个口号：“欧几里得滚蛋！”
　　欧几里得是古希腊数学家，著有《几何原本》，其知识体系在欧美长期是数学教育的经典。美国此时出现的这个口号，旨在给人们一个深刻印象，即需要发展新的十分尖端的数学。
　　这是“二战”后影响了全球的第一次教育浪潮。在这里需要分清：这次教育浪潮并不是“转轨”，而是在工业时代分科教育的基础上，继续把工业时代的教育推向顶峰。
　　就在苏联卫星上天的1957年，美国有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正在琢磨：如何利用现有的计算机技术来赚大钱？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奥尔森，时年31岁；另一个叫安德森，28岁。
　　他们琢磨，IBM公司的大型计算机售价动辄数百万美元，能买得起的人不多，要是能搞出一种价格低、简便，用键盘和监视器就能与之交流的小型计算机，就能赚大钱。（在此，部分读者需要留意，小型计算机还不是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个人电脑，个人电脑叫微机。）
　　他们获得了成功。他们的公司很快发展成一个拥有百亿美元资产的大公司，被称为“小型机王国”，就是著名的DEC公司。
　　两个年轻人做发财梦时并未想到，他们的努力将比卫星上天更能给自己的祖国带来好处。DEC公司的迅速发财，意味着计算机技术朝社会化应用迈进了一大步，社会由此需要大量相关人才。
　　然而，60年代的美国正在发展精英教育，高难度的课程使美国出现许多厌学的孩子。拔尖的学生可以为诸如“阿波罗登月计划”这样的尖端科研所用，可是，能适合美国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更多的人才在哪儿呢？
　　60年代的美国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在“越战”中陷入困境，美国出现反战热潮。
　　据美国人弗兰克·弗雷德尔著的《我们国家的总统》一书描述，到1968年初，美国在“越战”中投入了近50万军队，此时美军已陷入“越战”泥潭。尼克松1969年出任总统，美军从这年开始分阶段撤军，然而“越战”对美国的实际影响，比许多权威人士估计的都更深远。
 二十二、"有效教育"与科学家走向市场
 　　
　　事实上，美国与苏联的科技竞争，无不考虑着战争，美国推行的精英教育为美国培养顶尖人才，也含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美国的反战热潮，美国企业发展的需要，以及世界性的民主运动，都开始对精英教育提出质疑。
　　反战的声音说：“二战”结束后，国家应该走出战争的阴影，回归生活。
　　企业界的声音说：科学应该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教育界的声音说：教育应该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民主运动的声音说：教育应该让所有的人在教育中得到好处。
　　当年，美国出现一本名为《约翰为什么不会做加法》的书，这本书被叫好，反映的正是大众对精英教育的质疑。还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质问：“为什么要让999人陪1个人读书？”这话是说1000人里顶多只有1人能成为科学家，为什么要让999个学生陪这1个学生读书？像这样以牺牲大多数为代价的教育是不明智的。
　　1969年，美国兴起“有效教育运动”。这个运动站在精英教育的反面，为所有人在教育中得到好处而呼吁。
　　就在美国教育致力于培养顶尖科学家时，美国的科研人员却越来越多地投身产业，走向市场。最典型的人物即晶体管的主要发明人肖克利。
　　贝尔实验室的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于1948年发明了晶体管，但此时的晶体管制造工艺复杂而困难，费用很高，性能还不稳定。肖克利以及美国一些公司的科技人员继续投入科技开发，到1954年才开发出晶体管的实用价值，世界上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就在1954年问世。1955年，晶体管为IBM公司大型计算机所用。也是在这一年，肖克利离开了贝尔实验室，从东海岸来到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
　　肖克利为什么离开那么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来到当时还不怎么出名的斯坦福？因为斯坦福校区内外出现了一个工业园区，它源于斯坦福大学在校园里划出大片土地出租给工厂，这非常有利于大学的科研成果为大学里工业园区的工厂所用，从而转化为经济利益。美国硅谷，就是在斯坦福工业园区的基础上诞生的。
　　肖克利来这里不但可以讲学，还可以在大学附近创建一个肖克利半导体厂。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再到今天的电脑，还有无限的潜力可以开发。
　　1956年肖克利获诺贝尔奖，更吸引了美国一批具有科技才华的青年投奔他，以至于美国微电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制造中心随着肖克利西行，从东海岸移到了西海岸。
　　20世纪50年代，美国投身产业的高技术专家远不仅是肖克利，这是一个踊跃地将科研开发为生产能力和产品的运动，美国出现了一类新人———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一批科技专家自己涉足开发、制造和经营，成为美国新型的科技企业家。
　　这便是美国致力于培养顶尖科学家时期，美国科技专家所发生的变化。回头再看，肖克利小组的发明和技术开发，肖克利建半导体厂投身产业，肖克利在斯坦福大学讲学，我以为肖克利做的这三方面的事，都是新科技、新经济、新教育发展史上影响未来的大事。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需特别指出，即市场经济因素。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为西方提供了一种不仅仅是用政治手段来管理社会的方法，亦即用经济手段来治理和发展一个社会的方式，这种方式至今在西方社会起作用。
　　20世纪60年代，美苏空间竞争继续取得重大进展。
　　1965年3月18日，苏联“东方2号”宇航员首次离开宇宙飞船在太空“漫步”。11个星期后，美国宇航员爱德华·怀特，也成功地离开“双子星4号”飞船在太空“行走”。同年12月，美国宇航员弗兰克·博尔曼和小詹姆斯·洛弗尔，创造了“双子座7号”飞船在地球轨道上飞行14天的纪录。1966年4月4日，苏联宇宙飞船飞离地球引力，绕月球飞行。直到这时，苏联的科技一点都不比美国逊色，更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可以比肩。
　　但是，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始终致力于把先进的科技用于军事和国防，厉行对先进技术的保密措施，虽有尖端技术却没有开发为市场化的民用产品，没有形成社会化的先进生产力，这就不可能有社会经济的繁荣。苏联终于在1991年12月21日正式解体，在与美国的较量中不战而败。  　　美国虽然也以国家的力量强力发展科技，甚至强力发展精英教育，但美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会使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国民致力于将尖端技术开发为民用产品，从而致富，也带来社会的繁荣。美苏同样发展卫星，可美国人于1965年发射了人类第一颗商用电视卫星。
　　当苏联的尖端技术处于高度保密状态时，中国学苏联，连电影也在拍《秘密图纸》……而美国人不但致力于将晶体管和此后的微处理器开发为在市场上能随便买到的产品，肖克利还在斯坦福大学将创新的高技术变成很多人能理解并掌握的知识，从而扩大微电子产品的使用市场。1957年创建DEC公司的奥尔森和安德森，就因为已有人完成了晶体管实用价值的开发，才可能搞出小型计算机。
　　1968年，当初投奔肖克利的几个年轻人自己创建了一个新公司，即日后举世闻名的英特尔。此时，斯坦福工业园区内外创建的一系列公司，将推举出令世界震惊的硅谷了。
　　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史诗般地把人送上了月球，尼尔·阿姆斯特朗成为地球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美苏两国不惜工本进行的宇宙空间探索，发展出许多尖端技术，如卫星通信、遥感技术等，均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军事价值乃至经济价值。但导致新经济时代出现的并不是这些“登天”技术，而是小小晶体管和小小芯片引发的微电子产业革命。
　　生产力的进步是通过引起经济的发展以及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需求，从而强烈地影响教育。正是美国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的社会化应用，造成社会需要大量相关人才，促使美国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由精英教育开始返回大众教育。
　　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自下而上提出来的社会要求，有力地改变了美国国家发展教育的方向，并由此引发了美国第二次教育变革浪潮。最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是1975年美国兴起的“回到基础”运动。
　　任何一种“运动”，总是在兴起之前就蕴蓄着发生的因素。这种因素在进入70年代的美国，已渐成澎湃之势。
　　1971年，英特尔公司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四位元微处理器，这个只有指甲大小的芯片，奇迹般地容纳了2000多个晶体管，已是微电脑的心脏。同年，美国《微电子新闻》首次把斯坦福大学附近正在创造奇迹的这片谷地称为硅谷，此后硅谷响彻世界。今天许多人说硅谷，大脑中的第一印象是“高科技”，觉得那是美国科技先进的结果，这看法对不对
 
    二十三、生产力进步凸显教育落后 　　1974年，美国设计出全球第一台微型电脑的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哪家大公司，而是一家位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的无名小公司。该公司设计的这台微电脑尚无键盘，也没有显示器，面板上最夺目的是几个闪光的灯泡。
　　1975年，比尔·盖茨出现。这年他20岁，是个在哈佛读大学的学生，也不是什么科学家，他和22岁的保罗·艾伦放弃读大学，也来到阿尔伯克基市开了一家小公司，开始为微电脑开发软件，这就是日后闻名世界的“微软”。
　　1977年推出苹果Ⅱ型电脑的苹果公司老总乔布斯，更不是科学家，他是一个刚上大学就被“劝说”退学的社会青年。正是他，成为美国新经济时代第一个亿万富翁。
　　几乎可以说，是美国一批原本无名，也没有高学历的青年，成为美国计算机时代的风云人物。这些连大学都没读或者没读完的青年成功者，不是一般的成功，他们无可置疑地成为创造美国新经济时代的先锋。他们的出现，对美国的精英教育是一种结结实实的挑战。
　　为什么在美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
　　硅谷的崛起，是不是靠高科技呢？
　　是。
　　但更让人惊叹的是：那是普通化了的高科技。
　　这种普通化了的高科技，是高科技产品市场化的结果。此种努力不是为了要让成果飞上月球，而是要让成果进入家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这种普通化了的高科技，那些没读完大学的年轻人就可以用它来从事再创造，乃至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从教育上看，这批年轻人，也是美国教育在70年代返回“注重社会化应用”的成果。
　　进入80年代，随着IBM个人电脑的问世，随着与IBM电脑兼容的大量兼容机出现，一个计算机的时代真正到来。最先经历着这一系列变化的美国，在教育上也最早遇到了不适应的问题。
　　这次，美国人把传统教育、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中的长处都加以融合，即便如此，仍然感到教育从四面八方出现了空前的窘境。
　　颇具代表性的文件有：美国于1983年发表《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中学：关于美国中等教育的报告》《为21世纪而教育美国人》；1984年接着发表《赫拉斯折中方案：美国中学的困境》。
　　此种困境，类似我国当前在教育中表现出来的困境。直言我国教育存在困境从而为其转型“鼓与呼”，相信有关人士能够理解。我国教育存在困境的另一面是，中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也发生了很大进步。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教育的困境主要表现在：美国的生产力发生了空前的更新换代，早先萌生于英国工业时代的发展了300多年的教育，不能满足业已发生巨变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
　　困境促进反思。有哪些理论和实践特别值得反思？
　　譬如，传统教育认为，学生的头脑是一张白纸，你给他写上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并不容易写上，写上了还会忘记、会丢失。怎么办？在美国曾被普遍接受的“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对学生进行训练、刺激、反复刺激，就会形成条件反射，就牢牢地把学识写进大脑了。
　　这种理论是美国致力于培养顶尖科学家，对学生进行强化教育的理论基础。回归大众教育时，虽然教学内容难度降低，但教学方式还是行为主义的。所以美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变革教育浪潮，都打着灌输式的烙印。对灌输式的质疑，是新教育的一个突破口。
　　有人提出了“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的大脑不是一张白纸，任何人学习新知识都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教育所接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头脑里完成新的理解，才会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
　　就是说，学生们听的是同一个东西，得到的是不同的东西，产生这“不同”，是学生原有的知识在起作用。由此可以认为，学生在课堂上并不是简单地“你教，我听”被动地接受。单方向的灌输，强力要求学生按标准接受，是违背教学规律的。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组织了几百名学者，组成全美科学教育理事会以及若干专家小组，着手研究美国21世纪基础教育改革和创新计划，于1985年启动了《美国2061计划》。
　　以“2061”命名此项计划，是因为1985年是哈雷彗星回归年。哈雷彗星每76年临近地球一次，下一次回归就是2061年。这项计划研究之宏远，涉及———当哈雷彗星下一次回归之时———美国的科学技术将达到怎样的水平？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方能支撑美国社会的先进性。那么从现在开始，需要怎样的教育才能确保美国的先进？
　　《美国2061计划》尚在研究之中，1986年美国霍尔姆斯小组发表了题为《明天的教师》的报告。同年，美国政府发布了《为21世纪培养教师》的文件。这些文本都反映了师资的问题。新教育缺乏师资资源的问题被首先提了出来。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动员了万名各领域的学者，参与研究和制定《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此项研究历时数年，耗资甚巨。该项研究被认为与《美国2061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都确认了科学教育最根本的任务不是使学生获得多少科学知识，而是获得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创造性能力；同时提供了一个如何使学生获得良好科学素养和创造性能力的“最好的文本”，给了你一个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可操作平台。
　　20世纪80年代末，霍华德·加德纳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他因提出“多元智能”理论而著名。该理论认为，人脑有语言、逻辑、音乐、运动、人际交往等多种智能。这个理论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是因为在切中教育之弊的同时让人们看到，人的聪明才智还有很大的可开发空间。
　　你瞧，在精英教育中，无论东方、西方，都主要是强化语言和逻辑这两种智能，并主要在这样一个较窄的通道里培养和取舍学生。由于人的智能远没有在学生时代被开发出来，读书所得到的智能，对于成功人生的支持率被认为只有15%，而其他智能对成功人生的支持率多达85%。比照一下乔布斯、比尔·盖茨等人的成功，主要都不是得益于读书所得到的智能，而是得益于社会实践。那么，在教学中引进社会实践活动就非常重要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教育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Handson！”即：“动手！”
　　读书本来是动脑（Mindson）的，强调“动手”，即强调实践。用中国民间的智慧说，就是别读死书，读成书呆子就会“百无一用”。
 二十四、大规模向新教育转型
 　
　　1993年个人电脑全球销量达到4000万台，超过了汽车；1994年达到5000万台，超过了电视机和录像机，成为增长最快的高技术产品。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推出“网络新政”，实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互联网得到飞速发展，进一步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知识资本”逐渐成为最主要的资本。这使美国的教育转型越发势在必行，成为关乎全民族持续发展的最紧迫的大事。
　　也在1993年，美国发表《信息技术与教育工作者报告》。
　　还是1993年———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提出“为所有美国人提供科学教育”的综合教育计划；
　　美国颁布新的中小学理科教学统一标准；
　　美国实施联邦直接为学生贷款计划；
　　美国劳工部发表《2000年的美国，要求学校做什么》；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召开《21世纪全球教育》6国研讨会。
　　再过一年，1994年———
　　美国通过《2000年教育目标法》；
　　美国颁布《学校———工作机会法》；
　　美国提出全国历史、地理、公民学和科学教育教学标准；
　　美国改革高校质量评估体系；
　　美国制定奖学金制度，补助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
　　美国形成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1996年，美国中小学全部配备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的教学设施。这年还有件事应该记下：美国未来与教育全国委员会发表《什么是最重要的：为美国未来而教育》。
　　至此，美国教育逐渐汇聚到这样一些关键性认识上：最有效的学习应该强调知识之间的关联，强调不同学科的知识之间存在一个必须加以认识的整体。那就要打破分科模式，开展综合课程教学。并认识到，由此去获得学识，重要的不是获得某个回答正确的答案，而是要去经历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即探究的过程。指学生通过亲身参与类似科学探讨、研究问题的方式进行学习，由此获得良好的素养和能力。
　　这样，打破分科局限，开展综合课程教学训练，包括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综合课程训练，通过探究去实现，就成为美国第三次变革教育浪潮的精髓和理念核心。美国由此坚定不移地开始了大规模向21世纪的教育转型。
　　在世界上最早利用美国微电子技术来发展本国微电子产业的国家是日本，日本在微电子产业方面获得的成功是该国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重要因素，在教育转型上最早做出反应的也是日本。
　　就在美国1983年报告“国家在危险中”，1984年报告“美国中学的困境”之后，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于1985年发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咨询报告》，1986年发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二次咨询报告》，1987年又连续发表第三次、第四次关于教育改革的咨询报告。就在1987年，日本政府批准并发布了《教育改革推进大纲》。
　　日本是个等级观念十分突出且牢固的社会。在企业中下级对上级唯命是从，在培训职员忠心耿耿和高效率工作方面，可以说世无其匹，但也埋伏着限制发展的障碍。这种现状的文化背景也有日本武士道的传统遗存。这种传统与工业化时期“我传授，你接收”的教育模式结合，传授知识和培养人才严格按“同口径、同规格、标准化”，如同生产产品那样“生产”学生，在日本表现得最为典型，全世界没有超过他们的。日本的企业管理也极为坚决地承袭了这种教育的果实。日本是因积极吸收工业生产力而最早崛起的亚洲国家。在美国发生微电子产业革命后，日本继续沿用“拿来主义”并继续得到好处。这使日本整个民族都深深沉浸在工业化教育模式中，要真正走出它的传统遗存和工业化教育模式就相当不容易了。
　　日本从1985年意识到本国的教育要改革，到1996年，历经10多年，日本教育审议会发表《面向21世纪的日本教育发展方向》，严峻指出，必须彻底改变以死记硬背为中心的缺乏主见、缺乏创造性能力的教育，彻底改变培养没有个性的模式化人才的教育。这意味着日本对明治维新以来曾经从工业化教育中获得好处的教育进行扬弃。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把分科课程改为综合课程，以培养学生自我思考、自我获取和综合知识的能力，日本称之为“生存能力”。在“生存能力”一说中，日本强调的“危机感”，有如它在明治维新时期面对西方列强体验到的危机感。任何一个民族，当它把“危机感”注入国民意识，尤其是注入青少年意识中时，那就在蕴蓄着新一轮的奋发图强。
　　在欧洲，最快做出反应的是英国。
　　曾经是英国，最早动摇了当时最发达的中国农业文明的世界地位，并宣告了中国无可置疑的落后，包括教育的落后。英国，这个曾经创造了工业时代和工业化教育的民族，要走出大不列颠的传统也很不容易。
　　在美国1983年发表《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的第二年，英国发生了持续一年的煤矿工人罢工，罢工到1985年3月3日结束。此时的英国煤矿工人罢工与工业时代早期为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不同。当计算机正在许多领域取代齿轮的时代初现端倪之时，在以工业化起家的英国，传统型工业的危机就相当突出了。教育的落后，总是最先从生产者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求反映出来。也是在1985年，第四届世界成人教育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发表了《学习的权利》宣言。这反映出当今成人的再学习乃至终身学习，不仅是谋生就业等方面的需要，且作为人生的权利第一次被郑重地提出来。
　　虽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认识，但计算机时代的出现，标志着影响世界的新时代的中心已经从昔日的英国移到了美国。英国发出了“复兴大不列颠”的呼声。1987年英国发表《应对新的挑战》高等教育白皮书，接着颁布了《1988年教育改革法》。
　　1991年，英国发起“课余俱乐部运动”，引入社会实践活动。1992年，在小学开设“设计构想”课，引入“探究”。1994年，组建师资培训署，培训新型教师。同年，英国企业联盟发表《确保21世纪英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1995年，英国发表《竞争力：帮助企业取胜》白皮书，提出加强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新措施。其间，英国教育部改为教育就业部。如果你稍稍留心，会发现这个老牌的工业帝国在向知识经济时代变迁时期，有诸多企业难题与教育密切联系。同年，英国还成立了全国家长教育协会。我们由此可窥见，为“复兴大不列颠”而走向教育转型，英国汇聚了全民族方方面面的力量。
 二十五、中国教育的双重困境
　　在亚洲，韩国的三星电子已经在中国很有市场。韩国也在教育转型中做出积极反应。
　　就教育的传统而言，韩国是个应试教育相当森严的国家。韩国曾有长达20年的禁止对中小学生进行校外辅导的禁令。到1998年，韩国国立汉城大学校长鲜于仲皓还因女儿参加违禁的校外补习班被揭露，不得不引咎辞职。韩国这一禁令旨在强化学校教育。这样的禁令，令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们难以理解。但在这次教育转型中，韩国社会喊出了“废除考试地狱”的呼声，也给人们印象极深。
　　其实，韩国于1985年就设置了教育改革审议会；1990年调整教育结构，同年制定自学学位制度；1992年制定初、中、高等学校课程改革试行方案；1994年试行大学综合评价制，实行教师资格有效期制；1996年取消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1999年废除了禁止对中小学生进行校外辅导的禁令。
　　我们看到，韩国要走出昔日的教育传统也不容易，但毕竟相当有气势地走来了，包括变分科课程为综合课程，也引入社会实践课，所以才废除了严禁“校外辅导”的禁令，打开了学生通过多渠道进行学习的广阔天地。
　　如同日本人强调在未来世界的“生存能力”，韩国也把“教育革命”作为“国家生存战略”来考虑。如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韩国后，有一种观点就认为：韩国未来的危机只怕不是金融危机，而是由于教育缺乏远见，那将导致越来越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
　　审视美、日、英、韩诸国都能看到，那些在微电子产业方面卓有成就的国家，在教育上的变革也反应得快。新经济催生新教育，新教育促进新经济，如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就是在书写一个民族新的历史、新的前途。
　　我国浙江省教委在1989年得到国家教委支持，开始进行教材改革。他们派员到香港考察，发现香港已随英式教育变革，将分科课程改成了综合课程；接着发现台湾地区也已经开展了综合课程教学；进而发现发达国家几乎全都开展了综合课程教学。与我们一样古老的国家印度，早于1985年开展学校计算机扫盲，此举对印度如今成为世界计算机软件大国意义不凡。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也已经开展综合课程教学。这使浙江的课程改革一开始就坚定地朝着变分科课程为综合课程的方向突进。1993年浙江以惊人的步伐，全省中小学初始年级（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全部进入综合课程教学。从时间上看，我国浙江省对教育转型的反应也很快速，他们的积极行动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也许浙江的步伐迈得快了一点，也许我国的应试教育因众多家长的热切投入走得很深……浙江课改遭遇到超出他们自身预料的阻力。
　　我相信，我国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越来越多了解世界的机会，如果我们对世界正在发生的教育转型大势有更多一些的了解，那么许许多多人都会自有妙得。
　　相关思索：我
　　国“文革”后奋力发展教育。1978年1月教育部确定部级重点中小学20所，各地随后相继确定了一批重点中小学。中小学内还按学生考试成绩分为提高班、普通班、基础班。2月，教育部确定首批全国重点高校88所。3月，中国科技大学开办少年班。为挽回“文革”的损失，我国教育领导部门、广大师生和家长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进步是显著的。只是我们今天回眸历史，可以看到20多年来我们走的是类似美国20世纪50年代强力培养科学家的精英教育之路。
　　美国人反思说，为什么要让999人陪1人读书？
　　所谓“陪读”一说，在我国一些中学里也有称一部分学生为“分子”，称另一部分学生为“分母”的说法。被称为“分子”的学生，并不是认为他们有可能成为科学家，而是指有可能考上大学的；被称为“分母”的学生，则指考大学没什么希望的。在一些历年高考落选生甚众的中学，老师发现某几个有望考上大学的学生，会说“这几个是‘分子’”，于是精心抓他们的成绩，其他许多学生就考大学这个目标而言，便处于“陪读”状态。这些现象并非老师未尽力，而是精英教育，高强度培养科学家的课程，限制了培养多种多样的人才。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需要拓宽教育方式，建立起让每个孩子都得到适合于各自发展的教育。在新教育中，没有“差生”，只有“差异”，即各有特点的学生。
　　当前我国精英教育造成的许多学生厌学状况尚未缓解，世界性的生产力换代和经济变迁的巨大压力又到来。我国教育实际上埋伏着双重困境。
　　在这双重困境中，一是要纠正精英教育给许多学生造成的超负荷压力，为解决这个问题，教育部在2000年发出了《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然而，“减负”只是在工业化教育的地基上开始纠正拔苗助长之弊。我们今天还面对着第二个更重大的任务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工业化时期的教育，挺进信息化时代的新教育。这就不仅要解决“减负”问题，还要解决在新时代怎样更有效地学习的问题。不仅有“减法”要做，更有“加法”和“乘法”要做。
　　美国第三次变革教育浪潮，是在纠正了精英教育之弊后，朝新经济时代的教育转型，中国则需要把纠正精英教育和向新教育转型，两步并作一步来跨越。
　　在这样一个新旧更替的历史时期，家长们该做什么？您已看到，国家要求给学生“减负”，家长们却自动给孩子“加压”。学校停止了双休日的“补课班”，社会上便涌现出各种“加强班”。当前媒体较多报道的“成功的孩子”，主要是应试教育模式中考上国内外名牌大学的孩子，家长们热心阅读并用以激励自己孩子的也多是这方面的故事。家长们不惜代价效仿，不辞辛苦地送孩子去上一个又一个“加强班”，其实是在花钱加强一种过时的学习方式。新教育正为开发孩子们的潜能日益展开宽广得多的成才通道，家长们是否意识到？一切新旧更替的历史转折期也是机遇期，若能对世界教育变迁的特征和趋势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机遇就会离自己更近。
 二十六、能力的阳光会照耀到一切学科
 
　　　　您已看到，美国发表《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是1983年，发表《赫拉斯折衷方案：美国中学的困境》是1984年，而王能智在初一学生中开展探究性学习是1982年。虽然那时我们还没意识到教育将发生世界性的重大转型，但王能智在探索中踩出了我国新型教师的最早步伐。
　　下雪了，天空洁白而明亮。
　　这天，王能智夫妇早早就起来了，毛毛还甜甜地睡着。王能智走到厨房，从窗户望出去，远远近近的屋顶上、院子里都积了雪，雪花仍纷纷扬扬地飘着。
　　“下雪了。”他说。
　　“昨晚天气预报就说了。”妻说。
　　“我得去看看。”
　　“看啥？”
　　“看马路上有没有积雪呀！”
　　这天，北京地理界的许多专家学者将会聚石景山，北京市地理教育学会本年度年会将在石景山召开。这一届年会，就是以王能智教改实验为主题的年会。
　　这是1985年年底。这年适逢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人大常委会决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王能智的教改实验可谓大得“天时”。
　　上午9时左右，小车一辆一辆开进了石景山教育局的院子。专家学者们陆续来了，王能智站在雪地里迎接。
　　雪花仍在天空飞舞。年会开得热烈红火，对王能智独具一格的教学给予了高度评价。自此，王能智的新教学方法开始“名声在外”，并在石景山其他中学地理教师中影响开来。
　　“有一个现象，当时大家都很感兴趣。”
　　“什么现象？”我问。
　　“你看，家长们曾经担心王能智这么教下去会影响学生数学、物理等科的成绩，才要求他别那么使劲教。其实他没怎么使劲，他教得很轻松，学生也学得很轻松，成绩却噌噌噌地上来了。”
　　说这话的是刘国庆。他生于北京延庆县，八达岭长城外是他的故乡。我初见他时，他是石景山区教工委书记，如今他是石景山区副区长，多年前他是石景山苹果园中学的地理教师。同为地理教师，刘国庆是最早向王能智请教的人之一。
　　“还有一个现象，”刘国庆说，“王能智只是地理教师，不是班主任，但每个班主任都喜欢跟他合作。”
　　“为什么？”
　　“因为王能智担任地理课的那个班，学生好管了，学生其他科的成绩也上来了。”
　　那时王能智也感到惊奇，也在接受实践对他的教育，那是一个他与学生同经历、共学习的季节。40岁以后的王能智，感到自己的教师生活依然流动着学生时代的气息，青春、想像、星空、流云、音乐……每个早晨和黄昏，都有一种激动想从心里蹿出来与谁交流，确实有一种新的东西在脚下启程……看到学生的变化，他相信那是他们内在的变化，那不是考分的灿烂，而是学生获得了探究的兴趣、成功的体验，这体验又进一步巩固了他们新的学习方法……笑容出现了，阳光出现了，这阳光会照耀到一切学科。
　　现在他比实验之初更有信心。他开始体验到，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的教学里其实也有一种叫潇洒的东西……你瞧，对《地理》课本“总———分———总”里的后一个“总”，他轻轻一讲就过去了，真的用不着使劲。因为此前对每个探究性问题的讨论都有总结，那“总结”就是大家在海阔天空的探讨中得到的共识。
　　中学四个学期的地理课，三个学期全上完了，最后一个学期的地理课还干什么呢？王能智把最后整整一个学期的地理课课时全部给了数、理、化等其他学科。这些学科得到这些宝贵时间，学生的成绩进一步得到提升。
　　地理当时是高考必考科目之一，如果能从地理科拿到高分就能提升高考总分。石景山教育系统开始推广王能智经验，王能智逐渐成为不少地理教师的老师。
　　石景山此举能提高地理老师的位置，得到全区地理老师的响应，加上“争取在地理拿到高分”也成为同学们的“高考策略”，这效果在1987年出现了。
　　1987年石景山夺得了北京全市高考地理冠军，此后直到1993年地理不再列为高考科目为止，6年间，石景山地理课获得了高考“六连冠”。石景山高考由此上了一个台阶。
　　李丽的母亲是当初担心孩子对地理太感兴趣会影响考大学的家长之一，多年后她又在路上高兴地告诉王能智：“我女儿考上了北京经济学院。”
　　另一位家长多年后路遇王能智也告诉他：“我女儿考上了科技大学，现在去美国读博士了。”
　　更多的学生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发现自己与社会接轨的能力优于许多同学。他们许多人至今与王老师保持着联系，深深感谢他们初中时代的地理老师。
　　今天回望王能智的教改实验，虽然那“六连冠”仍在闪烁光芒，但我们的目光已不能停留在考出高分上了。
　　奇迹似乎就起步于王能智给学生的那个探究性问题，给出那个问题犹如给出一把钥匙，用那钥匙去开门你能得到许许多多。一个真正的问题比一千个答案都重要。
　　瞧，面对一个探究性问题，知识不够，你可以去问家长、问社会……有的学生的邻居就是专家，家长会带着孩子去请教专家。这样一来，能使学生获得知识的就不止是王能智一个老师。
　　这就是个重要变化———家庭、邻居、专家、公众，以及报刊、图书馆、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都可以是教育者。如果王能智照本宣科，就只是讲授课本里那些知识，且是多年前写进课本的知识。现在王能智给出一个题目，40多个学生撒出去，带回课堂来的有40多个学生访问了更多人士得到的百十种知识亮点。这就使很多人的智慧在课堂里交流激荡，学生便在这样的海洋里学习成长。
　　再看过去，从前是一个教师面对数十个学生授课，老师的精力要照顾到每一个学习进度有差异的学生，的确很不容易。那些跟不上的学生，常常是那么深切地感到孤独无助。
 二十七、由""教""到""导""
 　　
　　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个人电脑在美国涌现的时代，人类上下五千年的知识通过互联网，第一次如此丰富地横亘在我们面前。在中国，80年代是举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美国，这是一个青年凭借键盘就可以与世界对话的新时期。进入90年代，电脑在中国许多家庭出现，学生就可以向网络去搜寻知识，特别是新知识。王能智的教学方法所打开的就更不是一册课本，而是一个广阔无垠的课堂。
　　现在，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于每个学生。学生就在我与课本、我与课堂、我与老师、我与同学、我与学校、我与家、我与人们、我与社会、我与环境、我与未来、我与……中认识我，建设我。这时的我，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我，而是一个独立的我在蓬勃成长。
　　教学的主体在这里发生了改变，学生真正成了学习的主人。在这里，不再是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学。因为老师说的与专家说的可能有很大分歧，专家说的与网上最新出现的也可能有很大不同。谁是正确的呢？
　　学生完全可能发现：老师、专家、父母或其他人士说的，都有对也有错。那么，谁的见解更接近正确，接近可行？“我”从一个总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变成了主动对各种现象各种见解进行辨析、判断的主体，然后决定取舍或动手改造。
　　什么叫解放学生？
　　王能智说：“就是要让学生把手放开，把脑放开。”
　　话很简单，真正做到并不容易。这里的“把脑放开”不是说要动脑筋，而是说要让学生自主地思考。
　　所谓“你要有主见”，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训练。学生本人价值体系的建构，是教育应该去完成的最为了不起的建设。这是在建设、在塑造一个最终能融入社会、对社会有用，能解决自己问题的、有独立人格的人。
　　独立的自主思考状态，与那种孤独无助的状态，是多么不同。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与那种成年后阿谀奉承的人，也有天壤之别。如果一个学生的思维和视野不被几册课本束缚住，如果一个学生“我与世界”的思维被打开、被塑造，其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创造力将不可估量，将远远超过他们的祖辈和父辈！
　　这样的学生，长大后将不能忍受官僚随随便便对他们指手画脚，整个民族的民主性将由于新一代人的成长而得到提高。我们这个负重深深的民族，脊梁也会因此而挺直一点。所以我带着深深的感情描述并敬重王能智，敬重所有如此培养新一代中国人的中国教师！
　　可是，目前那几册课本就把学生压得抬不起头来。
　　王能智探索的究竟是一条什么路？“就是设一个‘圈套’，让学生去钻。”王能智戏说。
　　“但这不是把他套住了，而是一个游戏似的快乐的活动，讲得文一点，就是通过设置一个探讨问题的情境，让学生主动去进入。”王能智又说。
　　但设置这个情境却不简单，这是以导学为中心的课内外综合教学之路。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导”，而不是“教”。不仅探究出场，综合也已经出场，课内外综合，以及对老师、专家、课本、网络等多渠道的知识进行综合的方法已被大量使用。
　　1993年地理不再是高考科目，地理的被重视程度随之降低，王能智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虽然他在地理教学上已经很有名气，但这些经验只适用于地理吗？这些经验会是昙花一现吗？王能智还能往哪儿走？
　　这时，有两个人是助他继续发展的关键人物：一个是当地的石景山教育局局长祁红，一个是当时的石景山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张逸民。
　　张逸民希望王能智到教师进修学校来，祁红把王能智调给了张逸民。1994年王能智开始专职培训教师，这是他一生中又一个新阶段，这一年他52岁。
　　“张逸民是个真懂教育的人！你知道他曾经怎么评价现在的教育吗？”王能智这样对我说。
　　“他怎么说？”
　　“他说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学生的负担减轻了吗？没有。学生学到了多少有用的东西？很可怜。学生的人格得到尊重了吗？严重不够。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发展了吗？恐怕是得到压制吧！我们还在认认真真地压制他们。所以现在的教育仍然需要进行大改革。”
　　怎么改呢？
　　1993年浙江全省已率先挺进综合课程改革，全部课本都变了。王能智是赞同浙江综合课改的，北京的课本还变化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能不能变？课本是死的，人是活的。张逸民格外看重的就是王能智拿着老课本教出了新课程、新方法。不唯书，不照抄照搬，王能智算是够典型的了。张逸民决定举办青年地理教师培训班，支持王能智在培训教师中进行探索。
　　这一时期，王能智对专家们一致认同的教育理论进行再思考。比如大家都认同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五个：一是职业理想，二是教学理念，三是人格魅力，四是专业知识，五是教育能力。王能智也认同这五大要素，但他只取后两点为切入口，不拿前三点去要求教师。
　　我问，为什么？
　　他说，没用。
　　怎么没用？
　　他说，前三点在于他自己内部是否有，别人无法从外面教给他，要他自己在实践中逐渐形成。
　　我问，教学理念也无法从外面教吗？
　　他说，如果别人教我，我也要用自己的价值体系去判断，然后决定取舍。如果觉得你说的没用，他听都不会听。
　　我说，你是不是发现，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没什么不对，他的理念守在大脑里，挡住你的理念，你的理念再灌输也常常是无效的。
　　他说，是的。所以我选择后两项为切入点，即专业水平和教育能力，这是每天围绕他的两个东西，是他关心的需要的东西。
　　如何把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传递给老师们呢？
　　王能智觉得人的知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共有知识，二是个人知识。共有的知识是可以编码的东西，教材上的知识多是共有的知识，可传递、可复制、可迁移。个人的知识是自己实际经验的积累，是个性的，见仁见智的。个人的经验自己心领神会，但不容易迁移，需要转化为抽象的理论，才会产生良好的迁移效果。
 二十八、打开了这扇门
 　　
　　他将自己的教学经验逐步抽象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以实现向青年教师的传递。比如针对老师如何辅导学生，他将“学习”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针对知识的接受学习；
　　二是针对技能的体验学习；
　　三是针对实践的探究学习。
　　现行的教学只是把第一层的学习当成一切的学习，这就严重不够。即使第一层的学习，是让学生记住那些知识，还是通过什么方法去占有这些知识，且是大大地多于课本的知识？为此他提出“新常规课”的概念，要求务必首先做到：让学生在常规教学里就有探究活动。
　　以上文字可能知识含量过于密集，对于教师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一般读者读读，对指导孩子读书也大有好处。
　　现在请您想像，王能智说的新常规课，就是指以往常规课要求学生必须熟记的那些基本知识，也不必死记硬背。
　　怎么实现呢？就是前面已讲到的引进课题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所谓“让课题活动有教学依托，让教学向课外实践拓展”，这话听起来枯燥，但学生们是可以唱着歌向那些未知的秘密出发的，到时候那些基本知识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你所需要的，会缠住你，让你印象深刻，想忘记也不大容易。
　　如此，王能智说的“三个层面”的学习，就不是先完成第一层面的学知识再进入第二层，然后第三层，而是要在全部教学中同时包含有三个层面的学习。
　　这里的关键点是：如今大家（包括家长）都认为，只有基础知识积累到一定的时候才有探究能力；王能智则认为不是这样，而是探究能力的获得已经蕴藏在基础知识获得的过程中。
　　这么一来，老师们可能觉得更摸不着头脑，但王能智强调，你只要抓住一个核心，那就是探究。为了让老师们对探究有深刻印象，他说：“探究是什么？探究就是研究的刀尖。”
　　为了让老师们明白探究的好处，他又将探究性学习称为“试误性学习”。这里有什么奥妙？
　　妙就妙在错误是人人都会犯的，正确只能通过尝试和体验错误才能达到，这是探究性学习的特征。
　　妙就妙在出错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出错谁不会呢？而明白了错误也是不可缺少的财富，就可以打破探究的神秘感。王能智为此画出一幅探究性学习示意图：
　　首先设置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有此假设，才有去探究的“目标”，有目标才有探究行为。在从问题向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不论走到“正”，还是走到“负”，那曲线都提示学生的思维在积极探索。
　　在这里，你不必为学生的错误大喊大叫了，你懂得激励在哪里。在这里，激励并不是抓住学生的某个小优点去表扬他，而是面对他的错误也可以为之鼓掌，可以喜悦地告诉他：“快了，你就快成功了！”
　　这多么奇妙。
　　我在这幅探究性学习示意图前久久流连……通过体验错误达到正确，没体验过错误，你不可能获得成功，像这样经历学习和体验学习的过程，与其说是科学的，莫如说是哲学的。
　　知道了错与对，犹如夜与昼，都是不可缺少的，师从王能智的老师们面对学生的错误，也改变了面容。我想他们一定体会到慈祥了。慈祥不是别的，慈祥就是面对错误表现出宽容，这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和智慧。
　　我见过一位杰出的企业家，他说我选人才，如果听说对方没经历过什么失败，我是不大会要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如果要下来就该为他缴学费了。那些失误或惨遭失败但又不傻的人，是宝贝。而且，学费他已经缴过了，他现在知道怎样去走向成功。
　　这个企业家讲的是失误和失败都是宝贵的资源。那些勇于实践而犯错误的人，比不干事没错误的人距离成功更近，距离真理也更近。中国民间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是智慧之语。我们日常所见的那种抓住一个错误就一票否决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式，从经济上说是浪费资源，从哲学意义上说就是愚蠢了。这种惩罚错误的方式，与现行教育中只以标准答案为对，偏离标准答案就罚你为错的思想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出错便一票否决，就造成下级掩盖失误、掩盖问题、文过饰非，就没有真实，没有实事求是了。碰到2003年SARS这样的天灾也加以隐瞒，国家和人民就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我相信，经过探究性学习培育的这一代学生长大，会比父辈、祖辈都更科学地对待世间的万事万物，会更有能力来对待人间的正确和错误。他们还会轻松而潇洒地说：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错误生出来的儿子，错误其实是真理他爹，我们怎么能不善待错误！
　　于是师从王能智的老师们说：“虽然要学、要改的东西很多，但王老师给了我们一个抓手，这个抓手就是探究性学习。握住这个抓手，就打开了这扇门。”
　　打开这扇门后，天地有多大？
　　探究性学习是通过设置一个问题、一种情境的方式去进入……设置也是假设，通过假设性思考去解决学习问题，是重要的学习能力的训练；通过假设性思考去解决实际问题，则是日后走向社会极其重要的能力。
　　据有关资料，哈佛大学懂得用假设性思维去解决问题的学生也只有1/3。但哈佛出一个比尔·盖茨就惊动了世界。其实，比尔·盖茨没读完大学就去搞企业，并非不爱读书，而是渴望发挥自己的探索性创造力。
　　再说一遍，王能智从1982年开始的教学实验已显示出少年学生存在的潜力，这潜力蕴蓄着中国教育向世界一流教学挺进的先声。
 二十九、谁抽走了这个阶梯 
 　
　　以上是抽象了的思维。如果觉得缺少感性认识，可以具体看一看王能智的学生。
　　朱海燕来了，她是王能智的弟子之一。
　　她生于1970年，22岁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大学玩儿了4年。”她这样描述自己。
　　她说，毕业后分到古城中学教地理，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当老师。我总觉得教书匠翻来覆去地说，像录音机似的，有啥意思？那时北京市号召青年教师向老教师学习，学校组织了拜师会，王能智老师正是教地理的，大家都让我拜王能智为师。
　　我讲“中国的山脉”，精心准备好教案后去说给王老师听，心想看看老师能说什么，没想到我开口刚说到“白雪皑皑”，王老师就喝停，我愣住。
　　“把‘白雪皑皑’去掉！”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讲山脉，为了追求教学语言的完美，在用词上精挑细选，我选择“白雪皑皑”这个词，就因为它既描绘出山的秀丽，又体现了山的高峻和挺拔，多恰当的用词呀！这么优美而又贴切的词儿，上哪儿找去！
　　海燕说，后来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我逐渐理解了老师当初的用意。讲解是教师的基本功，首先要锤炼教学语言，不能摆花架子。虽然“白雪皑皑”一词的使用确实是优美的，用了是好而不是不好，但王老师当初是在刻意训练我的白描能力。
　　“你能意会吗？”海燕问我。
　　我说我听懂了。我的老师文怀沙先生也对我说过，不论绘画艺术发展到多么绚丽，木刻是宗师；不论影视艺术发展到多么有规模，话剧是宗师。我理解，这是说，如果你去掉色彩，单用线条就能塑造出艺术；如果你没有其他手段，仅在话剧舞台限定的时间和空间就能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你就有过硬的基本功了。
　　海燕点头说，你是懂了，但是我很长时间没懂。
　　她说，只要我知道什么，我都会倒给学生。她以自己参加过高考的经验进行备课，心想，可以用我一人的时间来为学生节省时间，办法就是自己加班加点，把习题，尤其是重点题、难题，做得非常简洁、概括，简直就是走出了一条通往答案的最短的道路。如此去给学生讲解，让学生掌握，也就是学生通往成功的最短道路。那些深夜，从京郊门头沟吹来的西北风在她的窗外呼啸，她甚至想，自己参加高考那年，若有人这么为我节省时间，那多好呀！
　　她就这样踌躇满志地去给学生讲解，她觉得只要这样，我牵着你，你跟着我，你就应该会了。“我真的觉得我讲得很精辟、很精彩，我都被自己陶醉了。”
　　为了巩固，她择日发下卷子测验。结果发现大部分学生没懂。怎么回事？她沉住了气，好吧，再仔仔细细地讲一课。她觉得自己讲得够清晰了，这回该懂了吧！
　　发下卷子再考，还那样。“气死了！”海燕说。
　　她说不仅生气，而且伤心，感到自己白付出了。
　　她说她体会到了，学生要是不用功，不好好学，老师用功有什么用？后来王老师告诉我，问题还是出在我身上，就出在我的努力上。
　　“你以为你这样做可以节省学生摸索的时间？其实，这摸索是不可取代的。”王能智说。
　　她说：“真是奇怪，我知道不能给学生答案，我并没有给学生答案，我给了学生一个清晰的过程，一条捷径，为什么不行呢？”
　　“可是，你给了学生一条最短的路线。”
　　“这有什么不好吗？”
　　“那是直线。”
　　“直线不是捷径吗？”
　　“任何正确的答案或者方式，都是通过曲折探索才得到的。探索的过程是一条曲线。你想想，你也是通过曲曲折折才找到一条最短的路线，对吗？”
　　“是的。”
　　“但现在你不想让学生曲折，你省略了曲折，就好比抽走了学生通往目标的阶梯。你自己曾经攀着它爬上去了，你上去了，就抽走了阶梯，学生就上不去了。你仔细体会体会。”
　　那些夜晚，朱海燕体会到了灵魂出窍，体会到了当教师可不是录音机，看到了一个教育的汪洋大海……她觉得王能智不是老教师，更像新教师，相比之下自己23岁倒像是老了。她感受到一种青春气息在重新把她召唤。
　　她凝望着王老师给她画出的那条探究的曲线，明白了学习的过程其实天生就是通过正误正误才在大脑里生长出果实。你不让他体验错误，其实他得不到正确。
　　她看到自己的问题了。中国古代教育就曾有“授之以鱼”莫如“授之以渔”之说。现在她觉得有一个比喻更能形象地描绘自己的滑稽，比如说，你是给他酒，还是让他自己去酿？
　　不应该是酿好了，然后才告诉他这是好酒。
　　他喝不下去你就灌他，使劲地灌，那他非醉不可。
　　想到这儿，她就笑了，笑得很开心。
　　她还想到，关于错误，那不是尽量避免犯错误的问题，而是错误是不可缺乏的。你没有体验错误，就只能得到错误。
　　从前她也曾经为自己该怎样讲课发愁，现在她觉得不必为此发愁了，而是要学会让学生讲。不是一般地说要给学生留有空间，而是要去开发学生的空间，让学生在一个自由的、宽松的空间里成长。
　　现在她能注意到有的学生不愿说，怕出错、怕暴露、怕被笑……要鼓励学生不怕出错，要笑容满面地像对待正确一样对待他们的出错，这真是个陶冶性情的事情啊！
　　要特别留意让那些很少说的学生说，他不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从前她不知道学生在哪儿，自己就滔滔不绝地说，现在她能警惕到，所谓“跟不上”，关键是第一个台阶没上来，他就跟不上。跟不上他就不跟了，就放弃了，就在等待下课。你得让他说，才能把他带上第一个台阶，才能继续往上带。所有这些，都是基本功。
　　……
　　20世纪90年代，北京在教育改革中极为关注的话题是：培养一个优秀青年教师要多少年？这个话题有过影响广泛的讨论。这话题其实是基于师资资源已不能满足当今需要才提出来的。
　　1996年，北京市教育系统13个学科开展全市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朱海燕荣获个人全能奖。同时，石景山派出的3名选手朱海燕、张爱娣、曹彦彦（都是师从王能智的青年教师）获得全市总分第一，夺得团体冠军。
　　此举可窥见，北京市评价教师的标准已在尝试不用应试教育的尺子来衡量。王能智的弟子夺冠，说明已有了向新教育转变的步伐。在这里，“师资资源”的概念并不是说首都北京缺教师，而是面对着事实上存在的教育难题，时代需要新型教师。2003年，北京市在教师节隆重向社会推介模范教师王能智，亦可见王能智开发师资资源的努力，是可以代表北京市这一阶段教学的创新水平的。
 三十、打破学科壁垒
　　
　　继续讲一个发生在2000年的故事。
　　曹彦彦这年29岁，升任京源学校副校长，仍承担地理课教学。这年一开学，王能智同她设计了一个课题《今年春游去哪里》，希望吸收数学、语文、外语、历史、生物、计算机、政治，包括地理，共8个学科的老师参加，试图通过这样的活动，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在初中学生中开展“多学科融合的探究性学习”。
　　各学科的老师对王能智都挺尊重，但觉得这地理课把腿伸到野外尚可理解，为什么还要把腿伸到这么多学科里来呢？讨论时，老师们也各有说法。比如，数学老师说，对旅游点做客流量趋势分析，需要用到“数学建模”，但初一刚学代数，高中的学生都不见得能运用这一方法。语文老师说，要说服大家为什么去某地春游最好，这需要议论文的本领，但初一上的是记叙文，初三才上议论文，现在怎么讲议论文呢？……老师们都跟曹彦彦关系不错，于是说，我们可以配合你，但这毕竟是你地理课的事，要让我们当成自己的事来做是不现实的。总之愿意“友情接受”，不愿有多大的投入。
　　“开完这个会的那天黄昏，老师们都走了，我和王老师坐在黑暗中。能说老师们固守在自己原有的心智模式上吗？他们说教学要循序渐进，难道没有道理？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王老师说，先干起来吧，把题目告诉学生。理论上还说不清的事，实践会告诉你。”曹彦彦这样回顾道。
　　于是她告诉学生，自由组合小组提出方案，最后大家投票，得票最多的入选。学生们听明白后立刻兴奋起来。
　　王力小组7个同学选择了沿着北京城中轴线考察的旅游方案，这条线从最南端到最北端，承载着北京城历史上最重要的各大建筑，他们去论证，皇帝没有用标语说皇权至高无上，但用建筑体现了皇权至上。在这些建筑中凝聚着怎样的历史内涵和建筑知识？他们知识不够，就去请教历史老师、政治老师。要用数学方法分析故宫的客流量趋势，不会，就去请教数学老师。他们还在电脑上做出网状的图来表达线路选择的优势，试图用定量的方法来说明他们的观点。起初，这也不会，就去请教计算机老师。
　　“老师，求求您，教我们吧！”
　　各科老师都突然“遭遇”到同学们空前的求学热情。老师们感动了，固有的心智模式开始动摇，被学生的热情熔化。奇景出现了，老师被学生发动起来。
　　语文老师开始辅导学生说服别人的技巧，生物老师开始教给学生如何制作植物标本，还有的同学要求英语老师帮助他们增添英文解说，以增添吸引力……有些知识，有些方法，老师自己还未必懂，那就赶紧学，学了好教给学生。
　　所有的组都学会了在电脑上制作软件，公认这是将来发表方案时最基本的竞争平台，否则你就“免谈”。如此一来，计算机老师“会不会累死？”不会。王力小组学会在电脑上作图了，其他组的同学都去向他们学，大家就都会了。
　　孙宁霄问：“两人一组行吗？”
　　老师说行吧。
　　孙宁霄就与郭钟铃两人一组。他们选择去密云县看司马台长城，认为司马台长城是“奇、险、峻”之最，此去还包括考察密云水库，参观“京都第一瀑”，时间两天一夜。他们在软件里插入了动画，设计出几点从学校出发，电脑里就出现了小汽车，走到哪儿是第一站，标示出路途多长，需多少时间，几点几分到达……动画的引入立刻在班上引起轰动。
　　很快，别的组也学会了，大家都插入了动画。
　　一天，羡辛同学给软件加进了声音，大家又去向她学，都加进了声音。
　　大家都学会了合作，而且不仅是小组内部的合作。不仅是8个学科的老师教学生，同学间也有无穷的交叉联系，总在互相学习。“同学们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会由于竞争的原因而保密，而是乐意告诉别人，也乐意向同学学。”
　　为这次春游，他们准备了一个多月，学到了过去几个学期都未必能学到的知识，比如他们再看手里那本计算机课本，就说是小儿科了。
　　曹彦彦说：“我除了给他们一个题目，就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给他们钥匙，我办公室的电脑、电话，让他们随便用。二是不断告诉他们某个组的新创造，说完你就不用管了，他自己就会去找那个同学学。整个过程中，老师只是组织者、促进者、帮助者。”
　　董琦提出了一个去延庆考察“天漠”的方案，她说那地方周围都是绿地，中间出现一块沙漠，那是从天上飞来的？她说我们想去探究那片“天漠”的成因，并把出游设计得充满神话般的迷离色彩。
　　全班51个同学分成7个小组，提出7个方案，每一个方案都凝聚着同学们的心血，包括家长的智慧，每一个方案都很有吸引力，如何决断还真是个难题。
　　投票的时刻终于到来，教室静得就像考场，只有笔和纸接触的声音。揭晓，只有两个人的孙宁霄、郭钟铃小组获胜。两个同学蹦起来，叫着，快乐得无法形容。
　　“接下来我只做一件事，就是给他们一张某个旅行社的名片。”曹彦彦说。
　　此后，孙宁霄先从网上查出密云县所有宾馆、招待所和旅游景点，然后逐个打电话，了解设施条件和价钱……做完了这些，才使用老师交给他的那张名片，给旅行社打电话。后来旅行社的人告诉老师，你这个学生太厉害了，宾馆里要能洗澡，大巴上要有电视，该有的都有了，哪里哪里，什么价格，他比我们还清楚。我们拉你们这一回，几乎就没有钱赚。
　　出游之日到来了。过去，老师会担心学生吃得好不好，有什么不安全，会不会不守纪律，这次，到哪儿要注意什么问题，孙宁霄都嘱咐了，看上去，他好像比大人更怕出事。以前，早上什么时候起床，都是老师叫学生，这次都是学生叫老师：老师，该出发了！老师，该吃饭了！
　　“这次大家投他的票，他非常珍惜。”曹彦彦评价孙宁霄时不知不觉地从说他是个男孩说到他的成人，“他那么负责，我敢说他将来成家后一定是个很负责任的男人。”
　　就这一次经历，孩子们真的长大了许多。今天他们已进入高中，仍久久挂念着还有6处没有去的路线。家长也说，孩子都说总有一天还要聚在一起，那6种方案都要去走一趟。到那时，我们也跟孩子一块儿去。
　　京源学校的老师们都被感动了。汇报会上，许多老师都没想到自己会为一次春游活动流下眼泪，他们要求学生们把7个春游方案软件都放到校园网上去。学生们放上去了，老师们相继把这些方案拷贝到自己的计算机里去细细品味。
　　“理论上还说不清的事，实践会告诉你。”现在想想王能智这句话，多么有力三十一、学生走上去，老师走下来
 
　　进入21世纪，石景山区委、区政府专项拨款近百万元，由王能智领衔，建立了一个面向全区各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的研习班，这是个融合了13个学科的教师培训组织。
　　京源学校的历史教师安丽萍是学员之一，她珍藏着两本连环画笔记。我问缘由，她说是学生画的。
　　其中一个学生叫季鹏。安丽萍说他上课爱说话，爱画小人，就是不爱记笔记。以往老师碰到这种情况，通常是把学生画的东西没收上来。安丽萍琢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一天，她发现季鹏又在课堂上画小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记笔记？”“我都记住了。”“哎，你画得不错。要不，你就用画来记笔记，行不？”
　　季鹏果然用画图代替笔记。
　　安丽萍说，我看了眼睛一亮。虽然画得比较粗糙，但构思不错，很有趣，这种形式在班上独一无二。我赞扬了他，同时对他说：就是文字表述太少，关键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要是在图上有所提示，没学过历史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多少年后，你自己再拿起来一看，这就是历史。
　　“那天他特别虚心，特别诚恳地接受了我的意见。从那以后，他坚持了下来，越画越好。”安丽萍说。
　　一天，安丽萍对季鹏说：“就用你画的笔记，一页一页给同学们讲讲，怎么样？”
　　季鹏同意了。安丽萍说，我至今记得那天他讲的情景，班上特别静，大家都听得非常专注。我一边听，一边想，当他构思这些图时，并不是机械地抄我的板书，而是把那些历史事件在他心中反复酝酿，变成了“酒”，是知识内化了之后才产生这些图的。所以他讲得都很到位，也很简洁。他这么一页一页地讲下来，等于以非常形象的形式，带着全班同学复习了一遍，同学们一看一听都记住了。
　　“我喜欢。我记得特别牢。”有同学说。
　　安丽萍说，这是学生对我的教育，孩子自身有很好的学习能力，有无穷的创造力，你让他发挥出来，不得了！
　　又一天，在另一个班，有学生对我说：“老师你看鲁西不听课，在画小人呢！”我一看，我都讲到后面了，他还在画前面。我对他说：“你可以把画补充得更完整一些，把情节连续起来，但现在你先收一收，课后再干。”
　　后来，我索性问大家，班上有没有人喜欢画画的？请举手。一看，举手的有五六个，有男孩有女孩。我说，你们既然喜欢，就可以用画画代替记笔记。不久把笔记本收上来一看，春秋五霸、战国七雄，5个同学画同一内容就有5种样子，绝不雷同。我真是眼界大开，从这里我再一次看到孩子的思维特别敏捷，如何让学生自己动起来，真是太重要了。
　　这些孩子的学习都非常好，初中读完相继考到市重点高中去了。学生毕业前夕，安丽萍对季鹏说：“把你的笔记留一本给老师做个纪念好吗？”季鹏就把他受到鼓励的那“第一本”送给了老师。
　　“这是我们京源学校第一本连环画笔记，我会向下一届、再下一届的同学展示。你是开创先河的！”
　　“安老师，谢谢你！”
　　“我谢谢你！”
　　那以后，安丽萍不仅利用学生喜欢画画的特点让他们记笔记，还让学生以这样的表达方式做单元小结。她说，从前我做小结时对我认为比较容易的问题比较忽略，但学生的小结就能针对他们自己的弱项在小结中体现出来。也有我认为是比较难的，一些学生却认为不是难点。让学生自己做小结，可以发现学生的不同情况，再针对不同情况帮助他。安丽萍表述的已经是一种“个性化教育”。
　　再后来，安丽萍不但让学生带着学生复习，有些课就直接让学生去讲。比如初三的世界史，安丽萍问学生，对“二战”这一块了解比较多的有哪些同学？举手的多是男生。
　　同学推荐：“安老师，让孟超讲吧，孟超讲得好！”
　　“孟超，你愿意讲吗？”安老师问。
　　“我怕没人听。”孟超说。
　　“大家想听吗？”
　　“想听。”
　　“你看，大家都这么要求，你还不讲？”
　　于是孟超没做任何准备，上去就讲。安丽萍坐在孟超的座位上听，非常惊讶，孟超从作战计划、各国的实力对比，到武器装备、武器型号，以至战争过程，谁打谁，在哪里发生，一口气讲下来，头头是道。安丽萍说，他比我知道得多，根本用不着我讲导火索、经过、结果、意义。全班同学听得津津有味，他向大家展示了，中学生的脑子里就能装着多么丰富的一个世界。
　　后来，安丽萍在她教的每个班都进行这样的实验，“学生走上去，老师走下来，”让许多同学都上去讲。当然，为了让更多的同学受益，她让大家都学习备课，分学习小组，各组先在课外时间讨论，在讨论中发现谁讲得好，就由各组推荐他到大课上给全班同学讲。
　　安丽萍老师的体验是，我坐在下面听，真正体验到老师也在学习，从学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在课堂上讲出来的仅仅是他们准备了大量内容的一小部分，而且，关键不在于他们能表达出自己已经掌握了多少知识，而在于为讲好这一小部分，他们集体学习的能力、思索能力、分析能力、概括能力、综合运用众人智慧的能力、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求助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聆听别人表达的能力等等，都全面得到了锻炼。同学们的学习兴趣空前高涨，把上这样课的日子变得像过节一样兴奋。
　　历史老师安丽萍的实验，只是其中之一。她证明了王能智老师教地理的方式是可以运用到其他学科的。王能智主持的这个班，13个科的老师都相继把这种方式运用到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英语等各科的教学中去。由于学习的积极性被调动，学生即使去对付中考，成绩也很不错。
　　以京源学校为例，曹彦彦这样说，我们是一所新办的学校，早先高中录取通知书下来，我们把通知书分类，考上重点高中和一般高中的学生顶多一半对一半。短短几年间，考上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放在办公桌上那一摞，不断长高。现在上市重点、区重点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是“高楼”，上一般高中的通知书变成了“平房”。
　　当然，像现在这样把学校分成“重点”和“一般”，恐怕并不科学。对任何家长和孩子来说，每个孩子都是重要的，教育需要在今后的变革中继续寻找到更好地发挥学生潜能的方式。王能智以及安丽萍等教师们的探索性实践已经一再告诉我们，新世纪的教育，即使在中小学领域，一个“教师”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而一个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面呼唤“导师”的时代，正在诞生。三十二、浙江教育的深远根基
  　　我曾问，课程改革为什么不是从北京开始？
　　得到的多方回答都说，课改动作很大，教育又是牵动千家万户的事，北京的动静对全国的影响都太大，还是从其他省市先开始实验比较稳妥。
　　教育的难题看起来千头万绪，但限制中国教育转型主要有三大瓶颈：一是师资资源，二是课程资源，三是评价制度。
　　今日中国并不缺教师，但缺乏能开展新教育的教师，这意味着我国1000多万教师都需要接受新的培训和学习，以实现向新教育转变。这对每个教师都将是一次洗礼，甚至是冲击。
　　课程资源不仅是课本。您看，蒸汽机到来的时候，不会在政府办公室和家庭里出现蒸汽机；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种技术像计算机这样，无所不至地进入政府办公室、教室、医院、商场、家庭等一切地方。网络联系着五洲四海的数千年文明，联系着昨夜刚刚在网上出现的新知识。如果不能培养出学生获取和综合运用千奇百幻的知识的本领，不能把最新的知识引进课堂，学生走向社会就会找不到饭碗。
　　评价制度中最受关注的即中考、高考。学生、家长、老师身负的压力，都集中体现在考试的压力上。
　　北京和浙江的努力，可以看作是分别向“师资资源”和“课程资源”这两大瓶颈发起进攻。现在看看浙江的跋涉，可以窥见，真正的先行者常常是尴尬的……
　　写到浙江，不禁想起绍兴小城，想起蔡元培。
　　晚清中国变教育的呼声起于北京，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在戊戌变法中兴办，同年秋变法夭折。蔡元培这年31岁，官做到翰林院编修，“尤服膺谭嗣同”，就在这年农历九月毅然去职，回故乡绍兴办新学。
　　进士出身的蔡元培抛弃功名利禄去职还乡，这事并不简单。这里不唯跃动凛凛浩气，更有卓然智识。1902年，他与浙江余姚人章炳麟等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便被推为会长。复兴中华不仅匹夫有责，匹妇也有责，蔡元培还创办爱国女校。1917年他成为北大校长。
　　浙江人重教育似甚于别处。越剧《梁祝》的戏就做在祝英台女扮男装去读书的背景上。故事不仅展现了对自由恋爱的生命追求，还表达出女子对读书的向往。梁祝故事最早流传于东晋穆帝永和年间，距今约1700年，故事里的梁山伯是绍兴人，祝英台为上虞人，读书地点在杭州。
　　浙江获过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王旭峰著有一本《走过西湖》，其中写到杭州知府林启于1897年在杭州普慈寺创办求是学院，招首批学生30人，考取第一名的是章炳麟，这学院即浙江大学前身。同年4月，林启又建蚕学馆，因当时东洋丝已充斥沪杭市场，浙丝一落千丈，林启意识到若不办桑蚕学校，便不可能与日本人竞争，于是办学，让世代生产丝绸的浙江人来学日本新工艺，这里就有女子参与学习新工艺的足迹了。这所学校即今日浙江理工学院前身。1899年林启还办了养正书塾，这名字听来还像个旧私塾，20世纪初年改为浙江最早的普通中学。林启1900年去世，真称得上是穷尽一生之力办新学。林启是福建人，因杭州人恳请，其家人同意将林启留葬杭州，时人在林启墓前的石牌坊上撰有一联：
　　树
　　人百年树木十年树谷一年两浙无两处
　　士千古少尉千古太守千古孤山不孤这
　　是一副纪念林启办新学的对联，不仅反映了林启之办学，还反映了浙江人对新教育之重视。这一年清政府尚未颁布《兴学诏》，朝廷号令举国办新学的这一圣命颁行于1901年。
　　说到浙江省20世纪90年代的课程改革，人们公推一位最坚决的主持者是当时的浙江省教委主任邵宗杰。我初见他时感觉他朴实得像一个老农民或老工人，但听他说话便感到他极其的朴素中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学识。他告诉我，在林启于杭州办新学的同时，还有一位国学大师孙诒让，在温州办翻译馆、学计馆、蚕桑馆，这都是在朝廷颁布《兴学诏》之前办的新学。其中学计馆所学即数学，其浩浩影响使温州成为20世纪中国出了最多数学家的数学之乡，其中著名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谷超豪均出自这一流脉。再看孙诒让，他本人是清代经学家、文字学家，曾撰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他的《文举例》是考释甲骨文最早的著作。这样一位中国古文化渊博的国学大师在国家迫切需要新学的历史岁月，依托故乡温州，为培养家乡子女学外文、学数学，做出了如许贡献，这样的传统也是深远地影响了今天的邵宗杰先生的。
　　浙江受19世纪末最早办新学的影响，传到20世纪50年代，使我国科学院首批院士中浙江籍院士占到约1/3，迄今全国两院院士也以浙江籍院士为人数之最。
　　如再前溯，还可以看到，自南宋以来，由金华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共同形成声名远播的浙东学派，他们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事功之学，反对脱离实际。这对浙江人重视学以致用、重实业、重商贾，历明清至今，是沛然化雨植根于民间，影响深远的。
　　我在鲁迅故居漫步时还想，虽然先生说他少时已家境衰微，但我所见的鲁迅故居，包括他家“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那是我们许多人今天也没有的居住环境。这使我想，浙江民间在明清两代的经济发展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吧！
　　20世纪最后10年，为浙江课程改革奋声疾呼写了许多文章的余自强老师，也出自温州，他是温州市教委的教研室主任。温州古称永嘉，就是永嘉学派的诞生地。今温州农民很早就勇敢地走向市场，不但走向全国，还走向世界……我没有去过温州，但在意大利“遭遇温州”。那还是1992年，我在罗马看到那些中国餐馆的经营者几乎都是温州人，并从大使馆得知，在意大利办餐馆及经商的温州人有数万之众，还得知在温州培训各种外语的培训班常年不断。我在意大利见到的那些温州姑娘几乎都没上过大学，甚至没上过高中，她们是在温州接受意大利语培训后来意大利的。她们能用意大利语营业，但读不懂意大利报纸。1988年，浙江省乡镇企业迅速发展，非农业产值已占农村总产值的70.1%。我想，浙江经济发展，应是浙江最早走向课程改革的土壤。
　　我以为浙江当今课改先驱者们的努力，有如孙诒让、林启、蔡元培等人当初的努力，是值得我们去理解并尊敬的。
 三十三、学生为什么流失
  　　1985年前后，整个中国的教育都在摸索中改革发展。1986年4月，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浙江课改在这个背景下出现。
　　“国家义务教育法1986年实施后，我们需要统计少年儿童上学率，这时发现一个突出问题：大量的学生正在流失。浙江省流生率达到8%。”沈复初先生告诉我。
　　沈复初是浙江省教委当时的教研室主任，他说当时乡镇企业正纷纷发展起来，大家都说学生流失的原因是打工去了。我们做了大量调查，发现在退学的学生中，不是因经济因素，而是因课程难度读不下去的学生，小学生占28.3%，中学生占50.6%。这个问题是严重的。
　　“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不同。过去你读不读随便，读不好就回家，现在你必须读。”沈先生说。
　　我理解，教育历来是与经济土壤相联系的。如农业时代，你有体力就会有饭吃，统治者可能觉得你没文化更好统治。工业时代，政府就要重视培养工业所需要的人才了。计算机时代出现，一个人仅凭体力已很难谋生，如果你连初中文化都没有，将来不仅自己麻烦，还会成为社会的麻烦、政府的麻烦。所以，义务教育是每个人自幼就必须接受的教育。换句话说，义务教育不是福利教育，不是上学不要交钱，而是每个少年儿童都必须接受九年制教育，这是你和你的家庭必须承担的义务。
　　沈先生还告诉我：“由于课程太难，一个10岁的孩子，他听不懂就会动、会闹，老师就很头疼，就会叫家长把孩子领回去，说你太闹了，闹得其他孩子没办法念了。”
　　8%的学生流失，这不是个小数字，而且多年居高不下。他们中有些人确实到乡镇企业当了童工。眼下看来他们还能出卖简单的劳动力，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大量国外企业及其先进技术产品涌进中国市场，中国的企业“国家队”不少尚且招架不住，职工纷纷下岗，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更将遭遇全面挑战，那么这些失学少年日后又何以谋生？这必将成为社会的问题。为了让这8%的孩子能在课堂里读下去，能不能改革课程，能不能降低难度？
　　可是，当时大家都在提高学习难度啊！不提高难度，如何遴选英才？但如果不降低难度，又如何保证国家的义务教育法得到实施？而要降低难度，又如何来降？
　　邵宗杰说：“只有把庙拆了，才能真正做到降低难度。”
　　他说的“拆庙”，是指要彻底改变现行课程。
　　“这是我们最初的思路。”沈复初告诉我，“我们想，能不能搞出对100%的学生都能适应的课程？”
　　这一时期，贯彻义务教育法是国家教委的一项重要工作。浙江教委的思路是积极的，得到了国家教委的重视。邵宗杰说：“柳斌找我谈了3次，说这是个难题，考虑到浙江有基础，你们先搞起来吧！”
　　柳斌当时是国家教委副主任、国家总督学。他多次找邵宗杰谈话，本身基于非常慎重，也基于对邵宗杰的了解和信任。课程改革毕竟是一个只许搞好不许搞砸的大变革。就这样，经过上下的慎重考虑，浙江省教委接受了国家教委交给的一个任务———探索课程改革。时间是1988年5月。
　　由此已能看到，浙江的课程改革虽然起步之初还没有从工业化时代的教育向信息化时代的教育转型的理念，但他们一开始就是朝着纠正精英教育之弊，力图使100%的学生都得到好处这样一个方向挺进的。变精英教育为所有人得到好处的教育，正是向新世纪新教育转型的典型特征，浙江课改的第一步正是从这里出发。
　　“那时，我们组织了300多人次进行调查。”沈复初说。
　　我问，为什么要这么多？
　　他说，我们对省内9个地市36个县的170多个乡镇进行调查，开座谈会680多次，听取6500余名各类人员的意见，还从全国回收了7800多份调查问卷。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中有专业调研人员，还有大学、中学、小学的教职人员，非常慎重，应该说我们得到的各类意见，还是比较有群众基础的。
　　沈复初先生接着说，一个调研小组被派去香港，看到香港中小学开展综合课程教学已有多年，“我们看了他们的八九种课本，都是综合的。比如以前初中用的《物理》、《化学》、《生物》、《地理》课本没有了，变成了一门综合课叫《科学》。接着发现，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综合课程，发展中国家推行综合课程的也很多了。”
　　沈先生还说，当时我们发现，初中仍然采用物理、化学、生物等分科课程的大国，苏联是一个，我们是一个，但我国的香港和台湾都已经不是分科，是综合的了，这使我们暗暗吃惊。
　　正是看到了世界上的变化，浙江先行者们的历史性选择才集中到综合课程的思路上来，并在设计、编写综合课本时力图革弃旧课程体系“繁、难、偏、旧”的内容，把“降低学习难度”和“推行综合课程”统一到一个思路上，同时把“贯彻国家义务教育法”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统一起来。
　　这时，温州市教委教研室主任余自强，犹如从工业化时代的教育营垒中杀出来的一匹黑马，作为浙江综合课程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做了大量先锋工作。
　　在此请留意，北京的王能智是在旧教材上开展探究性学习，以学生进入探究的自主性去突破旧教材的束缚，从而创造出一个培养综合智能的新天地。浙江是从教材和课程设计上就布局出综合的阵势，有利于大规模地把师生带进这个阵地。然而有了新课程，不等于就有能教新课程的老师。不久你将看到，浙江课改最尴尬的困境，是遇到来自教师的阻力。如果有一只“上帝之手”，将王能智的新教学之手与浙江的综合课改之手握在一起，便会相得益彰。
　　20世纪80年代，王能智的教改主要是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推行。90年代，上海市也有部分学校迈入综合课程实验。浙江省的综合课改，是在浙江全省挺进。浙江的先行者们没有料到，这件在他们看来已经势在必行、不能拖延、不容置疑的大事，还是遇到了超出预料的阻力。
 三十四、英雄也下泪
  　　邵宗杰先生就这样走进了很多浙江人的视野。
　　因为阻力，很大的阻力，担任浙江省教委主任的邵宗杰已处在众目睽睽之下。那时，如果邵宗杰比较保守，或者比较圆滑，他只要说这件事既然阻力过大，既然我省有“两会代表”质询，有科学院院士不认同，我们就尊重他们的意见吧！那么省领导也会尊重他的意见，浙江的故事就搁浅了。
　　可是，这个邵宗杰不！他不保守，也不圆滑。
　　他以巍巍之身，凛凛之气，力主推行综合课改，坚定不移。他挺身站在那里，浙江省教改的志士们便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集体。
　　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女司长朱慕菊说他“呕心沥血”，称之为“改革的高士”。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发展中心的刘坚主任，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承担新世纪《科学》综合课程新教材编纂任务的执行主编刘洁民教授，都称邵宗杰为“英雄”……英雄也是会下泪的，我还听其他人士说，邵宗杰不止一次讲到“要坚持”时热泪盈眶，说自己什么都可以不要，但综合课改不能放弃！
　　他们说：那是很悲壮的！
　　我没见过那个场面，但在今天，你仍能从诸多人士口中听到对他的赞扬，这可能比听其本人述说更有分量。
　　沈复初先生不紧不慢地回顾。他说1990年我们编出了新课本初稿，省教委很慎重，请浙江省科技文教界有威望的人来帮我们提意见，我们这么个搞法你们看行不行？根据他们的建议，我们作了修改。
　　我们再请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先生看，这些老先生很负责任，很多是浙江人。他们给我们出了很多主意，他们也了解些国际上的改革，一次次帮我们论证，又把国外的资料提供给我们。到1991年秋天，整套新课本出来了，包括语文、数学，整套书都变了。那时我们自己就很激动，分科的课本用了快100年了，现在就要变了！
　　从哪里开始？我们选了绍兴、诸暨、慈溪3个地方的部分初中一年级和小学一年级各5000人进行实验。1992年扩大到萧山、龙游、庆元，初中有4万学生、小学有12万学生进入实验。这时就有了不同意见。1993年我们全省进入综合课改，意见就铺天盖地来了。
　　什么意见？你看，都说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化学的世纪，物理学管上天下海，怎么连课本都没有了呢？数学被称为“王国”，怎么能降低数学课的难度呢？数理化教得好好的，给你们这么一捣鼓，教育质量还有没有保证？和中考不衔接，能不能考上高中啊，能不能考上大学啊？
　　老师也有困难。老师的困难变成家长的疑虑，然后就形成社会舆论。认为这个事不行，会影响到很多人。认为教育是不能试的，年龄过了就过了，不能退回去的。尤其是教育部门有些很有威望的老师，比如他原来在物理界很有威望，他们也来讲这样不行。还有高中的老师也来讲，将来高中接不上，怎么办？还有很多人去找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由“两会代表”给我们提出质询，要我们回答。还有很多群众来信直接寄给我们，或从党政部门转给我们。社会上说，这是一批疯子搞了一堆废纸。
　　他们提出：“救救孩子！”
　　最尴尬的情况来了，好多老师也反对，这是“后院起火”了。火烧到我们教委，大家焦头烂额，教委主任邵宗杰更是焦头烂额。
　　老师们提出来，我们讲的道理都对，可是，为什么只有我们浙江一个省搞，其他那么多省为什么都没有搞，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你们说上海也搞了，上海只搞了十几所学校，我们浙江为什么要这样冒进？过去搞大炼钢、大跃进，我们吃的冒进亏难道还不够吗？
　　接着，一些浙江的中科院院士给政府上书，认为降低难度的教育，肯定将使未来失去一流的科技人才，后果严重！
　　这样，政府也感到了很大压力。到1995年年底，矛盾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当时政府考虑到“群众呼声很高”，有一种协调意见也希望我们先停下来，或者让一部分重点学校不要用这个教材。
　　但我们不同意。
　　我们被召到省政府去开会。
　　院士们也被召去了。
　　那个冬天很冷。
　　那天下午，在省政府一个会议厅，我们这边坐一排省教育厅的，我们对面坐一排院士，就这样你一排我一排面对面地坐着。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就坐在这中间，坐在这两排会议桌一头中间的领导席上。
　　反对的意见很尖锐。我现在也不好重复。
　　不过院士中也有支持我们的，比如刚从美国回来的院士就很支持我们。也有搞海洋研究、土壤研究等方面的院士赞同我们，海洋、土壤方面的研究都很需要综合知识。争论最紧张的时刻，副省长就出去给国家教委柳斌副主任打电话，交换意见。
　　那天会议开到很晚，天黑下来了。到晚上7点钟，柳斌还在北京国家教委的办公室里，没吃饭，也没回家。柳斌一直是支持我们的，他在1995年8月还曾经明确指出：“综合课程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全国其他地方以后也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希望浙江取得成功。”现在他担心浙江课改夭折。副省长面对科学家和教育家的不同意见，知道争论的双方都是为了中国的未来，挫伤哪一方都不妥。最后他与柳斌达成共识，一时定不了就暂时不定。这个会议就算双方交换了意见，会议不得不结束了。
　　这以后争论仍然激烈。省里还开过一个校长座谈会，邵宗杰去参加，会上，他被校长们批了一通儿。
　　邵宗杰仍然坚定不移。
　　邵宗杰回到家里，有人把电话直接打到他家，对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要为4000万浙江人负责啊！”
　　我曾想，究竟是什么使邵宗杰如此坚定呢？后来与邵宗杰交谈，才知他对“义务教育”，对“综合课改”，以及基础教育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乃至教育的民族化、地方化和国际化都研究得很深。
　　他说，我能理解那些不赞同我们这样搞的科学院院士，他们对自己的学科体系是很有感情的，对祖国深深热爱，对祖国的未来深深关心，看到我们从课本里删掉哪一块都比剜去心头肉还难受。他们说着说着就掉下眼泪，我听了也很感动，我敬重他们！但我也要研究我的教育科学领域。他说：“我是小学教师出身的……”我听着听着，知道他远不止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三十五、邵宗杰为何坚定不移
  　　他说不光是一个领导者要有决策能力，每个普通人在自己的成长中都需要有决策能力。为此他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需要培养一个初中毕业生拥有5种最基本的能力：一是决策能力，二是经济头脑，三是交际能力，四是文化科学，五是吃得起苦。这5种基础能力较好的初中毕业生就可以出去闯荡了。
　　怎么叫可以“闯荡”呢？比如搞室内装修的、搞建筑的，看到人家一个新颖的东西、一张设计图纸，琢磨琢磨，就能做出来。历史上浙江人有一技之长的，走四方，见多识广，不断学习，到一定气候办个小企业，慢慢就做大了。
　　他认为对这5种基础能力的培养，都应该体现在教材里，可是我们课改前的教材，主要是体现文化科学这一种，就这一种，学生还不堪承受。现在大家都说，一个孩子只读完初中能干什么呢？我们这些从事教育的人，是有愧的啊！现在还不改变课程，能行吗？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改革的教材，对这5种基础能力的培养也还体现得不够充分，还应该继续改进，可是我们才有了这么一个开端，推行起来就这么难，怎么办，能退回原来吗？
　　“我希望新一代从学校里出来的浙江人要比老一代浙江人强一些，这就是我的工作目标！”邵宗杰说。
　　那天，我们在杭州一家装修得相当典雅的饭店里听他倾诉衷肠，沈复初先生也在场，我知道我内心涌动的已不仅仅是感动。
　　“最大的阻力，其实是习惯。”邵宗杰说。
　　接着，他讲到美国是个主张自由的国家，“要不要搞义务教育，曾经争论了60年”。
　　我问：“怎么争论了60年？”“从马萨诸塞州第一个开展义务教育，美国就开始了争论，到最后一个州也开展义务教育，整整60年。”他说直到那时，他们才算是全国统一了认识，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不光与执政者有关，还与全体人民能力的强弱有关，要使全体人民受到教育，而且是强迫教育，“他们把上学看得跟收税同样重要。不纳税是犯法的，不上学也是犯法的。”
　　说到我国义务教育法的颁行，他说中国用一个星期决定了这件大事。好处是，这大约是全世界用最快的速度，迅速做出了这个全国受益的正确的决定。难处是，在全民中还缺少充分的讨论和认识，就是在宣传中，不少媒体自己也还没有搞清楚。
　　他说：“我们贯彻义务教育法，就意味着我们搞义务教育是‘面向全体，造就全体’，为全体青少年素质提高而进行的教育。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的课程，同精英教育中为造就少数拔尖科技人才所设置的课程是不同的。1000个学生里出了1个博士，我们津津乐道于1个博士，999个人没意义了？意义就1个博士？我们要造就‘全体’，要相信‘全体’。”
　　他还说：“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生死存亡，不光靠精英，还有全体老百姓！”
　　他还说：“学数理化是为了去干事的，不是为了去考试的。”
　　他说这些话时声音不高，但我感到了振聋发聩。
　　他还说：“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教育现在对外语太重视，对本国的历史太轻视。”他说我们十三四亿人的大国，现在学生学外语花的功夫最大。就是读到大学了，在许多大学里，学生们差不多还要拿出1/3的时间攻外语。一个大学生，现在有多少新知识要去探究，社会有多少事等着他去做。不是学外语不重要，而是很重要，但是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比例失调了。影响到各行各业，评职称，第一刀就是外语，用这把刀，砍掉了多少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人家说我讲话比较“冒”，我也是心疼。他对我说：“你写书把这件事也讲讲，就算是一家之言。你要讲清一个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所必备的多种基础能力对他一生的发展有多么重要。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我理解了，邵宗杰先生为什么会如此坚定不移地坚持综合课程改革，他不仅仅是因为承诺了国家教委交给浙江的一个改革实验任务便忠实执行，他的坚持中有他对学生、对家乡、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亦有他深厚的学识做支撑，他正是极其负责任地为千万人肩负着他所应当坚守的职责，那是他无可推卸的天职！
　　我不禁深感邵宗杰真乃人杰！有这样的人杰担当着浙江省教委主任一职，不论遭遇怎样的阻力和冲击，都能令我们再次领略何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除非让他从岗位上退下来，他自己断无后退之可能。我岂能不感动于他心志不移的忠诚坚守，岂能不对这样的英雄豪杰万分敬佩！
　　然而，就在这期间，浙江省教委换班子，邵宗杰退下来了。
　　今天总结综合课改以来遇到的难题，浙江归纳出“五个不”：教师不适应，校长不支持，设备不配套，家长不放心，社会不理解。从这“五个不”来看，反对者们觉得新班子应该充分考虑群众意见，对课改说“停！”
　　这实际上是“五大难题”，居首位的是“师资问题”。有人曾极而言之：“原来都是合格的教师，现在浙江省没有一名合格的理科教师了，这是人为造成的！”
　　教师的不适应，首先表现为对新教材的不适应，矛盾似乎又转移到了教材上，怎么办呢？
　　新上任的省教委主任陈文韶，也可谓在艰难中走到了风口浪尖。
　　“新班子对这个事也是支持的。”沈复初先生说。
　　新班子经审慎讨论，提出：大家都让一步。
　　怎么让？沈复初说，我们对教材进行修改，但不能退回原来，叫做“坚决试，认真改”。如果不改，矛盾会激化。我们的综合课程是从西方得到启发的，中国的老师能不能适应，要有个过程。我们在1993年可能全面推进得快了些。后来我们提出“老师们也努力一下”，修改教材主要是为了让老师适应。
　　怎么改？主要是在教材内部调整，比如说调到生物的内容相对集中，地理的内容也相对集中，物理和化学的内容平行。这样，如果你一个老师能够教就一个人教，不能够教就两个人一起教，可以几个老师“抬”一门综合课，对一个老师来说就减轻了负担。到初三，我们有相当多的内容是综合的，老师已经比较好接受了。这样看起来，这个整合的程度是退了一步，但坚持了综合课改的方向。
　　这是孤军挺进的浙江课改遭遇的经历。浙江省一批力行综合课改的先行者们，在走着“坚持与妥协相结合”的道路。
　　但争议仍然存在。“两会代表”仍有提案质询，仍有院士提出反对意见。新华社和浙江日报社都给中央写过“内参”。三十六、驾驭多元智能的"综合智能"
 
　　国家总督学柳斌仍然坚定地支持浙江课改，他说：“有校长曾经问我，国家教委为什么不提倡英才教育？我告诉他，素质教育不是英才教育，但是素质教育为更多英才的出现提供了沃土。为英才而教育其结果是失去英才，为提高国民素质而教育其结果是得到英才。我们当前的倾向不是忽视英才不是忽视尖子生，而是相反。我们的基础教育如果不能成为大众教育、普及教育，那我们就忽视了鲜花赖以成长的沃土。”
　　1998年2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了一批专家到杭州来开“基础教育综合课程研讨会”。基础教育司的李连宁、朱慕菊、刘坚等领导来了。中央教科所、北师大等8所师范院校的专家学者来了，其中有北师大研究生院院长顾明远、北大附中校长康健等一批著名专家。华中、华南也有名家前来。这是个全国性的研讨会，中央电视台也派记者来参加。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提出要面向21世纪，构建我国新的课程体系。会议认为浙江课改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苗子，无论如何要呵护它！
　　1998年3月3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报道“浙江省中小学综合课程教材改革取得重要成果”，这个报道播了3分钟，对浙江课改是个很大的支持。
　　浙江课改的成果是辉煌的，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益体现出对浙江经济发展的强势支持，容后叙述。
　　2003年秋，在北京校长大厦，我听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的朱慕菊在进一步推行综合课程改革的全国会议上回顾说：“浙江课改遇到非常严峻的挑战，在决定浙江课改到底该不该继续走下去的时刻，不说全民投票公决，也到了各地教委来投票公决的地步。”
　　这里讲到了一个投票表决的情节。以往课程的决定权在上面，上面决定怎样就怎样。由于浙江省的两会代表和科学院院士中有不同意见，浙江省教委则坚持己见，省政府领导也不好用权力定夺，于是交给浙江全省各地的教委去投票表决……
　　相关思索：前
　　面讲到了哈佛大学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人有7种智能：语言文字智能，数学逻辑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旋律智能，人际关系智能，自我认知智能。加德纳1983年将此论结集出版，书名叫《心智的结构》（FramesofMind）。近年，加德纳又在先前提出的7种智能之外再加上“自然观察者智能”。不论7种还是8种，我以为人还有一种综合上述多种智能的智能，这是超越于上述诸种智能之上的更高级的智能，是驾驭多元智能的综合智能。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是他对人的感觉、思维、认识等多种能力进行研究所做的一种划分和阐释。世上还有人以类似的方式，作出类似的划分和阐释。
　　中国唐代玄奘与其门人窥基（慈恩大师）所倡的“唯识说”（不称唯物，不称唯心，称唯识），研究的便是人类“认识”之“识”的能力和途径。该学说的第一层面，把“识”分为眼、耳、鼻、舌、身5识。其中的眼识，便是“视觉空间智能”。耳、鼻、舌识，包括了听觉、嗅觉、味觉和语言智能。身识，涉及触觉和身体运动智能。在第二层面，列第六识为“意”识，认为是以“心”统合各“识”产生的高级能力。今天，“思想意识”一词已为我们广泛使用。在“唯识说”中所指的“意”识，是可以涵盖逻辑智能、思辨能力和艺术表达智能等创造性能力的。在第三层面，以第七识为“末那识”，从字面上看很费解，翻译过来就是“自我意识”，指与整个世界对应的具有独立性的人的整体智识。再有更深一个层面，列第八识为“藏识”（潜意识），以为人的一切外部表现都是这“藏识”所变。这便涉及到人的本能，涉及到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了。
　　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就被目为世界级的大师，加德纳也因多元智能理论荣获路易斯维里大学葛罗威麦耶奖和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而距今1300多年前，唐代中国佛教大师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与其门人创造性地阐释的“唯识说”所分这8识（8种智能），在今天看来岂不是要让我们大吃一惊！
　　再者，佛教大师们所说的“智慧”，不是指聪明，也不是指某一种超群的能力，其实就是人生综合多种智能，融会贯通的大智能。换句话说，不论人有多少种智能，“智慧”二字已讲尽了将各种智能融会贯通的妙境。通往此妙境的精髓与要义就是“综合智能”。
　　人类走到20世纪的秋天，美国人在教育变革中能率先将工业时期的“分科课程”改为“综合课程”，此举绝非易事！分科教学重在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尽管技能的获得也是我们今天所必需的，但综合课程有益于人的综合素质培养，通往对人的多种智能和潜能的全面开发。
　　我至为尊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国泰，是军队的一位将军院士，他曾经随手在一张纸上给我画过这样一幅图：
　　如
　　图所示：数学、物理、化学，如果各自是分开的形态，你去学它，主要是认知它是什么，要产生创造是很难的。如果彼此发生交融，创造往往就产生在那些“结合部”。这就是综合催生创造。
　　由于浙江综合课程改革遇到的阻力，由于我国多数人对综合课程改革必要性的认识还很朦胧，国家教育部虽倾向推行综合课程，还是决定将课改分为“分科课程”和“综合课程”两种，以期各走一段，让实践说话。“分科课程改革”也称改革，因课本内容也作了很大变动。我在采访中看到，选“分科”的地方无疑也有改进，但动静不大，教学方式也很容易沿用已经习惯的方式。选“综合”的地方则惊心动魄，教育系统上上下下全被调动起来，能强烈地感觉到“革命”，学生几乎无不乐意。此种情形容后描述。
　　今天仍然守着分科课程的教育者也在吸收多元智能理论，认为分科课程与开发学生的多元智能是一致的。我以为人还有综合多元智能的综合智能不可忽略，至关重要，因为人的创造力主要产生于综合智能。要做好一件事单靠一种智能是不够的，借用一句中国俗话，那得“什么招儿都用上”。培养出良好的综合智能，才会满盘皆活。
　　有家长说，教育是不能试的，要是改得不对，孩子年龄过了还能退回去再来吗？在我看来，这话也适用于那些没有选择综合课程或还没有开始课改的地区。今日在校生没有在这个“黄金时段”体验和收获到综合课程教学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是一个重要损失。
　　综合课程教学是教育转型的具体切入口，综合课程导向培养综合智能，这是学生心智中驾驭多元智能的统帅。三十七、谁告诉他们秘密
  　　何英茹是一位高中女教师，她的经历同样典型。
　　她从陕西勉县一中考进北京师范大学，1996年毕业来到北京九中，接着来到王能智主持的培训班，是班上年龄最小的教师。
　　2002年暑假，何英茹去新西兰培训，回来前夕就想，给王老师带点什么呢？先生会喝酒，她决定给先生带两瓶酒———葡萄酒。
　　她一路上就抱着这两瓶酒回到宾馆。该装箱了，不知什么念头在脑海里一闪，她担心托运酒瓶会碎，决定手提。那时新西兰还能允许乘客将两瓶酒直接带上飞机。在飞机上她仍然担心酒瓶碎了，于是在20多个小时的天空上，她一直把两瓶酒抱在怀里。她真那么害怕酒瓶会碎？是什么使她选择在万里云空之上与两瓶葡萄酒相伴？
　　如果回顾往事，你会陶醉，那就是这样的时刻。
　　初到九中，何英茹担任的是高一年级地理课。高一《地理》上册中有“地下水”，书上有抽象的结论性的知识，比如讲岩石会存水。学生很难想像———石头不是砖头，怎么存水的呢？
　　“你不要孤立地讲地下水。”王能智说。
　　“那怎么讲呢？”何英茹问。
　　“你可以带学生去探究‘石景山地下水’。要学会用脚学习。”
　　“走出去？”
　　“对，不光是讲，先要去做。”
　　王能智带着何英茹与她的高一学生去跑野外，别开生面的情境很快涌现。书上讲，玄武岩不存水，砂岩存水。是这样的吗？
　　“我们来检验一下。”王能智说。
　　第一步要让学生学会辨认哪是玄武岩，哪是砂岩。学生采集到了玄武岩和砂岩的标本，就开始实验。把这两种岩石洗干净，先拿到物理实验室的大烤箱里去烤两天，取出来称重量。然后放到水里泡两天，拿出来再称重量。这时学生发现，这两种岩石的存水性差别不大，那书上凭什么说玄武岩不存水而砂岩存水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学习的兴趣顿时就上来了。
　　在看起来没有新闻的日子里，突然有个新闻从他们自己的日子里冒出来，学习变得有意思了，调查和探究随即出现。
　　同学们马上返回实地，再去调查……同学们匆匆行走的脚下仿佛踩着音乐，就像你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出发，青山、流云、泉水、女生飘逸的头发，都在阳光下有了新的含义……别说同学们瞎激动，不论你去到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那样的情景想起来就让人陶醉。
　　何英茹抱着葡萄酒，看到同学们的眼睛里比先前更能看见东西了，他们看到砂岩在自然界里风化得很厉害。“或许，是风化到这种状况的岩石叫砂岩吧！”一个女生的声音。不管是不是，他们的眼睛打开了，看到了很多裂隙，明白了裂隙是影响岩石存水量的秘密。
　　学生们由此得知：任何一种岩石只要有裂隙，存水量就增大。书上说地下岩层和土层里的水存在空隙中，学生现在知道，这空隙应该包括裂隙和孔隙。地下的玄武岩也可能有裂隙，因而也可能存水。
　　学生们对地下水的了解形象了，深入了。何英茹带着学生从门头沟的军庄到八大处约20公里范围内做了地下水调查。他们本来是上地理课，但在实验中把腿伸到了物理。现在又结合野外地质调查，用数学模型来计算这一地带的持水量，还用化学知识做了水质的调查分析实验，了解京城石景山区水质与污染的关系，而且进一步调查了石景山地下水是否存在“漏斗”等情况。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学生研究一个问题。”何英茹说。她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把从前学过的数理化知识都同地理课联系起来了，同学们也体会到，在实践中运用知识时，那知识是不分科的。
　　“我们检验了课本里的知识，并深化了、扩展了课本知识。”何英茹说的这个情节提示他们的不单是北京强化“师资资源”开出的一朵花，这儿也在开发“课程资源”。《石景山地下水》所开发出的“课程资源”，不久被王能智延伸出“区域资源的校本开发”，即把区域资源作为教育资源进行开发，使之成为石景山教育资源的一个亮点。这是王能智教学中一个极有创新意义的部分，需另文再述。
　　1998年王能智带着《石景山地下水》这一探究课案，参加了“中国地理教师综合能力培养及测试”研讨会。在会上，青年地理教师何英茹尝试的这堂课让人耳目一新，大受好评。如果把王能智主持的培训班看作是一个开展探究性学习的总公司，何英茹就像个二级代理，而且是许多二级代理中的一个。
　　她已经能把“探究”相当成功地“推销”到她的学生中去。她说：“我现在知道我该怎样带学生了。”她相信学生的能力只能在进入探究性学习状态时才能得到。怎样才叫进入状态？她说，我可以从学生的听、说、读、写、做，一眼就看出学生有没有进入状态。
　　我说：“那你讲讲看，‘说’有什么不同？”“如果某学生说，老师你说得不对，然后说出他的看法，这叫‘说’。如果他只是把书里说的再说一遍，那就‘没说’。”
　　她还说，我可以针对不同的学生设计适合他的题目，让每个学生都能尝试探究，亲历体验，让他进入状态。
　　一天她对男友说：“我现在知道什么叫读死书了。”
　　她的男朋友是九中的体育老师，男友说：“这有什么新鲜吗？”
　　“当然。”她说，“读死书并不就是死记硬背。”
　　“那是什么？”
　　“老师给一，你就学一；给二，就学二。书上给多少，你就学多少，这就是读死书了。”
　　“这么说，你以前也是读死书了？”
　　“差不多。书上讲的放到现实中常常就不认识，还有洒汤漏水的呢！你说你读书时读得那么辛苦，可是究竟学进去多少东西？那不是读死书造成的吗？”
　　她还说，所以我们现在说：听
　　到的，你容易忘记。
　　看到的，也可能忘记。
　　做过的，你不会忘记。
　　她说我现在很清楚，怎样才能使学生进入有效学习。知识会过时，能力却跟着学生成长，伴随他的未来、他的一生……可是，她去教高三了，一切又变回去了，她不得不把探究性学习放下，不得不带着学生对付高考。
 三十九、谁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同王能智在优化师资资源的探索中会拓展出新的课程资源，浙江也不单单是在课程资源方面下工夫，注重教师培训同样是他们的一大工作。
　　由于《科学》课本（浙江称《自然科学》）综合了理、化、生、天、地，难度最大，浙江规定担任自然科学课的教师与专任化学课的教师享受同等保健补贴，并单独设立自然科学评审组评审教师职称，等等，这已是从制度上支持综合课改。
　　到1998年，浙江全省17583名自然科学教师中，能独立胜任的占50.1%，到2003年刷新到90%以上。这就远远不是当初有人说“没有一名合格的理科教师”了。
　　与此同时，浙江还对评价制度大胆变革。如1993年浙江全省中考就实行了物理、化学、生物合科考试，此举是后来高考“3+X”的先声。1994年浙江中考为实验区单独命题，这就打破了统考。
　　单独命题并不是吃小灶，而是建立新的评价制度，除了笔试，还对美术、音乐、劳动技术、实验操作、体育专项运动进行综合测试，记入中考成绩。
　　浙江还对首批接受综合课程的学生升入高中后跟踪调研。高中都是“分科”，这些学“综合”的学生升入高中后能否跟上？有一系列数据可以证明，他们的高中成绩不比初中阶段学“分科”的同学差。另有一个现象则很突出，即高中阶段的班干部大部分来自实验区学生，他们与同学、与老师、与社会的沟通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动手能力，都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进入21世纪，浙江全省的高中生都是基础教育阶段学过综合课程的了，省内没有可比的对象了，只能去与全国的高中生比，他们参加全国高考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2003年9月24日上午10点30分，北京校长大厦。
　　浙江省教研室的方红峰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召开的全国科学新课程实验工作研讨会上发言。他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报告浙江全省理科考生在全国高考统考中的平均成绩已经连续3年稳步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初现优势。
　　方红峰还报告了另一个重要成就，浙江推行综合课改后，到1995年，小学和初中的年流失率已经从课改前的8%下降到1%，迄今已基本没有因为读不下去而辍学的“流生”。浙江课改既保证了优生的实际学习能力得到提升，也保证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整体基本素质的培养，两头都抓住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成果。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早在200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72号文件中就相当有信心地写出：浙江省到2005年基本普及从学前三年到高中阶段的15年教育。
　　去年是2004年，2月13日我在宁波看到当天《宁波日报》头版登载的《我市将率先普及15年基础教育》一文。文中写道：要通过“两免一补助”政策，“使全市14个经济欠发达乡镇和6个片区的农村孩子享受到免费教育”。
　　这真不是一件小事！
　　浙江何以能提出普及15年基础教育？皆因今日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之蓬勃名列全国前茅。宁波说他们有14个经济欠发达乡镇，然而宁波2003年的人均GDP已超过3400美元。宁波的经济欠发达乡镇，是在宁波区域内相对而言的“欠发达”，比其他地区的“欠发达”却要好上许多。
　　2004年2月13日《宁波日报》头版头条还登出《种田“零负担”开全国先河》，报道从今年起，宁波380万农民不用再交一分钱农业税费。
　　宁波何以能做到？当地政府官员告诉我，农业的“国税”由当地政府统筹缴纳，“地税”由当地政府予以减免。这一切是由于以民营为主的城乡企业蓬勃发展，创造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事实上的减免农业税费来调整城乡企业和农业人口的收入差距。
　　浙江全省已经坚持10年的综合课程改革，是在纠正从前的精英教育之弊，推行使所有学生得到好处的教育。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越来越需要大量学会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青年从学校毕业出来继承并发展父辈的事业。浙江艰辛的10年课改越来越得到家长和社会各界的理解，终于使浙江省人民政府率先提出全省普及15年基础教育的目标，这对全国许多省份来说还是望尘莫及的。
　　至此，应该说，浙江在风风雨雨中的综合课程改革，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浙江省将坚定不移地沿着综合课改的道路走下去。
　　然而，并不是没有问题。
　　浙江在义务教育阶段全省挺进综合课改已历经10年，但英勇如浙江，这10年中对高中的课程未敢轻举妄动。他们变革了从小学到初中的9年课程，学生进高中还有3年才考大学，这3年可视为缓冲地带，可以在这3年里重新适应应试教育，然后与高考接轨。
　　到此你已看到，以浙江为代表的先遣军，以北京王能智为代表的一批先行者，向开辟课程资源和优化师资资源挺进，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但是，他们应该更充分地发挥出来的潜能，都被堵在高考这个瓶颈里了，谁来解决这个问题？
　　让我们重温：制约我国教育转型的三大瓶颈即师资资源、课程资源和评价制度。所谓“评价”，不仅仅是书面考试，而是需要建立起对一个学生的综合评价体系，才能对学生做出较准确的评价，并对这个学生的前程具有良好的导向功能。
　　也就是说，评价的主要目的，不该仅仅是为国家教育机构提供录取或淘汰的依据，而该服务于学生，有利于使经过12年辛苦学习的学生了解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高考的评价功能，不该是一张“判决书”，而应该是引导学生继续学习、持续发展的“加油站”。
　　浙江在综合课改阶段已经拓展的综合测试平台，王能智和他指导的中青年教师开辟的课题活动与校外实践课，也已经为综合评价拓宽了基础。现行高考已有改进，“3+X”就是重要改进，但仍有差距，其取舍学生的方式，仍能轻而易举地挡住上述探索的去路，谁来解决这个问题？
　　国家一再强调提倡素质教育，但民间另有说法，说现在是“轰轰烈烈讲素质，扎扎实实抓应试”。在实际教学中，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就像拔河那样争夺、撕扯着老师和学生。而且这场马拉松似的拔河赛到高三，老师和学生都得缴械投降，倒向应试教育。
　　大家都拔得很辛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四十、从恢复高考到引进标准化考试 
   恢复高考，曾经让我们多么欣喜！
　　那年10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大媒体都发表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消息立刻传遍千家万户，传遍全国城乡，知青们奔走相告，读书备考的岁月使乡村的天空都变了色彩。
　　那一届新生于1978年春季入学，到2004年，新时期大学教育走过了26个春秋。
　　自从恢复高考，我国教育就在探索改革，包括高考怎么考，考什么。比如1977年恢复的高考没考外语，随后的考试每年都有变化。究竟应该怎样选拔学生，怎样考才更好呢？
　　这里我援引北京《中关村》2003年6月号刊登的《中国高考25年》（作者陈清宇）一文中的叙述：“1982年，教育部学生司派高级代表团访问ETS，并就在中国举办托福考试与ETS签订协议。从此，一种过去闻所未闻的考试以及与它伴随的理论、技术、方法传进了中国。其中最为重要的观念就是‘标准化考试’”。
　　标准化考试是工业化时代教育评价方式的特征。我国引进此种考试的时间是1982年，这正是美国工业化教育发展到顶峰程度的时日。然而到了第二年，即1983年，美国根据本国工业化教育存在的大量问题，发表了《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紧接着1984年发表了《赫拉斯折衷方案：美国中学的困境》，1985年就启动了《美国2061计划》。不久，又有万名各领域的学者参与研究《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美国由此开始了波及全国的教育转型，考试也逐渐抛弃了标准化，变为对学生的综合评价。
　　而我国在美国逐渐抛弃标准化考试的前夕，于1982年从美国取来标准化考试之“经”，于1985年在广东率先开始标准化考试实验。第二年，山东、广西、辽宁参加进来，实验科目也由数学、英语，扩展到物理、化学。此后参加实验的省市迅速增多，科目也迅速扩大。1989年，国家教委发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标准化实施规划》，标志着标准化考试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至此，高考这根指挥棒产生了空前的指挥效应，标准化考试促使全国的基础教育都不得不跟着应试教育走。
　　标准化考试派生了标准化答案，接着就用上了判卷机器。机器判卷被认为比人来判卷更“铁面无私”，更“科学”。外国厂商也开始到中国推销他们在西方改变评价方式后日益失去市场的判卷机器。中国学生人数甚巨，如果都要使用进口的判卷机器，势必花费大量外汇。为节省费用，国家教委考试中心组织大学进行研制，其成果于1992年通过专家鉴定，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的产品开始被广泛使用。当然，今天这些产品并不是没有用场，比如用于选举，用于国民经济的多种统计之中，仍是适用的科技产品。但今天，我们权衡工业化教育的评价方式和新教育所需要的评价方式已能鉴别，把评价学生们富有特点的、千差万别的、生动活泼的答题表述交给机器，已经多么不合适！讲得严重一些，这机器无异于扼杀学生个性的杀手！
　　更大的弊端是这种机械的评价方式使应试教育走到了极端的程度。1998年1月2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位家长的文章，题目是《10除以5，得多少？》，我摘录如下：
　　小
　　儿7岁，在北京一所不错的学校读二年级。一次数学测验，有一道题是这样的：“10除以5，得多少？”小儿答：10除以5得2。不料被扣了0.5分。请教老师（试卷不由学校出，由学区统一出标准答案），老师说：原因是没有按规定答题，正确答案应是“得2”。好心的老师惋惜地告诉小儿，你这么写是不应该算错的，但是上边对试卷答案有严格要求，以后做除法答题要从倒数第一个“逗号”开始，问什么，答什么，不要多写。
　　小儿记住了，但因此又带来一次“错误”。
　　这次的试题是：“26除以4商几，余几？”小儿答：商6余2。这次又被扣去0.5分。
　　我问孩子，为什么不按老师说的“从倒数第一个逗号开始答”？他很困惑地说：“总不能不答商，只答余数呀！要不，你说怎么答？”
　　我明知孩子说得有理，但也猜不透出题者的要求，只好说：“别管这些，按老师说的办法答，就写‘余2’，看看老师怎么改。”
　　第二天，我们改的题又被判为错。向老师请教，老师也无可奈何地说，这次是试题出得不好，逗号不应放在“余几”处。
　　小儿说：“我不会答题了。”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语文考试也如此。期末考试前，小儿在一次语文测试中又丢了5分。
　　试题是这样的：把每组词连成句子，写下来，再加标点。给的词是：发明蒸汽机瓦特是的
　　小
　　儿答：“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尽管语句通顺，也符合要求，而且是个正确的强调句式，但小儿没得1分，理由是和标准答案不符。原来上面给的标准答案是：“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或“瓦特是发明蒸汽机的”。
　　数次经历让我明白，诅咒与埋怨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不能让孩子被这种僵化的教育毁了。我告诉孩子，你没有写错。小儿马上问我：“那‘发明蒸汽机的是瓦特’，这对吗？”
　　我说：“很好！”
　　1999年1月25日的《中国教育报》也报道，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尖锐地指出：连语文的答案也搞标准化，“齐心协力”就对，“同心协力”就错，这样的教育是一种八股教育，不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高考的标准化考试是“师傅”，中考乃至小学的标准化考试都是从“师傅”那里学来的。许多家长对这种考试都曾经不理解，哭笑不得。但老师如果不对小学生、初中生如此这般严格训练，将来学生中考、高考都会丢分，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学咋办？……进入大学的学生都经过如此训练，“升学至上”的压力亦将他们的创造性严重耗损。始于高考的标准化考试，一头深深地影响了基础教育，另一头影响着大学教育四十一、出人意料的调查结果
 
　　就在浙江变革课程经历争论之时，中国科协有关机构按国际新方式于1992年和1994年两次做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调查的结果基本相同，并令人难以相信：中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有0.3%。
　　这0.3%到底说明什么？这调查有什么用？
　　在世界上，美国先做了这项调查。1990年美国的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是6.9%。同年，欧共体也做了同类调查，欧共体公众中的比例是4%。
　　初见这数据我也疑惑，不知美国人所称的“基本科学素养”是什么概念，不知这6.9%和4%是不是也低，也不清楚美国人得到这6.9%的数据有什么意义。
　　深入进去，方知这基本科学素养的核心部分有三个维度：一是对基本科学概念和原理的理解，二是对科学的研究过程与方法的理解，三是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关系的理解。你不必是科学家，譬如你是学经济的，你有对上述三个维度的基本理解，知道科学技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懂得加以利用，就具备了基本科学素养。
　　如此，是否具备“科学素养”与懂多少“科学知识”是不同的概念。若对照我国近几十年90%以上的科研成果未能开发利用，显见之弊就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脱节，科学、技术又与社会应用脱节，这与“基本科学素养”第三个维度所要求的正相违背。
　　美国人查知美国公众具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是6.9%，如何提高？只有从教育入手。美国人把上述三个维度作为基本科学素养的核心部分。既然是“基本”，那就是基础教育阶段应该完成的任务。因此，在中小学教育阶段，教育所需要专心去做的，就是对学生素质的培养，这便是素质教育的本意。
　　美国做了上述调查，就知道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保证美国的教育和科技在未来几十年———乃至更远———仍然保持无人能够挑战的先进性了。
　　现在，把中国的0.3%同美国的6.9%、同欧共体的4%的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当能感到差距巨大了！
　　美国拥有6.9%仍在发奋改进。1990年美国通过了《国家教师法》《国家环境教育法》，1991年布什总统签署了《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1992年美国通过了《终身学习法》。这些立法均具有鲜明的政策指向———从保障教师待遇到提高公众素质，都通过立法去实施。中国仅有0.3%，能对教育自我感觉很棒？
　　虽然差距大到令人难以接受，但这项调查也被认为具有不可忽视的科学性。有人认为，这可以反映出我们的中小学科学教育是不成功的。这当然引起了争论。
　　虽然争论仍在，但人们看到，1994年11月，国家教委提出了要改变中小学应试教育模式。
　　中国科协接着启动了一个“2049计划”。目标是：从现在起，高强度地推动科普教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时，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与中国科技应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为此，中国科协组织了“院士科普书系”。这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科普工程，发动了中国一流的科技才俊“两院院士”来写科普丛书，第一轮就有189位院士参与，所写范围可以说覆盖了当代世界一切前沿学科。
　　这套书每本都不厚，10万字左右，但院士们架着眼镜在灯下斟字酌句，煞费苦心。这套书写得扎实、可靠、权威，文字流畅，深入浅出，对前沿问题的通俗化描写应该说已经做得相当精彩了。但这套书在推广中，市场并不好，媒体用“遭到冷遇”来形容。
　　为什么？
　　虽然出版者还可以从市场推广上再找原因，但“遭到冷遇”，则深层次地反映出中国学生已经被牢牢地捆在那些要考试的课本知识里了，没时间来光顾这些不要考试的“闲书”，哪怕你是“黄金读本”。
　　何谓封闭？我们都知道封闭不好，都知道历史上的“闭关锁国”使国人吃封闭的亏吃大了，但封闭哪里只限于封闭国门呢？今天，单这个“分数定前途，一考判终身”的考试，就能把一个人从幼龄到18岁相当完整地封闭在那几册课本里，这不可怕吗？
　　从社会上看，也可见绝大多数公众的兴趣不在这些科普知识上。电视报道北京某女歌星签售光碟，一孕妇挤到前排，大家都让着她，歌星问签哪儿，孕妇撩起上衣露出隆起的肚皮说：“就签这儿。”
　　“签这儿？”女歌星惊讶。
　　“对。就签这儿！”孕妇说。
　　看来她是期望尚未出生的孩子将来也成为歌星。女歌星兴奋地在孕妇的肚皮上签了名。我是在家里的电视上看到这个情景的，不知这天还有多少人从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奇观。
　　中国科协继续努力，为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开辟了“中国公众科学网”。
　　1997年国家教委也做了一项调研，从而加强了变革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紧迫感。1998年2月，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推进素质教育，调整中小学教育教学内容加强教学管理的意见》。同年3月，国家教委更名为教育部。教育部首先启动了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数学、外语这三门主要课程的教学标准研究制定工作。
　　这不是小事。变革课程，就是向新教育转型的切入口。
　　“但是，直到20世纪结束，直到今天，对我国基础教育的评价一直存在两种声音。”刘洁民教授说。
　　刘洁民是我国数百名参加制定国家课程标准的教育专家之一。我随即问道：“哪两种声音？”
　　“一种是高度赞扬，一种是尖锐批评。”
　　“怎么赞扬？”
　　“赞扬的声音说，我国中小学基础教育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范例之一。理由有四：一、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中国学生成绩最佳；二、中国出国留学生的学业成绩普遍不错；三、中国中小学数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教材的深度和难度，在当今世界是最深最难的之一；四、国外人士对中国基础教育的高度赞扬。”
　　“批评的怎么说？”
　　“批评的说，我们的基础教育，主要目标是掌握学科知识，具体表现为两个维度：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在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偏重书本知识，轻视实践活动；偏重学科本位，忽视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偏重摹仿，忽视创新；偏重教师传授，忽视学生主动学习；偏重统一要求，忽视个性发展；偏重个体学习，忽视合作与交流。总之，传统的分科教学缺乏对科学的整体把握。我们的基础教育是过时的、落后的，需要做重大改革！四十二、笨孩子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写到这儿，我想向您介绍一下刘洁民教授。
　　他1958年出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北师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中国科协1992年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时，刘洁民正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在英国7个月后，他接着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又做了半年访问学者。如此，他得以考察了英美两国的教育。1993年回国时，他只有35岁。我想，仅从这“一叶”，也能窥见我国制定新课程的这支队伍的学术含量。
　　他参与了数学课改的早期研究工作，随后是做北师大编纂新世纪《科学》教材的执行主编，随后他走了许多市县去推广新课程，辅导各地教师……他的经历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提供出我国教育大变革最前沿的消息。
　　他说：“约在20世纪最后一年，我们得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161个国家和地区发调查问卷。调查显示，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实现了从小学到初中阶段的综合课程教学。在亚洲，仍然维持以分科课程为主的只有中国（大陆）和老挝了。”
　　刘洁民说，这条消息对我们触动很大！
　　这里，我援引《视野》2004年第6期刘燕敏一文———
　　两份报告的预言1979年6月，中国曾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写的考察报告中说，美国学生无论品德优劣、能力高低，无不踌躇满志；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重音、体、美，而轻数、理、化；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最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结论是：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和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同一年，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国，也写了一份报告：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放在背后，除非老师发问时举右手，否则不轻易改变；早晨7点钟之前，在中国的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中国学生也有家庭作业，是学校作业在家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优秀的学生，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报告的结论是：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25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共培养了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00多位知识型的亿万富豪，而中国还没有哪一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人才。两家的预言都错了。
　　中国的教育已经落后了，我们再不能满足于关起门来自我赞扬，不能津津乐道于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全世界最好的。刘洁民说，那时教育系统“两种声音”的争论已经很激烈。我们欣喜地看到，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6月份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此后，课改步伐明显加快了。
　　1999年夏秋之交，教育部下达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立项指南”，面向全国发动各高等院校和教研部门参加课题申报，截止时间为2000年3月16日。
　　2000年3月下旬，教育部组织评审，以“八校两所”为核心，整合了全国的研究力量，对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各门课程，分别组建了国家课程标准研制组。这“八校”是：北师大、华东师大、东北师大、西北师大、南京师大、华南师大、华中师大、西南师大。“两所”是：中央教科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这是一支由全国300多位教育专家组成的“国家队”。
　　4月29日，300多位专家齐聚北京，首次大集中。
　　这是中国新世纪挺进新教育的一件大事，一个盛会。
　　当大会宣布与会专家的首要任务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基础教育阶段各科的课程标准时，大家都感到了不寻常的分量。就是这个课程标准，后来在教育界被称为“国标”。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学苏联，制定了《教学大纲》。如今制定课程标准，便是要取代已经用了半个世纪的《教学大纲》，这不是小改，是大动作！
　　似乎为了慎重，这次课改分两套方案———综合课程与分科课程———同时进行。比如，既决定初中的科学课要综合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天文、地理中的部分内容，同时还设有物理、化学、生物分科课程。
　　我问：“分科课程怎么改呢？”
　　刘洁民教授告诉我：“就像独立的语文、数学、外语，变革动作也很大。我举数学的例子你可能比较好理解。比如数学，可以根据学生不同的兴趣和特点，在课程里分4个档。”
　　我问：“怎么分？”
　　他随手画了示意图：
　　文科　学文史艺术类→70　学经济管理→80
　　理科　侧重技术应用→90　侧重基础研究→100
　　如图所示，在文科中可分为两档，在理科中也可分为两档，如果把数学课程的最高难度设计为100斤，那么学文史艺术类的挑70斤的数学就可以了……学理科侧重基础研究的就要挑100斤。
　　人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形象思维能力强，数理逻辑智能弱，他学数学顶多只能挑70斤，你非要他跟数学天才挑同样重的担子，那不把他压垮了吗？
　　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学生是怎样被压垮的：他
　　顶多只能挑70斤，甚至挑不到70斤，他的数学成绩肯定好不了。成绩不好的家长和老师就要拼命抓，他的大量时间就被驱赶到数学里去，结果他的其他课程也被耽误了。最终他哪科成绩都不好，一个“笨孩子”就被制造出来了。
　　由于是用相同的尺子去衡量，这样的学生自己也觉得自己笨，父母也觉得我的孩子笨，没办法。最终他可能一生都难有自信心，一生都活得很艰难。
　　然而，他很可能是个艺术天才，或者是从事商业经营的能手，在基础教育阶段硬让他去挑数学天才的数学重量，就可能把一个艺术天才或经营学家消灭了。相反，如果让一个科学家去做艺术天才轻而易举便能做到的事情，那个科学家也可能立刻奇笨无比。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朱慕菊司长讲过这样一个事例，她说北京某五年级学生把自己作业中的一道数学难题拿去请教爷爷，爷爷是位“两弹一星”科学家，结果科学家爷爷也做不出来。这个例子未必罕见，我国数学课在实际教学中难度不断加深的状况已人所共知。
　　那么应该怎么改？
 四十三、全国不再使用统一教材
  　　浙江课改遭遇的争议大家记忆犹新。如何能不降低课程水平，但降低学习难度，减轻学生负担？这成为本次国家课程改革中大家绞尽脑汁为之奋斗的方向。
　　“我们设计出‘下保底，上不封顶’的课程。”刘洁民说。
　　我感到新鲜，便请他解释。
　　他说:“一是基本部分，这是每个学生都必须学的，并且一定要进行考察评价的部分，这叫下保底；此外是可由学生自己选择学或者不学，并且一定不会考你的部分，这一部分的难度甚至相当高，这就是上不封顶的意思。”
　　“请再说细一点儿。”
　　“比如你打算将来学表演，就不必学《数学》或者《科学》课本里那上不封顶的部分了，你可以到《艺术》《语文》或外语课本里给你备下的高难度的部分去多下工夫。如果你将来想当科学家，那就得学《数学》和《科学》课本里上不封顶的部分，虽然原则上不会考你，但只要你愿意学，你学得上去，老师都要负责培养你学上去！”
　　刘洁民还告诉我，数学课程的改革有这么几句话：“人人学有用的数学，不同的人学不同的数学，每个人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发展。”
　　他还说：“这是课改中为降低学习难度而不降低水平采取的重要方式，叫‘分流’。通过‘分流’，使兴趣不同、天赋不同的学生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刘洁民还告诉我，主持制定数学课程标准的，就是后来任教育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的刘坚。他原是北师大教科所副所长，早在1990年就开始做“大众数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这是数学课改的先导性工作，后来成为课改的核心成果。
　　2000年4月底的大会，还确定了艺术教育也分两套方案。一套设音乐和美术两门课，另一套设艺术一门，融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戏剧等学科于一体。此外还建立了信息教育、综合实践活动课等新课程的课程组，对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所有课程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设计。会后，专家们返回各地，分头行动。
　　以300多位教育专家为核心力量，实际投入的教研人员和辅助人员逾千名，这大约是中国教育史上为变革课程而投入人员最多的一次大行动。虽然今天公众对此还知之甚少，但我深信，这件事做在21世纪的黎明，一定会深远地影响中国未来100年的教育。
　　2000年7月中旬，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召集紧急会议，传达教育部陈至立部长的讲话，要求所有制定课程标准的小组，要同时开发出一套实验课本。
　　“我们顿时感到，国家对这项工作抓得格外紧了。因为本来该是先拿出‘课（程）标（准）’，再根据审定批准的课标编教科书的，而现在课标还没出来，就要我们同时拿出课本！其实，我们是希望早日推行课改的，但现在看来国家比我们还急。”刘洁民说。
　　2001年1月教育部又下新通知，每个组可同时开发2-3套教材，并决定新课本必须在当年9月投入实验使用。
　　时间更紧迫了！“但大家还是很兴奋，积极去努力。”刘洁民说。
　　他说当初申报科学课程这一项目的，全国有5家，教育部又吸收浙江的余自强来加强，就有6家。把6家整合成一个全国性的科学课题组，共同制定新课标。现在要求同时开发2-3套教材，我们就分成了北师大版和华东师大版，各自开发。浙江已经很有基础，也独立进行改版提高。华东师大版的主持人是华东师大前校长袁运开，北师大版的主持人是北师大物理系主任赵峥。
　　“这个春节，我们一刻都没闲着，就像打仗！”
　　“既然时间已经很紧，为什么还分散力量？”
　　“哎呀，”刘洁民回答我，“这个动作可大！”
　　“怎么大？”
　　“从今往后，国家只制定课程标准，编教材要遵照课程标准，但不再使用全国统一的课本。比如《科学》课本有北师大版、华东师大版、浙江版3种，各地想用哪一种，都可以自由选择。”
　　我骤然意识到，这个变动里蕴涵的进步已有如清泉汩汩……我明白了，即使已有3种版本的《科学》教材，还可能涌现更多版本，一个教材百花齐放的时代正在来临。
　　这会造成混乱吗？有人就说：“如今教材兵荒马乱！”
　　我想，春秋时期的诸子讲学，那样“乱”的百家争鸣，难道不是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进步吗？
　　如果只有国家统一编写的一种教材，就不会有“百家”。信息化时代的课程需常教常新，若国家垄断教材，就难有人随时随地汲汲于更新再造，就会影响发展进步。
　　既然不再全国使用同一种课本，将来如何能“一卷考天下”？如此，就为废除“一卷考天下”准备了基础。这禁锢思想、禁锢发展的“一卷考天下”被废除，也就为时不远了。
　　请不要惊讶上述“禁锢发展”一词。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差异大，经济发展差异也大，编写教材和选用教材都有一个如何更适应区域需要的问题。不再要求全国使用大一统的教材，这是实事求是。
　　这件事有多大？
　　中国从秦统一以来，就通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使华夏民族获得凝聚力，获得发展。之后两千多年来，教材也基本上是由国家确定的。这种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使中华民族群体意识发达，但自主意识和个人发展均受到很大限制。任何事物都有利弊，选择则要权衡其利弊。我在采访中，不少教育专家承认，如今再用全国大一统的教材已是弊多利少。进入21世纪,不再全国使用大一统教材,一个县的教育系统,甚至一个学校就可以自主选用教材，这是两千年未有之变革！
　　当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全国使用大一统教材时，任何教材好不好，适用不适用，就都要接受市场选择，接受用户选择了。如此，老师和学生的愿望与能量，便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同一门课多种教材并存，有益于学术争鸣。课本中设计的“下保底，上不封顶”，则进一步扩大了学生在学习中自主选择的天地。所有这些，都将使个人得到更充分发展，这便是有益自主、有益民主的事，是历史走到今天，中国的进步！
　　20世纪初中国变教育，先办新学而后废科举，从学“四书五经”变为学“数理化文史地”，没有比变教材对改变中国人知识结构更有效的变革了。今日再一次举国变教材，虽然媒体上还不见电闪雷鸣，却是21世纪的黎明中从教育里萌动的一场革命，一场真正的“学习的革命”！
 四十四、降低学习难度的四大途径
 
　　正是这时，刘洁民在国内调研中注意到了王能智。
　　刘洁民似乎走到哪儿都背着笔记本电脑。王能智生病住院，刘洁民去看他，一到病房就拿出“笔记本”，用着用着没电了，又赶紧拿出电源线在病房里找电源插座，找到了接着工作……护士进来看见了，说：“你这是违反我们医院规定，知道吗？”
　　“违反？”
　　“是呀，自带的电器不可以随便插进病房的电源。”
　　“对不起，我拔下来。”
　　“别。”护士已经听到他们探讨的是中学生的学习问题，也许她的孩子也是个中学生？护士说，算了，你用吧！然后退出去，关上了门。
　　刘洁民说自己是来向王老师请教的。
　　王能智说不敢当。
　　他们二人的互相学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刘洁民给我讲解有关课程改革的学问，那样耐心、细心，知无不言，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天下是不是只有教师才会如此无私地把自己所知都告诉你！日久，我还注意到，刘洁民非常乐于助人，我听到那些偏僻地区的老师说：“北京来的刘洁民教授，刚到过俺们这儿，没吃饭就开始给大家辅导了……”我想从刘洁民身上具体看到了所谓科学素养、人文素养，那是拥有了就会随时随地体现得很自然的东西。
　　刘洁民与王能智走到一起，代表着“编书的”和“教书的”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刘洁民告诉我，“分流”只是降低学习难度的方法之一，我们发现，在教学过程中还有三条基本途径可以使学习难度降低。
　　我问哪三条。
　　他说：“其一，通过激发学生对某个课题的兴趣，使难度下降。其二，让学生与生活经验相联系、与现实需要相联系，使难度下降。这光靠读书不行，要通行实践，在‘做中学’。
　　其三，通过探究提高学习能力，使难度下降。
　　你看，这三条都在王能智的教学中体现得相当充分。对我们来说，就要设计出与这三种方法相呼应的教材。”
　　王能智尝试过的这三条可简述为“兴趣”、“实践”、“探究”，再加上“分流”，就是不降低水准，但能降低学习难度的四大途径。
　　曾经有科学家担心降低学习难度会使中国失去高水平人才，也有家长担心降低难度会使孩子考不上大学，这是对浙江课改争论的焦点。为“降难度而不降水平”，这些全国课改专家们动了许多脑筋。现在刘洁民看到，在王能智这儿，学生的学习变得容易，不仅水平没降低，反而提高了。这就是教学的魅力，呈现着教育智慧。
　　刘洁民问王能智：“你们还没有使用新课本，学生涉猎课本之外的比教材还要高深，你是不是认为现有教材的难度不必下降？”
　　“不是。”王能智说，“旧教材最大弊端是，社会上有什么不教什么，生活有什么不教什么，教的都是被前人证实的知识系统。这其中不少是老化、过时、无用的东西，所以是非改不可的。”
　　2001年1月，在国家要求加快编写新课本的紧张阶段，刘洁民邀请王能智加盟。王能智说，我的学生在一线，比我更有经验。于是王能智与弟子10余人参加了北师大版《科学》教材及辅助教材的编写。
　　此后，全国各课题组于三四月先后上报了“课程标准草案”和教材送审稿，接着要经过三道审查与答辩。第一道由科学家、大中小学教师、企业界人士等组成审议组审议，第二道由不同领域的8位院士审查，第三道由基础教育司组织多领域的专家成立评审组评审。如此经多次修改，一至九年级各科的新课本终于在2001年7月出版。
　　与此同时，经各地自行申请，各省筛选和申报，最后由教育部批准，确定了全国首轮38个课程改革实验区。
　　6月，新课本尚未完全印刷出来，全国首轮课改实验区教育部门的领导便带着教研人员、骨干教师，奉命进京，齐聚北京校长大厦，接受培训。
　　2001年9月，这是个历史性的岁月，在实验区，震动万家的课改，就要与分布在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一部分老师、学生和家长见面了……
 　　●相关思索：西方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科技突飞猛进，改变了整个世界。世界各民族都不得不奋力于消除科技落后的民族危机。即便美国，在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后，美国人也强烈反思，说美国的科学教育落后了。但这时，另有教育家认为，美国落后的不是科学教育，而是艺术教育。还有教育家认为，欧洲人一直说美国没有历史、没有文化，视美国人为“乡巴佬”，美国应该花大力气发展文化艺术教育，建立美国的文化价值体系。
　　这一争论持续10年后，1967年美国著名哲学家戈德曼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创立了一个“零点项目”，他认为美国人忽视艺术教育带来的后果不只是影响艺术发展，而会影响美国人的创造性思维，从而也影响科技创新。为此，他强烈地主张：要以“零”为起点，唤起美国人对艺术和人文教育的重视。此后20多年间，美国投入上亿美元，百名以上的科学家、教育家参与研究，提出多元智能理论的加德纳，就是“零点项目”的执行主席。
　　在美苏冷战时代，美国事实上已高度重视发展文化艺术，如投资甚巨发展的好莱坞电影，不断营造出巨大的世界市场，强力将美国的价值观渗透到世界各国。进入计算机时代后，美国仍重视本国的文化教育，如1994年美国发表《提高学生写作能力需做大量工作》的调查报告，同年美国推出历史、地理和公民学等课程的教学标准。
　　我国多年来高度重视科学，有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对我国科技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我国也有社会科学院，有哲学、文学等研究所，但还没有设立社科人文领域的院士。当今中国科技、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也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04年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发表，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求。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发表，不仅反映了家长们对子女健康成长和生活安全的要求，也反映了振兴我国人文学科以及优质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的紧迫需要。百年来西方科技与文化，都曾疾风暴雨般冲刷着中国备受误解的文明。事实上，中华悠久的文化背景和杰出人物仍然是新一代创造者创新生活的能源。直到今天，我们的父母兄妹在繁衍生息中有那么顽强的平民性格，那么敦厚的生活智慧。我们需要意气风发地营造我们的时代感觉和民族精神。上下古今，纵横中外，都需要新一代文科学生快快成长，为中华文化风格的渗透再造，为吸纳优秀的世界文明，去满足苍生万有的期待。
四十五、黄河从他们身边流过
  　　黄河在这里由南向北滚滚而去，在看不见的远方折向东流……驼铃曾经是这里响动千载的声音，这里也曾经万马嘶鸣，后来包兰铁路伸进了草原，火车隆隆由此经过。
　　这里是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是2001年国家确定的38个课程改革实验区之一，也是38个实验区中7个选择综合课改的地区之一。
　　2001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乌海市海勃湾区的家长们被通知到学校，得知9月就要发生的变化。那个家长会顿时开了锅。
　　“高中变了吗？”家长们问。
　　“没有。”
　　高中还有物理，还有化学，高中的语文数学等等，一切都没变。
　　“其他地区变了吗？”家长们又问。
　　“没有。”
　　就这个乌海市，还有乌达区、海南区和两个大矿区都没有变。仅仅海勃湾区，是内蒙古唯一进入新课程改革实验的地区。
　　“他们没变，我们咋就变了？”
　　“高中没变，将来上高中接不上怎么办？”
　　“考大学怎么办？”
　　“要变大伙儿都变，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干吗拿我们的孩子当试验品？”
　　今日，无论在都市或穷乡僻壤，孩子的读书和前途都是家庭第一大事。这个夏天，海勃湾区的千家万户都沸腾了。许多家长开始跑关系、“走后门”，千方百计地把孩子转到本市的非实验区学校去。海勃湾区教研室主任李玉平及其儿子李龙，忽然成为家长们关注的对象。
　　“李龙今年正好也小学毕业。”
　　“李龙上哪儿的初中呢？”
　　“李龙他爸不能不管他儿子吧！”
　　“爹要粗心，娘也不答应。”
　　“没门路就没办法，有门有道的还能让孩子吃亏？”
　　“当爹的让儿子上个好学校，那也不是什么错。”
　　区教研室主任不算什么官，但在当地教育系统无疑是个人物。家长们的说法很多，比较集中的看法是：“新课程到底好不好咱也不懂，就看李龙他爸怎么办吧。”
　　“李龙上了一通厂学校。”这消息被迅速传开。
　　“一通厂，那不是实验区学校吗？”
　　“是呀，正是实验校！”
　　据说，区教研室主任李玉平的孩子上了实验区学校，使不少没门路的家长得到安慰：“人家的孩子也这么读，咱就认了吧！”
　　但是，跑关系的仍然呼啦啦奔走。
　　更让领导们头疼的是，有许多家长集体提出要求，说我们这儿是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像这样大动作变革教育，也该从那些经济发达地区开始。要求领导向上反映，暂时不变，晚一点变，否则我们的老师、学生、学校设备都跟不上，效果不好，将来你们会被怨恨一辈子的，应该慎之又慎……
　　这些意见已经比较专业，已经吸收了部分老师的意见。这个夏季，尽管已有一批老师接受了承担新课程的培训，但老师们心里也没底。老师心里没底，家长心里就没底。浙江课改之初遇到的疑难也在这里出现。
　　家长们也得知浙江走了这条路，但他们说我们这儿的经济条件比浙江差多了。这是事实。海勃湾区所在地早先叫桌子山，民国时期是个地图上找不到的矿区，相传犯人越狱逃跑，警方追捕，得知逃犯跑到桌子山挖煤去了，就不追了。桌子山这名字20世纪50年代继续沿用，1961年政府在黄河东岸的桌子山矿区设了海勃湾市，在黄河西岸设乌达市，后来合并就称乌海市。60年代，海勃湾有了很大发展。而到90年代，这里的工业遇到严峻挑战。
　　前面讲到区教研室主任李玉平的儿子李龙上了一通厂学校。这一通厂原是军工厂，后来转为地方企业，一通厂学校随之归了地方。一通厂是个中型企业，今天还坚持着运转已很不容易。一通厂在岗的职工月薪只有180元，这个数字，京城的人们或者东南沿海的学生们都是很难相信的。
　　一通厂学生主要是职工子弟，目前共有1020名学生，其中小学生与中学生大致各半。今天要学的新课本更像个“导读”，老师将据此引领你去获取许多课本之外的知识。计算机时代到来，任何一个学生凭借键盘就可以与世界对话，但一通厂的孩子们家中基本没有电脑，如何能利用网络？
　　一通厂学校校长郭丽云是汉族人，生于教育世家，长得健壮美丽。她坐在我面前的时候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就像骑在一匹马上。她的嗓音浑厚，总让我想起草原上辽远的歌声，让我想起某个叫“琪琪格”的姑娘。
　　郭丽云是愿意尝试综合课改的，问她为什么，她说，反正是个“穷”，听说综合课程能改变学生命运，我就愿试。
　　不过，穷也真穷！“我们学校图书室的书，大部分是淘汰书。”她这样告诉我。她说我们知道，学新课程，学生需要很多新信息、新资料……但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给全校24个班每班做了一个图书柜。
　　她说书柜不大，只有三层。就这三层的书柜里也没书，书柜是空的……那“空间”，就是对我们的压力。她说老师们都发愁。
　　海勃湾区的教育领导机构称为“教体局”，老局长叫李维林，老师们说他当时为了保住生源，为社会稳定，不得不召开家长大会。
　　那个家长会热闹得像个集市，从前开家长会没有家长抽烟的，这一回会场里烟雾缭绕……老局长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在烟雾中回响。
　　他说正因为经济发展欠发达，更要抓住机会早变革，早受益。他说，我们成为内蒙古最早的实验区，这个机会一定不能丢！老局长说得满头是汗，最后斗胆向家长们承诺：“一年以后，如果你们认为不好，想把孩子转学到哪儿，我给你们转！”
　　李局长的这个承诺，据说达到了某种稳定人心的效果。
　　其实，这个承诺无法兑现。因为李局长只是本区教育部门的领导，假如一年后真有许多家长要求给孩子转学到非实验区，他哪有那个权力？这意味着实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可是，谁能保证不败？
　　秋风起了，老师们说，局长的承诺中有一种悲壮！
　　我们会不会失败？我们该怎样来担当？
　　决心是一个方面，客观条件又是一个方面，这样一个穷地方，适合推行综合课程吗？
 四十六、深圳，富庶区的反应
  　　2001年9月，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与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同时进入综合课改。深圳是经济发达地区，也是教育强区。南山区已连续6年高考总分在深圳市排名第一，被选为广东省唯一的实验区。
　　我所接触的深圳教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们明显有一种自豪。这让我与他们对话不得不加倍调动思维，甚至不知不觉把身子坐得比平常挺拔。交谈稍久，我便意识到，他们的状态似乎是一种竞争中的状态。
　　陆晖是担任科学课的青年女教师，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硕士学位，曾在扬州大学任教。我问她，你不当大学教师来教中学生，你的学历在你们中学是不是最高的？
　　“不是。”她说。
　　接着，她解释道，深圳是移民城市，很多老师是从内地来的，早先没有本科学历户口进不来，后来在竞争中本科学历已没有优势，研究生毕业来这里当小学教师也是不奇怪的。所以，不说深圳的中小学教师平均学历全国最高，也是最高的之一。
　　王珍、刘彩玲老师也在担任科学课教师。她们都告诉我，她们的学生，家家有电脑。
　　“有的家庭不但有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还人手一台，父亲、母亲、孩子各人用各人的。”
　　“学生还把笔记本电脑带到课堂上来。”
　　“电脑不算什么。70％以上的学生家有小汽车。”
　　“是吗？”我问。
　　“在深圳，买小汽车不稀罕，有些学生家里已经换了好几辆了。”
　　“养一辆车一个月要多少钱？”
　　陆晖老师就有小汽车，她说：“一个月至少要1800元。”她又解释说，这不是她一人的数据，他们班上搞过一个研究性课题，这是个公认的数据。
　　我想起了内蒙古海勃湾区一通厂的在岗职工月薪只有180元。我说：“深圳的师资力量和经济力量都很强，你们搞综合课改是不是容易一些？”
　　“那要看怎么说。”陆晖说。
　　我仔细询问，加上多方调查，得到如下综合印象：
　　深
　　圳离香港仅一桥之隔，香港变分科课程为综合课程已久，深圳人普遍看香港电视，对综合课程早有耳闻，家长中有人已认识到这是世界大势。只要家长中有人认识到，他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这种影响早已发生。
　　报载深圳1999年初的一份调查：深圳出国留学的中学生占该市所有出国留学人员的70％－80％。在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中小学里，每天都有学生流失。
　　“广州市每月自费出国的约200人中，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报纸说据保守估算，小孩留洋使广东的教育消费“一年流走10个亿”。北京的文化、教育界有人说“不要盲目留洋”，“年龄太小留洋不好”，但广东就兴小学生留洋。家长们并不是担心孩子将来在内地考大学费劲，而是认识到，目前的基础教育，内地不如香港和国外。家长们无力改变内地的教育，又不能耽误孩子，有条件的家庭就选择了把孩子送出去。这种情况在深圳开展综合课程改革之前已经存在，所以深圳的家长接受综合课程改革并无多大阻力，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考虑：“深圳老师行不行？”
　　陆晖、王珍、刘彩玲诸位老师都谈到，综合课加上探究性学习，学生会提出你想像不到的许多问题，这对老师的知识面是很大的挑战。内地人总认为深圳虽然经济发达，但是个文化沙漠。你不能忘记，这个移民城市大部分是外来户，这些人本身是敢闯世界的人，思想活跃。我们感觉这里流动着某种美国精神，生机勃勃。孩子们的思想也很活跃，家长的监督可能是全国最厉害的。
　　我问，何以见得？“深圳的学生可以炒老师。”“怎么说？”“每个年级都有家长委员会，学校有董事会。学生反映哪个老师不行，家长感觉哪个老师不行，就直接给校长、给董事会打电话。如果说某个老师不行的电话多了，学校就会把那个老师炒了。”
　　“这样的情况不多吧？”
　　“今年被炒了17个。”
　　2003年秋，北京校长大厦。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在此召开进一步推广课程改革的全国会议。会场里，每个老师面前都有桌子，几乎每个老师都摊开了本子，这大约是开会普遍做记录的一大群体。深圳南山区教科中心负责人陈坚，代表深圳实验区在讲台上发言，屏幕上打出了他发言的题目：《建立校本教研制度———推进科学课程改革》。
　　“课改一开始，就好像打一场战争！”
　　陈坚说他们的教研工作自此是“一切为课改教师服务，一切为新课程服务”。他说老师们的压力是很大的，曾经是优秀的合格的教师，面对新课程马上变成不合格———就其人的质量而言仍然优秀，但作为教师不合格。这促使教师“人人都成为自觉的学习者和研究者”。
　　教师的自我更新取向、自我发展意识，就像是一夜之间迅速增强。今天的教师到底该怎么当？教材不是“教经”，教师不再是“传教士”……这些话就是这么讲出来，也能让我们感到那里发生了不寻常的震荡。那里学生的情况怎样？容后再叙，先看看山西。
　　山西在历史上似有思变之传统。史家划封建社会，多从“三家分晋”起始，这“分晋”就是发生在山西的大事变。山西境内有吕梁、太行、五台、恒山、太岳、中条等大山，山多地少，晋人发展行商，沟通中原与西北5省商贸，在明清有相当规模的发展，这在重农抑商的时代也是不同凡响的。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私营经商走不通了，山西人仍然穷则思变，就有了挖山造梯田的大寨。
　　曲沃县在山西省西南部，汾河支流浍河下游。农产品有小麦、棉花和烟草，是典型的农业县。地方穷，但教书和读书都很用功，中考已多年获临汾地区排名第一，高考也在临汾地区名列前茅，老百姓对县教育局一班人马，对县重点学校的教师们颇为认可。
 四十七、山西的消息
 
　2001年夏天，曲沃县教育部门得知国家要开展课程改革，立刻向县委、县政府报告。教育部门和县委、县政府都认为要积极去争取这个机会。他们觉得，既然是国家级的项目，应该有一笔经费，不管用什么办法，能拿到这个项目，得一笔经费注入曲沃县教育，就是贡献。于是，这个夏季，县委书记乔成家、县长薛愿兵、教育局长和副局长，4人风尘仆仆地从山西省西南部专程赶到省城太原去强烈要求，志在必得。此举在38个实验区中堪称一奇。
　　同去的教育局副局长张桂蕊是位特级教师，199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她身兼教育局教研室主任，还是山西省教育发展战略组成员。在路上，她就跟两位县领导说：“教育的项目，很可能是没有经费的。我们要是争取来了，就必须搞下去，到时候可别说县里没钱！”
　　县领导作了承诺。
　　结果，他们把项目争取来了，果然没有原来所企盼的经费。2001年9月，曲沃县成为山西唯一的实验区。
　　他们的困难和举动都很惊人。
　　曲沃县的小学原是五年制，他们选择了综合课程，这新课程是六年制的，怎么办？变！就这样，小学五年变六年。
　　可是多一个年级，就多了4000多学生，教室、桌椅、老师都得增加，单单这老师，一下子哪儿去找那么多呢？
　　贴广告招老师。他们先从本县近两年毕业的师范生与大专生中测试、遴选了236名试岗教师。合同上写定：试岗一年，一年后考试、考核，合格转正，不合格不再录用。
　　“你知道这些试岗教师每月的工资是多少吗？”
　　“你说。”“我说了你也不信。”“多少？”我问。“每个月只有100到150。”
　　“还有别的补助吗？”
　　“包括补助，全部就在这个范围。你很难相信吧！”
　　我点点头。
　　张桂蕊接着说：“按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只给这点儿钱，但是县财政开支不了，没办法。”
　　“100多，”我问，“一年下来也就一千多不到两千，有人愿意来当这个教师吗？”
　　“踊跃报名，唯恐不用。”“是吗？”
　　“地方穷，这100多块钱，也是个出路。”
　　我听了，一时不知还该问什么，心想一个课改，就这样招收236名教师，也是调动起全县青年人才，拉动本县需求的大事了。
　　这里的中学，除音乐和美术选的是分科课程，其余都选了综合课程。浙江当初的课改首批迈进1万人，曲沃县第一步踩进去就是全县3万多学生，13个学科“全科目全方位”挺进。
　　今日，从外国人公布的中国富人排行榜可以看到，中国已有不少亿万富翁。目前中国贫富之悬殊，不唯个人与个人比悬殊极大，地区之间群体与群体比，差距也是巨大的。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的企业，山西曲沃县城乡，都还不是中国最贫困的地方。1995年我走过甘肃、青海、西藏一些地区，得知有些县欠着教师的工资发不出来已有一年半载。曲沃县还能给这批新教师开出每月100多元工资，属于不错的了。但曲沃县和海勃湾区师生家庭与深圳师生家庭的经济持有水平，毕竟相差甚远。春夏，走在内蒙古乌海，走在山西曲沃，望着这里蔚蓝色的天空和原野上鲜艳的野花，你会感到这片土地的美丽和贫穷是一曲震撼人心的旋律……
　　一些地方的家长们说教育是不能试验的（在家长们头脑里，总认为是“试验”，不是“实验”），可曲沃县连老师也是试岗老师，这些一天课都没有教过的老师，一下就被派去承担综合课，这在那些富裕地区的家长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可是，”张桂蕊说，“穷，我们也得改啊！”
　　“您是说穷，也得参加课改？”
　　“是。不改，我们会更穷。”她说。
　　“我们已经再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她又说。
　　9月，一个细雨
　　的黄昏，你看到放学归来的孩子书包轻了，你的心情却很沉重……但是，眉头会展开的，阳光会朗照内蒙古蔚蓝而高远的天空，会朗照孩子的明眸。
　　我看见蓝天下，有位女教师正领着数十个初中生向城区步行而去……公共汽车在他们身边停下，又开走了，他们继续向市区步行而去。
　　为什么不乘公共汽车？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走，走，向城里走去的正是一通厂学校的学生。
　　他们的学校坐落在城市的边缘。他们正向市区图书馆走去，一走就是四五里路。我不能说这些孩子们买不起一张公共汽车票，但同学们说，大家都把乘车的钱省下来就是一个数，就可以买书。
　　还记得一通厂女校长郭丽云吗？她曾说我们给每个班做了一个书柜，有三层，但书柜里没书，那“空间”就是对我们的压力……于是孩子们去捡易拉罐、捡纯净水瓶，捡了就交到班长那里保管。废纸也不扔了，整整齐齐地收拾好，交到班长那里保管，攒多了就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一个学期下来，那书柜里的新书竟也满了一层。
　　当然这书柜是太小了，装满了也不够用。于是老师告诉大家，市里有个很大的图书馆，然后就领着他们去了。
　　丁勇霞老师、弓美霞老师走在学生们中间，你一下不容易区别哪个是学生哪个是老师……她们大学毕业不久，她们与学生们很融洽，她们一次次带学生去，每次都走着去，全班都走着去。阳光下，同学们一个个走得红光满面，汗流满面，兴奋不已。
　　他们每个人都办了一个借书证。那里有好多好多老书和新书，还有不少新报刊……课本里提示的背景资料、填充资料，他们基本上都能查到。一旦查到，各学习小组就“捷报频传”。
　　还要去，还要去！学生们总这样说。
　　一到图书馆，他们就像一个个蚕宝宝蚕食桑叶那样扑向书刊……图书馆人员惊诧了！
 四十八、草原上的阳光
  　　为什么这些远道来借书看书的孩子一大群一大群？
　　为什么城里一中的孩子没有一个来借书？
　　老师们告诉图书馆人员，因为城里的孩子还在读着老课本，还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之下，还在题海的包围中，他们没时间来光顾课本之外这么大的世界。
　　“是呀，我们自己家里有的书，孩子都不看，哪会来借书看呢？”图书馆人员说。
　　图书馆人员的孩子都在城里读书，属于尚未进入课改的。这些做父母的听得朦朦胧胧，似懂非懂，但眼前别人的孩子对借书看书如此兴奋，如此认真，毕竟令他们惊奇，而且有点羡慕了。
　　他们说，多少年了，没见过这样的借书景象。
　　黄昏，图书馆要关门了，他们又集合，在夕阳下走回去……内蒙古海勃湾区，这就是你的新世纪！
　　老师带着数十数百初中生，一次次步行去远方借书的故事听起来像一个古老的童话。那里有一座图书馆，令孩子们如此神往，因为那是知识的宫殿，那儿联系着更辽阔的远方……
　　母亲河在他们身边流过。从北京开来的列车，经呼和浩特连接包头，再从包头经乌海市南去宁夏，再向西奔去甘肃……开放式的学习，使海勃湾区孩子们的眼界一天天开阔。别以为他们在远方的行走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们在那些早晨和黄昏的跋涉，在加强国家变革教育的决心。
　　有没有困难？有没有反复？有没有争议？
　　有！许多想像不到的经历一一出现。
　　海勃湾区教体局局长李维林曾对家长们许诺：一年后，如果你们觉得不好，想给孩子转学，我负责给你们转……一年后，李维林局长调走了，新任局长叫邢瑞英，她介绍说：“困难真的很大。比如讲大综合的科学课，一开始班上有41个人不懂，讲着讲着，有42个人不懂了，连老师也不懂了。”
　　她说，新课标、新课本出来了，最直接遇到挑战的还是老师。课改开始不久，老师中就有一句话流传：“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2002年3月，乌海市全市进入了课改实验，但除了海勃湾区仍使用综合课程，其他区全部选了分科课程，“这对我们来说，无异于发生了地震！”
　　邢瑞英说，压力比当初更大了，怎么办？既然已经骑在马上，那就跑吧！从此海勃湾区和其他区着劲儿干。
　　我问，像比赛？她说，比比赛严重。“2002年9月，我们不得已也订了分科教材。”
　　“改主意了？”
　　“不是。有人说这样好，有人说那样好，到底哪一种好？不得已，我们让学生每人手里都有‘分科’和‘综合’两套课本，老师拿着两套书作比较，学生也拿着两套书比较着学。我们想，老师和学生两套教材都接触了，心里就更有数。最后我们做问卷调查，让老师和学生自己选择，下学期的课，你们究竟是愿意学‘综合’，还是学‘分科’？”
　　“学生们几乎都选择了综合课。其中75％的学生选择了‘非常喜欢’。”
　　“老师呢？”
　　“93％的老师选择继续使用综合课程，其中86％选择‘坚决支持’。选择‘反对’和‘坚决反对’的一个也没有。7％的选择了‘怎么都可以’。我们就坚定地走‘综合’了。”
　　我还想起浙江课改遭反对后，为坚持“综合”，曾采取两三个老师“抬”一门科学课的方式，便问他们老师任课的难题怎么解决。
　　邢瑞英说，起初老师之间互相请教，比如担任科学课的物理老师向生物老师请教，生物老师向物理老师请教，不久就集体备课。
　　“集体备课，思维碰撞；听课交流，经验共享。”她说我们地方穷，老师工资也低，许多女教师过去连化妆品都舍不得买，现在舍得买电脑。课程改革不仅是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更推动了老师的学习，我们说是“老师和课改共同成长”。
　　此外，这也促进了学生催家长买电脑，推动学校和民间使用计算机的进程。这些变化，都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在地方上出现了。
　　郭丽云校长告诉我：“我们的综合实践课，学生们做的课题是老师过去想像不到的，也是家长想像不到的。”
　　我请她举例说说。她报出了一串题目，然后我理解了，在这片土地上，不论蒙族还是汉人的后代，心中都有蒙古人辉煌的历史，于是孩子们做的课题有《中国兵器的变迁》、《中国战例荟萃》等。蒙古人爱马，则有孩子做了《世界名车调查》这样的课题。还有《乌海市大街车流量调查》《海勃湾区居民水费调查》……我说，这些课题，初中生做确实不简单。
　　她说：“小学高年级就开了综合实践课，也做课题，比如居民水费调查，男女生合作，要入户调查，不仅涉及知识，首先要学会礼貌，学会怎么让阿姨叔叔接受你的访问。”
　　这片土地有开放的性格，有改变命运的愿望，孩子们的变化在家中也颇有影响。前任局长李维林调走了，他的承诺落到了新局长邢瑞英肩上，但令人尴尬的局面并没有出现。邢瑞英说，一年后，我们的生源不但没减少，反而大幅度回升。
　　“最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竟然有市中心区的家长，要求把他们的孩子转到海勃湾实验区的中学来。”
　　我说，你说慢点儿，这是怎么回事？
　　她说，一般说，市属学校的规模、师资力量、设备都比海勃湾区的学校强。多年来，“走后门”的只有从我们区属中学往市属中学调的，从没见过从市里面往外面调的，突然翻过来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一时弄得我们也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千真万确。”她说，家长们通过朋友、熟人，找市委领导，找市教育部门的领导……领导给我们写条子，各种渠道来找的都有，就是要求往我们海勃湾区的学校调，“2003年，我手上就办了十几个。”
　　“你是不是感到新的为难了？”
　　“不。这很鼓舞我们，我们愿意，所以不为难。”
　　回顾3年来的综合课程改革实验，不能说今天已经没有分歧。邢瑞英这样总结道：“起起落落，坎坎坷坷，回过头来发现，收获多多。”
　　古羌人威武的身影，蒙古人响亮的鞭声，远去了吗？
　　母亲河在他们身边流过，火车呼啸着奔向远方。
　　虽然，这里的生活穷是真穷。但老师正带着学生，在改变命运。不管怎么说，这儿是新世纪内蒙古最早改变教育的地方，这儿的阳光会照遍草原。
 四十九、未知，也很美妙
  　　谁都知道深圳人家有小车的多。陆晖老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小汽车的综合实践课活动，那是他们课改进行到第二年的课题活动。
　　她说深圳小车的个人拥有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与发达国家也可以一比。他们做的课题是：深圳大力发展私家小汽车利大还是弊大？
　　全班40多人，分成正方和反方两组。你可能从电视上看到过类似的辩论，每方有4个同学参赛，他们是同学们自己选出来的，但他们的智慧来自本组所有同学的实践调查活动。
　　同学们分头去跑环保局、交管局，跑书城买资料，跑图书馆查资料……我们公布了评委的名单，有的同学还知道去“活动”评委。我们不会把这看作是“走后门”。要争取胜利，你能了解到评委的学识和观点，也是一种重要资源。你只是个学生，评委对你的访问能接受到什么程度，那是你的本事。教学辩论会开始那天，我们还吸收家长参加，这些家长都是会开车的，听起来也有滋有味。
　　汽油有多种型号，深圳有多少汽车，每天能排出多少废气，这么多废气如何能从城市里排出去，要多久才能排出去？深圳被评为国际花园城市，如何能让深圳的天更蓝、水更绿？如何从交通结构的角度来解决这些矛盾，如何从新能源开发的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教学辩论会那天，学生们讲得头头是道，口若悬河，那些会开车的家长们听得目瞪口呆。学生们非常兴奋。陆晖老师是主持人，听得她也深深为自己的学生骄傲。
　　以往，这些学识，只觉得是专家才知道的，现在就从这些14岁孩子的口中滔滔不绝地讲出来，而且是相当灵活熟练地讲出来，好像他们不是14岁，起码有40岁。谁胜谁负都不重要了，能讲出这些学识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家长、老师和学生都看到：一件本以为是专家学者才掌握的事，只要你去探究，你也是可以掌握的。这件事可以，其他事也可以。
　　陆晖老师把这个活动写成了教学案例。南山区教科中心倡导老师们来写这样的教学案例。我曾听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朱慕菊司长说：“教学案例，我们还刚刚起步。”就在这刚刚起步的阶段，深圳南山区将教师们编写的课案汇集成书，已经出版了15本，成为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撰写的课案全部取自课堂，取自师生们的教学实践。你可以想像，15本课案，两三年间类似的课题活动他们每个班都经历了数十上百个，学生们掌握的有关学识就远不止是关于小汽车、环境、新能源等方面的信息和知识了。换句话说，他们在初中综合课程阶段所涉猎的基础性新知识，已经在很大范围日益超越不少特定学科专家的学识领域，这样的趋势，让人看到了一代新型学子，前途未可限量。
　　迄今，各地的老师都觉得科学课里包容了先前的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课程，要让不同专业毕业的老师去承担实在是个问题。陆晖老师毕业于生物系，她有个看法颇独特。
　　她的表述大致如下：就像《科学》第一册讲“水”，在从前的课程里，水资源的分布属地理，水的力量属物理，水的分子变化属化学，水是生命之源就讲到了生物，今天的教材还讲到人类文明发源于大河中下游，涉及历史。我是学生物的，我感觉一个活的生命体是不可分的，一个很好的教材也是不可分的。把它们分开了，那是人为地切割出学科界限。现在把它们整合在一起，还原为本来的整体面貌，它还是物理吗？它还是化学吗？我认为可以用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它，它不是别的，就是“科学”。应该用这种思维去理解，去教学。
　　“陆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一天下课后，有个八年级的男孩来找陆晖老师。
　　“说，什么问题。”
　　“人体的温度是37度，但人体最适宜的环境温度是22到23度，您知道为什么吗？”
　　陆晖老师想了想：“我没听明白，你想问什么？”
　　“我想问这37度跟22-23度之间有什么联系，您知道吗？”
　　陆晖想不出这有什么联系，摇摇头，似乎在考虑学生提的这个问题有没有意义，要不要深思。
　　学生说：“陆老师，您先想想吧，我想了好久。”
　　下午，男孩又来问陆老师：“您想出来了吗？”“我想不出来。”“那您再想想吧！我先不告诉您，先让您思考。等您思考不出来了，我再告诉您。”男孩说。
　　陆晖心想，这不是开展探究性学习时老师对学生说的话吗？现在学生把它用到老师身上来了。她问：“这么说，你已经有答案了，是来考我？”
　　学生点点头。
　　当然，陆晖发现学生提的这个问题居然占据了她的头脑。她想，我是学生物的，有关人体温度的问题应该是在学科之内，总该响应学生如此一问吧！但她想不出来，只好打电话问她的生物学导师。
　　导师回答说：“不知道。”
　　她请导师再问问别人。
　　导师也给导师认为有学问的人打了电话，回答还是：“不知道。”
　　第二天，陆晖实实在在地告诉那个男孩：“我不知道。”
　　现在，陆晖对我说，要敢于告诉学生“我不知道”，毕竟，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学生听了并不失望。他说：“陆老师，您知道黄金分割线吧。我发现，把37×0.618=22.866，正在22度与23度之间。就是说，人体最适宜的环境温度，正在人体温度的黄金分割线上，您看多奇妙！”
　　这下，陆晖也感到学生的这个发现真的很奇妙了。
　　她还没有从奇妙中走出来，学生又问：“可是，陆老师，您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吗？”
　　“不知道。你知道吗？”这次，陆晖是真的向学生请教，她希望学生知道，能告诉她。
　　学生说：“我就是不知道，所以想问您。”“我不知道，没人想过这个问题。”陆晖说。“我还想知道，为什么有黄金分割线？它是怎么被发现的？谁发现的？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一天，陆晖仿佛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学生，而且不仅是这一个学生。这一天，就在这“不知道”之间，她和学生都体验到了一种照彻心灵的愉快。不是因为解出了一道什么难题，而是体验到在这个世界上，未知，也是很美妙的，它在前方向我们招手……这正是探究性学习开启了学生的奇思带来的妙境。
　　2003年9月，深圳全市6个区全面启动义务教育阶段综合课改。2004年，深圳的高中课程改革也将全面铺开。
 五十、曲沃的"试岗教师"
  　　2001年9月，山西曲沃新招的236名“试岗教师”全部放在乡下，据说“县城里一个都不放”。这些试岗教师教得怎么样？张桂蕊告诉我，他们一天书都没教过，我们也不能对他们太苛求，但是情况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
　　2001年11月26日，是个震动全县教师的日子。
　　这一天，教育局在6所乡镇中小学校同时召开教学现场研讨会。这6所乡下学校都是本县的“边远学校”，教育局组织全县（包括城区）中小学有关年级的教师们去观摩研讨。
　　曲沃县最西边有个高显中学，张春霞老师开的科学课被认为“精彩”，全县担任初中科学课的老师都被组织去高显中学观摩。城区的老师想不明白要让他们去看什么，有人还以为大约是要他们去帮助帮助乡下中学的老师。
　　北董中学坐落在曲沃县东南角，董**、关*两位女教师的初中数学课观摩研讨会在此召开。
　　新定小学坐落在西北边，在此开了小学一年级的语文研讨会，担任这门课的柴*老师毕业于县师范学校，她既教语文又教数学。
　　后来，又在最东边的王村小学开了小学数学课的研讨会，在最北边的北山脚下杨谈中学开了初中数学课研讨会，还开了历史与社会课的研讨会。
　　张桂蕊身为教育局副局长兼教研室主任，组织这样的研讨是她职责内的事，她说：“我们也是在做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问，您是指综合课改吗？她说不仅指课改。
　　“多少年来，这样的观摩会都是在城里召开，都是乡下的老师进城，去向城里的老师学习。像这样让城里的老师去向乡下的老师学习，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更何况乡下不少是试岗教师，让老教师去向试岗教师学习，这是破天荒的，对方方面面的震动都很大。”
　　“还有哪些方面？”“乡镇领导的劲儿很大，家长的劲儿也大，孩子们也感到荣幸。”
　　当然，也有教师表示怀疑。比如看到讲语文，课本里讲到秋天，年轻的女老师讲着讲着就把学生带出去了，把落叶带回来了……有的老教师说，这教课的小姑娘自己都还在贪玩的年龄，教语文又不是教自然和地理，怎么能这么教呢？
　　有的老师赞赏，说把学生带到环境中去体验课文，体验秋风、落叶带来的情思，最后还可以把落叶做成书签，粘贴成艺术作品，这就把“腿”从“语文”伸进了“艺术”课的领域，如此不知不觉产生的“综合”，是很漂亮的。
　　所有的老师都进入了思考，真正的研讨出现了。11月26日这天，有些城区的校长没去，老师们带回学校的消息也对城区的校长产生了冲击。但城里的校长不相信，一周后他们亲自去乡下“看一看”。
　　城关小学校长张万兴去了，东关小学校长张成祥去了，北关小学的苏校长去了……去了就都被触动了。“小姑娘教学还不到一年，真不错！”这是大家在吃饭时普遍的一个说法。
　　临汾市教研室主任张苏华、副主任柴林亮来看了，山西省教研室的副主任贺斌也来看了，看了都说：“确实好！”“想不到。”
　　这年11月26日的乡下中小学观摩研讨会震动了城里的教师，此后还陆续开过多次这样的研讨会……都说综合课程很难，这些试岗教师难道无师自通？
　　没有一个教师不经过培训能够承担新课程。
　　曲沃县最早对试岗教师进行培训，是由县教研室的教研员们承担的。县教研员的教学新方法从哪里来？
　　2001年6月，张桂蕊带着部分教研员来到北京校长大厦接受培训。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新课程专家，在此培训来自全国各实验区的骨干教师。但即便是“源头”的专家也没料到，他们的培训在山西这些穷乡僻壤的学校里结出格外鲜艳之果。
　　从北京培训回来，曲沃县在这年暑假立刻组织了全县相关教师的上岗培训。曲沃有20多个教研员，全县2000多名教师，除去尚未参加课改的高中教师300多人，这个暑假的教师培训有巨大的工作量。
　　由于试岗教师都放在乡下，由于考虑到他们缺乏经验，曲沃县对这些教师特别放心不下。开学后，县教研室20多个教研员分片负责，把主要精力用于帮助试岗教师。
　　“县里的教研员们骑摩托车下去辅导，经常吃住在下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投入过。从第一个夏天开始，我可以说，头一年我们的教研员没休息过一个星期天，我们也没给教研员补助过一分钱。我总想，哪天该有人给我提出来了，我觉得是欠大家的，可是一直也没有人给我提出来。”张桂蕊说。
　　她还说：“老教研员席庆虎累病了，高血压，眼底出血，还觉得这事放不下，还要去。说如果做不好，耽误一个孩子就耽误了一个家庭啊！”
　　在城市，一个孩子书念不好，家长们可能还有机会给孩子找别的出路。但在农村，“耽误一个孩子就耽误了一个家庭”，人们的感受特别突出。
　　你知道曲沃县这实验区是自己去“强烈要求”要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见一致。要来后，也有人说现在是“骑虎难下”，也出现过一个“四不”的说法：“不敢改，不想改，不愿改，不会改。”不会改而硬要改，那不是存心要害孩子吗？不就毁了这批孩子吗？同样议论纷纷。
　　现在曲沃县的试岗教师以出乎预料的教学效果出现，省地专家下来调查，也觉得值得研究。张桂蕊说，客观地说，新课程，老教师新教师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乡下的教师和试岗教师更多地得到了省、地、县三级教研员的辅导。有一次，省教研室来了11人，都到乡下去听课，听了课就与老师们座谈。
　　这一切都促使曲沃全县教师兴起了一个互相学习、探究新教学方法的热潮，也让北京的专家来曲沃辅导时目睹了前所未见的情景……
　　山西夏日的暴雨骤然而至，霹雳一个接一个在天空中炸响，天黑得仿佛黄昏后的光景，原野上飞卷着大雨，仿佛狂奔的野马，那暴雨用“倾盆”或“铺天盖地”来形容都不过分……赵峥教授来到曲沃，就目睹了这样的大雨。
　　赵峥是北师大新世纪《科学》教材的主编，他到曲沃县时县大礼堂拆了，正在修建。县里只好把辅导的地点安排在城关一中的多媒体大教室，这里可以把实况转播到另外5个教室。
 五十一、穷县办大教育
  　　赵峥想，场地应该够大了，碰上这样的暴雨，来的人数总会受点影响吧。不料一到现场，他就被感动了。5个教室都坐满了，多媒体大教室更是挤得水泄不通，过道上也站满了老师。多媒体大教室的地面是有坡度的，从老师们雨衣、雨伞和身上滴下来的水朝讲台的方向流成了一条小溪……窗户上还高高低低挤满了脑袋，这些老师的身子都在教室外面，霹雳仍在外面的天空中爆响，闪电可以从那些脑袋和脑袋的空隙间亮进教室里来，狂舞的雨水被风卷着，依然一阵一阵地越过屋外阳台下的走廊，扑到这些教师们身上。
　　你碰上这样的情景能不感动？最令人难忘的是，离县城10多公里的北董中学有位科学课老师王红玉，生下孩子刚过百天，还在产假期间，竟带着吃奶的孩子来了，同时把她的母亲也带来了，带来看孩子。
　　“几十里外的老师们都赶来了。”张桂蕊告诉赵峥。
　　“有多少教师干了一辈子都没见过编教材的人，您来了，谁都不愿放过这个机会。”张桂蕊还说。
　　刘洁民是乘703次列车去的，乘一夜车到山西侯马下车，曲沃县接站的人员已经等在那儿。接上刘洁民，再行15公里到曲沃县城，正是吃早饭时间。有人无意间说了句“听课的老师早候在那儿了”，刘洁民便问：“这么早？”
　　张桂蕊告诉他，老师们都想在主课堂面对面听您讲，一大早就来占位子，结果早早都坐满了。
　　刘洁民不吃饭了，说：“走，现在就去现场。”
　　大家都劝他吃了饭再去也不晚，但他坚持立刻就去，大伙儿拗不过他，就让他去了。地点仍在城关一中的多媒体大教室，仍然可以把实况转播到多个教室。以往开会，常是路远的先到，如今不同，一中的老师们也早早就来了，毕竟是近水楼台，这天坐在多媒体主课堂的大多是一中的老师。
　　张桂蕊刚毅果决，有铁娘子之称，这天掉了泪。她说，乡下老师坐满了4个楼层的台阶，这个场面，打从一中有楼房起就没见过。她说，我们领导看了感到很有愧，我们县里没有那么大的场所让老师们和专家面对面，我们的工作没做好，真的，有愧！
　　那天，不记得是谁，拿着那把钥匙，从坐满了乡下教师的台阶上穿过，一直走到4层……钥匙在人群中闪闪发亮，许多人的眼睛都看见了这把钥匙，钥匙伸进了锁孔，门就开了，然后出现了一阵类似欢呼的声音，然后乡村教师们进到了多媒体大教室……教师们在此有机会给专家递条子，专家可以现场为你答疑。据说早先这里的老师们还没有递条子的习惯，现在早早就准备好条子，一说可以递了，条子就一张接一张往上传，一会儿就一大把。
　　赵峥来了，刘洁民来了，还有参与制定科学课程标准的郭玉英教授、宋海泉老师也陆续来了……很多专家都来了，来了都说：没见过这么好的老师，我们一定再来，不来，对不起这儿的老师！
　　论困难，论客观条件之差，曲沃县都是突出的。就说“多媒体设备”，除了县城少数几所学校有简单设备之外，全县95％的中小学是“零设备”。
　　但曲沃县的综合课改，由震动人心达到了振奋人心。
　　县委、县政府提出“穷县办大教育”。县人事、财政、计划、物价、城建等部门表示与教育部门通力合作。第二年全县又增招了214名试岗教师，使试岗教师总数达到450人。
　　张桂蕊说，这一年，城里的校长已经向我们要试岗教师了，说：“你们把上年的试岗教师也给我们派几个来吧！”
　　教师们的相互学习持续发展。里村中学科学课老师柴国旗在课余时间自愿到全县15所中学去听了近50节科学课，被视为最典型的一例。他说这方法叫“蜜蜂采蜜法”。汇集了其他老师之长，柴国旗的课果然很受关注，2002年以来，他与县教研室的武鹏老师时常被邀请，前去陆续开展课改的省、市级实验区讲课。
　　被邀讲课的不止他俩，还有高显中学的张春霞等多名乡村教师。柴国旗、王维莉、王熙明等曲沃教师，还应邀在山西电视网络上讲课。2002年11月26日，杨谈中学的科学课教师韩红心，还被邀请上中央电视台与节目主持人对话，介绍自己在科学课中如何开展实验。
　　这些穷乡僻壤里的教师，何曾想到自己转眼间会有这些经历？这实在是因为一场划时代的教育革命正在出现，你若能成为先行者，即使昨天还微乎其微，今天也会变得举足轻重。
　　曲沃县的综合课改正日益渗透到城乡许多人的观念与言谈中。一天，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女领导张鸿雁说，她把手放在正读初二的孩子脑袋上说：“这么一个小脑袋瓜子要记那么多东西，不容易啊！妈也上过学，妈知道。”不料孩子把母亲的手拿开：“记什么记，不用记。你知道什么科学，我们现在上课跟你们那时可不一样。”
　　在农村，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出去办事，老二比老大灵活。”问为什么？农民说不上来。张桂蕊说：“老大在高中，高中还没课改。”
　　高中尚未课改，人心已动。高中的校长来向张桂蕊要资料，说：“初中开始革命了，我们还没革命，迟早要革命的，把初中课改的资料也给我们一份看看吧！”
　　职业中学的校长也来找：“也给我们一份学习学习，我们也得懂。”
　　当然，家长们要接受孩子新的学习方式，也有一个过程。比如孩子以前放学回家要做两三个小时的作业，家长觉得这才叫“学习”；现在孩子回家可能带回来一堆石块或者树叶，在那里琢磨石头或树叶，家长就觉得这是在玩，哪是学习呢？糟了，孩子，你咋不学习了，咋就这样放下来玩儿呢？
　　孩子说，就是玩儿，在玩儿中学习。“胡说！”家长道，“谁告诉你的！”“老师说的。”
　　“瞎说。老师咋能这样教书呢！”这样的对话在许多家庭都出现过，如今家长们也逐渐适应。
　　地方小，县里许多人并不清楚，他们是山西省最早变教育的地方，许多人以为大地方都变了，轮到咱们不变也不行，那就随大流吧！许多人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正在穷乡僻壤里接受着当代中国最先进的教育方式。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的孩子会走出山西，走到外面的世界，会告诉家乡的父母，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应该特别感谢21世纪初年家乡的老师……     五十二、变则兴、不变则衰
  　　到2003年，开展综合课程实验的已扩大到17个省市，新增学生数52万多人。但各地选择分科课程实验的仍是大多数，而综合课实验区的老师们仍存忧虑，期望上级主管部门和政府加强支持力度的呼声也很高。
　　广西师大的罗星凯、薛跃规、赵光平等教授写出了《科学（7～9年级）新课程推进现状及对策调查报告》，其中反映，首要问题仍是师资薄弱，现行师范教育滞后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师范毕业生“对新课程一无所知”。研究生教育中也迫切需要开展与综合课程相对应的人才培养。相应的学会和正式刊物还没有，教师和教研人员在学术专业归属上程度不同地存在失落感。由于综合课程难度加大，工作量显著增加，实验区普遍呼吁对科学课教师制定合理的工作量，落实相关的职称评定等政策。由于当前学校的图书资料、实验室是根据原先的课程体系建设的，不能适应新课程的需要。期望各地政府加大支持，也期望媒体对此加强宣传力度。
　　他们在报告的最后深情地写道：“科学课程实验的星星之火如果在困难中熄灭，我们将如何面对那些最先燃起改革热情、至今无怨无悔的教师们的目光！正是这样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促使我们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一次次走进实验区、走近那些可敬的科学课的教师们，并最终写下了这篇调研报告，真心地希望能为领导的决策和专家的研究起点参考作用。”
　　我敬重他们的劳动，并以为，综合课的星星之火是不可能熄灭的，因为这是在新经济的基础上实行教育转型的世界大势。
　　我对综合课程改革的认识，基于对国内外科技、经济、文化产业嬗变，以及国内外教育变革实践的综合考察。大量的资讯使我明白，综合课程并不是出自谁拍一下头脑，想变就做出这么大一个改变。它同样是与当代科技、经济发生的巨变相联系的，不能孤立地就教育而看教育。
　　你看，工业时代，科研、工业、商业是分开的，但计算机时代的蓝色巨人IBM集科研、生产和销售于一体。“分工”是工业时代的特征，当代的特征是“融合”。
　　实施综合课程，是给学生一个必要的平台，训练学生去获得综合能力。“学生不是装载知识的容器”，更何况知识经济时代涌现的知识是任何人都无法靠头脑容下的。一个人的创造力，并不取决于知识的多寡，而取决于融会贯通地运用知识资源的综合能力。联系着日后走向社会的就业之路，综合能力的培养实在是太重要了。
　　目前多数实验区选的是“分科”，这一方面因国人观念还多在“分科”惯性中，教师们对分科的课程改革接受起来也相对容易进入。另一原因是高中仍有物理、化学，而且，将陆续推进的高中课改甚至会在分科中分出更多“模块”，因而许多人认为，把初中的物理、化学等课程综合了，到高中岂不是不接轨吗？我以为这是一个需要深入认识的问题。
　　从小学到初中的综合课程旨在培养综合能力，高中分出更多“模块”，并将实行学分制可供学生选修，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其情形犹如自助餐，你可以端着盘子自己去选，这时要靠你有综合能力才能消化那些知识。如果你初中阶段没有完成综合能力的有效训练，到高中遇到那些琳琅满目的“模块”，学习就会骤增困难。
　　2004年秋，我国高中开始在广东、山东、宁夏和海南推行课改的基础上实行“学分制”。高一年级主要设置必修课程，从高二起增设选修课程，学生可以跨班级、跨年级选课。选修课程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根据学生兴趣和个性发展设置的选修“模块”，二是各学校根据当地特点开设的校本课程。此项变革2005年将增加到10个省份左右，2007年全国普通高中将全部实行。真可谓形势发展催人。
　　工业化时期强调分科教学，培养的专业人员中存在硕士不硕、博士不博的现象，这意味着高等教育也肩负着变革使命。然而，基础教育阶段也需要完成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这一“基础任务”。
　　由于我国课改前实行的是工业化时期的精英教育，这使我国广大农村的乡镇中学在高考中常常全校“零录取”，实际上拉大了城乡教育差别。中国70％的人口在农村，仅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高达1.6亿。新教育要变精英教育为所有人得到好处的教育，广大农村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地区更要尽早进入综合课改。我国农村的两亿富余劳力一定要发生转移，有相当多的人会变为城市人口，这包括城镇扩大乡村缩小带来的变化。变谁呢？今天的孩子，明天就是青年，新教育就在为他们未来的发展铺垫道路。
　　从分科课程变为综合课程，教师会首先遇到困难，这是事实，因而需要教师辛苦地克服自己的困难去减少学生的困难。开展综合课程教育，实在是挺进新教育的突破口。此种世界大势，浩浩荡荡，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益学生、益家长、益社会。早变早获益。不变受损失。
　　目前大部分选择分科课程的地区，确实也在改革，我以为可视为教育转型的“热身操练”，但这是不到位的改革，日后仍需“二次革命”。
　　相关思索：都说综合课程很难。许多地方因此认为“我们的师资条件不够”而没有选择综合课改。综合课程是新事物，难度不可否认。但山西曲沃县提供了另一种情况：为什么这儿先前根本没当过教师的试岗教师承担综合课，反而更为出色？
　　只有一种解释，这些试岗教师没有应试教育的经验，也更少束缚。城里富有经验的教师不容易从传统教学经验里走出来，被自己的经验束缚住了。这是曲沃县组织城里的教师去向乡下试岗教师学习的原因。
　　诚然，曲沃县的试岗教师陆续受到了中央和省、地、县四级专家、教研员的热心培训，这也是很快进入状态的要素。老教师接受新培训，要想较快进入状态，讲得极端一些，好比给大脑安装新软件，我们的传统头脑也许需要“先清零”。
　　改变教育，需发挥中央和地方多方面的积极性。还应说明，曲沃县近年“经济发展速度快”，是“全国经济提速最快百强县之一”。我们看到，虽然曲沃的经济基础差，但地方领导支持改变教育并不是偶然的事，这是当地领导积极干实事的工作状态的反映。近两年，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也投资近千万为各学校建教学大楼，改善办学条件。事实上，无论富区与穷县，综合课改都给实验区带来了勃勃生机。越是贫穷落后越需尽早改变教育，“我们已经再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这话是深刻的。
 五十三、生存能力和承受能力
 
　　“你想，一个孩子，好不容易考进清华、北大、北师大，在地方上被乡亲们认为好比状元进京。可是才读了一年，突然被退回去了，家长都接受不了，指责学校剥夺学生学习的权利。”我在北京海淀区的政协会议上听到一位北师大的教授这样说。
　　“为什么被退回去？”
　　“到期末，不及格的科目超过学校规定的限度，按学校规定就要退回去。”教授说，这样的情况并非个别。一些大学严格质量，每年都有几名甚至几十名学生入学一年后被退回家去。
　　这些学生，有人可能因考上大学后忽然放松，或其他方面的影响造成学业跟不上，但也有一些学生确如朱海燕老师所说———高考成绩如海市蜃楼，真正的学习能力和知识并没有掌握。大学方面认为，学生们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学习主要是老师、家长抓出来的，大学的学习方式要靠自己管自己。“突然没人抓了，自由了”，一些学生不会主动学，加上不会学，那结果就是多门不及格。
　　大学要把这些学生退回去，都很慎重，处理不慎就会出大问题，所以都感到十分棘手。
　　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有3名研究生自杀，两女一男，分属文学院、经济学院和历史系（他们的情况与上述“学业跟不上”无关）。大学生自杀现象并非某一所大学特有。2004年3月30日我国《参考消息》登载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的一篇报道，讲到去年武汉有12名大学生自杀；今年3月开学不久，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各有一名大学生自杀。类似的消息，《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也报道过。
　　不但有自杀，还有杀人。2000年7月8日，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男生刘某，因恋爱不成亲手杀死了女友———由湖北大学保送到中国环境科学院读研究生的一个女生。
　　此类不幸事件，校方和家长都不愿意被报道，我们都理解。这里我略述师范大学的3个研究生自杀，只因想到他们若顺利完成学业，将可能是做教师。
　　这件事我不打算叙述结果，结果已悲伤得无法挽回。造成悲剧的原因，其实不能只在大学校园里找，那是早就潜存于他们中小学阶段的。
　　谁不期望孩子成才？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也都在说培养人才，重视人才，呼唤拔尖人才。成才固然好，拔尖就更好。但拔尖只是少数，多数人呢？而且怎样才叫成才，怎样才能成才？《华盛顿邮报》上述报道的标题是：大学生自杀增多现象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越来越大的成功压力。
　　其实，人生所有的能力中最基本的首推生存能力。也许我们需要先放下“成才”观念，培养生存能力。
　　还记得北京市京源学校吗？
　　每年初一入学后，不少学生对班主任排的座位不满意，影响到学习。这时就有家长来找班主任。
　　“我孩子视力差……”“我孩子旁边坐的人他不喜欢……”
　　常常都会说到这个座位非常影响孩子的学习，孩子从来没有这样难受过，我们做孩子的工作也做不通，只好请老师帮忙换个座位。
　　班主任有时也给少数几个同学调了座位。这一调引起更多同学的不满。学生对座位的不满转移到对班主任的不满，抱怨集中到班主任身上，说班主任不公平。
　　这不是京源学校特有的现象，许多学校的许多班主任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京源学校的领导重视了这个现象，他们特意招来的心理学教师张郁茜，就在这时开始给初一学生上第一节心理学课，内容就是重新排座位。
　　张郁茜老师来了。
　　她说，听说有同学对座位不满意，现在班主任不在，同学们反映一下真实的想法，对自己的座位不满意的同学请举手。
　　有不少同学举起了手。数了数，全班50人有30人不满意。张郁茜在黑板上写上了“30”。
　　“既然多数同学不满意，大家今天就自己来排座位。排得好排不好没关系，试试看，你们看行吗？”
　　同学们反应热烈，纷纷说那就排吧！“但是，”张郁茜说，“我有一个条件。”“老师，什么条件？”有同学问。“你们可以充分协商，自行解决。不论有什么矛盾，你们别要求我当裁判。否则我一说话，就会有人觉得我偏心，不公平。大家要是同意，我们就开始。”
　　同学们说，同意，开始吧！
　　教室里立刻出现从未有过的景象，同学们相互商量，彼此讲条件，有的同学不仅安排自己，还安排别人，你坐这儿，她坐那儿……他希望他喜欢的人坐在他周围，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不同意的找他自己喜欢的人去了。
　　当大家都坐下来后，张老师说：“现在，一个新的座位表产生了。请问还有没有不满意的？”
　　“有。”
　　“还有多少？我们再统计一次，不满意的请举手！”
　　数了数，还有15人。
　　张郁茜说：“刚才的时间也许不够充分，现在再给一次机会，同学们之间再相互协商、调整，争取让每个同学都得到自己满意的座位。开始。”
　　又一轮活跃的协商与调整。
　　再次坐定后，张郁茜问：“还有不满意的吗？”
　　“有。”
　　张郁茜望着全班同学：“再统计一次？不满意的同学请举手。”
　　还有12个同学。“还要再来一次吗？”张郁茜问。
　　同学们说不用了，别折腾了。于是让大家讨论：有没有一个座位表能让每个同学都满意？结论是：目前没有。
　　张老师说，我们今天排座位也是一种对现实的认识，现实中可能存在很多你不满意的情况，当你处在自己不满意的环境中，怎样做比较明智？
　　在这里，张老师没说什么是不可能的，也没要求大家克制愿望。面对成长中的孩子，若使用太多“不可能”这样的词，会让学生感到没劲。张郁茜说，能不能用明智的方式去面对现实？这是积极的进取的状态，会召唤同学们走出埋怨情结，走向建设自己。明白了这些，你就增强了心理承受能力。较强的心理承受力就是重要的生存能力之一。若缺乏生存能力，就很难成才。
五十四、心里话大声说
  　　 基于当今学习压力从小学开始就很大，京源学校小学部开展了“心里话大声说”的活动。这个活动是请每个学生把心里最想说的话大声说出来，别憋在心里，别等出问题了再去问为什么。可是，怎么能让孩子说出来呢？
　　小学部女校长李晓军决定给孩子们创造一个隆重的机会。老师们把全体小学生集中在大操场上，再把小学生逐一请到学校最高一层楼的阳台上，让孩子独自面对着大操场上的全体同学，使劲说出心里最想说的话。
　　要让操场上的每个同学都听见，就真的要大声说，甚至大声喊。当孩子站在高高的阳台上，头顶辽阔的蓝天，俯瞰着操场上的全体同学，把积压在心底的话大声喊出来，那是什么情景？
　　京源学校的这项活动开展得有点名气，中央电视台来拍他们的活动了，我现在记述的就是这次电视采访的部分镜头。
　　那天，前来采访的节目主持人叫欣欣。采访车开进京源学校后，李晓军校长与师生们迎出来，场面立刻就很热烈。
　　活动开始，欣欣在学校最高一层楼的阳台上主持节目，说话的学生一一来到这儿，站在栏杆后一个安全的位置去“大声说”。
　　学生来了。第一个是男孩，他站上去了，接着就冲楼下大操场的同学们大声喊道：“同学们，你们好！我叫刘博远，是三（1）班的同学。我想对我们班的季然说，我跟你老发生矛盾，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希望你能够跟我和好！”
　　他的话音刚落，楼下操场传来一个孩子更加使劲的喊声：“我———也———这———样———想———”这孩子就是季然。季然张大嘴巴使劲喊，以至把眼睛都闭上了。
　　第二个男孩没报班级没报姓名，上去就说：“我现在写作业很慢，我以后想当一名记者。”说完他就下来了。主持人欣欣上前采访他：“你干吗想当记者，你认为记者是什么样的？”
　　男孩说：“我特别佩服记者，因为只要有人说句话，记者马上就能记下来。我要是有记者的本领，考试就不会来不及了。”
　　接着上去的是一个女孩，她没报姓名，只说：“我是二年级（1）班的学生，我想对刘小双说，刘小双谢谢你！我是新来的，你每次都对我特别好，我希望能和你做一生的好朋友。”
　　操场上掌声雷动，掌声传到了高高的阳台。
　　又一个男孩上去说：“大家好！我是三（2）班的张丰豪，那天竞选小队长，我觉得我能行，我就毛遂自荐，可是最后我没被选上。我下学期一定要当上小队长，你们能选我吗？”
　　操场上许多小嘴巴齐声喊道：“能———”
　　老师们也乐了：你看这孩子多聪明，他用这机会拉选票！
　　又一个男孩上来了：“我是二（2）班的鞠爱国，我想对我的妈妈说，今天的作业我不想星期五全部写完，能让我星期五、星期六两天写完吗？”
　　欣欣上前采访鞠爱国：“你为什么不想星期五写完？星期五写完了，星期六、星期天可以去玩儿呀！”
　　鞠爱国说：“阿姨，我没时间玩儿。星期五我回家老目困，我写一些作业可以，老写老写我写不好。”
　　欣欣问：“是不是因为学了一周，到星期五很累了？”
　　鞠爱国说：“是。”
　　请你留心，他是二年级学生，到周五他很累了，双休日是他该休息、该玩的，但现在他请求让他把作业分周五和周六两天做完。周日他要做什么，没说，只说他没时间玩。
　　欣欣这时似乎意识到了，她主持的其实是个有点沉重的节目。所谓童言无忌，孩子把心里话简简单单地说出来，你如果能体会到，便能感觉到一种忧伤。欣欣说：“妈妈正看节目，妈妈能听到你的请求。来，你看看妈妈，冲妈妈笑笑！”
　　接着是一对双胞胎兄妹一起站到了高高的讲台上。哥哥先说：“我是三（1）班的李仁杰，我想对我妹妹说，让我妹妹以后听我的话，我妹妹以前老不听我的话。”
　　妹妹接着说：“我是三（1）班的李仁笑，我想对我的哥哥说，我想当他的姐姐，不想当他的妹妹，让他听我的。”
　　这妹妹的心里话把大家都说乐了。接着欣欣采访这对双胞胎，问当哥哥的比妹妹大多少，男孩说：“我比她大一刻钟。”
　　孩子们的心里话各种各样，起初能听到孩子说，“我希望我的学习成绩能提高，长大后如愿以偿”，“我想对我的爸爸说，多给我买些书，让我多长知识”，说到后来，孩子们似乎越说越大胆，越说越真切，看来是真把积压在心底的话说出来了。比如一个女孩，当中央电视台播出她的心里话时，观众看到画面上的她孤零零地站在阳台上大声说：“我想对我爸爸妈妈说，求你们以后别再吵架了，行吗？”
　　女孩最后那句“行吗”，听起来像哭，这画面和声音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去了，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
　　当今学生心理承受的压力是多方面的，而学习压力是最直接的压力。老师们要努力使孩子的学习成绩上去，又要设法释放孩子们的心理压力，想了许多办法，这个“心里话大声说”活动是其中一例。当我们赞扬这个活动时，这个活动的另一面，就是我们现行的教育需尽快改变。
　　2002年国家规定在高中学生中开展探究性学习，这无疑是改变教育的重要举措。在一个研讨会上，有人曾这样说：“发令枪刚打响，京源学校已经跑出去好几圈儿了。”
　　我们接着看看京源学校高中部的探究性学习。
　　“如果你喜欢我的课题，请跟我来。如果你有更好的课题，我跟你去。”这是悬挂在京源学校阶梯大教室里的大横幅。2002年9月开学伊始，这里正召开高一全年级大会。
　　每位老师都要走上讲台，去介绍各自设置的探究性学习课题。每个坐在台下的学生，手里都有一张表，就像专家那样听一个个老师表述，然后自主选择跟哪位老师去做课题。这充分体现学生的自主地位，给了学生选择的更大空间，却无异于一开学就先对老师来一场颇为严峻的考试。
　　此举还意味着，京源学校高一年级的探究性学习已从打破“学科界限”，挺进到打破“班级界限”。
 五十六、扩大，再扩大学生的眼界
  　　这次高一学生的探究性学习可称硕果累累。女教师肖群辉立题的《965路公交车客流量调查》，起初只有一个同学选它，后来从最多学生投票的那个组转来5个同学。最后这个课题做成了最受全校师生欢迎的课题。
　　因为965路就是经过京源学校大门口的公交车，许多同学要乘这路车上学，但这路车运行不合理，不能满足学生上学的需要。这项研究旨在通过调研促使公交公司改进。肖老师带着6个同学辛辛苦苦地奔走调查，起初同学们也不敢相信，就我们这样一个站一个站地统计数据，能促使公交公司听我们的？结果，同学们的努力终于使公交公司开通了学生专线班车，给师生们带来了很大方便。
　　再说学生投票最多的是历史教师安丽萍立题的《京西古道模式口大街改扩建方案研究》，共154个学生投了票。组太大，有人可能会得不到应有的锻炼，需要转移一部分同学出去。接着仍在阶梯大教室给同学们说明情况，最后剩下46个同学，自称是这个课题的“死党”，不走了。于是安丽萍与龙海霞老师共同主持这个课题研究。
　　京西古道模式口大街的改建，是当地政府部门的一个难题，文物局和规划局都拿过方案，但分歧较大。在预算中，改建搬迁要花2亿元，投资建设要7亿元。没有这么多钱，项目就放下了。这些高一学生能对这样一个课题做出什么来呢？
　　安丽萍说，实际上很多知识我也不懂，既然是探究性学习，那就先调查。我们跟着学生跑，学生很活跃，原来陌生的东西一天天清晰起来。
　　这是一条龙形古道，周围建有承恩寺、法海寺，还有田义墓等明代建筑，规模都较大。根据山形设计建筑的法海寺从整体结构上说，被认为是完美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造。文物局主张这条古道应该保留，变成步行街。规划局认为应该取直。如果从地面取直就要拆迁寺庙等古建筑。有人提出打隧道，从地下走；也有人提出别动，把交通干道南移到金顶街。
　　同学们经过调查访问和自己的思索，得出跟规划局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条古道上的古建筑保留的价值很大。那么这条交通要道上的车流量如何？天晴、刮风和下雪的日子，同学们都到这条道路上去调查车流量，并对周边的道路和发展进行综合论证，最后得出有必要保留龙形古道的走向，并因地制宜进行拓宽的建设性意见。这与文物局的主张也不同。但光说不行，要拿出一个规划来，还要拿出图纸。
　　同学们就到规划局去学制图，专家们手把手教学生绘图。绿地、河流、村庄、道路、桥梁，国家级、北京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等等都要在图上一一标出来。同学们学得相当出色。最后，同学们发现自己拿出的方案其实具有综合的优势，即综合了专家们意见的长处和同学们自己的见解，避开了一些缺陷。题目做完，他们的建设性意见被当地政府采纳，同学们非常高兴。
　　2002年暑假，京源学校还把实践活动开展到欧洲去。校长麻宝山、美术老师葛金胜、英语老师高燕等带着40多个初中、高中的学生游历欧洲6国。同学们走在巴黎的大街上，看到巴黎的古典建筑与现代建筑新旧并存相互交融，就感到了什么叫历史悠久。而走在北京长安街上为什么没这个感觉？其实，巴黎最早出现居民的历史约比北京晚两千年。
　　同学们还在古老的卢浮宫前看到了现代建筑的玻璃金字塔，在那里领略了什么叫古老与现代的和谐统一，还得知设计大师是一个美籍华人叫贝聿铭……安丽萍老师认为，同学们的巴黎印象，对他们坚定地认为京西古道模式口大街的重要古迹和古典风格应该保护以及如何与现代建设融合，都起到了不能低估的作用。这就是学习。
　　再说同学们这次去游历欧洲6国，行前做了许多准备，如去周口店、长城拍回不少录像资料，以便与欧洲朋友交流。历史、地理老师分别给同学们讲述欧洲历史和地理，英语老师教日常会话，还请国际台的播音员来给同学们讲法语，同学们都接受得特别好。一个叫贺敬夫的学生学法语进步惊人，被大家叫做“法国人”。  　　这样，到欧洲后，同学们看到的就不仅是异国的外部景象，还看到景象背后的历史文化。他们站在凯旋门前，老师讲的历史就浮现于脑海了。同学们从欧洲拍回来的录像也被中央电视台采用，这对同学们的鼓舞非常大。
　　学生得到的锻炼已不必细说。我注意到王能智从中引申出“区域性校本教材”，这类似于他30年前在焦家坞中学编《密云县地理》，把区域资源作为教育资源来开发利用，称之区域资源“校本”开发。在王能智的指导下，京源学校将这些实践课活动编成了《校本教材》，编写者是亲身经历课题研究的学生，老师是指导者。
　　在此我还想介绍，王能智这个一生都爱自然、爱地理的老师，地理在他心中远不止是知识，很多情况下他看到的是资源。他对资源的爱惜到了一种令人称奇的境地。
　　还记得他家没有洗衣机吗？他们家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条件好转，可以买洗衣机了，但王能智坚持不要。他说洗衣机省力不省时，我一边做饭一边洗衣裳这就洗出来了，干吗要洗衣机？
　　“省力也好呀！”他的弟子们说，“您再不买，我们就给您买啦。”
　　“别！”
　　“为什么呀？”
　　“一定要逼我说出来吗？”
　　“说呀，您有什么理由。”
　　“用手洗衣裳，洗过的水，还可以擦鞋、拖地板、冲厕所。洗衣机太浪费水资源。好家伙，清清的水，就这么一桶一桶从地漏放走了，我不能接受。”
　　2002年10月，中国地理教育学会在安徽屯溪市举行全国高中优质课评选大赛，每个省级单位只能派一名代表参赛，北京市派王能智带曹彦彦去参赛。
　　他们带去的课题叫《石景山区热岛研究》。此项研究是石景山5所学校的地理教师带领一大批中学生走遍了福寿岭、永定河、首钢、七星园小区等等有观测意义的场地做的。到了安徽，会议另要求参赛者给当地学生上一节现场课。其他省市的选手都顺理成章地把带去的“录像课”给当地学生讲一遍。王能智却要求曹彦彦利用当地的区域资源来讲。
　　于是，他们利用会间空隙去踏访屯溪市的大街小巷，测量街道的走向、屋檐长度，又走访当地规划局、老店铺、售楼处，还到野外收集资料。最后，运用当地资源，给当地学生上了一堂令所有与会者耳目一新的现场课。曹彦彦代表北京捧回了大赛的特等奖。
　　利用当地资源来讲，意义很大吗？此举值得进一步认识。如前所述，无论调查外来人口的生活状况，还是做模式口大街改建研究，都与高考无关，与传统观念中的刻苦读书“成才”无关，但会锻炼学生的聪明才智，会促进学习与社会应用接轨，会培养他们的生存能力。
 五十五、去看看别人怎么生存
 
　　学生选择的结果，入选最高的课题有154个学生投票，有的课题只有一个学生选择，有的竟无一票。还有两个学生没有看上老师的选题，他们像老师那样走上讲台去讲述自立的题目，其中憨实、胖墩墩的宋伯超上去说：“我的题目是《石景山区市场蔬菜农药残留调查》。”马上有6个同学选了此题。
　　那么谁来做宋伯超的导师呢？
　　化学老师孙清亚问宋伯超：“你为什么想做这个课题？”
　　“小的时候我跟奶奶上市场买菜，看到奶奶还买洗涤灵，回来就用洗涤灵洗菜，我问为什么，奶奶说蔬菜里有残留农药。我一直想知道蔬菜里到底有多少残留农药。”
　　孙清亚老师说：“我跟你一起做这个题目行吗？”伯超说：“好啊！”
　　还有个叫刘亮亮的同学没选老师的课题，他到黑板上写下一个题目：《北京流浪人研究》，立马有10个同学加盟。
　　白书记说：“我和你们一起做这个题目吧？”
　　于是白书记当了刘亮亮小组的辅导老师。
　　如果说想去了解外来人口在北京是怎么生存的，刘亮亮的题目最典型了，先看看这个组。
　　白书记首先帮助刘亮亮组缩小调研范围，他说，北京实在太大了，我们把题目缩小为《石景山区中低收入外来人口生活状况调查》，你们看怎样？10个同学都同意。先去走访。10个同学4男6女，男女搭配着分组行动。
　　第一次去访问卖菜的人。一个组到了七星园菜市场，3个同学你推我辞的谁都开不了口，后来男生开口了，刚讲个来意就被对方堵回来：“去去去，我还要做生意呢！”
　　“哎，去问问那个带小孩儿卖菜的吧！”一个女生说。
　　“你去吧。”
　　“去就去！”
　　这女生拽上另一个女生，鼓起勇气去了：“打搅一下，我们想采访一下你们的生活情况，您愿意跟我们说说吗？”
　　妇女好像听不懂她们的意思。两个女生再说，那妇女说：“我们不会说，你去找别人吧。”
　　再转过一个摊位，回答说：“我们没念过书，不知道。”一连几次都如此。怎么办？
　　另一组，刘亮亮去访问小吃店，访问两个店，买了两碗凉皮，站在风中边吃边问。谢圣达同学去访问理发的，一天竟理了两次发。
　　还有一个组在菜市场上转了一个小时才转向一个餐饮店，终于遇到第一个愿意回答的。他们记住了那店叫祥凤酒家，老板娘一开始就说了三句话：“我们呀，起得比鸡早，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累。”
　　一个女生马上问：“你们几点起？”“3点半就起了。到菜市场批发菜，做成早餐。”
　　“你为什么来北京？”
　　“在农村没什么钱赚，想来北京赚点钱呗！”
　　“你第一次到北京的感觉如何？”
　　“第一次呀，我去西单，身上带的300多块钱都被扒手扒光了。第一感觉，北京没有我想像的好。”
　　“那你怎么办呢？”
　　老板娘说，起初是村里玩得好的伙伴来北京打工，她也想来，就来了，钱被扒走后，她不想打工了，下决心借了一笔钱自己开店。
　　“能赚到钱吗？”
　　“开始不行，慢慢就行了。”
　　“你这店一天能赚多少？”
　　“好的时候能赚1000多块。有时三四百。”
　　“那不是很不错吗？”
　　“你不知道，我雇了4个人，我还要给他们发工资，管吃管住。还有乱收费。”
　　“什么乱收费？”
　　“这就没法儿跟你说了。”
　　老板娘的弟弟也在，同学们又问他一些问题。她弟弟看起来比这些高一学生大两三岁，他说：“你们多幸福啊，你们一辈子干的活儿都没有我一天干的多。”
　　回到学校，同学们开始交流各自的成果。不管怎么说，他们用各种方式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访问了。接下来，白书记与同学们一起设计问卷。同学们到许多菜市场、工地去，发了200张问卷，收回来120张。这些问卷大部分是对方口述，同学们填写，只有极少数是对方自己填写的。
　　从问卷上统计出，这些外来人员生病，30％的人自己买药吃，60％多的人能忍就忍过去，其余的人去医院看病。
　　住房情况，同学们看了他们的住处，发现一个菜市场的人通常聚居在一个地方。平房，十分简陋，窗户没玻璃，用纸糊。一张床，被子脏，床底下都是菜，更没有电视。周边特别脏，没人清理，垃圾越堆越高。
　　所有这些，都与同学们在书本里、课堂里接触到的世界不同。可是同学们自己选择了这个题目，你不能不让他去了解社会。当同学们做了一定的调查后，白书记领同学们到当地派出所去访问。
　　同学们惊讶地看到，派出所对来自安徽、河北、河南、四川、湖北、湖南等许多省的外来人口一一登记造册，对他们的基本情况比同学们了解的还要清楚许多。了解到政府其实高度重视这一大群体，他们是首都市场重要的经营者，尤其是首都蔬菜市场，大部分是他们起三更睡半夜运营出来的，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状况也关系着首都的稳定和市场繁荣，在他们的营生中包含着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许多工作，由此才构成一个城市的运转。
　　但外来人口的流动变化大，他们的生活也受到自身文化素质和经营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一块工作的管理难度也很大。政府工作中，对外来人口子女的就地入学问题落实得比较扎实。
　　这次调研，使同学们头脑里“社会”的概念一下子具体了许多。他们尝试了与陌生人沟通，看到生存是一个大学问，也体会到父母供他们读书是不容易的，还看到了社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方方面面，都有许许多多他们课本里没有的学问。
　　宋伯超的问题也受到许多人关心，包括不少老师也想知道蔬菜农药的残留问题。虽然去问卷调查之初，同学们也多次被拒绝，“你连推销东西的都不是，敲什么门，去去去！”
　　但他们也受到过“优待”。一次，有位阿姨把他们请到屋里去，说：“你们这课题倍儿棒，我也对蔬菜不放心。”阿姨于是打电话，找来大楼里的几个小孩帮助挨家挨户发调查问卷。
　　宋伯超说，我们还没做出结果，可听这么一嘱咐就感觉到有点儿成就感了，我们做课题也特有劲儿。
 五十七、令人敬佩的宁波方式
  　　上海市常住人口1600万，其中祖籍是宁波的约400万。宁波人不但在大上海很有市场，在世界上的“宁波帮”也颇有名气。
　　上海怎会有那么多宁波籍人呢？100多年前，宁波人就不断把十三四岁的孩子送到上海的店铺、企业去当学徒，这是从寻找生存出路开始的。许多孩子从当学徒开始，后来自己开店办厂当老板。从前上海有一条路叫虞洽卿路，这位虞洽卿，就是宁波人，被称为“赤脚财神”，讲的是他15岁到上海滩学做生意。那日天下着雨，虞洽卿舍不得穿他那双鞋，把鞋夹在胳肢窝下打着赤脚走进上海滩，日后竟成了响彻上海滩的大商人。包玉刚也是宁波人，13岁到武汉，白天跟父亲学做生意，晚上才到夜校去学初中课程。像包玉刚这样的“世界船王”，算不算人才呢？
　　前人文化对宁波人的影响，较近的也可追溯到宋代金华学派首倡的“经世致用”，以及永嘉与永康学派强调的“事功之学”。永康学派的代表人陈亮说：“书生之智，知议论之正当，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这对读书人常有的缺欠说得入木三分了。宋朝在泉州、明州和广州设市舶司，那是负责检查出入海港的船舶、征收商税、管理外商的官署，已有后世海关的味道。明州就是今宁波。鸦片战争后开五口通商，又有宁波。得通商之变，浙东学派重“事功”的影响作用于宁波，就有了重商的功用。
　　当然，这文化的阳光不会只照耀宁波。有人说浙江人是“做而不说”或“做而少说”的，比如他们的课程改革已走了10年，比如他们的民营经济已发展到居全国之首，而外省的人们———除了与他们做生意的———对他们的了解并不多。我不禁想起，这片土地曾经产生了那么著名的卧薪尝胆故事……越国“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在吴国几乎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地发展到强盛，终于尽率精锐而出，一举灭吴。这故事中就有越国百姓埋头苦干、不事张扬的共同努力。如此看来，浙东学派也深受先人影响。我惊叹于春秋时越国人的生存与奋斗方式历两千多年，竟然相当完整地保存在浙江民众之中，蔚为传统。
　　今日浙江民间富了，有钱想让孩子上大学，可是孩子高考分数不够，求学无门怎么办？那就自己来办大学！我看宁波人办大学就够典型的。
　　1997年宁波市有3所普通高校，其中本科高校只有1所，本科生5000余人，研究生为零。同年宁波市高中毕业生有21000多人，考上大学的占1／3,另2／3上不了大学。加上中考阶段没考上高中的初中生，宁波市适龄青年上大学的只有7.9％。
　　1999年9月，宁波市委、市政府把发展教育作为“一号工程”，其中决定要建一个高校园区，占地6400余亩，要建10所以上高校。当时也有激烈争论，宁波需要这么多大学吗？如今大学生多多，毕业后四处求职的也多多，你想找什么样的人才，到求职市场去挑选好了，用得着花这么大力气去培养吗？
　　但多数人不是这个看法。如何解决宁波子女上大学难的问题，是现实的天大的问题！除了自己动手解决，谁能给你解决？他们动手了，在国家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下，短短三四年间，这个高校园区已经建成，宁波的高校从3所变成了13所。其中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是由宁波投资、浙江大学管理并承担教学任务的高校。夏真在《大写教育》中写道：“原来进入浙大的学生必须达到600分的高分，现在宁波的学生400分就可以轻松进入。”这是指进入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不少人认为，400分就上浙大有什么高质量？如此打着浙江大学的牌子，那不是有损浙大的整体质量吗？但宁波人不是这么想的，他们相信，400分进了今天的理工学院读书，总比从前把孩子送去店铺里当学徒强。
　　1996年以来宁波每年有300多名学生出国读大学，多是由于在国内没考上大学不得不出国去读。这些学生在国外学习普遍良好，并没有损害外国大学的名声，还给外国大学送去教育资金。
　　目前宁波建高校园区的总投入资金达38亿元人民币。宁波每年300多学生出国读大学就有5亿元资金流向国外，从1996年到2003年的8年间，就流走了40亿。这钱为什么一定要送给外国人去赚？为什么不可用来在家乡盖起漂漂亮亮的大学！  　　国家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要接近15％。宁波因高校园区建成，宁波青年上大学的已从1997年的7.9％跃升到27.5％，为全国先进水平。
　　宁波高校园区的大学确实相当现代，相当漂亮。这些大学不但没有围墙，还没有大门。这里的图书馆、体育场馆、计算机中心、医疗中心、国际会议中心、商务中心等，不仅在大学与大学之间充分实现资源共享，还向社会开放，实现了高校与社会资源的共享，这也是全国最先进的方式。
　　今日宁波人说：“现在上大学跟上高中似的，不可怕了。”上高中可怕吗？宁波正致力于普及15年基础教育，上高中也不可怕了。高考的压力在这里被很大程度地缓解。宁波人以自己的积极变革来应对外面的世界，不管你高考变不变，变成怎样，反正我已经不那么怕你了。宁波“一号工程”的进展，为深入的课程改革提供了坚实基础。
　　宁波教育不只大踏步拓展出高等教育这个层面，还踊跃建起多种多样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迄今已拥有省级中等职业技术学校22所。当全国许多大城市的职业大专招生困难，中等职业学校更是生源危机之时，宁波的中等职业学校却生源兴旺。在宁波人看来，选择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仍然比从前把孩子送去上海滩当学徒强，而许许多多没读过大学的大大小小的包玉刚、虞洽卿式的成功者，都是宁波子弟的榜样。宁波职校的存在也减轻了中考的压力，并为没有考上普通高中的孩子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
　　在这里，宁波人想的并不是非要读成硕士、博士才叫“成才”，培养孩子的生存能力是第一位的。宁波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直伴随着宁波重大工程的上马而兴起。如今宁波已是副省级城市，2000年以来启动了一系列重大工程，其中不少是新兴产业。宁波教育学院人文分院院长夏真在《大写教育》中收录了一句宁波人办职校的经典话语：“重大工程开工之日，就是职校新专业开设之时。”
　　上述宁波实践，充分体现了教育为家乡的经济建设服务，为家乡子弟提高就业能力服务。事实上宁波的中等职校不仅吸收家乡子弟，还吸收外来打工青年，有些职校还开始吸收下岗职工，这使教育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挺进到为终身教育服务的领域。
　　这用力点不是为培养拔尖人才，而是为了使具有不同需求、不同年龄的人通过学习，获得生存本领，提高生存质量。宁波从致力于普及15年基础教育，到大踏步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乃至向终身教育挺进，可以说，宁波教育正在形成的巨大的覆盖面，是非常让人钦佩的。
五十八、北京四中为何享誉京都
 
　　北京的家长说到四中的学生，常说：“没法儿比！”
　　北京四中只有高中。中考5科满分650（含体育30），四中的录取线通常在610分浮动。高分有考到625分的。就是说除了体育分拿满之外，那5科的卷面总共只有25分到40分左右的差错。
　　考进四中的分数线常常是北京中考的最高分数线，四中高考平均分常常雄踞北京之冠，人们也觉得顺理成章。在人们印象中，四中的学生就像做题机器，什么题都会做。尽管人们说四中的学生没法儿比，但对四中学生，乃至四中学生的笔记本、习题和试卷，都很关注。
　　四中有个“科技俱乐部”，被吸收进这个俱乐部的学生被认为是尖子中的尖子。主持这个俱乐部的老师叫李京燕，她是有资格骄傲的，然而她那么谦逊地时常跑到石景山来向王能智老师请教。我是从王能智老师那儿认识她的。此前，我以为北京四中是个应试教育搞得特别有经验的学校，认识李京燕后我才知道，北京四中多年坚持的主要并不是应试教育那一套教法，这使我不无吃惊。
　　“何以见得？”我问。
　　“学生进四中，在高一上学期普遍不适应。”她说。
　　“怎么不适应？”
　　李京燕描述，学生们忽然困惑，四中怎么下午3点半就放学了？老师怎么不留作业，那我们回家干什么？怎么星期六、星期天也不补课？一个单元了，老师说，回去把这个单元的知识结构梳理一下，把自己的笔记本整理好，或者建议同学们去阅读某篇文学作品。同学们照办了，可是也没有人说要交，作品读没读老师也不检查，这算怎么回事？在学生们看来，要交的作业才叫作业，不交的就不算。那我们怎么学呢？老师干吗去啦？这些学生在初中都是各校的尖子，是在老师的特别关注下长大的，平时考试哪怕丢了一分，老师也要问：“你怎么啦？”到这儿没人问了。而且高分对高分，很难说谁比谁更有优势。一个班有20多人初中时当班长，这些“班长”一时找不着自己的位置。等到老师发下卷子一考，都傻了，分数普遍掉下去了。是不会考还是不会学？
　　“是不会学。”李京燕说。
　　她接着描述道：“普遍是习惯了等别人来喂食的孩子，有的甚至是等别人嚼碎了给我，不嚼碎我就不咽。四中认为，一个不去自己寻食的孩子，就不可能真正长大。四中学生入学后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完成从非自主性学习向自主性学习的转变。”
　　我问，这要花去多少时间？她说，得有一个学期才能转过来。
　　李京燕把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应试教育称为“控制下的学习”，高中被控制得更严，直至把你送进大学，或者被高考淘汰。一个孩子被控制到18岁，跟不上的就厌学，跟上的也有很大的依赖性。四中做的，是在高中阶段把他们的自主学习重新激活。
　　我渐渐看到了，四中学生的优势还不仅仅在于高考能考出好成绩，而是在高一完成了学习方式的重要转变，考进大学后就很顺利地进入了大学的学习，而其他许多大学生则要在大一才发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难得的是，这些并非国家要求素质教育后四中才有的变化，而是四中的传统，这进一步引起了我的兴趣。随后得知，北京四中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顺天府在西什库创办，初名为顺天中学堂，招收所辖24县平民子弟进京学习新学。1912年更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仍多招收平民子弟，并日益形成教学讲求务实的传统。这使我隐约感到，平民子弟多带着谋求生活出路的愿望来读书，其中便有与宁波人观念相通的地方。
　　四中重视学生全面发展，最显见的例子莫过于他们在20世纪初便针对国人体质弱而积极开展体育教育。这传统延续下来，迄今四中男女篮球、游泳等运动的赛绩，在北京市均名列前茅。
　　四中从前是男校，“文革”中改为男女合校，1988年改为纯高中校。今天的四中学生似乎都在奔拔尖人才而去，不像是为谋求生活出路而读书。但四中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传统坚持了下来，尤重学生自主学习。
　　今日四中学生的优势，已不在于能不能考上清华、北大等重点高校。每年新生入学，在入学教育时有一个半小时是向全体新生介绍本校的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李京燕老师就要对大家说：“你们不仅要考上你们喜欢的重点大学，还要思索考上以后如何建立更高远的目标和志向，未来的路如何延伸。所以今天就要改变你们初中阶段的学习方式，要学会主动去学习。能不能主动去学习，将决定你能不能做成一件事，能把事业做得多深、多大。”
　　然后，李京燕就请已经考上清华、北大的校友现身说法，向新生介绍他们在科技俱乐部的活动。
　　若论探究性学习，四中科技俱乐部的活动，称得上是当今我国中学生里的最高水平。这活动源于中科院天文学家王绶院士的建议。王绶早年留英学造船，因喜欢天文，受一位英国导师的影响转向天文学，日后成为中国天文台台长，天空中有一颗小行星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王绶星”。他看到我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获奖成绩很好，但还没有一个长大后获诺贝尔奖的，感到做题竞赛有局限，如果让这些孩子十六七岁时就在科学家的指导下真刀真枪地做一些课题研究，而不只是做题竞赛，将更有出息。
　　这是一个与多年来的“奥赛”训练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学习方式，值得高度重视。
　　王绶给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写信，得到多方支持。市科协青少年部李宝泉部长、周琳副部长等人四处联络，以北京四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景山学校等校为基地，组建了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取这个名，意在宽松的状态下开展学习和科研活动）。有20多位院士签名，愿意承担辅导工作。1999年6月，4所学校第一批进入俱乐部的学生齐聚北京四中，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作了首场报告，这项活动就此正式启动。
　　4校都选择“学有余力”的学生参加，首批100人，四中也只有25个名额。四中同学报名很踊跃，第一批学生是学校按学习成绩挑选的；第二批是让自愿报名的学生写一篇小论文，据此挑选；第三批让学生每人5分钟演讲介绍自己，5位专家现场听讲、提问，然后据此挑选，这涉及学生的自我表达和临场答辩等综合能力。
　　在李京燕的叙述中，我注意到，一般说来，四中的学生若论读书考试的能力，进校之初差别不大，难分伯仲，最终能见出高下来的其实不是智力因素，而是非智力因素。我忽然意识到，在这里观察非智力因素对人成长的作用有多大，特别有意义。
 五十九、在导师那儿做实验
  　　李京燕对她的学生如数家珍，限于篇幅，我着重介绍她认为“最自主的一个”，他叫王思远。
　　她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2002年我们带学生到海南省尖峰自然保护区去做关于水稻的研究，是跟中科院遗传所的科学家去的。那里有很多蚂蟥，王思远很想看看蚂蟥是怎么吸人血的。他抓起一只蚂蟥放在自己的胳膊上，只见蚂蟥不吸血，翻几个滚儿掉到地上了。怎么回事？
　　他说：“蚂蟥感觉到生存危机，只想逃跑。”
　　不久，有同学发现一条毒蛇，把王思远叫来，那是个大中午，王思远竟用手把那毒蛇抓住。
　　“李老师，快来，抓住蛇了！”有同学喊。
　　李京燕说当时我正在一个高塔上，以为他们开玩笑，但能看到他们正围着王思远。我赶紧下来，看到王思远已经把那蛇装进了一个矿泉水瓶子。
　　我当时就生气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蛇吗？”
　　“知道，蝰蛇，剧毒。”王思远说。“想过后果吗？”“我就想把它抓住。”“你怎么会抓呢？”
　　“我看过电视，回顾了一下，该抓哪个部位，一、二、三，就抓住了。”
　　“你不害怕吗？”“我现在害怕了。”
　　可是过一会儿，王思远打开水瓶盖，把一只蚂蟥塞了进去，他说想看看蚂蟥吸不吸蛇的血。
　　接着，他又逮了一只小青蛙，也放进瓶里，说蛇是吃青蛙的，想看看蛇吃不吃青蛙。一会儿又抓了一只蝗虫，说青蛙是吃蝗虫的，看看怎样。
　　结果蛇、青蛙、蚂蟥、蝗虫、各待各的，谁都不动。王思远说，谁都在危险中，谁也不敢吃谁。
　　第二天早晨，王思远来报告：“出事了。”
　　我吓一跳：“什么事？”“蚂蟥不见了。”
　　瓶子里，青蛙死了，蝗虫死了，蛇还活着，蚂蟥不见了。蛇会吃蚂蟥吗？王思远端着瓶子研究，忽然说，我明白了，昨天我在瓶子上扎个小孔让它们呼吸，蚂蟥的身子能伸缩，从这个小孔逃跑了。
　　回来时，毒蛇是不许上飞机的，但王思远把瓶子装进背包，背在背上带回来了。现在那条蛇的标本在学校的实验室里，有一尺长。
　　李京燕说，回来后他让我别告诉他妈妈。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后怕。海南的气候让人感觉不到冬天，但那是12月，或许那蛇在冬眠？
　　这个故事可以反映王思远喜欢思考，大胆，也冒失。李京燕说，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一天中午，王思远用显微镜在观察水稻的叶面，我去叫他吃饭，他桌面上正摆开许多东西，应道“就来”，接着把桌面上的东西一一收进抽屉才起身。我看他收拾，心想，这个屋只有他自己才能进来，他去吃了饭就来，这期间肯定没人动他的东西，可是他却这样细心，唯恐有失。这和那个冒失抓蛇的王思远真是判若两人，但这就是王思远。
　　王思远对微生物非常感兴趣，李京燕就为他去联系了中科院微生物所黄力教授当他的导师。导师很忙，起初只给了王思远一摞书：“你自己去看吧！”
　　王思远问李京燕老师怎么办。李京燕又去问黄力教授。黄教授说：“我相信他的能力，也要让他挑战自己的能力。”此前，黄力教授也接收过俱乐部的学生，有的学生做题目做到中途就退出了。教授认为，学生如果自己不能发现问题，将难以持久。
　　李京燕对王思远说：“那你就自己先看吧。”
　　王思远开始每天用晚自习的时间看，然后产生了很多问题，用电子邮件给导师发过去。导师看了告诉李京燕：“有些问题提得很关键，看来他读进去了。”
　　后来他开始在导师那儿做实验，从实验中发现问题，打算做某种菌体DAN复制起始转录激活的研究，可是国内没有他所需要的菌株，怎么办？一般学生可能就会放弃这个题目了，可是他不。导师说：“你要真想做，找美国科学家去吧！”
　　他就上网找。找到信息，自己与美国科学家联系，期望获得菌株。美国科学家真给他寄来了，但在中国海关被扣住了。王思远再联系，美国科学家又第二次寄来，王思远通过努力终于获得海关支持，得到了菌株，并在导师的帮助下做完了这个课题。
　　这个课题参加了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专家们都难以相信这是一个高中生做的，在王思远答辩时从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王思远均对答如流，被称赞为“问不倒”。王思远得了满票，获大赛一等奖。
　　导师黄力评价王思远的缺点是：太完美。导师认为王思远的逻辑能力极强、思维极其严密，但担心特别强的逻辑思维将影响他的跳跃性思维，从而影响创造力。
　　李京燕向王思远转达了黄力教授的意见。王思远考虑后，做了一个展板，用幽默的方式把相当深奥的科学课题展示得相当活泼。李京燕认为王思远反思自己的能力极强，如果有人告诉他哪里有问题，他感觉到了就一定会去纠正。他对导师指出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去认真思考并总有收获，从而作出修改。他的论文改了6遍。导师说他过于追求完美，大概言出于此。
　　他在作论文报告时谈体会说：帮助我的美国科学家除了得到一声感谢，没得到任何报酬，却平添了一个未来的竞争对手。他们本着科学对人类的责任感，把菌株无私地给了我们。我将来如果从事科学研究也会向他们学习，不让私心的阴影笼罩科学事业。
　　王思远的课题接着被推选参加2003年美国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这是与国际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不同的赛事，此项赛事更重视科研与工程技术的结合，重视应用能力。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的中学生参加，中国参加了3年，首次去参加的也有四中学生，未获奖，迄今还没有获一等奖的。可惜2003年爆发SARS，王思远与中国将去参赛的其他学生都未能成行。王思远在家中做了一个FLASH，给大会组委会寄去，没想到大会开幕式上竟播放了他做的这个动画。大会还准许2004年王思远再去美国参赛。
 六十、成才的非智力因素
  　　这故事听下来，第一印象仍然是这孩子具有非凡的智力，不容易让人想到非智力因素在其中有何意义。但李京燕很清楚，在四中，智力非凡的孩子很多，尤其是在四中的“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每年都有一批新生进入这个俱乐部，王思远是第三批入选的。论考试成绩，王思远在年级通常是前3名到前5名，不是最高。李京燕能一口气讲出许多很棒的学生，谁谁思维敏捷，反应特快，谁谁知识面特广……按规定，学生中能获得北京市数理化“奥赛”任何一项奖就获得了保送进清华、北大的资格，四中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学生中有人能在数理化多项赛事中一人拿两个到三个一等奖与二等奖，就是说，一人获得3个被保送的资格，人称“浪费了两个资格”。俱乐部的学生均被陆续送到中科院的院士、教授那里学习做课题，应该肯定，所有经过这些训练的同学都接触到了前沿科研，接触到了“真刀真枪”的科研是怎样开展的，无论他们日后是否从事这项工作，对他们未来都大有好处，这是同学们公认的。有一些同学也做出了如王思远那样漂亮的课题。
　　“但是，”李京燕说，“很少同学能够真正做下来。”
　　她说，没有坚持做下来的原因也可以找到很多，比如一边还操心着高考，不能全力以赴，等等。
　　她说王思远的能力是“品性支撑下的实力”。我想她是指“品质与个性”吧，在这里“品质”不完全作“道德”解，更包含综合素质。她说王思远：“他非常知道这个阶段该干什么，取舍什么，全力以赴去做什么，而且自律性极强，最后才脱颖而出。在这个过程中，勇气、毅力，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感到，能使他走得远的还是这些非智力因素。如果说谁比谁聪明，在那么多非常聪明的孩子中，没法儿比。”
　　李京燕还告诉我，王思远也是获得保送资格的学生，可以由他挑选上北大的任何一个系。他曾经是那么喜欢生物，并且做出了很漂亮的生物方面的课题研究，我们谁也没想到，他放弃了当今上大学门槛最高的北大生命科学院，而选择了北大物理系。
　　他说：“我知道自己能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但我发现物理对我的挑战性更大。高中3年，我最大的收获是选择了我未来的学习和研究方向，上大学后我就可以目标明确全力以赴了。所以我非常感谢四中，感谢我们的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我琢磨这个故事，心想非智力因素并不是新话题，教育界很早就探讨并指出非智力因素的重要。但在以考分定取舍的评价制度下，人们不得不盯住考分，智力因素就总是被重视到最大程度。我想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这样两个方面的认识———
　　其一，即使从培养人才看，勇气、毅力、勤奋、善于向别人学习等等非智力因素的加入，也是使杰出人才脱颖而出的必要因素。否则，虽有很好的智力，只要毅力不够，便可能半途而废。
　　其二，勇气、毅力、勤奋，善于向别人学习，善于修正自己等等，这些都属于基本的生存能力，是一般人都可以培养和锻炼而得的。你留心看看身边的人们，会发现许多成功者，多数并不是智力超群的人，而是善于向别人学习、善于“利用”他人智力的人。事实上，王思远也很好地“利用”了导师的甚至从未谋面的美国科学家的智力。如果缺乏上述能力，智力很好的书生最终也可能百无一用。这样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同样并不鲜见。
　　明白了这一点，许多自以为智力不如别人，甚至被中考、高考挡在门外的青年们，就完全有理由来建立自己生存、谋事和创造好生活的信心。
　　应该看到，现存的考试制度并不能“一考判终身”。社会是一所大学校，实践是良师，这话永远有效。一个人的智力并不是不变的，是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相辅相成的。尤其走向社会后，一个人的智力，将突出地表现为对社会和人们的认识能力、沟通能力，以及运用各种资源的能力。即使只有一般的智力，只要善于向别人学习，善于向实践学习，智力也会不断提高，会成为智力不凡的人。
　　一位退休教师对我说：“我教过的学生，那些调皮捣蛋、学习不好的，现在多数在当经理、当老板，拥有亿万资产的不乏其人。而那些学习好的，现在大部分在经理、老板手下打工。”这里，便有另一种评价尺度。
　　何谓人才？究竟怎样更有益于成才？有无数的故事告诉我们，并非读书无用，关键是需要“有效学习”。对于任何一个学生，注重培养生存能力，注重学以致用，都是最基本而重要的。
　　最后我还想告诉您，2004年王思远还是去美国参加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了，但是没有获奖。这故事可促使我们思考，王思远参加的此种大赛与以往我们听得较多的“奥赛”确实不同，这不是对有人设置的难题去比赛做题的能力，而是要求学生面对大千世界未知的领域，依靠自己的发现能力和创新能力去自主确立课题，并展示出这个课题的科技创新价值和可开发前景。王思远的失利，抛开一般竞赛都存在的偶然因素，还是可以反映出我国学生在科技创新和工程应用方面同发达国家学生的差距，也折射出教育的差距。
　　我们曾期望通过精英教育来培养顶尖人才。佼佼者如王思远，能满足精英教育的顶级要求并“学有余力”，因而还能把许多时间用于阅读大量课外科技书并做科研。我们看到有一幅北京四中学生赴海南岛考察热带雨林的照片，其中左数第二人就是王思远，右数第一人是李京燕老师。王思远已是知识面颇广，且相当重视科研与应用的学生了，如果只是一个善于答题的拿高分能手，那就会比王思远的差距更大。若按我国课改前精英教育的模式走下去，不仅使多数孩子蒙受损失，要想在科技方面培养出在当今世界去获诺贝尔奖的人才，亦恐事与愿违。
　　还有一幅四中学生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克罗托（kroto）交谈的照片，照片中虽只见一个女生，但那天与克罗托用英语交谈的有20多个中国学生。克罗托是英国人，199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那天有学生问他：“您得了诺贝尔奖是不是很高兴？”克罗托说：“这个奖，也许是个灾难。”学生问为什么。他说：“搞科学，最宝贵的是探索乐趣的驱动，现在变得功利了。”克罗托的话耐人寻味，给四中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六十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
 
　　经济全球化，正迅速造成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开拓留学生市场，已是欧美国家的共同战略。任何国家若对此缺乏足够的重视，没有充分抓住机遇乘势发展，都会在未来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蒙受损失。
　　世界各国的留学生总数目前超过100万人，其中在美国高校的各国留学生约50万。美国是吸收了最多外国留学生也因此获得最高经济回报的国家。光50万留学生在美国吃饭、住宿、交通等一般生活费用（每人每年约需消费2万美元），就为美国每年提供了约100亿美元的资金，这只是个小数目。
　　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是国际贸易，比尔·盖茨要是光赚美国人的钱是赚不了那么多的。许多赴美留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就业，他们会在美国开发各国市场的过程中成为精通两国语言、具有跨文化本领的特殊人才，譬如微软那些关于中文文本的软件，多是中国赴美留学生协同开发的。许多这样的跨文化人才，早已成为美国去开发国外市场的先遣军团，从而为美国人创造出很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利益。
　　其他国家接受外国留学生人数的排名依次是，法国、德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居世界第八位。
　　英国从1980年起，对欧共体成员国之外的别国留学生实行“全费政策”，曾经导致赴英留学人数急剧下降。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削减教育经费的政策，也曾使留学生教育陷入困境。但英国人几年后就醒悟过来，开始重塑留学生强国形象。今天，英国一再直接派人到国外特别是亚洲国家举办教育展览，中国的学生和家长是他们的主要宣传对象。
　　今天，发达国家已用大学里师生的国际化程度来评价大学的水平，把建立跨国大学，发展远程教学，加强教学、科研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等作为重要任务。在课程设置上，均把世界历史、地理、国际金融与贸易设为重要的必修课，因为这是在全球经济运营中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
　　招收外国留学生居世界第二位的法国，多年来外国留学生总数约保持在十三四万人。其中一半左右是来自非洲原法属殖民地的学生，这表明使用法语的地区，便有赴法国留学的稳定生源。
　　中国从1950年接受第一批来自东欧国家的33名留学生至今，各国来华留学人员总数超过63万，他们成为沟通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其中一些已毕业的来华留学生，先后担任驻华大使或使馆参赞等职。2002年，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有8.6万人，来自170个国家。
　　今日中国是世界上出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我国已有70余万学子赴108个国家和地区留学。赴各国从事各种经济贸易活动的华人也与日俱增。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不只是国家关心的问题，也是值得学生和家长关心的事。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到过一个国家或两个国家留学，不论男孩女孩，他们所涉猎的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化资源，对于他们开发自己的前程，与仅在本国读书毕竟是不同的。
　　高等教育其实是一个先导性服务产业，蕴藏着巨大的辐射力。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的留学生，获得在中国留学的资源，日后在与中国发生的贸易和科技交往中，都会给双方带来利益。如同水往低处流，在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活动中，总是发展水平高的一方的科技含量、生活水准流向低的一方，中国肯定会在这样的交往中获益。
　　相关思索：今日国际上有个文化现象对中国很有利，如同中国普遍开展英语教学，美国人已率先在诸多学校较普遍地开设中文教学，并列入考试，汉语正成为美国人学习的重要外语。
　　今天，一个美国孩子若能粗知汉语，便会被赞扬：“哇，你会中文！”因为中文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也是学习难度最大的语言之一。我妹妹的女儿在美国还没上小学，由于能通英、汉两种语言，成为幼儿园里被老师们非常珍视的小明星。
　　当今世界上已有60多个国家的上千所高校设有中文系或中文专科。中国众多的人口蕴藏着世界最大的市场，汉语是外国人到中国开发市场的必要工具。目前到中国留学费用低，中文热正在世界许多国家兴起。
　　这不是外国人在赶时髦，而是一个趋势。可以肯定，世界上除了已经广泛使用的英语之外，中文将会成为世界上被广泛使用的语言文字。
　　中国人确实该抓住这个机会。目前针对外国人的中文测试被称为“汉托”，若进一步扩大对外的中文测试考点，为更多外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创造机会，无疑对中国非常有益。办好“汉托”，也可以使之成为收割外国教育成果的“收割机”。
　　这也要求加速改革我国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教育的课程，除了科技方面的课程，中国历史、地理、艺术都是外国留学生关心的。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目前只有中国发展的速度最快。尽管中国还有不少贫困地区需要扶助，还有不少腐败官员在侵害这个国家。然而中国拥有与欧罗巴文明区别很大的悠久文明，这种文明历经风雨沧桑，已经一再被证明是有生命力的，这也是对各国学子存在巨大吸引力的一个很大的世界。但我国目前历史、地理等课程的不少内容有待更新，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需要满腔热忱的精辟而科学的描述，而不是充满对历史的批判，地理课程则需要增加更多发展中的地域经济的内容。对家长和学生来说，这些信息的意义包括：
　　即使想出国留学，该重视的已经不仅是外语，中文甚至可能成为帮助你在国外谋生的一种工具。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学好中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都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现实意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