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弟乱欲列小说全集:中国人的绝世聪明是如何炼成的

　　绝世聪明是如何炼成的

　　聪明人与老实人

　　在汉语中，“聪明”一直是个褒义词，可以与智慧、睿智等并列，是用来称赞人的，古时的臣子要拍皇上的马屁，常用的模式就是“吾皇天纵聪明”，大多数皇上是很爱听这种话的，往往一听之后就笑眯眯的，一副陶醉、受用的样子。夸赞别人的孩子，最常用的词也是“聪明”，父母听人这样夸自己的孩子，多数情况下是眉开眼笑、乐呵呵的。

　　从词义上来讲，聪明的本意是指耳聪目明，后来被引申为天资高、理解分析能力强、对人或事看得透彻，按这个意思，“聪明”的确可以和智慧、英明等词汇并列。

　　褒义的“聪明”，其反义词应该是“愚蠢”、“糊涂”，不过，历史发展到了今天，“聪明”一词的词义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致使这个词褒贬难分，现在如果说某人很聪明，很可能就含有讽刺的意思，如果说某人是聪明人，那讽刺的意思就更加明显。与此同时，聪明的反义词也悄悄地变成了“老实”，这一变，“聪明”过去的亮丽色彩、正面形象几乎消失殆尽，变得非常尴尬，不伦不类了。

　　以“老实”作反义词，那意味着“聪明”就是不老实，这可真难为了这个古老的词汇了。好在“老实”一词如今也面目全非，早已不是原来的本意了。如今的“老实”与“窝囊”、“无用”并列，和“蠢笨”、“呆傻”为伍，如果某人被定义为“老实”，对此人来讲，那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与骂他“蠢笨”、“窝囊”一样让他难以接受。

　　我儿子刚上小学时，心眼未开，比较老实，同学也罢，老师也罢，都认为他是个老实孩子，不过渐渐地随着他的觉醒，“老实”这个标签让他非常苦恼。他的学习还算不错，在班上经常名列前茅，但这没用，老实的标签压得他抬不起头来，让他非常自卑。他问我：“我怎样才能不老实呢?”

　　我说：“老老实实学习，为什么要不老实?”

　　儿子说：“老实就是无能，大家都看不起你，学习好也没用，那些捣蛋鬼照样欺负你。”

　　儿子的母亲一听这话恼火起来：“谁欺负我儿子?告诉我，我到学校找他去。”

　　儿子一听急了：“这怎么行!我的事要你出面管，那不更显得我老实无能吗?以后我在班里就更被人看不起了。”

　　儿子后来别出心裁，和班里的捣蛋鬼们混在一起，随他们一起犯了很多小小的错误，于是，他头上“老实”的标签慢慢地被“捣蛋”所取代，这让他欢喜异常。那段时间他神气得很，经常翻着眼珠子，脸上变换着各种表情，然后问我：“看着我的脸，看我是不是很老奸巨猾?”

　　我哈哈大笑，大摇其头，说：“一脸稚气，看不到半点奸猾的样子。”

　　儿子就又咬牙切齿，然后问：“现在呢，我是不是很凶狠?”

　　我还是大摇其头，说：“凶狠看不到，我看到的只是滑稽。”

　　儿子气得哇哇怪叫，张牙舞爪对我做几个凶相，却也无可奈何。

　　我很纳闷，“老实”曾几何时在小孩子的心中也贬值到了这个程度，但想了想我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很多事情，也便释然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实”这个词的变质也是慢慢发生的，并非突然之间。

　　明代的《西游记》里，孙悟空等在五庄观偷人参果，事发后道童找唐僧厮骂，唐僧无奈下把三个徒弟招来，询问他们是否偷吃了人家的果子，此时猪八戒忙说：“我老实，不晓得，不曾见。”在这儿，“老实”和猪八戒这个形象联系在了一起，而八戒的形象的确不怎么样。

　　清代的《老残游记》里，写老残被人请吃，席间大家闲谈，说起酷吏佐臣在曹州府治强盗的事，其中一人就忆起了自己在曹州做官的情景，说：“各县捕快捉来的强盗，不是老实乡民，就是被强盗胁了去看守骡马的人。至于真强盗，一百个里也没有几个。”这儿，老实与乡民联系起来，而乡民，即今日的农民，一直是城里人看不起的。

　　很多年前，在农村，每个村子都有治保主任，如果认为某人有犯罪的嫌疑，治保主任就找他谈话，要他交代问题，这个人假若不服气，不但不认罪，还情绪激动地为自己辩解，治保主任就大声呵斥他：“放老实点!”

　　放老实点——这句话不但过去的治保主任说，即便到了现在，还从很多强势的人口中说出来，当然，这话只能是强势者对弱势者说，绝没有反过来的道理。只是这么一来二去的，老实一词就与蠢笨、窝囊脱不开关系了。

　　“老实”这么一变，让它的反义词“聪明”也增加了很多新内容。除了原来聪明伶俐的意思外，还有了强悍、能说得上话、能厮闹、别人不可以随意欺负的意思，当然，最重要的变化是：聪明已和英明、睿智渐行渐远，而和人们口语中所说的“小聪明”愈来愈接近了。

　　一、变味的聪明

　　聪明与小聪明，在表象上是极其相似的，都含有“智慧”的意思，不同之处是，小聪明都是立足于自私自利的原则上运用“智慧”，并且非常急功近利，因此小聪明表现得很乖巧，给人的感觉是巧舌如簧、灵活多变、十分敏捷，因为急功近利，小聪明总是趋炎附势，甚至连窝边草也吃，所以小聪明非常容易被发现，这种“智慧”太表象了。

　　聪明这个词显然是受到小聪明的连累，这才名誉受损的，因为在现实中，人们是普遍厌恶小聪明的。不过这只是原因之一，另外的原因是从古到今很多聪明人都不同程度地耍小聪明，这是聪明声誉受损的主要原因。

　　李斯，荀子的学生，因帮助秦始皇统一六国而位至宰相，他无疑是聪明的。这个聪明人有一个老鼠理论：人与老鼠相仿，是否有出息，这由他所处的环境决定。原来李斯年轻的时候当过小吏，上厕所时遭遇到正在吃屎的老鼠，那些老鼠看到他，惊慌得四散而逃，后来李斯又在郡属的大粮仓里见到老鼠，这儿的老鼠悠闲自在地吃着仓里的粟米，看到外面的人，却是一副待理不理的样子。李斯受此启发，老鼠理论就出笼了。

　　李斯的名言是：“垢莫大于卑贱，悲莫甚于穷困。”这话的意思是：人生最大的耻辱是地位卑贱，最大的悲哀是贫穷困苦。这话虽然没有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名气大，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李斯的话其实已经深入到了几乎每个人的骨髓之中，道德败坏不算大耻辱，说假话不算大耻辱，奴颜媚骨不算大耻辱，卑贱才是真正的，也是最大的耻辱。

　　按这个思维，李斯西入秦国以求富贵，他如愿以偿了，被秦王先拜为客卿，后用为丞相，大受尊崇。可不久秦王见到了韩非的书，渴慕不已，使手段将韩非弄到了秦国。李斯与韩非是同学，而韩非的学识高于李斯。李斯害怕韩非得宠会威胁到自己的富贵，于是就进谗言、使诡计，将老同学韩非害死。秦始皇去世后，李斯为保长久富贵，听从了赵高的建议，害死了刚毅勇武的始皇长子扶苏，篡改始皇遗诏，拥立昏庸无能的胡亥为帝，使秦王朝二世而亡。

　　在历史上，类似李斯的聪明人车载斗量，多得不可胜数，他们以贫贱为耻，以富贵为荣，为了富贵可以不择手段，将各种聪明都用来追求富贵，为了富贵，可以说假话，可以害朋友，可以卑躬屈膝，可以颠倒黑白。而可悲的是，这些人正因为不择手段，所以他们往往就得到了富贵，而那些讲真话的老实人因为不愿意不择手段，所以大多败在他们手下，被他们所陷害或者排挤。只是这样时间长了，聪明一词也就变了味了。

　　变了味的聪明以追求个人的富贵为目的，以不择手段为特征，以损人利己为主要方向，在此基础上，穷竭智力，费尽心思，使出各种匪夷所思的手段，以求从厕所的老鼠变成仓库的老鼠，在这种追求中，没有一点儿道德底线，内心深处也看不到有什么制约机制。当然话说回来，有了底线，不免就聪明得不彻底，有了内心深处的制约机制，就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各种聪明手段，就可能被无底线、无制约机制的人打垮。

　　吴起为了在鲁国当将军，就杀掉了妻子，因为妻子是齐国宗室的女子，而鲁国当时正要和齐国打仗，杀了妻子，才能取信于鲁君;汉武帝为了长保他们刘家的富贵，在钩戈夫人生的儿子被立为太子后，就将钩戈夫人赐死，汉武帝的聪明为后世“留子杀母”立下了范例。

　　唐代的苏味道，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当宰相，为了长保富贵，他发明了一种聪明叫“模棱两可”，他自己解释这种聪明，说：“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摸棱(同棱)以持两端可矣。”这话的意思是：做事不能太清楚明白，那样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要模棱两可，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红楼梦》里，贾雨村为了求富贵，就走门子和贾府联宗，为了保官，就将打死了人的呆霸王薛蟠放走，弄个葫芦僧断葫芦的故事，连自己恩人的女儿也不救，任其被呆霸王抢走做奴仆。

　　这种种变了味的聪明在官场、商场以及日常生活中到处都充斥着，可以说人人耳熟能详，说它们是聪明，因为它们机巧奸诈，含有相当的智力，说它们变了味，是因为它们和传统的聪明的含义已经大不一样。

　　没有富贵就追求富贵，有了富贵就要保住富贵，在追求与保住的过程中，无数的“智慧”诞生了，这些“智慧”有的属于高一等的权谋，有的属于通俗易懂的聪明，权谋不是普通人能应用的，而聪明，在理论上是人人可学可用的。

　　不过很可惜，虽然聪明人人可学可用，老实人也对富贵充满了向往，但老实人学起聪明来很难。唐朝的诗人杜甫就是老实人，他对谋取富贵也有想法，“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可是杜甫颠沛流离了一辈子，并没能富贵，最后他才发现：“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

　　杜甫看到了现象，却没发现聪明人与老实人其实是有区别的，老实人并不是学不会聪明，只是，老实人总是慢一步，而聪明人聪明的花样是随时变化的。

　　二、聪明人与老实人

　　在历史上，聪明人很多，苏秦、张仪、李斯、李林甫、和珅等都是着名的聪明人，那些会逢迎、钻营、蒙混，并以此为自己赢得富贵的人，个个聪明，当然，老实人也不少，比干、屈原、于谦、黄兴，都是非常有名的老实人。

　　老实人并不是智力低下，但老实人做事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底线，这原则、底线常常限制他们，让他们总是处于被动。老实人与聪明人斗，原则、底线就像绳索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而聪明人是没有任何束缚的，所以在较量中，吃亏的总是老实人。

　　在现实中，聪明人会甜言蜜语地巴结强势者，曲意奉承，说假话哄强势者欢喜，而老实人不会这样做，所以强势者总是喜欢聪明人。在一个单位里，聪明人干活并不一定认真，也不一定刻苦，有些聪明人干脆就是偷懒磨洋工，可是聪明人在领导出现时，立刻就非常认真地干起活来，干得非常卖力，比所有的人都干得好，于是领导就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当然，这正是聪明人希望的效果。而老实人不是这样，领导在，也是那样干，领导不在，也是那样干，所以当领导偶然出现时，老实人看起来工作并不突出，远远没有聪明人的干劲大。

　　在社会上，聪明人会用邪门歪道，比如排队买火车票，聪明人会插队，就容易买到票。坐公共汽车，聪明人会强挤硬抢着上车，就容易坐上座位。工程上的投标，老实人总是按规矩来，而聪明人爱耍小动作，给招标方许诺好处呀、行贿呀，这样一来聪明人就容易中标。

　　金庸的武侠小说风靡华人世界，有趣的是，他的小说中，常把恶人写得十分老实，这让那些恶人显得非常可爱，比如《天龙八部》中的南海鳄神，就有许多古里古怪的臭讲究，他自恃英雄了得，因此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就是——不杀无力还手之人。并发誓说，如果违反了这个规矩，就是乌龟王八蛋。在险峰上，段誉为了救木婉清，与南海鳄神大起冲突，南海鳄神恼怒之下就要扭断他的脖子，段誉急忙喊道：“我无力还手，你快快杀了我吧。”南海鳄神一听连忙放手，说：“想让我做乌龟王八蛋，老子才不会上你的当!”为自己及时识破了段誉的“诡计”而庆幸不已。段誉用南海鳄神立的规矩治南海鳄神，不但保住了自己和木婉清的性命，还成功地将南海鳄神收成了自己的徒弟。

　　与恶人老实相反，金庸武侠小说里的很多正面人物往往是聪明人，比如黄蓉，那简直是聪明了得，所以她才出道就斗败了许多江湖上成名的人物，连赫赫有名的洪七公也被她巧使手段，不得不将自己的绝艺降龙十八掌传给郭靖。黄蓉依仗自己的聪明，几乎在任何事上都占上风，很少有人能奈何得了她。

　　《西游记》里，那些爱吃唐僧肉的妖精总是很老实，捉住了唐僧之后，如果母亲健在，妖精总要将母亲请来一同吃肉，母亲不在的话，也要请师兄或师傅等尊长莅临，这给孙悟空打败妖精创造了很多机会。妖精结拜为弟兄的，似乎都很仗义，几乎都是同生共死，没有一个被杀而他的结拜兄弟却向孙悟空投降的，反而是孙悟空“不光棍”，爱耍聪明，打不过了就去天上搬救兵。在陷空山无底洞，堂堂大圣，竟对一个女老鼠精束手无策，为了搬救兵，连地上打滚放刁这样的事也干，最后靠告御状搬了托塔天王带兵下凡，这才擒杀了老鼠精。

　　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被写得绝顶聪明，与孙吴联合打败了曹操后，辅佐刘备占住荆州，东吴来讨要，就假称是暂借，还哄得老实人鲁肃做保人，说是在其他地方有了容身之地，马上就归还荆州。可后来刘备取了西川，东吴派鲁肃来讨要荆州，诸葛亮又设计谋，把个老实的鲁肃整得东跑西颠，荆州就是要不回去。

　　当然，文艺作品里的正面人物，不可能聪明得没了底线，毕竟是虚构故事，有教化的作用在内。但作品中正面人物的聪明，反映了一个现象，就是人们普遍对聪明的崇尚。

　　事实上，因为聪明人总是占上风，老实人总是吃亏，时间长了，崇尚聪明的心态、思维就产生了。老实人虽然老实，虽然仍想坚守底线，但为了生存，也不得不亦步亦趋地向聪明人学习，不断把自己的底线高度降低。

　　聪明崇拜

　　一、模仿、学习、变本加厉

　　老实人向聪明人学习，一般都是先模仿，看聪明人怎样做，他们就怎样做，亦步亦趋，在学习仿效之中，就形成了一股崇尚聪明的潮流。这股潮流浩浩荡荡，余绪一直延至今天。在潮流中，不但马路上的红灯成为虚设，事实上，观念、律条、规则中的红灯也都成了虚设，因为在聪明人的眼里，世上所有的红灯都只是一种装饰，最多哄哄老实人而已。

　　无法确定第一个聪明人诞生于何时，也无法考证老实人何时开始向聪明人学习的，这些说起来应该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至少该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吧。一代一代地学习下来，同胞们就变得愈来愈聪明了，关于聪明的学问技巧也变得汗牛充栋、多不胜收，不过有一点很可笑，就是老实人怎么学也赶不上聪明人，也没有聪明人那样“巧”，有时候他们的模仿简直可以称作画虎不成反类犬。

　　比如在哄上司高兴这一点上，古往今来的秘诀都是“报喜不报忧”，按这个秘诀，屡打败仗的将军给皇帝汇报时，不能说自己屡战屡败，要说“臣屡败屡战”，虽然没有改变败的事实，但前者突出了将军的无能，后者突出了将军的忠心，所以换这么个花样，皇帝的龙颜就大悦了。

　　据说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的故事发生在曾国藩身上，那是在他领军与太平天国开战的前期，湘军刚刚组建，曾国藩对打仗也处于初学阶段，因此经常损兵折将，被太平天国打得狼狈不堪。不过曾国藩饱读诗书，以圣人的言行要求自己，“屡败屡战”的话虽有取巧耍聪明之嫌，但总体来说，还没有违背事实。

　　后来的学习者却让人大跌眼镜，原来老实人的花花肠子少，不怎么会玩文字游戏，只知道要让龙颜大悦，秘诀是报喜，喜报得越大越好，但打了败仗，这大喜怎样报呢?老实人干脆一横心，扯起了弥天大谎，将打了败仗硬说成打了胜仗，反正皇帝又不亲临战场，他只听汇报，这样一哄，皇帝肯定也会龙颜大悦。

　　清末的直隶总督裕禄就是这样一个老实人，那时义和团嚷叫着要灭洋，在华北一带不但杀洋人、烧洋教堂，连洋人的使馆也攻打。各列强就以此为借口，舰载洋兵源源不断地运往天津，胁迫大清的首都，裕禄遵令以岸上炮台的火力阻拦洋人靠岸。可是因种种原因，炮台被洋兵早早摧毁了，老实人裕禄却还耍聪明，给北京发电称炮台固若金汤。当然，裕禄的下场很惨，因为他的谎言与曾国藩的巧言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上。

　　或许正是模仿学习者成功、失败的正反经验，“报喜不报忧”的古训被进一步修改、完善，变成了“欺上瞒下”四个字。“欺上”的意思是，上面的人高高在上，欺你看不见下面的事情。“瞒下”的意思是，有些事情不能让下面的人给捅出去，要封锁消息。这一欺一瞒只要做得好，任你是天大的事，也可以微笑着撒谎，不用担心谎言假话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后果。

　　老实人模仿、学习聪明人，虽然免不了闹些笑话、走些歪路，但老实人模仿、学习的脚步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实中这类例子极多，可惜现实中的例子不是人人皆知的，那就举一个人人皆知的例子吧。

　　心拙嘴笨，大概是老实人最显着的特征，这方面，最形象也最为人知的代表，应该是《西游记》中的猪八戒猪先生。此公生性愚拙、不善伪饰，老实得既让人恨又让人爱，他有点小小的好色，还爱贪占点小便宜，按说这都不是大缺点，贪来占去，他藏在耳朵里的私房银子也不过几分几钱而已，比起韦爵爷的大贪，八戒简直就是清正廉洁的典范。八戒虽好色，可除了浑家高翠莲，其他美女他连边也没有沾过，即便是见到心中久仰的大牌美女嫦娥，他也不过做些猴急的举动，如此而已。这样的一个老实人，干的是取经的正义事业，一路上却不断被欺负、被捉弄，不但妖精欺负捉弄他，就连取经伙伴孙猴子也是这样，将捉弄欺负老实人八戒当成赏心乐事。不过八戒虽然老实，却绝对不傻，他也会思考、也会学习，在往西天的取经途中，八戒很快就学会了很多东西，比如向唐僧打小报告、告孙猴子的黑状，他也学会了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诬陷，更为了不起的是，他学会了说假话哄人这个聪明人才会干的事情。在平顶山孙猴子花言巧语骗唐僧派猪八戒去巡山，这一次，八戒将自己学来的说假话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他根本不去巡山，头枕钉耙呼呼大睡了一觉，起来后说：“快活呀，你们都逍遥自在，派我老猪来巡山受苦，待我编一通谎话，哄骗猴子弼马温和软耳朵的唐和尚。”

　　八戒的谎言虽然屡被戳穿，但八戒尽力让自己变聪明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其实不光是八戒，就是自称聪明伶俐的孙悟空也不断地学习，让自己变得更聪明。取经路上的降妖伏魔，让孙悟空明白了关系、后台的重要性，因为凡有关系后台的妖精，孙悟空总是奈何不了他们，他能奈何的，大多只是些没有根基没有关系网的土妖精。孙悟空于是在遇到麻烦事，无法解决时，就到天上去找关系，实在不行，就到西天找如来佛祖。如来可是他最大的后台靠山了，不过，一路的学习感悟，孙猴子并没有聪明得大彻大悟，当他护送唐僧辛辛苦苦到了灵山，阿傩与伽叶又给他上了一课，他们逼迫唐僧用紫金钵盂行贿，这才传给他真经。

　　虚拟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在现实中，老实人向聪明人不断地学习、仿效，其情景和虚拟世界又何其相似。在现实中，大家不但学习聪明人因聪明而获得好处的经验，也学习不聪明的人因不聪明而闯祸的教训。林语堂描述了民国时候报纸记者变聪明的事例：“有两位胆子最大的记者，邵飘萍与林白水，1926年在北平未经审讯就被满洲军阀枪毙，于是其他记者很快就领悟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变得聪明起来了。”

　　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能学到聪明，中国人之所以如此聪明，应该归功于我们最善于学习。

　　二、聪明就是不守规则

　　由于老实人不甘心总做被人欺负捉弄的老实人，拼命地向聪明人学习，刻意仿效、模拟聪明人的言行举止，时间长了，就形成了聪明人遍天下的奇观，以致熙熙攘攘、南来北往、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人，几乎无一不是聪明人。

　　聪明人走路，自然喜欢走捷径，因为两点间直线距离最近，捷径最省脚力，至于脚下的花花草草，反正又不是自家的，踩了就踩了。

　　聪明人过马路，不管红灯还是绿灯，抬脚就走，这样才最节省时间，并且警察对闯红灯的行人无可奈何;聪明的司机在没有摄像头与交警的监督时，对闯红灯也是满不在乎，无人监督，闯了还不是白闯。

　　上公共汽车，如果没有铁护栏或者志愿者在旁边监督排队，就会争抢上车，谁的力气大谁会抢谁就先上，自觉排队的规则无人理睬——当然，也不是完全无人理睬，只不过遵守这个规则的人往往是最后上车。

　　在银行取款存款，如果银行没有分号器的话，就设定了“一米线”规则，即当别人在窗口办理存取款业务时，排在他后面的人要停留在一米之外，以保证存取款人的密码安全钞票安全。不过实际情况往往是至少有两个人硬挤在存取款人的左右，因为这样的位置最具优势，正在存取款的人刚一办完业务，自己立刻就能抢占窗口。

　　一般的城市都有规定：不能在街道上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城市的街道上，也都有垃圾桶、果皮箱，以方便行人，但如果没人监督的话，行人会将瓜子皮、香蕉皮直接扔到路上，因为这样更方便。

　　欠债还钱，是一条非常古老的规则，不过，近些年这个规则也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商业交往中，相互拖欠已经普及得人见怪不怪了，即便是有钱也尽量不还，能拖一天是一天，多拖一天，自己手中的流动资金就宽裕一天。

　　通过这些现象可以看出，所谓的聪明，就是不守规则或者破坏规则，并因此而给自己带来好处，这个好处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按道理这种聪明非常低级，因不守规则而获利也应该遭人鄙视，但现实中不守规则的人是如此之多，他们理直气壮地不守规则，以不守规则为荣，那些守规则的人反而遭受嘲笑和白眼，像个怪物一样被大众孤立，成为异类。

　　网上读书园地的Gjqdzzh先生曾经做过一个“人为什么不守规则”的调查，其中的回答五花八门，简要摘录如下：

　　流云小驻：我认为是诚信的缺失。如果别人不遵守，自己就要承担遵守的风险。如果大环境下诚信缺失，那遵守规矩的反而被孤立，成为“异类”。在大多数人不遵守规则时，遵守规则的人就要吃亏。

　　个人是希望有规则可遵守并执行，这样大家都活得简单些，快乐些。

　　Gjqdzzh：要求人们遵守规则，存在太多道德的说教，而为信仰陨落的现代人所鄙弃。致使如今的国人大多相信关系、金钱，而不愿去相信规则。这是现代中国规则之治无法实现的主要原因。只有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通过遵守规则而获得、并且舍此别无他途时，规则才会重获生命力。

　　信春鹰：在我们的历史文献和文化遗产中，制定规则者玩弄规则的事例被用来证明智慧，躲过法网是最重要的处世之道。

　　西方用苏格拉底饮鸩自尽的故事证明他对规则的尊重，中国人从中看到的是迂腐。我们自豪的故事是曹操军法严明，但是可以“割发代首”，既表现了法律的威严，也表现了网开一面，只有中国人才有此绝招。

　　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总有一个规律，赢家都是以“智”取胜，“智”表现为狡猾，所谓“兵不厌诈”是也，两军相对，你死我活，没有规则可言。与此相对照，西方历史上的战争，特别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特别讲究规则。如何击鼓开战、如何布阵、如何进攻、如何鸣金收兵等等，均有严格规定，双方必须遵守。甚至个人之间矛盾的处理，也表现了对规则的不同态度。

　　在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一日百战”，钩心斗角，杀人不见血。西方讲究决斗，两个带着致命武器的人为了利益或者名誉公开杀个你死我活，决斗之前要宣誓，表明自己不用阴谋暗箭。看外国电影中决斗的场面，总有自己支持的一方，心里希望他机灵点，49步就回头向对方开枪，可他偏偏按规则走50步，一个迟疑，结果被对方打死了。

　　我喜爱的诗人普希金就死于与一名法国男爵的决斗，这曾经是我心里的一个结：这个天才为什么这么傻?有一次和同事笑谈至此，看法不谋而合，看来我们都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在中国的文明史上，各种治国学说主张不同，但重“术”轻“法”是共同的。对人物的评价也表现了这种倾向，即讲规则者败，不讲规则讲谋略者成，成者王侯败者贼。在这样的文化导向之下，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从小就盘算着怎样凌驾于规则之上或游离于规则之外。结果是时光进入21世纪，建设法治国家早已成为治国方略，但我们看到的不是遵守游戏规则，而是把规则当游戏：三个人以上的排队就会有人加塞、“闯红灯”成为经验和美谈等等。对没有机会从偷税漏税等富人的游戏中获得精神和物质满足的普通人来说，破坏排队或者交通秩序虽然不能带来更大的好处，但至少也能满足一种心理。这可能是导致普遍破坏规则现象的一个原因。

　　hero8151：规则到底是谁定的，符合普通大众的利益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遵守它?

　　牟传珩：(规则)是一种平衡，一种不断被打破的平衡状态。我们从以往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仿佛是富人们(棋盘的拥有者)在与穷人们下棋，或者是统治者们在与被统治者们下棋。当富人们或者统治者们输掉了棋子的时候，他们就想凭借拥有棋盘的优势掠夺棋子。当穷人们或被统治者争辩道：“请遵守规则!”富人们或统治者便扯起棋盘吼道：“去你的规则，棋盘是我的!”于是棋盘的拥有者便拿走棋盘，与另一些人下棋，并不断地从掠夺棋子中获得满足。直到所有的穷人或被统治者输得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便夺过棋盘，撕得粉碎说：“去你的棋盘，你们可以否认规则，我们也可以毁掉棋盘。”于是秩序就破坏了。

　　Xlmnul：规则是为了降低总的交易成本。

　　不遵守规则是为了获得额外的交易利益。

　　调侃：钓过螃蟹的人或许都知道，篓子中放了一群螃蟹，不必盖上盖子，螃蟹是爬不出去的，因为只要有一只想往上爬，其他螃蟹便会纷纷攀附在它的身上，结果是把它拉下来，最后没有一只能够出去。看到别人不遵守规则，就会想“他可以不遵守，为什么我必须遵守”，所以规则被破坏与被打压，如果不予去除，久而久之，社会里就只剩下一群互相牵制、毫无规则可言的螃蟹了。

　　Gxxg：规则永远是给守法者定的!

　　规则永远都是相对的!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规则永远跟不上欲望的步伐。

　　这个调查，对不守规则原因的回答五花八门，但有一点，就是大家都承认不守规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并且，没有人为不守规则感到难堪或者羞耻。

　　三、久在芝兰肆，不闻其香

　　聪明人这么多，一个人从小到大，直到老死，都生活在聪明人构成的环境中，听见的是聪明人说的话，看到的是聪明人干的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麻痹，觉得平日里司空见惯的这些言语事情，都很普通平凡，看不到丝毫的聪明之处，就是说，已经习惯了这些聪明，反而感觉不到其中包含的“智慧”了。

　　现实生活里，一般来说，普通的人要去有关部门办事，首先想到的就是找熟人，看同乡、同学等关系里有没有在要办事的部门里供职的，因为熟人才好办事。如果驾车违章不慎被交警抓住，普通人的反应是立刻满脸堆笑向交警敬烟，然后就编理由说谎话为自己掩饰开脱，当这些被戳穿或者被置之不理，非罚款不能解决问题时，普通人马上就会和警察商量：“我不要罚款单，那么，罚款能不能少点，比如，只缴三分之一?”

　　与此相对应，手中掌握了一点小权力的人物，对于陌生人可能严肃得很、正直得很，这个规定那个规定的，事情不能办就是不能办，绝无通融余地，但在亲朋好友前来办事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掌权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变通，能办的事当然无话可说，不能办的事也要设法变通，使之变得能办。某些制止违章的交警就是这样，如果发现违章人竟然是熟人酒友，那一脸严肃的表情马上就变了，怎么也要挤出点笑容，笑过之后，很可能什么话也不说挥挥手就放行了。

　　在城里，插有禁止倒垃圾牌子的地方，往往垃圾堆积如山，因为禁倒的地方，一般都是最方便倾倒的地方。在城郊，竖有基本农田保护石碑之处，往往农田被围墙圈了起来，墙里面是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因为基本农田，多是平坦宽广的沃土，最容易被开发商看上。

　　在将要被拆迁的村子，往往大兴土木，村民们即便是借钱，也要把家里盖得满满当当，盖起房子，目的就是为了被拆，因为拆房子是要赔钱的。在将要被征用的农田里，一般不种庄稼，种的是密密麻麻的树，因为树值钱，赔得多。还有给地上到处打井的，井更值钱。

　　这是农民的聪明，不过他们怎么也聪明不过开发商，聪明的开发商在征地时，往往委托政府替他们征，虽然需要付给政府一笔费用，但比起自己征，还是要省钱得多。政府也很聪明，农民的地上种树很少时，是数树的个数，按个数赔钱，当农民满地都是密密麻麻的树木时，政府就改变政策，不数个数了，一律按苗圃对待，论面积进行赔偿。

　　这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看到的风景，至于行政上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对策都很隐秘，能听到但很难看到;食品中添加有害东西以促销赚钱的聪明，则只能在事情败露后，其技巧做法才广为人知;而走近路、闯红灯，这种聪明太普通了，普通得就像一日三餐的稀饭面条，引不起人的半点联想。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里最常见的现象，看惯了，大家也都习惯了，不觉得其中含有非同寻常的“聪明”元素，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这就是所谓的见怪不怪吧，不过这些现象，每一种都隐含着深意，都是聪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儿子上高中时想报考国外的大学，按规定，必须向报考的学校提供高中班主任及代课老师的推荐信。他向班主任说了，班主任很慷慨：“你自己写，写好了拿来我签字。”问了几个老师，几乎都是这样说的，我儿子也演绎了一回聪明，举一反三，没有再问其他老师，便窝在家里闭门造车了，用了周六周日两天时间，连写了七八封推荐信，周一拿到学校请各位老师签名，大多数老师是大笔一挥就签了，这让小家伙非常感激，可当他将信拿到信赖的外教老师，一个外国佬那儿时，事情不顺利了。那个外国佬睁大了眼睛：“这信不是我写的，也没有表达我的真实意思，我怎么能在上面签字?”哀求无果下，我儿子只好请他按自己的意思写一封，可那外国佬说：“我来这个学校时间不长，对你也不够了解，怎么能说谎话推荐你呢!”坚决摇头不写。

　　这个外教想来是刚入芝兰之肆，还不习惯任何力气也不费就能让别人心存感激的做法，糊里糊涂就得罪了人，真不聪明，与他对比，中国的老师在自己不受麻烦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就能示好于人、施惠于人，这份聪明他们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感觉到，却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按林语堂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是“超脱老滑”，我想，这个“超脱”，大概是指超脱于是非之外，超脱于规则之外，而“老滑”，是老奸巨猾的意思呢，还是老练油猾的意思，都差不多。林语堂解释说：“一位超脱老猾者是有许多生活阅历的人，他是实利主义者，麻木不仁，对进步持怀疑态度。超脱老猾的最大优点是能使人老成持重，性格温和。”林语堂又强调说，和“超脱老滑”比起来，“西方文明的整个模式看来都极为原始和幼稚。”

　　中国人的聪明是这样炼成的

　　一、聪明的源头

　　聪明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奇怪，不过将这个问题分解开来，变成好几个问题，就不奇怪了。中国人的聪明为何大多体现在人际关系领域?这种聪明是因什么原因萌芽、生根并疯长的?持续几千年的聪明，是否有某种内在的动力?

　　先哲庄子曾经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说：“马，生活在陆地上，吃草饮水，高兴时脖颈交摩，生气时相互踢撞，马的智巧就是这些了。可等到后来把车衡和颈轭套在它身上，把辔头戴在它头上，马就会侧目怒视，僵着脖子抗拒轭木，暴戾不驯，或诡谲地吐出嘴里的勒口，或偷偷地脱掉头上的马辔。所以，马的智巧竟能做出与人对抗的态度，这完全是伯乐的罪过。上古赫胥氏的时代，黎民百姓居处不知道做些什么，走动也不知道去哪里，口里含着食物嬉戏，鼓着吃饱的肚子玩耍，人们能做的就只是这些了。等到圣人出现，矫造礼乐来匡正天下，标榜高不可及的仁义来慰藉天下百姓的心，于是百姓便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求智巧，争先恐后地追逐私利，聪明一经启动，就难以终止了。这也是圣人的罪过啊!”

　　按庄子的说法，是圣人造了规则，用规则来约束老百姓，因为圣人的规则是超高标准的，百姓们达不到那个标准，于是就想办法避开规则、变通规则或者对规则阳奉阴违，这样一动脑子，各种办法都有了，人自然也就变聪明了。庄子的意思很明白：人的聪明是在与圣人的较量、斗争中产生的。

　　在庄子之前，中国的圣人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人了，那时孔子还仅仅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没有人承认他是圣人，因此庄子口中所称的“圣人”，应该就是尧、舜、禹、汤等人，这几个圣人的言论事迹流传下来的不多，他们圣在何处知之不详，但他们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全是首领人物，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是高高在上的。

　　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订了规则，而下面的人用自己的聪明来对抗规则，这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一个可能：这些规则不公平，很可能它只限制下面的人，而不限制首领，下面的人以这种限制为苦，这才不得不开动脑筋，想尽办法破坏、变通规则，对规则阳奉阴违。

　　如果联想到在中国的古代，“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直是一种理想，一直没能变成现实，那么，上面所说的可能就很接近真相了。庄子先生特意用马的勒口、辔头来比喻规则，想来也是有深意的，暗示着那些规则将圣人以外的人当马看待，于是用规则做辔头，让大家听指挥，用勒口做规则，让大家不许乱说话。“圣人”当初做规则，其原意想来只是为了方便驱使众人，并钳制众人的耳目口舌，以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可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限制众人的规则，竟开了中国人聪明的先河。

　　遥想远古时代，在规则还诞生不久的时候，那时民风还相当淳朴，老百姓的智力还不是特别发达，大部分百姓还是规规矩矩遵守规则的，不然的话，“画地为牢”这个词就不会流传下来。按照传说，那时候人犯了罪，当官的在地上画个圆圈，说那是牢房，推犯人进去，不许他私自出来，犯人就真的以为那圆圈是牢房，乖乖地待到里面，不敢出来了。那时候，这个圆圈很神圣，虽然它只是一个虚拟的牢房，但百姓心甘情愿受其束缚，这圆圈就和铜墙铁壁的作用一样了。

　　但至少到了庄子生活的时代，百姓就已经非常的聪明，画地为牢显然已经不可能了，其他规则也应该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破坏、变通。旧的规则不行了，圣人只好再立新规，新规在严谨性、执行时的督察、犯规后的处罚等方面，肯定要吸取旧规的经验教训，让众人难以破坏、变通。

　　可惜的是，世上没有破坏不了的规则。只要有足够的聪明和胆量，越严谨的规则，对想破坏它的人来说，越是智力上的挑战，或许大家短时间没想到用什么办法来破坏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总有一天会找到的。就这样，圣人订规则，众人破坏规则，在不断的循环中，圣人与众人的智力都在不断地提高，于是，中国人便越来越聪明了。

　　二、是什么人首先破坏规则?

　　说有了规则，众人都破坏规则，这个说法虽然是事实，但明显不准确。破坏规则，不可能众人一开始就万众一心，都去破坏。对于制定规则的圣人，众人还是有相当的畏惧情绪的，另外，对芸芸众生的老百姓来讲，即便规则不很公平，如果大部分人都遵守这个规则，那老百姓还是会忘掉或者忽略规则的不公平，一心一意遵守规则的。中国的百姓是最能忍受的，不公平的规则、规则之外的特权阶层，在古代，绝对在百姓的容忍范围之内。

　　所以首先起来破坏规则的，不会是普通的百姓，而应该是介于圣人和百姓之间，比圣人的地位低，而比百姓的地位高的人物，比如诸侯阶层、类似于诸侯的封疆大吏，以及其他握有实权的人物。

　　在规则还没被破坏之前，普通百姓如果首先犯规，立刻便会遭到惩治，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而诸侯、大吏犯规，则不会这样，这是因为：

　　1.诸侯大吏比老百姓的力量大得多，惩治他们比较难。

　　2.诸侯大吏本身就肩负着惩治犯规的任务，自己当然不惩治自己了。

　　3.诸侯大吏由于身居高位，对形势的了解比百姓要清楚得多，他们会在犯规的时间上有所选择，选择在朝廷暗弱或其他难以惩治他们的时间里。

　　当然，诸侯大吏也不会一窝蜂地去犯规，首先犯的，必是诸侯大吏中的牛人、强人，当然也是聪明人，他们先犯，然后其他诸侯大吏跟进，接着小官小吏学样子，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轮到老百姓来犯规。等到老百姓也敢犯规的时候，那规则就早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声名狼藉了。

　　以现在的某些现象为例，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当交警站在岗位上，满街的车辆都循规蹈矩行驶，此时，敢于不守规则闯红灯、越双黄线的，是那些强势人物的车，是那些强势单位的车，交警对这些车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

　　某些地方规定开会时，与会者必须关掉手机，或者将手机调至振动状态，以免手机铃声影响会议，不过，往往是台上就座的领导的手机最先响起来，接着，下面的铃声就此起彼伏了。

　　一个像样的公司，总有许多规章制度，比如考勤制度、上班纪律、请销假制度等等，一般来说，公司的领导层都在这些制度之外，这些制度纪律只是给普通员工制定的。

　　一个家庭，孩子在上学之后，父母往往给他讲好多道理，比如好好学习、尊敬老师、不能恃强打别人等等，不过，能恃强打别的小朋友的孩子究竟是少数，而动手打子女的父母却屡见不鲜。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首先破坏规则的，一定是强势人物。强势人物破坏规则的事情已不再是秘密之后，规则的神圣性、权威性就消失了，此时的普通人对规则不再敬畏，破坏、不遵守规则的现象也就遍地都是了。

　　三、平等欲望——破坏规则的多米诺效应

　　普通百姓犯规，在最开始，也不是一拥而上都犯，相对来说，老百姓比较胆小，就是明知上层的人不把规则当回事，他们也会想：“人家是有权有势的呀，人家犯了不要紧，可我们犯了，那就有麻烦了，先等等看吧。”

　　等待的结果是，百姓中间的强人、牛人首先犯规，因为犯了规则，就在与同类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就像百米赛跑，规则是必须站在起跑线后，否则就是犯规，强人、牛人却使劲朝起跑线前边站，这样在竞赛中当然会处于优势，把那些守规则的人甩在后边。不过他们一犯规，其他人会抢着犯规的，不然就不公平。

　　中国人很爱讲公平，其实人生来就是不公平的，有的人生在豪门大宅，一生下来就锦衣玉食，有的人生在荒村野店，一生下来就啼饥号寒，他们之间哪有公平可言，所以人们要求的公平，只是在规则面前的平等地位。

　　公平不是平均，不是消灭差别，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本来就是无法消灭的，有强壮与瘦弱的区别，有英俊和丑陋的区别，有富裕和贫穷的区别，还有智商高低上的区别、家庭环境的区别，如此等等。这些差别无法平均，更无法消灭，因此人能够要求的，只能是在规则面前的公平地位。但是这种公平似乎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想，反映了国人对公平的强烈渴望，不过强悍如商鞅，在变法时遭遇到秦国太子犯法的情况，也不敢给太子治罪，只能把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拿来折辱一番，即使如此，太子掌权之后商鞅也免不了五马分尸的下场。曹操行军，下令军中不许践踏庄稼，否则一律斩首，可惜他自己首先犯了，最后他以发代首，割了头发就完事了。这本来是不遵守规则，可曹操割发，表达了遵守的意向，便感动得三军儿郎一体凛遵军令。

　　曹操以发代首的故事作为佳话，一直流传到如今，这个故事能流传久远，说明大部分的特权阶层连“以发代首”这类象征性遵守规则的事也不愿做，如此这般，规则没有权威性，更谈不上神圣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于是，在圣人订出规则之后，就引发了破坏规则的多米诺效应：估计是圣人的子女亲眷先破坏，没人敢管，或者是诸侯与封疆大吏先破坏，没人敢管，接着诸侯与封疆大吏的子女亲眷破坏，还是没人敢管，或者有人敢管，但是管来管去没有结果、不了了之，于是次一级的官员也就大着胆子破坏规矩了，一层一层地下移，最后的结果是，最底层的老百姓群起破坏，视规则如无物。就像俗话说的“墙倒众人推”，大众蜂拥而起推墙的时候，再怎么坚固的墙也要倒塌。

　　从一个规则出台到完全被破坏掉、无人遵守，可能很快，几年时间就弄得这个规则体无完肤，也可能很慢，得几十年几百年的时间。规则不断地被制定出来，又不断地遭到破坏，几千年来这样反反复复，就形成了一个恶果：人对破坏规则已经形成了习惯，变成了一种惯性，人的聪明已经根深蒂固，如有规则出台，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能避过它、如何能变通它、怎样能破坏它。就是说，作为规则应该有的威严、神圣，已经没有人相信了，整个规则体系的信誉已经丧失。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人们对规则强调的那些内容已经嗤之以鼻，知道那是假的，装装样子而已，甚至连制定规则的人也不相信会有人遵守它。现在的某些单位制定工作制度，连起草制度的人也不相信它会起作用，在起草之初，就知道这制度只不过是摆摆样子，其作用，除了向上级、向外来的人表示本单位管理很正规、有章可依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很多单位的领导在制度起草出来之后，还煞有介事地让大家讨论，可实际情况是，不管制度订得好还是坏，很少有人提意见，大家知道提了也白提，另外，大家也根本没打算遵守它，也根本不相信这些制度会被严格执行。

　　没有人相信规则，可每个人心中又希望平等，那么，只能凭“聪明”来走邪门歪道了，人人都走邪门歪道，所谓的规则，就只能挂在墙上与灰尘做伴了。

　　四、不能吃亏——将规则彻底踩踏在脚下

　　在规则体系已经倒塌、公平公正难以靠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虽然普通百姓心中还存着公平公正的幻想，但靠个人微薄的力量是难以达致公平公正的，这时候，普通人能做的，就是首先别让自己吃亏。

　　不能吃亏，不愿意吃亏，当然有人性自私的因素在内，但也不全是因为这个。想一想，因为自己遵守规则而吃亏，而别人因为不受规则而得利，这种情况如果反复出现，那让人多憋气呀，让人多不服气呀，在这种情况下，人不聪明起来破坏规则，简直就觉得自己不可救药，连自己也难以原谅自己。

　　如果一个小伙子乘公共汽车，从来不抢不挤，因此也从来坐不上座位，而他的同伴因能抢能挤而每每坐上座位，并且他们拼命地嘲笑小伙子的迂腐不开窍，那么，这个守规则的小伙子能坚持多长时间呢?

　　没坐上座位，这事情很小，即便吃亏，也是小亏，如果是关系重大的事情，可能那个守规则的小伙子吃一次亏，就感觉窝囊透顶了。比如这个小伙子在行政单位工作，与伙伴们一样，他也希望通过努力工作，能够进步，在某一天职务提升。他很守规则，只是努力工作，既不跑官、要官，也不行贿、拉关系，可其他人不这样做，其他人不但行贿拉关系，而且动用同学、同乡、亲族的力量融通关系。若干年之后，当伙伴们纷纷提升，而守规则的小伙子不但未能提升，反倒要受那些不守规则的人领导，听他们的指教，这时候，这个小伙子会怎么想?

　　如果这个小伙子守了一辈子规则，却吃了一辈子亏，事事都落在人后面，那么当他两鬓斑白之后，他一定会给他儿子说：“你要成功，要出人头地的话，那就切记，绝不能守规则，绝不能相信规则上说的那些话，那些话只是骗老实人的空话假话。”

　　不能吃亏很容易就演化成了要占便宜的心理。没有了规则，遇到利益，人是凭争抢去获取利益，争抢的人一拥而上，心中可能想的是：“大家都抢，我不抢就太吃亏了。”可抢够多少才算不吃亏?每个人的心中并没有底，很可能抢着抢着就抢得多了，超出别人很多，无意中占了便宜，这时的情景极可能是：占了便宜的人有点不好意思，甚至有点尴尬，毕竟他占便宜就意味着其他人吃亏，但别人怎样看待呢?我想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无意占便宜而确实占了便宜的事，此时别人眼中除了嫉妒外，还有说不尽的羡慕，而仅仅这种羡慕，就足以鼓励人继续占便宜的心理了。

　　在心理上，“不能吃亏”与“要占便宜”的心理状态非常近似，前者极容易就演变成了后者。两者虽然在道理上大不一样，前者是要向别人看齐，在利益上不能落后于他人，这含有公平的意思，后者却是在利益上要比别人多分一杯羹。但在心理上，这二者却是承前启后的，有了不能吃亏的想法，很快就会产生尽量多占便宜的欲望，只有尽可能地多占便宜，才能巩固“不吃亏”的成果。对一个人来说，他不可能保证时时、事事自己都能做到绝不吃亏，那么，如果有可能，多占点便宜，下次即便吃点亏，心理上也能平衡。

　　不吃亏与占便宜就这样拉起手来，成为一对孪生姊妹。而要占便宜，就是对规则进行更进一步的破坏，成文的规则已经被破坏了，那么，就破坏不成文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约定俗成的准则、许多行业的行规、许多良善风俗也难以幸免，被要占便宜的人肆意破坏。

　　中国人真的不守规则吗?

　　不守规则，社会就乱了，可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除了战乱之外，其他时间基本都是秩序井然的。即便在战乱年代，在战争没有波及的地方，仍然秩序井然。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都是有序可循的，并非一团糟，找不到头绪。

　　仔细地分析、思考，中国人并不是不守规则，即使在最混乱的年代，社会也存在着规则。这些规则并不是都写在纸上，它们起着规则的作用，有时却被认为不是规则，只是一种趋势，或者是一种观念。

　　趋势也罢、观念也罢，其实都是规则，并在现实中起着规范人的思想言行的作用，某种观念不是凭空就会产生的，某种趋势的产生也是这个道理，它们是更高一级的价值观念的产物，价值观念也是一种规则，只不过，这个规则与人们习惯了的印在纸上、挂在墙上的规则不完全一样。事实上，即便在没有文字、没有语言的动物界，也是存在规则的。比如猴群之中，众猴子要服从猴王的领导，这便是规则，哪个猴子要犯规的话，立刻就会遭到惩罚，这类规则比写在纸上的规则要强硬得多。

　　如果说国人不爱守规则，只能说他们不爱守表面上的规则，这些规则挂在墙上，或者印在纸上，它们是死规则，人们对死规则只是宽容地笑一笑，也不太追究这些规则是否合理、是否不近人情，大家只是抱着等待的心态，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死规则没有多久，就会被强悍的人破坏掉。

　　在现实中，人们都习惯性地承认另外一种规则体系，这些规则没有字面规定，但它们一直在人际关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规范着人们的言行举止，调节着人与人的关系定位;这些规则可能很含糊，难以准确说清内容，但似乎每个人在心里都明白它的核心意思，特别是那些聪明人，他们能精确地把握到这些规则的精义，并灵活地使用这些规则为自己谋利，为自己提供趋利避害的导航，这就是我所说的实用规则。

　　实用规则的类别多得无法胜数，因为不成文，所以很难将它们一一整理出来，但可以提纲挈领，将它们归纳为七个最为基础性的规则，它们分别是：强者为王规则、实利规则、关系规则、交换规则、不管闲事规则、面子规则以及秩序规则。

　　可以说，这七个规则基本上包含了所有这类规则的精义，或者换句话说，其他规则都是这七个规则衍生、变异出来的，是相对次一级的规则，次一级的规则必须服从基础性规则。为了更详尽地解剖聪明人之所以纵横不败的原因，我将七个规则分述如下。

　　一、强者为王规则

　　强者为王，弱者顺从，所以这个规则也可以称作拳头规则或者暴力规则。

　　这是个传世久远的大规则，估计在洪荒时代之前，它就诞生了，并一直流传下来。这个规则，可以看做是动物界弱肉强食规则的演化，所以这个规则虽然听起来让人不舒服，因为它没有体现人类渴望的公平正义等原则，唯力是视，非常原始，但它是最实用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也一直被大多数人所尊崇。

　　谁的拳头硬，就服从谁;谁的权力大，就服从谁;谁的实力大，就服从谁。拳头、权力、实力，可以统称为权势，拥有这几样东西的就是强者，对强者不服从的话，后果非常严重，久而久之，服从权势就成为人们保存自己的性命、财产的最佳选择，也可能是唯一的选择。中国的家天下之所以延续的时间最长，和这个规则关系密切，俗话说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也是这个规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对于这个规则，人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遵从，大部分人是无奈下必须遵从，时间久了就形成了遵从的习惯，不知不觉间就按这个规则进行思维、行动。有权势的，按这个规则推行他的思想、主张和利益分配办法;没有权势的，低眉顺眼乖乖地服从。

　　这个规则很霸道，霸道得不像个规则，但它在历史的现实中，确实一直起着规则的作用，是非、对错、黑白、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这些原则性的问题，在关键性的时刻都靠这个规则来裁定，这个规则虽然从来也没有明文颁布过，但聪明人都知道这个规则，并小心翼翼地遵守着它，不敢有丝毫的违逆。

　　这个规则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违逆它的人，几乎都是立刻就遭到惩罚，这方面最着名的例子，就是孔子诛杀少正卯。

　　少正卯是法家的先驱，才学横溢，声名不下于孔子，孔子聚徒讲学，宣扬以仁义治国，少正卯也聚徒讲学，宣扬依法治国，与孔子的学说相对抗。本来两种学术思想各有其所长，在竞争中发展就是了，可不幸的是，孔子后来当了鲁国的大司寇并暂摄相权，一下子从民间的学者变为有权有势的官僚，可少正卯不识相，仍然聚徒大肆宣讲自己的主张，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于是在上任七天就毅然将少正卯砍头。

　　这方面还有一个比较着名的例子是赵高的“指鹿为马”。

　　李斯被杀后，赵高当上了丞相，权势熏天，秦二世虽是名义上的皇帝，但年幼无知，朝中大权基本都在赵高手中。赵高想要作乱，需要试一试朝中顺从自己的人有多少，于是献鹿于秦二世，说：“给圣上献上一匹骏马。”

　　秦二世大笑，说：“明明是鹿呀，丞相你糊涂了。”

　　赵高一脸郑重严肃的表情：“明明是马呀，怎么会是鹿呢!”

　　当时就让群臣来认，看到底是鹿还是马，群臣中的聪明人都说：“是马。”极少数老实人脑子一下子转不过弯，说：“是鹿。”当然，最后的结果是，那些老实人一个个被赵高设法杀掉或贬谪了。

　　这个类似于寓言的故事，非常简洁、精确地将强者为王规则的运行情况勾勒了出来。强者为王正是在这样的运行中，才显示出规则的威力，它的运行将老实人逐步淘汰，或者将他们逐步变成聪明人，对一般人来讲，除非不能保命，否则是不会和这个规则作对的。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就是在知道难以保住性命的情况下，这才揭竿而起，后世的很多起义，也是在百姓难以活命的情况下，才得以发生。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能忍的，在遵守这个规则上，他们堪称模范。

　　当然，详细说起来，权与势，并不是一个东西，但这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权本身是靠势取得的，取得之后，有了合法的地位，那就是权了，而失势之后，一般来说，权位也难以保持下去，所以权与势总是形影不离，以其强大的威力俯视芸芸众生。

　　两个强盗相斗，斗不过的一方就得认输，服从另一个，这也是权势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权势最基础的东西就是暴力，统称枪杆子，民间叫拳头，谁的拳头硬，谁就说了话算数。几千年来，江山都是打出来的，黑道的大哥，也是经过无数腥风血雨打出来的，这是拳头规则最直白的表现形式，当然，在取得权势之后，当事人会对直白的规则加以美化修饰，比如皇帝会讲很多“爱民如子”一类的话，黑道的大哥对手下小弟也会用义气等手段施以笼络，但规则就是规则，并不因美化修饰而改变其实质，到了关键时刻，规则的巨大威力才明确无误地显现出来。

　　强者为王的规则在过去一直是公然横行的，强者为王的话也几乎人人耳熟能详，虽然这句话没有被写入任何律令中，但古往今来的律令都是以这个规则为指导思想制定的。其实，规则由强者制定，仅仅这一点，就是“强者为王”的铁证。汉高祖兵入咸阳，与民众约法三章，对民众而言，刘邦是强者，所以他理直气壮地向民众约法，历史上没见过民众敢向哪个强人约法的。对强人而言，这个规则的意思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弱者而言，这个规则的意思就是一切服从，以强者的意志为意志。

　　这个规则虽然人人都明白，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它是穿着花衣裳登场的，因为穿上衣服，看起来显得道貌岸然，更容易增加人们遵守规则的自觉性。当然，也有赤裸裸登场的时候，当盗跖向孔丘喊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话时，那就是此条规则赤裸裸地亮相了;当林冲火并王伦时，也是此条规则赤裸裸地亮相。

　　不过，强者为王的规则更多地体现了兽类的本能，或者说它更多地代表了人的动物性，而人除有动物性外，还有不容忽视的人性，因此，“强者为王”的规则在穿上花衣裳之后，从一定程度上照顾了人性，这代表了一种进步，虽然规则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官本位体系是“强者为王”规则的杰作，在官本位体系下，强者的强度大小被量化了，或者说被等级化了，五品州官，七品县令，科、处、司、局，每种官职代表一个强度级别，级别小的服从级别大的，不得违逆，否则就是犯规，就要遭到严惩。这和陆战棋大官吃小官的规则如出一辙，谁的官高，便认为谁的能力大，而在现实中，官本位的表现是：谁的官越大，他的意见就越正确，正确的意见，当然要无条件地执行。

　　强者为王规则的深入人心以及该规则的具体应用——官本位体系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超常的稳定作用，这一套看似简单的按顺序服从制度，将人的悖逆心理最大程度地约束在规则之内，而官场的升迁、进出，又为强者提供了释放心理能量的机会。

　　在这个体系下，一个强者只有做了官，他到底有多强，才能通过官职的大小标志出来，对这个具体的人来讲，他的强度就是他官职的大小，他只有与这个官职合二为一，变成某县令、某州官，他的强者身份，才为社会广泛承认。

　　而对官本位的体系来讲，那个位置、那把交椅才是强度的来源，任何一个人坐上去，效果都是一样的。即便是自认为很强的人，离开了那个位置，他的“强”就不为人所承认了。所以，对于自认为“强”的人，不但必须设法保持自己的位置，而且必须维护官本位的体系，才能让自己的强者身份为人承认，并发挥以强御弱的作用。

　　二、实利规则

　　以实际利益为追求目的，一切都要为实际利益服务，实际利益高于一切、统御一切，这就是实利规则。这儿说的实际利益包含物质利益、权势、声名，当然也包含对美色的占有。

　　实利规则与强者为王规则是一对孪生子，他们俩虽然性格各异，但模样酷肖，他们身上流的血是相同的，遗传基因是相同的，反映的价值观念也是相同的。

　　强者为王，这个“强”并不是简单地指“强壮”、“强悍”，这个强是指综合性的强。想一想，在现实中，即便是性情强悍、能力超群的人，没有其他资源——比如钱财、物质、军队等等，没有这些，再强悍、能力再高也难以绰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三国的刘备算是一个强人了，也有野心，可他没有钱，就无法招兵买马，与张飞、关羽结拜后，亏了张飞有钱，这才造兵器、招人马，有了起事的资本。任何人要做强者，都必须有可供自己支配的物质基础，这样，他才有称王的可能，这就是“强者为王规则”与“实利规则”的相通之处了。

　　当强者称王之后，他就可以控制更多的资源，获取更多的利益，此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者的资源遍及天下，各种享受也达到极致，这是“强者为王规则”与“实利规则”相通的第二个地方。前者是路径相通，后者是目的相通。有了这两个相通，“实利规则”就与“强者为王规则”成为两个并行不悖的大原则，规范着人们的思维、心态和行为。

　　扫平天下之后称王称霸，就可以富有四海、位居至尊，可是这种机会是少之又少，天下自命为英雄豪杰的强者虽多，但有几个敢奢望达到这个目标。可是，在一隅之地做个“强”者，大量地获取实际利益，富甲一方、妻妾成群，这也与做王做侯差不多了。陶朱公范蠡就以经商致富，传说他载西施泛于五湖，想一想，这样一个超级大富翁，金银如山、奴仆成群，船载着美人西施，在风光如画的烟波深处浪漫，这种享受，如果不“强”不“富”的话，如何能做到呢?

　　在中国，自古以来“富”“强”二字就是联系在一起的，富——有金钱、有土地、有物质，这本身就是一种强，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而强，不但要依靠金钱物质，且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强的动机、强的目的。所以，实利规则与强者为王规则可以看做一棵树投向不同方向的两个影子。

　　从表现形式上来说，“强者为王规则”更多地强调了力量的作用、力量的至高无上，而实利规则则强调了目的性，将一切人生的问题化繁就简，直指最终目标。

　　以实际利益为最终目标，这种人生哲学非常原始，甚至非常庸俗、猥琐，但它是最实用的。这个规则应该是生物求存的本能所致，有其产生的合理性，不过，这个规则的效应在后世被无限地放大，实利成了一切有目的活动的目的，这一点很可怕，这让人们的大部分的活动几乎都带上了功利性，甚至带上了铜臭味。曾经大行其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这种功利性的最好注脚。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八个字说得那么直露，毫不隐讳地认为文化只是个幌子，或者只是个手段，经济才是目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当然，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个口号无可厚非，但是将这个口号放在几千年来一直崇尚实利的大背景下，就可以看出，那些崇尚实利的聪明人，在他们眼里，文化是一钱不值的，能起的就是搭台子的作用，给实际利益的获取搭搭台子、装装门面。

　　在实利规则的阴影下，除了黄金白银和能变成黄金白银的东西外，其他东西都是不值得尊重的，文化也罢、教育也罢、信仰也罢，它们只是被利用的工具，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寺庙道观里浓厚得让人发腻的功利色彩。

　　凡是游人如织的寺庙道观，给仙佛烧的香都越来越粗了，越粗，就表示心越虔诚，当然，越粗的香价格就越高。寺庙的功德箱中钞票满箱，水池子里硬币白花花的一层一层，长明灯附近，桶装的食用油成百上千。在实利规则的冲击下，清静的修行之地变成了旅游景点，信仰与钞票联起了姻。

　　而去寺庙道观烧香叩拜的人，有几个是因为信仰采取烧香叩拜呢?大家多是抱着功利目的，求神佛保佑升官的，求神佛保佑发财的，或者求神佛保佑平安的。总之，神佛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或者大家认为能带来好处，这才破费烧香叩头。论动机，给神佛的烧香叩头与世间的巴结行贿是一个道理，有所贡献，然后有所求恳，拿小的付出换取大的利益，真正的精神信仰寥寥无几。

　　在实利规则面前，没有崇高的东西，没有美好的东西，也没有无价的东西，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银子标注价码，不过令人庆幸的是，在奉行实利规则时，大多数人的心中还都保留着一个底线，这个底线通常被俗称为“良心”。而令人忧虑的是，实利规则的威力越来越大，不断地冲击着这个底线，底线被冲破，形成决堤后，毒奶粉、黑心棉等东西就冒出来了。

　　实利规则是造成国人信仰缺失的最主要原因。当然，我这儿说的信仰，并非指狭义的宗教信仰，我说的是，在人的心中，应该有一种崇高的东西，独立于实利之外的崇高，凌驾于实利之上的崇高，纯粹的精神意义上的崇高。

　　可惜的是，在聪明人的心中，只有实利，没有崇高，更没有神圣。因为实利规则就是这样规定的。

　　实利规则能产生并得到广泛的尊崇、遵守，是因为在强者为王的古代，生存是个体的人最大也最为迫切的问题。对于生命来说，生存以及延续生命，便是终极目标、唯一的目标，在这个目标面前，其他的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利规则是生物性的，比强者为王规则更为古老，效力也更大。

　　实利规则的诞生、延续，反映了古代个体的人生存的艰难和没有保障，在那个随时都要为能否生存下去忧心的年代里，人们的价值取向自然而然地就选择了实际利益，因为实利是生存的基础，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章详述。

　　实利规则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条件下衍生出了数不胜数的分支，这些分支是实利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的表现方式不同，形态各异，但是在将实利作为终极目标这一点上，它们是相同的。

　　三、关系规则

　　这儿所说的关系，和“关系网”、“疏通关系”等词语中的关系是一个意思，人的血缘，奠定了人最基本层次的关系。成长的过程、闯荡的过程，都必须与人交往，比如顽童们的交往、同学间的交往等等，这奠定了人第二个层次的关系。为了某一件事，为了一个目标，必须主动出击和别的人拉关系、套交情，这构成了人第三个层次的关系。每个人都生活在各种关系之中，强者是这样，弱者也是这样，这是关系规则存在的基础。

　　这个规则和第一个规则截然相反，它虽然必须服从第一个规则，但它更多地体现了人的主动性，也有更多的人性成分。“强者为王”的规则非常残酷，人如猴子一样必须接受猴王的统治，或者正是为了缓解这种残酷，关系规则才闪亮登场，让人的感情因素，哪怕是经过粉饰的感情因素在人际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服从强者，是出于无奈，是人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很可能是被迫的，是自己无法选择的，是力量对比搏杀的结果。但关系规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它反映了人际关系中，除了权势的超强超霸力量之外，还有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力量存在，这个力量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关系，是个很简单但又很难以说清楚的名词，关系之中当然含有相当的感情成分，比如同学关系，多年的同窗共读，多少次大家相聚探讨学问，一起嬉戏玩耍，其中沉淀的感情成分，便是之后同学关系的纽带，同乡关系、战友关系、亲戚关系等等，都是这个道理。血缘关系的感情成分就更浓了，母子、父女、三姑六姨，这些由血缘联系起来的关系，无一不含有浓郁的感情色彩，并且，这种感情是在孩童时候就培养起来的，在当初，这种感情纯粹是一种亲情，很少含有功利因素。

　　在现实中，关系规则可以说是仅次于强者为王与实利规则，起的作用非常大，人们的言行举止自觉不自觉地都被关系规则左右着。大部分的成文规则和不成文规则，都必须在关系规则面前低头，在现实中人们之所以宁愿相信关系的力量，而不相信明文颁布的规则，便是这个道理了。

　　“强者为王”很冷酷很严厉，没有人性成分，而关系规则很有点温情脉脉的味道;强者为王规则是力量对比较量的结果，而关系规则是感情运行积淀的结果，权势规则有铁血的味道，而关系规则是一派人间的温馨景象。所以，关系规则也可以看做是对权势规则的一种良性补充，如果只存在权势规则而没有关系规则，那这个世界就非常冷酷可怕，没有一点点的人情味道。中国人对关系规则的研究，投入的精力可能是最大的，“关系学”已经是一门单门独科的学问，这门学问大多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它的原理非常简单，但具体应用的技巧却复杂多变，含有非常高深的哲理。

　　当然，关系规则必须服从强者为王规则，这是无可置疑的。比如明代的徐达，和朱元璋从小放牛，后来又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他俩的关系，铁得不能再铁，但朱元璋是主，徐达是臣，徐达丝毫不敢因与朱元璋的铁关系而放肆，朱元璋也一样，他也不敢因和徐达的关系而放松对他的警惕，时时试探他有没有反心。

　　仔细探究的话，可以发现“强者为王”对关系规则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实利规则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强者为王，强者说一句话就顶一句话，甚至说一句就顶好多句，因此与强者拉上关系才显得如此重要，为了自身的实际利益，与强者拉关系就变得十分必要了。而强者也是有人性的，六亲不认的强者毕竟太少，总体来说，他们也有男女之爱、儿女之情，这使得与强者拉关系成为可能，而这种“关系”，就无形中成了冷酷的强权与鲜活的人性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大部分时候，关系规则是臣服于强者为王规则的，没有实力作后盾，再强的关系面临泰山压顶般的强势也无能为力。比如单雄信，瓦岗寨的英雄，侠肝义胆，喜爱结交，好汉秦琼到潞州办事时，染病店中，所带的盘缠花光了，只得卖马。此时单雄信得知他的身份，不但盛情款待，请他在家养病八个月，临走时还为他的马配上金镫银鞍，另有重金相赠，两人可谓莫逆之交，关系非同寻常。其实不光秦叔宝，李世民手下的猛将高人，如徐茂功、如程咬金，哪个与单雄信的私交不深?可是当李世民破王世充，擒获单雄信时，这些好友并不愿因与单雄信的关系而得罪李世民，他们能做的，就是在单雄信被杀前，向他劝酒。

　　另一个例子。汉高祖刘邦对戚夫人爱得要命，关系非同一般，为了要立戚夫人所生的赵王如意为太子，刘邦竟欲废掉原太子刘盈，吓得吕后也束手无策，只得请教张良，设计将商山四皓请了出来辅佐太子，给刘邦造成一个假象：太子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换太子势将导致极大的恶果。到了此刻，刘邦也毫无办法，只得打消立赵王如意的念头。可见再硬的关系，也难以和强者为王的规则相对抗。

　　关系规则导致中国人在大部分情况下很友善，特别是在熟人圈子里，友善是必须的，因为友善是建立进一步关系的前提。另外，在能够建立关系的场合，在面对愿意与之建立关系的人时，人也是很友善的，如果在匆匆行过的大街上，与街上的人擦肩而过，建立关系的可能性非常微小，这时友善很可能就被冷漠代替。

　　对待熟人的友善又导致了国人办事喜欢找熟人的习惯，于是，希望与更多的人成为熟人，就变成了一种普遍的心理趋势，而熟人多的人被别人羡慕，也就成了极其多见的情景。在这种情况下，熟人是一种资源。

　　每个人的关系都是网状的，因为他不可能与亲友、同学等保持单线联系，亲戚之间基本也是亲戚关系，同学之间也是同学关系，同乡之间也是同乡关系，而自己的朋友很可能与自己的同学也是朋友，这样，关系就织成了网。所不同的是，网有大小疏密的不同，也有能量高低的分别。

　　熟人一般处于关系网的外围，在关系的发展中，一部分熟人因种种原因变成了关系网中的一环，另一些熟人则变成了陌生人。中国人不管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都不由自主地生活在一张一张的关系网之中，每个人所在的网大小不一、牢固度不等，但是一个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和这张网有关。所以聪明的人总是不断地精心编织自己的网，使之更密更牢固，并通过各种机会和条件，将这张网扩大、延伸，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比如在落水的时候，可以由这张网捞自己出水，在出现机会的时候，由这张网把自己托起来，平步青云。

　　关系，对个人实际利益的获得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的卫青，是家奴身份，为权贵家牧羊，不管他的本事有多大，别人不可能知道，牧羊的小子，也很难表现出指挥打仗的本领，如果没有他姐姐卫子夫这层关系，汉武帝是不可能提拔卫青的。唐代的杨国忠才干平平，没有杨玉环的关系，要当上宰相，简直是水中捞月，可有了这个关系，那升官就是一句话的事了。这类事例多不胜举，民间谚语说“朝中有人好做官”，便是强调官场中关系的重要。

　　其实在商场、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关系的远近亲疏都在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作用，使得每个人都不得不遵循有关关系的规则，否则，就可能受到惩罚。

　　四、交换规则

　　交换规则是由关系规则衍生出来的，是关系规则的补充和延伸，因为只有互相交换、投桃报李，关系才能继续维持，只有来没有往、只投桃而对方不报李，关系很可能就中途夭折，就是暂时没有中断，这个关系也难以持久，关系的深度也要大打折扣。

　　相比前三个规则，这个规则算是比较小的规则了，但在实际生活中，大部分人是自觉遵守这个规则、按照交换的原则与人交往的，因此，这个规则虽然小，却是事事、时时起着作用，规范着人的思维和行动。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诗经·卫风·木瓜》

　　这就是投桃报李的意思，所谓交换，就是这个意思。别人给你办了好事，你必须有所表示，在适当的时候，也给别人办一件好事。比如说，你的儿子想进税务局工作，那儿的局长慷慨地答应了，将你儿子弄了进来，那么，过一段时间，税务局局长的儿媳妇想进你负责的部门工作，按规则你就不能拒绝，必须尽力把这件事办成，不然，你就是违规，不但税务局局长对你不满，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也都会认为你做得不对，这就是交换。在民间也是这样，你结婚小王给你行人情了，小王结婚，你也不能空手。你有事朋友仗义帮你摆平了，朋友有了事，你就得两肋插刀，否则，就没人看得起你，朋友也会和你绝交。

　　交换规则，除了在地位相当的人之间有效力外，在地位不等，甚至完全不认识的人之间，也是有效力的。例如“报恩”，就多是发生在地位不等的人之间，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则多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并且，多是一次性的交易。

　　(一)报恩

　　地位权力不对等的人，虽然无法做等价交换，但交换规则仍然在起作用。地位权力高的人给某个普通百姓办了件好事，普通百姓能力有限，无法给对方办同样的好事，对方也不需要他办，但普通百姓在心存感激的同时，一定会时时留心，看在什么事情上自己可以帮上对方的忙，以便报答对方先前给自己的好处。

　　穷人刘姥姥进大观园，受了王熙凤一点非常小的恩惠，对王熙凤来说，根本就没把这当回事，但刘姥姥是常记在心的。当贾府失势，王熙凤病死，刘姥姥出于报恩，将王熙凤的女儿巧姐带离贾府，以免她被贾环卖掉。

　　报恩，是施与恩惠的人并不要求对方回报，或者并不限定对方何时、以什么样的方式回报，而受恩者在规则力量的驱使下，尽力回报，或者尽力更早、更多地回报。所以，报恩性质的交换不是等价的，穷苦人受了贵人的恩惠，根本无法等价回报，那只要心存感激也就可以了。不过，受恩的人心中可不这样想，对受恩人来说，只要能力许可，他们会尽最大的力量来回报施恩者，所谓“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就是这个意思。在历史上，聪明人常常利用这个规则，来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或者为自己争取民心，或者为自己预留后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很多，基本上都是聪明人精心谋划的杰作。

　　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公子光欲刺杀王僚，得其王位，就设法和以杀猪为生的专诸结识。专诸骁勇、为人仗义，家中却非常贫寒，公子光就大量地赠送他金帛财物，对专诸的老母亲也非常恭敬，时常派人慰问，这让专诸非常感激。时间长了，专诸心中惭愧不安，因为他一介屠夫，实在想不出该怎样报答公子光，于是就对公子光说：“我是村野之人，得公子您的厚恩，无以为报，心中常常不安。您如果有事需要我赴汤蹈火，我一定唯命是从。”

　　公子光觉得自己的施恩计划见效，于是就把刺杀王僚的想法说了出来，要专诸实施。专诸为了报恩，精心学习烹鱼技术，然后在烹好的鱼肚内暗藏匕首，进献于王僚，趁机杀之。杀死了王僚，专诸自己也被王僚的卫士砍为肉泥。而公子光如愿以偿地坐上了越王的宝座。

　　还是春秋战国时期，孟尝君做齐国的宰相，权势熏天。他养有很多门客，花费颇大，就派门客冯谖去薛邑收债。薛邑是孟尝君的封地，为了敛财，孟尝君在那儿大放高利贷，盘剥当地的穷人。冯谖到了薛邑之后，发现那儿的大部分人根本就还不起高利贷，这些穷人可怜兮兮地哀求冯谖，让他高抬贵手缓一段时间再来收。可冯谖缓以时日，他们照样还不起，冯谖想：与其强逼，要么是逼得他们逃亡，要么就是逼得他们铤而走险，不如干脆就送他们一个大人情。于是冯谖将欠债的百姓集中在一起，拿出大家借债的凭据，慷慨激昂地讲了一通孟尝君的大仁大义后，宣布这些债今后再不需要还了，随即就一把火将众人借债的凭据烧毁了，这一举动，放弃了根本无法收回的债务，却为孟尝君赢得了仁义薄天的名声。此后孟尝君在朝廷受到猜忌，退居薛邑，深得当地民众拥戴，这才体会到了冯谖的高明。

　　这两件事都是成功利用交换规则中的报恩心理策划的成功范例，都是在上位者施恩于乡野贫民，利用贫民报恩的心理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类似的史实或故事很多。成语“结草衔环”讲的就是这类报恩故事，因符合人的报恩心理，因而流传久远。

　　结草是说晋国大将魏颗没有按照父亲临死时的吩咐办事，将父亲的爱妾放生，不让她为父亲殉葬。那爱妾的父亲心存感激，在魏颗与秦将杜回作战时，结草为环，套住杜回，帮助恩人魏颗取得了胜利;衔环是说汉代的杨震救了一只黄雀，后来黄雀报恩，衔来了四枚玉环献给杨震。这两则故事多半并不是真事，但它典型地反映了人们的报恩心理。正是这种心理的普遍存在，才使得交换规则长期有效，被大多数人自觉自愿地遵守履行。

　　(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这个与报恩不同，报恩是一种隐性的、不等价的交换，“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却是赤裸裸的交换原则，报恩是放长线、钓大鱼，“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却是临时抱佛脚，在有了事情需要别人帮忙时，这才拿出钱财作为报偿，请别人为自己出力。

　　贪官遇到了祸事，需要上面的人保自己，就需要拿出钱财开路，在上面找关系，寻保护自己的人。小人物、普通百姓遇到危难事，需要别人帮忙，也要拿出财帛给帮忙的人，然后说出请求，别人如果收了财帛，那就是应允帮忙。应允之后，这人就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出财帛的人将事情摆平，如果只收钱、不办事，那就是犯规了。犯规不但会让此人的声誉扫地，从此再无人用财帛来求他，彻底断了他的财源，而且犯规会招致当事人的强烈报复，所以，这个没有文字的规则，比很多明文颁布的规则要硬得多。

　　私下里用钱找杀手、买官卖官、黑社会奉献银子给充当保护伞的人等等，都是这个规则的运用实例。近来出现了记者接受封口费的事，拿了人家的钱财，就不能再报道事实真相了，这应该也属于“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范畴。这类事情的例子太多了，古今都有，多得不胜枚举，几乎俯拾皆是，可见这个规则深入人心，到了关键时刻，都利用这个规则来为自己消除灾难。

　　五、面子规则

　　这个规则应该是“强者为王”规则派生出来的，是“强者为王”另一种形态的影子。

　　在强者为王的思维下，每个人都有表现为强者的心理倾向，只有表现为强者，才能被众人看得起，只有表现为强者，在心理上才有安全感。不过在现实中，不可能人人都强，即便人人都强，相互争雄肯定有所损伤，在不能消灭竞争者的非战争环境下，相互损伤争雄争强就得不偿失了。大家在反复的争强实践中，认识到相互给面子，彼此承认对方强，那么大家就都有了安全感，都被众人看得起，这样比毫不妥协的互拼要好得多，是彼此争雄、胜负难决下的最好方案了，对双方都有利，这个方案就形成了“面子规则”的原始雏形。

　　在开始阶段，相互给面子应该只是在实力相当、强度差异不大的人中间流行，对于实力明显逊一筹几筹的，则不必给面子，比如丞相这样的大官，就完全不用给七品小县令面子，七品县令也完全可以不理睬草民的面子。不过，在实践的过程中，相互给面子的确可以减少很多冲突，缓解很多矛盾，避免了很多后患，消解了逞强争执所带来的副作用，有利于人与人的和谐共存，所以，面子规则的适用范围渐渐宽泛，最后形成了人与人交往的一种通用规则。

　　面子规则从总体上来说，应该是个相当不错的规则，它是人际交往时的润滑剂、遮羞布，让人可以减少很多尴尬、羞恼，不过可惜的是，这个规则在后来也被强者的争面子所破坏，变成了一种恶习。

　　中国人好面子，这个现象几乎举世公认。《孟子》里就讲了一个因好面子而欺骗妻妾的故事，这就是着名的“齐人有一妻一妾”。古时说，某一齐国人与一妻一妾过日子，齐人每次出外，都打着饱嗝醉醺醺地回家。妻子问他与什么人一起吃喝，齐人就谎称全是些富贵有名望的人。妻子与小妾商量说：“老公说自己常与有钱人吃喝交往，可怎么从没见过有钱人到咱们家里来呢?这中间有古怪，我得查一下。”

　　某一天齐人又出外，妻子连忙悄悄地尾随着，看他到底去哪吃喝。只见齐人走过街道，没有一个人理睬他，最后他径自出了城，走到东郊的墓地里，在那儿向祭扫坟墓的人讨要祭品，这些祭品既有酒又有肉，齐人向一家讨要后感觉没有吃饱喝足，就又向其他祭奠的人乞讨。

　　妻子知道了实情，回家后与小妾抱头痛哭。齐人这时得意洋洋地回来了，醉醺醺的以为自己好有面子，继续在妻妾面前摆谱耍威风。

　　孟子讲的这个故事只是一个寓言，但从中可以看出，在孟子的时代，好面子的现象就已经非常普及了。

　　好面子，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维护自己尊严的方式，虽然面子并不等同于尊严，但面子最起码是一种表象上的尊严，给谁面子，那就表示对这个人的尊重，而不给面子，那就意味对这个人的轻视或者敌视。所以面子问题在人际关系中，是一个不得不注意的大问题，面子的规则也就成为大部分人必须遵循的原则。

　　对普通的中国百姓来说，面子问题极其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中国，特别是传统的乡村中国，人的流动性极差，世世代代可能都居住在一个地方，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死了还得埋在这儿。在这种情况下，每天见到的几乎都是熟人，整个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熟人堆里混过来的，不但自己在熟人堆里混，父母、妻子、儿女都与自己一样，生活在朝夕见面相互都知根知底的熟人之中。这样的一种环境，一个人忽然间因某种原因而不慎丢了面子，比如说做错事被人扁了一顿，或者被人训斥了一顿，这可很丢份儿呀，极没面子，自己是非常难堪尴尬的，不但自己一个人难堪尴尬，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子都会替自己羞惭，这种滋味可不是好受的。

　　丢了面子，就丢了尊严，就意味着今后在熟人面前很羞惭，抬不起头，说不起话，自己的妻子儿女出门，也很可能遭人奚落。所以面子问题绝不简单地仅仅只是面子，它关乎一个人的生存软环境的好坏，关乎一家人生存软环境的好坏。一个人，如果在外面很有面子，那不但乡邻熟人对他另眼相看，恭维他、尊敬他，在家人面前，他的感觉也会非常良好。一个人在外面总是丢面子，这情况就不一样了，乡邻熟人可能经常奚落嘲笑他，妻子儿女也不会给他好脸色看。

　　面子如此的重要，逼得中国人不得不慎之又慎地对待。对于普通人来说，主要的着眼点是保面子，即不能丢面子。普通的老实人在很多事情上谨小慎微，轻易不敢出头，就是怕丢了面子。对于聪明人，特别是争强好胜的聪明人来说，他们的着眼点主要是争面子的问题。某种体面事别人不敢办、不能办，聪明人胸脯一拍，“我敢办!”并且他还真的就办成了，这可是相当争面子的事呀!这种争面子的事多办几件，威望可就提起来了，别人看自己时那种羡慕、尊重的目光，对自己说话时那种恭维的口气，这些都很让人舒坦享受。

　　为怕丢面子而表现出来的谨小慎微，为了争面子而表现出来的强横霸道，为了面子问题而惹起的轩然大波，还有，两个人冲突时，如果两人都很强悍，聪明的一方既要保住自己的面子，又不能让对方丢了面子，免得对方恼羞成怒，与自己成为死敌，这就免不了要使用种种技巧。还有些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为了保面子，不惜耗费钱财，甚至忍受痛苦等等。这些综合起来，就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面子文化。

　　面子文化源远流长，与中国人的生活密不可分，这个，我在后面还要叙述，这儿要说的是，因为面子问题深入人心，保面子、争面子、照顾面子等已成为国人的行事准则之一，并每时每刻被人自觉地遵守着。

　　六、不管闲事规则

　　这个规则，也是“强者为王”派生出来的，是强者为王的影子规则。所谓的影子，是指“强者为王”的观念投射在人的心理上，产生的反射效应、调适效应或者阴影。面子规则是“强者为王”的反射效应，关系规则是“强者为王”的调适效应，而不管闲事规则，则是“强者为王”所投下的阴影。

　　人的心理具有多面性，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如果这个环境中的人在能力等方面和自己差不多，这时人的争强好胜心就容易发挥作用，在“强者为王”的观念下，就跃跃欲试，也想在这个小环境里尝试一下做强者的味道，相争的多个人无法决出胜负，妥协之后导致了“面子规则”的出台;而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或者环境虽熟悉，面对的事态后果却难以测度，这时，“强者为王”会给人心中投下阴影，这个阴影就是：强中还有强中手，可能更强的人还隐蔽在暗处，此时出于自保，出于对未知强者的屈服，就不能管闲事了。

　　或许在很早以前是没有这个规则的，有了闲事大家就去管，可在强者为王的规则下，并无公平正义可言，管闲事的人在安全、面子甚至生命也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终于省悟过来，知道闲事不能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慢慢的，大家都认同了这一点，于是“不能管闲事”的规则就诞生了。

　　所谓闲事，就是与自己无关的事。“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这个规则的形象描述。这个规则诞生之后，强者弱者都认同了它，此时有了闲事你要管，那就是违反规则，不但得不到赞誉，管出麻烦时，大众还会嘲笑你、指责你，说你不自量力。

　　在街上，有小流氓欺负少女，你和少女素不相识，因为义愤，就挺身而出去管，小流氓会理直气壮地问你：“你是谁，凭什么管老子的事?”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是少女的什么人，你难道想违反规则来管闲事?”

　　在得知你既不是警察又不是少女的亲友时，小流氓就愤怒了，认为你大大地犯规，就会揍你。你能打过小流氓，当场揍他一顿，当然最好，这就是强者为王规则在起作用了，可如果你打不过小流氓，被他揍得鼻青脸肿，那么，你就受着吧，没有人会同情你的，更不会有人赞扬你见义勇为。带着伤痕回到家，父母亲友也会责怪你，说你乱管闲事不应该。

　　一个家庭，父母对子女不好，外人是不能干涉的。夫妻两个闹事，有一方很过分，比如说丈夫经常打骂妻子，外人也看不过眼，但外人却不宜指责，邻居们最多是劝一劝，不痛不痒地批评几句，如果指责，弄得丈夫发火，丈夫只要说一句：“你凭什么管我家的事?”那邻居就自觉理亏，因为按不管闲事规则，别人家的事他的确没有权力管。

　　这时候，双方的共同朋友可以介入一部分，因为朋友比外人的身份近一些，但妻子娘家的人就不一样了，娘家的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评价是非，指责错的一方。因为对娘家人来说，他们管的不是闲事。对于娘家人的指责，丈夫即便不服，也不可能说：“你凭什么管我家的事!”

　　不管闲事，很消极，但这个规则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是人人自觉遵守的，除了拳头规则外，再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打破它了。南京的彭宇先生想打破这个规则，管了一个老太太的闲事，结果很惨，被判赔四万，这个案子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不管闲事”规则的颠扑不破。

　　“不管闲事”能成为人们的行为规则，反映了人们对麻木不仁的超常认同，这也是人在长期实践中的一种自保策略吧。

　　在武侠小说里，大侠一类人物往往是爱管闲事的，因为他们总认为自己是强者，他们靠拳头规则行事，理直气壮。这类事在现实中难以见到，现实中会武功的人太少，并且，现实中的强者也不是仅仅指你能打能踢。

　　七、秩序规则

　　任何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都必须维护好社会秩序，这才有利于统治。而作为民众来讲，没有秩序，不但无法正常生活，生命财产也难以得到保障，因此民众也希望社会有秩序地运行，所以秩序规则从古到今都是公认的规则。

　　秦朝末年，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天下乱成一片，人民流离失所，人口在频繁的战争中锐减，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刘邦挥军进入关中后，立刻着手恢复秩序，与民众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秦朝已灭，秦朝的法律自然失效，刘邦只好先简单明了地约法三章，使民众有所遵依，以便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当然，汉政权稳固之后，会有更为详细的法律出台，其目的就是维持天下长久的秩序。

　　从表象上看，维持秩序和维护公平正义很类似、很相像，比如“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就含有很强烈的公平正义内容，但这只是表象。刘邦约法三章，其目的是秩序，只不过秩序的获得，必须有这些类似公平正义的内容，因此包括刘邦在内的所有统治者都不得不这样做。

　　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法律，首先强调的是服从，强调的是尊卑有别，在这个大前提下，各安其位，不得僭越。封建时代的法律以及执法观念都是“秩序”，而非公平正义，这方面有两个着名的例子：

　　一是北宋的沧州知州刘涣擅杀士兵而被降职，马上就有人上书，说：“士兵有罪不服，刘涣杀之不是罪过，为这件事而处罚刘涣，兵士将会越来越骄纵，轻视上级。”于是宋朝廷立刻就免了对刘涣的处罚。这件事情很明显，士兵到底有罪无罪不是追究的重点，即便有罪，是否就是杀头的罪，也没人管这个，重点是要维护秩序，如果处罚刘涣不利于维持秩序，那么就绝不能处罚刘涣。

　　另一件事发生在南宋，当时朝廷严令禁止私自酿酒。有一个媳妇来告自己的婆婆在家私自酿酒，违反了禁令。受理此案的铅山主簿胡霆桂问那个媳妇：“你孝不孝?”媳妇答：“孝。”胡霆桂就判决媳妇代替婆婆受刑，将媳妇用鞭子大肆抽打。

　　冯梦龙将这两件事情编入《智囊》，并评论说：“妇不可以凌姑，卒不可以抗帅。”这意思十分明显，上下尊卑的秩序是不能乱的，法律、律令等规则就是维持这种秩序的，即便有特殊情况，可以变通执行，也要在变通中体现法令维持秩序的精神内涵。

　　汉高祖刘邦草创天下，诸将相互争功，以致拖延了很久没给大多数将领封赏，那些将领就闹起情绪来，三三两两地议论着要造反。刘邦知道了，吓得急忙问计于张良，张良告诉他：在将领中，拣你平生最厌恶憎恨的人先封一个。刘邦于是将几次窘辱自己的雍齿封为侯，其他将领于是都放了心，喜道：“雍齿都封了侯，我们也应该没问题。”

　　在这儿，雍齿该不该封侯不是重点，给他封侯可以维持秩序才是重点，否则众将领闹了起来，天下大乱，刘邦这个皇帝的位子就坐不稳了。

　　在维护秩序的思想指导下，很讲究“和”，以和为贵，而不强调是非对错，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原则的和，没有公平与正义，和也总是表面的，总会有人不服。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就是这样，个人不服就会遭到强行的打击压制。

　　事实上，传统文化一直以群体的利益、群体的秩序压制个体，不提倡人的个性，对有个性而妨害群体秩序的人，一般做法是坚决打击。在历史上，个体的人不被重视，甚至说非常受藐视，而重视的是人的群体，从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到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讲的都是牺牲个体利益甚至生命，以维护群体的秩序，并且这种思想一直延续了下来，到现在还远没有消除影响。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个体的人为了生存，就必须泯灭自己的个性，融入群体，自觉自愿地遵守群体的秩序，这样才不至于被排斥、被牺牲。秩序规则就诞生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几千年来，被大多数人自觉遵守。

　　以上罗列的七个实用规则，是历史上应用最广，也最常见的规则，但它们并不是一个层次的。应该说，实利规则、强者为王规则，这两个规则处于第一层次，是统御其他规则的，可以称之为基本规则，关系规则与秩序规则则处于第二层次，而面子、交换、不管闲事三个规则则处于更次一级的地位。

　　从效力上看，第一层次的规则效力是最强的，然后依次递减。不过从表现上看，在每一件具体的事情、事件中，第一层次的规则却总是隐于幕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总是次一等的规则在前台表演，只有细究起来，这些次一等的规则才无不体现着基本规则的精神，也只有在符合基本规则精神的前提下，其他规则才能花枝招展地登场，而大多数事情或事件，它们之所以发生，也无疑是基本规则所起的作用。

　　另外，以上所谓的规则，只是举其大要，现实世界实际存在着更多的规则，不但有宏观上的规则，还有微观上的规则，比如特殊行业、特殊场合的规则。这些规则太多，难以尽述，但这些规则无一不受基本规则的统御，这些规则也完全可以看做基本规则在各种具体情况下的衍生物或者变种。

　　屈原在《卜居》中感叹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看到成文的规则经过隆重的程序，被庄严地颁布出来，却遭到破坏、漠视，只能挂在墙上作为装饰，而实用规则却在各种场合被私下礼敬着、遵守着，我就不由想起了屈原的这句话。不管怎么说，实用规则的畅行无忌与明文规则的惨遭破坏，这对文明社会来说，是不正常的，是文明社会的一种耻辱。

　　实用规则--个体的生存智慧

　　实用规则最集中地反映了在古代中国个人的生存智慧，我之所以称其为智慧，没有说它们是“聪明”，是因为在我们一直藐视个体的传统里，个体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个体的生存艰难，那些在艰难的环境中努力存活，并尽量争取活得有面子、有尊严的古人，他们在创造、承认，或者默默地遵守这些规则时，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无奈和辛酸，这些实用规则，曲折地反映了他们的无奈和辛酸。所以，对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求存的理念和技巧，不应该一味地嘲笑和指责，而应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尊重。

　　一棵花草发芽时，如果地面上恰好有一块大石头挡住了向上的去路，小草无法笔直地向上生长，就会拐个弯，在石头与地面的缝隙里东弯西绕，最后绕出石头，迎接外面的阳光。这是花草求生的智慧，这种柔弱的生命，顶不起石头，如果不这样曲里拐弯地向石外生长延伸，它就无法存活。当人搬开石块，花草东弯西绕贴地爬行的样子很不雅观，甚至可以说十分丑陋、非常病态。但这种病态已经形成，就是搬开了石块，花草在很长时间内还是难以康复，恢复得像正常花草那样自然地迎风而立、婷婷多姿。

　　对这株病态的花草，爱美的人厌恶它、鄙视它，但是换一个角度想，人必须首先同情它、敬重它，任何生命顽强求存的精神都应该得到人的敬重，因为人之虽然为人，并不能脱离自己首先是一种生命体的本质，纯粹精神状态的人是无法存在的。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社会，统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词就是“家天下”，各种实用规则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并自觉地被各阶层的人遵守，其原因就是：在家天下的模式里，实用规则是最实用的，可以说它就是为家天下量身定做的，只有遵守它，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潇洒、活得欣欣向荣，否则就寸步难行、艰难倍尝。

　　一、家天下：家的模式，天下的大小

　　家天下就是以天下为家，天子或者皇帝，就是这个庞大无匹的家庭的家长，这个体制在中国时间之长是罕见的，从夏朝开国算起，直到清朝灭亡，家天下至少存在了四千余年了。

　　按中国的古老习惯，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就是该家庭辈分最高、年龄也最大的人。家天下这个大家庭和普通百姓的大家庭一样，天子或者皇上既然是家长，那在家里就是辈分最高的人，也是年龄最大的人，所以称之为“万岁爷爷”。黎民百姓当然就是家中的子孙后辈了，简称为“子民”，而位于家长与百姓之间的官员，其辈分比百姓高，而比家长低，相当于百姓的父母，通常就被尊称为父母官。按这个思路，称百姓为“子民”不是很合适，称“孙民”才符合辈分，但在汉语口语里，“孙子”往往有侮辱人的意思，因此“子民”就被赋予了非常宽泛的意思，既表示他们是辈分很低的一群人，又含有亲切亲近的意思。

　　对于天下这个家，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有很多推论。推论之一是：天子或皇帝是家长，管理着天下众多的子民，家长是辈分最尊的万岁爷爷，众子民相当于他的子女，受他管理指教，也受他呵护疼爱，而众子民自然都是兄弟姐妹了，大家相亲相爱地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既为家庭出力劳动，也享受家庭的财富，接受家庭的保护。这是最温馨最具人情味的推论，将这个大家庭完全按小家庭的模式来描述。

　　与上面这个推论截然相反的，还有一种推论：朕是天下之主，普天之下都是我家的，土地、财产、人口，这些都是我家的财产。我老了、死了，这些财产就由我儿子继承，儿子之后就由孙子继承，别的人不能插手，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这个家庭的管理，当然是我说了算，别的人没有发言权。

　　这两种推论，按前者的说法，天下这个大家庭是公有的，是天下人的天下，人人有份，众人都是这个家庭的主人，家长只不过是管理这个大家庭的长辈而已。而按后者的说法，天下是私有的，是天子或者皇帝的私产，所以由他管理，由他的子孙继承。

　　两种说法一公一私，大相径庭，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将天下与家庭联系起来、等同起来。实际上，这种相同处与矛盾处，就是家天下的整个奥秘所在了。

　　家，不是说理的地方。在家里，也有规矩，家长高兴时也会说：按规矩办事。但家中的规矩首先是长幼顺序，大人们说话，不许小孩子插嘴。在家里，也有父慈子爱、夫唱妇随这一套讲究，因为作为一个家，感情因素是必不可少的纽带，失去了感情因素，众人恐怕早就闹着要分家了。可是家里也是讲究暴力的，子女不学好，小孩子不听话，长辈们怒起来，就可以打他们耳光、踢他们的屁股。

　　家里的发言权，一般是掌控在家长手里，可是家长高兴时或者需要时，也允许其他成员发表见解，甚至允许小孩子哭哭啼啼地闹一闹，允许受了委屈的小媳妇发发牢骚，但小孩子的撒娇、小媳妇的牢骚不能过分，否则惹恼了家长，家长要么当面厉声斥责，要么背后给他们穿小鞋，甚至可以立刻用家法对他们进行惩罚。

　　家庭的管理，不像一个单位的管理那么麻烦，这个制度那个原则的，家庭的管理是最标准的人治，夫妻之间有时也搞约法三章一类的名堂，但时间不久，两口子可能都会将约法忘了，两个人没感情了，什么约法也没用，而两个人的感情正浓，谁也不会真的用约法去限制对方。对于孩子的管理也是这样，小孩子之间打架了，父母呵斥一声，分开他们就是了，都是自己的骨肉，难道还能真的像法庭断案那样，给他们分出个是非曲直，至于背过父母，强壮的孩子欺负弱小的孩子，那也是常理，父母难以深究。

　　家里，不是讲理的地方，所以在家里，很多事都说不清，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似乎一切都是有弹性的，都是可以商量的。又似乎一切都是那么死板，没有半点空子可钻。这就是家的神奇了。

　　要说自由，家是最自由的地方，想怎样就怎样，想躺就躺、想卧就卧，想跷二郎腿就跷二郎腿，不必顾及什么形象，也不必怕别的人看见自己的丑态，反正都是自家人，一个锅里搅勺把的，就是动作不雅被看见了，也没关系，一家子的，谁不知道谁呀。在家里吃饭，可以狼吞虎咽，可以吃得发出很大的响声，甚至可以用筷子在盘子里搅来搅去、上下翻腾寻找肉块;在家里说话，可以不讲方式方法，一边打嗝一边说，甚至可以唠唠叨叨、胡说八道;在家里干活，全凭兴趣，兴趣不来，那就一屁股坐下，说不干就不干了。

　　总之，家里是最自由自在的地方、最随心所欲的地方，也是最舒服最惬意的地方。虽说家里也有些条条框框，可那些东西都是软的，弹性极大，更重要的是，掌握这些条条框框的人，都是一家子的人，谁又能拿谁怎么样，低头不见抬头见，难道还真能撕破脸皮，用这些条条框框来对付自家人?

　　比如说按规矩丈夫该去阳台浇花了，可他坐在麻将桌上就是不去，妻子批评几句、唠叨几句，能拿他怎么样?即便妻子坚持原则，拧着他耳朵非要他浇花不可，那也得看他当时心情好不好，心情好了，勉强去胡乱浇上点儿水，心情不好了，立刻就会和妻子吵起来，妻子还真拿他没办法。

　　对于妻子也是这样，今天该她洗床单了，她坐在电视机前就是不去，叫一声哼一声，说是言情剧正演到煽情处，洗床单以后再说，丈夫就是心中不高兴，也只能耸耸肩，叹息一声。

　　儿子也是这样，本来按规矩，吃完晚饭后他就该好好学习，去他的房间认真做作业，可他以零花钱给得太少为理由，撒泼耍赖、胡搅蛮缠，就是不去做作业，父母能把他怎么样?批评，他比你的道理还长;训斥，他嘿嘿一笑;打，打得轻了是给他挠痒痒，打得重了，父母下不了手，究竟是自己的亲骨肉呀，总不能打残了他。

　　可反回来，要说不自由，家里又是最不自由的地方，这儿没有八小时之外之内的区别，没有公事和私事的区别，没有原则和非原则的区别，也根本不许有个人隐私。儿女要早恋，父母不但可以理直气壮地干涉，还可以动用各种办法进行侦察，比如偷看日记本、审查来往电话短信，在家里干这事，不存在非法合法的问题，父母的话就是法，父母的任何行动都是带法的，即便他们承认违法，子女又能将父母怎么样?你敢提意见，提得好了，笑一笑不理睬你，提得尖锐了，大耳刮子就上来了，你想讲理，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告诉你：家里无理可讲，父母打孩子，有理没理，打了就打了。

　　夫妻之间也是这样，你可能被对方从头管到脚，将你的任何事情都管到，而你无权拒绝，你穿什么袜子穿什么鞋，你理的发型好不好，甚至连你睡觉的姿势、你是否打呼噜说梦话，这一类琐碎得不堪提起的事情，对方也会煞有介事地大管特管，没有什么事是家庭管不到的，你的一举一动包括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表情他们都可以管。你想攒私房钱，查出来了那就是叛家。

　　家，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说不清道不明的矛盾地方，既是最自由的地方，像温馨的港湾，又是最不自由的地方，像硕大无朋的监牢，既是最舒服浪漫之处，又是最烦恼窝气的所在，既宽松无比，又严厉万分。

　　在这个家里，你能否活得自由自在，只有快乐没有烦恼，只有享受没有劳累，这个，只取决于一个原因，那就是：你是否足够的聪明，能自觉自愿地遵守各种实用规则。而知晓并模范遵守各种实用规则，只是聪明入门的第一步。

　　二、家天下的原则：实用规则才是通用规则

　　家天下是个非常奇怪而又十分真实的空间，这个空间非常大，大到可以称之为天下，这么大的地方，又一切按家的模式运行，因此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个似家非家、似天下而非天下的空间，其中的道理不循常理，看似充满了矛盾，到处都不合理。但是家天下有家天下的逻辑，有家天下的功能。家天下是个自给自足并且能够消弭一切矛盾的封闭空间，只要这个封闭性不被打破，家天下就可以通过自我循环不断地化解矛盾。家天下之所以能够存在漫长的四千余年，就足以证明它超稳定的结构，证明它在逻辑上的独到之处。

　　家天下的逻辑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实用。

　　一切都是为了实用。观念、理论、各种发明的器具，包括人的思维，这些都只有一个出发点：实用。这也是由家天下“家”的特点所决定的。

　　在家里，自然一切以实用为原则，家里不需要夸夸其谈的大理论，家庭成员不欢迎这个，因为它不实用;家里不需要原则分明的条条框框，究竟是一个家庭，条条框框太多，不但让家庭成员之间变得生分，而且也影响大家在家中的温馨感觉;家里不需要死认真、认死理的人，都是一家子人，勺把碰锅沿的事，在所难免，相互原谅，笑一下也就过去了，何必死认真。

　　家庭需要一种模棱两可的是非观念，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中的事，婆婆妈妈的，很难说清谁是谁非，能安抚得双方不再吵闹，那就万事大吉，真要分出谁对谁错，那反倒会让家里闹得鸡犬不宁。

　　家里需要能调和人际关系的实用理论，毕竟家太大、人口多，一家十五口，七嘴八舌，妯娌之间、兄弟之间拌嘴吊脸的事情很多，需要一种理论指导他们，让他们和睦相处，这种理论就是实用理论。

　　脑瓜子爱琢磨的人，喜欢弄一些奇巧的器具，这些东西如果对家里有用，那就很好，如果实用性不大，就是再奇再巧，也是不受欢迎的。这是一个家呀，不将脑子用在如何好好过日子上面，却尽琢磨巧而无用的东西，把精力浪费在这上面，怎能把日子过好?

　　用家的思维来解释家天下的种种怪现象，看似荒谬，实际上，这正是家天下各种现象的正解。可以说，家天下的诸般怪现象、逻辑观念莫不和家庭符合若节，凡是家天下肯定、提倡的东西，都是适合于家庭实用的东西，凡是家天下鄙视舍弃的东西，都是对家庭没有实用性或者实用性很小的东西。

　　实际上，正因为天子或者皇帝将普天下当做一个家，当做自己的私人的家，他才不自觉地用管理家庭的思维来评判各种事情，而天子或皇帝的评判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对草民来说，可以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比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那便是草民们胡思乱想的结果，但草民不管有多少种想法，皇帝只选择符合自己心意的加以提倡，对违逆自己心意的，当然就要封杀，这样一来，官方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便成了全民的意识形态。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儒教。孔圣人的说教，多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做文章，教导大家要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多好呀，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这是多么实用的理论呀，于是儒教就终于被选中，做了官方的意识形态。而老子庄子的理论，虽然也极其高明，可是，对家庭来说，这种大而无当的夸夸其谈有什么用呢，于是，道家的言论只好落选了。

　　在家天下，很少讲什么是非对错，因为在家庭里，就没有是非对错，在天子或皇帝的观念里，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非要给它们划定谁对谁错，不但无聊，而且毫无用处，反倒有坏作用，那就是影响家庭稳定，让成员之间的关系恶化。当然，也不是绝对不讲是非对错，谁要毁灭这个家，谁要抢夺家长的宝座，这可就是大是大非问题了，这个原则是非讲不可的，每一个王朝的每一任皇帝，都不会容忍别人毁灭他的家，或者把他从家长的宝座上拖下来。

　　归结以上的论述，可以说：在家天下以家庭理念进行管理的模式里，基本上没有是非对错、没有原则，不需要认真精神，一切都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运行，在这个时空里不能问为什么，因为一切都在不言之中，需要意会而不需要道理上的论证。

　　在这个时空，凡想不通的所有问题，强者为王规则都可以予以解释。

　　在这个时空，所有事情的意义，都可以在实利规则中找到解释。

　　如果还有想不通的问题，还有不明白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以上两条规则都解释不了，那么，它的答案肯定存在于其余几条规则里。

　　三、聪明：承认并自觉遵守实用规则，谓之聪明

　　实用规则很庸俗，很不上档次，就像家里的事儿很琐碎，拿不到桌面上一样。但是在家天下的环境里生存，就得适应这种庸俗，承认这种庸俗，并自觉地遵守表面上庸俗低档的规则，这就是适应环境。适应环境的人，众人才承认他聪明。

　　在家天下的环境里，有本事的人相当多，他们有见识、有眼光、有水平，可能正因为他们的见识高、眼光远、水平高，所以不大看得起庸俗的实用规则，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悲惨的，活得艰难不说，往往是身家性命不保，被后世的人惋惜不已。

　　殷朝的比干就是这样一个人。比干之时，天子殷纣王胡作非为、荒淫无道，但是纣王非常暴虐，没有人敢进谏忠言，比干却非要谏阻纣王。他的理念是：“天子有过错不进谏就是不忠，害怕死就不说话这是不勇。”但是忠也罢、勇也罢，这都是在公开场合讲的那些信条，听起来非常冠冕堂皇，聪明人履行面子规则，平时也假装崇拜忠、勇的原则，但是在关键时刻，还是强者为王规则的威力大，比干怎能以忠勇自诩，强行去捋虎须呢?可比干真的就这样做了，跑到纣王享乐的摘星楼，强谏三日，劝不走赶不去，还振振有词说得义正词严。谏得纣王恼将上来，瞪眼问他：“我是天子，你是天子，谁听谁的?你凭什么敢对我如此无礼?”

　　比干竟说：“我凭的是仁义二字。”

　　这话彻底把纣王激怒了，他冷笑了，说：“你满口讲仁义，自以为你就是圣人。我听人说圣人心有七窍，我先要看看你的心到底有没有七窍!”于是下令将比干剖腹挖心。

　　比干就这样白白地死了。

　　“强者为王，弱者顺从。”在当时，身为天子的纣王明显是强者，可比干自认为自己为了“仁义”目的，是正义的一方，就可以违反“强者为王”的规则，结果是自己死了，对自己所忠心的殷商天下也毫无所补。

　　后世的王朝对比干多有所纪念，对他的“忠”大加称道，称赞“忠”，可以诱导臣下对皇帝忠心，这也是帝王的实用主义手腕。

　　但是忠也罢，勇也罢，后世没有一个人说比干很聪明。因为他没用“忠、勇”给自己带来好处，却因“忠、勇”而丧了性命。历史上这样的人很多，比如宋代的岳飞，比如明代的于谦，现实中这样的人也很多，举报贪官却遭打击报复、身家性命难保的，坚持正义却身死名秽，而名利都被聪明人拿走的，多得不可胜数。其实仔细想一想，聪明人不一定英明、不一定伟大，他们只不过是守规则——遵守实用规则。

　　事实上，承认并自觉遵守实用规则，是跨进聪明的第一步，这样的人，可能很普通，没有特点，没有个性，和芸芸大众没有区别，但只有这样，家天下的社会才会接纳你，承认你是同类。因为在家天下的意识里，是最忌讳异类的，想做一个有个性、有棱角的人，在这个家里就不免遭受排挤和歧视。

　　四、个体生存的智慧

　　家天下，以天下为家，这是天子或皇上的自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子或皇上这样想，下面的人自然也这样想，诸侯或封疆大吏往往也将自己的辖地视为家，在家里作威作福、恣意享受。如今，家天下已经被推翻了，但家天下思想的余毒并没有完全肃清，一些贪官就视所辖地区为自己的家，很多部门领导也把本部门、本系统看做自己的家，许多大小企业的老板就更是这样了，在自己的领地里威风凛凛、顾盼自雄，一副十足的家长架势、家长思维。

　　最简单的例子：国家颁布带薪年假制度，单位不许职工休假的话，必须付三倍的工资。可老板就是不执行这个制度，你敢去拿国家的规定和老板据理力争吗?当然，你不想在这个老板手下混了，那你就去争。别说私营企业的老板了，就是国家的正规单位，领导一句话，不能休，也不给三倍工资，他的一句话，比什么规定都有威力，因为他是本单位的家长，他就是这儿的王。

　　大洋网2009年7月21日报道：按广东省颁布的高温津贴标准要求，每年6月至10月期间，在岗职工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为，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15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100元。但多数私企员工无缘高温津贴，即便有执行规定的，津贴的多少也由老板说了算，至于省上的规定，老板们才不理睬。老板的思维其实很简单：在我的领地里，我就是家长，一切我说了算，这规定那规定的，我不承认，它们就不能在我的家里生效。

　　用强者为王规则来解释，家长就是强者，就是家里的王，其他人必须服从。所以不能休年假、也领不到高温津贴只能算了，免得给自己惹来麻烦。

　　当然，在社会上不懂顺从于称王的强者，不遵从实用规则却相信明文颁布规则的人，也不是没有，可这些人想继续平平安安地生活，那是不可能的。这方面的报道极多，比如举报贪官的安徽省阜阳人李国福，就被整得极惨，不但被贪官抓了起来，还不得不“自杀”，真让人无语。不过，也有违背实用规则而成功的人，这说明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家天下的思想再也难以一手遮天了，可是在一百年前呢?在一千年前呢?

　　一百年前，一千年前，是家天下思想当道的时候，那个时候，个体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各种痛苦的体验中体会实用规则的威力，并小心谨慎地遵守着这些规则，这些规则凝聚着他们的千百年的经验和教训，所以说，这是他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里，总结出来的个体生存智慧。

　　这种智慧到了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已经不应该提倡了，但不能就此否认这些规则曾在保存个体上发挥过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对个体的人一直是藐视的，以群体的利益剥夺个体的利益，以家的名义压制单个的人，家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家在表面上的和睦是追求目标，在这个目标面前，单个的人只能受委屈了。“克己复礼”就是这个意思，要单个的人克制自己，以恢复家庭表面上的礼仪。

　　战国时期的西门豹做邺县令时，当地便有一个风俗：给河伯娶媳妇，每年选取年轻漂亮的女子，送她入漳河而死，说这样她就给河神做了媳妇，河神便不发洪水祸害两岸的民众了。这是个最典型的牺牲个体生命为群体谋幸福的例子，也最广为人知。主导此事的巫婆虽然其主观意图是骗财，但正因为有群体利益远远高于个体利益、群体利益可以凌驾于个体利益的意识形态，巫婆的骗术才能屡屡得逞。

　　用今天的观念来看，古代的这些做法很不人道，可那个时候没有人道主义，只有家道主义，一个群体就相当于一个松散的家。牺牲了一个人，却保全了全家的幸福——家道主义的道理是非常冠冕堂皇的，并且振振有词。可惜的是，牺牲的一般都是弱者、穷人家的生命和利益。

　　越王勾践送西施麻痹吴王的事也是这样，打不过人家，就拿自己治下的美女去巴结献媚，美其名曰“美人计”，可是，“美人计”中的西施、郑旦，都是买来的穷苦人家的女子，难道只有穷人家的孩子才最美?

　　古代的皇帝搞和亲政策，将公主嫁给外族，以求得江山的安宁，可是有几个公主是皇帝自己的亲生女儿?

　　透过各种冠冕堂皇理由的表象，能看到在一切貌似堂皇的理由之外，实用规则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力量，所谓的仁义礼智等说教，只不过是实用规则穿的花衣裳罢了，古人们或许正是吸取了正反多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这才不得不变聪明，自觉自愿地以遵守实用规则为己任。

　　个体生存的智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不但高度推崇、严格遵守实用规则，而且在推崇遵守中，创造出了无数的花样，这些花样就是芸芸大观各种具体的聪明种类了，各种类的聪明繁衍生息，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聪明人也潮涌一般地诞生，变得成群结队，无处不在了。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聪明是病态的，很丑陋、很恶心，是一种扭曲变态的智慧，真要说它是一种聪明，也只能是种小聪明，不过无可否认，它是曾经的个体生存智慧。

　　小聪明与大智慧

　　一、聪明人的特征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家天下的体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其余毒仍在某一些人的脑子里作怪，但比起家天下时代，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不敢公然宣称自己就是所辖地方的家长，或者所管部门的家长。如今依法治国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信息也越来越趋向透明，敢不遵守规则的官员虽然有，但舆论的监督明显让他们感觉到了压力，所以，现今的聪明人，官员也罢、百姓也罢，其聪明的表现方式和过去多少已经有了差别。不过万变不离其宗，花样虽然有了翻新，所用的手段，却仍然是破坏规则，当然，不包括实用规则，实用规则以外的规则，成文不成文的，都是聪明人破坏的对象。(以下为了叙述方便，凡称规则，都不包括实用规则。)

　　不过，聪明人也不总是破坏规则，有时候，他们可能很认真地遵守这些规则，认真得一丝不苟。当然，也有时候他们并不遵守，仅就遵守不遵守规则的表象来看，聪明人与老实人的差别并不大，因为老实人也有不遵守规则的时候，那么，聪明人与老实人的区别在哪里呢?

　　对于聪明人来讲，遵守成文规则也罢，不遵守也罢，这都无所谓，聪明人对这个并不看得那么重。如果拿老实人来对比的话，老实人是为了遵守而遵守，或者只遵守不问为什么，他们觉得规则就是用来遵守的，天经地义，没有为什么可问。聪明人也不问，但聪明人对于遵守不遵守是有自己的原则的，这原则就是：对我有利的规则就遵守，对我无利的规则可遵守可不遵守，对我有害的规则坚决不遵守，即便因种种原因不得不装出遵守的样子，那也要不断地做小动作，对规则进行肢解、变通、歪曲，以便化害为利，无法肢解、变通、歪曲的，就找它的漏洞，争取绕开、避过。

　　在聪明人眼里，所有的规则都是有漏洞的，并且漏洞相当的多，这包括规则内容上的漏洞、表述上的漏洞、执行上的漏洞、监督上的漏洞等等，足够聪明人在里面钻进钻出。如果将各种各样的规则比作海洋，那么聪明人就是鱼儿，他们在规则的漏洞里进进出出，就像鱼儿在水里悠然自得地游泳。聪明人游来游去，上浮下潜，不断地为自己捕捉食物、获取利益。在鱼的感觉里，是觉察不出水的阻力的，就像人觉察不出空气的阻力一样，鱼可以在水中自由来去，水对它没有丝毫的阻碍，因此它甚至感觉不到水的存在。聪明人漠视规则，就像鱼漠视水一样。

　　鱼的注意力只在食物上，同样的道理，聪明人的注意力只在利益上。

　　老实人有点像不会水的旱兽，对水心存敬畏，所以轻易不敢下水，老实人因为对规则敬畏，所以不敢亵渎规则，就像旱兽不敢戏水一样。

　　老实人的观念是：我要遵守规则;聪明人的观念是：规则要为我所用。老实人敬畏规则，相信规则，认为不遵守规则就会受到惩罚;聪明人认为规则并不会惩罚人，规则就像庙里泥塑的神像，装模作样的似乎很威严、很严肃，但它不会显灵，即便显灵，那也是人假借神像的名义捣鬼。

　　在聪明人眼里，利益是最高目标，也是最终目标，其他东西包括规则，都是为了这个终极目标服务的;老实人却认为，即便要追求利益，也应该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不能不择手段。

　　聪明人为了最高目标，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制，而老实人要兼顾各种规则，所以缚手缚脚、左右为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老实人如果和聪明人竞争的话，最后的胜利者肯定是聪明人。

　　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打仗，是讲阴谋诡计的，不择手段，无规则可言，只要能战胜对方，那就行了。孙子一句“诡道”，将战争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思维画龙点睛、毫不隐讳地说了出来。但与历代的军事家相比，聪明人可能对“诡道”二字的领会更深，因为聪明人已成功地将“诡道”从战场移植到了各个领域，并理直气壮地喊出了口号：“商场如战场”，“人生如战场”等等。这些口号的含义很明白：商场上可以不择手段，能把别人口袋的钱更多地转移到自己腰包，那就是胜利;人生可以不择手段，能活得比别人更好，那就是胜利。

　　这些口号是聪明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也是聪明人为自己壮胆的。只是，商场如战场，一切以“诡道”运行，那商业上还有什么信誉可言?人生如战场，一言一行都遵循“诡道”原则，那人世间还有什么真理、道义可言，神圣、崇高、美好这类东西自然也难以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岂不全变成了欺诈、哄骗、以强凌弱?

　　二、国门打开，恍然间发现自己竟然如此聪明

　　聪明人不择手段、不讲规则地进行人生竞争，比起那些讲规则的老实人，他当然具有优势，他当然容易成功，但这仅仅只是对他个人而言，对一个民族而言，很可能是种祸害，如果一个民族的人全都是这样的聪明人，那这个民族很可能就要被淘汰了。

　　这个道理很简单，聪明人的不择手段会让商业没有信誉，会让工业产品都变成假冒伪劣，会让政府失去公信力，会让有毒的牛奶、有毒的大米满市场都是，会让马路上车祸不断、堵塞难行，会让朋友之间也假话连篇、无法互信，会让人与人之间没有真心，没有真爱，各怀鬼胎，相互提防，相互比赛谁更聪明，谁的“诡道”更多，一个民族如果内部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民族还有前途吗?还能竞争过别的民族吗?

　　所以，以破坏规则为特征，为个人的竞争制造优势的聪明，对于个人，那可能是绝顶的“智慧”，但对于一个民族，这种聪明就是腐蚀剂，会把民族的精神、民族的道德、民族的肌体健康全部腐蚀掉，因此，这种聪明只能被称作小聪明，因为它不是真正的智慧。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一直崇尚的聪明，其实就是小聪明，自私自利不择手段为自己谋利的小聪明。那么，什么是大智慧呢?

　　大智慧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理性，它体现在这个民族的哲学上、这个民族调谐内部关系的规则上，也体现在个人对规则坚定不移的信仰和遵守中。智慧的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透明、率真，人们不需要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人际之间的争斗、猜忌和其他摩擦上，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创造性工作，有更多的时间享受人间的真、善、美。

　　中华民族作为文明古国，五千年而屹立不倒，在民族的生存智慧上，自然有其独到之处。但时至今日，在人们的观念上、心理上，有一种令人气愤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将智慧与权谋、诈术、诡道、小聪明等等同起来，认为这些东西就是民族智慧，对之赞叹不已、顶礼膜拜，认为需要将之发扬光大，这样做，不但是对民族智慧的侮辱，也助长了不守规则的小聪明气焰，让这种小聪明冠冕堂皇地登堂入室，以“智慧”的标签自鸣得意，弄得相当多的聪明人以不守规则为荣。

　　前十多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官员出国考察成为时尚，而出国留学的人员也开始大幅度地增加，官员与留学生替国人打开了一个了望世界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外面的风景扑面而来，看得国人既惊又喜、雀跃不已。

　　最初，官员、留学生几乎众口一词地说：“外国人真傻呀，简直就是笨蛋，好哄死了。”当时举的外国人傻蠢的例子，主要说的欧美国家，举的例子大致包括：

　　一是买东西可以无条件退货，比如买一件衣服，穿两天，就可以拿去退货，退了，还可以再买一件，过几天再去退货，这样，不花钱还可以经常穿新衣服。结论是：这儿的商人真傻。

　　二是说在欧洲，手机不用花钱买，谁需要，就可以到指定地方去领，也不需要登记看身份证什么的，国人大喜，就去狂拿，自己不用，送亲朋好友也不错呀。结论是：这儿的人傻。

　　三是说外国的汽车，即便是在夜深之后，路上空荡荡的没有车辆，但孤独的一辆汽车行驶到红灯前，还是照旧停下来，等绿灯亮后才走。结论是：外国佬古板好笑。

　　四是说向澳大利亚的警察问路，警察会很耐心地给你边指点边解说，如果你怎么也听不明白，警察就会开了警车送你回家。国人于是每次都假装不认识路并且也听不懂警察的指点，这样就可以坐免费的警车回家。结论是：外国鬼子好哄好骗，根本就不知道你在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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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例子很多，不需要举了，总之一句话：中国人是通过外国佬这面镜子，猛然间才发现自己的聪明的，过去不知外国的情况，以为洋鬼子既然能造出很多先进武器，并用这些先进武器欺负过我们，那一定是狡猾狡猾的，哪承想洋鬼子们竟然如此蠢笨，这让国门初开的国人在大感意外的同时，又颇感惊喜。

　　但时隔不久国人又开始愤怒了，留学生以及在海外经商的华人也很愤怒，惹得大家不高兴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洋鬼子的歧视。据说发放手机的外国佬对中国人严加限制，必须凭证登记，以防频繁来领，而对他们洋鬼子则不这样，海外游子恼怒之下开始抗议：这是歧视!

　　据说澳大利亚的警察也慢慢地变聪明了，对于中国人问路，仍旧详加解说指点，但如果你听不懂，却不用车送你回家了，你听不懂，他们摇摇头、耸耸肩，表示毫无办法。可对洋鬼子，他们却是用车送的，这明显也是歧视了。

　　据说在公共汽车上，偶然查票时，经常碰到只查中国人的现象，被几个留学生痛斥为歧视之后，才不得不表示道歉。

　　这类消息也很多，总而言之一句话，洋鬼子仇视我们、欺辱我们，用心险恶，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他们的歧视，必须坚决回击，抗议到底。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国人开始思考：“我们是不是聪明得过分了?”这种思考是伴随着国内诸多现象的泛滥开始的：最初的假冒伪劣商品、注水猪肉、施膨大剂的水果，接下来的三角债、民工要不到工资、豆腐渣工程，到最后的彭宇事件、有毒奶粉，随着这类事情被媒体不断地曝光，国人终于不得不痛心地承认：中国的很多事情坏在人太聪明上了，聪明得已经没有了底线。

　　可是，已经聪明起来的人，谁愿意变傻呢?

　　三、我们信仰什么?

　　小聪明，从表象上看，是破坏了规则，并且似乎只是破坏了部分规则，并没有对全部规则置之不理，不过就现在的这个程度，已经引起了不小的后果。一个后果是信任危机，没有人敢轻易相信陌生人的好意了，甚至对于熟悉的人的好意，也要审慎地问几个为什么，社会的信誉度大幅降低。好朋友开口借钱，可能也私下里嘀咕：“他会按说的时间还给我吗?”

　　第二个后果是不团结。相互之间不信任了，自然也就谈不上团结了，只能是一盘散沙般地生活在一起，但彼此之间没有相互依赖的那种感觉。

　　第三个后果是人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这是信任危机演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盘散沙的人际关系演化而来的必然结果，既然相互不信任，那么能信任的人就只能是自己了，既然是一盘散沙，别人有起事来你不会去帮，那么，别人也就不必来帮你。

　　第四个后果是越来越严重的物质崇拜，让人的自私自利之心无限制地膨胀。自私的人难以有真心的朋友，自私的人也难以享受友情，在一个人人都趋向自私自利的环境里，人的心灵找不到归宿，只能寄托在物质利益上，形成物质崇拜、金钱崇拜、官位崇拜，这种崇拜让友谊、感情、道义等观念不断贬值，这种贬值反过来又加剧物质崇拜的强度，形成一个相互推进的循环。

　　第五个后果是导致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因为物质崇拜越来越严重，贫穷被认为成了一种罪过，富贵演化成了真理，于是，不择手段的致富变得理直气壮，与此同时，物质崇拜诱发的很多扭曲变态的欲望如野草般疯长，比如包养情妇，比如嫖宿幼女，这些都是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加剧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

　　第六个后果，就是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社会不稳定了，不但经济的发展受到冲击、制约，文化上的发展、政治上的进步、教育上的革新，这都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这个环境没有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要受到制约，难以顺利进行。

　　所以，小聪明让聪明人自己得到了发展，而制约、阻挠了民族、国家的发展，是民族复兴崛起的大敌，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大敌，这类小聪明的人越多，聪明程度越高，国家民族的前途就越堪忧虑，因为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为自己谋取的利益，全以损害国家、民族与他人的利益为代价。

　　一个民族，应该有本民族的大智慧来抑制、消灭、破解小聪明的生成机制，这个大智慧便是哲学上的、精神上的信仰。小聪明的茁壮成长、遍地开花，正反映了我们民族的信仰的缺失。

　　两千年来，儒家思想号称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但孔夫子的“仁爱”思想，到底有多少人信仰它，学子们读儒家的书，背儒家的经典，只不过拿它当做进入官场大门的敲门砖。即便有个别真的相信儒学教条的人，不被世人讥为迂酸，也一定被认为是书呆腐儒。

　　佛教从东汉时候就传入中国了，在佛教鼎盛时期，天下名山几乎被和尚们占遍，而南朝也绝不止四百八十座寺庙，叫绝的是连皇帝老儿也舍身佛寺，整得大臣们必须用重金将他赎回，可是，官民有多少是真心信仰佛的?烧香拜佛，那是对佛有所求恳，并不是去白烧香，求考试高中能做官的，求做生意能发财的，无子的求佛赐给儿子，有难的求佛化解自己的灾难，对佛一事无求，只是在精神上信仰的，从古到今有几个呢?

　　其他宗教在中国的命运和佛教也相差无几，教中的先知先觉，都沦为世俗利益的保驾护航者了。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这些仙佛们，受了凡人的香烛，就得做保镖保佑他们的安全，就得做他们的保护伞让烧香者逢凶化吉，可怜这些仙神佛圣，世人虽咚咚地向他们叩头，但在心理上，已经把他们与贪官污吏归为一类了，只不过他们要的贿赂比较轻，几炷香而已，大部分人都供应得起。

　　四、我们民族的大智慧在哪里?

　　中国最智慧也最难最神秘的学问恐怕就是关于《易经》的学问了，截止到现在，敢说自己全部弄懂了这部书的人，虽然有，但的确不多。《易经》几乎可以说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在任何文化的支流里，都能看到《易经》的影子，尤其是哲学、医学、军事与民俗等方面，《易经》的影响更是深远、不容小觑。

　　从古到今对《易经》的解读从来没有停止过，哲学家从中解读出了辩证与变化，军事家从中解读出了虚实与用诈，更为奇特的是，外国人莱布尼茨竟从中解读出了数字的二进制原理。《易经》奥妙玄秘，其阴阳一体、互生互变的卦理确实给了后世无穷的启示和想象，老子的《道德经》就明显受其影响和启发。

　　《道德经》中所强调的“上善若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对我们民族性格的形成，其作用是巨大的。汉民族强大的同化功能，汉民族屡遇凶险困厄，却总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受益《道德经》给予我们的智慧。《道德经》将祸福相依、矛盾互变的至理发挥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将宇宙与人生的大规律揭示了出来，将此二书，特别是后者称作中华民族的大智慧，毫不为过。

　　在《道德经》里，老子非常反感以聪明为手段治理国家，他认为“聪明”是国家民族的祸根，他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这儿所谓的“智”，明显是指权术一类的东西，因为这类东西在传统上一直被当做“智慧”和“聪明”。

　　但是道家只在汉初略试锋芒，促成了汉初的“文景之治”后，就被汉武帝罢黜了，在唐代一度复出后，从此就彻底退出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只在民间发生影响。于是用“智”治国，耍手段、耍聪明，想方设法地欺诈糊弄百姓，就成为官场的通病了，而老子的“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也终于愈演愈烈，因为老百姓的聪明思维已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墨家的学说主张兼爱无差等、尚同尚贤，认为天下人都是平等的，君臣、父子、兄弟都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更让人惊骇的是，在那个时候墨子就提出了天子应该由选举产生的观点：“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与此同时，墨子认为官吏也应该选举产生。用今天的眼光看，墨家学说中包含的大智慧是无可置疑的，但墨家学说不符合统治者的胃口，因此，它在春秋战国鼎盛一时之后，随着秦朝的一统，很快就淹没在法家的实用权术之中了。

　　儒家学说注重实用，这一点对汉民族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孔夫子的一句“学以致用”，让各种各样的大智慧，包括儒家自己的学说，都沦为世俗实用赚钱的工具。奥妙玄秘的《易经》被用来看风水、算卦，甚至用它来给人起名字，能赚钱就行;博大渊深的《道德经》，被演化成了道教，那些老道士口中念着“道可道，非常道”，手拿一柄木剑，给人捉妖杀鬼;即便是儒家传人，比如汉代的董仲舒，也发展出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理论，用来祈雨、预言灾祸。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对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大损失，讲究实用的儒学，不管有多少真知灼见，但只是“讲究实用”这一点，就使其失去了成为大智慧的资格。大智慧只是陶冶民族性格、锤炼民族筋骨的，它并不能有具体的用途。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管包含了多少智慧，但它不是具体技术，无法应用到制造某种高科技产品上一样。

　　大智慧看起来是些大而无当的空话，空头大理论，不实在，但这正是大智慧之所以为大智慧的原因。老子说得好：“卅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大而空，这正是大智慧的用处。虽然它不能被当做具体技术实际应用，但它能开阔民族的视野，让民族的心室空灵，眼光看得极大，看得极远，从此胸襟开阔，目标远大。而一味地强调实用，将人的注意力限于固定的一点，就事论事，拿这种实用学说当大智慧，自然而然地就限制了民族的心胸和眼光。

　　儒学被奉上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后，中国的哲学就步履维艰了，来来去去地在人伦、人心与天道这些圈子里打转转，并登峰造极地弄出一个宋明理学来。理学，这个哲学上的怪胎，挖地三尺地想将人心束缚住。孔子虽然讲究实用，还用眼光看看外界，看看社会，可到了宋明之际，理学家的眼光已经不朝外看了，只是反观内心。于是民族的远望的眼光全被遮蔽，哲学意义上的思维当然就难以进步了，只能在故纸堆里徘徊，在限制人欲上打主意，变得鼠目寸光，只看脚下的尺寸之地。

　　儒家实用学说的恶果并不止这些，它自己本身其实已被后世全部肢解、实用了，后世奉它为经典的王朝，几乎都将它全部进行了实用化的分割炮制，需要用它的某一句话，就将这句话搬出来，需要用它的某一种观点，就将这一种观点拿出来。它的核心，它的整体精神，早在实用中被抛弃了，断章取义，为我所用，这是实用派最擅长的技艺，“文革”中用毛主席语录打语录仗，也是这种实用的典型例证。

　　孔子学说中最经典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历朝历代的敬奉儒家的王朝，哪一朝哪一代按照这一句话行事过?这一句话对自己不利，那就将之忽略，对自己有利的，就大用特用，其实想一想，如果人人都遵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那这个世界将会多么美好。

　　我们有大智慧，但大智慧都被实用了。《易经》、《道德经》不说了，连讲究实用的始作俑者儒学，也被后世当做了做官的敲门砖，当做了各种实用者进行实用的招牌，这的确非常可悲。

　　实用--为我所用--小聪明的源泉

　　一、大智慧实用的恶果

　　过去有一个关于李鸿章的笑话，说李鸿章访问英国时，戈登夫人赠送了他一条英国名犬，这条狗身份不凡，曾经在名犬大赛中得过冠军。后来李鸿章给戈登夫人致信感谢，说这条狗的肉味的确不错，“所赏珍馐，朵颐有幸!”

　　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拿这个笑话来比喻一味强调实用的思维，则非常贴切。

　　自孔夫子提出“学以致用”之后，实用就成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在这种思维下，任何东西都被实用，进而为我所用，大智慧也罢、律条法令也罢、道德习俗也罢，都没能逃出被聪明人实用、为自己谋取利益的结局。有趣的是，孔夫子虽然主张实用，并积极入世，想将自己的主张应用在实践中，可他老人家很失败。在故乡鲁国做官，从做中都宰算起，也只做了短短的四年，就被聪明的齐国人用计离间，致使官儿难以做下去，不得不周游列国，寻求另外的机会。他老人家有满肚子的学问，他能讲很多大道理，但他最终没能凭此给自己谋到一官半职。

　　与孔夫子形成强烈对照，并相映成趣的是纵横家苏秦。苏秦的学问虽然也不错，但比起孔子，他还要差得多。可是苏秦成功了，他周游列国的成果，是身佩六国相印，威势赫赫、富贵逼人。

　　拿这两个人来比，或者根本就不合适，就像拿理论物理学家与工厂的技术员相比一样。前者是搞理论的，而后者是搞技术的，伟大的理论家并不一定就能做个称职的技术员。如果将孔夫子比作爱因斯坦的话，那苏秦最多就是个高级工程师。但苏秦的长处是实用。

　　在实利规则的强大威力下，人人都讲求实用，没有人对理论感兴趣，所以苏秦成功了，孔子失败了。从这个角度讲，孔夫子虽是圣人，但他不是聪明人。不过他老人家不愧圣人之名，他宁愿得不到诸侯的重用，也不愿将自己的宏阔大理论降等，变成用以谋利的实用操作技术。

　　孔子不屑于这样做，他之后的孟子也不屑于这样做，这两人的高傲使得儒学至少在前期，得以保持其高贵的血统。不过，他俩不愿意做的事，并不妨碍别人做，在中国，专门有一类人就是做大智慧的实用工作的，他们通过各自的绝招，将智慧系统性地转化为实用技术，并传授这些技术，教人用之博取荣华富贵，这类人最杰出最有名的代表，叫做鬼谷子。

　　鬼谷子是个极具传奇色彩的神秘人物，有关他的资料流传下来的非常少，但他有四个赫赫有名的学生：苏秦、张仪、孙膑、庞涓。这四个人，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他们没有政治背景，没有财富的支持，他们凭借的只是学来的实用技术，靠此技术博取功名富贵，靠此技术将战国的形势搅得风起浪涌。

　　通过苏秦等四人的造诣，可以推测到鬼谷子惊人的艺业：他对大智慧的研究之深、理解之透彻，当世鲜有人比，同时他洞悉当时的人情世故、人性的弱点，对实用规则的熟悉掌握也到了了如指掌的程度，于是鬼谷子将大智慧与充满弱点的人性比照、参详、研究，以求取功名富贵为目的，以趋利避害为诱饵，以三寸不烂之舌为武器，以人追求实利的心理为进攻目标，创出了一门千古罕见的技术：纵横术。

　　纵横术不讲究是非善恶，不讲究公平正义，更不讲究什么规则、人情，他只讲究技术，纵横捭阖的技术，以此技术，片言而获荣华富贵，谈笑间可退百万雄师。纵横家苏秦、张仪、甘茂、蔡泽等的成功实践，让纵横术成为战国之际的一朵奇葩。

　　说实在话，纵横术在战国时代，主要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它不讲是非对错，不讲公平正义，只以国家间的实际利益为目的，这在那个时代，是必须的。那个时代国家间的战争，根本无正义可言，大国兼并小国，强国侵凌弱国，都不过是为了掠夺土地城池，如此而已。纵横家们在这个纷乱无序的时代，靠三寸不烂之舌与聪明的大脑，不但只手扭转国际风云，而且为自己谋取高官厚禄，并凭此快意恩仇，这很了不起了，脱离历史时代来鄙视他们是不公平的。

　　但在后世，纵横术被用到了各个领域，在商业竞争、官场内斗、人际关系等方面都有了纵横术的影子，危害非同小可。

　　比纵横术危害更大的是权术。权术又称帝王术，由韩非发明，讲究用暴力权势与诡诈的谋略结合统治天下，以成帝王之业，是一门推崇暴力、推崇诡诈的实用操作技术。

　　权术使用的对象是天下百姓，其理论基础是人性本恶，所以要用暴力威势对付，用诡谋诈术驱使。纵观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权术所起的祸国殃民作用，罄竹难书，它给皇朝的建立和延续立过功，但对民族精神的伤残来说，其危害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权术只是实用技术的一种，但在传统的“智慧”中，权术的危害是最大的，权术给民族心理造成的创伤也是最难愈合的，可是在历史上，权术使用的普及程度让人发指，权术大量使用的后果是：官府的公信力急剧下降，官老爷说的话没有几个人相信，大家只是在威势的胁迫下，才不得不假装相信。

　　清末的杨度曾从湘中大儒王闿运学习帝王术，清亡之后，杨度以此术说服袁世凯称帝，最后弄得袁世凯身败名裂，为天下所笑，同时也间接导致了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使得生灵涂炭，国家动荡。

　　前人李宗吾根据他对中国历史的观察和研究，又于纵横术和权术之外，总结了一种新的实用技术：厚黑术。所谓厚，就是脸皮厚;所谓黑，就是心肠黑。他认为厚黑之所以是种技术，是因为厚黑听起来简单，可大部分人做不到这一点，除非经过学习，掌握了技巧和心得之后，才能运用自如，无往而不胜，为自己谋取更大更多的利益。

　　从大智慧变成“术”，其投机取巧、诡诈邪异自不待说，以这种诡诈邪异的手段而谋取利益，损害的不仅仅是社会的信任度，道德、良心、人与人之间的真挚的感情、民族的凝聚力、人们心中善良的愿望、人们对美好的追求等等，这些都会遭到致命的损害，而剩下的，就只有赤裸裸的利益了。

　　大智慧是道，道与术从来都不在一个档次。

　　二、从权术到窍

　　纵横术、权术、厚黑术，这些带有高深技术性质的邪门韬略，普通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在这类邪门韬略的影响下，普通人的聪明思维也在不断进化，聪明的手段也在不断更新，更为可怕的是，他们本着获取实利的目的，不断地从邪术中汲取营养，加以吸收消化后，在实践中加以应用。

　　下面是我亲眼见识过的一次这种实践活动。

　　某山区县的利税大户水泥厂，因主要原料石灰石的开采受到村民的阻拦，无法开工生产，因此紧急向自己的主管部门县工业局汇报，县工业局立刻汇报给县长，于是，县上组织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工作组，组长是经委主任。

　　工作组先到水泥厂了解情况，厂长反映说：他们采集石灰石的地方，附近一个村子叫黄村，这片地方过去就归黄村所有，后来水泥厂征用了这片地，专门用来开采石灰石。不过不是厂里派人开采，而是请黄村的人开采出来，水泥厂按他们开采的数量，付给开采费。但历年不断的开采，现在的采掘地点距离黄村越来越近，村民抱怨说放炮炸石时，石块乱飞，已严重危及到村庄的安全，放炮时震动声很大，村子的房屋大多是土墙，如果震塌了哪家的房屋，这责任可担当不起。所以他们罢工了，拒绝继续开采。

　　工作组问：“村民提了什么要求?”

　　厂长说：“他们要求将村庄搬迁。这个村子本来就建在山头上，他们要求搬迁到下面的平川。但是搬迁费用太高了，得几千万元，我们过去给县上就此事也打过报告，可是县上没有钱。”

　　工作组于是到了采掘现场去看，那儿离村子大约还有七八百米的距离，说是影响村子安全，也有道理，说不影响，小心点先开采着，也勉强说得过去。工作组遂到了当地的乡政府，与书记、乡长座谈，要求他们做村民的工作，先不影响水泥厂的正常生产，村子搬迁的事，县上随后认真研究。

　　书记、乡长却不干，他们说：“村民五年前就提出村子搬迁的问题，县上一直说研究，但总没有个结果，上个月放炮炸石，一个小孩在村外边玩耍，飞起的一块小石片将小孩头部砸伤了，这事儿闹大了，村民们说什么也不采石头了。”

　　工作组无奈下又到水泥厂，问厂长：“黄村的人坚决不采石头了，其他村子的人呢?谁采石头就给谁付工钱，难道还找不来人?”

　　厂长说：“黄村的人阻拦其他人去采，前几天我们请王村的人去采石，被黄村的人赶了出来。”

　　工作组问：“黄村大?王村大?”

　　厂长答：“王村大，王村的人是黄村的两倍。”

　　这时组长发话了，说：“这就行了。”他吩咐厂长：“你去给王村的人悄悄讲，那片地是水泥厂征下来的，如果他们肯组织人去采石，今后这采石的任务就全包给他们村了，工钱也提高。”

　　厂长很为难，说：“可黄村的人不让他们采呀。”

　　组长说：“一个大村弄不过一个小村?我就不信。”

　　厂长说：“这……两个村要是打了起来，这矛盾就激化了。”

　　组长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他们打，到时候谁打人就抓谁，抓了人，县上就主动了。”

　　王村、黄村果然为采石打了起来，县上当即出动公安，除被打伤住院的七八个人外，将参与打架的人全都抓了起来。当然，经过审查，王村的人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他们欢天喜地地去采石头赚钱，黄村的精壮小伙子却被押着，剩下的老弱挡不住王村的人，只好来找工作组，请工作组主持公道。

　　工作组此时大打官腔，说：“这个……那个……打架的事违反《治安管理条例》，这是公安机关处理的事，我们工作组不能参与的。”

　　可是，被公安机关羁押审查的人迟迟不放回来，黄村的人都急了，另外，水泥厂将采石的任务全交给了王村，黄村的人断了财路，今后的日子也很难过，他们不得不频繁地找乡政府、找工作组，最后，工作组很大方地表示帮他们解决问题。

　　在工作组的斡旋下，被抓的人很快就放了，工作组对他们说：“今后切记要遵纪守法，再也不能靠打架解决问题。有问题要按正常渠道反映。”

　　黄村的人很沮丧，他们知道即便可以打，他们也打不过王村的人，现在架打输了，他们被关了，采石头的活儿又被王村的人全部夺了过去，无奈下，又频繁地找工作组。工作组就找王村的人：“你们在黄村的地盘上采石头，又打了人家的人，你们事也不能做绝了。”

　　王村的人说：“那怎么办，我们也不想打架，不过就是想揽活挣点钱。”

　　工作组说：“有钱大家挣，两个村子不能结死仇，不然你们也难以长久地挣这个钱。”

　　在工作组的协调下，黄村、王村各给划了采石头的地盘，分头采石。事情就此暂时平息。

　　按这个做法，已经颇有些邪术的味道了，事情平息后水泥厂设宴招待工作组，厂长就和组长开玩笑，说：“你好狠毒，你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组长哈哈大笑，十分得意。后来，这个组长以能力强被升迁为副县长。

　　用邪术解决问题，的确效率高，特别是在多方纠结、相互都不愿让步的情况下，用正常办法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还不一定能解决得各方满意，但邪术可以起到快刀斩乱麻的作用。在基层，这种办法被称作“窍”。

　　基层的行政单位，凡懂“窍”者，就被认为是能力强、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主要任务就是跟着老同志学“窍”。

　　一个乡镇搞集资建学校，要求每个村民出50元钱。任务下到了各村，并给村上派了干部督催集资进度。一家倔犟的农户却坚决不交集资款，理由是：过去就交过集资建学校的钱，可集资款去向不明，要求公布上次集资款的明细用途，才肯交这次的钱。事情僵持了下来，很多村民于是持观望态度，大家都不交钱，说倔犟的这户人不交，他们就也不交。

　　村干部很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驻村的乡干部下指示说：把这户带头不交款的倔犟人家的电视机抱走，以电视机顶集资款。

　　村干部害怕：这不违法?人家要是告咱们怎么办?现在可是有了《行政诉讼法》。

　　乡干部：不要怕，一切由我担待。

　　那户人家的电视机被强行抱走了，扣押在乡政府。于是集资建学校的款子很快收齐，没有哪家农户再敢抗拒不交。那户被抱走电视机的人家气恼之下，一张状纸将乡政府告到了法院。

　　官司打了半年，法院判决下来了，乡政府败诉，乡政府却提起上诉，将案子弄到了中院，于是又是半年时间，上诉的结果当然还是乡政府败诉，但等二审的判决下来，整整一年时间就过去了。

　　打赢了官司的人家来乡政府领自己的电视机，回村之后，满脸凄惶，说：“今后再也不打官司了。”原来他们家为了打官司，一年来几乎什么事也没干，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诉讼上，来回跑路、折腾还要花钱，赢了官司，只是争了一个面子，实际损失要大得多，并且，那台拿回家的电视机，因为受潮，图像也不清晰了，他去乡政府找扣押他电视的那个干部，那干部说：“你电视机过去就是这个样子，你要不服，就再去法院告，我们奉陪到底。”

　　这件事情，乡干部似乎有点蛮干，实际上他是有窍道的，这窍就是农户经不起打官司的折腾，而乡政府，只要随便派个人去应诉就可以了。对这个干部的作为，他所在的乡政府也是支持的，因为他这样做，迅速打开了局面，让集资建校款的征收得以顺利进行，并且，经此一事，今后村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敢和乡政府打官司的，他们可赔不起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他们得靠自己的劳动挣钱，而乡干部是领着工资和他们打官司的。

　　三、从窍到聪明，而聪明又导致更多的“窍”

　　不断地受到“窍”的教训，村民们不得不向更聪明演变，他们知道遇到事情，一家一户绝对无法和上面对抗，多少次的摸索，多少次的思考，他们遇到小事情，一般就忍了，遇到了较大的事情，有很多人都因此事不平时，他们就组织群体性的上访，到更高一级的政府上访，希望借助高一级政府的压力，迫使下面就范。于是群体性上访事件不断增多。

　　面对一大群上访者，上级政府的确感到有压力，但上一级政府无法解决上访者的问题，因为能上访，这问题就比较复杂，一般来说都是拖了较长时间的历史问题，难以弄明白原委，很可能有些原委也被人为地加以掩盖或者掩饰，上级政府的信访部门限于人力财力，只能做些记录性工作，好言好语将群访者打发走，然后便转身将上访材料下发给基层，命基层政府解决。可基层政府如果能解决，就不会酿成越级上访，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怪圈：群访者不断上访，上级不断将材料转给基层，基层不断地以各种理由上报，要么说事情正在解决，要么说事情已经解决，只是上访者要求太高，致使无法结案。

　　群访者在这个怪圈里来来回回跑的次数多了，看难以解决问题，遂向更高一级政府走，甚至上省、上北京。地方上因上访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上级政府为了促使下面给群众解决问题，将基层的上访情况与当地官员的政绩联系起来，上访特别是群访事件，将使当地官员的政绩的分值下降，于是当地政府就出台政策：不许越级上访。越级上访就是违反政策。

　　在越级上访就是违反政策的口号下，越级上访者往往由上一级的信访部门打电话，然后由下一级的政府派人，将上访者接回家，于是又出现一个怪圈：上访，逐步向更高一级政府上访，每一次都被接回，接回来之后，问题依旧不能解决，于是再上访。

　　上访者陷于怪圈中，折腾数年之后，他们的聪明又进化一层，专拣上级政府开大型会议时，比如人代会、党代会召开时，闯到会场上喊冤厮闹，希望借此引起重视，当然，这一招让基层政府很丢脸，也很害怕，因此到会议上喊冤厮闹而使问题得到解决的，也有相当的成功案例。

　　但基层政府随即也改变了策略，上级开会之前，基层政府就指令村上社区的人和上访的重点户试探性谈话，如果他们表达了强烈的上访愿望，那么对不起，开会时会派人重点监控他们，让他们难以达到冲击会场的目的。

　　上访户随即也就改变策略了，遇到村上、社区的人来谈话时，他们就说假话了，说自己思想觉悟提高了，想通了，坚决不给政府找麻烦了，开会时绝不上访，保证不冲击会场。这一番表白，让基层政府放松了警惕，他们于是偷偷摸摸又设法去冲击会场。

　　上访户的聪明促使基层政府也不得不改变策略，每到上级开重要会议之前，某些乡镇一级的基层政府，就对上访重点户采取新的办法。届时，三个干部监控一个重点户，天还未亮，就开车到了上访户家门外等候，上访户一出门，他们立刻就上前拦住，满脸堆笑，连连敬烟。上访户说：“我又没说要上访，你们来干什么?”

　　干部就笑道：“专门来找你谈心的，看你有什么致富计划，看政府能给你帮上什么忙。另外，上面有了新政策，也一并来和你学习新政策。”

　　上访户当然知道他们的来意，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就是缠住自己，让自己无法脱身去闯会场。但有手不打上门客，有手不打笑脸人，这时没奈何，只得让他们进屋，陪他们说话闲聊，一直聊到当天的会议议程完了，干部们这才告辞出门。

　　有些上访户会在陪干部们聊上几句后，假装有事要出门，说：“我今天有事要去亲戚家。”或者说：“我有事要进城买东西。”干部们倒也很爽快：“好，就坐我们的车，我们送你去亲戚家。我们送你进城，你买好了东西，我们再送你回家。”总之一句话，不管你去哪儿，我们几个是不离开你的。

　　有些财政富裕的乡镇或者街道，采取的办法更有趣，上级开大会之前，就组织上访户开会，当然，开会只是个名义，用车将上访户一装，送到几百公里之外的风景点，管吃管喝管住，陪你旅游，直到上级的会议结束，旅游也就结束了，再将上访户们送回家。

　　当然，也有很多坚持独自上访，并坚决拒绝基层政府糖衣炮弹的人，他们往往坚持相当长的时间。

　　这些人在最开始，遇到的问题并不大，因为得不到解决，为了一时气愤不平，这才上访的。可一踏上上访的路，往往就难以回头。我接触过的一个国营大厂的上访者就是如此，她是为了一件并不太大的事上访的，但几次上访，让厂子在上级面前很丢面子，并且，她上访用的是上班时间，厂子于是以此为理由，扣发她的工资奖金，还将她评为不合格党员，她更气愤了，遂干脆不上班了，专职上访，厂里于是以她无故不上班为理由，开除了她的公职。此时她就没有退路了，只能一直上访下去，十多年过去了，仍旧不断地上访。厂里最后迫于各级政府的压力，同意解决她最初提出的问题，但她自己不答应了，她的上访成本太大了，她首先要求厂里恢复她的公职，并将这些年她的误工费、车票、旅馆费等等全部予以解决，厂子却不干了，说：“全部给你把这些都报销了，我们这不是鼓励人越级上访嘛，这可是违反政策的。”于是问题又拖了下来，上访者又继续上访。

　　当然，上访，只是“窍”与“聪明”相互作用，在作用下相互提高的一个侧面，在实际中，这类侧面很多，并且，窍也不止基层的行政单位用，工程的发包方、签合同的甲方，都有各自的窍，而工程的承包方，签合同时的乙方、丙方，也不断地在和窍的斗争中，将自己的聪明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