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瘤是什么样子的图片: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思想根源（二）

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思想根源（二）

    二、“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客观历史效果         辛亥革命赶跑了满清皇帝，就把资产阶级的一切使命都遗留给了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极端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所走的是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已明确指出了农民力量的强大和忽视农民力量的危险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又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典范和正确方向，领导我们党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在以后的土地革命斗争中，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我党坚持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赢得了新中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胜利。
        但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有它另一面的客观历史效果。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而中国农民力量的强大，决定了中国的革命必须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使我党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上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左、右”倾错误的影响，明确了革命和任务，组成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然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使农民在革命力量中占据了主要成份，一部分在革命中表现积极的，但其思想远非无产阶级的农民加入党内，必然在思想上影响我们党。农民作为封建社会的被统治者和被压迫者，他们有强烈的反封欲望，但他们反封的手段和革命的目的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并且在观念上还有对封建社会腐朽思想的继承性。因此，对于农民，无产阶级必须在革命中教育他们。然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由于农民在旧中国所受的苦难和我们党的发动领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农民以完全革命派的身份全面参加革命。这样，他们必然地、自觉不自觉地把小生产中的那种落后意识带到革命队伍中来，实践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思想主要来自农民。宗派主义更是农民宗法观念的集中表现。农民在革命中的这些弱点是不可能通过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本身得以彻底纠正的。相反，它却客观地肯定了农民这些政治思想上的病症，以至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很自然地把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理解为农民起义的胜利，这些是封建主义复活的群众思想基础。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民主，工业落后且分散，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因此，“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而革命力量的不平衡性又决定了必须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使我们有了自己的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也使我们有了稳固的广泛的革命基础，从而使革命力量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但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很容易使我们在思想上将农民美化，而忘记了农民的弱点，以至在解放后我们在处理与农民的关系上忽略了对农民的教育和改造，同时，也没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封建主义。这些都为以后的诸如“上山下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凭老茧上大学”等盲目迎合农民某些落后意识等错误提供了历史依据。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延续长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形式，我国广大劳动群众有勤劳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深受帝、官、封三重压迫，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进行。正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给我们创造了克服困难的可能，使我们的军队继承和发扬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在一次又一次艰苦的环境中战胜敌人。我们在解放区开展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前线作战。也正是我们那种在自然基础上养成的艰苦奋斗精神使我们把在商品经济中不敢想象的每人每天仅五分钱伙食费还能打胜战的奇迹变成现实，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人对解放区的严密的经济封锁。然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客观上使自然经济形式以更深更美好的印象留在我们党内一些人的脑子里，从而使我们在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商品经济有着天然的偏见，商品经济观念迟迟不能确立，严重地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使我们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把解放区的特殊历史时期那种劳动热情很高的大生产运动视为共产主义，把那时的一些经济组织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农村经济形式。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就有这样的错误的认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22年的革命战争中，我们党已经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那时在江西是劳动互助社，在陕北是变工队，在华北、华东、东北各地是互助组。那时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也已经个别地产生。”毛泽东从这一认识出发，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最早地出现了极“左”倾向。事实上，那时的耕用队、变工队、互助组等经济组织，只不过是民族矛盾突出尖锐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一种被迫的，暂时的特殊的经济组织。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是不可能自发地出现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苏联的教训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夸大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曾以为那时人们高涨的积极性是共产主义思想的表现，从而出现了脱离实际的超越人们思想的命令主义。我们对解放区经济的错误认识，直接地造成了我们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左倾错误。
        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况，资产阶级“未能攻破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堡垒。”（《论辛亥革命》吴玉章）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方面应完成的任务，到“五四”运动才真正的开始了。“五四”运动首先反映在文学领域内，以其鲜明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向封建的传统开战，这一时期，反映农民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的观念和意识表现了农民的命运，有的还是迄今为止未能被人超越的水平，如鲁迅的《阿Q正传》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点就是只限于知识界，没有同广大劳动群众结合起来，这一缺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得到完美辩证地解决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五四”新文学运动未能在原来的道路上扬长避短，中国新文学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
        中国的国情使我们不得不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广大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的战争。因此，农民的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样，用文艺教育发动农民应成为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一九四二年的文艺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成功地解决“五四”时期文艺与工农兵大众脱离的问题和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时期的文艺切实配合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是，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也由于我们主观上的原因，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深远的客观历史效果。当时由于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封锁，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处在与现代文明隔绝的状态之中，解放区的经济必然是自然经济，这就排除了产生现代文化意识的条件。我们的文艺为工农兵，其实主要是为农民，那时我们对农民的教育实质上是农民的自我教育，这一时期的文化其实未能突破农民文化的范畴，是与鲁迅等人的文学完全异质的。
        主观上，我们只注意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改造，都忽略了对农民小生产者的教育，甚至盲目地、错误地歌颂小生产者的缺点，许多文艺作品自觉不自觉地宣传封建思想和观念，比如对一些歌颂领袖的文艺作品，明显地流露着小农式的唯心史观。
        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消极的一面，使新民主主义文化丧失了“五四”时期反封建的锋芒，背离了毛泽东所肯定的鲁迅先生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正确方向。客观的历史条件，产生了深远的客观历史效果，在这里，我们不难找到历来狂热的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的思想根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