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欢快的英文歌曲:用工荒之后是就业难和女人荒，各地将掀起“抢女大战”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老所长田雪原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制定过程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现任所长蔡昉多次用虚假数据阻碍停止计划生育。

　　蔡昉所长以前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16亿，2004年改口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14.4亿，我在《大国空巢》中驳斥他的观点，现有的人口数据都不支持他14.4亿人口的预测。

　　他一直认为中国劳动力过多，存在就业难。2004年出现民工荒后，他认为是结构性短缺，不足为虑;但是随着民工荒越演越烈，2007年之后蔡昉改口承认是劳动力总供给相对不足导致民工荒。然后又用他引进的刘易斯拐点理论来解释中国劳动力短缺。现在整个经济学界都充斥着蔡昉的“刘易斯拐点”理论。

　　蔡昉将中国现在用工荒与日本1960年代结构性短缺混为一谈，认为都是刘易斯拐点。其实中国现在的用工荒与日本1960年代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性质完全不同;而与日本1990年代的劳动力短缺性质是一致的，都是劳动力绝对数量减少。日本在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初期劳动力达到顶峰，国力也达到顶峰，日本制造的工业产品行销世界各地，所向无敌。财气冲天的日本人要“买下美国”：索尼公司买下了美国文化的象征——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三菱公司买下了更重要的美国财富象征——洛克菲勒中心。在洛杉矶，日本人掌握了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四十一个县”。美国舆论惊呼，这简直是日本第二次入侵美国，上一次是在珍珠港。日本人自尊心则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多年来只能对美国唯唯诺诺的日本似乎看到了自己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当时日本政局也稳定，中曾根康弘连任三届首相。

　　但是好梦不长，1990年代之后，日本国力开始走下坡路。有人因此深信这是美国的阴谋，是美国通过汇率等经济手段给日本下了圈套。其实这些看法都不得要领。日本在战后照样面临很多问题，但凭着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和年轻的人口结构，走向了经济腾飞之道。即便1990年左右真的存在国际阴谋，如果日本有年轻的人口结构，还是会如以前几次一样走出经济危机。但日本1990年代之后却走向了“日”薄西山的道路，现在人均购买力只相当于美国的2/3了，今后更将是“日”暮途穷。

　　其实从人口学角度看，日本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1970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是10：1(美国是6.3：1)，也就是10个劳动人口养1个老人;1990年是5.9：1(美国是5.3：1)，但2010年降低到2.86：1(美国仍是5.3：1);等到2040年的时候将是1.4个劳动人口养1个老人。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调查，在未来20年里，日本家庭的金融财富将停止增长并开始减少，到2024年，日本家庭的收入只相当于1997年的水平，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民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将划上一个句号。

　　中国现在劳动力达到顶峰，中国现在是9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人(20多年后将是3个劳动力对应1个老人)，国力也达到顶峰。现在的用工荒，也标志着中国正在走日本1990年代的老路，唯一不同的是中国是“未富先老”，是“国未富，民先荒”，中国经济今后衰退的速度远远比日本要快。

　　中国劳动力短缺，也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大为提高，包括农产品在内的物价将大幅提升，甚至会因为农村劳动力不足而出现粮食短缺。

　　蔡昉的刘易斯拐点理论误导了整个经济学界和相关决策机构。现在劳动力全面短缺，蔡昉又抛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认为“挖掘无限的二次人口红利潜力”。

　　很多人也跟蔡昉一样认为用工荒有利于产业升级。但资金是流动的，资金会流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如印度、巴基斯坦、东南亚)去，不会留在中国等着中国产业升级。

　　其实民工荒之后就是高就业压力。因为计划生育导致民工荒，很多企业将破产或转移到其他国家。近年每年春天都有民工荒，然后就是企业破产，到年终的时候似乎“用工荒”缓解了，但是却意味着就业机会在逐年萎缩。企业破产或转移后，中国的就业机会将大为减少，就业将越来越依赖于内需，但相对于中国内需市场来说，计划生育导致中国“额外过剩”了上亿劳动了，将出现大量中老年劳动力失业。

　　蔡昉有一门绝活，就是当一个理论破产后，又抛出新的理论，但又再次破产，可谓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但蔡昉凭借着他是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光环，每次都能引导学界和决策层。

　　人旺地旺，地旺财旺。人口决定经济的发展。现在劳动力开始全面短缺。影响各地近期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能否吸引人口”，但影响各地长期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能否生产人口”。现在劳动力开始短缺，哪个地方能够抢到劳动力，就能够发展好经济，现在全国各地(包括内陆省份)都在不惜手段抢劳动。

　　几年后将出现女人荒，女人将成为稀有资源，各地将竞相抢女人。能吸引女人，也就能稳住劳动力队伍。女人是人口再生产的主体，能够吸引女人，也就意味为经济持续发展储备了人口资源。女人是维稳主力军，家里有女人才“安”。性别比越畸形的地区社会治安越差，治安差的地方经济发展也将会差。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发表在河北社科联《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12期的文章。

　　国未富，人已荒

　　--蔡昉拐点论想将中国拐往何处?

　　易富贤

　　目录：

　　一、用工荒卷土重来

　　二、劳动力短缺的“狼”这次是真的来了

　　三、蔡昉低估了老年化的危害

　　四、计划生育延缓了城市化进程、导致大学生就业难

　　五、中国现在的用工荒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当年完全不同

　　六、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未富，民先荒”的国家

　　七、“用工荒”与“就业难”将长期并存

　　八、中国的出路—婴童经济

　　【内容摘要】由于人口问题有二三十年的滞后性，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了三十年对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近年才开始显性化：20-39岁黄金劳动力在2003年开始减少，2010年开始快速减少;19-22岁人口在2010年开始急剧减少;20-30岁人口从2011年之后开始快速减少;15-64岁总劳动力也将在2012年开始减少。比较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与劳动力结构，发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未富，民先荒”的国家，刘易斯拐点理论只有理论价值，没有实际价值，不能用来指导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政策。

　　【关键词】计划生育;人口;劳动力短缺。

　　一、用工荒卷土重来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既无技术优势，又无资金优势，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才是竞争力。根据历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15-64岁总劳动力从1980年的5.8亿增加到2010年的近10亿，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也从1980年的2.9亿增加到2002年的4.5亿。

　　从人口结构看，目前中国综合国力是历史最强时期，2010年15-64岁劳动力年龄人口达到近10亿的历史顶峰，19-22岁最有活力的人口达到1亿的历史顶峰，20-39岁人口也还有4.3亿。而老年抚养比只有11%，总抚养比不到40%(历史最低)，由于时差的原因出生性别比问题还没有显性化。也就是说人口红利本身就已经最大化，而又借贷了人口高利贷(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强制降低生育率和抚养比)，是中国历史上负担最轻的时期。就是凭借如此好的人口优势，取得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完满举办奥运会。由于劳动力的充足，尽管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由于综合国力是上升的，很多问题在发展中消化了。从城市规划也可以看出，一些建筑才修几年，但是就被推倒重建，因为中国建得起。其他国家哪里经得起这么折腾?

　　正是源源不断地增加的劳动力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人们从来就没有想到，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003年之前，媒体都在炒作“民工潮”，然后2003年开始，中国沿海开始出现“用工荒”。笔者在《大国空巢》中分析了当时的民工荒[[1]]。

　　2008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向中国进口减少，“用工荒”嘎然而止，取而代之是劳动力过剩，高就业压力。一些计生委系统的学者也因此认为中国劳动力严重过剩，反对停止计划生育。

　　然而，2010年春节刚过，用工荒卷土重来。这次用工荒与前几年不一样，这次是全线告急，珠三角告急，长三角告急，甚至江西、四川这些以往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全面告急[[2],[3]]。

　　二、劳动力短缺的“狼”这次是真的来了

　　对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忽冷忽热的现象，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大惑不解。2004年中国出现民工荒，笔者认为是计划生育导致年轻劳动力短缺[[4]];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蔡昉所长却认为是和经济形势相关的局部的、暂时性的劳动力短缺，不足为虑。但是随着民工荒越演越烈，2007年之后蔡昉改口承认是劳动力总供给相对不足导致民工荒[[5]]。

　　其实从人口学角度是能够解释民工荒的。下面是联合国2008年低方案对中国人口的预测[[6]]。

　　从图可见，中国20-39岁人口在2000年之后开始减少，15-64岁总劳动人口在2015年达到顶峰。根据联合国低方案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0年达到13.98亿的顶峰，然后负增长，到2050年降低到12.36亿。美国人口普查局也对中国人口进行过预测，认为中国人口将在2026年达到13.95亿的顶峰，然后负增长，到2050年降低到13.03亿[[7]]。

　　联合国的低方案和美国人口统计局的预测都认为中国人口不可能达到14亿。笔者认为联合国的低方案和美国人口统计局对中国人口预测还过于乐观。根据联合国的资料，1995年-2000年中国平均每年出生1970万孩子，2000-2005年平均每年出生1801万孩子。但是依照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0年平均每年出生1900万，2001-2005年平均每年出生1624万人口。而依照2000年人口普查，1996-2000年平均每年只出生1379万人口;依照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01-2005年平均每年只出生1369万人口。就是说中国人口顶峰不可能达到联合国所预测的13.98亿，更加不可能达到蔡昉所预测的14.4亿[[8],[9]]和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组所预测的15亿了[[10]]。中国人口很可能连13.5亿都达不到;考虑到目前公布的人口数据包含着数千万重报人口[[11]]，那么今后中国人口甚至可能连13亿都达不到。

　　那么依照中国客观调查(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出生人口资料和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年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1990年之前两套数据基本一致，差别是在1991年及以后)，对未来劳动力预测以每年死亡0.22%计算。本文只根据现有出生人口进行简单预测，比如现有“客观调查”的最新出生人口只到2005年，“统计年鉴推测”的最新出生人口只到2009年，那么20-30岁劳动人口只分别预测到2025年(1995-2005年出生人口)、2029年。那么中国劳动人口变化应该如下图。

　　从图可见，20-39岁黄金劳动力在2002年达到4.5亿的顶峰，2003年开始开始负增长。又加上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在2002年开始复苏，中国在2003年之后出现民工荒。

　　但是由于1980年代出生高峰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企业最需要的19-22岁人口、20-30岁人口反而在增加，15-64岁的总劳动力也在增加，20-39岁人口在2006年之后稍有回升，因此当时的民工荒并不严重。

　　2010年开始的用工荒，与2004年的民工荒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次不仅20-39岁人口快速减少，而且19-22岁人口在2009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急剧减少，20-30岁劳动人口从2011年之后开始快速减少(根据“统计年鉴”是从2012年之后开始减少，2016年之后快速减少)，15-64岁总劳动力也将在2012年开始减少(根据“统计年鉴”是从2016年之后开始减少)。

　　由于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有73岁了，即便人口政策不调整，劳动人口总量变化比较缓慢，但是年轻有活力的人口变化却很大。比如以2010年为基点，15-64岁总劳动人口到2020年只减少3.4%，但是20-30岁劳动人口却下降27%，19-22岁人口更是下降45%!即便2010年之后中国一个孩子都不生，那么到2034年15-64岁的总劳动年龄人口仍然会超过7.0亿，但是将没有24岁以下人口了。因此，不能用“总劳动人口仍然充足”为理由而反对停止计划生育。

　　社会对19-22岁人口数量变化最为敏感，这是企业所需的最有活力的新增劳动力，是大学年龄人口，是参军入伍年龄人口。2009年中国19-22岁人口数量达到历史顶峰(1亿)，然后就快速减少，到2024年只剩下0.51亿，15年下降一半;根据“统计年鉴”，这个年龄人口也从2009年后快速下降，到2026年只剩下0.6亿，下降40%。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最具有活力的新增劳动力严重不足，各地将掀起抢劳动力的风潮，并且将越演越烈，也意味着大量企业可能将撤离中国;对于大学来说，意味着生源不足，今后高校将掀起生源争夺战，大量高校将破产;对于国防来说，意味着兵源数量和质量下降，男孩中服兵役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0%提高到今后的19%。并且也意味着房地产的好日子快要走到尽头了。

　　可以说全面劳动力短缺已经拉开了序幕。全球经济复苏之后，用工荒将更加明显。劳动力走下坡路之后，很多社会问题就会涌现，就无力消化社会问题了。并且还将产生很多新的社会问题。

　　三、蔡昉低估了老年化的危害

　　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别只有1.66亿、1.11亿，老年抚养比只有11%(9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但是养老金短缺问题已经很严重。今后20年，老年人口数量翻番，到2030年，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分别达到3.4亿、2.3亿;而到2040年将分别增加到4亿、3.2亿[[12]]。

　　而年轻劳动力却在不断减少，老年抚养比将从目前的11%不断增加，到2030年老年抚养比增加到27%，到2050年增加到50%(也就是2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现在有关部门已经提出将男女退休年龄都推迟到65岁，其实即便如此也不可能解决老年化问题的。

　　而印度的老年抚养比却比中国轻松得多，到2028年才达到中国2010年的水平，到2050年也只有20%(相当于中国2023年的水平)[[13]]。

　　由于年轻劳动人口的支撑，印度经济从2003年以来保持了8%的高增长率。“高盛全球研究”预测，2020年之前印度将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到2050年则会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14]]。

　　蔡昉认为：“老龄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其实，存在两种人口红利。第一种人口红利就是纯粹从年轻的劳动力上面得到的，年轻的人口结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高储蓄率。第二种人口红利就是当人们变老了，会为未来做储蓄”[[15]]。

　　其实就像他将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混为一谈一样，蔡昉再次将年轻人的储蓄和老年人的储蓄混为一谈。当一个国家有年轻人口结构的时候，储蓄是一种投资，是通过转变为人力资本而增值的。但是当一个国家是老年人口结构的时候，储蓄就不可能增值，而是会贬值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际资金都涌向人口结构年轻的中国和美国而不是人口结构老化的日本和欧洲。

　　蔡昉说：“有人担心，比方说现在三个人养一个，将来会变为两个人养一个，乃至一个人养一个，或者一个人养两个人，会变得负担越来越重。但是如果考虑到社会生产率在增长，将来一个人生产出现在三个人、五个人的产值，也是不成问题的。”

　　蔡昉的这一观点与李小平是非常一致的。但这种观点只适用于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不适用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是可以通过机械化、自动化而提高生产率的。但是今后70%以上的劳动力分布在第三产业(服务业)，第三产业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几乎是1：1的比例，效率是很难提高的。比如说，照顾老人，最近数百年的劳动效率没有什么提高。老人不是大棚里的蔬菜和车间里的零件，是不可能靠提高生产效率自动化照顾的。

　　蔡昉说：“拿生产率高的发达国家和中国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比我们高很多，但他们老年人生活水平也比我们高。至少他们的养老保障水平比我们还要高得多。”

　　可见，蔡昉对老年化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发达国家目前养老保障还没有问题，有以下几个原因：

　　1、发达国家老年化程度还不算高，老年抚养比只有24%左右，总抚养还是历史最低，只有48%，而1950年、1960年、1970年却分别是54%、58%、56% [[16]]。

　　2、发达国家早就建立的社保制度。

　　3、发达国家与中国有50年到100年的差距，有先发优势，通过国际投资，比如投向中国等新兴国家，收获中国等的人口红利。

　　4、依照人们在工作时期进行储蓄，退休以后花费储蓄的理论，发达国家的储蓄额还在上升，要到2015-2030年，才将呈现下降趋势[[17]]。

　　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好日子还没有到尽头。尽管如此，发达国家已经在高度重视人口安全了，在努力鼓励生育以图提升生育率。

　　中国在养老方面不可能重复发达国家老路，因为计划生育导致未富先老，老年化来势汹涌，到2035年的时候，中国老年抚养比将超过35%(远远超过目前发达国家水平)，但中国社保制度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并且中国不可能通过国际投资来收获其他国家的人口红利，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只有一二十年的差距，并且中国到时候还是竞争不过发达国家。尤其是今后全球也面临老年化危机。2010年发达国家65岁及以上老人不到2亿，中国有1.1亿，全球也只有5.2亿;而全球15-59岁劳动人口却有43亿。但是到2035年的时候，发达国家65岁及以上老人超过3亿，中国有2.8亿，全球有11.1亿;而全球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到50亿。也就是说，从2010年到2035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加了1倍多，而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却只增加17%。

　　蔡昉认为：“如果人口受教育程度很高，那么未来的职业和产业结构将更适应于老龄。对于老龄人口，社会没有觉得他们的价值会有降低，他们还可以是很好的劳动者。”

　　其实人的智力和体力基本同步，在20多岁的时候达到顶峰，只是知识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导致脑力成果有10年左右的滞后期，因此脑力劳动者往往在三四十岁达到人生的顶峰。今后即便产业结构有所改变，难道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劳动力价值会与二三十岁的时候等值?

　　依照蔡昉的理论，那么四五十岁的人还具备有作为军人的体力和智力条件，但为什么各国的战士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军队会招收蔡昉这个年龄的人参军入伍?部队需要年轻人，那么企业何尝不是如此?

　　四、计划生育延缓了城市化进程、导致大学生就业难

　　这几年蔡昉一直用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短缺)理论来解释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个理论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的，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

　　《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9月13日发表了对蔡昉的专访《中国走向发达经济的关键转折》(如无特殊标明，本文引用蔡昉的观点都来自这篇文章)[[18]]。蔡昉认为在刘易斯拐点之前，由于劳动力过剩，工资很难上涨，比如2004年之前中国10年不涨工资;计划生育减少了年轻劳动力，导致现在民工荒，出现刘易斯拐点，此后会出现工资上涨，进而推动产业升级。

　　笔者在《大国空巢》第13章中分析指出，中国工资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计划生育[[19]]。中国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年幼消费者，减少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导致中国相对于消费人口来说 “额外过剩”了1亿多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减少家庭规模，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降低了家庭生存需求底线(假如主流家庭有三个孩子，那么低工资就无法维持全家的生存需求，工资就必然增加)。这两方面导致长期的低工资和消费不足。国家获取、消耗太高比例的财政支撑行政成本，企业和资本获取太多的利润。企业用这个利润可以补偿其他要素的高成本，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比如广东等沿海城市，经济起飞已经三十年了，但是至今没有完成产业升级(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不应该的)。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真正根源——因为国内根本没有足够的消费市场。中国的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2008年仅为35.32%，而美国高达70.1%，印度也为54.7%[[20]]。

　　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过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21]]。美世咨询的2007年调查显示，在过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1.5%，中国为7.5%，而同期内中国GDP增长率高达10%，而印度还不到8%[[22]]。

　　如果工资合理，那么一个劳动力的收入就完全能够让全家进城生活，生产和消费同城;由于消费在城市，又增加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机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增加，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在它们经济起飞的18年-40年间，城市化水平分别提高了38、35和5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百分点分别为1.52、1.94和1.28[[23]]。而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导致消费者数量和人均消费能力双重降低，使得中国工业化不能转变为城市化。农民工无法承担全家人进城的开销，家人只能留在农村，出现了中国独特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现象。生产与消费异地，导致城市消费不足，第三产业迟迟发展不起来。中国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大大高于同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年均增长2.5%、世界年均增长3%和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5%的速度。但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24]]，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只增加到2008年的45.68%，年均只有0.93个百分点，远远低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速率[[25]]。如果中国城市化率像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那样年均提高1.52、1.94和1.28百分点的话，那么2008年中国城市化应该为63.5%、76.1%、56.3%了。也就是说，计划生育延迟了产业升级、阻止了城市化进程至少 10年以上。

　　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固然与盲目扩招有关(从1999年到2009年扩招6倍)，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计划生育。因为培养大学生的目的不是回农村当农民(第一产业)，不是在工厂里当产业工人(第二产业)，而是在城市从事第三产业。但由于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第三产业比例太低，为大学生提供的就业机会太少。

　　五、中国现在的用工荒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当年完全不同

　　蔡昉说：“只有经历刘易斯转折点，才意味着该国已经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了，它才可能走向发达经济;不经过这个转折点就永远属于落后经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

　　笔者对蔡昉的这一新观点不敢苟同。根据联合国发展署的2009年的资料[[26]]，所列18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92位，也就是说全球一半的地区比中国发达。笔者比较了这些地区，发现从劳动力总量来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蔡昉自己也承认：“真正很明显地经历过刘易斯转折点的国家和地区，只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其他国家没有非常明显的这一转折。”

　　其实日本、韩国、台湾也只与“刘易斯拐点理论”挂了一点边，并且是因为错误的人口政策所致。其他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都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日本经济起步比中国早四十多年，但日本在1949年开始普及家庭生育计划，提倡少生，结果生育率从1947年的4.5急剧下降到1950年的3.7、1956年的2.2，这就导致了日本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力短缺。韩国、台湾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早二十多年，中国2010年相当于韩国和台湾1989、1990年左右的社会发展水平。韩国、台湾在1960年代提倡只生二胎，生育率快速下降，导致其后出现劳动力短缺。但是并不表明劳动力短缺对日本、韩国、台湾的经济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事实恰恰相反。如果当初没有出台控制人口的政策，日本、韩国、台湾的经济会更好。换句话说，日本、韩国、台湾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力短缺是控制人口政策的“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因”。蔡昉再一次将两种伴随关系解释成因果关系，与他的将抚养比降低视为人口红利一样，是本末倒置。

　　由于日本、韩国、台湾只是提倡少生，并没有像中国这样强制性减少生育，因此这三个地区劳动力短缺情况与中国完全不同。

　　联合国在2008年曾经预测各国人口，比较近年国际人口变化情况，笔者发现其中的低方案比较符合实际。本文国际人口数据采用联合国2008年低方案预测资料[[27]]。该方案认为世界人口将在2040年达到80亿的顶峰。台湾的人口数据采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资料[[28]]。

　　按照蔡昉的说法，“日本从1960年代初开始花了大概近10年的时间，逐渐实现刘易斯的转折”。但是从上图可见，日本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到1975年前是不断增加的，为日本经济腾飞奠定了人口学基础。20-39岁人口到1975年达到顶峰，然后开始减少，但1990年之后又出现一个高峰，然后到2000年之后才不可逆转地快速减少。日本15-64岁总劳动力在1995年才开始减少。也就是说日本1960年代出现实现刘易斯的转折的时候，不但15-64岁总劳动力在不断增加，而且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也在不断增加。日本当时的劳动力短缺只是结构性短缺。

　　同样，1950年以来，台湾和韩国的15-64岁总劳动力和20-39岁劳动力都在快速增加，而经济也在1960年代开始腾飞，到1980年代后期已经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但是韩国20-39岁劳动力直到1995年才开始减少，台湾则是在2002年才开始减少;韩国和台湾的15-64岁总劳动力都是直到2015才将减少。

　　也就是说台湾和韩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20-39岁人口和15-64岁劳动力人口都在快速增加。

　　中国比日本落后40多年，比韩国和台湾地区落后20多年。但中国20-39岁黄金劳动力在2002年就开始减少，与台湾同步，只比日本晚27年(如果从快速减少考虑，中国只比日本晚2年)，只比韩国晚7年。根据客观调查资料推测，中国15-64岁总劳动力从2012年之后开始减少，比韩国和台湾地区还要早，只比日本晚17年。依照统计年鉴资料推测，中国15-64岁总劳动力从2016年之后开始减少，只比韩国和台湾地区晚1年，只比日本晚21年。

　　并且日本、韩国、台湾在发展过程中并不像中国这样工资停滞不前，与日本1960年代一样是工资与劳动力双增长，经济朝气蓬勃。而中国是在劳动力减少的时候才涨工资，是经济衰退的标志。因此，不能用日本、韩国、台湾的情况解释中国目前的用工荒。

　　六、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未富，民先荒”的国家

　　西欧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早近百年，但是20-39岁劳动力到1995年之后才开始减少，只比中国早7年。西欧15-64岁总人口直到2010年之后才开始减少，几乎与中国同步。

　　将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20-39岁劳动力也是1995年之后才开始减少，15-64岁总劳动力到2010年之后才开始减少。

　　中国比美国落后90多年，比如中国2009年城市化只有46.6%，而美国1920年就超过了51%。但美国的20-39岁劳动力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要增加到2030年，15-64岁总劳动人口还要增加到2035年。美国情况最能说明劳动力对国力的影响。美国和西欧在1970年代生育率都只有1.8左右，美国20-39岁人口在1990年之后开始下降，下降时间比西欧还要早几年。但是由于美国在1980年代之后将生育率提升到2000-2005年的2.04，而西欧却下降到1.51，奠定了美国一霸独强的人口学基础;美国20-39岁黄金劳动人口也从2005年之后快速上升，综合国力在不断上升，而西欧相对国力却在走下坡路。

　　下图是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变化，20-39岁黄金劳动人口要增加到2035年，总劳动力要增加到2045年。

　　2007年拉美-加勒比海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821，高于中国的0.772[[29]]，说明社会发展水平高于中国。但是这个地区的20-39岁、15-64岁劳动力分别要等到2025年、2030年才开始减少。

　　东南亚国家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接近，但是劳动力要等到2030年才开始减少。

　　联合国发展署2009年所列18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92位，中国中国刚好处于世界中游。从人类发展指数看，中国2007年为0.772，全球平均为0.753，也说明中国代表全球平均水平。但全球作为一个整体，20-39岁劳动力要增长到2030年，15-64岁总劳动力要增长到2035年。

　　可见，中国不但是未富先老，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国未富，民先荒”的国家。

　　也就是说，刘易斯拐点理论只有理论价值，没有实际价值，蔡昉却将这个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用来指导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政策。

　　七、“用工荒”与“就业难”将长期并存

　　中国从经济结构看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但劳动力短缺却与发达国家同步，蔡昉教授据此认为中国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了。

　　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劳动力代表着国家实力。20-39岁劳动力高峰代表一个国家实力的高峰，而总劳动力下降意味着综合实力的下降。比如日本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由于20-39岁的劳动力高峰，经济朝气蓬勃，连美国都感到了压力。但是1990年代之后日本总劳动力开始下降，经济也开始“日”薄西山，并且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政局也变得不稳了。

　　中国20-39岁的人口在快速减少，总劳动力也将在2012年之后开始减少，意味着中国综合国力将走下坡路，而蔡昉却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 蔡昉也认为，“民工荒”非“民工慌”[[30]]。2010年蔡昉还轻描淡写地认为用工荒只是中国社会“成长的烦恼”[[31]]。蔡昉却不知道，20-39岁黄金劳动力已经在快速减少，15-64岁总劳动力也将在近年开始负增长，现在的用工荒根本不是什么“成长的烦恼”，而是“负成长的烦恼”的开始。

　　蔡昉认为产业升级应该由市场和企业决定，政府绝不应成为主导[[32]]。这个观点如果放在其他国家的话，是绝对正确的，产业升级当然应该是市场行为。但是中国却不一样，中国产业升级和城市化滞后，就是因为政府的计划生育从源头上堵住了人口生产，导致劳动力“过剩”和“短缺”。上游是政府行为，却让下游的企业和市场来消化其后果，消化的了吗?如果决策智囊有远见的话，就应该提前建议政府引导产业升级，加速城市化进程。但是当时蔡昉等决策智囊却认为中国人口会达到16亿，劳动力过剩，反对政府出手。现在劳动力短缺剧然来临，企业束手无策。比如珠三角，因为劳动力短缺，产业升级不但没有加速，传统生产方式复归迹象反而明显，大量家庭作坊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高能耗投入大增，高新产业投入大降，说明广东升级转型之路仍艰巨[[33]]。

　　现在蔡昉仍然认为“中国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还没有丧失。因为劳动力的总量还在增加，而且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劳动力总量还是庞大的。尽管到现在为止，见到了一些转折的端倪，但是距离中国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还很远，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比较优势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起码是20年。”

　　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界对劳动力的价值是最敏感的。比如目前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照蔡昉的逻辑，四五十岁的也应该可以胜任的，中国根本不会出现用工荒，但是几年前却出现了，很多企业倒闭，有些企业界却宁愿空缺或者转移到其他国家，也不愿意招收中老年员工。蔡昉认为2010年开始的用工荒是季节性的[[34]]，但是事实将再次证明蔡昉的这一判断是错误的(就像他在2004年将民工荒解释成结构性短缺一样)。

　　2009年蔡昉还认为人口红利并不如其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会消失，而且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方面扩大就业，可以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这些措施合起来，不但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且等于把两次人口红利重合了。”[[35]]

　　中国目前经济问题是内需不足，储蓄率太高，需要鼓励大家消费而不是储蓄，而蔡昉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要“形成新的储蓄动机”。

　　劳动力短缺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年轻人能胜任的工作，老年人并一定能胜任，这是一个结构性失衡的问题。现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用工荒，但是主要只是年轻劳动力短缺，中老年劳动力还是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就像计划生育引起性别比失衡一样，今后一方面出现“女人不足”(年轻)，出生婴儿的性别比长期超过120 ，加上部分女性单身，意味着今后有四分之一男人打光棍;另一方面，又出现“女人过剩”(老年)，女人比男人长寿，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大量老年女人将老无所养，成为“过剩”人口。总不能要二三十岁的年轻男子娶七八十岁的老年妇女吧?

　　由于中国年轻劳动力出现短缺，而印度年轻劳动力却在不断增加，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丧失，很多国际资金将涌向印度;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由于老年化，消费即将萎缩，国际市场容量将缩小。这两方面原因使得中国今后将越来越依靠内需。

　　但是由于计划生育一方面减少上亿年轻消费人口，导致消费人口不足，总劳动力与总消费人口比例高达63.5%(而其他国家只是50%)，总劳动力相对严重过剩，内需不足，就业压力大(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很难找到工作)，就业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相对于13亿人口的总消费市场来说，“过剩”了一亿多劳动力[[36]]，消费者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去扩大就业?

　　国际市场之所有能够为中国提供上亿个就业机会，看中的是中国有充足的年轻劳动力，而不是富余的总劳动力。

　　但是由于计划生育，中国年轻劳动力开始减少。提高工资水平，并不提高劳动力价值，只是提高劳动力价格(劳动力成本)。中国工资水平是太低(工资太低，不利于内需型经济)，是需要有所提升，但是不可能大幅提升，因为这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水平。当价格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的时候，大量企业会破产，外资和中资企业将大量外移到老挝、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

　　印度目前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多年，一方面是因为印度的黄金劳动年龄人口比中国少，一方面是印度经济改革比中国晚十多年。中国是1979年进行经济改革，而印度是1991年才进行经济改革。巧合的是，中国1979年的时候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人口为2.8亿，而印度1991年这个年龄段人口是2.6亿，劳动力起点基本一致。1990年的时候，中国20-39岁人口比印度多出1.37亿，这种差距到1995年的时候拉大到1.41亿，使得中国在吸引外资上占尽优势。但从1995年开始，差距越来越小，2014年成为一个转折点，印度20-39岁人口首次超过中国;到2025年，印度比中国多出1.35亿。并且印度的市场比中国更加健康，国际资金难道会坐等20年让中国产业升级?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将越来越弱，而印度却将越来越强。

　　现在国际社会又在迫使人民币升值。在人民币升值和工资上涨的双重作用下，将使得中国劳动力优势丧失，大量企业将外移，意味着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中国经济将主要依赖于内需，但是相对于内需市场来说，“额外过剩”的一亿多劳动力(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将无法找到工作，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可想而知。

　　因此，中国面临两难境地，目前已经出现年轻劳动力短缺，工资不涨不行;大幅涨工资吧，国内企业还没有做好产业升级的准备，劳动力成本太高，将导致企业没有竞争力，并且会有大量企业撤离中国，增加今后的就业压力。

　　从人口结构看，中国新时期经济的最重要特色是年轻劳动力短缺和总劳动力过剩长期并存，并且都是因为计划生育破坏了人口结构。

　　八、中国的出路—婴童经济

　　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提高人均消费能力(适度提高工资水平)，更需要增加消费者数量(一方面增加婴儿数量，一方面降低妇女劳动参与率，尽量将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降低到50%左右)。

　　中国现在是劳动力过剩，今后是劳动力短缺。孩子出生，要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婴童经济所带动的一个庞大产业链，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婴童经济的产业链是全方位的，涉及到婴儿食品、玩具、游戏软件、多层次的教育、流行音乐、房地产、汽车等几乎所有方面。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并且抚养孩子，将降低妇女劳动力参与率，等于是隐性就业(家庭服务业)，可以将家庭服务业激活成一个职业，使得广大妈妈在家中就可以“就业”，大大缓解就业压力。

　　而20年之后，中国面临劳动力短缺，现在出生的孩子长大成人，刚好弥补劳动力短缺。

　　停止计划生育既能改善消费结构、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又能缓解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和劳动力短缺，一举多得。

　　胡锦涛反对强制堕胎—为胡主席的这一英明表态而欢呼!

　　易富贤

　　2011年1月18日-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受到美国华人华侨的热烈欢迎。我也请中国芝加哥领事馆帮忙敬献一份建议停止计划生育的资料给胡主席(2004年、2005年芝加哥领馆官员曾两次听取过我的报告，希望这次领馆能够帮忙将资料送到)。

　　1月20日胡锦涛主席拜访了美国国会，先拜访众院，与众议院议长博纳(John Boehner，共和党)及少数党(民主党)领袖波洛西(Nancy Pelosi，生育了5个孩子，当了20多年的全职妈妈再参政)等10余位领袖，闭门会谈约一小时。与会的加州民主党众议员柏曼(Howard Berman)事后转述，会谈气氛“非常有礼，但非常直接”。

　　1月2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华盛顿会见美国众议长博纳。

　　胡锦涛首先以演讲方式祝贺博纳就任议长。胡锦涛指出，两国立法机构交流对话，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中方主张双方本著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精神，相互学习借鉴，共同繁荣发展。

　　胡锦涛在国会听取了参众两院议员们的坦率的提问。其中众议院议长博纳、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斯雷提南(Ileana Ros-Lehtinen)、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 Smith)等都提了中国计划生育强制堕胎问题。博纳还对胡锦涛主席说：“中国领导人有责任加强对所有公民，包括未出生的生命，予尊严与自由的保障。美国有责任关注这方面的进展。”

　　胡锦涛主席承认在保护智慧财产权方面，中国起步较晚，但正在努力执行。胡主席说，中国不允许强制堕胎。除了这两个问题外，由于时间的关系，对于议员们其他的众多提问，胡主席未做答覆。

　　胡锦涛主席访美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大事，是有备而来的。笔者斗胆猜想胡主席选择回答的两个问题是中国正在做的两件大事：中国目前在强调自主创新，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中国人口政策即将有方向性调整。

　　虽然以前国家计生委也在国际社会上宣传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是自愿的，不存在强制堕胎。但只是欲盖弥彰的说辞，比如笔者的表弟媳2006年在预产期前几天被强制堕胎，我实名举报给国家计生委，但当事人至今逍遥法外。说明中国以前的“不存在强制堕胎”只是计生委的戏言，国际社会也不当一回事。

　　但是君无戏言。这次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如此庄严的场合下对国际社会宣布中国不允许强制堕胎，这不是拘泥于过去的政策辩护，而是面向未来的重要政策宣示。难怪有人说胡锦涛主席的这次访美与1979年邓小平访美同样重要。

　　胡锦涛主席已经当面承诺中国不允许强制堕胎，而博纳也表示将“关注这方面的进展”。只要计划生育一天不停止，强制堕胎就每天都会发生。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圣旨”撑腰，维权律师们将光明正大的为强制堕胎受害人辩护，媒体也敢于公开报道。现在国际交往非常频繁，又是网络时代，中国强制堕胎案件很容易公布于世，那么国家的诚信何在?国家领导人脸面何在?中国外交将非常被动。美国副总统拜登已经接受访华邀请，众议院议长博纳本人也可能会访华，那么今后面对他们掌握的强制堕胎案例，中国政府如何作答?

　　笔者认为胡锦涛主席的这一宣示有雷霆一击的威力，一举三得：

　　1、对内满足民众停止计划生育(自然避免了强制堕胎)的诉求。如果地方政府还敢于强制堕胎，必将受到重罚。

　　2、对国际友人，中国政府表现出从善如流的大度，中国停止计划生育、禁止强制堕胎必将获得国际社会的一片赞誉。

　　3、对国际某些反华势力，起到警告作用，迫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几十年来，国际社会有一股强大力量(包括联合国人口基金)在支持中国计划生育，帮助国家计生委掩盖“强制”的真相，赞扬中国计划生育减少孩子缓解了全球变暖。中国计生委面对国内强大的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的舆论压力，也一再向国际社会寻求支援。

　　利用国际友好力量来化解反华力量，这是大国外交的智慧。难怪众多国际媒体认为胡锦涛访美彰显中国大国风范。

　　胡主席是有备而答，美国议员也是有备而问。为什么这么多议员提同样的问题。这里涉及到美国的反堕胎文化。我在《家庭计划也是错误的》(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12/21/content_1025285.htm)一文已经介绍了美国反堕胎文化的历史。

　　美国以前是禁止堕胎的。20世纪5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社会中占据上风，人们开始更看重现实社会中人的实际权益，对堕胎问题也有了新的反思。1973年1月2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判决中，将堕胎合法化。美国的内政与外交是密切联系的。在这种国内舆论和政治氛围下，1974年基辛格被授权起草《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NSSM-200》)，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秘密的)外交政策：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等组织支持发展中国家实行计划生育。联合国人口基金最“伟大的贡献”是帮助了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建立人口学，培训大量控制人口的学者和官员，授予中国“联合国最佳人口控制奖”，并宣传说中国计划生育是自愿的。详细资料见笔者的《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计划曝光》(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6/17/content_936306.htm)。也就是说，“罗诉韦德案”是内政，而《NSSM-200》是外交，是相关联的。

　　“罗诉韦德案”是美国历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甚至被人称为“第二次内战”，它引发的全国大辩论持续至今。这一案件也重塑了美国的国家政治格局，使民众分为pro-choice(选择权利派，尊崇妇女享有自主选择权)和pro-life(生命权利派，认为胚胎是有生命的, 堕胎无异于谋杀无辜)，分别以两大著名组织为代表：“国家堕胎权利行动联盟”(pro-choice)和“国家生命权利委员会”(pro-life)。每年“罗诉韦德案”判决纪念日(1月22日)前后，各地反堕胎人士都会举行“为生命而行走”的示威活动。而胡锦涛主席这次访美恰恰是在“罗诉韦德案”判决38年纪念日期间，由于2011年1月22日是周六，很多抗议活动被提前，如果随同胡主席访美的官员和记者留意的话，会发现美国很多地方都有反堕胎游行活动(笔者所在的医院门口就出现抗议队伍)。

　　堕胎合法化之后，美国女性堕胎的现象越来越频繁。生育率也快速下降，到1976年的时候只有1.74了。这一现象使得一批保守的美国人深感不安，随着保守主义思想的重新崛起，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等一批共和党人上台执政，反堕胎运动又再次兴起，美国的生育率也上升到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并保持稳定。内政决定外交，美国于1986-1992年(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期间)、2002-2008年(小布什总统期间)中断了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NSSM-200》也在老布什时代被解密，巴西、伊朗都报道了《NSSM-200》(但中国至今还没有主流媒体报道此事)，也都停止了控制人口计划。美国在中国计划生育上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笔者在《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计划曝光》中认为“美国需要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承担某种道义上的责任”。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次由美国第三号人物(众议院议长博纳)当面向中国最高领导人提交停止强制堕胎的建议，相当于“当面通知”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博纳并强调“美国有责任关注这方面的进展”。那么如果中国还不停止计划生育，美国将不再承担道义责任。

　　博纳来自一个大家庭，有十一个兄弟姐妹。他是内(政)外(交)一致的人，他不光是呼吁中国停止强制堕胎，而且他本人与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斯雷提南、众议员史密斯都是“国家生命权利委员会”的坚定支持者。2010年博纳被“国家生命权利委员会”授予“pro-life的杰出议会领袖奖”，他认为“罗诉韦德案”是悲剧性的判决。就在胡锦涛主席拜访美国国会的当天上午，博纳还专门就“禁止联邦拨款用于堕胎”与史密斯联合举行联记者会;此举并不是针对胡锦涛主席访美，因为每年的“罗诉韦德案”纪念日，作为国会领袖的博纳都发表重要讲话。

　　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是个大嗓门，1981年就担任共议员，迄今已经30年了(也就是说，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一开始，他就是众议员了)，是老资格的众议员，他长期反对堕胎，是众议院中反堕胎的领军人物，在他的推动下，美国已经禁止军医院进行堕胎，他一直力图阻止用联邦拨款资助家庭计划组织对海外散发关于堕胎的宣传资料。他长期反对中国计划生育，谴责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中国计划生育;1987年12月1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由史密斯发起的决议：“强烈谴责中国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侵犯人权(如强迫、罚款、强制堕胎、晚育等)”。他本人有两儿两女。上次美国《WORLD》杂志刊发了对斯密斯和我的采访文章“The Thirty Years War”(http://www.worldmag.com/articles/16791)，斯密斯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是"the worst human-rights abuse in the world today" (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

　　罗斯雷提南女士是堕胎的坚决反对者(除非母亲生命受到威胁)，从她的投票记录可见一斑(http://www.ontheissues.org/FL/Ileana_Ros-Lehtinen_Abortion.htm)。她本人有一儿三女。

　　就是说博纳、史密斯、罗斯雷提南等人反对中国强制堕胎并不是“别有用心”，而是内外一致，言行一致。并且正是他们所代表的尊重生命的文化使得美国的生育率能够在1980年代回升到更替水平(而欧洲生育率却一直下滑，现在只有1.4了)。中国今后面临的是人口发展，需要对美国的这种尊重生命的文化给予足够的尊重。

　　胡锦涛主席在此次访美时提出，中美应发展求同存异、 平等互信的政治关系。其实在尊重生命这一点上，胡锦涛主席与博纳议长确实是有很多“同”的。胡锦涛摒弃了以前那种通过降低人口分母来提高人均GDP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十七大报告中全面回答了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从而理顺了GDP分子与人口分母的关系：人口是“母”，GDP是“子”，没有“母”就不会有“子”。胡锦涛强调：“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胡锦涛主席领导的汶川抗震救灾，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1980年《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推行，但也明确规定只能实行三十年。停止计划生育对中央来说是义务、是诚信、是应尽的责任。如果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政府不但失信于民，而且将失信于天下!有理由相信，中国人口政策即将有方向性调整。为胡锦涛主席的“中国不允许强制堕胎”这一英明表态而欢呼!

　　从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看停止计划生育

　　易富贤

　　在国际社会(包括基辛格、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误导下，“人口负担论”、“降低人口可以提高人均GDP”不但是中国人口学的基石理论、是计生委的杀手锏，也是中国几代领导人信守的执政理念。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计划的策划人基辛格长期被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因为他的计划，减少了数亿“老朋友”)。而1980年代就反对中国计划生育的美国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 Smith)却长期被视为反华势力。

　　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谈了人口的“乘除法”：“人多，不发达，这是中国的两大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这是中国领导人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的。”

　　计划生育的恶果开始显露。种种迹象表面，国家领导人对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骗党骗国行径是有所洞察的，领导人的人口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十七大报告理顺了GDP分子与人口分母的关系：人口是“母”，GDP是“子”，没有“母”就不会有“子”。 颠覆了人口学所长期推崇的“降低人口可以提高人均GDP”的基石理论。

　　2010年1月19日，李克强在考察人口计生科研、管理服务工作时，提出要把“人口压力转换为人力资源优势”，且主题思想由“人口控制”变为了“人口发展”。2010年11月15日李克强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讲话：“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内需潜力是促进我国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优势”，“应善于站在“巨人”的肩上，....。把人口多的压力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人才资源，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可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李克强的讲话表明党中央已经认为人口是优势而不是负担了，颠覆了人口学另一基石理论-“人口负担论”。

　　2011年1月李克强副总理访问欧洲时认为中国13亿人口是巨大的优势，西班牙《国家报》1月3日刊发李克强的题为《携手互利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的文章。文章称，中国人口多、市场大，也将给西班牙带来巨大商机。 用13亿人口做除法固然令人不大满意，但用13亿人口做乘法，却是激动人心的。如果13亿中国人每人消费一瓶橄榄油、品尝几杯葡萄酒，可能西班牙一年的产量还不够。每年哪怕只有百分之几的中国人到西班牙旅游，西班牙的酒店也会天天爆满。对西班牙运输、电信、银行和保险业来讲，中国人将会是他们未来的最大客户之一。

　　可见国家领导人(也应该包括温家宝总理，因为中国是集体领导制)的人口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其他各级领导人的人口观念也在改变。重庆市充分认识到人口资源的重要性，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灵活地将人口计生工作向“利益导向型”转变，并在上户口等方面做了的策略性的安排。

　　2010年12月23日，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河南人口全国第一，是河南省最大的优势。

　　当年温总理认为人口是负担，“十一五”必然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人口控制思潮策划人基辛格也是中国领导人的座上宾。现在李副总理认为人口是优势，“十二五”的人口政策就应该从人口控制向人口发展转变。

　　人口危机开始全面爆发，网络舆论是一面倒呼吁立即停止计划生育。知识精英也达成了立即停止计划生育的共识。可以说人口政策方向性调整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国家领导人的利益是与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是一致的，而与计生委利益集团的利益是相反的。国家领导人同样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现在四五十岁的领导人大多只有一个孩子，也就是说由于错误的计划生育政策，让这些领导人减少了一两个孩子(本来可以儿女双全的，现在只有独生子女)。对于老一代领导人来说，计划生育减少了他们的孙辈。停止计划生育不但让老百姓重获生育权，让国家和民族能够持续发展下去，也让领导人名垂青史。

　　胡主席最近访美，明确表示“中国不允许强制堕胎”，宣示着中国人口政策即将有方向性调整。

　　不知是由于翻译错误，还是别有用心的歪曲，国际上有些人士将“不允许”理解成“不存在”。事实上，国家领导人只可能回答“不允许”、 “禁止”，不可能回答“不存在”。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可能回答“美国不存在贪污”、“美国不存在枪杀案”。国家领导人也只能在“不允许”上下功夫，接受举报，努力“减少”，但不可完全做到“不存在”。

　　国内有些人帮助计生委和稀泥，认为胡主席的讲话没有新意，与计生委以前的宣传是一致的：计生委以前对外否定“强制堕胎”，对内用“补救措施”来掩盖事实上的强制堕胎。其实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同样内容的话，由小屁孩说出来和由大人说出来，意义完全不一样。计生委只是利益集团，行政上也只是部级，计生委的宣传岂能与国家领袖在国际场合的庄严承诺相提并论?计生委在国际社会宣传了多年“中国不存在强制堕胎”，但只是欲盖弥彰的掩饰，国际社会并不将中国计生委的宣传当一回事。但这次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主席)，在非常严肃的国际场合(美国国会)，当面对国际重量级人物(美国第三号人物众议长博纳、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斯雷提南等人)，就中国基本国策发表讲话，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经得住国际社会今后的监督的。

　　胡主席访美，看似轻松的一句 “中国不允许强制堕胎”，却起到在国际社会高调地为中国停止计划生育造势的外交作用，可谓是四两拔千斤，现在国际社会强烈呼吁中国停止计划生育。中国停止计划生育的国际舆论环境已经成熟。面对国内、国际的强大压力，计生委和人口学这一利益集团将不堪一击。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胡主席载誉而归，也载着承诺而归，载着兑现承诺的信心和决心而归。对胡主席的庄严承诺，国内国际都充满期待。“过渡”、“微调”是不可能真正解决“强制堕胎”问题的，只有果断停止计划生育才能对内、对外、对历史都有一个很好的交代。响雷之后，必有大雨;春雷已经响起，春雨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