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塞班版:“傻子”二篇

“傻子”二篇

强国要靠“傻子”

网友：许博渊 

    据说，中国人属于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群，平均智商高达105，而欧美人只有100。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胡星斗教授不久前对报界发表谈话，对中国人为何如此聪明作了令人鼓舞的说明。为了让更多的人鼓舞起来，特将他的主要观点抄录如下： 

    首先，语言好，中国的语言文字，有利于形象思维，能激发人的想象力，以感性、直觉和象征主义的方式思考和表达思想。第二是有谋略文化。他说，中国人几千年来继承了在人际关系中升华出的智慧。中国的许多种典籍，实际上都是谋略文化。尽管孔子以治国平天下为主旨，但儒家学说实质上仍然是谋略文化，老子则更明显，以退为进的思想深得谋略的精髓。“兵者，诡道也。”"中国谋略文化在孙子那里达到了顶峰，这比西方的军事理论巨人克劳塞维茨早了2000多年。从《战国策》，《资治通鉴》，到《二十五史》，都使中国人智慧越来越高，看问题越来越深刻，而不像西方人那样简单直率。 

    爱国的中国人读了这个话没有不欢欣鼓舞的。但是，鼓舞之后，跟着就来了疑惑：为什么现代科学、现代教育、现代司法等等改变世界面貌的新东西都是简单直率的西方人弄出来的，而聪明的中国人百年来在和他们的较量中屡战屡败呢？细细想来，原因之一恐怕是聪明得不是地方。

    中国人的智慧，包括谋略学，主要不是在国际关系中产生的，而是在内部人际关系中产生的，说到底，不过是窝里斗的经验结晶，而且其中许多是在没有游戏规则的环境里才能产生的经验。这样的学问深了，真正的科学就难以生存。

    西方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比我们傻多了。生活在西方发达国家里的中国新移民普遍认为，当地人特“傻”。所谓“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老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懂得糊弄人，对他人也信任，别人说什么他信什么；二是不知变通，规定什么事情不能做就真的不敢碰，公路的某处不让穿行就决不穿行，某种产品定了什么标准就不敢改变分毫。

    傻人自有傻福。因为诚信守法，经济秩序、商业秩序和社会秩序就都比较好，为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起码，他们没有那么多事故，没有那么多伤亡，没有那么多后遗症，事业越做越大，跨国公司统治了世界。国家因此更强大了，在国际上耀武扬威，“简单直率”，不用什么谋略。当年甲午战争、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打北京，有什么谋略？美国打伊拉克有什么谋略？还不是炸弹导弹，下钢铁雷阵雨？ 

    我们聪明，却常常吃聪明的亏。别的不说，远的也不说，江苏常州的铁本公司违规搞那个钢铁厂，化整为零，瞒天过海，过五关斩六将，需要多少聪明才智！结果如何？拆了一泡大大的烂污，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由此看来，聪明用得不是地方，就不一定是好事。

    台湾学者李敖熟读经书，得到的结论是统统要不得。他没有读过多少西方著作，却主张学习西方，他说他是从结果得出结论的，西方人没有读过那么多中国古书，国家管理得挺好，可见中国汗牛充栋的古书没有用处，不但没有用处，还有坏处。这个观点有些极端的意味，但有一定道理。鲁迅也熟读经书，读过之后也认为中国古书害人不浅。他是喜欢傻子的，有《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可以证明。

    强国还是要靠“傻子”。

请给“傻子”让个座

网友：许博渊 

    拙文《强国要靠“傻子”》10日贴出后，网民反应非常强烈，到13日还有人发表评论。笔者仔细阅读了这130多条意见，感到很受教益。本人是个喜欢把观点写在脸上的人，也喜欢所有把观点写在脸上的人。令人高兴的是，绝大多数评论都观点鲜明，只有个别的含含糊糊，如“我要说话了”先生只说了一句话：“这个话题太无聊了。”究竟怎么个无聊法，他没有说明。本来，人的兴趣是多样化的，张三觉得读书很有聊，李四认为泡妞更加有聊，即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必强求谁一定要对某个问题发生兴趣。评论中一个普遍的意见是，认为强国还是要靠法制，没有法制，“傻子”没有立足之地，也就没有报效国家的机会。这个意见完全正确。于是乎再写一篇，呼吁给“傻子”让个座。

    《强国要靠“傻子”》一文限于篇幅，没有就法制问题展开谈，只说了一句：处理人际关系的智慧，“许多是在没有游戏规则的环境里产生的”。现在想起来，说中国三千年历史中完全没有法制也不确切。封建社会是有法的，只是简陋些，而且是“王法”。王法是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即使如此，也并不被当政者当回事情。清朝有“大清律”，慈禧把它当回事情了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产生的现代司法制度和中世纪的王法不同，它是建筑在“人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的基础上的，起码在理论上是限制强者的权力，保护弱者的权利的。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慈禧坚决反对采用现代司法制度，因为这触犯了她和她所代表的封建统治者的既得利益。民国废除了帝制，把这个腐败的朝廷连锅端了之后，才引进了西方的司法制度。维新派多少有些幼稚，他们以为只要引进了一种新的制度，面貌就可以焕然一新。他们没有料到文化和传统的力量，拿鲁迅的话说是“因袭的重担”。法律在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的手里成了一团面，弱者的权利并没有得到保护。回顾这段历史的目的是想说明，许多事情是大系统，甚至是巨系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行的。

    法律是人定的，也要人来执行。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忽视和低估三千年历史传统的惯性力量及其在今人头脑里的影响。50多年来，这种惯性力量时强时弱，最近10多年来大有沉渣泛滥之势，一方面是法律日臻完善，另一方面是贪赃枉法的事情屡禁不止。我们必须想法子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抱着心安理得，裹足不前，甚至压制探索的态度的人，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我们要上下左右内外古今地、广泛地求索，不停地探索，大胆地进行体制创新和体制改革，凡是对国家的安定、进步和发展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有利的，不要问它姓社还是姓资，也不要问它的发明者是魔鬼还是天使，统统拿来，为我所用，俾使我们的司法体系更加公正、更加有效地制约和监督强势群体的权力，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不受侵犯，让有良知的、守法的、一心为公埋头苦干的“傻子”有个座位，有个为国效力的机会，而让那些没有原则甚至心地龌龊的“聪明人”一边站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种精神，一种雄大的气魄。鲁迅先生说过：“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解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逃避退缩，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

    我们不相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但我们也不是夜郎国中人。不错，外国也有骗子流氓。但如果我们的眼睛不瞎，就得承认，他们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法制比较健全，公民的守法意识普遍比较强，各方面有了规矩，关系也就比较顺，发展经济的环境也就比较好。笔者曾在发达国家工作多年，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殚心竭虑？中央适时地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口号，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为公为民而披荆斩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