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成女金发2017:中国企业转型的体制与金融障碍

“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是要如何完成'惊险的一跃。” 10月25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出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京举办的CEO校友聚会上简短发言时，作出如上表示。他解释说，中国企业进步之快出人意料，甚至在一些领域已经进入了世界的前十强甚至是五强，但是想更进一步却很困难。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以前的追赶者，依靠引进技术、进行外围创新的角色转变为领跑者的角色，用资本论的话说，这是“惊险的一跃”，具有很大的挑战和困难。

　　 吴敬琏指出，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中国还处于改革进程中，各项制度并不完善，政府在各个领域中还处于主导地位，掌握了过多的资源。企业在这个大背景下要想发展只能去适应环境，企业围着政府转，希望得到政府的扶持，试图分一杯羹。

　　 吴敬琏认为，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而言，向某一个产业或企业倾斜，就意味着对另外产业或企业施加了压力，设置了障碍，或者是减少了资金的支持，总体而言是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政府转变角色，把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摆对。

　　 中国企业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M2（广义货币）对GDP的比率是180，排名世界第一。这表明中国的流动性过多，货币超发导致资产价格膨胀。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容易失去做实业的耐心，转而追逐更快的短期收益，进行资产投资，例如股票、房地产、高利贷等。吴敬琏说，“整个大环境是在鼓励炒作投机，使得中国企业不能持续经营，不相信时间能带来价值。”

现行体制是一个激励扭曲而约束不足的膨胀体制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已经进行了30多年，但是，在经过了前期的高歌猛进后，后期则发生了巨大的反复和明显的倒退，我们目前的经济体制不仅仍然保留着不少传统计划经济的色彩，而且市场化的部分也发生了巨大的扭曲。国有制经济不仅保持着庞大的规模，而且其实力有了巨大的扩张，最近五年，中央国有企业投资10万亿元，兼并重组2200多家企业，成为经济中一个具有垄断特权的主体；我们的政府不仅是一个公共机构，而且是一个特殊的经济主体，不仅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而且掌握着巨大的资本权力。

因此，我们的经济仍然是一个激励扭曲而约束失灵的经济，是一个需求膨胀和投资饥渴的经济，是一个依靠大量投入和消耗而缺乏效率的经济，只是投资的具体方向和结构有了一些变化。官员的GDP迷信和政府间的“兄弟竞争”也随之愈演愈烈。如果说以前的投资竞争集中于兴办企业，特别是工商企业，那么，现在的投资竞争则转向了金融领域和基础设施，到处是一派争先恐后的“大跃进”气氛。

——高铁“大跃进”，五年上万公里，今年上半年铁道部总负债20907亿元；

——地铁“大跃进”，三、五十个城市要修地铁；

——征地“大跃进”，每年发改委批准的征地面积400万亩，各地上报的需求量1200万亩，实际征地800万亩左右；

——填海“大跃进”，沿海11个省市都在大规模填海造地，2009年一年的填海面积1.78万公顷，超过此前全部填海面积总和（1.1万公顷）的60%，迫不得已，国家海洋局下达了2010年的填海计划，大连分得630公顷指标，实际拿到了1900公顷；

——商业地产“大跃进”，2010年商业地产开发投资、开工面积和销售额分别比上年增长了34%、41%和49%；

——高尔夫球场“大跃进”，2004年超过200多家以后，叫停7 年，又新建了400家，目前还在审批的有10 多家；

——电信“大跃进”，三大电信运营商在WIFI（无线宽带）领域投入巨资和跑马占地热火朝天，中移动在2013年在全国布署100万个WIFI个热点这意味着它的总体数量要增加8倍，中国电信的“百万WIFI热点”将比中移动提前1年实现（2012年底从现在的30万个增加到100万个），而中国联通也计划在2012年底覆盖至少4万座单体楼宇。……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政府的收入以年均20－30%的速度增长，占GDP的比例超过了30%，但是，没有一个政府不感到缺钱。尽管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长率达到了25%左右，但所有的地方都感到投资资金不足，很多项目等待上马，大批房地产项目需要开发。尽管国内资本已经过剩，但所有的地方还在争先恐后地引进外资。尽管出口的超高速增长造成了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但出口对于出口的部门和地区还是有利的。总之，争取利益、争取政绩、争取晋升的压力，迫使人们如此行为。

 现行宏观政策是实际上始终是扩张性的

与此适应，我们的主要经济政策则成为体制实现和经济“大跃进”的工具。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

   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

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因而，其应当随物价变动而调整，但是，由于央行的利率管制，利率政策长期表现出一种呆滞状态。

据卢锋计算，近10 年来，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利率与CPI变动的比率平均为0.92，而中国只有0.21，仅仅高于长期处于通缩状态和流动性陷阱之中的日本。特别是在价格上涨较快或者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情况下，实际利率往往为负。如果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正实际利率，那么，从2009年第四季度又重现负利率，就是有意所为。

负利率是对普通老百姓的剥夺，更是对负债者的补贴和奖赏，它起到了鼓励投资和抑制消费的作用，推动了贷款和投资的过快增长，形成一次次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波动循环。如果再看看固定资产投资行业结构的变化，那么，不仅制造业投资占了30%上下，而且也是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其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2003年的26.4%，提高到2009年的31.4%。低利率和负利率既然推动了制造业的快速扩张，自然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低利率和负利率有利于国有大企业的高速扩张，不利于中小企业特别是有发展前途的中小企业的成长。这也是造成产业结构失衡的原因和出口增长过快的基础。

（二）再看汇率政策。

（三）再看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和公开市场操作。

将以上的讨论综合起来进一步考察：两大总量政策和价格手段调整呆滞和失误，在形成需求偏高和增长偏快的同时，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衡。由于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和调整迟滞，推动了投资的过快增长，而投资中增长快的又是制造业投资，于是，形成了制造业的高速增长。由于汇率低估和调整呆滞，虚增了国内产品的竞争力，一方面鼓励了制造业的出口增长，完成了制造业的生产循环和经济周转，另一方面，在推动投资和出口增长的同时，也压低了收入和消费的增长。

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制造业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收入和消费的低速增长，就使得三次产业结构中，制造业的比重长期过高，而服务业的一直偏低，且第三产业的比重只能随第一产业的下降而上升。不仅如此，由于利率和汇率低估和呆滞，也降低了结构升级的压力和动力。

与产业结构相适应，就业结构的失衡和矛盾也很明显。一方面，大量农民工进城，在制造业和低端领域就业，再加上城乡分割的体制，形成了“民工荒”和“用工荒”并存的格局，另一方面，大学扩招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形成了高端劳动力在低端市场就业的格局，造成了教育收益率的下降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由此而来的是城市化过程的扭曲。

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已经相当高，内外经济的相互影响和冲击也相当显著。特别是世界市场瞬息万变，各个国家之间的角力紧张而剧烈。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和汇率政策的长期呆滞，不仅会使自己陷于被动，吃亏受损，而且会固化体制上的扭曲。要知道，这种局面是无法持续的。特别是在欧美经济不景气和债务危机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经济实际上遇到了一种与欧美不同的危机。

因此，改弦更张，真正推进改革，重审政策，调整结构，促进经济再平衡。特别是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才是我们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