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网三成女所有红发:张循：我所认识的何满子

张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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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满子辞世不觉已两个多月。他曾自侃“生命从六十岁开始”。这个曾戴胡风分子，右派分子两顶大帽颇有传奇色彩的老人，近三十年来，在白天审稿，讲学，带研究生之余，竟出版了学术著作20多种，杂文集10多部。
他的生命活力从何而来？
第一次见面：1979年11月末
5月9日9点，仲华大姐来电，停顿良久说：“昨晚···满子。。。走了···”，如晴天霹雳，我大惊“什么？···你说什么？”我俩无语凝噎。
放下电话，我匆匆到鲜花超市挑选了一束百合，小心翼翼捧着，急急挤车从浦东赶到徐家汇“一统楼”，大女婿王土然接过百合,捧在手里，由于事发突然，家里照片，花瓶尚未布置。
室内静悄悄，一宵未眠的仲华姐支撑着正在抄录亲友的地址电话，以便通告。祗见她眼睛微红，抬头说“你感冒没好，怎么来了？”
土然简述了昨晚医院抢救的情况，终因肺癌发现已晚，回天无术，自语道：“他走得很平静。”
我们三个，饱含着泪，谁也没说话。正应了一句唐诗：“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临走，我怕咳嗽传染但还是与大姐拥抱了：“你要挺住，快睡觉啊。”
我第一次见何满子是1979年11月末。那时，我与吴仲华都被落实政策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编辑部任编辑。我们很投缘，她分看经济稿，我看文学稿。她比我年长14岁，有时称我“小妹”。一天下班，她带我到古籍出版社宿舍看老伴。这个集体宿舍很简陋，几张床，几个纸箱，上面放着不少书。他被书籍包围着，正埋头书写，见她携来个陌生人，连说“坐，坐”，可室内没凳椅。我称他何老师，他笑说：你是吴仲(爱称)的同事，叫我老何吧。他话不多，给我的印象比较严肃，双目炯炯，笑的时候却很和蔼。
那天，我才知道他们上海的家被收，虽落实政策却夫妻分居。她住朋友家。
一夜挥就近万字评论
1981年夏，仲华姐向我透露，胡风夫人梅志来沪，她有篇稿件你敢不敢用？拿来一看，我如获至宝，原来是胡风撰写的《关于鲁迅丧事情况－－－我所经历的》,我配了三张照片，一字未删精心设计刊发在《鲁迅诞辰百年纪念》专栏的首篇。胡风是个敏感人物，虽出狱就医已有时日，但尚未公开平反。不料我刚拿到样本那天，有关部门通知抽掉此稿，星期天上午，总编老钦专程趋车来我家，让我拿了样本到市委办公厅，经市委副书记陈沂逐句审读，删了三小段，才拍板通过，删除的内容中有“当时有某同志在座，他提到内山完造是公开的日本特务云云，意思好象是，鲁迅和内山的亲密交往，在政治上是起了不好的影响的。”我急赴车间处理版面并重印，胡风的文章终于刊在81年4期的《社会科学》。我给了梅志一本未删样本，自留了仅有的一本。也许因此，我与一些胡风分子如耿庸，尚丁，罗洛，何满子有些稿件的联系。我知道，所谓“胡子”，几乎都是饱学之士，他们谈诗论文喝酒，很少提那些伤心事，老何常说：要把一天的时间作两天用。
有件事，至今印象深刻。
我们编辑部人不多，但个个好议论，81年秋中篇小说《祸起萧墙》社会上褒贬不一，争议激烈。作者水运宪不知何方神圣，竟以主人公自我毁灭的结局抗拒地方党委的指令从而保护了人民的整体利益。大家赞赏作者选择电网供电的题材，使矛盾更尖锐，冲突更白热化。但评论这类悲剧题材难度很大，谁敢写？我自然想到老何，不久前，他给我们《社会科学》发过一篇文论《歌颂与暴露》，深刻而有创见,是我国文学理论的破冰之论。可老何回复，如今他已不看小说，整理古籍时间尚不够用，不过他转念又松口说，能否把那本刊登小说的杂志让吴仲带给他。
没几天，淮安举行吴承恩首届学术研讨会，编辑部派我和吴仲华参加，老何是被邀的学者。我发现，会议期间他最忙，常被青年人包围着讨论各种问题，不仅吴承恩和《西游记》。原来，1954年他的《论儒林外史》，《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三本专著，业内人士好评如潮，对他仰慕已久。会议开了10天，先在淮安开幕，后移连云港。
一天晚餐后，他对我说：你要的稿，明天交卷。我见他拿着稿纸报纸和那本杂志，躲进房间关门谢客了。临睡前，我去他房间看看，见烟灰缸上有几个烟蔕，他已进入状态，下笔如神了。
次日早餐时他把稿件交给我，我又敬又喜又不安，问“你昨晚没睡啊”，他说，“天亮眯了一会儿，没事”，还谦虚地表示，好久没写这样的评论了，你看看有意见咱们再交流。
这篇《<祸起萧墙>泛论》看清样时他稍作修饰定稿，刊于82年1期《社会科学>,1985年改题《明天是晴天》收于他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学呈臆编》一书。
今天，我重读此文，依然感动不已。他已逾耳顺之年，竟一夜挥就近万字的评论，这需要怎样的功力和热情！且不说文章逻辑严密，说理透澈，对这个悲剧主人公的肯定让人心悦诚服，他对作者的鼓励更出自内心－－一个两次无端坐牢，流失25年大好光阴的何满子在文末喊道：“一篇处女作就这样成熟，这样具有强大的艺术力，真叫人高兴。。。咱们的祖国真出人才！”
真是慧眼识英雄。日前我查网才知，作者水运宪曾在电站工作，其时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如今已是湖南省的作协副主席了。
自学成才的“读书种子”
我常困惑，老何著文那么深刻，深厚，生动，他从学于谁？
80年代初，老何分配到闸北一个小小的两居室。我多次到他们家吃饭，那时他们的女儿尚未调回，仲华姐做饭，而老何总是专心致志地看书。当听到大姐一声“开饭喽”，于是他急忙过来帮忙，笑呵呵歉歉然地端碗放筷拿酒杯，他爱烟好酒，颇能自制，白酒喝一小杯封杯。在饭桌上，我才知道，他是个被长辈夸为“读书种子”但不肯上学堂的人。他自诩从小反对应试教育，祗上过两年中学。
老何原籍浙江富阳，祖辈书香门第且是开明的洋务派，大外祖父(外祖之兄)发现这个小外孙有灵气，对他因才施教，家设私塾请举人教文史，聘洋人授外语和数理化。他7岁读《西游记》，10岁读遍《金瓶梅》之外的中国古典名著，即以文言开笔写故事，13岁投稿《杭州日报》发表《东北的炮声》，让留学日本的总编凌强惊叹不已。十四，五岁通读了《资治通鉴》和《前四史》。上了两年中学后，终于一头栽入浙江省图书馆读他喜爱的文史典籍并自习外语。抗战那年，日寇进城，他由姐姐的同事后来成为洗星海夫人钱韵玲推介参加战地服务团，融入抗日的洪流。
他原名孙承勋，受胞姐孙晓梅影响投奔延安，浪迹天涯。好学的天性造就他捕捉各种学习的机会，在辗转寻找革命途中读完了《二十四史》。他在衡阳当记者时，喜爱音乐，于是系统地读了曲式，和声等音乐专著和西方音乐史等，以致他多次写马思聪演出的评论后来在贵阳见面时，马思聪向夫人盛赞他是行家。在成都，他读到《新民晚报》刊载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即兴谱曲并印刷发行，后来为此惹了祸，幸而有惊无险。改名何满子后辗转到南京，上海。
老何的姐姐孙晓梅是新四军著名的烈士，1943年在长江工委的领导下，开辟长江两岸的交通联系，一次护送一批高干进解放区，在回程途中被日寇抓住，宁死不屈，被割去乳房后惨杀。老何曾两次动情地向我提起这个姐姐，为有这样一位坚贞不屈的姐姐而自豪。他这一生，历尽磨难而始终意志坚强，也许是心里有她，有个对比度吧。
豁达·宽容·执着
老何为人豁达而宽容，对许多问题见解之深，令我敬佩。
我弄不懂解放前他和仲华姐是出色的记者和总编，解放后他从事喜爱的古籍研究，有两个女儿一个温馨的家，怎么突然变成“胡子”了呢。对我的好奇心，他只说“糊里糊涂地捉进去，关了一年多又糊里糊涂地放出来”。
1955年这场著名的“胡案”，老何似乎并不耿耿于怀，一般也不与外人道，他是从历史的高度进行思考，即便1980年古籍出版社党委讨论对他平反时，他事后知道副社长戚某投反对票，不仅不记恨，还表示老戚是个正派人，人的认识总有一个过程。在老戚主政时，他被流放宁夏，在那段劳役后来又坐牢的日子里，他差一点病死，饿死，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他都熬过来了，对他来说，最为痛心的是“文革”抄家时把他的几箱卡片抄去，他曾当场企图抢回来，因为卡片是他的梦想－－抗战胜利之前他曾接受傅斯年的建议，准备研究观音菩萨；这几千张卡片，图片，凝聚了他10多年来的心血。
其实，他被抓之前并不认识胡风，没给胡风的刊物写过稿，也不全部认同胡风的文艺理论。历史的误会是他参加了一个聚餐会，其中有些是胡的朋友。那顿饭竟改变了他的命运。
原本对任何事要问个为什么的何满子，在历尽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炼狱之后，变得冷静，客观。他认为，“胡案”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的文艺究竟怎么走？对这个苦思冥想的大事，他真可谓做到了全力以赴。
1979年11月17日子夜，他给尚未见过面的胡风写信说：“为先生计，为中国文艺前途计，我认为，当此时机，应当确定大方向，竭力撇开过去的恩仇弗论，即二十多年所受的残酷迫害，亦不必着重提出。以大公无私的态度，专就理论是非问题作澄清。这样，自己容易冷静，客观，且更能赢得众望。盖一旦理论问题澄清，这些早已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群魔，自然本性毕露，不劳先生与我等仇仇，天下人当与先生同仇。这应当是关键。”
何满子认为，文艺理论的中心问题是现实主义问题，而胡风理论的精彩部分就是提出作家的“自我扩张”。所以，1981年夏初，老何与耿庸相约，专程到正在上海看病的龙华精神病院探望从未谋面的胡风。这是他们仅有的一次见面和谈话。但是，这次谈话没有取得他心里想要的结果，胡风侧耳仔细听了他的叙述后，喃喃地说：“换一种说法可能好一点，单独提'自我扩张'，恐怕是会引起误解”。出医院，他俩感到无名的凄凉。耿，何于1986年以书简的形式发表《胡风文艺思想谈片》；1989年，老何终于写了篇《论胡风的“自我扩张”》，以自已多年的理论研究把胡风无力表述的观点澄清和发扬，了却了他多年的心事。
每年通读一遍《鲁迅全集》
1981年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83年被评为编审，1990年退休前古籍出版社分给他一套徐家汇的三居室，他们终于告别闸北那个狭小的空间，“躲进小楼成一统”，有了他称之“一统楼”的书房。我去看望仲华姐时，他有时也合上书本来聊天。那时他的兴趣转移到写杂文了。
他赠我的第一本书是《画虎十年》，扉页上谦逊地书写“循兄存正”四字，时间是90年3月。他认为，杂文要写成够格的杂文艺术，又能显示作者的人格力量，谈何容易。他平生最崇敬的是鲁迅，《鲁迅全集》他每年都要通读一遍，连在宁夏拉板车时也抓住休息的间歇读了一遍。他以鲁迅的杂文要求自已，自谦“画虎”类犬。
90年代后，我去他们家几乎每年都能得到他惠赠的杂文集或书籍。他发表的杂文遍及南北，积10余年来的影响已被读者尊为杂文大师。以他的学养，古文功力，对事物的洞察力来说，读者爱读他的书籍不难理解，然而，写一篇杂文，对抨击的人或事讲究火候，分寸―――老何的人格力量在哪儿？他说：“我从来未以作家，学者或什么家自期，从我不参加作协或任何学术组织一事可证。我只祈愿以普通一人，即与任何人平等的社会公民身份，陈述我的意见，任何方面的言谈如此，学术问题亦然。如果我的言谈获得认同，当然高兴而且感激；否则，至少也可向世界表明，在我所涉及的领域里，有我这样的一些见解出现过，它们注入所属领域里的现象里，提供给历史去选择，直到被淘汰为止。它们将被淘汰与否，何时淘汰，其命运我不得而知，但向历史提供，却是我的义务。”
他的杂文，有人赞，自然也有人非议。大约新世纪之初，一天下午我去他们家，老何给我端了杯新茶聊天。他问：“我这个人，是不是'左'啊”，说着，我和仲华姐都笑了起来。他的杂文，议题虽广，但多半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层出不穷的时弊，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他对一时间热捧“样板戏”现象，写过《样板戏感旧》，《不吃苍蝇叮过的东西》。他对文坛上赞美周作人，张爱玲，都从历史和艺术的角度加以辨析和驳斥。
其实，老何对一切都坦然处之。生前功名，死后殊荣，都绝对地淡然。对他来说，右耶左耶革命不革命甚至反革命，都是别人对他的一种看法，更为重要的是，自已应该对自已负责。他在杂文《如果我是我》中有精辟的，生动的论述。他说：“当人失去了自已，我不复为我时，所有的价值观自然可以听从摆布而随意颠倒。现成的理由是'吾从众'。独立思考是不可饶恕的奢侈。”“要做到'宁做我'……实在很难。易卜生称颂孤独者是最强的人，正是痛感于独立特行之不易坚执。”“要守住'我是我'的防线。真须大勇者。”。
但他绝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几年前，一次我去他们家，坐下不久，老何突然说“奇了怪了”，从写字桌转出，快步走到大楼走廊的窗前，认真观察前方的那棵树。原来他看书时抬头看到树上竟长了个红果子，这树是不长果子的。我们几个也同时来到走廊，大女儿列丽上前拍了他的肩说：那是张塑料纸吧。大家把他取笑了一通，老何也哈哈大笑，说声“老了老了”。
其诗其墨真性情
老何的打油诗，律诗，很为友人锺爱。他的诗不同于其文，多半是即兴之作，更显其才其情。
他的《拉车自嘲》，真象一幅漫画：“一脚高来一脚低，浑如蹇卫负耕犁。江湖把式卖膏药，鞭赶疲熊爬陡梯”。约作于1959年。仲华姐告诉我，他在宁夏拉板车两年，向工友讨教怎么拉可以省力，工友们称他“教授”，休息时他坐地看书，所以有时路人指点，围观如看变戏法。
老何的文论，杂文，诗词早在社会上有影响，他的字也有众多“粉丝”。1997年秋，我的一位年青朋友林明杰爱好字画，那天遇见我时问，能否求幅何满子的墨宝？我这个人往往自说自话，一声“好！”，立即挂上电话说：“何老师，久违了”。我的突然袭击让他一时没反应过来，问：“哪位？”我不作声，顷刻，他想起来了，说：“阁下是吴仲的同事，不是说了称老何吗？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呵呵。”鲁迅的这句话我曾写在本上，现在成了他自谦的武器。我明白，自已学疏才浅做他的学生还没资格呢。他答也爽快：好。
几天后我到他们家，大姐很高兴，捧出各种零食叫我吃，我特地买来的宣纸也没用上，他早已为我写好，两张，认真地封入古籍出版社的信封内。他说，另一张是给你的(我没开口要)。呵，多么诚恳，多么真切！
没想到，12年后我找出保存至今的遗墨，林明杰已有了自已的画室。他特地为我精裱并配以玻璃木框，老何的字挺拔有骨气，我将把它挂在新居墙上，不仅怀念，更是洗涤心灵。
在追悼会上，一幅独具匠心的花匾尊颂何满子先生为民族的脊梁，我想，老何本人一定说：我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我很认同。
09．07．12完稿。07。27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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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9-7-28       本站发布时间：2009-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