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明教成就攻略:斯大林在人類史上第一個實行全面資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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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笛/必須確認,這場大饑荒是斯大林故意製造的,目的是大量餓死烏克蘭農民,使得他們從此喪失反抗的膽量。此乃布爾什維克黨人一貫實施的“有組織的恐怖”,為列寧同志親自提倡,由捷尓任斯基同志親切宣講,斯大林同志不過是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把大規模集體處決改為以饑荒殺人罷了




《野蠻的俄羅斯》


  在我看來,斯大林的殺人故意仍然是昭如天日,連盲人都能看見。上文列舉的證據不必說,只需看看蘇共在此前此後發生的饑荒的應對措施就夠了。革命前俄國發生過的最惡劣的饑荒,是1888的旱災引發的,一共餓死了37.5~40萬人。這與布爾什維克無關,只是給出來證明“新舊社會兩重天”。布黨執政後,1921年,伏爾加與烏拉爾地區發生大饑荒,估計餓死了五百萬人。饑荒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是長期戰禍,其次是列寧的“戰時共產主義”對農民實施的大規模武裝搶劫使得農村經濟破產,最後是時斷時續的旱災。

  饑荒發生後,蘇俄政府並未隱瞞,也未拒絕國際社會救助,因此饑荒的真實情況能被外國人報導出去,其可怕情景被拍了下來用作募捐廣告。

  列寧當然也在災難中表現了共產黨人特有的冷血,例如最先提出援助的美國人要求自己能安排鐵路運輸,並能公平地將救濟物資發到所有需要的人手裡,列寧將此視為干涉內政而斷然拒絕。但他後來還是同意接受國際紅十字會和其他慈善組織的援助。只是布黨實在太下流,一面接受國外運進來的救濟糧,一面向國外出售穀物,使得國際救災糧化為蘇俄政府的外匯,國際慈善機構因此決定停止援助。但不管怎樣爛污,列寧第一沒有故意製造那饑荒,它當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禍,但並不是蓄意製造的;第二不曾向國際社會隱瞞災情;第三不曾無條件拒絕國際援助;第四,布黨政府雖然救災不力,甚至把這當成創匯機會,但畢竟沒有禁止他人救災。

  在此之後烏克蘭也發生過饑荒,那就是上文提到的1946年因頭年乾旱導致的饑荒。斯大林將征糧指標訂得很高,讓集體農莊連種子糧都沒能留下。赫魯曉夫眼看饑荒即將發生,冒死多次向斯大林進諫,請斯大林降低征糧定額,甚至還請斯大林批准向集體農莊莊員發放糧食定量卡。雖然他惹得斯大林龍顏大怒,被多次罵得狗血淋頭,但斯大林最後還是同意批給赫魯曉夫一些食物製品、種子糧和錢,讓他開辦免費供應湯的食堂,因此僥倖避免了大饑荒再度發生。

  1921年的饑荒還可以說是列寧當家。但1946年烏克蘭的起碼救荒措施卻是斯大林批准的,說明他那次並不想故意餓死烏克蘭人。因此,如果他真無殺人之意,地方長官犯顏直諫,讓他認識到後果的嚴重,他還是會採取點起碼救荒措施的。

  然而1932-1933年發生的饑荒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地方長官包括烏克蘭軍區司令亞基爾大將、哈爾科夫區委第一書記捷列霍夫等人,都曾向斯大林苦諫過,換來的卻是大清洗。整個烏克蘭共和國中,被撤換的地區書記高達237人,被撤換的地區執行委員會主席高達249人。就連烏克蘭共和國第一書記柯西沃爾本人也在1938年被捕,於次年被槍決,亞基爾也遭到同樣下場。

  由此可見,斯大林對烏克蘭發生的兩次饑荒的態度完全不同。第二次不是他故意製造的,倒確實是高估了產量,低估了災情(據說是赫魯曉夫報喜不報憂的結果),因此他在得知了真相後,儘管暴跳如雷,畢竟還是同意救災了。而他對第一次饑荒的反應表明他完全知道實際情況(否則就不會派部隊封鎖烏俄邊境了),但不許別人說出真情,也不許國際社會援救,還堅持讓部下把農民的糧食搶光。直到他覺得把農民教訓得差不多了,才趕在春播前發放點種子糧,並發點糧食讓倖存的農民恢復體力。這準確的時間安排,本身就說明了那是事前計劃得非常精密的冷血謀殺。


按統治者的意願模塑新一代

  毀民造民工程的“造民”那一方面的工作 ,則是說按統治者的意願來任意設計模塑新一代,也就是網絡作家林思雲至今在竭力鼓吹的“善意的思想改造”。斯大林把無法改造的老一輩知識分子或是殺掉或是投入大牢,然後用社會化大生產的方式製造出一代人來取代他們。這洗腦工程的前提又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封閉社會的發明。

  蘇聯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實行全面資訊封鎖與控制的國家。無論是對國外還是國內發生的事件,公民都被剝奪了知情權,只能獲得經過統治者精心挑選甚至編造的資訊。黨領袖成了獨一無二的精神權威。黨更建立了以國家資源為後盾的宣傳機器,使用最現代的技術手段,通過人類攝入資訊的一切渠道,將中宣部炮製出來的“傑米揚的湯” 反復灌給青少年一代,其重點便是徹底消滅個人主義觀念甚至個人意識,以“集體觀念”代替之,使得受教育者徹底缺乏獨立思考能力與獨立的思想感情,只允許他們有一種感情取向:黨讓愛誰便愛誰,黨讓恨誰便恨誰。最高的美德就是對斯大林和黨的無限熱愛無限忠誠無限敬仰無限崇拜無限感激,以及對階級敵人的深仇大恨。為了忠於斯大林那個活著的上帝,無論犯下什麼為傳統道德強烈譴責的罪孽都是應該的。

  這其中最著名的學習榜樣,大概當數14歲的少年英雄巴維爾·莫羅佐夫的故事。據官方宣傳說,1932年,他向格伯烏舉報他父親“一直在偽造文件並賣給土匪以及蘇維埃國家的敵人”。他父親因此被判十年勞改,後被處決。巴維爾的叔叔、祖父、奶奶和一個堂兄弟又為此謀殺了他和他弟弟。除了他叔父之外,所有的人都被格伯烏抓了起來槍決了。官方媒體報導了他的英雄事蹟後,各地發出的幾千份電報敦促法官不要對殺害巴維爾的兇手心存憐憫。蘇聯政府宣告巴維爾·莫羅佐夫為被反動派謀害的光榮的烈士。蘇聯各地豎起了他的塑像,許多學校和青年團體以他的名字命名,為歌頌他寫出了一部歌劇和許多歌曲。他上過的傑拉希莫夫卡學校變成了聖地,蘇聯各地的兒童在學校外出旅遊時前往該地參觀。蘇聯解體後,學者們調查此案,發現那英雄事蹟是虛構的。據說巴維爾並未舉報他爹,他家的人也是無辜的,他是因與一夥同齡少年吵鬧被他們殺害的。

  從官方對兒童莫羅佐夫的表彰不難看出,斯大林締造的新社會只有一個美德,那就是無限忠於他本人。只要做到這一點,則父兄可弑,親人可賣,師友可誣,為一切其他形式的人類社會所強烈譴責的傷天害理的爛事都成了聖行。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背叛家庭”居然成了一種由政府公開提倡表彰獎勵的美德,這種“新人類”真正實行了與人性的徹底決裂。

  俄國學者拉津斯基指出,斯大林那位前神學院學生的靈感來自於《馬太福音》:“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在我看來,斯大林把這段經文改成了“愛我之所愛,恨我之所恨。我讓你愛誰你就愛誰,讓你恨誰你就恨誰。你的全部思想感情都只能由我主宰”。領袖不但能任意支配子民的身體,更要如上帝一樣,佔有他們的全部靈魂。

  斯大林的“毀民造民”的社會改建工程也同樣取得了輝煌勝利,所有的城市居民都給納入了無作不在的黨組織監控網,處在四面八方的持續監控下。幾乎所有的公民都在不同程度上當了告密者,向特務機關告發親友鄰居的一切可疑言行。

  這其實就是斯大林的整個治國戰略:讓國家持續處於類似對外交戰的緊急狀態中,以渲染國內外假想敵的威脅製造恐怖氣氛,使得每個人都有瞬間內被嚴懲的充分可能,因而處於戴罪立功的恐懼中,同時誘之以榮譽和物質獎勵,以最大限度地榨取他們的能量,將之用於建設。如果說推動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人的貪婪,那麼驅動斯大林式共產社會的動力就要複雜得多:宗教激情、因徹底缺乏人身安全感而產生的入骨的恐懼以及對榮譽與物質獎勵的渴求。
《明鏡月刊》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