噬海花by山景王四微盘:米鹤都：“林彪热”中想到的草根英雄

米鹤都：“林彪热”中想到的草根英雄

    又是一度“九一三”，网上到处可见为林彪抱打不平的长篇短语。我对林副统帅素无好感，当然也并不赞同将文革前期的污水全部倒在他的头上。不过，他确如一些文章所言那般“睿智”和先知先觉，为何在1959、1962、1966三个历史关键时刻，他却都义无反顾地站在了错误的一边。其实他的功过都是非常清楚的。不说作为一个真正以人民利益至上的历史人物，就从爱护个人“羽毛”的角度，他也不至于做出哪些助纣为虐的勾当。

　　本文并非评述林彪的功过，而是由此想到那个黑暗时代中曾挺身而出的草根英雄。文革初起之时，曾经有两个不知名的北京中学生，给林副统帅发出了公开信。此信震动了全国，也激发了人们对绝对迷信的第一次反思。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远比此时正在制造现代迷信的林副统帅高明得多。尽管他们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依然对人民而后的反思留下了火种。

　　在1976年的那次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文革暴政的斗争中，他们再次率先站了出来。1977年1月，他们和李东民等人一道，勇敢地在中南海、天安门和王府井等地贴出大标语，呐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追究镇压者的责任，呼吁邓小平的复出。很难说，这些当年的老三届们是什么先知先觉者，但是他们仅仅凭借着对社会和民族的责任感，再次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前面。

　　当然，他们再次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两位草根出身的年轻人在文革中经历了数次的牢狱之灾和“群众专政”，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追求和对社会的责任。到今天，尽管他们不仅没有安逸的条件，居住和生活条件都很差，甚至多次牢狱之灾造成的病痛也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但是他们依然关注和探讨着中国改革的走向，保持着精神上的追求。

　　我并不认为他们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素养见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并不影响我对他们油然而生的敬意。记得1977年高考时，北京的语文考试中有一段鲁迅关于“中国脊梁”的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很惭愧，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名言，也正因为如此，我把它记在了心里。在2010年的寒冬，当我看到张立才(涤西)拖着伤痛的腿一拐一拐地走来，眼望刘握中(伊林)消瘦的背影在大风中骑车而去，我马上能想到的，就是这段话。

现将我对他们二人的访谈口述史发表如下，希望历史永远不会遗忘那些值得尊敬的人们。
草根政治—一条至死不渝的道路

                                伊林\涤西口述（一）　　
    伊林(刘握中)、涤西(张立才)，文革前均为北京农大附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伊始，只有十八、九岁的他们，本着对那场运动幼稚的理解，本着对理想社会的炽热追求，给中国的二号人物写下了《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这种无惧风险、挑战权威的大民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和深思，引发一系列抵制抑或反对文革思潮的“黑风”，从而遭到镇压。据他们揣测，或许是由于毛泽东认可了他们的部分观点，而亲自出手保护，才使得他们免遭了灭顶之灾。这一事件，被广泛载入文革史册。《第三只眼看中国》将伊林、涤西列为中国知识分子凤毛麟角的改革先锋;海外学者把《公开信》誉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个萌芽。他们出狱后，虽经受长期的挫折岁月，却并没有磨灭他们的良知和斗志。1977年月1月，他们又与李冬民等人一道，在天安门等地贴出了反对“两个凡是”、平反“四五”和呼吁邓小平复出的标语，表达了那一时期人民的心声。因此再度遭受迫害。今天，暮临回首少年狂，他们依然对自己草根政治的一生充满热情和执着。

　　文化底蕴深厚的工人家庭

　　涤西：我祖上是从绍兴迁来北京的。我爷爷出生在北京，在京城民俗文化中也算是个代表人物，既玩虫，又玩鸽子。他养鸽子在北京是有名的，养过五百多只鸽子，其中有二十只“铁翅”[1]。当年有人拿一所房子换这二十只铁翅，他不换。他还爱好说书、唱京戏，家里还放着两套家伙什呢。他对古往今来的历史很熟悉，尤其是能给府台那些老太太们讲书。他戏唱得也很棒，唱老生，有一帮子票友，经常到我们家来，吃喝不分。有的票友后来还成了北京京剧团的一级演员。我奶奶是京城的旗人，那时满汉通婚对社会的底层是不限制的。我奶奶记忆力特好，会讲易经，诗经也讲得棒着呢，我虽然也能讲点，但是不如她。她文化不高，但在我爷爷的影响下她也能讲这些东西，这也是怪异的事。所以，她长寿，她能把她那点文化底蕴传播给孩子们，这是家传造就的。

　　我父亲生在北京，没正经上过学。他也喜欢唱京剧，但够不上票友，不过他写得一手好字。他那字是柳体和颜体结合，也算得上一流。当年是北京广济寺还是哪个大的寺庙，曾找他去抄了三年的经文。解放前，他干的事很杂，在大栅栏的一家大烟馆管过一年账，后来在石景山钢铁厂开过火车，也算是个产业工人。解放后他干的是水暖工，实际上，他那样的工人很少，能写一手漂亮的字，会唱戏，拿起什么东西来都能修，包括电器。所以，他应该是个杂家。

　　我母亲家是北京郊区的农民。我姥爷的书画有些功底，祖上有点家产有点地，但到他那一代就不行了。姥爷没赶上解放就死了，也就没有划成份。我母亲没有单独划成份，算是城市贫民吧。小时候，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是很严厉的。我要是在外面惹事了，不管对错，回家先揍我。我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我最小。我们那时住在珠市口澡堂子胡同里。胡同口有一个山东裁缝，娶了个老毛子媳妇，生了一堆二毛子。其中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我们俩在一起玩拍“洋画”[2]。我赢了，他跟我抢，抢完了就跑，我们就打起来了。打完了，我也没当回事，回家了。谁知，我正端着一碗西红柿的盖浇饭吃呢，那个俄国胖妇女，带着他儿子找来了。她跟我母亲说，我儿子把画拍得翻过来了，这画应该归我儿子，你们孩子把这画抢走了，还把我们孩子鼻子打流血了。他的鼻子是有一点血，但怎么流的血我并不知道。我妈一听，上来就给我一巴掌，啪地把碗都给打飞了。我母亲就是这样严厉，不管你对与错，就是不能在外面惹事。

　　与国共元老渊源深厚

　　伊林：我出生在一个当年逃亡台湾的反动军官的家庭。别人都很惊奇，我这样历史背景，怎么会进入到这个红色的高级圈子里头折腾?其实非常简单，这跟我祖父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刘家的高祖做过清朝提督、军门之类的官。我的曾祖父参加了辛亥革命，在广西钦州率军起事。祖父刘葆村，是早期国民革命的元老，但却不是国民党员，也没参加辛亥革命。但他是从1917年就开始跟随孙中山先生的。我的姨祖父胡亮汉，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他们这一对“油盐坛子”[3]特别要好。我爷爷跟我说，他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就觉得“孙中山英气袭人，一下子就被孙先生吸引住了”。这是他的原话。这样我的爷爷就跟着孙先生干革命了，先在广州军政府，后来又跟着谭延闿先生，在韶关大本营给给他当财务方面的一个委员。他们俩关系也非常亲密，亲密到谭三，即谭延闿先生经常坐在马桶上跟我爷爷聊天。后来谭三先生任国府主席的时候，我爷爷就给他当类似总统府总管的职务。

　　另一方面，我爷爷跟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何叔衡、郭亮的关系也特铁。共产党还在摇篮里的时候，我爷爷就帮助过共产党。道理其实很简单，他根本就没什么阶级斗争的政治意识，只认定何叔衡、郭亮都是他的好朋友。我爷爷那时做过烟酒税务局的局长，共产党缺乏活动经费嘛，何叔衡就经常跟我爷爷要钱。他们把这些钱再转给毛泽东他们。这帮人在反政府，在折腾，可我爷爷不管那些，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咱哥俩好。他兜里有几十块光洋，就都给他，再要得多，就回家拿上一百块、两百块现大洋。有天，何叔衡见我爷爷说，葆老，我要请你吃牛肉面。其实我爷爷比他岁数小，但他叫我爷爷葆老。何叔衡觉得欠了我爷爷几次人情，吃碗牛肉面总还是应该的吧。我爷爷说，吃完面，何叔衡把这个碗，咣当一下扣了过来，举起拳头砸了个粉粹，说中国就像这个碗，要打碎了重新做。这是我爷爷亲口跟我讲的，他说中国后来还真的像何叔衡说的那样，打碎重组了。这让我印象特深。那时候，像章士钊，也给共产党钱。他是一回给个一万、两万，我爷爷每次是一百、两百，有时多点也难说。因为好朋友嘛。所以在我心里面，所谓的阶级界限从小就很淡漠，没什么概念。

　　共产党也救过我爷爷他们的命。在军阀割据时期，有一次是北军追南军[4]。我爷爷跟我姨祖父都是南军的代表，他俩就跑到株州江边，没地方跑了。正遇见郭亮鼓动一帮工人在那闹罢工呢，他就招呼我爷爷、姨祖父藏到那些船工的舱底下了。北军那一连人端着刺刀过来，问郭亮，南军的军官呢?郭亮说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不知道哇。北军就用刺刀翻，我爷爷说，刺刀就在头上，差一点就捅进来了，吓得他俩趴着不敢动。北军走了以后，郭亮招呼那帮船工，派人护送我爷爷他们到广州，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才走。我爷爷说亏得郭亮救了我们一条命。后来，郭亮被国民党杀的时候，我爷爷难受极了。郭亮的头就挂在那个城门上。有半年多的时间，他都绕着那个门走。因为郭亮的头在那挂过，他受不了，总是老远、老远地绕着走。我爷爷并不赞成共产党，但是他和这些人私交挺好，都是好朋友。我爷爷后来讲的时候还非常伤心呢，这么好的朋友被杀了。

　　初识阴暗和自力更生

　　涤西：我算是工人出身，文革时期混了个红五类，但是个温和的红五类。我家这成份实际上不太纯，有点杂，属于老北京人那个范畴。我小时候接受的都是集体主义教育，爱党、爱国这套思想路数。但是，我也看到了社会另一面的一些事情，印象很深。小时候跟我一起玩的一个孩子，他爸爸当时是摆小摊的，体型彪悍，解放前是阎锡山的一个团长。1953年搞镇反运动，有一天，那孩子来找我，说他爸爸被逮走了。我说，是吗?我们赶紧跑出去看，警察正从胡同里往外逮人呢。一辆苏制的嘎斯69吉普车，车帮周围和上面都围上了铁网，然后，逮来的人被五马倒三蹄地捆起来，塞进车里。一辆嘎斯69里塞了十来个人呢。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1957年反右，我二姐夫被打成了右派。他当时是物资公司的统计员，对公司的党支部书记有意见，就写了首古体诗贴到那儿，讽刺人家党支部书记。那人家不弄你弄谁啊?这一弄进去就是几十年啊。这件事对全家都有影响啊。当时，大家都劝我二姐离婚，只有我三姐对二姐说：他对你挺好的，而且你们还有两个孩子啊，就别离婚了。你就这么等他吧。

　　他当时被送到德胜门外的一个暖气片厂，当时叫劳改厂，监督劳动。刚开始还准许他回家，从文革前就不准回家了，文革后更不用说了。这样，我姐姐就得经常给他送东西去。由于拎的东西多，就让我这小弟弟陪着她去。我们每次到了那里，要拿着东西蹲在那等着，还得低着头。每逢送东西的日子，劳改厂大门外边的家属就蹲了一大片。这件事让我很受刺激，对我的心灵是有一些伤害的。

　　1959年，我们家先是搬到先农坛南边，后又搬到北边去了。先农坛南边以前是皇帝亲耕的一亩三分地，那红墙齐齐整整，有一米多高。解放后是抗菌素研究所，用来养牛、羊、鸡的养殖场，提供动物血液做药物培养用的。我父亲那时是这个单位的职工。大家都住房困难，知识分子没房，技工也没房，我们原来租的是私人的房，后来就跟单位要房，被分配到那去了。到了那，发现院里的知识分子不少。跟我们一墙之隔，就住着两个留苏的专家。

　　也是从那年开始，全国就进入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了。大家的口粮都很紧张，粮食不够吃，怎么办?我当时只有小学四年级，每天早晨就起来平整坡地，整出有小半亩地来种菜。那地都是硬地，里边净是石子。我先挖了50个坑，把那个坑挖得跟坛子似的。离那不远，有一个以前埋死动物的地方。那儿的土质肯定没问题了。我把那儿的黑土再挪到这些坑里面，垫在底下做肥料，这些都是我自己干的。当时也没人告诉我应该怎么种地。我就自己捉摸，种得可棒了，一个坑里能长出两颗南瓜。一般人可能都没见过，我种出过50斤的大南瓜。我把最大的南瓜送给了小学的一位老师，因为她老教育我一心为公啊、集体主义啊、为这个国家奋斗啊等等。这些思想就是那时在我心里埋下的根，我这辈子后来受的罪也都是因为这个根。

　　1961年的时候，我爸爸说，锅炉房旁边有块空地，你给接过来，种白薯。我说行，后来又种白薯。我把地翻得很深，在小山包上掏了一大堆灰，把这灰垫进去了，浇上水，太阳晒三天，然后把秧子往上一栽，这白薯长得也好大。我属于程序性的人，包括我后来在工厂做划线钳工，做事很细腻，这都跟小时候种地有关系。打个比喻，这就跟理性自由主义与激进自由主义似的，理性自由主义像是做细活的，那激进自由主义就是做糙活的。

　　另类俱乐部——湖南老人会

　　伊林：我爷爷原来在长沙，土改的时候，就到北京来了，后来又写信，把我祖母、二姑和我也接到北京来了。我小时候是跟着我妈妈，九岁后就到北京，跟我爷爷、姑姑一起过了。我爷爷在北京有一个老头子群体，在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内经常聚会喝茶，或在曲园、马凯餐厅会餐，叫做湖南老人会。祖父常带我去，见了这位老先生要叫伯爹爹或伯娭毑[5]，见了那位要叫叔爹爹[6]。这个湖南老人会，沾亲带故的，跟共产党的很多领导人，特别是跟毛泽东这个大巨头关系好，不是亲戚就是师友。那帮老头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平日在一起就是下下棋，喝茶聚餐聊聊天，喜欢论政，在一起也说些“反动”话。在他们的眼里头，有好些事都是在小圈子说的，也不传到外面去。

　　这帮人里面有章士钊、王季范、黎锦熙、仇鳌、周道如、刘达奎、文七爹、李淑一等，约六十人，都是湖南人。这些知名的、摔在地上带响的人物，都是当年国民党的高层人物和一些上层的遗老。这帮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儒家，信天。他们讲毛润之如何，我那时候才九岁多一点，不知道说的是谁，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

　　1960年饿死了很多人嘛。也许是他们的良知吧，他们直言谴责那时代的许多做法，甚至批评毛泽东本人的一些做法。那些老人，还说些连右派都不敢说的话。例如说，那美国人就是好，人家富裕。美国人怎么会打原子弹呢?他们是不会发动战争的。还有人说，彭德怀说大跃进是搞糟了，大跃进就是搞糟了嘛等等。这都是他们当时的原话。

　　那个文七爹，有一回从乡下跑到中南海的大门口，坐在地上又哭又闹要见主席，说家里没饭吃咯，饿死人咯。警卫人员报告说，门口有一个老头闹。主席问，姓什么?警卫回答姓文。主席说，让他进来吧。那是他表哥呀，他没辙。

　　正因为他们都是些遗老，威胁不了政权;再一个又跟毛主席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没人敢动他们。但是，如果没有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我敢说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敢在六十年代前后，如此放肆胡言的圈子了。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少有人知道的，就是毛泽东的那首“蝶恋花”。这是李淑一亲口跟我四姑说的。四姑小时候是李淑一父亲的学生。毛泽东诗词做得非常好。“蝶恋花”这首词，你仔细读，确实有感情，但这感情是对谁的呢?一般人都听不出来，其实这是对李淑一本人的。刚开始毛老头追的不是杨开慧，而是李淑一，这一段秘密谁也不知道。我读来读去，一直琢磨不透，我总觉得老毛这感情，应该首先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而不是对一个死去很久的人。同病相怜，“同病”事实很清楚，“相怜”呢?于是，我就要四姑去问李淑一。她讲了这段故事，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么回事。李淑一当时跟毛说，润之，我已经有了柳直荀。这让少年毛泽东很伤心，她后来就介绍了杨开慧。我爷爷跟李淑一的父亲是好友，还把我姑姑放在他家作入室弟子，说放在你们家待几年，在家关着门教。

　　所以，这帮老头跟毛泽东的这种关系啊，导致我心目中有两个毛泽东，一个是外边的毛泽东，还有一个是这个圈子里的毛泽东。在这个圈子的毛泽东是个人，活生生的一个人，他不是什么神，他跟这周围老头都一个样，因为他们口里的毛润之，就跟老朋友一样。因此，导致我没有对他特别、特别崇拜，没有那种概念。

　　共产党和国民党就像是一对难兄难弟，今天打架明天握手。像谢觉哉，他跟我姨祖父也是一对油盐坛子，都是学法律的同学。可他们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可是他俩关系也是特别好。谢觉哉每次有危险的时候，就跑到国民党湖南省法院院长、也就是我姨祖父胡亮汉家里躲起来。我祖父当时也和姨祖父住在一块，你说谁敢来抓。后来，我的两个表姐全是谢觉哉的孩子谢范将军给带到新疆军区去的，连嫁人也都是他给张罗的。我祖父和李维汉也是朋友。撇开阶级分析，这之间是种什么关系?

　　那会儿，湖南经常有人来找刘少奇、滕代远、李维汉这些领导人，跟他们要工作，要钱。因为湖南一帮老乡觉得共产党这些领导人欠他们的，当年搞革命时，得到过这帮老乡的支持和掩护。危险的时候躲到这些老乡家里，经常有这种情况。我听母亲讲，杨开慧被杀的时候，我的曾外祖父傅梅根曾联络了一帮湖南的名士，给何键上帖子，要保杨开慧。何键是我曾外祖父的门生辈，我曾外祖父也是湖南有名的书法家，联名上帖的又都是当地的一些文豪、绅士。虽然没有保下来，但是，你说这情份说得清楚吗?

　　我父亲刘远是1918年生人，王季范的学生，黄埔军校十五期的，比郝伯村低一届，也是郝的下级。我父亲是天然的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九战区，后来在汤恩伯的部队、陈诚的部队都待过。我们家跟陈诚的关系很铁，陈诚是谭三先生的女婿，宋美龄做的媒，我爷爷跟谭三先生又是那么一种关系。但我父亲不善交际，也不会利用这个关系。在南昌九战区的时候，是我母亲帮我父亲张罗外事、人际关系，我母亲后来又没跟着父亲走。我父亲去台湾的时候，31岁，是个上校，我叔祖父是个少将。当时我父亲带了一营人，不想走了，把一营人撂到江西，他一个人回家了。家里是有老有小，拖家带口的没法走。我母亲跟他说，你带着一个营的人，你要对这一营人负责任啊。这样，我父亲才去的台湾。这是我父亲后来告诉我的。不过，蒋先生只信任江浙人，不太重用湖南人。我父亲在台湾最后也就做到少将，任二十七师副师长、澎湖列岛联勤指挥官。我母亲把自己的老公送上将军的位置，自己却倒了一辈子霉。

　　集体教育和思想启蒙

　　涤西：我有个姓李的老师，出身书香门第。她总是教育我们要爱护别人，这样你才能得到你要的东西，这个教育太深了。比如，她让我们凑集班费，去救济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她说，你们自己想招儿，但是要合法合理。我当时是少先队小队长，我会种地呀。于是我跑到天坛南头的那个旧打靶场，那地方很荒野，早期还有城墙呢，后来是阅兵时候坦克车练兵的场地。我就在那里种了好多蓖麻，等蓖麻收获后卖了，把钱交给老师，让贫困的孩子有了学费。那时一个班里总有几个贫困孩子。

　　李老师对我们的集体主义教育并不是坏事，在我们早期的性格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使得人和人之间有个亲近的感觉，互相有个照应。到现在六十多岁了，我们小学同学还能在一起聚会。大家都成老太太、老头了，见面后特感慨，感觉更亲近了。

　　当时学校的教育和家庭的文化背景并没有什么冲突，只是李老师的个性特别强，对我们的教育人性化更多一些。她一辈子没结婚，学生到她家玩，她都管饭。她把自己的感情注入到了对孩子们的教育之中，教育掺杂了一些个人情结。但是，她这种老师是“不得烟抽的”[7]，一有政治运动，她就受点打击或挫折，蔫了，积极性下来了。等政治运动过后，她的积极性又上来了，热情又恢复了。

　　我上中学第一志愿是二十六中，但分数不够，上了第二志愿四十九中。初中时期好像值得记述的东西不多，生活学习都比较简单，学习成绩也一般，不是拔尖的，但也不费劲。印象深的就是四十九中的华侨学生比较多，有的一个班就有十几个华侨子弟。我小学时没接触过华侨，初中时班里的几个华侨全是女同学。我那时不太习惯跟她们交流，她们喜欢用香水，衣饰有的也花里胡哨的，那个年代总觉得别扭，闻着香水味觉得呛鼻子。

　　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开始养成读书的习惯。我和邻居关系都很好，那时对那两口子留苏专家的书籍感兴趣了。我早上五点钟就起床了，摊开一本书，读读外语、经济类书籍，然后再去上学。比如《普希金诗集》、《牛氓》，巴尔扎特、雨果、十二月党人的那些书籍都读，虽然是懵懵懂懂的，但每天这样坚持，一气乱读。后来就把留苏专家家里的书都读了个遍。

　　高中我上了农大附中。学生成份中高干子弟多一些了，班上也有几个喜欢读书的同学，于是有了一个交流读书心得的环境。我们班比较独特，有五、六个学生是喜爱讨论的，因此，我们在高中的三年里养成了一个读书加讨论的风气。那时，我们也看一些“白皮书”，是干部子弟的同学从家里偷着拿出来的。大家都是你看完我看，我看完你看，传着看，然后再一起讨论。

　　那时候，我住校，我妈每个月给我十二块钱。我二哥已经工作，在教书，每月给我五块钱，加起来一共有十七块钱。那时候这就很富裕了，吃饭用八块，其余的几乎都买书了。我在上高中的这三年里买了许多书。

　　我当时记得拿破仑说的一句话：对任何一本书和任何一个陌生的人，都迫不及待地接近他，接收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这是《拿破仑传》里头唯一在下面加了着重号的一句话，它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独立思考，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的种子啊。不过当时像我们这样的思考问题、讨论问题，而且还经常有些与大家不一样的想法，家里都不满意，认为我是走上歧途了。

　　大概是在1966年提倡教育改革，我们已经高三了。刘握中对这件事很积极。文革前的毕业考试，他只考理科的数学、物理、化学这些课程，而且只答基础题，整个六十分就行了，剩下的题就不答了。文科的政治、语文，他干脆不答，都写上教改建议。刘握中比较不合群，他吃完饭，就自己思考问题，跟同学交流不多。他挺冲动的，要么不说话，一说话就容易激动起来。他有灵气的一面，老是走在前面，有些新的想法。我的性格跟刘握中不一样，我是很踏实的那种，对教改并不热心，不过这对我们也有影响。所以，文革一开始时，我就跟他一起给校长写大字报。

　　划分“右派学生”和“血统论”

　　涤西：工作组进学校后，就热闹了。各班成立了文革小组，一个班选三个人组成领导小组，我被选中了。另外两个，都是军人家庭出身的学生。来我们班的工作组干部是共青团系统派来的，他给我们班开会，在学生中划左中右，说全校别的班都不划右派，就划你们班的右派。他要划的第一个右派就是刘握中，理由就是反动军官家庭出身，而且老有独特的思想。还有一个工人的孩子，也被划成右派了。他是因为和班里文革领导小组的另外那俩人不对付，对着干。我不同意在中学生中划什么左中右，而且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坚决不同意。可是，我只有一票，人家是两票，两票否决一票呀。这时，学校的工作组组长还说，你不给他们划右派，你立场就有问题，你就是右派。我想这下坏了。

　　不过，我有亲和力呀。于是，我就把班里的三十来个同学聚到河边。把大家叫来，集体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我说，咱们都很年轻，十几岁给划成右派了还了得?我家就有个右派，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呀!我姐姐这一辈子都处在痛苦中，她的两个孩子也很痛苦，婚不能离，不离婚就得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一生的前途都这样糟蹋了。大家都同意我这个观点，就是死不同意。你要是划右派，我就纳入集体讨论，这个孩子是不是应该划成右派?咱们是多数，咱们就给他们来个否决少数。我们班一共有四十六个人，我招来了三十来个人，这三十多票就可以否了你那十几票。我采取民主的方式斗争，就这样斗来斗去的，把时间抗过去了，没几天工作组就撤了。

　　工作组撤走后，我就自己张罗组织了一支红卫兵。我们学校当时有三支老红卫兵组织：“红旗”、“红卫兵”，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八一八红卫兵”。他们两个组织成员都是所谓的红五类。我们的组织原则，基本上是只要愿意进来的都可以，出身不好也可以来。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是我原始的观点，很朴素的。不过，刘握中当时没参加进来，他是独行侠嘛。

　　但这时“血统论”就泛滥起来了。有一天，“红旗”的人把刘握中叫过去了，说他出身反动，思想反动，有野心，在办公室里拿皮带抽他。有同学跑来跟我汇报，说刘握中在那挨揍呢，怎么办?我说，在门口等着。他出来后，赶紧把他架到宿舍，浑身都是一道道的淤青，后背都肿起来了。我让同学给他上药，他之后就躲起来养伤去了。

　　伊林如是说：我在文革初期是挨了一次打，那实际上是件使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她看上我了，同学中这种感情是说不清楚的。她对我挺好，一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开窍呢，对她没什么感觉;二是她出身那么好，家里是军队的干部，我出身这么坏，她怎么能和我粘粘乎乎的呢?我就没应承。她文革初期加入了学校的“红旗”，结果她找了一个机会，把我骗到他们“红旗”办公室，揍了我一顿。亏得我们班另一个“红旗”的同学出面打马虎眼，所以也没揍得怎么样，我就跑了。就这么一回事，把这看成是笑话也行。当时社会的人性扭曲了。她是把爱、恨两种情绪叠加到一起了。所以，我不同意在感情方面，有什么社会科学问题。按社会科学的概念，这个现象就说不通了。

　　涤西：这时，我们学校就发生大事了。

　　那年的8月26日，我们这几支红卫兵联合开会。这时“红旗”就开始揪狗崽子，说要把学校里出身不好的同学都给揪出来。我一看这势头不好，就叮嘱我那组织的人：人家打人咱们可别打人，人家揪人咱们可不要去揪。我们“八一八红卫兵”中有一个干部子弟，我单独嘱咐他，就怕他打人。因为他有个情结，曾追求我们班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人家不搭理他。而这女孩出身不好，她爸也是国民党军官，逃到台湾去了。我就怀疑他想去报复人家。结果他们还真揪她了，揪完了就在教学楼前面的通道上，让她跪在那，拿皮带开始抽。那场面惨不忍睹啊，跟法西斯似的，非常凶残。他们让人都跪在操场上，胳膊还得撅起来，做燕飞的姿势，脑袋贴到地上，屁股撅起来。然后，用皮带抽屁股、抽脊梁。

　　这跟当时那幅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是有直接关系的。对联贴出来后，我们班还可以辩论，但在其它班就都不成了。学校里已经没有讨论和辩论的氛围了，形不成反抗的力量。这是比较凶残的一次，全北京也没有这样大规模地打人的。学校教职员工、学生一共揪了一百二十多人，打人的是“红旗”的。那天，我也没辙了，就赶紧给中央写一份报告。我们学校只有高中部，加上教职员工一共才五百多人，结果就有一百二十多人挨打了，而且还打得惨不忍睹。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可不得了。

　　这份报告，我是跟大家商量着起草的，以“八一八红卫兵”的名义，把当时发生的事情经过讲了一遍，有多少人被挨打，多少人被打伤了。这事后来被农大附中称为“八·二六事件”。我把报告直接递到中南海那个国务院接待办了，在那里待了六天。那时，谁也顾不得上这事，所以，报告也没了下文。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八一八红卫兵”中只有上面提到那个干部子弟的同学一个人参与了打人。他后来跳槽加入了“红旗”。不过，到年底他又回来了，而且还主动帮助我们躲避迫害，修建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