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注本:前三国的那些人那些事 引子：大时代的序曲 一、张角：吹响乱世的号角 二、朱儁、皇甫嵩：最后的名将

引子：大时代的序曲

当我们看到曹操横槊赋诗、刘备得志蜀汉、孙权走马射虎的时候，又怎能忘记刘表单骑取荆州的潇洒、公孙瓒白马骑射的英姿、袁绍横刀长揖出京门的豪放？
当他们在三国志乃至三国演义里沦为配角，成为颟顸、腐朽、暴戾的没落军阀时，我们又怎可忘记他们也曾是历史舞台的主角，也曾有过年少张扬，也曾有过战绩辉煌？

写下这几篇文字，就是想写一写老一代军阀们做主角的日子。就让我们随着一千八百年前华北平原上“大贤良师”张角的一声呼喊，随着东汉名将朱儁、皇甫嵩的兵锋所向，去窥探湮灭在历史深处的前三国的那些人，那些事……
 

一、张角：吹响乱世的号角

我们先来看一组统计数据。
东汉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在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全国在籍人口为5648万。
三国归晋的公元280年，在籍人口数是780万。
再来看一个已有的结论：据分析，汉末永寿（155—157）到中平（184—189）年间，以及赤壁之战（208）到三国鼎立（220—280），人口保持了相对稳定。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新的结论了：从公元184年到208年这短短二十年，中国人口锐减了85%以上！
当然，我们不得不排除大量不在编籍的“野户口”——流民。但这个结论也是相当惊人的，因为战争而死这么多人，显然没有道理。中国古代史上战争最残酷的时代是南北朝十六国和五代十国，战争规模最大的时代是战国。而即使这几个时代，也未见人口减少五千万之巨。

显然战争不是全部原因。翻开史书，字里行间的零星记载带给我们的是扑鼻而来的怪疫腐臭：瘟疫横行。这横行的结果，一个便是毁灭了上千万人的性命，另一个便是成就了两位张姓人氏。一位是与华佗齐名的医圣张仲景，另一位是今天要说的张角。

我高中时候一位历史老师说过，中国人平时都是无神论者，一遇到过不去的坎，就成了杂神论者。

现在我们东汉时候的老祖宗们就遇到过不去的坎了。
在这样的时候，中国人习惯于期盼救世主的出现，这位救世主并不是精通医学并著有《伤寒杂病论》的张仲景，而是落第秀才兼赤脚医生——张角。
张角，巨鹿（今河北平乡）人。他有两个兄弟，一个叫张梁一个叫张宝。关于他的身世，我们今天就只知道这么多了。他大约是个下层知识分子，并且和当时开始建立的道教很有关联。他靠了一手鬼画符的本领抬高了自己的威望，他又靠自己读过些书的脑袋看到了社会的矛盾丛生和机会的降临。
我们不知道他具体是怎样思考的，甚至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连这个人的性格都不知道，所以我愿意一厢情愿地把他想成洪秀全式的人物。
这位东汉的洪秀全也许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派了八个弟子去外省拓展业务。十几年后，已经发展到大半个中国几十万信徒并且把组织的触角深入到大内。当政者有所察觉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有组织有纪律有规模有理论指导的一个完整系统了，并且编捏了一句压韵并且有号召力的句子：“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最高当局得知此事是在公元184年。公元184年是甲子年。

事故的原由是党内出了叛徒。张角一个传道弟子叫做马元义的，和布置在大内的线人来往太密切了，被另一个弟子告发。当局把马元义车裂在首都洛阳。于是张角起义。

张角替自己起了个名号叫做“天公将军”。同时又为自己的弟弟起了个名号，一个叫做“地公将军”，一个叫做“人公将军”。从这几个名号基本可以看出张角文化水平不高，但煽动民众并不需要大学文凭。史书上说“旬日之内，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后汉书·皇甫嵩传》）就是例证。当政府把话说得哪个老百姓都听不懂，而张角把话说得哪个老百姓都能听懂的时候，大家自然就跟着自己能听懂话的人干了。
张角军队的服饰也很有特点，“皆着黄巾为摽帜”，所以大家都管他们叫“黄巾”；又因为这样的头饰实在很像蛾子头上的触角，所以又被人叫做“蛾贼”。
当黄巾军像漫天盖地的蛾子般席卷青、徐、幽、冀、荆、扬、兗、豫八州的时候，“州郡失据，长吏逃亡”，朝廷很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历史上说黄巾起义是“第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点，这个起义是由小知识分子领导的，并且是以宗教的形式组织的。这支起义军有两个致命弱点。一个是战斗力不强，全靠人多；一个是没有杰出的领导人，没有能打硬仗的将军和能运筹帷幄的谋士。这支起义军的领导层的质量，在中国历届大规模起义军中，也许是最差的。
所以当东汉政府稳住阵脚，并且派出精锐的职业军人的时候，张角兄弟就束手无策了，黄巾军就七零八落作飞蛾散了。

但这个时候的东汉政府有本事车裂马元义，却拿张角没有办法。朝廷起用了一位河南尹何进做大将军，而何进的第一件事情是加固了首都洛阳周边的八个关口。
东汉政府另一方面派出了两位将领：朱儁、皇甫嵩打出去。
何进只知道修筑工事，朱儁、皇甫嵩这两位东汉最后的名将却懂得把黄巾分割包围，再一块块吃掉。
 

二、朱儁、皇甫嵩：最后的名将

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起义，已经年逾不惑的皇甫嵩大约就只是以一个官宦子弟、地方大员的身份出现在史书里了。
北国的早春犹是春寒料峭，宁夏的大地却已经不复平静。北地太守皇甫嵩接到调动进京的圣旨时，大约只是轻叹了口气，紧了紧皮裘。具体情状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远不如朱儁那么兴奋。

朱儁是为战争而生的。在这之前他本人已经在广州打过一次中等规模的平叛战役，指挥七个郡的军队剿灭了数万叛军。这次，当皇甫嵩还在朝堂上建议解除党禁、解决军队后勤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先一步在河南长葛和黄巾军的波才打了起来，并且先一步打了败仗。所以当皇甫嵩解决了政治上的问题姗姗来迟的时候，局势已经很被动。
皇甫嵩冷静观察了形势。然后用他温和的声音和向来不紧不慢的语气，分析了敌军的弱势和己方的机会：起义军没有战斗经验，依草结营。
这样情况就很明确了，火攻是最佳方案。于是火攻。
当军士的冲突、叫嚣与这噼噼啪啪的燃烧声一齐打破了夜空的宁静时，黄巾的覆亡已经在这一夜开始了。而东汉王朝这架朽烂不堪的机器，由于有了皇甫嵩和朱儁这样优秀工人的维修，还要继续运转下去。当皇甫嵩和朱儁联军追杀黄巾残军的时候，命定要终止东汉运转的巨人出现了。

“贼惊乱奔走，会帝遣骑都尉曹操将兵适至。”
这两位名将也许现在还并不认识眼前这位年轻的将官，更不会知道他日后会一手架空并覆亡现在他们所极力挽救的东汉王朝；他们只认得这位将官和他的兵丁们的汉军服饰，于是达成了默契一起追杀残贼。他们现在还是同事。
就在这样一个并不静寂的夜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三个人现在的目标只是早日肃清黄巾贼。至于几年后乃至几十年后所会发生的重大变故和精彩故事，是他们所梦想不到的。

大反扑是迅速的。
皇甫嵩和朱儁又联军在汝南、陈国、阳翟、西华打了四仗，都大获全胜。至此，闹得最凶的颖川黄巾，主力已经遭全歼。于是两人分道扬镳，皇甫嵩往东郡，朱儁往南阳，去继续展现各自的军事才能，也继续各自在波谲云诡的汉末危局中的表现。皇甫嵩在东郡打了一仗，消灭了七千多人擒获了贼枭，于是转向河北——黄巾的大本营。

卢植已经在这里和一位叫做董卓的西北军官一起，打了若干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胜仗并且把张角主力困在广宗城里。皇帝派了个小太监来传达对三军将士的问候，有懂事的叫卢植贿赂太监，卢植不肯。于是太监回去打小报告，卢植被停职反省。接替他的，正是从东郡风尘仆仆赶来的皇甫嵩。
史书上并没有说董卓被停职。并且读了董卓的传记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屡仆屡起的“福将”。为什么福，对照一下卢植相信大家就会明白了。董卓的军事才能并不高明，但政治手腕绝对是一流的。这里他和卢植共事，卢植下去了他没下去；将来他做皇甫嵩的部下，做了几年居然爬到皇甫嵩的头上去了。这就是东汉当时的政治。

皇甫嵩在卢植的基础上，略施小计取了广宗。张梁的大好头颅被砍下来，送到京师；张角有幸已经病死，又不幸被开棺戮尸，把那颗大坏头颅也砍下来，一并送到京师。
我们很容易想象这个时候黄巾军的感受。原来“大贤良师”也会老死，也会被砍头，原来有上天的帮助，我们也会败。但中国农民的记性大抵又不是很好。到后来天地会、白莲教、拜上帝会一号召，便又都起来了。其实到底是农民记性不好不懂得破除迷信吸取教训，还是政府的记性不好不懂得施善政从而逼得老百姓去信那连自己都不信的教派呢？

打败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支持你打仗的信仰崩溃。张宝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信仰崩溃的危局。
作为桃园三结义的孤独一枝，张宝心境之凄凉之感慨万千，已经不是我所能形容的了。我能做到的，只是转抄这样一句话：“嵩复与巨鹿太守冯翊郭典攻角弟宝于下曲阳，又斩之”。

几乎同时，朱儁急击赵弘，斩之；声东击西、网开一面消灭韩忠，取宛城；追破孙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军速度和高超的军事艺术廓清了在荆北一带活动的黄巾，有力配合了皇甫嵩在河北的作战。

黄巾失败了，但这次起义打破了东汉末年的原有格局和演化秩序。许多有眼光的高明人物已经开始寻找破局的机会了。阎忠显然是其中最早的一个。
阎忠是武汉人，是皇甫嵩的手下。现在皇甫嵩的地位就好象平定太平天国以后的曾国藩。曾的部下彭玉麟给曾写了封信：“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其有意乎？”这个时候，阎忠也来问皇甫嵩“其有意乎”了。
两人之间的对话很长，但阎忠的基本意思，却不外乎两点，一是诱二是吓。阎忠认为，皇甫嵩建立的是“不赏之功”，侍奉的又是“昏主”，所以姓名难保；正确的做法是领兵进京，杀死宦官和贪官污吏，进行整顿；机会到了，就废掉皇帝，南面称制。皇甫嵩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当然不敢采用。阎忠想，你既然没有胆子采用我的计策，那么想必连保守我为你献计这个秘密的胆子也没有。于是出走。据说，这个阎忠后来被西北的叛军劫持为首领，却“感恚病死”。大约阎忠是想让朝堂之上的权臣挟天子令诸侯名正言顺取得政权以成大功的；却被这伙盗匪式的人物劫为首领，于是怨恨死去。这实在不得不说是汉末一个奇人。

其实阎忠找错了人。皇甫嵩自小接受的是正规的儒家思想教育，强调忠君爱国。忠君始终是他不敢迈出的一道底限。而阎忠是战国纵横之风的继承者，纵横家找儒家做搭档取天下，实在是找错了人。
皇甫嵩是典型的士人，深深地保留了东汉士人之风。那时候的读书人，还是文武兼修的，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史书上说皇甫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就是明证。皇甫嵩的叔叔是度辽将军，著名的“凉州三明”之一，前辈军事家；爸爸是雁门太守，所以在这样一个官宦世家，皇甫嵩接受的是高等教育，有着良好的修养。而朱儁则是商贾家庭的，脾气就比较急躁而刚烈。
两人脾气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皇甫嵩的士人身份，朱儁的刚烈心气，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看得起武人出身的董卓，也注定了他们不可能看得起以阴媚取人主悦的宦官张让和赵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