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肾乌发口服液哪种好: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初探

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初探

2010-08-25 10:54:14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方学邦、陈士光

(方学邦、陈士光：铁道部党校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也是举世公认的现代伟大的政治家。国际舆论普遍称颂“周恩来是整个20世纪中最杰出的政治家”，“是一位不受时空限制的”， “扭转世界现代史的特殊政治人物"。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 “在过去25年里，在我有幸会见过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这些评价，毫不夸张，客观而又公正地概括了周恩来光辉的一生。 周恩来从1927年起，就成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直到去世，长达半个世纪。他经历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风风雨雨。参与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许多重大决策，领导过党、政、军等各个方面的工作。所以，周恩来被国际上认为是左右当代中国历史的几个伟人之一。“在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政治大国的曲折过程中，几乎没有一个重大的角色是周没有扮演过的，而且几乎总是成功地扮演的。”(《纽约时报》社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岁月里，他置身于斗争漩涡的中心，百炼千锤，形成了对人们有着特殊吸引力的思想、品格和魅力。人们赞美他无私奉献的精神，渊博的知识，惊人的工作效率。谦逊平等的待人态度，更佩服他过人的智慧，聪明机智的谈吐，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高超卓越的领导艺术。

早在1943年，周恩来就明确地要求干部研究领导艺术。他针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具体情况，号召干：：部要重点研究“列宁、斯大林论领导艺术，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而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毛泽东同志论领导艺术，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周恩来不仅研究、学习、继承了无产阶级领袖的领导艺术，而且在他的实践中，丰富发展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艺术。

认真研究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学习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对于提高领导者的素质和水平。顺利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周恩来领导艺术的第一个特色：善于分析矛盾，求同存异

1955年，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成功地运用了求同存异的领导艺术，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开辟了现实途径。尔后，周恩来自始至终自觉地在外交工作中贯彻求同存异的方针，从而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实质上是周恩来的求同存异艺术在国际统一战线中的成功运用。在国内统一战线中，他同样成功地运用了求同存异的艺术，并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例。

从研究党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越是处在歧异之中，越需要有稳定大局的人物。周恩来从党的五大以后。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在当时频繁的路线分歧和斗争中，他成为调节党内矛盾，维系党的统一和团结的重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善于运用求同存异的艺术。正确处理党内矛盾。从而避免了党的分裂，多次挽救党于危局。

周恩来在外交，统一战线和处理党内矛盾等领域，成功地运用求同存异的艺术，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求同存异的多种形式。使求同存异的艺术充满了活力和生机。求大同存小异、求大同存大异、扬同抑异、异中求同、存异待同，是周恩来根据不同对象和不同情况，运用求同存异艺术的几种主要形式。

求大同存小异。这一般是在人民群众内部及党内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处理群体内部矛盾的一种形式。周恩来在讲到人民群众内部的团结问题时，曾经说过：“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这就是说，在一个统一体内，“同”和“异”是互补的，“同”，是基本的，“异”又不妨碍“同”，而且，能够在“同”中得到更好的发展的情况下，这种“同”和“异”都是必需的，处理这种“同”和“异”的矛盾，我们必须采取求大同存小异的方针，对不妨碍“同”的“异”，不能采取限制、控制或取消的办法。

求大同存大异。这在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中是常见的。只要统一战线的各方，在基本点上和我党的最低纲领能取得某种程度上的一致，尽管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周恩来莫不对这些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力争联合，团结起来，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抗日战争时期，对国民党采取的又斗争又联合的方针，就充分地显示了周恩来求大同、存大异扬嗣抑异。这是指统一体内，“同”和“异”的性质基本不一致，而为了达到群体目标，首先弘扬共同点，暂时抑制不同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中美联合公报》的签署，都是显示周恩来扬同抑异艺术的杰出成果。

异中求同。这是把看起来似乎完全对立的东西融为一体，在这种对立中寻找共同点，推动事物的前进。善于在矛盾中求同，在斗争中求同，是周恩来在统一战线内部促进团结的基本思路，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向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学习的思维基础。资本主义制度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对立的。周恩来指出： “除了他们的国家制度我们当然不学以外，他们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习的”。他针对“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来源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吗?可是它们都含有合理的因素……。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这充分显示了周恩来异中求同的辩证思想。

存异待同。这是在群体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矛盾还不到彻底解决的时候，而采取的既求同存异，又存异待同的方针，、使矛盾双方各自保留不同点，等待时机，在等待中求得统一。1949年，周恩来主持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是既求同存异，又存异待同的成功事例。在《共同纲领》的制定过程中，周恩来一方面坚定不移地从坚持党中央规定的各项基本政策出发，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寻求共同点；另一方面，基于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认识不同，采取了先存异后求同的办法，即先不把社会主义道路写进《共同纲领》，从而使《共同纲领》得到一致通过。以后，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大家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胜利地渡过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来运用求同存异的艺术，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这是他在自己领导的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功的领导艺术的突出特色。

周恩来领导艺术的第二个特色：善于通盘运筹，照顾全局

周恩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日理万机中，显现出他善于照顾全局的领导艺术，是总揽全局的高手。他在领导经济建设中，提出了建立“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强调“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进行“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外交政策“要看全局”，在领导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中，创立“总体设计部”的管理系统，等等。都是他善于照顾全局的充分体现。

周恩来照顾全局的领导艺术，在处理党内矛盾中，表现得也很突出。l972年6月，他在一次题为《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中，讲到l930年王明哄闹中央那次党内斗争对自己的种种误解时，用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八个字，来说明自己忍辱负重，竭力维系党的团结的心情。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及其斗争艺术，提供了重要依据。

当然，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认识。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过程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并且被罩有种种神圣虚幻的光环的情况下，周恩来有赞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断的一面。但即使在当时，周恩来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历来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凡是“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他认为： “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这可以说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韬略和斗争艺术的充分写照。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周恩来逐步地认识到林彪和江青一伙人是包藏祸心的。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公开站出来反对呢?这正是他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斗争艺术。他相信，从全局考虑，与其逆流而进，不如委曲求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如果他公开反对，他也可能被打倒。他倒了，就会有更多的好同志倒下去，也可能党和政府四分五裂，国家和人民就会遭到更大灾难。只有保住总理职务，日常的政府工作和经济管理才能比较正常地进行，他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受迫害的各级币部，并且还能减轻全’国无数人的痛苦。同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更有利于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坚持斗争。

周恩来这样做，决不是明哲保身，怕冒风险，怕牺牲自己。一个有力的证据是，1966年l2月间，当中央领导同志纷纷被剥夺领导权的时候。他向李富春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表明了他决心忍辱负重，把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中拯救出来，即使自己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他为了顾全大局，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便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以其对党和人民的全部忠诚、智慧和特有的方式。挑起了历史的重担。他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在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的损失，维持国家生活继续运转的同时，等待历史的转机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他曾多次说过：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便是这一心境的表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还对前往医院看望他的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这再一次证明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一种政治家的斗争策略。历史已经充分证明，由于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临终前建立起的政府机构被保存下来了，一些重要部门仍然由革命老干部担任；包括邓小平、叶剑英在内的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党政高级干部也保存下来了，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周恩来的这一丰功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周恩来在各项工作中显现出的通盘运筹，照顾全局的领导艺术，是同他长于协商、精于协同、笃于协理、善于协调的组织指挥艺术分不开的。

长于协商，就是不追求简单多数表决的通过和形式上的一致，而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在各项领导工作中，凡事关大局，他都充分征求意见，善于和各方协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齐心协力地完成各项任务。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协商对话制度”，这是对周恩来民主协商的工作方式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的重要措施。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

精于协同，就是善于把各部门、各单位、各种人才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互相配合，同心协力地为完成组织目标而努力奋斗。“两弹”(原子弹、氢弹)研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的综合性，涉及的科学技术范围广，工作部门多，只有全国大力协同，才能实现既定目标。周恩来主持了“两弹”研制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提出“大力协同，联合攻关”的原则。他要求各部门做到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当时曾组织了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全面落实了大量科研课题和新材料、新设备的成套研制任务。正是在周恩来的严密组织下。我们如期地实现了“两弹”研制的任务，所用时间比美、苏等国短得多，试验事故最少，伤亡也最小。这种效应从领导艺术来说，原因之一就来自于精于协同。

笃于协理，是指周恩来忠诚、诚恳、成功地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国的革命和建设。然而，他从不希望为自己树立纪念碑，从来都是避免突出自己。遵义会议上，是周恩来坚决支持名泽东的正确意见，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重庆谈判时，是周恩来日夜为毛泽东的安全和生活操劳，协助毛泽东取得了重庆谈判的胜利；解放战争中，是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了驰名中外的三大战役，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全国解放后，是周恩来用他杰出的领导才能和似乎用之不尽的精力，担当了国家的全部繁重的行政工作，协助毛泽东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是因为有一批象周恩来这样同毛泽东精诚团结，通力合作的领导人，中国革命和建设，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协商、协同、协理，都是为了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使组织系统和谐、一致、有序，以便保证整体目标的实现。凡有矛盾、有斗争的地方，就都需要有协调。周恩来善于着眼全局，协调好各种关系，因而能够在顺境和逆境中，都显示出他的领导艺术。党的“十三大”报告9次讲到“协调”，明确地提出：正确处理和协调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利益和矛盾，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项重大的研究课题，问题涉及到国际格局，统一战线，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党、政领导职能，人际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八个方面。这说明周恩来在和平建设时期所创造的领导工作新经验，在今天仍然应当弘扬光大。

周恩来领导艺术的第三个特色善于审时度势，通权达变

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是自古以来政治家们常用的领导艺术。周恩来在运用这一领导艺术时，不仅表现了见微知著、沉机观变的高超才能，而且娴熟地表现了因势利导，临机应变的卓越本领。周恩来经常指出：“要根据形势来决定策略。策略是根据形势的变动而变动的”，“因为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的对比，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走些迂回的道路。”周恩来总是时刻把握斗争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提出或改变斗争口号和策略。不失时机地从一种斗争形式转变为另一种斗争形式。抗日战争开始时，革命形势高涨，周恩来曾提倡白区工作要开展公开半公开的群众斗争。但是，当1940年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不断制造磨擦的时候，他就及时地强调秘密斗争、合法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依据对美蒋斗争形势发展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协同中央领导，首先提出“和平方法”，进而变为“武装自卫”，最后号召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及时改变斗争口号和策略，领导斗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解放以后，周恩来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上，他那审时度势，通权达变的领导风格，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济建设中，他最早抓住了世界出现新技术革命的信息，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当经济建设出现比例失．调的时候，他及时调整，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地渡过了严重困难的时期。外交工作中，他从时代特点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处理中日、中美关系，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策，最终导致了中日、中美的建交，开辟了外交工作新格局，充分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的斗争艺术相结合。

“变换方式，绕过暗礁”，“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去硬碰”，是周恩来善于审时度势，通权达变的领导艺术的突出表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党内斗争中，他顾全大局，讲究斗争策略，从斗争的实际效果出发，以清醒和理智的态度，牢牢掌握斗争的分寸和火候，尽可能避免在党和国家已经遭受严重危难的时刻出现任何更加不幸的局面。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周恩来临机应变，以变换方式的斗争艺术，应付和处理了各种错综复杂的情祝。争取支持、必要妥协、迂回前进、沉默等待，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斗争的几种基本形式。

争取支持，就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尽量争取毛泽东的支持。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在党内的位置居于林彪之后，很多重要事情郡不能绕过林彪，而林彪一伙却可以假借毛泽东的名义，向周恩来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有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才能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如在保护干部的问题上，当靠他的地位和威望还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而其他一切办法又都失灵的情况下，周恩来就向毛泽东汇报，力争毛泽东的支持，许多事清都是在毛泽东的支持和默许下完成的。

但是，在“文革”那种特定的历史情况下，周恩来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争取毛泽东的支持，并不能经常做到。因此，周恩来还得变换其他斗争方式。

迂回前进，就是斗争的另一种方式。当自己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以后，周恩来并不是绝对服从，而是尽可能从积极的方面加以解释和引导。通过迂回前进的方式继续做出努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和江青一伙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周恩来则以婉转方式来冲淡林彪、江青一伙激昂慷慨的言辞；当一些红卫兵“炮轰一切”，冲击各地的党政领导机关时，周恩来对红卫兵说：“不能乱打一通，不能对一切司令部都炮击”，“并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防盗那里，这样看法，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林彪事件发生以后不久，周恩来多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在1972年国庆，的两报一刊社论里，从正面提出了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反映和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文化大革命”的亲身终历中吸取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江青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沉默等待，委曲求全和必要的妥协，也是斗争的一种方式。由于“文化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根本无法正常地发表意见。林彪反革命集团又不断制造口实，企图打倒周恩来，以便清除他们篡党夺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因此，周恩来不能不有所提防。他除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许多时候不能不采取沉默的态度表示自己无言的抗争，在忍辱负重的周旋中，等待历史的转机。他借毛泽东关于保护章士钊的紧急批示的机会，进一步采取了预防措施，使受保护的人员范围扩大了；他接受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话，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尽快把这个意思传出去。这件事后来促成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周恩来就是这样尽可能地发挥毛泽东在当时提出的任何正确思想，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少“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的损失。

周恩来领导艺术的第四个特色：善于抓住中心，推动全盘

事物千头万绪，关系错综复杂，领导工作从哪里入手，才能提高领导效能?不同领导者由于水平不同，其结果也就大不一样。是否善于抓住中心，推动全盘，是一项重要的领导艺术。列宁论抓住工作链条中的中心环节，把工作由上一环节推向下一环节；毛泽东论抓住工作中心和主要矛盾，带动全盘工作；现代社会运用战略工程，在条件成熟后，促使工作进入一个新高度、新骱段。这些抓住中心，推动全盘的领导艺术，在周恩来的领导工作中，表现得浑然一体，成为他的领导艺术的突出特色。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仅从以上几个方面，粗略地探讨了周恩来的领导艺术。我们深感，周恩来的领导艺术还有许多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讨。即便是上述领导艺术，也需要深入研究。但是，就从以上初步探讨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的确高超。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结合的产物，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周恩来个性化的特征，因而为中国人民感到最、亲切，也在国际交往中产生了特殊魅力。

周恩来为什么会有如此高超的领导艺术?

我们认为，形成周恩来领导艺术的主要内在因素有以下一些基本点：

一是坚定的革命信念。周恩来一生都是为漕一个革命的目标，—为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和邓颖超同志一起唱《国际歌》，就是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的具体表现。

周恩来坚定的革命信念成为他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立场的思想基石。他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群众的立场。“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是他一生谨遵的座右铭。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全国解放后身居总理要职，他都始终把职位、权力与责任、义务连在一起， “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把自己毕生的心血、智慧和才华，无私地奉献给了人民。

二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周恩来之所以能够经常做到正确，估量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分清敌我友，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就在于他确立了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坚持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及其规律办事，反对主观武断和自以为是。

三是平等待人的民主精神。周恩来的一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光辉代表。他毕生为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并且使它制度化和法律化而呕尽了心血。不以领导者自居，平等待人，是周恩来领导工作的基本方式。他身居党和国家领导高位，却从不盛气凌人，更不以势压人。相反，他敢于在群众面前赤裸裸地剖析自己，使群众感到他象水晶般的透明，不仅使人深受教育和启迪，而且一种肝胆相照、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感情，在平等的气氛中滋长深化了。周恩来信任人、尊重人、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这是人们在接受他的领导的时候，丝毫不感到勉强的根本原因。

四是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周恩来一贯严于责己，宽以待人。他的名言是： “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事事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要求别人的自己先做到。他一生廉洁清正，大公无私，艰苦朴素，勤奋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五是超人的智慧和渊博的学识。智慧和学识是领导艺术的重要基础。周恩来从小聪颖好学，博览群书。好学的精神，丰富的经历，不仅使他懂得了几种外语，而且获得了渊博的知识。因此，在领导工作中，周恩来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美国原外交人员谢韦思说： “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周恩来正是以他那超人的智慧，渊博的学识，说服和影响了许多人。同时，也因此而使他在同朋友交往中，有了共同的语言，能够相互加深理解和支持。

坚定的革命信念。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平等待人的民主精神，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超人的智慧和渊博的学识，构建了周恩来丰富高尚的精神境界，也就是形成他高超领导艺术的内在因素。研究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必须研究形成周恩来领导艺术的内在因素，学习周恩来的领导艺术，首先要学习周恩来的革命信念、科学态度、民主精神、高尚品德和渊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