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配件出入库流程:在思想解放中不断提升政协文史工作的新境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7/07 14:23:26

政协文史工作是政协章程规定的一项常规工作。如何把握政协文史工作规律,促使这项工作转入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课题。但从切身感觉来讲,开展政协文史工作的内外阻力不小,畏难、不思进取、轻视、短视导致工作不畅,尤其是后劲不足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对政协文史工作要么认为征集工作差不多了,征完了,再写再征太难了,要么认为都是社会上一些人退休之后,没事干的人干的,可有可无。不征稿,不出书,不交流,省心省力省经费,花几万元钱哪比得上组织一队人马出去转转或者搞点什么活动来得实际。那么,政协文史工作究竟有无必要,它与我们的生活到底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

世界五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国是记录历史没有中断的国家。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仑、古希腊,历史记载都不全。举一个例子,佛教产生于古印度,中国的佛教是东汉时从印度传入的,而在现代要想了解古印度的佛教史,只有到中国来寻找!中国从印度学来的佛教最终返销印度。包括法显、玄奘在内一批西天取经的僧人,为佛教文化的传播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然也为印度人对佛教的寻根问祖、考古发掘提供了重要方便。因为中国人为他们记录保存下来了相当一部分古印度的佛教历史。

公元630年左右,印度在戒日王朝鼎盛时代,有一座著名的佛教学院(寺院),当时这座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有大德高僧和佛学子弟1万多人。就是这座藏经丰富、大师云集、高僧辈出、辉煌一时的那烂陀寺,于公元1200年左右毁于兵火之中。早在1861年,考古学者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在今天印度的巴特那县旧王舍城西北七英里处一个名叫“巴罗贡”的地方,把它发掘出来。上个世纪50年代,印度政府因为那烂陀寺遗址是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找到的,就在那里附近修建了玄奘纪念堂。中国政府非常支持这项工程,在1957年捐赠了人民币30万,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不仅捐助了现金,而且连这个纪念堂的设计图纸都是由中国政府提供的,现在这个纪念堂已经成为中印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成为人类文化交流史和佛教史上的一个纪念碑式的建筑。正因如此,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认为,中国的史籍有助于重建古代的印度史,包括中国周边国家在内,他们的编年史在相当大程度上要依赖汉文献的记载。

中华民族不但善于记录历史,保存古代社会人类活动的信息,并且把传史作为很高尚的事业。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史官。两千多年前的《周礼》一书,就记载了当时周天子于朝廷内曾设有“外史”之官,“掌四方之志”,“小史”之官,“掌邦国之志”。自从古代宫廷设了史官之后,有不少的史官为了忠于职守,不惜以身殉职。春秋战国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重臣崔杼的老婆棠姜,容貌美丽,被国君庄公姜光看上,两人眉来眼去,勾搭成奸。崔杼发现后,愤怒异常,设计捉奸,将这个淫棍乱刀砍死。

庄公姜光虽然因与大臣的老婆通奸而被杀,但他毕竟是一国之君,于是齐国的太史对这一大案做了记录曰:“崔杼弑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照写,崔杼照杀不误。但他过于相信刀斧的威力,太史的二弟仍然接着照写。远在外地的南史氏听说崔杼连杀两位史官,也毫不畏惧地拿着简册赶往都城,准备照写。崔杼见如此杀下去,不但不能掩盖自己弑君的事实,反而罪过更大,只好罢休。齐太史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直笔写史的精神,成为后世史官的典范。文天祥《正气歌》列述正气12例,开篇第一例便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董狐是晋国太史,也以直笔写史而名传后世。

东汉班固之父班彪为续《史记》而著有《史记后传》数十篇,班彪死后,班固回到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家乡,整理老父遗留的史稿,立志完成父亲的遗业。不料后来有人上书告密,说他私修国史。明帝刘庄即令逮捕班固,并将他父子的史稿全部没收。班固的弟弟班超为救老哥,随后赶到洛阳,上书陈述班固著书的用意。刘庄原以为班氏父子的史稿中可能记录了皇帝的丑恶之事,但亲自审查之后,觉得内容并无违碍,而且文笔极佳。于是便下令释放班固,并任他为兰台令史,参与编修国史。假如没有班超上书援救,而史稿中又有犯忌之处,班固即使不被砍头,恐怕也要吃官司在监狱里长期安家的。所以征集史料、撰写历史,不但要有才华,还要有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和敢冒风险的奉献精神,以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可贵精神,秉笔直书史事,才能使许多历史的真象传诸后世。

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1959年由周恩来亲自倡导开展起来的。截至目前,全国各级政协征集的史料达到40多亿字,已经编辑出版的史料达到20多亿字。银川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始于1983年,共编辑出版了16辑约214万字。政协征集编辑出版了这许多文史资料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所谓存史,就是它开辟了史料积累、研究的新途径,可以起“匡误、补缺、辅证”作用;所谓资政,就是它反映了各界代表人士从不同角度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看法,蕴含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所谓团结,就是它体现了政协广泛代表性和包容性的特点,是统一战线中合作共事和发扬民主的有效形式;所谓育人,就是它见证了我国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为之共同奋斗的真实历程,是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存史、资政是所有史料的共性,但人民政协的文史还有统一战线的功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史为鉴教育感化今人和后人,使我们的心血和汗水凝成的结晶发挥应有的作用。

2006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总结阐述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事实中,不仅如实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发挥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也客观公正地宣传了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以及国民党主要将领的功绩,不仅高度赞扬了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宝贵支持和贡献,也热情赞扬了包括美国人民及世界各国人民给予中华民族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历史全面、彻底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支持我们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发生的历史事实。

我们银川过去(民国时期)叫宁夏城,在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中,虽然遭到日寇的三次轰炸,死伤了不少的居民,但日军并未能从地面踏进一步,什么原因?原因之一就是马鸿宾的国民党八十一军在傅作义将军指挥下,于1940年1月31日在内蒙乌拉特中旗乌不浪口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阻击战,阻滞了日寇西进的阴谋,并于1940年3月21日反攻五原,取得了名震西北战场的“五原大捷”。此后日寇一直未敢继续西犯。绥远抗战,八十一军官兵(主要以宁夏籍士兵为主体)用鲜血和生命在乌不浪口对入侵之敌进行了英勇的抗击,近千余名官兵血洒阴山山脉,留下了气壮山河的爱国篇章。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也是宁夏人民的光荣!政协的文史资料以王五典、韩哲生先生的亲身经历生动地记述了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

贺兰县有一个叫高钧的,写了一篇有关京星乡北京移民的文史资料(详见《银川文史资料》第十辑)。说的是袁世凯六姨太及其子孙落户宁夏的事。1955年,叶氏一家作为北京移民第一批来到了属银川专区的贺兰县京星乡,住在三村第六排房。开始政府供应粮油菜金,温饱有余。1957年的大辩论,叶氏一家人的安定日子被这场政治运动所打破。1958年秋政府供给停止,人民公社后又搞“大锅饭”(即吃食堂),年过67岁的叶蓁平时连门都不愿出,这每天三顿饭,她只好扶着墙,扭动三寸金莲,一步三摇走向公共食堂,引来多少惊奇的目光,当时立岗公社曙光大队第八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得一睹昔日“娘娘”尊容,曾经的金枝玉叶,此时经历这般折磨也只好忍受。该年11月的一天,儿子袁巨勋劳动间歇得病死于渠沟里,叶蓁在她儿子死后两个月,也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限于条件,这位老人的尸体也像她儿子一样,是用一张苇席草草埋了。

叶蓁穷死后,1959年1月许,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寄函来落实她名下的六千银元存款,1959年初夏,南京市人民委员会来函,称有叶蓁的房财须去认领。但人死物留,已无关紧要的了。后来听说叶蓁两个孙子袁家震、袁家威在她亡故后,因无依无靠,双双外逃。袁家震现在内蒙古磴口县放羊,袁家威在海拉尔林场当伐木工人。

这篇文史资料很有典型意义,耐人寻味。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强调以人为本,要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为什么要坚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路线,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等等,我看从中可以悟到很多深刻道理,其资政价值不言而喻。

2007年,兴庆区河东月牙湖镇发生鼠疫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之前,我们的文史资料先后两次登载关于30年前银川郊区通贵乡和贺兰县京星、通义发生鼠疫和如何扑灭疫情的事。陆建中、李祥石以亲身参加灭鼠,指挥扑灭疫情的经历告诉读者,卫生防疫人员在中央流行病学研究所专家方喜业的指导下,经过对银川、永宁、贺兰全境及陶乐、灵武部分地区进行实地(流行病学)调查并对各种资料标本化验分析研究得出结论:鼠疫发生在沙土鼠种群中,通北粮繁场一带、动物间发生鼠疫流动,该地区发现大量自毙鼠,兔猫也检出血凝阳性,但尚未波及人间。于是对疫区核心地段360公顷范围内喷洒666粉(这是当时仅有的且效果较好的杀虫剂)以杀灭地面跳蚤,用烟炮堵鼠洞,控制可能带菌鼠蚤的扩散。在疫区为7岁以上60岁以下的居民进行鼠疫活菌苗接种工作,人数达到7767人。对疫区居民住房、学校、办公室16800余间和家禽家畜圈2391处用敌敌畏溶液进行喷雾灭蚤,共灭狗358只,猫846只,兔147只,全部进行了销毁处理,养兔场也作了终末消毒。经过数月努力,及时控制了疫情,人心稳定,生产生活转入正常。这些文史资料还从历史纵向和鼠疫发生的横向分析了我市发生鼠疫性质、原因和治理对策建议。正因为2007年月牙湖镇的鼠疫,有了文中提到的经验知识,所以防疫工作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成效。鼠疫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传染病,这样的存史资料能说与我们每个人没有关系吗?

政协文史资料从政治层面有那么多作用之外,在文化建设方面其作用也不容小觑。首先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史料,如为研究民国宁夏省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等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使诸如《马鸿逵传》等历史人物研究和传记作品有重要收获;其次是为文学创作提供重要历史信息,如《流水顿亚》、《郎家巷子》等反映银川历史风貌时代变迁的文学作品。1999年中央电视台“心连心”慰问团来到宁夏演出,还特地跑到市政协查阅文史资料,创作我军十九兵团杨得志部进军银川的文艺小品。曾担任过六届市政协主席且是十九兵团战士的董维基同志,作为老革命代表亮相慰问现场和视屏,受到文艺工作者的讴歌和全场观众的敬意。这里面就有我们文史资料的功劳。文史资料记载了许多有关银川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是用来支撑历史名城地位的,也是打造两个最适宜城市丰富其文化内涵的重要方面。

大家都知道,基层政协有一种说法,即五年一届的政协,让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绩第一算是提案,这第二可能就是文史资料了,当然还有其它。但影响最大排名在前的,大概也就这二项了。环视银川,没有社科研究机构,没有学术刊物,搜集地方史料的党史办算一家,市志办算一家,政协文史委算一家。从影响看,呈三足鼎立之势,可谓各具特色。然而,政协文史工作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的人员少,经费少,但产出却不一定少。我们的文史资料鲜活、生动、真实、丰富,人物众多,内容广泛,史信度高。今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一些支宁的专家学者教授或因工作或因年龄等原因相继离开银川、离开宁夏,政协的文史资料征稿、约稿又把他们“请了回来”。银川人没有忘记他们,当然他们也牵挂着第二故乡。资料征集,留下了他们重要的人生信息,留下了他们的青春岁月。河套平原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西部开发史、移民奋斗史。征集这些资料,对于纪念先辈们的创业壮举,书写该地区的民族融合历史该是多么重要。当然,政协文史资料本身不是全面写史,它是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对“亲历亲见亲闻”事件的记述,一般而言它是比较具体、直观的片段、专题性的东西。因此,政协的文史资料不能代替党史、国史、军史、地方志的作用。反过来讲,政协文史资料的特殊作用也是其它史书不可替代的。这种特殊的作用就在于它的“三亲”性质,可以“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它的确是益于今人、惠及子孙。我们每个人对于做好此项工作都有义务和责任。

2007年11月,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了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贾庆林主席对各级政协近半个世纪的文史工作重大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并强调加强人民政协文史工作“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是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需要”。会议指出,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章程规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人民政协一项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延伸的长期任务,在新世纪新阶段,必须大力加强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根据这个精神,我认为基层政协以银川市为例,就应该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大征集工作力度。总的原则是思路要开阔。1.征集文史资料稿,委员应是主要对象,也就是说首先要发挥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这是返璞归真之路,1959年4月周恩来亲自倡导这项工作,立足点就是对当时政协60岁以上委员提出的,时限是从戊戌到全国解放。这就产生了如末代皇帝溥仪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的《复辟的形形色色》及后来的《我的前半生》,原国民党起义人员沈醉撰写的《国防部保密局内幕》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等一大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十届全国政协开展《政协委员一日》征文活动以来,已集辑数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征文活动激发了人民政协文史工作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文史资料的新品牌。今年3月,我们已发出《政协委员亲历》征文启事,像全国政协一样,围绕委员一日开展文史资料征集工作。2.开辟合作新路。宁夏东西部发展促进会、市档案馆、晚报社配合自治区五十大庆,都在征集人物专稿,市政协文史委也要开展征集“支宁50年”的专题稿活动。要加强协调,尽可能开展合作,争取有所作为。3.结合政协工作,确立征稿议题。打造清真食品产业,挖掘伊斯兰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议题。银川建城历史沿革研究也是一个好选题。但凡有意义比较重大的皆可列入。这样可大大丰富稿源,就象一股活水一样让它汩汩不停的流动着。其次手段要多样。要在做好文字存史常规征集工作的同时,尝试利用现代技术,开展口述史、影像存史等的征集工作。

二、加强交流工作。征编文史资料目的是为人所用,为社会所用。过去那种让资料睡在库房的思想意识要改变。交流可以促进提高,交流可以资源共享,交流可以启发撰写思路,起一个鼓励倡导的作用。这对征集工作是太重要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交流也是广交朋友的需要,是广辟稿源,发挥政协文史资料优势的重要环节。不要舍不得那一点邮寄费。邮寄出500份资料,那么全国各地地市级政协文史工作者、史学工作者就可以利用它,让它发挥应有作用。近两年许多省、市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资料室来人来函,邮购索要银川文史资料,就说明社会有这种需求。同时这种邮寄也是银川名片宣传,让人们了解银川、认识银川,打造旅游目的地城市,招商引资,不都需要花钱么?我们不要舍不得花小钱,而往往丢了大钱。上届银川市政协推荐出一位副主席去担任驻深圳办事处主任,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利用人才资源优势去扩大影响,招大商,引大资。我们的文史资料是真切生动的银川宣传材料,为什么不能去充分发挥它的应有的社会功能呢?在对外宣传、展示方面,政协文史资料完全可以有所作为。

三、加强政协文史的研究工作。探索其为现实服务,为建设两个最适宜城市服务的路子。政协的文史工作研究,应该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讲要研究如何做好政协的文史工作。这种理论研究带有对工作的指导性。这个工作我们过去已做了。曾在报刊发表过研究文章,网上可以查到。我们参加西部六省区政协文史工作协作会议,每次都撰写了交流材料。在自治区政协的“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我们的文史工作论文获得了三等奖。第二层意思就是对征集出版的文史资料进行研究,比如对民国宁夏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对所征编出版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订正或补充。这项工作应该说还处于初始阶段。虽然也曾编发过一些比如丁世雄的《贺兰山名考》(详见《银川文史资料》第11辑),还有刘学懋的《宁夏府及府辖一州四县的始建年代》(详见《银川文史资料》第11辑)等一些有影响的文稿,但目前此类研究稿很少,且切近政协“三亲”资料的研究稿就更少,今后还需在鼓励倡导上多做工作。

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就要结合工作实际,针对存在问题,真正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深入地回顾反思我们以往的工作,既重理性思考,更重具体实践,寻差距,找原因,提措施,鼓干劲,思想深邃了,行动得力了,大讨论才能达到促进大发展的目的。宁夏全区政协今年基本都是刚换完届,是个起步之年。要起好步、开好局,实现人民政协五年一届的奋斗目标,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焕发激情,鼓舞士气,不断提升政协工作包括文史工作的新境界,创建新业绩,开创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