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淡季:[评论随笔]革命与宿命（严肃学术作品，看故事者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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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 [评论随笔]革命与宿命（严肃学术作品，看故事者慎入）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提交日期：2008-8-5 13:42:00 访问：40000 回复：729

奥运会快开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确实祝愿开好。可是呢，我属于替人紧张类型，平常就非常害怕看杂技表演什么的，生怕演员演砸了，所以，我特怕鸟巢当天下大雨刮大风啥的，把我们国人含泪期待了五千多年的好事给破坏了。。。。。。不过，三十年的亢奋迭加，高潮在即，过后难免是空虚和怅然。。。。。。
举国若狂之际，我忽然不喜欢热闹，准备在8月8号，去龙川，就是古代流放士人的循州，作一次自我放逐，静下心来，写部能交待过去的东西。我已经租下南昆山的一处民居，准备埋头写完我的历史政治学著作――《革命与宿命》。
这本书，是随着我写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恍然大悟，我对于晚清的时局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深入探析，所以准备写出这本“学术”著作，顺便对我的断代史系列做个较为完美的句号。
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主义者，研究晚清历史，非常感慨。我现在已经草拟好一个大纲性的东西，先把主要内容贴出来，希望诸友，包括赵王、黑岛人、虎公、好熊、罗杰、首长视察等等经常深入思考的朋友，能提出建议，使得我能开拓更广泛的、到位的思考。
这本书不准备写长，大概十万字。
互联网上打架骂街，本为寻常之事。骂啥，大王都当作是顶贴，笑而置之。大王呢，平生不作皱眉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但是，作为中国互联网上最早的民族主义者、爱国者，大王最讨厌那些网上卖书贼们长期以来不分青红皂白地骂我是“蛮夷”，对此，大王抱定“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必当为文讨伐之（在此，也感谢导弹群给我十多万字的“素材”，此事暂告一段落）！
在《革命与宿命》这本书中，大王准备以汪洋恣肆的散文诗语言（我年青时代深受尼采和叔本华哲学语言的影响），站在历史政治学的高度，通过缜密的逻辑分析、无微不至的史料追踪和感性的历史情感探秘，从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政治精英几个层面，去消解这个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能够发挥风向标作用的巨大历史隐喻，准备回答了缠绕了我们近一个世纪的疑问：
为什么本来能够避免革命的满清王朝，最终却遭受到迎头一刀的“忽然死亡”？
面对这一沉甸甸的、让人百转愁肠又充满黑色幽默的世纪性难题，我想以崭新的思维方式切入历史的肌理，尽可能深入地剖析满清灭亡的几个最大的原因：
清末满汉民族关系的矛盾、地方与中央的相互制衡、北洋集团对清政府的权力侵削、新式军队的政治逸轨、怪力乱神民间思想的泛滥、思变思乱的底层社会以及因经济剥夺所引发“股民造反”的四川保路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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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3:45:02
革命与宿命：满清覆亡的或然与必然
目录
1.引子 火山口上的政权
2.被刻意夸大的鸿沟
-―倍然激化的清末满汉矛盾
3.地方与中央的角力
――立宪派与督抚们“民主”演练中爆发的怨愤
4. 那只“看得见”的大手
――北洋军事势力的抽心一剑
5.离心离德的“长城"
――满清新军的政治逸轨
6.“受迫害狂”的臆想
--―晚清特定背景下民族主义心理的“裂变”
7.民间秘密力量的暗流涌动
――清末会党势力及各类“邪教”对政权的侵蚀
8.铁路，辗过满清帝国的心脏
――四川保路大起义的发酵
9.启蒙者和国家主义者的悲剧
――从端方和赵尔丰谈起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3:47:00
引子 火山口上的政权
1911年，满清即将灭亡前的那一年，在中国的政治心脏北京，表面上看上去，却显得格外的平静、安谧，充满了进步、现代甚至祥和的色彩。
在时任《泰晤士报》记者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的眼中，京城以及其它地方，不仅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和不安，反而处处显示着欢快、悠闲，包含希望：
“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第，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邮局每天投递八次信件。巡警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这是一只待遇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队伍……自来水供应良好，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正在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再没有比这更使我深信不疑的了。你在全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兴修铁路正取得真正的进展……无论哪里修筑起一条铁路，那铁路穿过的省份就会得到难以置信的好处。” 【注1】
大时代暴风骤雨的剧变之前，往往都是如此波谲云诡地给人以无边的假象。这个国家看似平静的表层下面，涌动着一股强大的、不可逆转的潮流：
革命！
这种腾腾不息的、蠢蠢欲动的、隐含杀气的巨大历史转折，并非在一天之内忽然形成，而是一个沉默的、渐进、越来越快的过程，是一种由不起眼的量变到耀眼引爆的质变的过程。
龙旗之下，那些看似顺民的、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的大清国子民，包括社会各个阶层，虽然贫富有别，阶级各异，但几乎所有人对满清政权都丧失了微小的期待。即使统治阶级内部，地方以及中央的大多数成员，都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心存贰意，他们怀着某种夹杂忧虑的幸灾乐祸的恶意，心情复杂地观望、甚至是企盼“那个时刻”的到来。
失望、愤怒、恐惧、痛苦、憎恨，人民对现实的普遍不满，由于困窘的生活，甚至打破了满清末期那种群体麻木的常态。
在北京，1911的夏天，清凉的微风似乎让摄政王载沣的团队酬躇满志：威权赫赫的袁世凯，已经被下旨回籍“养病”；革命党人的“3.29”广州起义被枪炮镇压下去，幸存的党人意气颓唐；第四次“国会请愿”烟消云散，立宪派灰溜溜回到各地的咨议局空发牢骚；军队中的“士官生”被有条不紊地安插到新军各个层级“掺沙子”，虽然遭到北洋军人的顽强抵拒，但时间和权力会消融任何阻拒……――乍看上去，大清的中央集权是那么焕然一新，那样固若金汤，国内几乎没有能与摄政王集团相抗衡的政治势力。
但是，满清，这个垂垂老矣的政权，腐朽已经发展到它的骨子里。它的躯体遍布危机，华丽帝国的遮羞布下，满是能致它死地的虱子。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满清政府负屈负辱，驾驶这这艘百孔千疮的“大清号”，战战兢兢地朝向莫知的未来。在维持每况愈下的勉强统治的同时，西方列强，一手揽大炮，一手持“商品”，视中国如待宰之肉，纷纷前来割切。这些外洋强盗，细大不捐，巧取豪夺。被洋人们打得鼻青脸肿之余，满清高层仍旧以“天朝”上国自居，怡然昏然，自我安慰地一直试图用“羁縻”（送钱送地）的方法对付这些东西“蛮夷”。屋漏偏遭连夜雨，突然而起的“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巨大内乱，最终使得老大帝国招来窝心一剑，捅得它气息奄奄。
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清政府陆然一变，上下同心，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安全靠岸。然而，帝国的运气太坏。牝鸡司晨掌国纲，阴毒老迈的慈禧太后，不仅仅是帝国的政治符号，她还是真正的决策人物。而这位太后绣金凤袍的阴影下，看似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而已。满清一时的船坚炮利，皆成电光泡影。铁舰与钢炮未及便得洋务派们踌躇满志几天，甲午战争的巨大挫折，使得清廷上下饱满的希望，随着北洋舰队一起沉入冰冷的海水。
如此，“满大人”们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
悲懑之余，康有为、梁起超等维新派人士高喊：“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强烈呼吁改革。但是政体改革，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谈何容易！手无寸柄的光绪帝，书生气的维新臣，赤手空拳想与老迈而阴奸的慈禧及其羽冀争斗，铤而走险之际，胜负已叛。固然谭嗣同临死一呼“我自横刀仰天笑”，热血汩汩声中，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惶。
再后，由于误信洋大人要逼迫自己还政于光绪帝的谣言，慈禧太后肆展一已之私，兴昏庸无智猖狂之计，唆使义和团排洋。阴动的机暗的，苍促的行动，招致的是骇人的结果——八国联军的马蹄和炮火，不仅仅使得这位大脚太后苍惶逃离紫禁城，随后，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在洋人的枪炮声中，也以骇人听闻的速度进一步加深，进而使得清廷在民间的威信更是扫地无遗。
随之而来《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使中国四亿国人要为满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轻率唐突买单——近十万万两的巨额赔款，压得四万万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本来是四亿五千万两，因为清政府当时无法偿付，要分39年还清，申算为债款九亿八千二百万两。从1901年起，中国每年要摊付给列强二千八百余万两）
国势日蹙之下，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风潮，至此蔓及各地。恰似御史叶芾棠的奏折所讲：“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勤，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想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 【注2】在如此社会背景下，革命，自然如野火一样，迅速蔓延，不可止息。“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皆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 【注3】
近百年的岁月已恍如云烟，如果我们今天以一种客观的“现场感”纵观历史的细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革命，其实并非是那个时代当然无二的必然选择。在满清王朝最后惨淡经营的十年中，确实闪现过许多机会，甚至包括一个最大的机会----君主立宪。这种政体的改革如果成功，在统治阶级让出部分公民权力的前提下，有极大可能会软化国内大众改朝换代的决心，说不定可以驱散革命的暴力梦魇，挽狂澜于即倒。如果抓住机会，清廷或许像日本那样，有可能在这个东亚最大的国家保持住更广泛的历史连续性。
可惜的是，在清王朝高层内部，没人能抓住那几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大多数人只是粉饰涂抹，真戏假作。满清国家在对外战中的巨大搓败，没能激使本身变成有效力的民族化和政治化的政府，没能成为成熟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以致于它在自身觉得做出了非常痛苦“让步”的的时候，国内人民心中却充满了轻蔑。面对清政府十四项“君上大权”的第一条内容的字样：“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静默地审视王公贵族们忙活终日的结果，换来的仅仅是民众这样的评价：一切都是拙劣的欺骗！
坐待，等来的只有革命。没等政治裱糊匠们和油漆工们在大清国的旧机器上涂抹粉饰新的油彩，在满大人们磨磨蹭蹭之际，武昌的枪声脆然一响，260多年的大清龙旗，应声而落……
革命看似成功，胜利最终变成了灾难。更可悲的是，传统的力量仍然强大。新政权不可能扫清一切，不可能改变一切。看似天翻地覆的革命，其实是某种“修改”而已，不过是“皇帝”变成了“总统”，最终，民国自身无可奈何地又被纳入旧的统治形式中去。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革命，远远逊于原本可以不流血的深刻的宪政的改革。
短跑的革命，换来的是马拉松式的内战和长期的混乱。
所有的权力运作者，包括革命者，当然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预言家，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犯下错误，而那些错误会激起涟漪，导致新的后果，并在历史的夹缝中繁衍出新的枝杈。
让人无限叹惋的是，历史没有给中国机会，急进的革命者也无视这种历史机会。政治革命很容易去“开创”，但难以对成功案例加以模仿。正因如此，翘首企盼的苦涩，将会在辛亥革命枪响后，长久萦绕于我们的心头。
百年惊回首，我们不得不咀嚼波普尔意味深长的话语：
“我们必须把革命同民主区别开来，把革命同真正的独裁区别开来。不幸的是，只有在很罕见的情况下，革命才得以摆脱独裁。……暴力革命造成的一个并非本意的后果常常就是独裁……因此看来，革命理想及其拥护者几乎总是成了革命的受害者。” 【注4】
【注1】莫里循《致伊迪丝•布雷克函》，摘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注2】《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448页。
【注3】《载泽奏请立宪密折》，中国近代史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
【注4】《卡尔•波普尔访谈演讲录》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3:53:00
被刻意夸大的鸿沟
――倍然激化的清末满汉矛盾
创刊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纽约时报》，在晚清那个时间段对中国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虽然其中不乏当时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偏见，但它也饶有兴趣地从特殊的角度和美国人特有的视角，对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和中国人进行了第一时间的感性化勾勒。其中，美国记者在1876年2月20日对国人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们从清国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的想像力。他们的面容，从未闪现出丝毫幻想的灵光。他们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汉民族的这种特性，就好像是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他们）实在不应该是这样啊！”
这段话最后的那句感慨，非常非常重要。
确实，具有数千年灿烂历史文化的汉民族，本来是个广富活力的、具有无限创造力的民族。一切的悲剧，都源自明朝覆亡的那一刻。明朝一代，总体上讲，除了朱棣“靖难”篡位内战以及最后十几年内外交困大战的两个时期外，明朝二百多年间的对外武装冲突和境内离叛都不算严重，持续时间也不长。从“大局”上观察，明帝国社会大多时间段内处于稳定和平稳发展之中。明朝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积极有效，对内政令推行顺利，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传统方面极具总结性并传承空前。
但是，明帝国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如果放置于当时世界意义的大舞台上观察，就难免显得逊色。特别是在火器制作、天文地理、历法运算等自然科学领域，大明王朝因中央帝国固步自封的意识，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全球，是世界性的地球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当郑和的辉煌远航被当作滥费国帑而遭故意尘封之后，中国人的冒险意识和进取精神，逐渐皆为泱泱大国心态和科举场屋钻营所遮蔽。放纵享乐的低俗欲望，取代了原先勃勃拓展的高尚萌动。
成熟文明的崩溃，并非在于社会与个人陷于纵欲状态下的麻木不仁。而且，所谓的王朝宿命周期性，也仅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暗喻。明朝的灭亡，同样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渐进的过程。但它在僵卧不动的边缘没有坚持太久，突然奇来的内部崩坍和满洲蛮族外力霎那间结束了明朝在旧时代的踽踽独行：农民战争的巨大消耗与东北蛮族令人瞠目结舌的突然崛起，终于把大明王朝在极短时间内推入了历史的鸿沟之中。一种长期平稳发展的文明，终于沦为充满暴力与自腥的末世。这个并不十分邪恶的“旧时代”，被白山黑水之间的屠龙骑士们最终用刀剑刻划上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大明帝国灭亡前连一个让人喘息的回光反照时期都未曾享受过，但它也非经历过五代十国那样长久的“末世”期。满清统治者汲取了蒙古统治人群的失败经历，在使用短暂而骇人的血海恫赫之后，他们手持儒家传统的幌子，开始了庞大帝国处心积虑的经营。可悲的是，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并未被移置于一种更为广大的空间，满清这种毫无新意的平移置换，使中原王朝迈上了一种看似辉煌其实是原地踏步的停滞之途。古老的中华文明，并未在改朝换代中和 “异质文化”的浸染下得以类似五胡时代的凤凰涅磐，而是陷于一种满清统治者有计划、有目的精神圈囿的窒息氛围。
满洲大辫子们这种“柔性”的、极具权术手段的精神摧残，表面上看似粘合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理与文化间的裂痕，究其实也，于汉民族而言，这种处心积虑的摧灭和压抑，对中华核心价值的腐蚀性和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衰退的可怕性，超过无数个“扬州十日”。
万马齐喑中，在无尽的统治高压之下，我们的民族性格同趋变得消沉、靡顿和繁琐，昔日天真率直、奋发有为、极富文明创造力的人民，日益成为柔懦和忍耐的“顺民”。这种消极影响，持续至今日也未全然散尽。
明王朝的丧钟响起之后，中国在满洲化的适应过程中其实步入了一种昏噩的长久的假寐期。令人泫然悲哀的是，明亡之后，经过这么一个近三百年时间的轮回，继之而来的，是命中注定的更严重的分裂和混乱以及西方“文明”蛮族的野蛮侵略。到了十九世纪中晚期，昔日威名赫赫的中央帝国的臣民，在手持刺刀和新式武器的外夷士兵眼中，竟成了荒诞可笑的脑后拖着猪尾巴小辫的“土著”。
可悲的是，当满清龙旗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被扯下之后，时光又过了快一个世纪，我们不少人心中的“辫子”，仍然顽固地悬浮在脑后。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对于公平与分配政策有着深刻、清晰的见解。他认为，公平报酬和公平差距的衡量原则问题，肯定是后工业社会中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他还进一步解释说，随着社会中的人群收入差距的缩小，随着“民主”的普及和日益明确，人们对平等的期望会快速增加，而且会更加迫切地进行比较且得出更加令人反感的、难以忍受的结论，也就是说， “人们受的苦可能减少了，但他们的敏感度却提高了，这种现象，现在通称为‘托克维尔效应’”
。
什么是“托克维尔效应”呢？
作为《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巨著的作者，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对“革命”有着他独到的、耐人寻味的表述。他认为，革命的起因，并不在于一个国家人民的长期贫困，反而是发生在他们的生活条件随着经济增长获得大幅度改善之后。法国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大革命发生前法国社会那种史无前例的、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反而最终引起了民众一种普遍的不安定情绪。因为，人民的满足感，主要源于他对社会未来福利水平的预期。
所以，托克维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一个残酷政权的桎梏紧紧束缚时，人民对自由的憧憬非常渺茫；但一俟这种桎梏产生松脱，大众对于身上的残存枷锁就会觉得它们根本无法忍受。
根据我们常人有限的“常识”，我们一般都会觉得经济增长和政治开明是件好事，由此可以提高一个社会人群的满意程度，使得社会日趋安定。由此推之，贫困和专制，长久以往，一定引发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
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冷酷的事实往往与简单美好的推断背道而驰。美国历史研究者亨廷顿在他《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书中总结道：在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政治暴力冲突频发的地点不是于穷困地区，而是普遍发生在那些经济发达的省邦；数据和历史事实也表明，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前，恰恰是那些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的不满情绪反而最激烈。
这种历史的吊诡，在清末的满汉民族矛盾中，也特别鲜明地表现出来。
满汉矛盾的忽然加深
在辛亥革命发生后一份署名“铁郎”的《论各省宜速响应革命军》文章中，有如下极具煽动性的文字：
“满清觉罗之入关也，屠洗我人民，淫掠我妇女，食践我毛土，断送我江山，变易我服色，驻防我行动，监督我文字，括削我财产，干涉我言权，惨杀我志士，谬定我宪法，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我国民虽包容彼族，其如日日防我家贼何！我四万万之民族日益削，彼五百万之膻种日益横……夫中国者，中国之中国，非满洲之中国也！……”
满汉矛盾，从始至终，一直是满清统治者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
清朝乃马上立国，女真基因的满洲军事集团靠枪靠马靠杀人建立起强权政治。这些从山海关外奔驰呼啸而来的“野蛮人”，他们开国之初，就创设了不少民族歧视政策，且一直沿续下来，一直到清末：
第一，官职分满汉。同职官称，满官大于汉官。重要衔职，汉人不能染指；第二，对待满汉采取不同的法律。满汉发生纠纷，偏向满人；第三，满汉不准通婚（不准旗女嫁汉人，默认汉女嫁旗人）；第四，满人不从事生产，只可作职业军人，他们的生活，全由政府包办。
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民族歧视政策，自清初到清中叶，由于满清王朝的军事压力强大，“盛世”呼声高，国内的所有满汉人民，似乎对这些“不公正”皆习以为常，没多少人跳出来去“重视”这个问题。
其实，在满清统治的所有时间段内，反满和排满一直没有停止过。朝堂之上，满清确实有着不少汉人的高级合作者：陈名夏，谭泰，李光地，汤斌，徐乾学，高士奇，等等；但在民间，一直以“夷夏之防”为主张的知识分子，更是不绝如缕，薪火相传。在他们“春秋大义”的感召下，各种武装结社和会党活动非常活跃，仇满排满的思潮暗流涌动，从始至终没有停歇，其中尤以天地会“反清复明”宗旨最为直接明白。
为了针锋相对，满清大兴“文字狱”，在扑灭反满宣传的同时，他们对各种会党反抗也加以不遗余力地血腥、残酷镇压。以文字狱为例，清政府从顺治五年（1648）的毛重倬的“刻制艺序案”开始，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贺世盛“笃国策案”为止，大狱繁兴，多达八十多起，牵连人众，穷究极治。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清廷才稍稍放缓文字狱的究治。随着文字狱的放松，知识分子参与的会党活动也趋入低潮，其标志是嘉庆年间江西的胡秉耀等人奉朱毛俚起事的最终失败。胡秉耀在狱中，曾给清朝江西巡抚阮元写了几首诗，可以发现中国反满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能解春秋有几人，漫将刘备作黄巾”。
树欲静而风不止。没过多久，白莲教暴动开始了新一轮排满反清的历程，而鸦片战争后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檄文满天飞，“胡奴”、“鞑狗”字眼遍布人口，特别是杨秀清的《奉天讨胡檄》，脍炙人口之余，一泻二百多年汉人的沉郁悲怆之气。即便如此，白莲教、太平天国政治视野狭窄，反满色彩并非十分浓厚，且再不提及“反清复明”的古老口号。
清末十年间，满汉矛盾愈演愈烈，甚至达到“太平天国”起事以来的最高点。革命党人煽动起义，最能激起人们热血沸腾的，就是拿满汉矛盾当大题目来加以发挥。如果仔细翻检辛亥革命的历史资料，通篇累牍，赫然入目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排满”！无论是兴中会誓词还是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四字，皆明晃晃列为首项，耀人眼目。
值得我们叹息沉吟的，作为近三百年来政治支配者的满族人群，非常奇怪的是，在儒家文化如此具有超强同化“腐蚀力”的中国，竟然一直“融而未化”，确实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入关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文化方面讲，汉族的传统儒家文化已经逐渐成为了满族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转变非常充分，因为中国文化绝对的、不可抗拒的魅力，任哪个草原民族都无法抵御。而作为一个种族的满洲，它的历史性格，不是人种、族群那样简单，更重要的是文化内心的演变过程。满族尤其说被称为一个“民族”，不如说早期它是一个“族群”更为恰当。
我们有理由相信，满族真正“民族意识”自觉的形成，不是辽地铁马彻地来的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而是“排满运动”如火如荼的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
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满洲并没有鲜明的自身民族文化认同。1635年，皇太极改“诸申”（女真）为“满洲”，只是模糊地表达了一个新兴政权合法性意念，因为“女真”这一概念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后金统治地区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出于简单的“汉化”理论，学者们往往从汉文典籍中梳理这样一个脉络――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其实，上述词语的历史连续性很值得商榷。
八旗制度是维系初期后金（清）的一个根本基础，它先于“满洲”的概念存在。这个军事征服集团中，不仅仅包括女真人，还包括汉人、蒙古人。不仅八旗满洲中有大量的汉人、蒙古人，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中也包括满洲人。可见，当时的后金（清）是个没有共同文化传承和血缘关系的军事共同体。
我们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如此广袤国家统治的要素，不仅仅是民族意义上的统治，不可或缺的是文化上的要素。所以，作为东亚大地上最强权的国家，满清从汉人那里汲取了儒家的治世经验和官僚统治技能，从藏人那里得到了“佛”的超自然权力，从蒙古人那里承继了“黄金帝国”的世袭，从八旗满洲获取了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军事驾驭能力，并且从周遭的安南、朝鲜、琉球等小国获取了“中央帝国”的宗主权力。
有了上述种种权力和能力，满洲自然具有了种族认同的优越感。但是，真正的满洲种族的意识形态上面的构建，开始于乾隆帝时代。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乾隆帝这个最具满洲统治意识心态的皇帝，在清朝中后期却在汉人自欺欺人的笔记和传奇中被描述为是汉人的血胤（到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没有忘却这种“童话”）。
民族和种族的构建，它的驱动力是统治者的政治、文化以及心理需要。在甲申年血腥入关后，作为军事征服者的满洲人群进入了汉人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散居各地的“驻防”行动，隔断和割断了满洲人群的联系，不仅宗教、语言的纽带松脱，他们的生活和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仅几十年，八旗勇悍的共同人格已经消失殆尽，以至于到了吴三桂叛乱的年代，满清所依靠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再是他们入关的先辈所倚恃的八旗，而是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军。不仅如此，他们赖以炫耀的与众不同的独特身份也逐渐黯淡下来。
有鉴于此，处心积虑的乾隆帝开始了大清帝国基础加固工程。为了加强满洲人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他从篡修满洲世谱入手，竭力推动文臣们钩沉早期女真在东北的发展兴起历史，大修八旗宗谱（《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对满洲追源朔流，从血统方面强化满汉的差别，把“首崇满洲”的理念进一步深化，以证明满洲族群卓尔不群的独特和尊贵。
乾隆帝的这种努力，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的忧患，在中国这样一个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维护起高度集权化的帝制，必须依赖一种强有力的权力表述系统，必须强调统治人群（满洲）的血统高贵和独一无二的特性，才能稳定统治秩序的各项基本因素。
当一个事物被意识到的时候，它肯定已经发生了。
大皇帝的这种行动说明，在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刻，他已经感到了满洲族群满洲文化的式微，所以才亡羊补牢式地对族群开始一种追述回忆般的叙述构建。满洲作为统治阶层，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并未把汉人对他们的文化同化看成是一场噩梦。但他们民族身份的内心复活，却是在晚清压力下突然变得鲜明起来。
这种对满洲族群身份认同的忧虑，早在皇太极时代，其实已经开始。遥想当初，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一举击破明军十多万，依当代人的心态，他该马上问鼎中原，策马直驱。其实则不然。当时虽获大胜，皇太极仍旧非常想与明朝讲和。长久以来，明清（后金）之间，对和议最积极的，一直是后者。努尔哈赤时代不讲，小酋长刚刚得志，得地掳人日多，很想过过安稳日子与大明交好，只要中原王朝从经济上给自己好处，偃戈息兵绝非天方夜谭。自皇太极登位后，亦坚持抱如是观点。
(以下有大段正在思考中，暂时不发)
作者：乱码AK　回复日期：2008-8-5　13:53:13
严谨的思想者
此消息发自掌中天涯wap.tianya.cn ，我也要用手机发表留言！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3:56:53
族群和种族的性质，无非是通过一种独特的文化血缘关系以及对“共同经历”的历史记忆，来表示自身的不可改变和不可同化。乾隆帝的努力，当时并没有真正激发起满洲人群的民族自觉意识，特别是下层旗民中，大多出于歌舞升平的浑浑噩噩中。
满洲族群的自我身份觉醒，确实带有悲剧性的血腥色彩。时至晚清，特别时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造反汉人震耳欲聋的“排满兴汉”的吼声惊醒了他们。祖先的光荣征服历史，和平年代的被遗忘、被抛弃和边缘化，政治上的衰落，经济上的困窘，以及在十余个省份内太平军对占领地内旗人身份识别后不分男女老幼的集体屠戮，终于唤醒了满洲作为一个种族的集体觉醒和集体潜意识。所以，与其说满族是个历史的实体，不如说它是清末政治作用下快速凝结而成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个在压力下忽然觉醒的联合体。
可悲的是，这些早已丧失精神家园和历史家园的完全被汉文化浸染同化的族群，却不得不通过自我身份的膨胀来寻找那些已经永远逝去的东西。历史的强力，终于在很暧昧的时代开了一个苦涩的、黑色的玩笑：
满族的民族认同，其实是失去精神家园后彷徨无依的民族认异！
满清帝国如何从体制上泯平满汉畛域
走进晚清，我们可以尝试从中寻找满汉矛盾层层叠叠的发展脉络。
（以下有大段正在写作思考中，暂时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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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以来，统治阶级上层的满汉矛盾其实已经大大减弱，到1864年的时候，10个总督中，旗人仅占两席，其余八个位置都是汉人。至于15个巡抚大员，清一色的都是汉人，没有一个满人。1910年第三次国会大请愿运动中，19个地方督抚、都统、将军联衔会奏，满蒙官员有七个人参加。第二次联衔会奏时，也有六个满蒙官员加入签名，反而是汉人大臣张人骏和陈夔龙对立宪表示反对态度。而各省督抚联电请立开国会的努力过程中，也是满人瑞澂、载涛和锡良最为积极主动。以至于当时就有人讲：“满人非尽恶也，有革命思想谋社会进步者，固不乏人，不可因其满人而一网打尽；汉人非尽良也，助纣为虐，为桀作犬者，今日之当道者皆是也，不可因其汉人而置之不问。”（署名为“民”所作《申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对此，简单的满汉矛盾之说，完全无法解释当时当地满清政府高层的政治立场。
作为文化不发达民族的满洲，经过近三百年的同化，其实已经完全被汉文化这种进步的、高级的文明所吸纳，在文化上取得了“净收益”。但是，很可惜，虽然有时候“民族”和“国家”两个概念可以互换，但民族毕竟不是国家，一个少数人统治的民族想建立使得“民族国家”长治久安，在汉民族主义勃兴的二十世纪初，更是近于天方夜谭。如果当时多数国人能够做到某种“集体的健忘”去认同重新创造出来的某种共享的文明，即能强调“中华民族”的同一性而不是满人、汉人、蒙人的差异性，有可能“革命”就不会发生。
对于清末满汉矛盾所引起的政治纷争，作为新洋务派官员的满族大员端方等人一直忧心忡忡，和许多温和的改良派人士一样，他们很想竭尽所能去调和矛盾，希望在大清朝实现不流血的立宪。这些人具有非常善良的初衷：在八国联军侵华后难得的喘息时刻，在同仇敌忾的大氛围下，一边深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一边提倡满汉一体、实行满汉通婚使得诸族浑然相忘成为现实，中国社会一定会实现“不留血的革命”和真正的进步。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端方这些人从容改革的机会。武昌一声枪响，革命摧毁了一切温情脉脉的温和改良，所有的事情似乎都要从破坏开始，展开另外一个崭新的、冗长的循环。
革命家对满汉矛盾的夸大和利用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革命者的目的，是使政治两极化，因此他试图把政治问题简单化、戏剧化，并加以合并，从而使‘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阵线分明。革命者力图加深裂痕……革命者在动员新的政治伙伴的时候很少有顾忌。”此语，道破了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心机。亨廷顿所讲，清末最大的投机家杨度在当时已经说得明明白白：
“‘革命排满’四字，在社会上可以成为无理由之宗教。”
在清末革命鼓动家中，最热衷于宣扬满汉矛盾的，非光复会的章炳麟（章太炎）莫属。这位深晓儒家华夷之辩的巨儒，继承王夫之、吕留良、曾静等人的思想衣钵，大肆宣讲“驱除异族”的理论。类似章太炎的这些启蒙大师，身着广襟大袖，口述先哲睿语，参演了中国近现代史推翻满清帝制的离奇大戏。
清末本来的政治革命，由此就在民族革命的幌子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相比于欧洲的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自是有其与众不同之处。欧洲革命，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十七、十八世纪的英、法类型革命，一是十九世纪的普鲁士类型革命。前者是新旧更迭的革命，后者是妥协的革命。而中国的革命者，艰苦卓绝之中，有着先天的革命优势，那就是浓厚排满色彩的民族革命旗帜漫天飘扬。
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事失败后，改良派分化加剧，革命的砝码大增。“勤王”不成，尤思革命。特别是国外的留学生中，“有知识者，知满汉利害关系，全然相反，欲求自存，非先除去满人不可。由是满汉种族之问题渐生，而排满风潮起矣。” 【注5】
在国外，1901年在孙中山影响和支持下在东京创办的《国民报》，大倡革命排满，此后的四年间，国外出版的排满革命刊物多达三十多种，并随之涌现了许多以排满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在国内，1902年创刊的《湖北学生界》和湖南《游学译编》为肇始，继之有《浙江潮》、《江苏》等杂志，无不鼓吹排满反满。特别是1903年邹容在上海出版的《革命军》，更是直抒胸怀：“诛杀满洲人所主之皇帝，使不复有专制君主”。
“苏报案”后，国内的反满思想犹如绝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黄帝魂》、《女子世界》、《觉民》、《中国白话报》、《国民日日报》等等，纷纷现于市面，文字泼辣，绝无忌讳，汪洋恣肆地开始了排满扬汉的宣传鼓动。
于是乎，《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湖北学术界》）、《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浙江潮》）、《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传》（《江苏》第四期）以及《中国民族主义大豪杰冉闵传》（《江苏》第十一、十二合期），皇汉思想，开始勃然而兴。特别是大张旗鼓对两晋时期颁发《杀胡令》的汉族大将冉闵的宣传，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当是时也，排满兴汉的呐喊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最能表现极端愤慨情绪的，当属吴樾“手持三尺剑，割尽满人头”的高吟。
喧嚣声中，也有理智的声音。蔡元培1903年在《苏报》的《释仇满》认为满族血统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文字也已为汉语、汉字所淘汰，满洲人这一名词，只不过是政略上占有特权的一种记号罢了。所以，他认为，“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 【注6】并声称，“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杀尽满人之必要。”“昔日种族之见，宜若为之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日者，以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 【注7】
同盟会的理论先锋汪精卫，也逐渐从排满、仇满的层次上提升，清晰意识到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并行不悖：“今之政府，异族专制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政治革命。徒驱除异族而已，则犹明（朝）之灭元（朝），于政界不生变革也。若徒欲颠覆专制而已，则异族一日不去，专制政府一日不倒。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则相依为命者也！” 【注8】他还分析说，“汉人之所排满者，以其覆我中国，攘我主权也，非谓国家之内不许（其）他民族存在。排满不已，更是而排蒙、排回、排藏也。况汉人非惟无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将实行平等制度。” 【注9】
也就是说，在中华多民族国家，青年汪精卫只反对“一族（满族）居主人之地位，而他族悉为之奴隶”的不平等民族关系。他多次表示，在推翻清政府后，应该宣扬以汉族人民为首，对各族人民进行精神上的中华民族“同化”，这就是孙中山“国族主义”的理论根源。如此理论，放之至今，依旧广具先进性和极大的理性，其普世意义，没有因时代的递嬗和个人的蹉跌而有丝毫的褪色。
一直以排满为己任的陈天华，在其《绝命书》中，也这样道出了他的心声，“满洲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以现世之文明，断无有仇杀之事，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
即使是那位一直咬牙切齿喊“民族复仇”的章太炎，曾经也十分“冷静”过：“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 【注10】之所以要一举摧毁满清统治，正因为它是几十年来对帝国列强俯首听命的统治工具。
在辛亥革命枪声即将响起的前夜，在日本的同盟会员、湖南人刘揆一，甚至提出了“联满革命”的主张：“使汉人、满人而各知爱国家、爱种族也，则是现今之君主政治，无论其为专制，为立宪， 皆不足以救危亡，即无论其为满人，为汉人，皆当排去之者也；且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知非建立共和政府，满汉种族之意见终不能融洽也，吾恐汉人虽不革命，满人犹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矣。” 【注11】
如此真知灼见，在晚清革命排满的大背景下，皆退隐在排满复仇的呐喊呼啸和喧嚣声中。满清和满洲这两个词语，都成为当时中国人民心中罪恶的渊薮。
面临被列强宰割和欺凌，中国又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可以充当内部人民联系纽带的共同的信念，革命者只能从古色苍然的华夏民族主义寻找能激沸热血的共同情感，激起对列强极其满清代理人的同仇敌忾。在那个时代特色鲜明的宣传语中，人们更多的是被如下话语激动得热血沸腾：
“日本以‘太阳’得名，中国人以‘天汉’立称。信哉！星球世界，非我汉人不能抚而有也！”（章太炎《汉帜》发刊序）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迷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极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革命军》）
“诸君诸君，认定宗旨，整刷精神，除暴君，驱异族，破坏逆胡专制的政府，建设皇汉共和国的国家……民权主义万岁！民族主义万岁！中国万岁！”（柳亚子《民权主义！民族主义》
“欲思排外，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革命！革命！我同胞今日之事业，孰有大于此乎！”《吴樾《暗杀时代》）
“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时事，同种何人雪耻仇！”（陈天华《猛回头》）
…… ……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民族帝国主义的呼声如此甚嚣尘上，汉民族主宰中国命运的诉求如此强烈，但辛亥革命枪声响起后，满汉两个民族并没有在这个千万平方公里的大竞技场上进行相互间你死我活的争斗。国内战争不仅没有使得其中一个民族消亡，反而使得“五族共和”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先前悬挂龙旗的旗杆上。革命发生后，武昌城内只有数百旗民乱中被杀，杀戮行为很快被阻止。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满汉民族仇杀并没有发生。只有两个例子比较特殊，一是哥老会控制下的陕西西安发生过“秦陇复汉军”对负隅顽抗的满城军民集体屠戮事件，一是福州将军朴寿和满人文楷组织“杀汉党”抵拒而导致的驻防八旗被杀事件。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最早由梁启超提出：“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 【注12】而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概念，实际上是包含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概念。最早从国家层面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词语的，乃是袁世凯努力想把蒙古保留在中国国土之内的民国初建之时，在《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中，他正式使用“中华民族”来涵盖当时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
清政府在清末对于传播中华民族属于汉族的这个民族定义非常警醒，一直在他们所掌握的《中央大同日报》上不断宣称满清立国以来一直奉行“五族大同”，并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第三天忧心如焚地发布上谕表示：“至于持种族革命之说者，意在离间满汉，激成仇衅，祸变相寻，比使大局糜烂而后快其私心。”
从历史的经验看，辛亥革命后即使发生了武昌杀害满人满官的小概率事件，当时在国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对于革命党激进派所宣传的以汉族为本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并未感到恐惧或者担忧。【注13】
从部落民族、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中国从清末开始，逐步克服了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危机，实现了从传统文化民族到近代政治民族的转型。只有到了政治民族这一步，才能从家国同构的简单思想中挣脱出来，把君权神授观点转化为国家主权意识，从天下一统的观念改为领土完整意识，从臣民服从转化为公民平等。而成熟的政治民族的飞跃，在于民族国家的崭新认识，不再以部落民族的血缘地域认同以及文化民族的文化认同当成基本要素，而是着重于主权意识、公民意识、万国平等的概念。如此，当人们以理性主义为指针，以中央集权的领土国家为基础，从狭隘的单一民族主义突围而出，中华国家才得以真正形成。
在满汉民族矛盾其实并不尖锐的晚清，在梳理了上述脉络之后，我们可能更加逐渐清晰地梳理出为什么革命党会以民族为借口发生大规模的革命，也可能由此洞悉为什么上层统治集团各种居心叵测的人士会借助大众这样的民族狂热，掀起一场不可遏制的推翻帝制的运动。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3:59:24
地方与中央的角力
――立宪派与督抚们“民主”演练中爆发的怨愤
风雨欲来，这四个字，最适合形容清末的政治气候。
在那个急剧转型的社会变动时刻，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是晚清宪政改革派日思夜想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久以来一直专制而封闭的政治体系来说，渐进的改变，可能比突然的灭亡还要痛苦！
“现代化”这个词语，由于诸多亚洲国家的失败，让人们往往对这个极具西方色彩的概念产生退避的情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社会逐渐被取代，机械技术蔚然成风，理性与世俗的观念深植人心，政治、经济、社会、思想都会产生前所未有的改变，具有高度的差异性。其间，工业化、民主化、都市化、世俗化、教育普及化以及传媒的大众化，都会有规律地发生。
仔细推究，在历史政治学意义上的“现代化”，不如称之为“政体发展”更为确切。因为，“现代化”这个词的外延太大，太容易引起误解，正如柯拉夫科夫斯基（L.Kolakowski）所言，“现代化”一词的根源是生物性的生存时间，每个时代的人都可自称为“现代人”，把自身的问题视为“现代问题”。而“政体发展”，能有效避免这个字眼词汇学方面引起的困惑。
政体发展的基础，是一个民族国家政治方面的首先现代化，亦即政治文化的世俗化，人民有权参与公共事物的处理。当然，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整体发展的结果有时候事与愿违，可能会在某个时期导致政治的衰退，会带来政局动荡、腐败贪污甚至是军事独裁情况的出现――即便如此，这也应该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付出的痛苦代价，是必需要缴纳的巨额“学费”。只要结果附和预期，一切都是值得的和令人期待的。
政体发展的表现，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政治文化的崭新世俗化。第二，政治结构和政治分工的复杂化、专门化和自主化。第三，政府控制能力的大幅度提高。
我们知道，政体的发展，是传统政治当局在外在压力下被迫允许的情况下开始的。在这种变化中得以稳定的政治体系的发展中，政府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力逐渐得到增强，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相互促进，进而提高社会的普遍教育程度，提升文化价值的新观念，并衍生出一种极善于妥协的民主意识。
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这也就是美国学者科恩所言：“寻求不偏不倚的解决办法，使得冲突各方都能得到某种程度的满意。” 【注1】
现代化的蹒跚而痛苦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莫过于“宪政改革”。在一种宪政体制下，先前那种“受命于天”的传统上层统治，应该变成一种普通大众都能广泛参与的集体政治统治模式。在这种以宪法为依据的政治范式中，最高统治权威不再是口含天宪的“天子”，而是宪法和法律。“朕即国家”的武断、粗暴和随意性，都会被降到最低的限度。
一般而言，宪政体制包含下述集中含义：
第一，人民的基本权力得到保障，诸如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方面的自由。第二，政府会受到宪法的有效制约，即“有限政府”的原则的实现。第三，各个社会阶层参与政治的制度化。第四，在合法性的基础上一个权威政府对国家的有效控制。
评价宪政改革结果的成就很简单。首先，要看是否那个国家的人们权力和政治自由得到提高和保障；其次，审查那个国家的政府横向结构的分立情况（三权分立）以及纵向结构的分权情况（地方自治的保障）；再次，就是通过制度模式加以验证，亦即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比如，英国是“协定立宪政体”，美国是“民主立宪政体”，德国、日本是“钦定立宪政体”，从“立宪政体”前面两个字的定语形容词中，可以看出那个国家立宪程度的发展情况。
当然，有一个具体前提我们要清晰，东方专制国家的“西化”不一定带来纯粹的进步。对此，托洛茨基曾经讲过：“落后国家通常要吸收先进国家的物质和知识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应亦步亦趋，重复历史上的所有阶段……当然，中间步骤不是绝对可以省略的。跳跃的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能力。再者，落后国家在借鉴外来成就、使之适应自身较原始的文化时往往会使这些成就打折扣。因此，这种吸收过程就具有了自相矛盾的性质。例如，彼得一世引进某些西方的（主要是军事和工业方面的）技术和训练方法，却导致了作为基本劳动组织形式的农奴制的强化。欧式军备和欧洲的贷款――二者无遗是一种‘高级’文化的产物――却导致了沙皇制的强化，从而反过来阻碍了俄国的发展。”（《俄国革命史》）
几种借鉴的范式
在十九世纪末期，由于西方国家殖民化的迅速发展，随着工业文明浪潮的铺天盖地，现代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奔涌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中国最值得借鉴的国家，无外乎以下五个：
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
。。。。。。。。。
(思考写作中，暂时不发)
1840年后的鸦片战争，是一道分水岭。此后，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东亚最典型的传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治生活以皇帝为中心，完全由一个职业的官僚系统垄断，而这个官僚系统也不过是皇权的附属品。因为，中国皇权的来源是“天命”，具有无可辩驳的合法性（中国的“革命”原意，就是一个朝代帝王的“天命”被革，而非一般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而它的经济，则是，马克思所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自然经济。
传统中央集权的中国官僚制度，并非我们想像得那样腐朽和没落，其实它的精细程度堪比现代官僚制度，具有高度的理性化色彩。可惜的是，在陈旧的“传统”观念下，正是这种具有极强自我修复能力的制度和系统，以其绝对封闭的、水泼不进的特质，反而最终成为僵化帝国迈向现代化进步的绊脚石。
所以，在鸦片战争之前，历代中国政治的变迁，局限于朝代的、一家一姓的变化，并不是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变迁，政治原则一直没有推陈出新的质变过程。
清朝的统治，也是“万代皆行秦制度”的一种翻版，只是因为它“异族”的身份，自始至终都让汉民族的有识者对他们的统治产生一种是否合理性的质疑。清朝中央政府的核心是内阁和军机处，下设行政六部、诸院、诸寺等机构。军机处和内阁虽都是皇帝的辅助机关，但由于军机处是皇亲国戚参与的议政班子，地位一直在内阁之上。六部制看似沿袭于明代，可清朝的六部官职设置一直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满人居于汉人之上。所有的行政权力，最后皆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而清朝地方的省、道、府、县四个级别的官员，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清朝政府对于基层里社、保甲的控制没有那么严密，行政力度基本下延不到基层中去，只是凭借地方士绅和家族控制间接统治。
由此，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清朝的行政控制就留下了一个空心的夹层。这个夹层的作用非常大，它既可以稳定社会基层，又可以在合适的条件下变成反对政府统治权威的力量。由于长期的封闭和僵化，清朝农村基层一直处于停滞的、闭塞的状态。
鸦片战争开始后，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最终摧折了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一切基础，政治、经济、社会、思想，都忽然暴露在凛冽的空气中，在混乱和灾难降临的同时，加速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剧变。从此以后，华夏中心的“天下”概念一去不复返了，清朝先前妄自尊大的“朝贡体系”全为被迫与洋人定下的“条约体系”所替代。
赔款、割地、开租界、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通商口岸，等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新名词，让国人在惶骇中开始对这个全新的世界进行更加认真和实际的思考。在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遭受到灭顶之灾的同时，中国被迫纳入世界的经济体系循环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得以形成，中国各阶层的心态受到极大扭曲，最终孕发出一种几近畸形的民族情绪，最突出的爆发则表现为日后的义和团运动。
对于晚清政治格局影响最大的，当属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这场国内战争，使得满清王朝元气大伤，统治的根基被严重削弱，地方军事集团，特别是以汉人为主的军事集团由此勃兴，严重影响了清朝的中央集权统治。这种结果，促成了地方势力的膨胀，增加了地方的军事迷信程度，使得政治往朝军事化的方向发展，原先的文官政治体系出现崩垮的迹象，为日后的军阀统治埋下了深刻的伏笔。以湘军为首的地方势力，不仅有地方的行政权力，还有财政的自主权，逐渐使清廷不不得不对地方开始了严重的依赖，国内离心离德的气氛日益浓厚，从而造成了中央政权权威性的日益降低，先前的凝聚力一扫而空。
戊戌变法的失败，六君子的被杀以及和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的被害，是清末改良最终激变为“革命”的关键。孙中山的反清活动虽然比“公车上书”还要早，但最初他在国内的影响最初非常微弱，远远不能与康梁的维新变法相提并论。正是谭嗣同、唐才常所流的鲜血，最终使得中国一帮大有为青年痛定思痛，认识到改良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开始走上转向为革命一途。
从1901年东京《国民报》创刊开始，革命和仇满，在新青年成为蔚然时尚的两大宗旨。即便那个时候，在国外华侨界，革命派的影响依旧远远逊于改良派，真正主张革命的团体也只有孙中山的“兴中会”，而康梁的保皇会在美洲、南洋竟然有11个总部、103个支部，势力遍及五大洲170个华埠，会员达十万多人。但1903年之后，随着拒俄运动的兴起，改良思想迅速被革命思想所取代。
由于沙皇俄国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在东北的留学生组织起“拒俄义勇队”，通电清政府，要求作为前锋军出兵抗俄。如此的爱国行动，短视的清廷竟然认定是“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命令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联手，取缔了学术的爱国组织，并下来各地督抚对于回国表现激进的学生随时可以“就地正法”。如此，昏庸的清政府完全把国内一致对外的矛头转向了自己，使得清廷本身在国人眼中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悲痛欲绝之余，中国有识青年中的大部分从此在情感上与清廷完全一刀两断，痛论国事，下决心推翻这个腐朽的朝廷。留日学生本来是愿为满洲政府前驱挽救国家危亡，此后他们的宗旨却突变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并组织以暗杀破坏为主要手段的“军国民教育会”，纷纷回国从事激进的以刺杀满清大僚为主的革命恐怖活动。
在《苏报》案啼笑皆非的大戏中，清廷竟然作为原告，向租界当局控告自己的国民，虽然最终把邹容、章太炎关进了大牢，却造成了国内人心的完全不可挽回，排满主义已经深入人民脑髓之中。
《革命军》、《猛回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恰似三颗重磅炸弹，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陈天华字字血泪的痛陈，让国人感受到亡国灭种的急迫和迫在眉睫的危险：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革命”的呼声，此后完全替代了“改良”的呼吁。1905年夏天，同盟会在东京的成立，标志着从前分散的革命小团体的融合和壮大，“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愈加鲜明和无忌，革命风潮已经愈演愈烈，无法控制。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4:20:26
姗姗来迟的“君主立宪”
立宪思潮并非是二十世纪之后的事情，早在维新变法开始的时候，康梁就提出过“君主立宪”。真正进入“百日维新”时期，改良派却收回立宪主张，因为当时他们无暇顾及此事。
待梁启超等人第二次提出立宪的主张，历史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1901年，逃亡在日本的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认为清廷应该“决行立宪”，但他仍然以日本为根据，希望中国立宪至少有10年的预备期（日本明治宪政从提出到施行长达20之久）。
此后，《新民从报》、《中外日报》、《大公报》、《羊城日报》、《京话日报》等报刊，纷纷呼吁立宪，不少人士还积极活动当时的清廷重臣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请他们出面呼吁朝廷实施立宪。
1902年之后，国内外对于清廷立宪的呼吁日益增多，继试讲学士朱福诜上书要求立宪后，1904年，清朝驻法公使孙宝琦也向朝廷提出立宪的建议。特别是日俄战争爆发后，在国土上两个外国开战的巨大耻辱使得国人精神震撼之余深思：蕞尔小邦的日本，之所以能打败俄国熊，肯定就是立宪之国对君主专制之国的胜利。于是，立宪思潮一下子一发不可复制，特别是原先国内外的改良派，纷纷变成了立宪派。
立宪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不仅地方督抚、驻外使节中不少人纷纷上书，清廷内部连袁世凯、端方等人也积极反应，奏请清廷考虑立宪，并希望朝廷派员出洋考察西方时政，也为立宪作准备。梁启超等改良派最积极，他们著书立说，待草宪政纲领，并真心实意地告诫清政府，如果一味拖延，时不再来，革命可能就会勃然而起，只有立宪才能把革命消融于无形之中。
左思右想之后，清廷才决定派出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率人出洋考察欧美、日本的政治。此行确实不是虚行，东西洋游历长达半年之久后，五大臣最终向朝廷奏报，说立宪有如下三大好处：第一，皇权永固；第二，外患渐轻；第三，内乱可消。由此，他们建议朝廷，可以先下“定国是诏”，以15年到20年为期，准备立宪。
清廷准奏，发布上谕，宣布要“仿行宪政”，但并没有公布具体的立宪时间表。
这一虚与委蛇的“上谕”，使得天真的立宪派兴奋不已，在1906到1908年间，各地组织成立了五十多个立宪团体，其中最有名的是东京的“政闻社”、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和东京的“宪政讲习会”。除了梁启超等改良派大腕以外，许多现任官吏、大士绅、大资本家也参加入立宪团体，主要目的如下：
1. 推动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
2. 巩固司法独立，确立法律架构；
3. 确定地方自治权力，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
4. 慎重对外政策，在外交中保持对等的权力。
为了消除清廷的疑虑，政闻社等组织还信誓旦旦地表示，立宪派对于皇室，绝无冒犯尊严之心；对于国家，绝无扰乱治安之举。即便如此，清廷日后还是找借口查禁了政闻社等组织。
无论如何，立宪运动方兴未艾，在全国各地发展势头越来越大。特别是当时的清廷重臣袁世凯，也强力主张建立责任内阁。但他的深沉心机，很快就被御史赵炳麟揭穿：“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死亡），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他自）己居阁位（当总理大臣），君（指光绪帝）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皇位）。”（《谏院奏事录》）对此，老谋深算的慈禧也察觉到隐藏的危险，否定了责任内阁制。
激动心情稍稍平静后，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立宪派忽然发现，清廷的预备立宪与立宪派向往的立宪差之千里。最主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清廷的立宪是要实行日本式的“二元君主立宪制度”，而立宪派是要仿造英国的“虚君立宪制度”；第二，清廷的立宪，当时主要的目的是作姿态，一味拖延，没有确切时间表，最终在立宪派全国请愿的压力下才勉强得出“9年预备立宪”的承诺。而立宪派则主张速开国会，及早立宪，并对朝廷官职改革中回避国会和责任内阁制表示强烈不满。
清廷的立宪蓝本，基本上是日本明治立宪的翻版，从下列表格中关涉皇权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明晰发现二者的“孪生”性质：
《钦定宪法大纲》 《大日本帝国宪法》
1．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1．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
2．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2．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3．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 3．天皇裁可法律，并命令公布执行。
4．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 4．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命令开会、闭会及众议院之解散。
5．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 5．天皇定行政各部官制、文武官俸给，任免文武官。
6．统帅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 6．天皇统率陆海军，定陆海军之编制。
7．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 7．天皇主宣战、议和及缔结各种条约。
8．宣告戒严之权。 8．天皇宣告戒严。
9．爵赏及恩赦之权。 9．天皇授予爵位、勋章、命令大赦、特赦、减刑、复权。
10．总揽司法权。 10．司法权以天皇之名，依法律由裁判所行之。
11．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 11．天皇得亲发或使发必要之命令。
12．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 12．有紧急必要时，于帝国议会闭会中，可发代法律之敕命。
当然，清廷这种思路，也有着他们现实的考虑：立宪思潮勃兴的契机，就是日本战胜俄国的那场日俄战争的刺激，所以，仿效东邻日本的政治制度，在文化、民族心理结构上，都不能说不对。而且，日本的宪政，给与君主最大的权力，这当然非常符合皇族统治的根本利益。由此观之，清廷所作所为日后被立宪派激进人士讥讽为“假立宪”，也不甚确切。一个保守政权的选择，当然会最大限度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方面面。
而且，立宪派也深刻感受到专制君主制度的危险，他们指出，如果不速行立宪，救亡图存根本无望，并预言全国范围内的兵变或者民变，势必在一两年内就会发生。届时，怨毒所指，玉石俱焚，不仅三百年皇室会由此罹祸，五千年国家也会发生前所未有之剧变。【注3】
吵嚷声中，互相扯皮，揪扯不休，结果立宪派和满清朝廷最终都没有达到各自的目的，因为辛亥革命的枪声让他们顿时噤口无声。从实际情况看，如果不爆发革命，清廷确实在一步一步吸纳资产阶级和士绅阶层的上层分子到政权之中，他们在资政院和咨议局里面的席位完全有可能越来越多，权力肯定会日益扩展，如此正常发展下去，在二元制基础上最终实现英国式的虚君立宪体制，应该不是什么痴人说梦的不可能之事。
可笑可怜的是，顽固、拖延的清政府，在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过之后，迫不及待地颁布过《十九信条》，枉然地想把立宪派最终拉入自己的阵营，急忙宣布要在国内施行英国式虚君立宪，表示出无比的让步――可惜，虽然推迟表态的时间仅以天计，还是太迟，太迟！
作者：带着枷锁流浪　回复日期：2008-8-5　14:20:44
沙发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4:22:28
各省咨议局、督抚们在“立宪”中的角色
(此章文字在思考写作中)，略
确实，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近代化运动的深入，国内的士绅阶层和清廷地方大员们，都很想跟随世界潮流。立宪派主要要求尽速召开国会，地方督抚着重点在于实现责任内阁，他们的出发点都是想帮助清廷建立起一个能安上全下、统筹大局、效率显著的中央政府，初衷都是挽救国家危亡。
但是，平民阶层的立宪派与官僚出身的立宪派矛盾重重，官僚立宪派与贵族立宪派同床异梦，平民阶层的立宪派与贵族立宪派更是发展都到后来势如水火。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极大消耗了本来可以同心同德的改革基本力量，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清政府权威的丧失，加上清廷对于突发性大型群众事件缺乏复杂的、理性的处理方式，只知道简单的暴力镇压，最后自己成为绝对的孤家寡人。
纵观世界各国从封建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转折过程中，从上层发起的近代化运动，非常具有普遍意义，比如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和亚历山大二世的解放农奴举措，德国的统一，意大利的统一，土耳其与埃及的改革，等等，都是由上而下的成功范例。
清末的中上阶层，如果能从切身利益出发，顺应生产方式的改变，渐行渐近，有可能实现不留血的革命。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米拉尔德1908年11月22日所写的《后慈禧时代的清国政局》一文，可以见出，不仅是国人，包括当时的外国人，确实政治新时代开始的时候都对摄政王载沣表示了极大的期望：
“由醇亲王担任摄政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在帝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醇亲王是个年轻人，他成长的时代正处于现代思想火花立足于东方世界之际。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西方世界，其心智和视野，并没有因为紫禁城的城墙而受到限制。因此，他可以做到其他大清国统治者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即立足于现代观点，以透视的目光，从与其他世界强国的对比中来认识自己的国家。”
其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封闭性、排异性、僵硬性，无时无刻不再影响当权者，与某个统治者个人的年纪关联不大。长久以来，特别是满清政治高压下中国社会人群形成的唯上的奴性，使得臣属性的意识形态成为当然。特别是关系到有关国体的政治改革，人们的思维惯性不是民主社会的妥协，而是泾渭分明的“胜王败寇”，根本没有双赢的概念可言。所以，西方宪政到中国，在晚清社会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发育土壤，儒家的纲常名教学说伸缩性被严重地限制住，成为意识形态改革的痼疾
可见，当时大势之下，历史中的群体和个人，包括摄政王载沣，包括清朝高层的王亲贵戚，即使他们有明智的念头，即使他们顺势而为，但传统文化的僵硬和本土文化最坚牢的自以为是，形成了巨大的文化抵抗。无论是铁路国有问题还是立宪问题，争论双方互相拉锯，互相感情用事，最终造成两败俱伤、零和博弈的不可挽回的结局。
作者：带着枷锁流浪　回复日期：2008-8-5　14:23:15
虽然因为导弹群的言论对大王印象不佳，但不得不承认大王还是历史方面的大家。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4:24:05
上面有大段暂时不发。
中国的政治常态就是一个“拖”字诀，各种政治势力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以及顾及自身的利益和权力争衡，总会以一种特别模糊的不反对、不支持的模棱两可的状态传达自己的意图，各方在明争暗斗之余对此也会附和相应，左右逢源，总把希望寄托于流逝的时间来最终见出分晓。
即使摄政王等年青的满洲王公贵族比起先辈们更加“开明”，但权力的腐蚀力太巨大，为所欲为的特权太令人珍惜，加上他们骨子里一贯的皇族傲慢，即使实行“立宪”，他们的最终目的无非是简单的、为保全觉罗家族的“富国强兵”而已，非有深谋远虑，且从来没有考虑过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只是想以简单的政府机构改革来装饰门面、捱过政治危机，从来没有涉及过公民权利方面的考虑。满清的立宪，最深层的目的仍然是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合一。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依然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的当然垄断者。
“立宪政治的精髓在于，一个集合体的权力存在于每个组成部分中，而不是仅仅存在于统治阶层。这种普遍的、内在的权力平衡，就是历史对中国政治提出的要求。” 【注9】悲剧在于，晚清政坛没有高手能把宪政制度完美地嫁接在君主制度的枝干上，政府又遭受到连年对外战争失败后的权威危机，所以，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最终惨败告终。
满清政府，长期以来，多次失信于民，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深深怀疑。稍有常识的人冷眼观瞧，都会发现清廷这种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改革”似乎只是觉罗皇族的私人事物。即使真的通过改革能够实现国富兵强，天子和满洲皇室的权力愈来愈强，最终得益的只是上层极小部分人，他们和他们所构成的政府权力可能更加不受约束，个人自由势必会受到更加严重的损害。
此外，晚清社会的经济落后和市场经济的不发达，也是宪政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优良的经济环境，宪政改革和民主制度就缺乏坚固的社会基础。正如巴林顿•莫尔所言：“摆脱农业这种人类的主要社会活动，是民主获得成功的一大前提条件。必须打破土地贵族的政治霸权或对其加以改造，农民要面向市场进行农业生产，而不再局限于本人及领主的消费。” 【注10】
可叹的是，在1911年，时间再不等人。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哪怕清政府的改革和宪政提前七八年，革命的势力不会那样强大和具有渗透力，内部和外部的环境都不会像末期那样险恶，政府的权威在民众心中还相当具备，清廷不致于那样手忙脚乱、仓惶被动和不知所措地无头苍蝇一样仓猝地进行朝令夕改的“改革”。倘若早些动手，即使套用日本明治维新那种中央集权式的程式，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
所有的假设都是假设。当权的满清政府统治者的个人性格和能力，也决定了它噩运的到来只是或迟或早的事情。慈禧身子在二十世纪脑子还属于旧时代，载沣看似强势实乃色厉内荏之辈，隆裕更是后宫懦疑妇人，这些人，那些事，国运可想而知。
“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但）痛苦在可以忍受的时候，不满就会达到高峰；当不满的情况已经改善了，不满往往造成动乱。……痛苦已经减退的时候愈感痛苦，而解除痛苦的心就更加强烈。” 【注11】
失去了立宪最后的机会，中国的改良运动很快就直接演变为暴力流血的革命，“这样一来，改革不只是推倒了阻碍大革命的重重障碍，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表明怎样才能动手进行革命，因而，改革为大革命作了准备。” 【注12】
腐朽，但并不十分残暴的清王朝末期统治集团，等待它的只有那冥冥之中注定的、武昌新军中那一声枪响了……
【注1】《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注2】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注3】见梁启超化名“沧江”所撰的《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
【注4】见《啬翁自钉年谱•辛亥年》
【注5】见《大公报》1910年10月19日。
【注6】《宣统政纪》卷55。
【注7】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注8】1910年11月4日《时报》所载《初二日未刻北京专电》
【注9】美国孔飞力《封建、郡县、自治、立宪》，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版。
【注10】《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注11】Eric Hoffer,The True Believer
【注12】托克维尔《旧制度和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4:26:46
那只“看得见”的大手
――北洋军事势力的抽心一剑
北洋集团的形成，可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咄咄怪事。中外研究者们，涉及晚清的政治和军事的权力结构，几乎众口一词，认定袁世凯的北洋系是承继曾国藩、李鸿章湘军、淮军之后凸起的地方军阀系统，指称这种军事力量是中国近现代军阀势力的成熟表现物。如果我们稍稍仔细地考察清末政治现实，可以发现，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和曾国藩、李鸿章的地方势力，有着极其深刻的区别。
袁世凯发迹于义和团之乱后，他并非似曾、李二人那样凭借地方军事力量窜升，所以地方分离主义的色彩极其弱化。袁世凯是在北京中央的层面上步步高升，由直隶总督而军机大臣，再由军机大臣升为外务部尚书。而他的“私军”北洋军，也不是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是在国内叛乱的背景下从地方招募而形成的，反而是在外敌强邻虎视狼顾、国家危亡在即的巨大外患压力下，由中央政府建立的。北洋军的军饷和支出来源，大半出自中央政府，所推行的是一条军事专业化的路线，并非受那种地域色彩浓厚的由地方军阀小圈子凭借私人、家族血缘等因素的控制。
而且，晚清的政治统治虽然日渐衰败，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管理能力，远远没到会完全丧失权柄的程度。由于对于地方架构某些成功层面较为的改革，清廷的控制能力和影响能力，甚至延伸到昔日无法企及的深度。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是，恰恰因为摄政王载沣等人与北洋系和袁世凯的反目成仇，使得这一多年精心培养的帝国捍卫力量，最终反过来成为清廷自己的掘墓人。
数十年来，言及近代史，知与不知，有两个最大的常识性误解，在国人脑海中涂抹不去：第一，人们认为，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如果没有他的出现，孙中山等人一定能顺利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第二，人们认为，袁世凯人品不厚道，乃大白脸曹操，欺他寡妇与孤儿，倾覆清廷社稷。
这些看法，除了误解以外，还都属于曲解。
首先，在1912年的中国，只有袁世凯一个人，才有真正的实力与能力使“中华民国”成为现实，不仅列强这样看，立宪派这样看，武昌的辛亥首义领导人这样看，连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这样的革命党人也都这样看（无论革命党人多么不情愿，他们也必须承认这个事实）。黎元洪所称袁世凯是“望重中外、才贯天人”，不全是阿谀客套之语。当时，如果手握实权、身居高位的袁世凯不出来和平解决清廷退位的问题，整个中国，必陷于血海苦战之中，很有可能演变成为继太平天国以来的第二次民族内部大仇杀。那样的话，一定会使国家的元气更加因之凋散不振。
其次，对于统治、压迫中国260多年的清朝皇室，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可谓大仁大德，极其优厚善待之能事。他不仅争取把紫禁城让废帝溥仪及其家人居住，每年还拨大笔款项优养这些历史废物。如果没有袁世凯这个军事强人，依据中国式王朝更迭的潜规则，这些“觉罗”们，肯定应该被九族诛除，无复孑遗！（最后把溥仪从皇宫中赶走的是“千面将军”冯玉祥，并非袁世凯。）
再次，以嗜血、奸险、残暴起家的觉罗皇族，二百多年以来，对国人敲髓吸血，屠戮杀害，竭泽而渔，坏事作绝。幸而天道好还，弱其根脉，终使汉人华胄在人头堆中振臂而起，恢复中华。幸亏在本来应该大混乱的时代有袁世凯这样一个在恰当时机有精心准备的政治巨人出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给予了清廷最后关键的一推，以不流血为代价扯翻了那沉甸甸的龙旗。
如今，我们不思袁世凯推翻帝制的无量巨功，反而在浅薄的、没有走出“传统道德”窠臼的历史学家、小说家的鼓动下，念念不忘他“欺负”孤儿寡妇，口诛笔伐他“辜负”慈禧先前“恩德”的“亏心”。如此之犬儒小仁，诚为短视庸人所怀。
（下面叙述北洋系统的肇发和他们与清廷的反目，写作中，暂时不发）
1912年3月10日，春风得意的袁世凯，身穿大元帅服，领口敞开，终于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河南腔的北京官话宣读誓词：“民国建设肇瑞，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意，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国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
而后，他即行组织内阁，并任命唐绍仪为总理，以示信于南方党人。由于唐绍仪内阁中有四名同盟会成员（包括唐本人后来也加入同盟会），这一内阁有“同盟会内阁”之称。当然，外交、内务、军队等实权均不在同盟会阁员手中。但这样的作态，已经显现出袁世凯当时当地高人一头的政治智慧。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解职。4月2日，参议院和临时政府全体北迁。从此，中华民国时代，从形式上在中国成为现实。
开始踏上征程的中华民国，秉诚而论，袁世凯不是最初的设计者，也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但也不能把他说成是“胜利果实的篡夺者和惟一受惠者”。袁世凯以出色的政治天才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当时避免了因清朝灭亡而可能带来的巨大分裂，促成了国家的统一，作出了旁人所不能的巨大贡献。
早在1908年，在回答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中，在回答记者中国“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袁世凯对于中国的未来政治道路已经成竹在胸，他就曾表示：“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注3】同时，他还清醒地说：“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大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的批评过于严厉和苛刻……”【注4】
长久以来，出于意识形态的近视和政治僵硬的脸谱化，仅仅认为袁世凯当国完全凭借阴谋、不道德行为以及简单的欺骗手段，这种看法根本站不住脚。他之所以能成为大总统，当时可称是“众望所归”，而且属于“民选”的意义（参议院选举产生），从政治形式上，几乎无可挑剔。
至于指摘袁世凯本人在当时所使用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我们可以反问，思考一下：当时当地，包括黎元洪、孙中山、黄兴等人，又有谁没有使用过呢？
民国肇始时的袁世凯，毕竟还不是“窃国大盗”时的袁世凯。他具有那个时代中国政治家无可比拟的政治手腕和政治智慧，是中国传统官僚精英的代表，他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不仅有合理性，也有合法性。作为一步一步艰难往上爬的汉族庶族地主出身的、饱经历练的知识分子，袁世凯经受过近代军事、政治、经济的实际锻炼。特别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已经显现出作为精英分子所有的长远眼光，在北京周围地区的基层施行真正的政治改革。所以，可以断言，在几十年政治实用主义和权力追逐的过程中，袁世凯最初的本意，一定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东方民族国家，以便能够与西方抗衡。只不过，他所有的努力，最后皆被个人称帝的贪欲所烧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4:29:05
离心离德的“长城”
――满清新军的政治逸轨
作为国家机器中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军队本来是保护一个制度、一个政权的最强有力的镇压工具。那么，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为什么会在清朝的新军中发生呢？这个问题的出现，远远超出清政府的想像力，为其始料不及，其间发展的过程，也确实耐人寻味。
（叙述新军的成长和士官生等，暂时不发）
从以上对新军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满清上层集团最大的失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军队中出现如此可怕的内部裂痕，这个政权内在的、“持之以恒”的、漫不经心的官僚化，纵容甚至增强了军官集团内部革命分子活动的隐蔽性，使得他们竟然能够在新军这种看似铁板一块的满清新式军队中出现如此具有离心力的“阶级”力量。继而，自下而上的螺旋式的暴风骤雨般的突发式革命，在一个夜晚就忽然成功，忽然使得一个二百多年的帝国的军事统治一下子成为“纸上的力量”，不能不让人感到吃惊。满清政权先前所有不奏效的敌视和戒备，反过来都成为汉人士兵怒气的源头，也变为日后军事强人的军事自治力量和军事集团部门性权力增长的契机。
从历史沾满尘灰的书卷中抬起头来，我们忽然发现，致使满清帝国这个强大而虚弱巨人最终倒地的“病菌”不是“民主”，而是最致命的“民族”。
此后，具有军国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治强人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进入了汉人政权的多事之秋。可幸的是，袁世凯、黎元洪等新政权的国家领导人绝大多数来自旧政权，他们温和的民族主义根本没有导致大规模的民族清算和复仇，避免了满汉民族仇杀。
但是，近乎演戏一样的帝制复辟失败，军事强人袁世凯弄得众叛亲离。在他死后，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决断机构，在地缘政治的失败和国内政治的混乱中，最终导致了军阀时代中国的衰落。
作者：有趣之极　回复日期：2008-8-5　14:29:20
占个位置，前排学习
作者：英雄旗主　回复日期：2008-8-5　14:31:07
沙发，留名，期待下文
作者：谢轶群　回复日期：2008-8-5　14:31:13
有大视野、大格局的好文！
期待梅先生下文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4:31:52
“受迫害狂”的臆想
――晚清特定背景下民族主义心理的“裂变”
发生在1900年夏日的那一次对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劫掠，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列强狰狞面目的最大一次暴露。当然，他们当时所打的战争旗号非常“正大光明”：第一根据《国际法》，第二是以战争手段到中国这个“愚昧的东方国家”去“传播文明”。
第一个借口，自1840年以来，一直是西方列强“规范”各民族国家的“世界性法则”；但洋人们第二个借口，似乎具有极大的反讽意义：自诩掌握道德话语权的列强，他们在1900－1901年间对北京及周围地区穷凶极恶的暴掠狂欢，由表及里，哪里有一丝“报应性质的正义”体现？
与1860年英法联军抢烧圆明园事件相比，1900年八国联军的武装抢劫范围大得惊人，甚至包括了直隶的各个村庄角落，特别是他们登陆大沽后进军所沿的天津和通州，只能用“洗劫”二字加以形容。英法联军四十年前的暴劫只持续几天的时间，而1900年的狂欢一样的抢劫则长达数月。不仅联军士兵、军官、驻京公使（包括公使夫人们）【注1】以及官员们都怀着兴高采烈的情绪参加抢劫，连英美的传教士们也有些人加入抢劫，甚至请求联军保护他们深入民间去敲诈勒索。
1900年的西方媒体已经非常发达，触角深入到中国北方的各个角落，他们一开始就津津有味地报道着这次目的在于解救列强驻京使馆的“史诗般”远征，各国大众也对中国这个“野蛮东方国家”发生了无尽的猜测和想像。
列强在北京的各国使馆人员得到“解救”后，以报复和复仇为名的疯狂杀戮，在中国华北地区持续时间很长。八国联军以占领军的姿态骄蛮地展示他们的暴力，随意剪掉清朝官员的辫子，任意鞭打官吏，杀戮平民，凶残贪婪，无恶不作。特别德日两国，极逞凶残。德国士兵，臭名昭著，到处杀害所谓的“义和团团民”；而日本士兵则以惯有的残暴，对中国平民展开集体屠杀，强奸妇女，用刺刀挑死婴儿，把列强输入“文明”的粉饰完全撕揭开来。【注2】
在联军军队和使馆官员们对抢劫宝物乱哄哄的拍卖会举行的过程中，少数西方人自己先开始从事件中反省。美国斯提尔特少将内心开始不安，他对欧美人平时自称的“正直廉洁”的品质感到怀疑，私下认为抢劫“多少是一种堕落” 【注3】列强在中国的报纸《北华捷报》对此也忧心忡忡地写道：“对于那些野蛮血腥的敌人来说，杀戮和抢劫不过是家常便饭。我们的军队必须压倒这些敌人。但欧洲列强派兵的目的，是消灭这一恶魔而不是去效仿它。如果以所描绘的这种无耻的方式对平民进行的抢劫活动不能遭到整个文明世界强烈声讨的话，那么我们还会犯更多的错误。” 【注4】这份报纸指出，1860年英法联军不过是被“授权”对清政府的财产进行抢烧，目的在于“惩罚北京政府”。但时下的劫掠，则是八国士兵疯狂地对中国平民财产进行非法掠夺。
一向善于与洋大人们打交道的李鸿章在和洋人谈判的时候，他翻阅着洋人教士们印发的汉文版《摩西十诫》，不无讽刺地对金发碧眼的联军使者们讲：“我建议，应该把第八条诫律修改一下，改为：‘不可偷窃，但可以抢劫’……” 【注5】当时作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也认为，欧洲人对金银财物的抵抗力极其低下，哪怕在他们眼皮底下放一点点诱惑，就会很容易地使他们退化到野蛮状态。出于老牌殖民主义者的警觉，赫德认定这种联军肆无忌惮的抢劫活动会给中国人留下把柄，日后“将被人以其他方式加以利用”。【注6】
在欧洲本土，八国联军的烧杀抢劫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英国的《伦敦每日快报》作了大量中国事件的报道。著名的刊物《评论之评论》在一篇社论中，对列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下了如此结论：“我们已经将文明的外套抛在一边，我们正像海盗时代的海盗祖先们一样行动。我们的文明只不过是深及皮肤，良心对于人的兽性的制约，被中国事件扯得粉碎。”德国的《法兰克福报》和《不莱梅市民报》大量刊发插图报道，记者狄龙也自我反省道：“为什么在杀害中国人民、同时又使自己的军队道德堕落的时候，我们这个文明的、多少热爱真理的民族，竟然还喋喋不休地大谈使中国走向文明的光荣任务呢？” 【注7】美国人密勒在“Scribner”杂志上愤愤不平地谴责八国联军的报复行动是不折不扣的犯罪，并写道：“列强已经被狂乱的报复情绪所支配，它们正在嘲弄世界和平。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把战争拉回到了中世纪。在世界的道德氛围方面，它给将来的一代留下一个污点。” 【注8】
从1840年开始，西方列强对中国武装侵略、政治干预和经济挤压，穷凶极恶，巧取豪夺，对于晚清的中国社会矛盾，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致使国人对洋人怨毒满胸，加深了中国普通民众对西方人的“误解”和恨意，激化了社会的动荡与危机，形成了一股针对洋人的巨大流言风潮。
清末，当“革命”成为风气后，一切可用利用的话柄，都会被革命者用作刺激矛盾的燃料。巨大的苦难和超压，使得我们的下层大众不断回顾那些过去的不快，并经过仇恨的扭曲，把敌人的面目不可避免地进行丑化和放大。
巨大仇恨下对洋人洋教的文化偏执
晚清时期，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信息大环境极其纷杂嚣乱。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民间就出现过《尽忠报国全粤人民谕英夷檄》一类的包含极多传闻色彩的文告：
“查汝逆夷素习，豺狼成性……汝揽镜自照，模样与畜牲何异！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我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品，皆汝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你等性命何在？……汝不知自量，妄称强梁……而所用火箭等物全不中用，可见如畜类无才能……汝畜类若逆天行事，得罪上苍，天兵雷神，何难将雷火烧尽汝等兵船？……汝虽有大呢羽毛，非我湖丝安能织就？虽有花边鬼头，非我纹银白铅不能铸成！汝船只坚固，炮火惨烈，火箭威猛，汝除此三物更有何能？我天朝平素仁慈，不忍制造此等毒物，伤害汝等。如果狠心制造，何难不诛尽汝等畜类！……”
这与其说是痛恨的感情宣泄，不如说是盼天杀贼的可怜愿望的表达。但其中以洋人长相如畜牲以及洋人们必须依靠茶叶、大黄才能活命的说法，显然是来自民间讹诈传讹的传言。
特别是到1900年之后，大众对于洋人、洋教深恶痛绝，特别是对于洋教，极尽毁诋谩骂之能事，凭着想像和谣传，把天主教说成是嗜淫好杀的“鬼教”：
“现有天主鬼教，暗来散放鬼书。煽惑好人变鬼，药迷妇女奸污。生割子肠奶尖，死则剜取眼珠。男女一被药迷，聪明立刻痴愚。其书本本粪帐，臭比狗屁不如。其教不敬天地，祖宗牌位全无。扫灭圣贤仙佛，只拜耶稣一猪。邪鬼冒称上帝，最该万剐万诛。” 【注9】
切齿之余，谩骂叫詈，字里行间已经没有任何理性思虑可言。1870的“天津教案”发生后，中国民间对于洋人洋教的“嗜淫”、迷拐儿童、邪术蛊惑、采割残害等传闻，愈传愈广，大众越来越相信其中的离奇内容，众口一词，添枝加叶，渲染“创造”。
甚至连号称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大知识分子魏源，在他的名著《海国图志》的《天主教考》一文中，也这样写道：“天主教，则方其入教也，有吞受药丸领银三次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终有本师来取目睛之事……”在他之前，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已经记载过天主教“烹食小儿”的说法。道光时代做过两省巡抚的大员梁章钜，在其著作《浪迹丛谈》中，饶有兴味地专门开《天主教》一篇，特别漫谈了他“认定”的天主教“剜眼制银”、“裸女治病”等传闻，并且记载天主教教士还能制造一种专门能和人性交的机器“裸妇人”，煞有介事地讲那种机器人“肌肤、骸骨、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可见，这么多知识分子尚且如此言词凿凿地持如此说，更别提轻信的小民了。
渲染对洋人、洋教骇人听闻之事的传闻最卖力气的，当属湖南人崔日柬，他以“天下第一伤心人”为笔名，写了本大书《辟邪纪实》，考证自明朝开始一直到晚清的书籍二百多种，罗列许多“案例”，辑录洋人、洋教的淫虐和怪诞，可谓包罗多多：
其一：近日海口有天主教堂、福音会堂、广音会堂。各夷人常以扇向人一扇，无论老幼男女，即与随行。闻夷人掠去，割取目珠、肾子、子宫等物，用镪水锻炼颜色，影照洋画。……又有药物迷人，使下部作痒，欲求鸡奸者……
其二：红巾军洪秀全党，与夷匪通，掳男女小儿献夷匪，换取枪炮火药等物。夷匪得妇女，争相采战。继以药涂脐上揉之，子宫即从阴户出，遂割之。……小儿则割取肾子、心肝……
对于洋教士残虐妇女、残杀小孩、鸡奸等传闻，坊间书籍杂陈，恰似小说传奇，更是津津乐道：
“该教（天主教）有“取黑枣”、“探红丸”者，处女名“红丸”，妇媪名“黑枣”。采取之法，传教人嘱从教妇女与伊共器洗澡，皆裸体抱登床上，先揉捻妇女腰脊，至尾闾处，以小刀破出血，伊以股紧靠其际，取其气从中贯通，名为“握汉”。而妇女已昏迷矣，自为仰卧，则子宫露出，已生子者，状如花开，其间有颗粒，黑斑脂膜，伊以刀割取入盒。未生产者，入含葩吐蕊，鲜若珊瑚，伊探其中之似珠者，珍而藏之，其余仍纳入阴窍。而该妇女并不知其为，但神气消阻，纵以药保不死，而终身不育矣。” 【注10】
“神父在童时受教，割去肾子，曰‘弥塞’。从其教者与神父鸡奸不已，曰‘益慧’” 【注11】
“伊传教人伪为无邪，正襟危坐，妇女皆跪前罗拜之。彼授以药丸，名曰‘仙丸’，实媚药也。服之欲火内煎，即不能自禁，自就之，而与伊淫，名曰‘比脐通气’。伊原习房术善战，而妇女亦贪恋而甘悦之，故被采战者视本夫如粪土……”【注12】
“夷匪杨格匪（指英国传教士杨格非）之门生左宗德，至江南买难民女子十数人，置一大房，每夜三更时，左偕二人燃灯中立诵咒。群女子环立。俄顷，左宗德口中有青烟出，灯光忽大，群女子衣服皆自褪，左等一一立与轮奸，复以口呵女子阴，遂携手环绕数匝……”【注13】
“拳民从教堂中搜出恶物甚多，人眼珠、心肝、阳物等类，有数十缸；甚至剥人皮、刨孕胎以为魇祷……”【注14】
其实，最早割人眼珠之说，在天津教案的时候就闹得沸沸扬扬，当时曾国藩派人严查，发现教堂中所谓的“数缸”“人眼珠”，不过是传教士们瓶装的腌洋葱头。后来越传越离奇，人们就说洋教士们剜眼挖心的目的，是用这些东西用铅炼银谋利，并煞有介事、有根有据地宣称：“以中国铅百斤，可煎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原价。惟其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夷睛无效……”【注15】
从史实方面讲，上述大多记载，皆是没有任何情实依据的夸张臆想。虽然确有洋教士行淫之事，毕竟少之又少。迷拐孩童的传说，可能是中国本地匪徒迷拐儿童的案件发生后，为躲避官府搜拿，混入教堂后被不明真相的西方教士收留，遂演变为洋教士迷拐儿童的传说。而洋教士杀害儿童剜心割睛的谣言，当时的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Seward）在一封信中已经表示得明明白白：天主教教徒认为儿童受洗后灵魂会得救，所以常把得重病的婴儿带到育婴堂内施行洗礼，而本来就奄奄一息的孩子们，入教堂后受洗后很快就死去。这种做法，让当时的中国人把儿童死亡与洋教紧密联想。加上天主教的育婴堂严格的保密制度所展现的那种“幽闭状态”，更加深了中国人的怀疑。【注16】
八国联军侵华后的烧杀抢掠，刀山血海，极大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使得各种有关洋人、洋教的传闻添上翅膀一样，造成了国人受屈之下的“集体有意识”的传播。其间，清廷大员中不乏明白人，有曾国藩、张之洞经过教案鞠讯后的理性思考，也有诸如清政府驻外公使薛福成对光绪年间教案频发的原因就事论事的冷静分析，他得出如下结论：
“匪党之得肆焚掠者，挟簧鼓愚民之术也。愚民之莫释疑愤者，信迷拐幼孩之说也。按旧说谓天主教徒，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用以制药，此论不知始于何时。前儒顾炎武所著《郡国利病书》，亦已有烹食小孩之说。彼时中外悬隔，偶得传闻，并非事实。然是说之流传也久，则人心笃信者众……耶稣之说，亦以仁慈为宗旨，岂有残酷至挖眼剖心，而欧洲各国习以不怪者？即彼（欧美）之精于化学、医学者，亦谓无心眼入药之理。斯必灼知旧说之讹传……”【注17】
这种高层次的理性化思考和分析，在晚清时代仇外、排外的群众运动中，显得那样苍白，几乎没有任何听众，并没有起到丝毫破除虚妄障蔽的谐振效应。
大众政治化的传闻散播，对于“洋鬼”的“妖魔化”，是“回顾政治”中冀图冲突永久化的一种表现方式。苦难，巨大而悲惨的民族共同回忆，本来能让一个民族站起来，但是，只有神圣化的苦难才能让人站起来，歪曲的回忆和处心积虑地丑化敌人，当杂乱的仇恨退潮之后，只能给人留下无尽的笑柄。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日趋衰落的今天，一个民族要真正强大，理性反思历史尤为重要。
在仇洋排外情绪下，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理性化、近代化脚步的声音，有时候显得那样沉重，那样蹒跚。
“外滩公园”的故意误忆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在中国民族记忆中包含羞辱的历史牌子，每当民族主义蒸腾的时候，总是被人们抬出来唤醒历史的记忆。其实呢，史实证明，这个时时被翻抬出来的牌子，不过是某种类似精神病学的“受迫害狂”刻意放大的臆想。
现在叫“黄浦公园”的上海外滩公园（当时叫“公家花园”），大概在1885年建成十多年后，上海租界的管理当局“工部局”，公布了《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主要内容有六条，其中第一条是“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五条是“除西人仆佣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注18】一直到1928年，这个章程没有什么改动。这个公园规则，虽然有歧视华人的内容，但并非耸人听闻。可是，一旦有人把第一条的“犬”和第五条的“华人”联系在一起提出，变成了“华人与狗不许进”，就一下子让人读之热血沸腾了。
最早抗议工部局当局禁止华人入公园的人，都是当时的所谓“高等华人”，他们根本没有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1885年，怡和洋行买办唐茂枝等几个人给工部局写信，认为自己也是租界的纳税人，有权进入公园，并对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高丽人能入园表示出愤慨和不平。过了四年，清政府的上海道台龚照瑗中国士绅对中国式“公”的概念的解析，也对唐茂枝等人表示支持，以政府名义去信工部局，认为无论是从种族平等的角度还是土地主权、建园资金来源的角度，华人都应该可以入园游览。对此，《申报》也大加赞同，发文章批评租界当局。
在舆论压力的批评声中，租界的工部局在英国驻沪领事的授意下，从1889年起，发给华人游园证，共发出183张，每张可供四个华人入园。但到了第二年，游园证就停止发放，原因是有华人更改游园证的日期，使用过期游园证加以涂改。而且，当时有华人携妓入园，狎呢纳凉，而那些喜好鲜花的妓女们常常折采园花，甚为洋人诟病。为此，工部局在1890年的年报上详细说明了理由。类似踩踏、攀折的事情，在上海屡见不鲜，徐园、张园、以及哈同花园对外开放时，国人纷纷采花践草，遍地狼藉，气得犹太富商哈同日后再不对外开放自己的私人花园。
游园证停止发放后，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弹，因为，同年年底，租界当局已经在苏州河南面建成了“新公园”，专门对华人开放，所以当时这个公园也称为“华人公园”。由此一来，就没有什么人过份关注此事并再表示抗议。最早提出抗议的唐茂枝等人都是为洋人办事的买办、翻译出身，有的人还有美国国籍，他们取得工部局答复和相关权力后，自然没有不依不饶，后来都不再对公园禁止华人入内表示过意见。
自1900年后，出于民族主义的激愤，国人开始努力“挖掘”和夸大外滩公园的几条规矩，并把第一、第五条合并，愤怒质问为什么“华人与狗不准进”？
令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就是，最早在文字上提到上海公园“犬与华人不准入”七个字的，却是大汉奸周作人。他在1903年9月11日（光绪二十九年）日记中提到此事，绘声绘色地叙说：“（公园）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
如果有心人，对周作人的文字仔细推究，肯定会起疑：所谓的“金字牌”，怎么看怎么像是小说的手笔。公园告示，何必用金字牌，何必还“大书”？污辱性告示，有必要写那么大的字吗？
此后，蔡和森、孙中山等人在日后的文章和发言中，陆续提到这件事情，连外国小说家威尔（Weale）在1914年的小说中也提到此事。1917年，美国人拉妥瑞特（Latourette）在《中国的发展》一书中，更非常强调地提到了上海公园的这个标志。
在1900年后的大背景下，国人戴着民族主义的眼镜，一步一步从历史的想像中，把上海公园内洋人颁布的六条告示中的其中两天拼合在一起，并在1901、1903的拒俄运动、1905的抵制美货运动逐渐升温。在民族情绪的蒸腾下，“华人与狗不准进”这个公园告示，由历史的“记忆”开始，逐步被激活成历史的“事实”。在“革命”的推波助澜下，这个招牌一下子成为作为种族受迫害“当事人”必举的证例。
即使在民族危机空气严重的当时当地，中国不少内省型的知识分子对上海公园的事例皆保持清醒头脑。他们纷纷指出，当时工部局当局之所以限制华人入园，主要是因为国人不讲卫生、随意便溺、乱采园花的陋习所致，因此，学者杨昌济在当时就忿忿不平地写道：“平心论之，华人如此不洁，如此不讲公德，实无入公园之资格。西人所为，虽欺人太甚，亦吾国人有以自取之。不急改良习惯，养成与西人平等交际之资格，则此等耻辱终涤洗无期。” 【注19】
但是，如此理性地对国人公德欠缺的反省，在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民族主义者的喧嚣声中，日趋不见。
作为当时的弱势民族，国人对于上海公园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可以理解为被边缘化、疏远化之后的过激表现。苦难不能抹杀，但也不能抱持一种激进的反思去故意放大误解的历史回忆。在所谓的“后民族主义”时代，真实的情况是民族主义又重新崛起，麻痹的历史记忆苏醒后，肯定变得更加敏感，人们更会有意无意地从历史深处去钩沉那些陈旧的具有号码标志意义的苦痛。其实，这种矫枉过正并非是民族自我尊重的好办法，回拔历史的指针，不能带给我们什么“警醒”，只能带来模糊的仇恨和忽然涌上的愤怒，最终把发黄的记忆照片中的过去敌人复活当作假想敌来泄愤。
作为具有生命力的强大民族，总是沉浸于“华人与狗不准入”的怨毒与杀气腾腾的回顾中是不健康的。具有高度自由感的民族主义，应该摆脱血腥和暴力，学会宽容与审慎，以一种理性的、没有误解的修辞和“祖国的历史”联系起来。
与其去深挖民族的“耻辱”，不如去回顾淹没在岁月中和意识形态阴影下那些真正的民族英雄；与其不加反思地盲目仇恨，不如巩固我们民族伟大的理想，珍视我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参照我们历史中民族的特定文化、历史、宗教、信仰，去重新构建真正的自信和美德。
民族主义，绝非种族主义，更不是以文化承诺和文化歪曲为核心的狭隘的、仇外的、自我中心的封闭民族主义。病态的夸张情绪和想像中的受迫害，是对历史有意的误读状态下一种不健康的自我哀怜，从心理学到病理学的跨度去“诊治”历史，那是一种黑色的幽默。
自虐的、不忘羞辱的历史回忆的加强，有时候可能也是某种傲慢的种族主义的表现方式，是一种顽固的、深刻的政治病。这种集体自我中心的狭隘视角，会非常歪曲世俗的理性主义，影响我们的正确历史观和行为方式。民族主义不会消失，也不能消失！清醒的、理智的、以自由引导的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基石。但是，以种族中心主义为内核的民族主义一定要抛弃，特别要警惕那些以“受害者”回忆面目出现的屈辱姿态，这并不符合长远的民族利益。
可能，在清末那样一个“革命”时代，这种充满民族受压迫色彩的极端情绪会激发某种浅薄的、低层次的、情感化的国家主义，推动一个时期民族认知的发展，但它毕竟缺乏冷静的真知灼见。
我们应该从历史的回顾中汲取这样的经验：一个总喜好炫耀受虐的民族，一个总喜好把话语意识引向子虚乌有历史标牌的民族，肯定是不健康的民族。
【注1】伦敦《每日快报记者》的报道。原文来源自2000年伦敦Green Books出版的《1900年的中国》，作者Frederic Sharf。
【注2】参见Lynch的著作《文明的战争》，268页。
【注3】参见Stewart的著作《戎马生涯》，252页。
【注4】《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900年8月8日。
【注5】参见美国摄影师James Ricalton的“China through the Stereoscope”一书。
【注6】参见赫德的《中国与华北》一文。
【注7】见Dillon在《现代评论》发表的《中国狼与欧洲羊》一文。
【注8】参见Millard的“Punishment and Revenge in China”一文。
【注9】《教务档案》，《防驱鬼叫歌》
【注10】《教务教案档》所载《湖南合省公檄》。
【注11】《辟邪纪实》。
【注12】《教务教案档》所载《湖南合省公檄》。
【注13】《辟邪纪实》。
【注14】《恽毓鼎日记》庚子年五月十八日条录。
【注15】《辟邪纪实》。
【注16】《清末教案第五册》，《西华致戴维斯函》。
【注17】薛福成《分别教案治本治标之计疏》。
【注18】参见1903年印刷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
【注19】杨昌济《教育上的注意之点》。
作者：李靖靖　回复日期：2008-8-5　14:31:56
大王有个优点：人家说他哪方面不行，他立马在这方面整十几万字出来，齐刷刷地射在屏幕上。真个是----
----文思泉涌，精满自溢啊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4:34:56
民间秘密力量的暗流涌动
――清末会党势力及各类“邪教”对政权的侵蚀
满清王朝的覆亡，连它内部的旧官员也承认，是亡于新军、会党和革命党的联手打击下。由此可见，会党组织在清末政治中的重要性。远的不说，太平天国时期，以小刀会、天地会（三合会等）为代表的会党组织，就多次在各地武装暴动，给清政府以极大的震撼。1853年，上海小刀会攻占上海17个月。1854年，广东的天地会大起义更是声势浩大，三粤大地到处都是会党香堂的旗帜和标语、揭帖，各处屯聚，杀掠不已。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之一的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更是到处可见一支头裹青包巾、一身青衣打扮的神秘人物。其实，这些人属于当时的“白莲在理教”教徒，乃湖南哥老会的一个分支，他们与当时的“洪江会”、“洪福会”以及哥老会的其他一个支派“洪天保派”，都是抢米风潮中最积极的参与者、组织者和策划者。在“喊打则打，喊烧则烧”的暴力运动中，他们不仅烧毁了湖南全省21个州厅县的清朝地方政府的衙门、巡警局以及洋人的教堂，还焚掠了各国在长沙的洋行、企业、公司等四十多处，各方面的账面损失，就达八千多万两白银。
辛亥革命前党人的组织工作，最通行的，“其方法不外借会党之声气，以鼓舞军学界，复以军学界之名义，歆动会党。” 【注1】
讲起清朝的会党，首先就要说天地会。天地会本来是成立于清朝初年（1647年，康熙十三年）的一个反清复明的组织，此后一直不断秘密煽动起义，最有名的有1787年台湾林爽文起义，1832年广西天地会起义，1841年湖北崇阳县钟人杰起义，1847年湖南雷再浩起义。太平天国起事前，会党在清廷严厉镇压下，本来几乎销声匿迹。趁着太平军入浙，南中国的会党气焰复炽，无岁无之，特别是广西的“大成国”起义和上海、福建一带的小刀会起义，给人印象深刻。清末的陕西，更是哥老会活动的高发地带，势力遍及全省，并蔓延全国，会名不一，山堂名号不已，平洋党、金钱党、祖宗教、百子会、黑旗会、红旗会，等等，人众多达百万。
秘密会党的基础，主要是那些一直被疏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游民群体。这些人形形色色，包括江湖郎中、民间艺人、舟楫水手、僧侣乞丐，以及那些没有固定职业的破产农民、游勇散兵、城乡棍痞，等等。 相比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他们肯定缺乏清晰的理性思维，常年以来基本处于一种高于生存本能而低予逻辑运筹的精神状态。由于他们是文化贫困的群体，会党份子的情感、愿望、价值观念、道德风尚，自然是他们极为低下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具体反映，所以难免有着强烈的惟利是图欲望和实用的雇佣意识，且无时无刻地有所表现。
(写作中，暂时不发 )
至于晚清的秘密教门，从“革命”的角度看待他们，意义不大，应该说这些教门组织本质上是对近代社会的一种反动力量。但不容忽视的是，秘密教门组织长期以来的地下活动对于满清政权的腐蚀力，也不容小觑。
作为清代秘密结社的主要内容，被清政府称为“邪教”的秘密教门一直屡禁不止。“邪教”这个词不是近代词语，最早可用追溯到唐武德四年（621年），太史令傅奕上奏唐高祖李渊，指斥逃避徭役的佛教为“邪教”，这是中国史书最早出现这个词语的记载。但唐朝除了唐武宗曾经短暂“灭佛”之外，绝大多数皇帝一直把佛教作为教化的重要辅助工具。宋朝的时候，佛教异端教派弥勒教发展迅速，还有摩尼教、白莲宗、金刚禅等教派出现，宋朝政府通称这些异端教派为“妖教”，民间称为“吃菜事魔”，但政府律令没有称之为“邪教”。元代由于白莲宗在下层社会泛滥，元朝政府对之加以禁止，白莲宗和弥勒教融合为“白莲教”，推动了元末大起义。本人就是白莲教起家的朱元璋建立元朝后，严禁白莲教、明尊教等教门活动，称这些下层社会中流行的教门活动为“左道乱正”。而自明朝中叶开始，大臣们在奏疏中开始把民间教门黄天教、罗教、闻香教等称为“邪教”。明清易代后，清政府沿用明朝的称呼， “邪教”一词慢慢定型，专门用以称呼社会中的秘密教门，逐渐成为特定的政治概念。
一般来讲，凡是利用咒水书符、妖言妖术的手段、假神道设教之名蛊惑人心、敛财渔色的秘密团体，包括利用教门聚众造反、反抗朝廷的的组织，皆被视为“邪教”。清朝是教门活动的高发朝代，各种名目多达近四百种，当然，其中不少是同教异名或者是同名异教，也有的是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内繁衍蔓延的结果。教门组织活动最发达的地区包括直隶、河南、山东等省，包括有清水教、罗教、斋教、天理教、一贯道、八卦教、清莲教、大乘教、圣贤教、悄悄会，等等，千奇百怪，名目繁多。
清代的教门活动主要打着宗教旗号秘密结社，创立“无生老母”等神仙，实行教主崇拜和教主世袭，一般是教权、神权交叉，目的往往是力图实现邪教教主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由于这些教门皆源于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所以他们的主导思想都是荒诞不经的、反人性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教门的教主为了敛财渔色，蛊惑人心，对教众实行精神控制，常以消灾祈福、健身益寿、编造“天盘三副说”和“无生老母”等神话信仰为诱饵，哄诓百姓入教。只要教门有所发展，邪教教主一般都会产生世俗野心，都会想从秘密状态进入与政府的公开对抗。纵观清朝二三百年的“邪教”案件，绝大多数是彻头彻尾的、敛财蛊惑的邪教，还有带有邪教性质的秘密结社，也有少数确实是属于低形态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
十八世纪后期，清朝社会开始了转型，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列强的军事入侵，造成了社会矛盾的飞速加剧。鸦片战争后，更是内忧外患，灾难频生。在到处涌现着流民、灾民、饥民和散兵游勇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邪教和土匪等武装盗贼相互勾结，形成了邪教组织发展最好的温床气候。
不过，晚清秘密教门虽然发展得如火如荼，但新创立的教门很少，大多数是由青莲教和八卦教派生出来的。青莲教之所以有影响，在于它在晚清派生出来许多其他教门，如一贯道、末后一著教、灯花教、江南斋教等。除了青莲教、八卦教及派生教门外，还出现过一些独立于这两大教门系统的其他秘密教门，如黄崖教、真空教、刘门教。可以发现，晚清的秘密教门发展其实是处于一个相对停滞时期，活动规模和遍及地区相比清中叶也严重萎缩。一方面，清政府一直大力加强对秘密教门的打击，屡兴“邪教案”，迫使大的秘密教门化整为零；另一方面，在人口爆炸性增长和土地兼并严重的晚清背景下，晚清秘密会党的飞速发展削弱了秘密教门的群众基础。加上外国势力的入侵，使得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破产农民和流民为了谋生自保，纷纷加入秘密会党。彼时，秘密教门原先以“聚财敛钱”为目的的“三期末劫”等说法，再难以吸引民众。而且，晚清乡村宗族权的强化，也对秘密教门形成了巨大的阻力。
从文化心理的层次讲，晚清社会动荡不安，新鲜事物千奇百怪，科学知识传播四处，社会风气逐渐开化，秘密教门宣扬的那些“三劫末世”论、“无生老母”、“真空家乡”等俗浅鄙陋的教义，很难再让普通百姓产生敬畏感。此外，鸦片战争后在坚船利炮掩护下蜂拥而入的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城乡多处地方建立了不少教堂。洋教的实际“好处”，极大争夺了秘密教门的基础“客户”。
（写作中，暂时不发）
即便如此，从本质上说，作为封建社会怪胎之一的秘密教门形式，既封建又落后，特别是他们所宣扬的“末世论”，严重阻碍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属于典型的邪教性质。秘密教门在晚清与会党融合后所打出的“反清复明”旗号，大多塞入“弥勒信仰”和“劫变”等“私货”，目的无非是想种建立政教合一“国家”，使得他们本教门的教主能够登基称帝。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动，也使得晚清秘密教门成为社会进步的毒瘤和赘物。
【注1】陶成章《浙案纪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注2】孙中山《革命原起》。
【注3】邹鲁《中国同盟会》。
【注4】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
【注5】《袁统领第四次致赣抚电文》，《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注6】《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注7】《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注8】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
作者：翰林祭酒　回复日期：2008-8-5　14:35:42
地板也不错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4:37:09
辛亥革命前党人的组织工作，最通行的，“其方法不外借会党之声气，以鼓舞军学界，复以军学界之名义，歆动会党。” 【注1】
讲起清朝的会党，首先就要说天地会。天地会本来是成立于清朝初年（1647年，康熙十三年）的一个反清复明的组织，此后一直不断秘密煽动起义，最有名的有1787年台湾林爽文起义，1832年广西天地会起义，1841年湖北崇阳县钟人杰起义，1847年湖南雷再浩起义。太平天国起事前，会党在清廷严厉镇压下，本来几乎销声匿迹。趁着太平军入浙，南中国的会党气焰复炽，无岁无之，特别是广西的“大成国”起义和上海、福建一带的小刀会起义，给人印象深刻。清末的陕西，更是哥老会活动的高发地带，势力遍及全省，并蔓延全国，会名不一，山堂名号不已，平洋党、金钱党、祖宗教、百子会、黑旗会、红旗会，等等，人众多达百万。
秘密会党的基础，主要是那些一直被疏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游民群体。这些人形形色色，包括江湖郎中、民间艺人、舟楫水手、僧侣乞丐，以及那些没有固定职业的破产农民、游勇散兵、城乡棍痞，等等。 相比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他们肯定缺乏清晰的理性思维，常年以来基本处于一种高于生存本能而低予逻辑运筹的精神状态。由于他们是文化贫困的群体，会党份子的情感、愿望、价值观念、道德风尚，自然是他们极为低下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具体反映，所以难免有着强烈的惟利是图欲望和实用的雇佣意识，且无时无刻地有所表现。
(写作中，暂时不发 )
至于晚清的秘密教门，从“革命”的角度看待他们，意义不大，应该说这些教门组织本质上是对近代社会的一种反动力量。但不容忽视的是，秘密教门组织长期以来的地下活动对于满清政权的腐蚀力，也不容小觑。
作为清代秘密结社的主要内容，被清政府称为“邪教”的秘密教门一直屡禁不止。“邪教”这个词不是近代词语，最早可用追溯到唐武德四年（621年），太史令傅奕上奏唐高祖李渊，指斥逃避徭役的佛教为“邪教”，这是中国史书最早出现这个词语的记载。但唐朝除了唐武宗曾经短暂“灭佛”之外，绝大多数皇帝一直把佛教作为教化的重要辅助工具。宋朝的时候，佛教异端教派弥勒教发展迅速，还有摩尼教、白莲宗、金刚禅等教派出现，宋朝政府通称这些异端教派为“妖教”，民间称为“吃菜事魔”，但政府律令没有称之为“邪教”。元代由于白莲宗在下层社会泛滥，元朝政府对之加以禁止，白莲宗和弥勒教融合为“白莲教”，推动了元末大起义。本人就是白莲教起家的朱元璋建立元朝后，严禁白莲教、明尊教等教门活动，称这些下层社会中流行的教门活动为“左道乱正”。而自明朝中叶开始，大臣们在奏疏中开始把民间教门黄天教、罗教、闻香教等称为“邪教”。明清易代后，清政府沿用明朝的称呼， “邪教”一词慢慢定型，专门用以称呼社会中的秘密教门，逐渐成为特定的政治概念。
一般来讲，凡是利用咒水书符、妖言妖术的手段、假神道设教之名蛊惑人心、敛财渔色的秘密团体，包括利用教门聚众造反、反抗朝廷的的组织，皆被视为“邪教”。清朝是教门活动的高发朝代，各种名目多达近四百种，当然，其中不少是同教异名或者是同名异教，也有的是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内繁衍蔓延的结果。教门组织活动最发达的地区包括直隶、河南、山东等省，包括有清水教、罗教、斋教、天理教、一贯道、八卦教、清莲教、大乘教、圣贤教、悄悄会，等等，千奇百怪，名目繁多。
清代的教门活动主要打着宗教旗号秘密结社，创立“无生老母”等神仙，实行教主崇拜和教主世袭，一般是教权、神权交叉，目的往往是力图实现邪教教主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由于这些教门皆源于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所以他们的主导思想都是荒诞不经的、反人性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教门的教主为了敛财渔色，蛊惑人心，对教众实行精神控制，常以消灾祈福、健身益寿、编造“天盘三副说”和“无生老母”等神话信仰为诱饵，哄诓百姓入教。只要教门有所发展，邪教教主一般都会产生世俗野心，都会想从秘密状态进入与政府的公开对抗。纵观清朝二三百年的“邪教”案件，绝大多数是彻头彻尾的、敛财蛊惑的邪教，还有带有邪教性质的秘密结社，也有少数确实是属于低形态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
十八世纪后期，清朝社会开始了转型，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列强的军事入侵，造成了社会矛盾的飞速加剧。鸦片战争后，更是内忧外患，灾难频生。在到处涌现着流民、灾民、饥民和散兵游勇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邪教和土匪等武装盗贼相互勾结，形成了邪教组织发展最好的温床气候。
不过，晚清秘密教门虽然发展得如火如荼，但新创立的教门很少，大多数是由青莲教和八卦教派生出来的。青莲教之所以有影响，在于它在晚清派生出来许多其他教门，如一贯道、末后一著教、灯花教、江南斋教等。除了青莲教、八卦教及派生教门外，还出现过一些独立于这两大教门系统的其他秘密教门，如黄崖教、真空教、刘门教。可以发现，晚清的秘密教门发展其实是处于一个相对停滞时期，活动规模和遍及地区相比清中叶也严重萎缩。一方面，清政府一直大力加强对秘密教门的打击，屡兴“邪教案”，迫使大的秘密教门化整为零；另一方面，在人口爆炸性增长和土地兼并严重的晚清背景下，晚清秘密会党的飞速发展削弱了秘密教门的群众基础。加上外国势力的入侵，使得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破产农民和流民为了谋生自保，纷纷加入秘密会党。彼时，秘密教门原先以“聚财敛钱”为目的的“三期末劫”等说法，再难以吸引民众。而且，晚清乡村宗族权的强化，也对秘密教门形成了巨大的阻力。
从文化心理的层次讲，晚清社会动荡不安，新鲜事物千奇百怪，科学知识传播四处，社会风气逐渐开化，秘密教门宣扬的那些“三劫末世”论、“无生老母”、“真空家乡”等俗浅鄙陋的教义，很难再让普通百姓产生敬畏感。此外，鸦片战争后在坚船利炮掩护下蜂拥而入的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城乡多处地方建立了不少教堂。洋教的实际“好处”，极大争夺了秘密教门的基础“客户”。
（写作中，暂时不发）
即便如此，从本质上说，作为封建社会怪胎之一的秘密教门形式，既封建又落后，特别是他们所宣扬的“末世论”，严重阻碍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属于典型的邪教性质。秘密教门在晚清与会党融合后所打出的“反清复明”旗号，大多塞入“弥勒信仰”和“劫变”等“私货”，目的无非是想种建立政教合一“国家”，使得他们本教门的教主能够登基称帝。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动，也使得晚清秘密教门成为社会进步的毒瘤和赘物。
【注1】陶成章《浙案纪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注2】孙中山《革命原起》。
【注3】邹鲁《中国同盟会》。
【注4】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
【注5】《袁统领第四次致赣抚电文》，《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注6】《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注7】《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注8】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4:39:11
铁路，辗过满清帝国的心脏
――四川保路大起义的发酵
“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为一个外表看似极其强大的东亚政权，清朝其实在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的乾隆“盛世”时候已经显露出它外强中干的秘密。这个老大帝国在当时的亢奋期，已经被那个不肯向“大皇帝”屈膝下跪的英国人比拟为一艘外强中干的“破船”。鸦片战争后，洋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大清帝国的国门，清政府被迫开放了工商业，民营经济开始得到迅猛发展，契约精神潜移默化地越来越代替道德约束，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基石。
普通民众的致富愿望和民主意识在日益增长，但由一个“异族”统治的专制、腐败政府却依旧感觉良好地我行我素。晚清的国家权力，虽然比起先前已经大大弱化，但作为强权政府的习惯性思维，依旧使得北京中央政府觉得自己在地方事物上可以恣意妄为。这种根本不具备司法独立的独裁体制，总在重大事物上视“民权”为无物，加上统治核心阶层根本没有能力（也很少顾及）有效化解自己国家公民在集体愤怒的个案时期深刻的敌对情绪，从而最终失去把握社会稳定性力量的关键时机。
（大段内容写作中，暂时不发）
财富被剥夺，参政欲望得到极大压制，川民的愤懑感如岩浆一样炽热沸腾。作为清末那么强势和老到精明的政治家，端方和赵尔丰都载在了成都。他们希望大清朝长治久安的愿望和费尽心思的苦口婆心，最终换来的是明晃晃的刀锋。
当然，我们尽可祛除“不是专制就是民主”的极端二元思维。从晚清的实际经验看，无论是简单的公共、私人财产处理，还是宪政意义上的国家制度改革，无政府主义都会带来巨大的灾害。个人“自由”，在某种条件下当然会与政府权力发生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但政府权力未必就必定是个人“自由”的绝对敌人。
可悲的是，晚清的政府权力那样失去公信力，其统治正当性衰弱到比公民个人组成的集体的力量还要弱得多。所以，如果清廷中央少了盛宣怀那样干坏事都理直气壮的坏人，如果地方政府的支持官员能在维护政府权能的基础上小心翼翼地进行政治改革，如果他们能以政治家的政治审慎和自我节制进行处理，如果能稍稍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力，事情的结果可能完全是另外的样子。
进入现实利益的搏弈领域，罔顾人民高压下的叛逆心理，一切自以为是的强权镇压，宣泄的舒畅过后，都会留下无尽忧心忡忡的后遗症，势必引起令人瞠目结舌的、超乎预料的强力反弹。这种发泄性的群众反弹，将会愈来愈多地从自发变为自觉，力量大到超过参加者自身的想象力，并会发展到有可能造成一个暴力政权“猝死”的岌岌可危的地步。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4:41:14
启蒙者和国家主义者的悲剧
――从端方和赵尔丰谈起
俄罗斯诗人勃洛克（1880－1921）在他的《知识分子与革命》的文章中，曾经这样叹息道：“谁企图在革命中实现个人的愿望，都将注定以失望痛苦而告终，无论这种愿望是多么高尚。革命的骤雨、雪崩，总是让人感到新奇，总是让人意想不到；革命残酷地欺骗了许多人。在革命的洪流中，一些宝贵的东西被摧毁，还常常带来一些糟粕……”
当岁月的脚步蹒跚到清末，昔日金戈铁马的勇悍满洲武士，早已经变成了文质彬彬的长衫儒士和历练成熟的治国干吏。日久天长的熏陶下，满汉大臣们的情感和信仰，骨子里面在许许多多方面已经融合。岁月的风霜，早已经黯淡了昔日那些令人极其不快的民族猜忌，因为，帝国辉煌的过去，会让他们产生共同的回忆，甚至产生对清朝中前期盛世的美好眷恋。
作为贵族统治阶级的成员，在等级森然的社会中，甚至会认同新时代的平等观念，他们不顾这种观念内部蕴含的巨大的、危险的革命力量，飞蛾扑火般幻想成为新时代的一员。
确实，民主力量有时候会联同民族的联盟一起发展，政治自由不一定意味着报复的杀戮。但是，在一个巨大转折的时代，总不乏悲剧人生的上演。历史意志，有时候陡然变脸，有时候模糊不清，有时候无法把握，有时候荒谬绝伦。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学术与政治》一书中所言：“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怀着深刻的惋惜和好奇，笔者想追溯一下清末两个至今依旧引起巨大争议的政治人物：旗人端方和汉军旗人赵尔丰。
（大段写作中，暂时不发）
独裁体制封闭公共政治空间的举措，最后都会导致非常骇人的反弹，紧密的社会联系，会以一种人人瞠目结舌的力量冲破那种本来看似密不透风的罗网，大众向往自由的能量，有时候往往以惊人的速度借助某个“偶然”事件得以爆发。
晚清历史的苦涩，值得我们长久地咀嚼――当朝野上下失去信任，加之缺乏相互间坦诚的对话机制，没有民权救济机制的润滑，势必最终让政权淹没在被革命者诱导起来的非常情绪化的“民主”的巨浪下。如此一来，先前端方那种小心翼翼设计的政治改革方案，赵尔丰处心积虑的软硬兼施，最后都会反过来为革命的进程推波助澜。
当然，这种愤激的、情绪化民众心理的起源，可能往前可以追溯到谭嗣同、唐才常那种的“明知天下事不可为而为之”的烈士情感。正是这种情感，促成了激愤昂然的革命心理机制。他们二人之后的许多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黄兴、汪精卫、吴樾、秋瑾、史坚如、徐锡麟等等革命志士，以及被清廷高压统治所激怒的四川民众，都深为这种巍然成风革命思维所推动，使得敢于牺牲的烈士精神和誓死无畏的献身思想最终成为清末民权运动的主导心理态势，最终就会使得那些温和改良派的和平转型愿望完全落空。
当政治不能通过妥协手段解决，吴樾在《暗杀时代》中的断言就会变得那样激动人心：“……今日为我同志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我同志诸君，勿趋前，勿步后，勿涉猎，勿趔趄。时哉不可失，时乎不再来。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此日，正其时也！……欲思排外（洋人），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革命！革命！我同胞今日之事业，孰有大于此乎！”
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血肉横飞的年代，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会悲哀地发现：“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现代的环境和经验直接跨越了一切地理的和民族的、阶级的和国籍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注5】
在混乱年代，在“一夜火光换人间”的革命时代，强梁者如赵尔丰，不免被杀；温和者如端方，依旧遭戮。悲夫！
作者：李靖靖　回复日期：2008-8-5　14:42:50
大王写这个了，你们都让开些，小心“马甲 II”型导弹打你
作者：李靖靖　回复日期：2008-8-5　14:45:00
“我属于替人紧张类型，平常就非常害怕看杂技表演什么的，生怕演员演砸了，所以”大王您Crtl C、Crtl V的时候千万悠着点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4:47:41
作者：李靖靖　回复日期：2008-8-5　14:31:56
大王有个优点：人家说他哪方面不行，他立马在这方面整十几万字出来，齐刷刷地射在屏幕上。真个是----
----文思泉涌，精满自溢啊
嗯，仁兄这话我爱听，呵呵，你是似乎很陌生的ID，从前很少上煮酒吧？
握手。
作者：李靖靖　回复日期：2008-8-5　14:48:57
真看不出来您是金融研究出身，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出身在装“二十五史”的樟木柜子里的呢
我要是雷曼，也准得请您陪饭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4:53:47
穷极无聊瞎基巴整。希望诸位仁兄多指出我这个大纲疏漏之处。多砸多指正！夏天炎热，望大家多保重，可以以此帖败火。呵呵。
本来发贴很愤慨两个葡萄干在口客什干下的暴行，但是发了两次，全被和谐了，只能下面说了。
作者：翰林祭酒　回复日期：2008-8-5　15:06:50
顶大王
作者：李靖靖　回复日期：2008-8-5　15:17:14
（向您打听个题外话。您那儿有您朋友亚明的作品吗？互联网的实体书的什么的都成，太佩服他/她了）
作者：江上苇　回复日期：2008-8-5　16:05:21
梅兄总算把这个帖子开出来了，呵呵！
作者：翰林祭酒　回复日期：2008-8-5　16:47:49
晚清文化学西洋，一直是在下感兴趣的话题，惜写得人不多。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为何民国时期那些文化大家，比如钱钟书，博通中外，却埋首故纸堆，西洋学术不值得研究乎，还是更喜中国文化，诸多问题，确值得深思。
作者：风行草上　回复日期：2008-8-5　17:22:12
我从来不喜欢暴力革命，这玩意儿最后总能变质，所以我非常钦佩圣雄甘地，不管怎么说，他的“非暴力不合作”很对我胃口。
作者：和尚如水　回复日期：2008-8-5　17:28:33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端上来了就轮不到你选哪碗下筷.
谨慎地看看.
作者：和尚如水　回复日期：2008-8-5　17:33:30
目前看上去还是太平与第一枪的打包加强版,可能那些没发出来的更精彩吧,但是文风一变,很有皇家马德兴的痕迹.
继续谨慎地顶贴期待.
作者：王者觉仁　回复日期：2008-8-5　17:45:07
又见梅兄宏文，先顶一个！
作者：月明日　回复日期：2008-8-5　17:58:11
细读中……
作者：满坐衣冠胜雪　回复日期：2008-8-5　18:07:51
赫连加油!
作者：chfchf　回复日期：2008-8-5　18:14:00
啥玩意啊，就你那水平还学术呢？还严肃呢？净瞎扯。
作者：V罗杰V　回复日期：2008-8-5　18:31:28
大王此文，似乎酝酿已久。
看过提纲，未及细读，怎么感觉少了一章似的。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8:50:18
感谢诸位仁兄捧场！！大王这厢有礼了（我和米芾一样，真的作揖啊）
近日大王忙于泼墨，狗舔基巴自己美，挺好玩的，能画大幅钟馗了，哪天贴出来让大家笑骂一下，炎炎夏日，添点乐趣。特别是四川的哥们罗杰保重，我觉得兄弟你更知道生命的可贵和“今天”的意义。
日理万鸡之余，大王下一步正踟蹰着，想弄《南北英雄志》系列小说（大概十本），以此来消磨这未来漫漫长日，不知诸位好友有何见地？大王跪求中。。。。。。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回复日期：2008-8-5　18:51:37
作者：满坐衣冠胜雪　回复日期：2008-8-5　18:07:51
赫连加油!
多日不见了，紧握仁兄的手！！！
作者：凉拌青瓜1　回复日期：2008-8-5　19:17:03
思想者,我喜欢
套用您喜欢的桑塔格文集里的一句话---
在一个充斥着假象的世界里
在真理被扭曲的时代中
致力于维护自由思想的尊严
----赫连勃勃大王,真才实料,煮酒里的舵手
中国的布罗代尔
----我喜欢
作者：边城刀影　回复日期：2008-8-5　19:19:28
我上次就说了，赫连，你的文字功力太弱了，需要多练练。我读时，文字错误俯首皆拾。一个开头，我就能随便找出几处来：
"1911年，满清即将灭亡前的那一年，在中国的政治心脏北京。。。。”
此句逻辑不通。北京只是一些具体的历史时期的政治心脏，而不应笼统地说“中国的政治心脏”。准确地理解是当时满清的政治心脏。建议修改。
“反而处处显示着欢快、悠闲，包含希望”
此句语法不对，欢快、悠闲不能当名词用。特别“包含希望”不符合通常的语言习惯，建议改成：“充盈着希望”。
“大时代暴风骤雨的剧变之前，往往都是如此波谲云诡地给人以无边的假象”
此句有两处语法错误。
”涌动着一股强大的、不可逆转的潮流”
应是涌动着暗流，不是潮流。
“腾腾不息的、蠢蠢欲动的、隐含杀气的巨大历史转折”
“转折”和“腾腾不息的、蠢蠢欲动的、隐含杀气”搭配不对，逻辑上有问题。
"所有人对满清政权都丧失了微小的期待"
什么是“微小的期待”？？谁能告诉我？赫连你说吧。
“扶不起的“阿斗””
“阿斗”指人，不是指国家或政府。
“腐朽已经发展到它的骨子里”
建议把“发展”改成“渗透”
“华丽帝国的遮羞布下，满是能致它死地的虱子。”
为何是遮羞布下藏着虱子呢？虱子能致人死地吗？让人无法理解，莫非有什么典故吗？
“维持每况愈下的勉强统治的同时”
此句不通。什么叫“勉强统治”？“勉强”是副词，只能作状语---不是形容词，也不是介词，作不了定语。
等等等。。。。。
作者：叶里羊　回复日期：2008-8-5　20:04:50
梅先生很勤奋
作者：cxmlzu899　回复日期：2008-8-5　20:11:54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史实 按照LZ的叙述 并无不妥啊 虽然不在同一个条款中 可是这些条款所造成的结果 不就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么？？
至于为什么把它们合并在一起 也不过是为了唤醒国民 以增加信息的冲击力啊！
不知道LZ为什么要在这件事情上大书特书？
作者：昆秀阿宝　回复日期：2008-8-5　20:19:27
大清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黄遵宪，曾就1884年美国时任总统共和党人切斯特·阿瑟争取连任（竞争对手是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一事写了《纪事》一诗写下以纪其事，蛮有趣的，感觉很能体现当时人对西方政体的感受。
击我共和鼓，
吹我共和笳，
书我共和簿，
擎我共和花。
请听吾党语，
汝众勿喧哗……
彼党讦此党：
党魁乃下流。
少作无赖贼，
曾闻盗人牛。
又闻挟某妓，
好作狭邪游。 （注：狭邪--娼妓家）
聚赌叶子戏， （叶子戏：一种赌博游戏）
巧术妙窃钩。
面目如鬼蜮，
衣冠如沐猴。
隐匿数不尽，
汝众能知否？
是谁承余窍，
竟欲粪佛头？ （在佛头上拉屎的意思）
颜甲十重铁， （脸皮厚如十重铁甲的意思）
亦恐难遮羞。
此党讦彼党，
众口同一咻。
最后手高举，
明示党议决。
乌知举总统，
所见乃怪事。
怒挥同室戈，
愤争传国玺。
大则酿祸乱，
小亦成击刺。
寻常瓜蔓抄，
逮捕遍官吏。
至公反成私，
大利亦生弊。
作者：余秋雨团队　回复日期：2008-8-5　20:27:34
边城刀影啊,团队说一个笑话你听听
有一天,海明威漫步在另一个世界的街头,看见一个青年人由远而近向他走来；他摆出架势，抖擞了一下精神，振振有词地说：“约翰，我要用拳击的手法打败你。”
歌德莞尔一笑：“厄内斯特，我已经被打败了，所以我被判处不朽！”
边城刀影，你能超越海明威吗？
作者：边城刀影　回复日期：2008-8-5　20:39:26
作者：余秋雨团队　回复日期：2008-8-5　20:27:34
边城刀影啊,团队说一个笑话你听听
有一天,海明威漫步在另一个世界的街头,看见一个青年人由远而近向他走来；他摆出架势，抖擞了一下精神，振振有词地说：“约翰，我要用拳击的手法打败你。”
歌德莞尔一笑：“厄内斯特，我已经被打败了，所以我被判处不朽！”
边城刀影，你能超越海明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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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打败谁啊？赫连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作为普通的读者，看了他的文章，发现太多太多的低级的文字错误，不吐不快。我希望大家能认真对待写作。既然写了，就要写好。文字功底不行，就去练。没学会爬，就要学走路，这怎么能行？中文是那样美丽，不能被我们胡乱糟蹋了。每次我读《红楼梦》时，都会陶醉在我们优美的母语中不能自己。
作者：yishi11　回复日期：2008-8-5　20:43:52
实话 大王文笔不大行。
不过，文笔不大行不等于文章不行。
作者：和尚如水　回复日期：2008-8-5　21:11:37
有了这群帮闲,饽饽只会越描越黑,臭名远扬了.哥几个不良书商雇的吧? 打大脸不成,自己先变隔夜豆汁了. 还是沉下心来好好写点东西实在.
作者：唐老鸭点春香　回复日期：2008-8-5　21:16:40
作者：李靖靖　回复日期：2008-8-5　14:31:56
大王有个优点：人家说他哪方面不行，他立马在这方面整十几万字出来，齐刷刷地射在屏幕上。真个是--------文思泉涌，精满自溢啊
悠着点儿，可别精尽灯枯啊！呱呱！
作者：hermitcat　回复日期：2008-8-5　22:26:50
大王新作，期待！
但友情提醒一下，好像大王另一部大作《辛亥革命》似乎还未贴完，不会是草草收场了吧。
作者：金满楼　回复日期：2008-8-5　23:12:47
支持大王对百年前这段历史的思考和探索。
我的观点与你相左，历史的发展是偶然的，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并不是因为有了辛亥革命就证明革命是唯一的必然的道路，或者说是正确的道路。事实上，除了革命以外，中国人还有很多道路可以去尝试，没有发生，并不能说明其他路是走不通的，只是可以留待以后的人们去尝试和探索吧。
对于清朝覆亡、民国初兴的这段历史，和现在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或者说，我们的社会现在又回到了百年前的那个起点。写史之人应该紧跟现实，为现实建言，这才是良史之道。
观点虽然不同，但还是强烈支持大王的新探索。
作者：里海鲟鱼　回复日期：2008-8-5　23:27:23
嘿嘿，大王的文章看不下去，导弹群的表演就有意思多了。
作者：和尚如水　回复日期：2008-8-5　23:28:55
在举国若狂之际,饽饽一人独醒,选在8月8日行走,果然特立.已经升华至放逐于天问.新掀货不拿出来,自然是不良书商留做吸金之用,所以马行故道,还是只能亢奋迭加,高潮后又继续空虚.惯技已使数年矣.
确实在饽饽的字里行间,除了有着实令人感兴趣的历史讲述,我们一直看到一个负责任的写手,有着的对历史认同的不一般的认真与焦渴,没许多虚文,虽然大量堆彻的文理稍有不通,有些空洞的煽情和狂热,你可以比喻为晚年温瑞安式的狂妄自大,但是革命小册子式的热情却让人找到久别了冲动,初看之下,十分让人惊艳.如果,如果没有大脸那事那人那群人没日没夜的吵,饽饽奴群又自做聪明地不停自我抹黑.王气确实不会这样快黯然收.
虽然狂妄得已经超过了骄傲,当然,我们宁愿相信那是戏子脸上的花脸,或国王身上的那件透视装,书商无良,实在逼得紧.
但是别民族主义行吗? 那玩意不是叫两声就真上身了的.得真花时间去看点小册子才行的.到目前为着,还真没发现文字里有甚和民族主义有关的玩意儿.
期待真有新掀货.
作者：不敢发言　回复日期：2008-8-5　23:35:53
其实满清末期所谓满汉矛盾中的满方主要是满清皇族，满族平民和满清皇族已经严重脱节了，满清的皇族内阁是满清贵胄妄想集中权利的的表现，那个时候他们想得更多的是保住权利，即便是没有辛亥革命，他们也会逐步抛弃满族平民。
辛亥革命的真正起因始肇于皇族内阁，没有皇族内阁辛亥革命可能真的不能成事。
作者：不敢发言　回复日期：2008-8-5　23:48:55
但是满清皇族极端保守也极端短视，看不清时势之变局，却能看到自家的权利在流失，皇族内阁无异于自掘坟墓！
作者：不敢发言　回复日期：2008-8-5　23:50:56
辛亥革命应该杀那几个皇族内阁的成员，再把爱新觉罗家族家族干掉，干的干脆点，不要去杀满族平民！
作者：无我不羁　回复日期：2008-8-6　0:09:15
先支持一下
作者：江上苇　回复日期：2008-8-6　0:13:19
大王贴总是争论的焦点啊，呵呵！
作者：aelie　回复日期：2008-8-6　1:45:48
占地再看
作者：让沉睡者醒来　回复日期：2008-8-6　7:56:45
顶大王。煮酒没有大王，故事化的气息就会越来越浓了。
准备拜读。
作者：hxc422　回复日期：2008-8-6　9:51:50
我特怕鸟巢当天下大雨刮大风啥的，把我们国人含泪期待了五千多年的好事给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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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奈啊。
作者：让沉睡者醒来　回复日期：2008-8-6　10:57:04
看完大王贴出的东西，悠然神往。真不知道你是如何转换思路的，一会小说，一会断代史，现在又开始弄这样高深的东东。
楼上的和尚如水，觉得你很讨厌。你不要马甲骂我，我从前还劝导弹群不要瞎得罪你，觉得你是个比较深刻有才的人。如今有时候上流云的帖子去看东西，总发现你上窜下跳，感觉好得不得了。其实，你有多讨厌，你自己都不知道－－－哥们你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看你天天顶贴那么辛苦，跟母鸡孵蛋一样，都感到你可怜了。呵呵，哪里都少不了你，看来你真缺导弹（1）那种损嘴骂你啊。
和尚，我劝你有空看看大王写大脸贼当年明月炒作的那些小说段落，其实能看到你自己的影子，你和那个观海、搅拌机、裴明宪什么的，似乎区别不是很大。不少人爱在热贴里面找温暖，如老兄那样天天沾在帖子里面蹿跳的，太罕见了，除非流云、大王是你亲戚啥的。导弹群有些人很讨厌，他们只是低级的讨厌，人们会一笑而已。对你，我现在感觉很轻蔑－－如果你住别墅存折里面有8千万，又另当别论，有钱有闲，你爱咋的咋的。如果仅仅小康，劝你还是干点有益的事情。
大王的帖子，我不和你骂，只是说出我的观感。
作者：早上九点半　回复日期：2008-8-6　11:12:51
看来，我的判断没有错。
如楼上某楼兄弟所说！
作者：约克公爵　回复日期：2008-8-6　11:37:24
谨慎进入
作者：和尚如水　回复日期：2008-8-6　12:14:53
我对饽饽有感情没错,不知道读者往往有时把作者当自己家儿子一样当眼珠子疼着吗? 恨地无环啊.
流云不是亲戚,是好写手,得顶,不管饭也得顶.还有些写手不是太监了一样顶到现在.写得不好拍下,拍得不爽闪之,网络这玩意不就是这意思吗? 谁规定不能够在热贴里找温暖了? 谁说晚饭没着落就不能够唱莲花落了? 非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那是人吗? 那是阴虱. 还真的顺你者昌了? 德行.和尚不招人喜欢正常,谁家没个女眷啊? 让你喜欢那就不是和尚了,是姐夫.
和尚不骂你,你不过是骂战马甲.招子稍微亮点的都知道你是谁,黄暴不行就赤膊上阵.和尚没得罪过你,只是心疼你,当眼珠子一样,嘿嘿.
有种,写点好玩意,别玩阴的,人气不是骂上去的,我把青春献给你,是大家伙把你当儿子一样热爱上去的.离了读者,你站前门楼子上,也是个风干的棒陲.
别对钱太敏感,那太累,生活还得继续,其实,小康也挺好的,呵呵.
作者：小疑子　回复日期：2008-8-6　13:09:29
呵呵，这个题目有意思，只不知能否拿捏得好呢
严肃的顶
作者：不敢发言　回复日期：2008-8-6　13:40:29
晚清改革如果那位载沣稍有点眼光就能避免日后的失败，观载沣也不过是个公子哥，不知内亦不知外，如果是肃亲王的话说不定好些。
不过满清灭亡倒真是大快人心事。
作者：不敢发言　回复日期：2008-8-6　13:42:52
晚清民国这一段历史对如今之中国借鉴之意义最大，请大家不要随便开口出脏，理性讨论！
作者：张翔宇88　回复日期：2008-8-6　13:51:23
托克维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一个残酷政权的桎梏紧紧束缚时，人民对自由的憧憬非常渺茫；但一俟这种桎梏产生松脱，大众对于身上的残存枷锁就会觉得它们根本无法忍受。
根据我们常人有限的“常识”，我们一般都会觉得经济增长和政治开明是件好事，由此可以提高一个社会人群的满意程度，使得社会日趋安定。由此推之，贫困和专制，长久以往，一定引发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
这一段我也有同感!不过我第一次听这个托克维尔效应这个名字！我记得当金人攻入汴梁城的前几个月！汴梁城人民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实他们过的很滋润！同样晚明时江南的经济其实一直不错！但都亡国了！因此,人民的思想很关键！金人来了宋朝百姓都好像不咋关心一样!晚明时的江南也差不多！这些人的思想早就不是不是那么忠君爱国了!几乎都是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丝毫不管国家前途！不过那些关心国家前途的清流我也看不起!宋朝的太学生领袖样时，晚明的东林党顾宪成，晚明的潘祖年等等！都是一忙腐儒！没什么大用!毫无经世才学可言！
哎！经济发达了，其实自私自利的刁民也多！我一直在担心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国家要不断的加强思想教育，可是有几个人真正去接受教育！还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真的不好！教育多了，又有所谓民主人士出来捣蛋!不好搞呀！我希望你就我提出的这个问题，给我一个答案！谢谢！
作者：达芬奇的幽灵　回复日期：2008-8-6　14:12:23
在大王的帖子第一页留个名
作者：达芬奇的幽灵　回复日期：2008-8-6　14:14:14
在《革命与宿命》这本书中，大王准备以汪洋恣肆的散文诗语言（我年青时代深受尼采和叔本华哲学语言的影响），站在历史政治学的高度，通过缜密的逻辑分析、无微不至的史料追踪和感性的历史情感探秘，从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政治精英几个层面，去消解这个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能够发挥风向标作用的巨大历史隐喻，准备回答了缠绕了我们近一个世纪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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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让我想起李敖，很牛皮，很自信
作者：和尚如水　回复日期：2008-8-6　14:48:54
果然是"好言"相劝不成就黄暴,一拉裤门就放傻鸟,就这点德行,怎么就这么下作?
饽饽,有空去这些马甲到处散发的所谓内幕吧,从八挂到国观,给你带来的只是耻辱与嘲笑,更别说其他论坛了,真是臭名远扬.不花钱的广告,果然不靠谱.
就你这点德行可以骂傻人? 和没当你是玩意.屎你就是一陀屎.饽饽臭就臭在你这块肉上.
作者：和尚如水　回复日期：2008-8-6　14:59:46
得,说到流云,你和尚爷又闪,别给人下阴招,有本事的走了不少了,剩下那一个,你就别无聊了。
作者：V罗杰V　回复日期：2008-8-6　15:00:02
导弹兄、和尚兄，不吵了。咱们看大王的帖吧。
写东西蛮辛苦的，作者都想获得一些有意义的建议。
相互体谅就好了。
作者：永远的飞狼　回复日期：2008-8-6　15:16:01
1,大王秉持了时下对革命的批判，对改良的推崇；
2，大王中间空了好多点，让人不爽。
其实，立宪在中国是不现实的，立宪这些人手里没军队，干啥都不灵啊。革命是人民对改良失望之后的必然选择。
作者：导弹打卫星6　回复日期：2008-8-6　15:20:38
感谢罗杰大哥。人家大王这里高姿态，让大家就文章提意见，无论砸骂，都是意见，导弹群也不敢多得罪人。和尚上来就弄酸，让人看不起。看罗杰大哥的面子，导弹群不骂了。
作者：补过钙了　回复日期：2008-8-6　15:40:12
在《革命与宿命》这本书中，大王准备以汪洋恣肆的散文诗语言（我年青时代深受尼采和叔本华哲学语言的影响），站在历史政治学的高度，通过缜密的逻辑分析、无微不至的史料追踪和感性的历史情感探秘，从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政治精英几个层面，去消解这个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能够发挥风向标作用的巨大历史隐喻，准备回答了缠绕了我们近一个世纪的疑问：
+++++++++++++++++
看到此段，大王的形象活生生的显现在我的眼前，且逐步放大，大王的形象逾显伟岸，乃至放大虚化到最后，天地间竟已容不下大王那伟人般的身形。天地间只有大王那张嘴能堪堪容下，仍在口吐莲花，使我醍醐灌顶。
作者：补过钙了　回复日期：2008-8-6　15:42:12
在《革命与宿命》这本书中，大王准备以汪洋恣肆的散文诗语言（我年青时代深受尼采和叔本华哲学语言的影响），站在历史政治学的高度，通过缜密的逻辑分析、无微不至的史料追踪和感性的历史情感探秘，从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政治精英几个层面，去消解这个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能够发挥风向标作用的巨大历史隐喻，准备回答了缠绕了我们近一个世纪的疑问：
+++++++++++++++++
看到此段，大王的形象活生生的显现在我的眼前，且逐步放大，大王的形象逾显伟岸，乃至放大虚化到最后，天地间竟已容不下大王那伟人般的身形。天地间只有大王那张嘴能堪堪容下，仍在口吐莲花，使我醍醐灌顶。
作者：补过钙了　回复日期：2008-8-6　15:43:46
回复大王的帖子，天涯竟然也会抽风，还有没有王法了？？？
作者：张泳　回复日期：2008-8-6　15:46:47
一支持，二关注。
作者：让沉睡者醒来　回复日期：2008-8-6　15:56:53
作者：补过钙了　回复日期：2008-8-6　15:42:12
在《革命与宿命》这本书中，大王准备以汪洋恣肆的散文诗语言（我年青时代深受尼采和叔本华哲学语言的影响），站在历史政治学的高度，通过缜密的逻辑分析、无微不至的史料追踪和感性的历史情感探秘，从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政治精英几个层面，去消解这个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能够发挥风向标作用的巨大历史隐喻，准备回答了缠绕了我们近一个世纪的疑问：
+++++++++++++++++
看到此段，大王的形象活生生的显现在我的眼前，且逐步放大，大王的形象逾显伟岸，乃至放大虚化到最后，天地间竟已容不下大王那伟人般的身形。天地间只有大王那张嘴能堪堪容下，仍在口吐莲花，使我醍醐灌顶。
这是大王一贯自嘲般的牛逼，我们老煮酒都习惯了，兄弟你有成见啊。呼呼。见到大王真人，，你就知道他有多谦虚。
作者：和尚如水　回复日期：2008-8-6　15:59:32
收到,小骡,太护犊子不是好事,又要写出来给人看,又要分个三六九等不让人说,自然众心不服,然后还加上这么几条鞭子净街,嘿嘿,想不臭也难.
作者：不敢发言　回复日期：2008-8-6　18:30:07
什么民主立宪，都必须做到一件事，就是务必保持军方的中立性，否则在中国必然会引申成内战！！
作者：hxc422　回复日期：2008-8-6　18:52:43
我特怕鸟巢当天下大雨刮大风啥的，把我们国人含泪期待了五千多年的好事给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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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米乌鸦嘴呢？说有就有了。拉出去弹JJ到死！
作者：寒江雨雪隐　回复日期：2008-8-6　19:26:16
支持:)
作者：皓眸无睐　回复日期：2008-8-6　21:57:34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提交日期：2008-8-5 13:42:00
为什么本来能够避免革命的满清王朝，最终却遭受到迎头一刀的“忽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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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对于满清来说，并非内忧，乃是外患。
捻匪、回逆在鞑虏的淫威下固然难成气候，而长毛与党人却是高举洋教义洋主义的民间西化力量，清廷非攘夷不足以戡革命。
说满清本来能够避免革命，也就是还指望这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尚存底气从洋鬼子那里拼回大国的脸面，可惜言者之心有余而行者之力不足，他们甚至没个劲儿去参加奥运，如今反观，一何孱弱！
作者：晚湖楫韵_wb　回复日期：2008-8-7　3:30:27
此文与西门的晚清最后十年一道看，倒也相得益彰。
只是，那什么导弹群真的太煞风景，太煞风景！
作者：老恐怖鸟　回复日期：2008-8-7　9:00:39
如今，我们不思袁世凯推翻帝制的无量巨功，反而在浅薄的、没有走出“传统道德”窠臼的历史学家、小说家的鼓动下，念念不忘他“欺负”孤儿寡妇，口诛笔伐他“辜负”慈禧先前“恩德”的“亏心”。如此之犬儒小仁，诚为短视庸人所怀。
..........
拟改为,
如今，我们不思袁世凯推翻帝制的无量巨功，反而在浅薄的、没有走出“传统道德”窠臼的历史学家、小说家的鼓动下，念念不忘他"窃取"革命成果,逼孙中山让出总统之位。如此之犬儒小仁，诚为短视庸人所怀。
作者：无敌一大流氓　回复日期：2008-8-7　9:11:52
作者：猪人为乐　回复日期：2008-8-7　8:52:24
久闻楼主－－人品不好！
大王从前肯定弄过好多不给钱的，现在人家孩子找上门来，说你人品不好。大王日后三思啊，给个50、100的，人家孩子就不会说你人品不好了。哈哈
作者：匆匆百年　回复日期：2008-8-7　9:55:14
一个变革、浮躁的时代，不少人已经习惯用下半身思考了，能够潜心研究些东西的人不多了，总之研究历史比演绎历史要好得多！
作者：denglumin　回复日期：2008-8-7　10:28:10
因经济剥夺所引发“股民造反”的四川保路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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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引子的最后一句,忍不住要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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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靖靖　回复日期：2008-8-5　15:00:01
维新了，美国、秘鲁什么的在干嘛呀？
扯龙旗了，比利时、法国什么的在干嘛呀？
……
这样写写估计爱看的人多点
您看老茅子写的啥啥《崩溃》多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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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说的在理,既然LZ以《革命与宿命》为题,写一些二十世纪初期革命在全世界已成为宿命的例子来印证中国,是应该更耐看.
与辛亥革命同时,爱尔兰、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等许多国家也发生了革命.当时国际上职业革命家多的很,满世界乱窜,那时的海关好象还没有查护照这一说.这些都可以写一写.
作者：subwolf1　回复日期：2008-8-7　11:41:32
作者：风行草上　回复日期：2008-8-5　17:22:12
我从来不喜欢暴力革命，这玩意儿最后总能变质，所以我非常钦佩圣雄甘地，不管怎么说，他的“非暴力不合作”很对我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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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印度对你胃口不
积弊太多，改良成本就太高了，不如推倒重来
作者：和尚如水　回复日期：2008-8-7　13:03:58
圣雄? 在印度的过去岁月里,3亿人被10万英国人长期统治着,而所谓非暴力不合作的成功,不过是英国全球大崩溃的衰弱上最后一件民主的外衣.同时也让一个大印度联邦变成了3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吃草的大象更能够被西方接受和赞美.
作者：xsyssxcy　回复日期：2008-8-7　14:29:29
作者：无敌一大流氓　回复日期：2008-8-7　13:46:58
大王雄文，仔细看了，受益不少。
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么多马甲砸大王？
因为只要是有着正常人类情感的读者都不屑与“无敌一大流氓”为伍啊，更何况是你们这群被飬养的一群“无敌一小流氓”了。无论无敌一大流氓还是梦想98或者让沉睡者醒来都不过是导弹和黄暴力的变种，一堆跳蚤下的蛋而已。
作者：红花白藕青莲叶　回复日期：2008-8-7　14:53:49
袁世凯不出现，也不会有内战，只会有种族仇杀！
满清从来就不是中国人，哪里来的“内战”？驱逐鞑虏，收复国土，那是外战！
袁世凯这种垃圾还是不要翻案了，没有这个杂碎的存在，种族仇杀就可以完全展开，满人被杀绝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会锻炼出一支强悍的军队，后来的日本侵华，也没那么容易！更不会有G匪翻身！
就是因为袁的勾当，国民政府从一诞生就是一盘散沙，在袁死后，更是北洋派系各自割据，等到北伐终于成功，东北易帜，国民政府连口气都没喘过来，日本就开始进攻了，如果不是二战吧美国拖下水，明朝末年的事情将再次重演！
杀绝了满人，也好叫全世界各个民族看看，胆敢入主中原，会是什么下场？！杀绝了满人，中国人的信心才能真正竖立起来！杀绝满蒙这个心念，所有汉人都改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只要有机会，一定要挑起民族仇杀，好将满蒙灭种！不杀绝满蒙，中国的存在，从来就是一个笑话！
作者：和尚如水　回复日期：2008-8-7　14:57:08
祈祷明天风和日丽,可以顺心地看书看比赛.
认真更新吧,饽饽,没那帮玩意,你不会写不下去了吧?
作者：大丸子2000　回复日期：2008-8-7　15:08:16
没看出啥新鲜的观点来
还是支持一下吧，写书很辛苦的，
大王这么辛苦的“齐刷刷”的射，读者可不能“齐刷刷”的喷，尊重他人劳动成果
奉劝喜欢喷的人，要不你也“齐刷刷”的射一个，给我们瞧瞧
作者：海纳居士　回复日期：2008-8-7　15:13:03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不顶不行！
作者：李子瑞　回复日期：2008-8-7　16:21:49
大王说的很明白，我这个不说话就难受的人今天就不多说了，只插一句话：
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在中国永远不会取得成功，只会是灾难，任何激进分子都是我们的敌人。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试错。
作者：老恐怖鸟　回复日期：2008-8-7　16:59:39
作者：李子瑞　回复日期：2008-8-7　16:21:49
大王说的很明白，我这个不说话就难受的人今天就不多说了，只插一句话：
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在中国永远不会取得成功，只会是灾难，任何激进分子都是我们的敌人。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试错。
..........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鲁迅
麻烦的是,怕喊的太响,把原来的真实目的也忘了,真的把屋顶给拆了.
作者：走近一点点　回复日期：2008-8-7　18:41:18
首先鼓励一下大王的宏大计划。
我的一些观点和大王的观点非常一致。
中国太需要真正地研究历史了，不管是什么观点，都应该有表达的权利，我看有些人在网上自律性太差，非常没有修养，难道网络是撒野和出气的地方吗？
网络也是社会的公共场所，如果我们不加强自律，提高网络文明，甚至先进的信息革命对国家的发展起到反作用。
我想：我可以难以容忍你的观点，但绝不能容忍肆意侮辱和谩骂。
如果想做一个有责任的中国人，起码应该做一个文明的网络公民！！
作者：ddrose　回复日期：2008-8-7　19:54:19
文本之外无一物，有时候品尝鸡蛋，就不必考查下蛋的鸡的品相了嘛，一笑，得罪大王兄，勿怪哈。
瞎提意见。
1、关于文法，本文的标题中“革命”、“宿命”是两个平等范畴的概念不？既然是严肃学术作品，对于其中用到的术语，貌似解释一番也不费工夫，在近现代，“革命”一词不断被更新中，包括内涵及外延，不同派别用起来也不太一样呢，陈高华有一本专著讨论这个问题。至于宿命，是否包含了不同选择性在主客观条件作用下无奈步入某种方向的意思呢，那么，除了革命，其他选择性也要写写嘛。
2、“革命”vs“改良”，争论好多，大王兄的目录中没见到改良的字样哟，保路运动的大部分骨干也是改良的人呢，两派之间的微妙关系跟宿命有很大关系呢，很多人强调改良与革命的分歧，但从改变社会的初衷以及对理想新世界的憧憬，貌似有很多共同点，也很期待哟。
3、大王兄的历史政治学涉及范围广泛，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中器物、制度、思想，中西交汇，外来因素如何成为宿命的催化剂或者阻力的问题，偶也很感兴趣。
啊，我是不是太贪心了，大王兄听听就好了，写自己的，让别人哼哼去吧。
作者：首长下乡视察　回复日期：2008-8-7　20:44:51
这个帖子题材其实很务实，风云际会的时代导致变革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这些对当代都是有意义的。隐隐觉得，这个题材的发挥如果能有作者以往的作品一半的成功的话，可能找到一个煮酒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近现代史关注者也非常多，同时关注历史与现实的异同者更多。。。。。
关天人也会被吸引到这里。关天缺乏的东西在煮酒这里都能找到，以史为证，以古鉴今，思考会更加有力，更加实际，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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