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赤子之心的名言:厚黑学之立威篇

立威篇　杀一儆百———立威术（1）

俗话说，杀鸡给猴看。这是一句经验之谈，当领导的威风是杀出来的。所以，大凡初做领导的人都有“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火”无非是杀鸡儆猴，树立做领导的威风。当然，做领导除威风八面之外，还要有具体的立威措施，把威严贯于管理之中才能威得久，威得大。

　　管理要寓严于宽

　　作为领导者，最难把握的是对属下宜宽还是宜严，不少人担心宽则无纪，使人养成松弛浮躁的惰习，严则失人心，使人畏惧而疏远。那么究竟严一些还是宽一些好呢？正确的方法是寓严于宽。

　　是的，领导者应该以宽厚待人，这是指领导者对所有的属下都应该做到一视同仁，不能分薄厚，亦不能分远近，要用对待亲兄弟、亲子女那样的仁爱之心来关注属下的成长，使属下感受到你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与和睦，也感觉到在这里干事情前途无量。

　　但是，这些都不能代替“严”字，宽厚之外，领导者要有威严，以威严建信誉。对于属下则要求要举止庄严，办事严谨，有法必依，有法必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要精心地培养他们，使他们永远不会满足于已经掌握的知识与本领，不会因松弛懈怠而导致工作失误，更不会因虚度时光而后悔自责。这种严格的约束、督责实际上都出自于爱护，一旦被属下所领会，他们就会认为这种严是合情合理的，这种领导者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严要从平常做起，使之深入人心才会有效。如果平时不严，临时严厉则根本难以生效。例如曾国藩在靖港战役中见到湘军不敢逆敌，掉头逃跑的情景，心里十分着急，于是严令手下在大路当中竖起令旗，大声咆哮：“过旗者斩！”令出之后，湘勇畏惧果然不敢通过令旗，但他们想方设法地绕过令旗，还是逃得无影无踪了，可见临时发威的严法并不起作用。但是，当他立志整顿湘军军纪时，他先写了《爱民歌》，让湘军当作识字教本，边学习，边执行，而且身体力行，达到“说法点顽石之头，若口泣杜鹃之血”的程度，使爱民的思想深入人心，再对不守纪，扰民违纪者进行严肃处理，这样，湘军的纪律大大地好转起来。

　　由此可见，宽与严实际上并非只是一个事物中的两个对立面，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宽，严则无效；没有严，宽必失当。只有将严寓于宽之中，将宽包围在严之外，即严在情理之中，才能取得良效。

　　该黑脸时且黑脸

　　面对一个犯错的部属，你如何在众人面前责备他，抑或在私下叱责他呢？也许有人认为，私下里批评比较好，但从新厚黑的角度来看，既然都是批评，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较妥当。

　　若有一件事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是王某的过错，同事认为科长一定会对他发相当大的脾气。然而科长却只是对王某说：“要小心一点儿。”便原谅了王某的过错，为此大家颇感失望。不难想像此时同事一定会议论纷纷：“为什么科长不生气？”“我做错时被他骂得好惨！”“科长说不定欠了王某什么！”“科长可能不明白什么叫做‘责任’！”

　　你一旦采取温和的做法，那下回林某失败时，也就无法斥责他了。渐渐地你的刀口越来越钝，最后你会落得谁也不敢骂的下场，而无法继续领导部属。所以在需要叱责时，就必须大声地斥责才行。

　　在众人面前斥责某位部属，其他的部属亦会引以为戒。其意并非真的处罚一百人，而是藉由处置一人来使他人反省。

　　当场被斥责的人，宛如是众人的代表，并不是一个很讨好的角色。在任何团体中，皆有扮演被斥责角色的人存在。领导者通常会在众人面前斥责他，让其他人心生警惕。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

　　这个角色绝非每个人皆能胜任，你必须选出一位个性适合的人。他的个性要开朗乐观、不钻牛角尖，并且不会因为一点儿琐事而意志动摇，如此方能有很好的效果。

　　你应避免选用容易陷于悲观情绪，或者太过神经质的人。若错误地选择了此类型的属下，往后将带给你更多的困扰。

　　虽然你只能对自己的部属斥责，但有时你也会遇到必须斥责其他单位的职员的情况。这不仅越权而且违反公司的准则，然而相信亦有例外的情形。某家百货公司的营业部主任，平时即对采购部科长的应对态度太过懒散颇不满，但由于对方的身份是科长，因此无法当面予以指责。虽然这位主任曾经与自己的上司———营业部科长讨论过，然而由于上司是位好好先生，因此无法得到任何解决的方案。

　　就在思索如何利用机会与对方直接谈判时，分发部的某位职员因未遵守缴交期限而发生问题。

　　营业部主任便借机大声斥责那位犯错的职员。他特意在采购部科长面前斥责：“不是只有今天，这种情形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

　　此时采购部科长并未表示任何意见，然而弊端在不久之后便改善了。

　　此项技巧简单地说，就是采取游击战术，若对敌人采取正面攻击时比较麻烦，但是若你本身有理，就不会觉得那么可怕。遇到形式上的反攻时，你只需稍微转一下身便可反击。

　　对于无法与其正面争吵的人，若企图使其认同你的主张，则上述的方法不失为一则妙方。

　　上司借由斥责属下的行为，亦能转换为本身的警惕。你在斥责属下，“不准迟到”时，自己也绝不可迟到。当你斥责宿醉的部属时，自己也不可有宿醉的情形发生。

　　借由对属下的斥责，而受益最多的人或许是自己。因此，你更不应该错失良机。你必须谨慎地选择斥责的机会，并且好好珍惜被斥责的部属。

　　只有招募员工时才阿谀奉承，并且举办各项迎新活动，一旦确定他们成为正式员工后，便突然变得冷漠、严苛的这类阴险狡猾的公司并不在少数。

　　新进职员由于沉迷于刚进公司时的欢愉气氛，以致对往后的工作气氛容易感到失望。若又遭到上司责备，情绪必定会跌至谷底。然而亦不能因此而骄纵属下。

　　对恶行者必须诛杀

　　自古以来，政令的推行要靠法律的权威，而法律的权威则需要强硬的手段来推广，所以，为政没有威严那么百姓就无所畏惧，无所畏惧则法制越乱，要达到天下大治就十分困难。而对作恶者严惩正是为官者树立权威的重要方法。古代著名将领无一不是靠杀人而立军威的，远的比如战国时的孙武和汉朝时的韩信，往下则有三国的诸葛亮，所以，对作恶者严惩就会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无怪乎统治用之不厌。　　提倡仁义道德的儒家祖师孔子在鲁国执政时，曾毫不留情地诛杀了少正卯。这就使他的弟子子贡感到疑惑，“不是说要以仁义为本吗？为什么非要杀掉少正卯呢？”  

立威篇　杀一儆百———立威术（2）

孔子对子贡的诘问略作思考后答道：“人有五种恶行，一是通达古今之变即铤而走险；二是不走正道而走邪路；三是把荒谬的道理说得头头是道以惑人心；四是知晓许多丑恶之事；五是依附邪恶并受到重用。这五种恶行哪怕沾染上一种，君子就可以诛杀他。而少正卯是五种恶行兼而有之，他是小人中的雄杰，所以我不能不杀他。”

　　孔子的道理十分明确，为了树立统治者的权威，对于有恶行的小人必须严加惩处，杀一儆百，改变社会风气。

　　在历代统治阶级及领导人的管理方法中，杀一儆百是最常使用的方法，它的作用远远胜于其他的统治方法，因而受到许多人的推崇。下面的两个事例是人们所熟悉的，它所说明的道理相信大家读后自有体会。

　　其一，杀仆警主。唐太宗晚年，高阳公主与僧人辩机通奸。高阳公主赠辩机金宝神枕，辩机不知珍藏，被贼盗走。后来破案时，搜出金宝神枕，审问窃贼，窃贼称是从辩机处所盗。又审问辩机，辩机称是高阳公主所赠。御史纠劾此事，太宗自觉惭愧，也不欲问明案情，即处死辩机，并密召公主身旁奴婢，责备他们导主为非，杀毙十余人。太宗所为，实是为了警告高阳公主。

　　其二，杀鸡儆猴。孙子见吴王，以宫中美女演练兵阵，选一百八十人，分为两队，令吴王宠爱的两个妃子为队长。然后说明演练的方法和纪律，并设立了刑具，击鼓令其向左，美女大笑；孙子又重复纪律，然后又令击鼓向左，美女还是哈哈大笑。于是要斩两个妃子，吴王阻止，孙子说：“臣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就斩了二人。又选用另二人为队长，于是重新击鼓，美女们左右前后跪下站起都合乎要求。

　　领导立威有多种办法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有威严的领导往往不是那种动辄打骂的粗鲁之人，而是那种看起来温和却透露着威严的领导者。因此，身为上司，为了能使属下俯首听命发挥所长，并且带动整个团队向上，其先决条件是必须成为受人尊重而有威严的领导。

　　领导该如何树立自己的威严呢？以下是在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点：

　　1．对于工作要耳熟能详。“希望接受这位上司的指导，想要跟随他，听从他的话绝对不会错……”，若属下对你有如此印象，你必然深受尊重。至于邀属下喝酒、送属下礼物的行为，是不必要的。

　　2．保持和悦的表情。一位经常面带微笑的上司，谁都会想和他交谈。即使你并未要求什么，你的属下也会主动地提供情报。

　　你的肢体语言，如姿势、态度所带来的影响亦不容忽视。若你经常面带笑容，自然而然地，你本身也会感到非常愉悦，身心舒畅。

　　你能永保正确的举止，在无形中它早已引领你步向成功的大道了。有许多的运动选手，都表示类似的看法：“我会在重要的比赛之前，想像自己得到优胜的情景。如此，力量立刻泉涌上来。”

　　一个永保愉悦的神情与适当姿态的人，较容易受到众人的尊重与信赖。

　　3．仔细倾听部属的意见。尤其是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更应予以重视，热心地倾听。若那是一个好主意并且可以付诸实施，则不论属下的建议多么微不足道，亦要具体地采用。

　　部属将因为自己的意见被采纳，而获得相当大的喜悦。即使这位属下曾经因为其他事件而受到你的责备，他也会毫不在意地对你备加关切和尊崇。由于上司对部属的工作提案相当重视，不论成败皆表示高度的关切，因此属下会感谢这位上司，并觉得一切的劳苦皆获得了回报。

　　4．不强求完美。上司交代属下任务时说：“采取你认为最适当的方法。”即使属下工作的结果并不很完善，上司也应用心地为其改正过失。

　　你必须具备对部属的包容力，不能忽略给予失败的属下适当的肯定。虽然部属的任务失败了，但切勿忽略了部属在进行工作时所付出的努力，并且需要给予适当的评价。

　　人皆有悲天悯人之心，对于能力不好的部属有必要予以支援。另外，你也不应固步自封裹足不前，这样也可能将因为水准低而遭受淘汰的命运。因此，切不可只伫立于原位上。

　　从小事上立大权威

　　所谓领导立威，不一定要大张旗鼓，有时候从小事上也可以做出大权威来。雍正元年七月，雍正偶然间发现一本文书中丢落了一个字，于是把大臣们都找来，大发一通议论说：“你们不要以为小事就可以疏忽。抄写漏字虽然是中书（文书官员）的事情，但如果你们肯用心细问的话，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而如果大学士把责任推给学士，学士推给侍读，侍读再推给中书，那么朕也可以把过错都推给大学士。类似这样的小错不断，就会让天下的人都怀疑朕和大学士平时连奏折都不看，这还了得？”

　　同年九月初五，雍正参加一次祭祀活动，无意中发现端门前新设立的更衣帐房内油气蒸熏，气味难闻。于是龙颜大怒，斥令主管工部的廉亲王允祥以及工部侍郎、郎中等人在太庙前跪了整整一夜。

　　雍正二年四月一天，雍正升殿，见到邢部官员李建勋、罗檀在群臣还没有落座的时候，也不行礼就坐下了，顿时下令将李、罗两人拿交邢部问罪。并告诫百官说：“朕见这几年上朝的礼节执行得很松弛，我父亲康熙并不是不知道，但都很包容，因此监察官员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些当作常事，不认真去管。我即位以来，看到这些现象很多，这是个不好的苗头，必须狠抓。今后如果再有类似的失礼事情发生，我就要杀了这两个人了，到时候可别说是我要杀人，而是你们杀了他俩。”

　　从权谋的角度看，雍正这一着叫做“借题发挥”。就是抓住下属的一个小错、一件小事大做文章，以达到震慑下属的目的，这样做可以使下属心怀畏惧，不敢轻举妄动，从而树立起领导的权威。

　　从领导学的角度看，从严治下有时也要从小事抓起，当然不是抓人的小辫子，而是要从抓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上唤起干部的纪律意识、责任意识，增强组织的凝聚力。　　不论我们是哪一级的领导，都可以用来一试。

立威篇　杀一儆百———立威术（3）

要善于使用威慑战术

　　我们知道，作为军事统帅，在工作中要有猛虎下山之威和蛟龙出海之势，这时当他发布命令时才能够威震三军。

　　战国时，晋文公通知臣民在圃陆围猎，要求大家在中午前到达，迟到的人，要受军法处置。当天，晋文公所宠爱的颠颉迟到了，执法官员要求晋文公定他的罪，晋文公哭泣而犹豫不定，执法官员说：“那我就按军法办事了。”于是将颠颉处以腰斩的军中刑罚，这时，民众都害怕了，说：“颠颉那样受君主宠爱，地位那样尊贵，都被君主依法杀掉了，何况我们这些平民呢？”晋文公看到民众可以组成军队参战了，于是率领他们攻打原这个地方。一次就占领了，又去讨伐卫国，打败卫国，成就了霸主大业。

　　威慑的战术同样也适合于商战、社交等场合，它对于提高自己的威信，以及加深对方对自己的印象都有很好的效果。

　　有一天，日本的滕田前去拜访美国商务部长。会见之后，商务部长站起身来说：“我让你看一样有趣的东西。”滕田田想：“大概是让我看什么装饰品之类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部长从办公桌边上拿起一段绳索，朝着约在十米开外的一张椅子轻轻地投掷过去，绳索一端的活扣立刻套住了那张椅子。

　　部长对惊讶得目瞪口呆的滕田说，自己是牧童出身，因此每天都要练习用绳扣套牛。“在日本政府高级官员里是不会有如此独特的人物的。”滕田心想，心里不由得对部长产生一种由衷的敬意。由此可见，在适当的场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给对方露一手，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方式。

　　清末时期，曾国藩通过苦心经管，用儒家的忠义、峻法的威严及乡情的人情纽带将湘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后来由于曾国藩被削除兵权，瓦解了湘军的斗志，涣散了湘军的士气，削弱了湘军的战斗力，使江西湘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清军的力量迅速消衰下去，从而使当时太平天国与清军力量发生了变化，如果这时太平天国的内部不发生杨韦事变等一系列大的变故，就很可能用兵长江上游，重开湖北根据地。但是，咸丰七年翼王石达开已决心出走，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也在下降，这就给清廷制造了喘息机会。

　　曾国藩被消除兵权后，尽管受到外界的讥评、嘲笑与责骂，却获得了全体湘军官兵对他的同情与爱戴，使他在湘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此时，曾国藩人虽在湘乡，然而所部将领与他书札仍往返不绝。可以说，除曾国藩外，别人指挥湘军是难以得心应手的。如1857年春，督办江西军务的福兴到瑞州军营视师，湘军诸将待以客帅之礼。因此，福兴回到南昌后，上奏请征兵，并说“勇丁不可用”。可见“曾家军”———湘军，非一般督抚、将军所能驾驭指挥的，这些都为后来曾国藩的复出及成功奠定了基础，也使得清政府再不敢小视曾国藩，而视其为重臣。

　　不苟言笑者最威风

　　俗话说：“有权则威”，做领导的人应怎样才能有威呢？一般来说，严肃产生威风。人一当官，不苟言笑，满脸的肃杀之气，动不动吹胡子瞪眼睛，骂人训斥人，人们就害怕他。这种领导，一上任烧三把火就容易有威。如果这种办法还镇不下来，那就要付诸行动了。这就是“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威风就上来了。

　　三国时东吴的黄盖曾经做过石城县县官。石城县的下属官吏们特别难指挥。黄盖就安排两个人当主管，分别管理各部门事务，并告诉他们说：“我是个只靠打仗立功才当官的，不是以文官身份擅长管理出名。现在外来侵犯的敌人还没打败，我负有领兵打仗的繁重军务，县里一切公文案卷委托给你两人。你们应当管理好各部门，纠正和处分犯错误的人。你们各负其责，遇事就按我交代的办，如果你们刁奸欺骗，我决不用鞭子抽打你们，而要从严处置。希望你们都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要在众人之先受处分。”

　　话说得这么严厉，两人听了，起初都感到害怕，起早睡晚勤勤恳恳地办公事。时间长了，两主管认为黄盖根本不看公文案卷，就慢慢营私舞弊起来，对下面也放任自流。

　　这时黄盖也察觉到了，他抓住了几件两位主管都不奉公守法之事，把全县所属的官吏们请来，先给大家办酒席吃喝，正当大家吃到兴头上，黄盖把两位主管叫来，提出一件一件违法徇私的事来问他们。两人张嘴结舌，说不出话来，磕头请罪。

　　黄盖说：“前些时，我已经严肃地告诉你们，决不会用鞭子抽打你们了，这不是说假话骗你们。”

　　于是就把两人的头砍了。这事震惊了全县，下属官吏们吓得浑身打颤。

　　黄盖这一杀，威严就上来了。

　　杀人以树威的方法，在古代曾被人们反复使用。像诸葛亮杀马谡，曹操杀杨修，都是为了杀人以树立自己的威风。用这种方法对付那些听不进劝告的下属，可以从根本上打掉他们的威风，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将帅的威仪很重要

　　清末时，曾国藩统兵打仗，他认为将帅的威仪十分重要，因为军中的威信就是靠它而建立的。曾国藩立威信之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威仪，曾国藩十分注重自己统帅的形象，平时衣冠整齐，举止严肃，威严而不刚暴，庄重而又不死板，有凛然不可侵犯之正气，又有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如此下属无不从内心仰服；二是军令，威仪多用来对待自觉的士兵，而军令则用以约束散漫的兵勇。两者相得益彰，是治军的重要内容。

　　古时候，以威治军是训练军士勇敢作战的一个重要手段。

　　为了树立军威，曾国藩效仿穰苴，在湘军建军之初，为培植严肃的军纪，曾国藩忍痛杀了违背军令的将领金松龄，在自己人的头上，毅然动了第一刀。此事在湘军中引起极其强烈的震动，也为早期湘军军纪的维护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曾国藩攻克南京后奉旨来裁军时，各军头领均强烈反对，曾国藩将各种阻挡裁军的因素一一作了分析，认为各军提出的无银子补足欠饷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因素在于各级将官情绪上的抵触，是他们本身不愿意撤。撤了，他们既失去了权柄，也失去了继续发财的机会。曾国藩仔细分析后认为，对于这批头脑简单的武夫，道理讲得再多都是空的，起作用的只能是严肃军令。

　　他认为不杀个把高级将领，裁军便会推行不下去，他要临机取决，最后他决定杀驻守在庐州府、至今尚未来禀报的正字营统领韦俊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曾国藩的这一绝招果然有用。从那天开始，吉字营、老湘营、果字营、霆字营以及长江水师、淮扬水师、宁国水师、太湖水师的将官们，都不敢公开反对裁军了，各军营开始制定分批裁撤的具体部署。最终顺利实施了整个裁军计划。立威之术确实立竿见影。

立威篇　以毒攻毒———统御术（1）

中国古代著名的本草书上说，对于剧毒的药物可以用同样剧毒的药物来制约它。这句话同样适合领导的艺术。在社会的动乱时期，我们只有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才能够对付那些钻空子、耍阴谋的小人。所谓黑脸统御术，就是以黑脸之法面对一切不正之术，使之无处藏身。

　　任用天下英才才能成功

　　三国时期，曹操攻占冀州后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冀州是袁绍的老巢。汉末黄巾起义，天下分崩，其时袁绍作为中原地区最大势力的军阀，执掌了联军首领的牛耳。曾几何时，袁绍官渡兵败，郁闷病死。冀州被曹军占领。曹操攻下冀城，来往袁墓设祭，且“再拜而哭甚哀”。他对众官说，当年和袁绍起兵，袁绍问他，“如果不成功，将依赖什么过活？”曹操说，“你的意思如何呢？”袁绍说，“我将南据黄河、北守燕、代之州，兼拥有沙漠腹地，南向以争天下。”曹操便答了上面的话。袁、曹各依地域、经济、军力和智力进行较量，而终将曹操胜了袁绍，掌握了北方。

　　袁绍拥有幅员广阔的地盘和实力雄厚的军队，也拥有像田丰、沮授、陈琳、审配等杰出的文士。袁绍却只知“据河阻燕”，看重自己的实力，不把那些无价之宝的谋士放在心上。他还鸡肠小肚，容不得别人胜过自己，把田丰、沮授都杀了，曹操与他相反，懂得谋臣的价值，杨修投靠他时，他跣脚相迎，审配、陈琳被抓到时他仍劝降，表现了爱才惜才的一片真心。只是审配决意死节，才斩而厚葬。陈琳被刀斧手捉至，曹操说：“你为袁绍拟檄，数落我的恶行，是可以的，可为什么要侮辱我祖、我父呢？”陈琳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左右都劝曹操杀了他，曹操怜其才，不但予以赦免，还给了从事的官给陈琳做。

　　曹操广纳天下名贤，“御智以取天下”，是十分英明的一项决策。君王有什么能耐呢？刘邦说过，他用兵不如韩信，谋算不如张良，治国不如萧何，但他能用他们之所长，而终成为君主。曹操的话与汉高祖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他比袁绍高明，“御智”比“据地”显示了优势。

　　今之做领导的，不知听了曹孟德此话有何感想？倘只想学他的权术、奸诈，而不学他的容人、爱才和用才，则是大错特错了。有些领导为维护自己的名誉，故作高深，不许别人说一句话。开会、决策，全听他一个人的。他这是有“智力”而不“御”，又焉能作曹操的一番宏业呢？有些领导好发宏论，卖弄学识，而实际只是空论，无一可实行的。这种人说穿了，是既要做刘备，又要做诸葛亮。

　　权力必须以实力做后盾

　　自古以来，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国家的君王，在面临反对力量的反扑时，仍不致遭到太大的困难；但那些靠别人力量登上宝座的君王，在强大反对力量的威胁下，常会陷入严重困境。也就是说，拥有足够实力的君王，容易获得成功；缺乏实力支持的君王，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摩西、居鲁士、罗姆鲁斯，如果不能掌握足够的武力，他们所拟定的法律，仍很难获得民众长期的遵守。缺乏武力作后盾的君王，希求民众相信他讲的话已很不容易，更不用说要维持民众对他长期的信任了。克服这种危机的惟一方法，便是创建实力；有了足够的实力，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尊敬，使反对势力逐渐消灭，从而达到永久繁荣的功业。

　　《韩非子》中也特别提到：“只懂得用道德来治国的君王，势必会被武力消灭。一般的人民，都会屈服在君王的威势下。因此，只会讲道德的君王，是不容易获得人民服从的。”日本经营管理专家井上隼之助也警告经营者：“只讲究人格清高的经营者，很难不遭到危机。”

　　优秀的君王，大多也拥有优势的武力。唐太宗武功盖世，创造出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贞观之治；清朝最有力的君王康熙、雍正、乾隆，也是清朝最承平的治世之君；即使以消极政治闻名的汉朝文景之治，如果没有强劲的武力作靠山，要维持长治久安也是不太可能的。汉朝末世皇帝献帝，后唐的李后主，隋朝的陈后主，明朝的惠帝，清朝的光绪帝，个人的才华与操守都不错，而且也很有心把政治搞好，但仍不免于身败国亡的命运，最主要的原因便在于完全无法掌握最起码的武力。

　　只凭他人的武力庇护，或利用一时幸运，而未曾经历过劳苦磨练的君王，要想长久维护自己的王位是很困难的。这类君王根本不知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寻求自保，等到所依仗的外力或运气消失后，他的基础就摇摆不稳了。

　　要有效弥合这个缺漏，就非尽快进行补强不可。只是如果时机已失，回头赶紧进行补强工作，就好像一幢地基没打好的大型建筑，等到发现建筑有问题时，才赶紧设法补足基础工事，那就非得有特殊的优秀能力不可了。历史上重大的变法几乎很少成功，正是这种教训的最好说明。

　　商鞅变法的成功，主要由于在秦穆公时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强的基础。王莽变法、王安石变法、清末的戊戌变法却都难免于流产，甚至血溅宫墙，主要在于政治形势早已趋向衰微，这时候的任何努力，都很难做到力挽狂澜。

　　反败为胜讲起来很振奋人心，但真正能作得成功的并不多见，而且，当事者所须付出的代价，也是许多局外人难以想像的。所以，万事慎于始。一个真正成功的经营者绝不可依赖投机上的幸运，而应该以硬碰硬的努力工作去为自己建立巩固的基础，在时机到来时，才能真正得到幸运的成功。

　　单只有仁政，是很难支配指挥他人的。我们常说“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是描写这种情况。因此，任何伟大的功业，要让别人也激起奋发向上的努力斗志，最起码，领导者必须有足够的让人信任的实力。也只有在坚实的地基上，才能建筑坚实的房子，而不至于在短时间内遭到崩溃的命运。

　　用人就应坚信不疑

　　疑人不用，用之不疑，就是给人以充分的信任，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让他独立地发挥才干，即委之以事，就要有放手让权的气魄。　　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派大臣乐羊率军去攻打中山国。因为中山国国君的重臣乐舒恰是乐羊的儿子，所以朝廷中私论颇多，认为乐羊虽会打仗，但这次可不会全心全意为国尽忠了。乐羊在抵中山国后，决定用围而不战的战术攻城，所以一连数月，不动一兵一卒。于是私论成了朝论，弹劾他的奏章像雪片似地飞到了魏文侯的手中。魏文侯不动声色，反而派遣专使带着礼品、酒食远道去慰问乐羊，犒劳他指挥的军队。流言愈益沸腾，魏文侯索性大兴土木，给乐羊建了一座漂亮的别墅。终于，乐羊按计划攻克了中山国，得胜回朝。魏文侯特意为乐羊举行盛大的庆功酒宴，并赏给了乐羊一个密封的钱箱。乐羊回到家后打开一看，不禁感动万分。原来，箱子里装的不是魏文侯赏给他的金银绸缎，而是满满一箱在他攻中山国时大臣们弹劾他的秘密奏章。乐羊这才明白，如果不是魏文侯的全力庇护，不是魏文侯对他的这种超乎寻常的信任，不要说攻打中山国的任务不能完成，就是自己的性命，恐怕也难以保住了。  

立威篇　以毒攻毒———统御术（2）

与此同时，秦穆公也留下了一段用人以信的历史佳话。秦国当时与晋国争霸，恰逢晋君病逝，秦穆公想乘此机会假道晋国灭晋的友邻郑国。于是派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大将出征。没想到秦军进入晋国的高山峡谷时，受到了晋军的伏击，秦军全军覆灭，三位主将被活捉。晋国为了羞辱秦国，不杀孟明视等，反而将他们押送回国，请秦自处。秦国举朝羞愤，三位将军也恨不能立刻以死谢罪。但秦穆公却身穿白衣素裳，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们，并为未能生还的将士痛哭祭奠，然后向全国发布引咎自责的《秦誓》。他说：“孟明视等都是杰出的将才，只是因为我的错误决断，才蒙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胜败乃兵家常事，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为我们的国家报仇血恨。”一年之后，孟明视率师伐晋，又遭惨败。秦穆公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仍然让他位列将相，并帮助他整顿军政。孟明视等发誓要报此知遇之恩，定要实现《秦誓》中的誓言。他们厉兵秣马了整整三年，三人再度伐晋，这一次是势如破竹。压过全境，晋军大败，只得求和。此一战大振秦国国威于天下，终于使晋国承认了秦国已经振兴并享有同等权力的地位。

　　由上述三例可见。做到用人以信、用人不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除了能运用自己的权力给人创造发挥才干的条件外，还要能在流言如矢的情况下，持信而不移；并且在遇到困境时，能与下属同甘共苦，共患难；并不只是以消极的态度等待其发挥才干、创造佳绩，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其中，增强其信心，扶助其毅力，以其事代其成，因此，这种用人以信的品德，同时也体现为宽广的胸怀、临难不苟的气度、高瞻远瞩的眼光。这当然是为政者的一种素质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用人用到魏文侯、秦穆公那样的水平，那是不会发愁求不到贤才的。

　　竞争可优胜劣汰

　　清朝名臣曾国藩领兵最多时手下有数十万人，其中得力战将成百上千，这些部将许多是勇猛骁战的猛将，也有工以心计的幕僚，既有出身贫寒的人，也有出身于世家望族者。这些人打起仗来都如狼似虎，要约束他们，并让他们在战斗中奋勇争先，这是曾国藩统领湘军的重要问题。

　　为了驾驭这些猛似虎狼的下属，曾国藩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方面是以威制军；另一方面就是用残酷竞争的方法使部将用尽心力去打仗取胜，而无旁鹜之心。

　　具体做法是，曾国藩对军中将领的位置采取递进补缺的方法，正统领亡缺由副统领递补，上一官员被撤则下一级官员递补，使将领个个打仗争先。与此同时，对不合格的将官论战功评比，不合格者撤职。有一次，他的弟弟曾国华因战功不够，也被他当即撤免，使将领们无不心惊胆战。

　　另外，对于有实才实学之士，曾国藩常常破例提拔，其中与统水师的将领杨载福、彭玉麟最早是从行伍和廪生中提拔出来的，得力干将薛福成是一个落地秀才，这样使用下属，使这些如狼似虎的将领不能在功薄上享福，只有发奋才能保住职位。

　　曾国藩所采用的残酷竞争优生劣汰之法使人想起美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美国阿拉斯加的一个自然保护区曾是鹿和狼共存的家园，为保护鹿不被狼吃掉，政府动用军队杀死和驱走了园中所有的狼。没有想到几年之后，鹿在“和平环境”中养得肥肥胖胖，体质却明显下降，即使驱赶也懒得奔跑。冬天来了，还有许多鹿懒得移动，竟被活活冻死。最后不得不再把“狼先生”请来，促进恢复活力，保持了自然平行。

　　这个故事也许有点儿“残酷”的味道。但是，市场如同战场，工作如同战斗，与其放弃竞争、放弃艰苦奋斗而养懒人，甚至养恶人、养败家子，莫如鼓励正当，实行正常淘汰，让更多的人激发活力、有所作为。这种策略正是曾国藩所看到的竞争的优越性和可行性。肥胖的鹿在狼群之中充分恢复其奔跑天性，生态平衡得以维持，弱者将被淘汰，强者永远生存，这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这也是曾国藩当初采用此策的用心所在。

　　这个曾国藩在一百多年前都懂得的道理，值得我们深思。

　　置于死地而能后生

　　在我国古代战争中，背水一战可使自己的军队陷于绝境，迫使其从心理上作彻底预备，从而使之发挥出超乎寻常的勇气，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

　　孤注一掷地做事情，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奇效，出现置死地而后生的局面。韩信的“背水一战”的战例也是以同样的方法取胜的。目的是以此激励士兵不打胜仗决不生还。这就是人为地造成一种促成士兵拼死战斗的彻底预备心理，从而激发出十倍的勇敢取得战争胜利。

　　历史上著名军事家刘伯温说：如果敌人将我军包围，就应该摆出圆形的死战阵与敌决战，即使敌人网开一面，也不宜心有侥幸，而应自断退路死战到底。这种“死”战最常见的是，背河布阵，使己方的退路隔断，以激发全军必死的决心，拼命地争取最后的胜利，这便是兵法上有名的“背水阵”。背水阵大多使用在以寡击众时，将领必须对自己的军队有相当高的信心，才可采取如此冒险的布阵法。正因为如此，古今名将在指挥作战上，从不将敌方逼入死地；即使在包围战中，也必留有缺口，让敌军有逃窜的机会。　　从背水一战的成功事例中我们也不难得到另外一个结论，对于许多难做的事情一定要采取置死地而后生的办法，把住所有的关口。曾经担任日本南极越冬队队长的西堀荣三郎先生曾严禁队员打麻将，但是，由于队员们都很有兴趣，因而网开一面，只准打一次。结果，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打了麻将的队员以为禁令已经解除。不久，大家都热衷于打麻将，只许一次的状况变成完全的既成事实了。所以这种只准一次下不为例的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要想获得成功就要坚守规则，必须把住所有关口。  

立威篇　以杀止杀———抗争术（1）

或许我们离目标仅有一步之遥，却往往窥视到了自身的不足之处，因为我们需要更坚强一些、刚毅一些，对于那些险恶的敌人必须采取毫不留情的手段予以顽强的抗争。所以，以杀止杀，看似没有道理，其实特别符合领导的辩证之法。

　　不可刚愎自用

　　在人的性格中，有两种品质是极为相似的：一种叫强毅，是优秀的品质；另一种叫“刚愎自用”，是恶劣的品质。

　　强毅的“强”是战胜自己之意。古代有强制、强怒、强为善等词语，意思就是克服自己的专横，克制自己容易发怒的脾气，努力使自己胸襟开阔、乐善好施等等，这些都是战胜自己的具体含义。

　　强毅的“毅”，是毅力、持久性。人的惰性是天生的，但并非不可改变，改变它需要毅力，例如，不习惯早起，但为了做大事业你就强迫自己天不亮起床；不习惯端庄整齐，你就强迫自己每天像敬神沐斋时那样装扮自己；不习惯劳作，你就强迫自己与下属同甘共苦；不习惯持之以恒，你就强迫自己把每一件事做到圆满才能结束。这些都是毅力的表现，但是，一定都长久地坚持下去才能使自己成功。

　　与强毅表现相似但实质不同的刚愎，看起来也是要求自己锲而不舍地追求，但是，它更强调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办事情。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主观臆断，听不进别人的劝告，遇事仅仅凭感觉处理，容易失去冷静的心态。

　　所以刚愎自用是贬义词。

　　其实，在做人的过程中，这两者没有什么十分明显的界限，就像曾国藩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头脑十分清楚，言论精辟，但实际用起来就一塌糊涂了。

　　曾国藩的手下有一名爱将叫李元度（字次青），他跟随了曾国藩很长时间，历尽了辛苦。当太平天国派军进攻祁门之时，许多人主张放弃驻守，而曾国藩却听不进劝告，执意让李元度坚壁自守。李元度擅自出城应战，却一触即溃，打了败仗，不久又私自离开守地。

　　对于李元度的过失，曾国藩非常恼怒。恼的是李元度原不会带兵，因曾国藩的私情推荐才得以领兵，但他太不争气；怒的是李元度做事不与自己商量就擅自决定，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于是，曾国藩决定弹劾李元度，以申军纪。

　　曾国藩此举，本来无可厚非，但由于他与李元度的关系非同一般，尽人皆知，所以，大家一致反对弹劾的决定，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率领众幕僚前去求情，曾国藩表示：“我自有道理，你们就不用管了。”李鸿章非常冲动地说：“既如此，那我就告辞了，此地不可久留。”没想到曾国藩生气地说：“悉听尊便吧。”

　　曾国藩最终弹劾李元度，使他丢掉了职务，使李鸿章感到曾国藩如此固执，很难共事，就愤然辞去了幕僚之职。

　　失去这个得力助手后，曾国藩感慨万分，认识到自己刚愎自用的弱点，对于李鸿章给他提出的向东移兵的计策言听计从，并写信热情相邀，于是李鸿章才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为人的品质中强毅的品质是万万不能缺少的，刚愎自用的品质是千万不可沾染的。两者在同一件事情中看似相近，但实质性的差别是能不能把别人的意见听进去。听了，也努力做了，就是强毅；不听，而硬去做，就非刚愎自用莫属了。

　　团队必须步调一致

　　如果领导下了道命令，但对方却没有依照指示实行，这必定事出有因，这时作为领导，有必要除去这些障碍。

　　最主要的原因通常是内部成员的人际关系。或许在你的手下有性情乖戾的部属，或者与你同期进单位的同事，甚至也可能有比你年长的部属，这些人在接到你的命令时，都会企图暗中破坏。

　　若是基于各种因素而造成部属对你不满时，相信对方会期待自己的阻扰行为会造成你的失败；即使没有那么严重，对方也会因为你的困扰而沾沾自喜。

　　在这种情况的背后，嫉妒是最主要的因素。“嫉妒”是个难以处理的致命伤，它超越了利害、常理，并且燃烧着盲目的动力，正不计得失地向你袭击过来。

　　企图说服此类型的人，通常都是徒劳无功。即使你诚心地想和他交换条件，对方也不会动摇。

　　应付嫉妒的方法只有一个：耐心地等待对方嫉妒心的缓和。若你无法等待，且由于他的缘故而严重影响到你的工作时，你必须运用各种手段将其排除。

　　你可以与你的上司商量，采取一些包括人事变动在内的策略，以防止受害范围更加地扩大。

　　或许妨碍你工作的原因亦存于属下的脑海里。假设那是一种偏颇、先人为主的观念，或者是一种顽固的期待。

　　假设你是业务部的科长，你交代属下某项任务，然而他始终认为“这件工作应该由管理部做”，可想而知，他不可能忠实地完成你的命令。由于“这件工作不是我们科里应该做的”的观念永远无法消除，造成属下不会用心去作以达到你期望的目标。如此一来，不仅造成你的困扰，属下亦会感到委屈。

　　了解到这一点时，你必须向属下详细说明直到对方完全理解为止。

　　总之，团结多数中坚力量，剔除那些和自己唱对台戏的属下，将有利于工作的进步、提高。一个团队，一个企业，必须步调一致才能获得胜利。

　　残暴的前提是仁慈

　　《郁离子》中说，“盖以杀止杀，圣人之不得已”，告诫从政者不可随便使用暴力，使用暴力的前提在于“以刑止刑”。表面的残忍，实际上为了制止社会的混乱，杀人必须目的本身是仁慈的，才能使用残忍的暴力。但残忍本身并非能协助统治者建立权威，对敌人固可以尽情残忍，但对自己的人民过度残忍，则会使君王的权威因而削弱。所以又有“以暴易暴，悍夫之无所成”，意思是说，残暴的政权是不能长久的。

　　其一，以恶攻恶术是古代当权者对于某些不晓事理的恶人采取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

　　古人指出“盖闻暴于物者，众志之所诛”是以“虎狼堕井，仁者见之而不怜”，意思是说，那些以暴行而闻名于世的人，人们心里共同诛之；豺狼虎豹即使落入深井之中，心怀仁慈的人也不会怜惜。因此，对于粗暴的人不必过于忍让，应该以暴治暴，以恶攻恶。　　宋朝时张易任歙州通判的时候，刺史宋匡业常常酒后无故欺人，甚至动刀杀人，谁也不敢去干涉他。张易一次到宋匡业家赴宴，故意先喝醉酒后才入席。酒宴刚开始，张易就故意找岔子，然后扔掉酒杯，推翻桌子，且大骂不止。把宋匡业弄得不知所措，只是说：“通判发起酒性来，真是不可阻挡。”这以后宋匡业对张易更加恭敬，不敢再借酒胡来，公务也因此得以顺利完成。张易针对宋匡业的情况采取了以恶攻恶的策略，真是巧妙得很。又如唐代时，有人密告文昌右丞周兴与左金吾大将军，互相狼狈为奸，勾结犯罪，武则天便叫来俊臣审讯他。接到命令后，来俊臣叫人把周兴请来，一起边吃饭，边研究一件案子，来俊臣对周兴说：“囚犯大多数都不肯招供，你看应该采取什么法子呢？”周兴也是一名残忍之徒，听到来俊臣这么问，便不假思索地说：“这很容易啊！取一只大坛子，用炭火在周围烧，这时便命令囚犯到坛子中去，他还有什么口供不肯招出来呢？”

立威篇　以杀止杀———抗争术（2）

来俊臣听完周兴的话，便派人找来一只大坛子，并照周兴所说的那样，在坛子的四周烧起柴火来，一切就绪后，来俊臣便笑眯眯地站起身对周兴说：“非常感谢老兄给我出了个好主意。现在皇宫里传出密令，要我审讯你老兄，只好委屈老兄到坛子里去吧。”

　　周兴悔恨交加，非常惊恐，马上给来俊臣磕头，并且认了罪。

　　其二，以毒破毒术是古代人对于使用恶毒计谋害人者采用借其毒谋以治其毒的方法。

　　古代有一个知县为了永久地霸占史老汉的田产，竟想出了一个荒谬的点子，要史老汉三天之内给他送去三头怀胎的公牛，这显然是办不到的。

　　对这个难题，史老汉家的媳妇却借其道而用之。当知县带人来要史老汉交出怀胎公牛时，媳妇回答说老汉在家生了孩子，不能出来见面。听了这话，知县忘记了自己的荒唐，说史老汉家的媳妇在说混账话，质问史老汉家的媳妇，说：“男人怎么会生小孩儿？”不想此问却正中了媳妇的计谋。媳妇答道：“既然男人不会生小孩儿，你怎么要公牛怀胎？”言下之意，知县要怀胎的公牛，就好比是要男人生小孩儿一样。既然知县对“男人会生小孩儿”感到怀疑，当然就没有理由再要史老汉送怀胎的公牛了。

　　两相对应，以毒攻毒，用知县自己说的话打了知县自己的嘴巴。

　　谨防居心叵测之人

　　有的人，事情还没有做，就开始满天吹牛，口出狂言，那么事情能不能办成的主动权就在人而不在我了；相反，事情成功后，再相机设词，主动权就在我而不在人了。这是指日常事理而言。如果事关重大，那就是祸福攸关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干工作，做事情宜以谦虚的态度、直正的品德赢得人们的尊重，而不宜心怀叵测搞阴谋诡计，那样必定没有什么好下场。

　　魏延是三国时期蜀国的大将。当初投降刘备时，诸葛亮见其脑后有反骨，便想杀他，由于众人求情，才把他留了下来，但诸葛亮对他的使用一直很谨重。魏延很害怕诸葛亮，所以十分安分，言听计从。诸葛亮病重，蜀国再没人能控制魏延，他便日益骄纵起来。

　　一天夜里，魏延做了一个梦，梦见头上忽然长出两个角来。醒来后，感觉此梦非常特别。第二天，魏延听说行军司马赵直来了，便请入寨中，询问道：“早就听说你对《易经》非常通晓，我昨天夜里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头上忽然生出两个角来，不知是凶是吉，烦劳你为我测一下。”

　　赵直想了半晌，说：“这是大吉之兆。麒麟头上有角，苍龙头上也有角，这是变化飞腾的迹象。”

　　魏延闻言大喜，说：“先生的话如有应验，魏延必有重谢！”

　　不久费礻韦 到了魏延寨中，说有要事相告，魏延命左右退下。费礻韦 告诉魏延说：“昨夜三更，丞相孔明辞世了，临终前让你断后，缓缓退兵，千万不要走漏消息。”

　　魏延听了，沉思片刻，问费礻韦 说：“现在军中谁代理丞相的事务？”

　　费礻韦 回答说：“丞相临终前，把用兵密法全都授予姜维，政务全都托付给了杨仪。”

　　魏延听说丞相把事务全托付给了杨仪，心中顿时不快，对费礻韦 说：“丞相虽然辞世了，但我却在这里。我自从跟随丞相，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无数战功，凭资格，也该轮到我了。杨仪是什么东西？只不过是一个长史罢了，怎么能担当如此大任呢？在我看来，他只适合护送丞相的灵柩，入川安葬丞相。你回去告诉杨仪，不用他指手划脚，我自然会率领大军去攻打司马懿，而且一定会成功。怎么能因为丞相一人仙逝而废弃国家大事呢？”

　　费礻韦 见魏延如此无礼，生气地说：“丞相临终前，让我们暂且撤退，不许违抗！”

　　魏延听后勃然大怒，说道：“丞相当初要是依照我的计策，现在长安早就被打下来了！我当今官任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官职不知比杨仪高多少倍，怎么能给杨仪断后呢！”

　　费礻韦 见魏延果如诸葛亮所言，心想不如先稳住他，回去再做打算，便对魏延说：“你说的话虽然不错，但现在丞相新亡，我们不可轻易行动，以防军心动乱，那样会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等我回去见到杨仪，对他晓以利害，让他把兵权让给你，你看这个办法怎么样？”

　　魏延答应了。

　　费礻韦 辞别魏延，出了大寨，正要往回走，迎面碰见赵直，赵直慌忙把费礻韦 拉到无人之处，对他说：“刚才我到魏延营中，他说昨夜梦见头上忽然生出两角，让我给他预测吉凶。其实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征兆，但我见他十分无理，说了实话恐怕他见怪，于是说麒麟、苍龙头上都有角，是变化飞腾的迹象。”

　　费礻韦 迷惑不解，问道：“你怎么知道这是个凶兆呢？”

　　赵直说：“你看‘角’这个字，上边一个‘刀’，下边一个‘用’，合起来是‘刀’下‘用’，头上用刀，这是非常不吉利的！”

　　费礻韦 恍然大悟，对赵直说：“你千万别走泄了风声。”

　　他辞别了赵直，急急忙忙去见杨仪，把见到魏延和赵直的情况如实说了。杨仪知道魏延要造反，便亲自率领兵马护送丞相的灵柩先走，命令姜维断后，徐徐而退。

　　魏延知道杨仪、姜维已经退兵，大怒，烧了栈道，率军前来拦截。两军列阵，魏延自以为孔明已经去世，天下再没有人能敌得过他，便提刀按辔，在马上大声叫道：“大胆杨仪、姜维，还不快下马请罪，把兵权交给我！”

　　杨仪提马上前，对魏延说：“丞相在世的时候，就知道你以后必然会造反，让我一定要防备你。现在你果然应了丞相的话。如果你现在敢在马上连喊三声‘谁敢杀我’，便是真正的大丈夫，我立即献上相印。”

　　魏延大笑：“杨仪匹夫你听着！如果孔明在世的时候，我还怕他三分。现在他死了，天下还有谁是我魏延的对手？不用说连叫三声，就是连叫三万声，有什么难的！”于是他提刀立马，仰天大叫：“谁敢杀我？”一声未毕，脑后一人厉声应道：“我敢杀你！”手起刀落，斩魏延于马上。众人全都骇然，一看斩魏延的，是大将马岱。

　　原来孔明临终之时，就已授计马岱，命他如此这般。

　　以不变应万变

　　我们知道，世界万物都是在运动变化着的。以不变应万变，并非一成不变地应付变化着的事物，而是遵循变化的规律，以自身稍微的变化来应对外面激烈的动荡。

立威篇　以杀止杀———抗争术（3） 

下面这个例子对我们很有启发教育意义。

　　在外人看来，胤礻真 与皇位无缘。但他为什么能最终在众兄弟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君主呢？这全赖胤礻真 在争储斗争中，采取了一条既灵活又正确的“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在他的寝宫畅春园，溘然长逝。按照他的遗诏，皇四子雍亲王胤礻真，“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继登皇帝位。这位新皇帝，就是清世宗，因其年号又习称雍正皇帝。

　　胤礻真 出生于康熙十七年，是康熙的第四子。他出生时，皇二子胤礻乃 已被立为太子。康熙共有三十五子。因他在位年久，到晚年时，诸皇子都已长大成人，进入青年或中年，年长一些的皇子无不窥视皇位，其斗争非常激烈，连他们的老师、内外亲属、心腹重臣都或多或少地卷入到这场对未来皇位的明争暗斗中。

　　胤礻真 幼年时并不得康熙喜爱。康熙认为他有喜怒不定、性情急躁的毛病。这一点对一般的皇子来说倒不是什么大缺陷，但对于一个想争夺储位做皇帝的人来说，就非同小可了。

　　按说，胤礻真 本与皇位无缘。但他为什么能最终在众兄弟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君主呢？这全赖胤礻真 在争储斗争中，采取了一条既灵活又正确的“不争为争”的策略。

　　胤礻真 的争储活动，是从第一次废太子事件开始的。早在康熙十四年，年仅二十二岁的康熙为安定人心，巩固清朝政权，改变了清朝不立储君的习惯，学习汉人明立储君的做法，立嫡长子（即皇二子）胤礻乃 为皇太子。但这胤礻乃 奇骄至奢，贪得无厌，至使父子感情日趋恶化。鉴于胤礻乃 的所作所为日益为康熙所不能容忍，再加之胤礻乃 的兄弟们觊觎皇太子位，在背后捣他的台，胤礻乃 于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被废除皇太子位。

　　诸子见有机可乘，纷纷四下活动，谋取储位。皇长子（庶出）胤礻是 志在必得，满心想父皇会立他为太子。可是，康熙却给他当头一棒———明确表示从没有立他的意思。于是，以八阿哥胤禩为首的夺储实力派，粉墨登场。胤禩在兄弟们中，才智堪数第一———至少在人们心目中是这样认为。他又勾结争储无望的胤礻是  和九阿哥、十四皇子等人，并争取了相当多的朝臣、贵戚的支持，大有马到成功之势。怎奈康熙早已看透此人，曾公开给胤禩集团“泼了一盆冷水”。不过，由于胤禩的势力太大，他一直是竞争皇储的最有实力的人选。

　　胤礻真 在这次废太子事件中，基于自己替补无望，采取了维持旧太子地位的态度。

　　康熙在宣布废胤礻乃 的告天文书之前，将文书让被拘禁的胤礻乃 观看，胤礻乃 说：“我的皇太子是父皇给的，父皇要废就废，何必告天？”胤礻是 把这个话转奏给了康熙。康熙闻言大怒，说：“做皇帝是受天之命，这样的大事，怎能不告天，胤礻乃 如此胡说，以后他的话不必上奏了。”

　　胤礻是 将谕旨传达给胤礻乃 ，胤礻乃 担心诸兄弟陷害自己，自己无法申辩，就又说：“父皇若说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须代我奏明。”胤礻是 因已有旨意，严辞厉色地予以拒绝。这时在场的九阿哥向胤礻真 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似乎应该代奏。”胤礻真 顺水推舟说：“九阿哥说得对，即使我们因代奏得了不是，也该替他奏明。”但是胤礻是 仍不答应，胤礻真 就下决心地说：“你不奏，我就奏。”胤礻是 只得同意代替废太子陈奏。

　　康熙本没有置胤礻乃 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胤礻是 等人的陈奏，当即表示“你们奏得对”。于是就命把胤礻乃 项上的锁链拿掉。当时诸皇子为攘夺储位，尔虞我诈，大多对废太子落井下石，惟有胤礻真 维护胤礻乃 的正当要求。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废胤礻乃 之后，胤礻是 胤禩的地位明显地超越于众兄弟，胤礻真 很清楚，新太子轮不到他，而他同胤禩、胤礻是 等人关系一般，太子换人，对他不利，若太子依旧是胤礻乃 ，以他们间原有的君臣关系，一定对他没有损害，所以他才为废太子说话。

　　康熙在迫不及待的心情下废黜太子，却没想到在废黜太子后，立即出现了诸皇子为谋夺储位而展开更为激烈的斗争。康熙为了稳定人心，缓解激烈的矛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于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复立胤礻乃 为皇太子。

　　胤礻真 在皇太子废立事件中，站在康熙的立场上，对胤礻乃 表示关切，仗义直陈，疏通皇帝与废太子的感情。同时，他同夺嫡最有力的胤禩也保持某种联系，表面上既不反对，也不支持，但骨子里不愿他得势。对其他兄弟，胤礻真 也在皇帝面前频频上好话，或在人需要时给予支持，康熙称赞他：“为诸阿哥陈奏之事甚多。”

　　另外，当胤禩、胤礻是 等封为贝子时，他启奏说，都是一般兄弟，他们爵位低，愿意降低自己的世爵，以提高他们，使兄弟们地位相当。他如此做作，意在获取父皇的信任和各方好感。

　　胤礻真 很会体察康熙的用心，并从身体上给予体贴。当康熙因废皇太子劳神抑郁、身患重病之时，是胤礻真 率先向康熙陈请，自愿冒死择医，并与稍知药性的胤祉、胤祺、胤礻真 一起，检视方药，日加调治，悉心护理，康熙因而渐好，十分愉悦。在释放皇太子胤礻乃  之际，康熙曾在上谕中对诸子一一评述过，其中对胤礻真 表现出格外亲切，且赞誉孝诚。康熙说：“朕之诸子，多令人视养……惟四阿哥联亲抚育，幼年时，微觉其喜怒不定，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胤礻真 得旨，当即上奏说：“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字，关系臣之生平，仰恳圣慈，特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康熙即刻同意，传谕旨说：“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此语不必记载。”

　　胤礻乃 的废立是一次大的政治风浪。胤礻真 在波涛中角逐，表演基本上是成功的，赢得了康熙的好感。康熙特传谕旨表彰他，“前拘禁胤礻乃 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礻乃 保奏……”胤礻真 听了，本应高兴，却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说他从来没有保过废太子，因而“皇父褒嘉之旨，臣不敢仰承”。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不便承担这个责任和领受这个功绩，免得将来太子出事而受牵连，也免得遭受众兄弟的嫉忌。这次斗争显示了胤礻真 八面玲珑的政治活动才能，也使他得到了锻炼。

　　即使自杀也不应放过　　俗话说：死了就一了百了。再大的事，人死也就账清。但是，对于那些靠剥夺大多数人利益而致富的贪官污吏，即使是畏罪自杀也不应放过。在这一方面，雍正皇帝可谓是榜样。  

立威篇　以杀止杀———抗争术（4）

在雍正时代，即使是贪官污吏畏罪自杀了，他也不放过他们的家属。雍正四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参劾本省一个道员李滨贪污受贿，亏空钱粮。李滨得知后，畏罪自杀。

　　雍正对此说：“这些贪官估计官职和家财都难保了，便想一死抵赖，妄想牺牲自己的性命保住财产，留给子孙后代们享用，哪里有这种便宜的算盘？”

　　他下令督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拘禁这些赃官的家属和亲信的家人，严加审讯，务必把脏款追回补偿。

　　雍正这一手，确实够狠的。

　　然而这正是雍正同康熙领导作风的迥异之处。雍正的严刻和康熙的宽慈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封建时代，宽慈带给君主的也许是被人认为软弱、易欺；严刻则使人畏惧。 

立威篇　软硬兼施———恩威术（1）

为人、处世、做领导均艺术也，智慧也。掌握了黑脸白脸术当能屈能伸，能柔能刚，亦宽亦严，亦恩亦威。因此，对待下属既要有软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只有恩威并用，才能真正树立大正的官威。

　　驾御部属应恩威并用

　　许多强悍之人，尽管武艺超群，生性勇猛，但生来粗鲁、莽撞，因此，要想驾御悍将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他。所以，悍将就像烈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什么人能收服悍将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另一种是有威严，能震慑住悍将的人。

　　清朝名臣曾国藩的手下有一员悍将，叫陈国瑞，此人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的，只要开口说的就是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当年他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他是粗鲁莽撞之人，僧格林泌比他有过之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只有陈国瑞不怕这僧王。他是打心眼儿里佩服僧格沁林。

　　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陈国瑞军打上了交道。当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任所统率的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注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国瑞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自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儿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惟惟退出。

　　但是，陈国瑞的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所以，曾国藩以软硬兼施的办法，剃了陈国瑞这个刺头。

　　宽严并施才能相得益彰

　　作为一名领导，要实现自己的意图，必须与下属取得沟通，而富人情味就是沟通的一道桥梁。它可以有助于上下双方找到共同点，并在心理上强化这种共同认识，从而消除隔膜增加了解，缩小距离。

　　有许多身居高位的人物，会记得只见过一两次面的下属的名字，在电梯上或门口遇见时，点头微笑之余，叫出下属的名字，会令下属受宠若惊。

　　上司要赢得下属的心悦诚服，一定要宽严并施。所谓宽，则不外乎亲切的话语及优厚的待遇，尤其是话语。要记住下属的姓名，每天早上打招呼时，如果亲切地呼唤出下属的名字再加上一个微笑，这名下属当天的工作效率一定会大大提高，他会感到，上司是记得我的，我得好好干！

　　对待下属，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聆听他们的忧虑，他们的起居饮食都要考虑周全。

　　所谓严，就是必须有命令与批评。一定要令行禁止，不能始终客客气气，为维护自己平和谦虚的印象，而不好意思直斥其非。必然拿出做上司的威严来，让下属知道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上司的威严还在对下属布置工作，交代任务上。一方面要敢于放手让下属去做，不要自己包打天下；一方面在交代任务时，要明确要求，什么时间完成，达到什么标准。布置了以后，还必须检验下属完成的情况。

　　宽严并施，才能驾驭好下属，发挥他们的才能。

　　对于部下，应用慈母的手紧握钟馗的利剑。平日里关怀备至，错误时严加惩诫，宽严并施，如此才能成功统御。

　　刚柔相济则不可偏废

　　古人曰：刚柔之道在于刚可压柔、柔可克刚。若太柔即靡，太刚则折。所以得天地之道，宜刚柔相济，不可偏废。

　　一个人如果懂得刚柔之道，则处事矣，为官矣就会事半功倍，恰到好处。

　　1862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　　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是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鼐、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在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立威篇　软硬兼施———恩威术（2）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入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肯定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但鲍超不明底里，认为自己失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写信劝诫说：

　　“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

　　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的“柔”。

　　能柔能刚必变弱为强

　　后人评价说，清末中兴名臣曾国藩就是一个能柔能刚、能弱能强之人。那么他柔弱在什么地方？刚强在什么地方呢？

　　清朝末年，朝政掌握在西太后手中，她是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但是清末的江山却是靠曾国藩维持的。

　　曾国藩比慈禧大二十四岁，早死三十六年，可以说他为官一生，荣辱升降都是由一个女人控制着。曾国藩可以算得上是清王朝的一个忠臣了，但是任何一个注定灭亡的朝代，那些企图力挽狂澜的所谓忠臣其实都是很成问题的。曾国藩也一样。他可以说是清末“功盖天下而主不疑”的社稷栋梁。他是用什么方法逃过“功高震主”的悲剧结局，尤其是在西太后那样阴狠毒辣的铁腕下？

　　曾国藩作为一个汉人，受到满清政府的赏识，开始走的就是上层路线。最初曾在京城做官时，只是礼部的一个小职员，他有目的地结交了一位亲王。太平天国刚起事时，亲王向咸丰举荐曾国藩说：“此人胆大心细，才堪大用。”咸丰于是召见了他。曾国藩受命前往一便殿觐见皇上，可是殿里空空的，不见一个人影，只是在上首有一把皇帝坐的椅子，下面有一锦墩。带领他的太监叫他等候。他向皇位三跪九拜之后，就规规矩矩坐在锦墩上静候，等了一个多时辰，始终不见皇帝出来。最后一个太监出来通知他，说皇帝今天有事，改日再召见。曾国藩只好对着那把空椅子再拜之后回去。保荐他的亲王询问他接见的情况，曾国藩一一告知。亲王问他在便殿里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曾国藩仔细回想，除了皇位和锦墩，确实没有看到什么。这位亲王一听，说了声“糟了！”就赶紧跑进宫里，找到当值的太监，送上红包。结果打听出来皇帝座位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张很小的字条，上面写的是《朱子治家格言》。亲王回来告诉了曾国藩，并对他说，前日向皇帝保举时说他“胆大心细”。果然过了几天，咸丰召见曾国藩时问起他这张字条的事。这时曾国藩当然早有准备，回答得令咸丰非常满意。不久就让他回湖南老家组练湘军，把剿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寄托在他身上。

　　曾国藩没有辜负清室的希望，他从1853年组建湘军，用了九年时间，终于打垮了已经占领了半壁河山、几乎夺得全国政权的洪秀全。在他全线告捷，清王朝又可以吁一口长气的时候，咸丰因纵欲身亡，政权落在了西太后手中。而曾国藩当时正如日中天，功高盖世，达到了人生事业的顶峰。若按封建社会的常规，接下来所面临的必然是“敌国破，功臣亡”的结局。然而曾国藩对此早有准备，他以一套又一套太极拳的柔劲就把所有险情化解了。

　　后世有人说，曾国藩所以被称作中兴名臣，一代圣相，共有十三套大本领，其中十一套没有流传下来，传世的只有两套：写了一部相书《冰鉴》，再就是大量的日记和家书。

　　清朝自打入关，以一个被传统的大汉族思想视为“蛮族”的名分来统治整个中国，面对着明的和暗的“反清复明”的潜流，除了依靠比明朝更正确、更高明的统治艺术外，只能以特务组织驾驭各级官吏。这是整个清朝期间一直沿用的传统的统治手段。从雍正在位时的一件事，可以看出清政府的特务是怎样的无孔不入，怎样的令人毛骨悚然。

　　据说雍正当政时，有一官员一天夜里与家人打牌消遣，正在玩得高兴之际，一张“二万”掉到地上怎么也找不到了。第二天上朝，雍正问他昨晚干什么去了。这位官员是个老实人，战战兢兢但如实地告诉皇上是与家人玩牌，后来有张“二万”掉到地上找不到，就再也没玩。雍正笑着从身上摸出一张牌，放到他面前，问他：“是不是这一张呀？”这个官员一看，一点儿不差，正是自家昨晚丢失的那张“二万”，当时吓得他汗流浃背，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连连口称死罪。雍正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他很诚实，大大表扬了他一番。

　　慈禧太后以一女人专政，特务组织更是其须臾不可离的控制文武大臣的工具。所以，当时曾国藩的日记与家书，尽写一些养猪农作的家务琐事，与其说是给家人子弟看的，不如说是写给西太后看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消除她的疑心，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个求田问舍、怀无大志的乡巴佬。

　　大致浏览曾国藩的处世哲学，始终是以“内用黄老，外用儒术”为其总则，亦即“能柔能刚，能弱能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杯”。当他对付最高统治集团时，用的是柔术；当他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刚强之至，毫不心慈手软。他训练出来的湘军子弟兵，都是骄兵悍将，攻克南京后，他纵兵烧杀，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子女玉帛悉入湘军”，致使“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南京人财为之一空。尤其是他的弟弟曾国荃，把太平天国宫中的财宝全部侵吞，以致引起了左宗棠等人的不满。不过清政府对曾国藩的烧杀抢劫倒不怎么放在心上，惟一提防的只是曾国藩会不会用手中的军权谋反。在他第一次攻陷武汉，消息传到北京后，咸丰大为高兴，情不自禁赞扬了曾国藩几句，当时身边的近臣就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未必是国家之福吧！”咸丰听了，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久久沉默不语。

　　面对这种大祸即将临头的险恶局面，曾国藩立即又打了一套漂亮的“太极拳”。他首先用“御”劲退出一部分军权，并裁减四万湘军；又用“封”劲把南京的防务让给旗兵，由他发全饷；用抢来的钱财建筑贡院，提拔江南士人，一下子就封住了朝野的铄金之口。此计一出，果然朝廷上下交口称誉。曾国藩不但没招致祸患，反而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赐一等侯爵，双眼花翎。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立威篇　软硬兼施———恩威术（3）

曾国藩善用黄老之术以柔制刚，从他给弟弟曾国荃的一首诗中也可以看出来。其诗云：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诗中的屠羊说是一个帮助被伍子胥打败逃亡在外的楚昭王复国的隐士。昭王回国后再三请他出来做官，他坚辞不受，宁肯继续过他摆摊卖肉的清贫日子。曾国藩借用这一典故，告诉弟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在办公桌的左边挂满了朝廷的奖状，右边放了一大堆告发我们、咒骂我们的传单吗？人世间的事本来就如天平一样，这头高了那头就低，既不应有了功就忘乎所以，也不能被人骂就垂头丧气。只要效法屠羊说的做法，把一切都看开了，荣誉也罢，毁谤也罢，都不过是蓝天上的一片浮云，一会儿就会被风吹散，成为往事。那时，蓝天依然是蓝天，只剩虚空无垠，碧海无边。”

　　这倒不是曾国藩故作清雅，他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行军打仗，一生中都十分注意修心养性。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然后处理公务；每天坚持写日记，无论多忙，都要抽出时间给家里写信。对人对己，他都非常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他一直认为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以耕为本，以读为先。他反复告诫子弟，只要占住耕、读这两条，方能进可攻，退可守，家族长保富贵，个人立于不败之地。

　　以硬对硬时决不手软

　　在关键时刻，决不手软，以硬对硬，是非常必要的。

　　武则天当上女皇之后以说一不二、十分强硬的手段培植亲信、排斥异己。在唐代皇帝中，她是诛杀大臣最多的一个，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女也敢杀敢罚，从不手软；而对自己的宗戚亲信，则往往给以一步到位的提拔重用。尤其是对与自己有暧昧关系的大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不仅任其势倾朝野，为所欲为，就是在违法当斩时，武则天也敢拼了老脸从公堂、从监狱把他们特赦出来，日夜相伴。

　　面对武则天的强硬政策，李家宗戚显得软弱退让，毫无反抗的勇气和决心，结果屡屡成为刀下之鬼。武则天的儿子李显、李旦，更是懦弱柔顺，即使已登皇帝之位，也甘愿让出皇权由武则天执掌，不敢出一声为自己辩白。一批效忠于李唐的大臣们，其中虽也偶有个把敢说敢为的人，然而独木难支，无不死于武则天的硬手腕和众大臣的软功夫之中。这样，本来只想稍稍尝一尝女皇滋味的武则天，以硬对软，一屁股坐在龙椅上面，竟一坐就是十五年稳如泰山。而且她为所欲为、言出必行，其权威更胜于大部分男性皇帝。

　　武则天嗣圣二十二年（公元705年），以宰相张柬之为首的强硬派，决定以强对强，用强硬的手段逼迫武则天让位给太子李显，重新恢复李姓天下。

　　张柬之沉稳有谋，果断敢行。年已八十有余，但复唐雄心须臾不忘。早年任合州刺史时，便与荆州长史杨元琰一同泛舟，相互有约：“他日你我得志，当彼此相助，同图匡复。”不久张柬之入朝为相，立即推荐杨元琰为羽林军将军，控制京城军权。同时又阴结一些要害部门，伺机起事。

　　当时武则天生病甚笃，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怕武则天去世，自己无法图存，所以也在居中用事，暗蓄异谋。张柬之以为时机已至，不能再缓，于是又把同道桓彦范等都安插在羽林军中当将军，直接控制保卫皇宫的禁军。

　　诸事安排停当，张柬之便率左右羽林军五百余人，直入玄武门，并派人强行从东宫找来胆怯疑惧的太子李显，一起突入内殿。二张听到风声，慌忙从武则天房里跑出来探听情况，恰被张柬之碰上。张柬之毫不迟疑，即令就地处斩。然后直奔武则天的寝室长生殿。殿前侍卫环立拒进，张柬之须眉倒竖，大喝一声“退下”，大踏步带兵敲响了武则天卧室的大门。

　　武则天听到人声杂沓，料知有变，便竭力支撑起身子，厉声问道：“何人胆敢作乱？”张柬之带着太子已拥兵到了床前，齐声道：“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入诛二逆，恐致漏泄，故不敢预闻……”

　　武则天仍以一贯的强硬态度，对太子怒目而吼：“汝敢为此么？但二子既诛，可速还东宫！”

　　张柬之等以硬对硬，大声道：“太子不可再返东宫，以前天皇唐高宗以爱子托给陛下，现太子年齿已长，天意人心，久归太子，臣等不忘太宗、天皇厚恩，故奉太子诛贼，愿陛下即传位太子，上顺天心，下孚民望。”

　　武则天实不甘心女皇的威风就此熄灭，当然不愿马上传位，没料到自己强硬，对手却更加强硬，大有不成功便成仁之势。又见人势汹汹，刀光闪闪，她也只能一下子软瘫下来，口中说：“罢罢！”身子已重新缩进床里边去了。

　　第二天，张柬之等毫不偷闲，把异己分子或捕或杀，干净利落消除后患，然后让太平公主直接找武则天，劝迫传位。不多时，唐中宗李显复位，真正掌握了国政。

　　显然，对于像武则天这样敢作敢为、言出不二，尤其是在十五年之中以强硬态度控制朝政而得心应手的人，如采用软弱退让的手法，只能使武则天更加强硬，更加为所欲为。在这场争取皇位的权力斗争中，以张柬之为首的一帮人，一改太子等一味妥协忍让的做法，果断用强，决不手软，决不讲情面，从而一步到位，取得了复唐的成功。应该说，张柬之“以硬对硬，一步到位”的做法，在当时是最为明智的。

　　屈尊自责可以换得支持

　　古时候，作为一个英明的统治者往往将人治和法治结合起来运用。因为，人治是指以统治者的人格作为基础，当统治出现危机时，屈尊自责就成为他们唤起同情，争取支持的伎俩。

　　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兵大举南下，逼临宋境。徽宗对此束手无策，于是向大臣请教计策。宇文虚献计道：“今日宜先降诏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回，则备御之事，将师可以任之。”于是，徽守委托文虚草拟了一份“罪已诏”，批评自己的“言路壅蔽，面谀日闻”的错误，并表示要广开言路、兴利除弊。于是沸腾的民怨稍有平复，但实际上，宋朝朝廷仍旧腐败堕落。

　　这类“罪已诏”在许多时候往往是行之有效的，因为以天子之身而屈尊自责，必将更加坚定百姓“皇上圣明”的信念。特别是在一个封建愚昧气息充斥的国度里，百姓的怨怒往往是只反贪官而不反皇帝，这样的一个“罪已诏”很容易使百姓宽宥他们犯下的罪恶。所以晋人《习凿齿》曾议论道：“承认过失而使事业兴盛，这是最聪明不过的做法。如果推诿过失，只宣扬自己的成功，不提及自己的失误，以致上下离心，人才流失，那才是最蠢的做法。”

　　这种看似勇于承认错误，实则为“障眼法”的伎俩，往往极具欺骗性，因而也就为历代许多统治者施用。　　孔子说过“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而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作为孔孟之道的信徒，曾国藩最佩服孔孟的反省之术。对于自己的错误要勇于承认并改正，对于由自己造成的失败要敢于自责，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由于此举关系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能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而手下诸将受其影响也都愿意承担失败的责任，统帅如果有了这种自责的精神，那么打胜仗就是必然的了。  

立威篇　软硬兼施———恩威术（4）

以仁为治者宽厚待人

　　中国历史上，许多帝王都懂得以仁为治的道理，也多次运用于自己的统治之中。

　　唐太宗去世前夕，曾故意把已经负有辅佐太子重任的宰相李贬官。

　　他告诉太子道：“李是有能力辅佐你的，但他是我手下的功臣，是前朝元老，而你跟他并没有什么恩爱相结，因此，难免会摆出桀鹜不驯的样子，使你难于驾驭于他，所以我才故意贬谪他。你继位后，可即刻让他官复原职，他便会对你感恩戴德，忠实地效命于你。”

　　果然，太宗逝世后，太子李治继位的当日，就让李复任宰相，由此，李对新皇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从此忠心耿耿，不复二心。

　　无独有偶，汉代大将卫青不斩败将的故事也说明其仁治的高明。

　　有一年，汉武帝派卫青出兵定襄，他的部将苏健、赵信两军共三千多骑兵，个个具有非凡本领。一日，这两军突然与单于的部队遭遇，经过一日激战，三千多骑兵几乎全部战死，赵信也投降了单于，只有苏健只身逃回汉营。

　　一时间议论纷传，都道苏健必死无疑。更有议郎周霸对卫青进言道：“自从大将军出兵以来，还未曾斩过部将，今天苏健损失了这么多人马，还一个人逃了回来，以卑职愚见，应将其斩首示众，昭示全军，以显示将军的威严和治军有方。”

　　但军中有一个叫安的长史却竭力加以劝阻，他说：“万不可如此做!想苏健以数千人马抵抗数万敌军的围攻，奋力苦战一天，士卒悉数战死，不敢有二心，可见其忠焉，如今他死里逃生，拼死逃回营中，如果反而被斩，这无异于告诉众人，今后如打败仗，千万别跑回来，干脆投降敌人。所以万不可杀他。”

　　卫青听了这番陈述，心中深以为然，于是说道：“我卫青将真心诚意地待他，让他待留军中，我不怕会因此失去威望。周霸劝我以斩部将来显示威仪，这根本就不符合我的心愿。再者，虽然大将军有权斩杀部将，但以我被皇上宠幸，也不该在城外擅自诛杀部将。将他送往皇上那里去，让皇上自己亲自发落他吧!这样形成大臣不敢专权的局面，不是更好吗？”

　　左右的人听了这番话，深为卫青的深明大义和忠诚所感服，更加钦佩卫青的为人和仁慈，莫不肃然以对。

　　于是，卫青将苏健囚禁起来送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果然不久就赦免了他的罪。　　卫青不斩部将，说明他是一位宽厚仁慈的将军，同时也说明他是一位懂得仁治的统帅。 

立威篇　借刀杀人———制衡术（1）

“登高而呼，臂非加长而见志远，善假于物也。”我们在处理工作和生活中的难题时，总会遇到很多困难和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假手于人、以人制人，是我们在商战中制衡对手的重要手段。

　　假手于人借力打力

　　兵不钝而利可全。在兵法中所说的“假手于人”的意思就是自己难以做到的事情，便利用他人的力量，去战胜对手，自己不动干戈，坐享其成。

　　在古代复杂的军事斗争中，智高一筹的谋略家，为了达到“兵不钝而利可全”的目的，常常采取假手于人之术，利用外力去击败对手。

　　春秋时期，卫国的州吁杀死同父异母的哥哥卫庄公，篡夺了君位。他怕百姓不服，就叫自己的好友石厚去向其父亲石碚讨主意。石碚是卫国老臣，已退位在家，听说此事，想借他人之手除掉这个逆子。于是就说：“安定君位并不难，只要州吁去朝见周天子，取得合法地位，百姓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石厚问怎样才能见到周天子，石碚说：“陈国国君桓公正受到周天子宠信，陈、卫两国又相处很和睦，如果先去朝见陈桓公，让他出面代为请求，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与此同时，石碚又写了一封信暗中派人送给陈桓公，列举了州吁杀君篡位和石厚助纣为虐的罪行，说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请桓公趁机除掉他们。陈桓公见信心领神会，等州吁、石厚上门时，就把他们抓起来，捎信给卫国，让卫国派人处决了州吁、石厚。

　　汉时晁错天性恶狠，性刚而坚，曾主张以法治天下，他在汉景帝时任御史大夫，强调法令治国。由于刘邦当时分封的属国权势太大，不利于中央集权，晁错建议修改法令三十章以减属国的权势地域，诸属国皆哔然。

　　晁错的父亲知道后，从颖川到长安来劝戒他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却侵逼诸侯各王，拆散人家骨肉，搞得诸侯怨声载道。你究竟想干什么呢？”晁错说：“不这样，皇上的龙椅就坐不安稳。”你父亲叹一口气说：“皇上一家是平安了，但我们晁家却会有灭族之灾！”就喝药自杀了。临死时痛心地说：“我不忍看到灾难降临到全族人身上。”但晁错不听，好友也奉劝，仍不听。

　　后来，吴楚七国打着诛灭晁错的旗号造反，说要清理皇上身边的奸臣。

　　大臣袁盎本与晁错有旧怨，借为汉景帝策划消灭叛乱之事，袁盎请求汉景帝屏退左右，连晁错也在内，晁错恨恨而去。袁盎说，七国本是汉高祖子弟的分地，现在因为晁错无故侵凌才叛乱。目前只要杀掉晁错，把封地还给吴楚七国，天下自然就安定了。汉景帝沉默了很久，说一声“我不能因爱惜一个人而得罪天下”，下令斩杀晁错，族人全部废为普通人。

　　事实上，古今中外成功的借敌战例数不胜数。战国时期，郑桓公准备攻打郐国，先派人探查郐国的英雄豪杰、忠臣良将和智谋高超、骁勇善战的人，列出名单。申明一旦打下郐国，将把郐国的良田分送给他们，并分封官爵。然后，郑桓公又在郐国城外设立祭坛，把写下的名单埋在土里，以鸡猪血祭之，对天盟誓，永不负约。郐国国君得知，以为自己国内有人要叛国，一怒之下，把郑桓公所列名单上的人全都杀掉了。郑桓公乘机兴兵攻打郐国，不费吹灰之力夺取了郐国。

　　假手于人，不仅可以借助友邻之手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可以借敌之力，以敌制敌。揭暄在《兵经百篇借》中对借敌之术作了较全面的阐述。他说：“艰于力则借敌之力，难于诛则借敌之刃，乏于财则借敌之财，缺于物则借敌之物，鲜军将则借敌之军将，不可智谋则借敌智谋。何以言之？吾欲为者诱敌役，则敌力借矣；吾欲毙者诡敌歼，则敌刃借矣；抚其所有，则为借敌财劫其储；令彼自斗，则为借敌之军将；翻彼着为我着，因彼计成吾计，则为借敌之智谋。”大意是：自己的力量不够，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力量；直接杀敌人有困难，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刀斧；缺乏金钱，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金钱；缺乏物资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物资；自己缺乏兵将，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兵将；自己智谋行不通的时候，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智谋。在这里，揭暄对借敌之术见解颇深。这是他对前人的“借术”和作战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一石三鸟强者之计

　　在武术格斗中，借力打力是最高的境界；在官场中，借力打力则是最高的权谋。明代时朱元璋占领了太平，元军大批人马赶来围攻。而另一处方山寨的所谓“义军”几万人，在其元帅陈某的率领下趁火打劫，也来进攻太平。

　　结果，朱元璋派徐达出城，潜到方山寨“义军”的背后，前后夹击，方山寨“义军”大败，陈某被擒。朱元璋收降了他，哪知他是假投降，但是朱元璋也有戒心。

　　朱元璋把陈某原来手下的兵马给了张天澈，张天澈领着这些军兵打集庆，却吃了败仗。原来，陈某曾暗中写信给旧部下，说自己是假投降，要他们打战不要出力，等自己脱身之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朱元璋。

　　有人将这事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没有暴跳如雷，而是冷静地导演了一场一石三鸟的好戏。

　　他将陈某找来，对他说，人各有志，如果你不愿意为我服务，那就随你的便，我朱元璋不会为难你。陈某立刻反应过来，说自己绝无二心。

　　朱元璋顺手推舟，就让他领着自己的旧部人马去攻打集庆。陈某自然十分欢喜。陈某到了距集庆不远的板桥后安营扎寨，派人去集庆城，与守将勾结在一起，根本不攻打集庆。

　　到了九月，在朱元璋安排下，张天澈和郭天叙带着自己人马赶到集庆，和陈某的兵马一起进攻集庆。张天澈和郭天叙攻打的是东门，陈某攻打的是南门，当然是假攻。

　　于是，集庆守将将兵力集中在东门，抵抗张天澈、郭天叙两人。他们攻城多次，没有结果。陈某这边，却说要犒劳军士，请张天澈和郭天叙到自己的营中来喝酒。就在宴会中，陈某抓住两人，杀了张天澈，将郭天叙押到集庆，被集庆守将福寿处死。两位主帅一死，陈某与福寿内外夹攻，义军大败。

　　张天澈和郭天叙的死，实际上成就了朱元璋，他们原来的兵马自然全部转到朱元璋手下，而朱元璋也终于当上了义军的最高领导。

　　十年之后，在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之后，朱元璋又耍了一回借刀杀人的诡计。

　　当时，朱元璋手下都希望他能尽快称王做皇帝，但是，这其中横亘着一个小明王韩林儿。

　　朱元璋虽然听了朱升的建议，要“缓称王”，忍耐了很久，但是谁不想做皇帝，一统天下？怎么解决小明王这个问题呢？直接杀害小明王倒是易如反掌，可是毕竟太露骨，弄不好，会引来灾祸。陈友谅当初不就是直接杀害了徐寿辉称帝的吗？结果手下却是离心离德。

　　一天，朱元璋把大将廖永忠从战场上招回来，让他到滁州去，把小明王和文武大臣等接到应天（集庆）来，还特意提醒他说：“长江风大浪险，一不注意就会有生命危险，你接小明王要十分小心。”

　　廖永忠当时还不知道朱元璋是啥意思，出来稍稍一想，立刻就明白过来了。　　他从滁州接了韩林儿等人，在长江的一个叫瓜洲的渡口过长江。船行到长江中间，廖永忠暗中派人把韩林儿的船凿了个洞，韩林儿等人沉到滔滔长江之中，被活活淹死了。

立威篇　借刀杀人———制衡术（2）

廖永忠回到应天，还假称风浪太大，把船打翻了。朱元璋也心照不宣地假意责备了他一番，让他到战场上将功赎罪。廖永忠当然窃下自鸣得意，立下奇功一件。

　　韩林儿一死，朱元璋的所有顾虑就打消了。就在第二年，即1367年，朱元璋在应天开始建皇宫。1368年，正式登基，做上了大明皇帝。

　　借助别人的力量或者假他人之手，除掉对手，成自己之谋的事情，在古代帝王争夺天下的活动中，都是常见的手段。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不失为人类智慧之一。

　　巧借名目者险恶之至

　　明朝初期，李善长、刘基和徐达，是明朝三大开国功臣，曾被朱元璋比作萧何、张良和韩信，但这三个后来毫不例外地都被朱元璋所杀。

　　李善长是朱元璋的淮西同乡，早年就看出朱元璋是汉高祖一类的人物，毅然投奔了比自己小十几岁的朱元璋，成为朱元璋的“后勤部长”，以其出色的理财管理能力将粮饷和兵员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方，为朱元璋取得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朱元璋对李善长的评价甚高，说：“当年萧何有馈饷之功，千载之下，人人传颂，与善长相比，萧何未必过也。”

　　朱元璋在策封功臣时，李善长名列第一，成为明朝开国的第一位丞相。几乎在同时，朱元璋也对李善长起了戒心，生怕李善长功高盖主。在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三年，便毫不留情地将李善长从丞相的位置上拉下来，赶回了凤阳。但李善长老而不死，令朱元璋忧虑日深。于是，朱元璋诬陷李善长是胡惟庸的同党，将他的这位七十七岁的老战友投进监牢，同时被株连的还有李善长的妻女弟侄共七十余人。

　　刘基，字伯温，是一个在民间几乎被神话的人物，说他前知八百年，后知八百载。朱元璋请他出山，将他奉为张良一样的王佐之才。刘基为朱元璋制定了宏观的战略方针和具体的作战计划，为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尽忠效力。可是，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半年之后，就将刘基打发回到浙江青田老家，后来又利用他与丞相胡惟庸的矛盾，借胡惟庸之手将他毒死。

　　徐达是朱元璋童年时的伙伴，两个人同时投身元末起义军，当年真可谓情同手足。他的战功显赫，几乎参加了所有的重大战役，而且品德高尚，与士兵同甘共苦，不贪财，不恋色，沉默寡言，沉稳大度。像徐达这样的大功臣，找到一个斩杀的借口当然不容易，但朱元璋仍然不放过他。有一年，徐达在北方征战时背部长了脓疮，这是由于他鞍马劳顿，常年不解甲衣、汗水浸渍所致，只要敷药休养，不难痊愈。可朱元璋得到徐达生疮的消息后，却命令徐达立即回南京就医。等徐达千里迢迢到达南京时，病情已开始恶化。据说得了脓疮的人最怕吃蒸鹅，食之必死。可朱元璋偏偏赐给徐达一只蒸鹅。徐达这才知道，这是皇帝对自己下毒手，若不吃下，家人就会遭殃，所以徐达含泪谢恩，食鹅而死。

　　欲加之罪来于莫须有

　　在古代，为了达到个人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往往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人，成为借刀杀人的另一种形式。

　　下面是发生在三国初期的一段故事。

　　祢衡字正平，平原郡盘县（今山东宁津县）人，年少才高，目空一世。建安初年，二十出头的祢衡初游许昌，当时许昌是汉王朝的都城，名流云集，司空掾陈群、司马朗、尚书令荀或荡寇将军赵稚长等人都是当世名士。

　　有人劝祢衡结交陈群、司马朗，祢衡说：“我怎能跟杀猪、卖酒的在一起。”劝他参拜荀或、赵稚长，他回答道：“荀某白长一副好相貌，如果吊丧，可借他的面孔用一下；赵某是酒囊饭袋，只好叫他看守厨房。”这位才子惟独与少府孔融（字文举）、主簿杨修（字德祖）意气相投，对人说：“孔文举是我大儿，杨德祖是我小儿，其余碌碌之辈，不值一提。”从这些足可见他何等狂傲。

　　献帝初平间，孔融上疏荐举祢衡，称祢衡“淑质贞亮，英才卓砾。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后汉书·祢衡传》）。于是大将军曹操有召见之意。祢衡一向看不起曹操，托病不往，还口出不逊之言。曹操正当招揽人才的时候，虽然恼恨，也不好加害，知道祢衡善击鼓，就召他为击鼓的小吏。一日大会宾客，曹操让祢衡穿戴吏衣帽当众击鼓为乐，想借此污辱他。没想到祢衡竟在大庭广众之中慢腾腾地换衣服，有意赤身裸体，使宾主讨了场没趣。

　　曹操拿他没有办法，就想了个借刀杀人的法子，把他送给荆州牧刘表。祢衡替刘表掌管文书，颇为卖力，但不久便因倨傲无礼而得罪了众人。刘表也聪明，把他打发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祢衡为黄祖掌书记，起初也干得不错。后来黄祖在兵舰上设宴会，祢衡说话无礼，受到黄祖呵斥，祢衡竟顶嘴骂道：“死老头，你少嗦！”黄祖急性子，盛怒之下把他杀害。时为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祢衡仅二十六岁。

　　孔融是孔子二十世孙，年少聪辩，有盛名，灵帝时以荐出仕，官至北海相，献帝时授将作大匠，升少府。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帝国眼看就要变为曹家的天下，孔融心中不平，又不敢正面反抗，便用讽刺、挖苦的方式发泄愤慨，好像是言谈“轻薄”的样子。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攻占邺城，掠取袁绍家口女眷多人，曹丕霸占袁绍儿媳甄氏为妾。孔融写信嘲笑曹操，捏造典故说周武王伐纣，把纣王宠姬妲己赐予周公。曹操一时没有明白，问这个典故的出处。孔融回答说：“照今日的事情推测，想当然而已。”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出征乌桓。孔融又借历史事迹嘲笑说：“阁下出征荒凉之地，听说从前在那里的肃慎人不善弓矢，丁零人偷苏武的牛羊，应该一并拿他们问罪。”讽刺曹操师出无名，不能建功。

　　时遇灾荒，曹操为了节约粮食以保证军需，下令禁酒。孔融写信跟他辩论，说天上有酒旗星，地上有酒泉郡，人间借酒成事，尧帝要是不喝酒。就做不成圣人；如果说纵酒败事，那么桀、纣因贪色而亡国，而如今并不禁止男女婚嫁。

　　诸如此类，无非藐视曹操，故意跟他为难。曹操心中嫉恨，因孔融官高名大，不敢轻易下毒手，就借别的事把他免官。过了一年多，孔融起为太中大夫。曹操决意除去这个对头，就让亲信郗虑做孔融的罪状，由丞相军谋祭酒路粹出面劾奏。劾疏云：

　　“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图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囊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日：‘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后汉书·孔融传》）所列罪状即使是事实，也不过是言语之失，而孔融竟因此下狱，最后弃市，家属也被处死。时为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孔融年五十六。他的尸体抛弃在街市上，无人敢收葬。老朋友脂习冒死收藏，被曹操逮捕，几乎被杀。

　　曹操杀了孔融，怕部下议论，颁发训令云：

　　“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反天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诸军将校掾属，皆使闻见。”（《三国志·魏书》卷十二注引《魏氏春秋》）

　　明明是诛除异己，为今后篡位扫平道路，曹操却硬要拉上纲常伦理、风俗人心，摆出孔子诛少正卯的架势，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立威篇　铁面无私———执法术（1）

功与过、赏与罚，它们是管理者借以行使职权的两种重要手段，是为领导者手中的两根判笔，轻重不一就会顾此失彼，赏罚分明决不可偏废。因此，作为执法者必须黑脸无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还公正于天下。

　　法为治政之本

　　在古代，许多历史君王均认为，法律是治国之本，是国家和人民行为的准则。“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所以早在古代人们就提出要缘法而治。这一点正如古人所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君主无术则弊於上，臣无法则乱於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从历史的发展看，“法”治属于人性的社会，“力”治则属于兽性的社会。由于人类社会兼具人与兽两种特性，所以君王也必须能巧妙地运用法与力。法律是社会人性的体现，是文明重要的表现，而力治是所谓君王的兽性，它崇尚的是权术和诈术，最主要的是对狐狸与狮子个性上的研究。狐狸虽然能够识破陷阱而不受伤害，但它无力对付野狼暴力的威胁；狮子虽然以它的威势可唬住任何野兽，使野狼落荒而逃，却因为趾高气扬，很容易轻敌而中了别人的计谋，导致严重的失败。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在当代社会具有较广泛的法制基础，也是现代文明社会中重要的管理方法。因而，法律作为约束人们服从社会道德和伦理的规范，在生活中运用的十分普遍。比如说，当今中国的教育方法虽然也强调儿童要爱劳动，但只是在文字和道德上加以提倡，而在一些国家他们却制定了一些富有远见的法律条文对儿童的家务劳动行为加以规定：孩子们应该帮助父母做家务活———这在联邦德国是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的。

　　这条法律已有一百年的历史，至今仍然有效。不久前，勃留尔市法院又作了更详细的规定：孩子们在6岁以前不承担家务，只是玩耍，6岁～10岁要帮助父母洗餐具，收拾房间，到商店买东西；10岁～14岁要在花园里劳动，洗餐具，给全家人擦洗鞋子；14岁～16岁擦洗车和在菜园里翻地；16岁～18岁要完成每周一次的房间大扫除，如果父母都上班工作的话。这种法律对培养孩子的品德可是大有好处，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德为治国之源

　　古时治理国家一向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以武力治理天下方法，这种方法以力量作为炫耀的手段，对于不守法的民众采取滥杀滥捕的方法，人民虽然害怕而不敢说话，但内心中却对统治者充满了憎恨；而另一种方法是以道德治理天下，这种方法利用崇高的道德来感化民众，既替民众的疾苦着想，又替他们排忧解难，并告诉他们正确的道理，这就是曾国藩所推崇的“道德之威”。

　　“道德之威”的由来来自于古代韩婴。他认为对老百姓要施之以恩、动之以情，又要以道德的威力来影响他们，“如是则百姓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权，罚不加而威行”。早在东汉时期，刘秀就已经懂得运用以道德之威来感化臣子。东汉初年，冯异治理关中甚见成效，有人嫉妒他，便向刘秀打小报告：“冯异权威很重，老百姓都向着他，现在他被称为‘咸阳王’。”

　　刘秀根本不相信这一套，但他也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将这份报告转给了冯异。冯异大为惶恐，连忙上书申辩，刘秀一面安慰他，又一面指出，老百姓纵然对冯异拥戴，那是因为“将军对国家的贡献很大，说起来我是君，你是臣，你代表我治理地方，我怎么能怀疑你呢。”冯异受刘秀一句话感悟，从此更忠心耿耿绝无二心了。

　　纵观古代将领都有一套感化下属的办法，《三国演义》中，孔明在平定南越时曾碰到一名智勇双全的将领姜维，欲收其为入门子弟。他多方设计，逼迫姜维主弃亲离、走投无路正想自尽之际，给他好言相劝、良言相抚，并把他母亲平安送来……姜维感动得热泪纵横，下马跪拜。

　　孔明用的正是道德之威法。《三国演义》中类似的计谋还有很多。从史料记载来看，清末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军在一段时期确实在民间有一定的好名声，曾国藩所赖以成名的“道德之威”战术终于达到了它的目的。

　　正如曾国藩所说：“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此隆报，享此荣名，寸心兢，且愧且慎。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葆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至军事之成败利钝，此关乎国家之福，吾惟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

　　一视同仁才能严格执法

　　法是人行为的准则。有法必依，依法必严，所以在很早以前统治者就很强调一视同仁、庶民同罪、严格执法。

　　朱元璋攻下婺州后，为了笼络民心，开仓赠粮，同时为了节省粮食，禁止喝酒酿酒，可是他手下这些当兵的有几个不是贪酒的？所以，许多人并没有遵守朱元璋的命令。

　　这其中，带头违抗军令的是大将胡大海的儿子。朱元璋知道胡大海的儿子带头违令，更是气愤异常，立即将他抓了起来，准备处以重罚。

　　这时，一位叫王恺的手下对朱元璋说，胡大海可不是一个善茬，如果他要是想不开，作出谋反的事情来，那可不好收拾了。况且，胡大海现正在绍兴与张士诚开战，杀了他儿子，对战局也不利。王恺请朱元璋免了胡大海儿子。

　　可是朱元璋在这种原则问题上，从来都不手软。如果这次饶恕了胡大海的儿子，那自己的命令不是等于废话了吗？如此，以后谁还会把自己的命令当作一回事呢？而且，正因为是胡大海的儿子，正因为胡大海是自己手下的爱将，与自己是情同手足的兄弟，更是应该严格执法，不徇私情。在军令面前，上下一视同仁。

　　朱元璋对王恺说：“宁可让胡大海背叛了我，也不能使我的法令行不通。”说完，就亲手杀死了胡大海的儿子，这件事震动了全体将士。自此，大家都知道了，主帅是一个说一不二，视律过命的人，以后再也没有人胆敢以身试法了。

　　而胡大海呢，他也十分明事理，虽然自己是个大将，功劳很大，但是这毕竟是在军中，军令如山。朱元璋的做法没有任何错误，不杀自己的儿子，那就会失去军心，最终结果必然是大事无望。胡大海没有反叛，也没有怨恨朱元璋，而是同以往一样，尽心尽力为朱元璋打天下。按律判刑者执法如山平衡关系，

　　安抚民众才能相安无事　　刘邦打败楚霸王项羽之后，建立了刘氏的统治地位。但按照历朝历代论功行赏、割地封侯的原则，那些曾为建立汉朝江山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文臣武将们都将得到应有的赏赐，但刘邦初为人君，尚未深谙统治之术，因此，在封赏之时，多照顾那些平时跟自己关系好和有亲属关系的人，诸如张良、萧何及吕后家族中的人。这一来，那些虽也曾立下大功，但跟刘邦关系一般甚至素有隔阂的人便被冷落一旁。一时间朝廷内外议论纷纷，猜忌四起，人心浮动

立威篇　铁面无私———执法术（2） 

最后，刘邦依照张良的建议把雍齿这样与高祖有怨之人封为侯，其他众臣见状，心中便自然平静下来，于是一场可能发生的政治风波即告平息。

　　战国时，有一次，齐景公与晏子到少海游历，他们登上柏寝台，眼下是齐国的一派奢糜景象。齐景公望着这一切，心中油然生起一阵感触。齐景公道：“国家实在是太糜烂，长此下去，以后谁能够维持国家的局面呢？”晏子似乎是不假思索地答道：“可能是田成氏吧!”晏子答道：“田成氏掌握了齐国的民心啊!你看他，要求君王给大臣加官进爵，提高俸禄。借给百姓的粮食用大斗量，而当百姓还他们时却用小斗量，意在施人以恩惠。杀牛时自己只取一盘肉，其余的都分给家臣。相比起来呢，你却一味地只想收夺财富，而不给民以实惠，一旦有灾，齐国百姓死伤枕籍却得不到帮助。相比之下，田成氏管辖的地方，百姓总是能得到他的帮助解救，所以难得有饿死的现象。周、秦的人民都非常崇拜田成氏，纷纷涌向他管理的地方。田成氏的仁德受到广大人民的颂赞，所以我认为将来的天下必为田成氏所有。”齐景公听完，悲伤地流下了眼泪，“我的天下将被田成氏夺取，有什么办法才能避免啊!”晏子道：“请您别担心，如果大王真想保住自己的天下，现在还为时不晚。惟一的办法就是接近人民，远离奸佞，治乱世，轻刑罚，救济贫穷，怜恤孤寡，施恩惠于不足，这样人民必然会归服大王，使田成氏无隙可乘。”齐景听完连连点头称是。利民而不损民，助民而不损民，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违背的基本规律。人民是国家的基础，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立威篇　除恶务尽———廉政术（1）

在对待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态度上，要能够辨别出为人臣的忠奸。清廉公正的领导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将个人利益置之脑后，所以，忠臣以国为先，而后才是自己的个人利益。

　　勤政爱民才能治理天下

　　“勤”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前提，治家治国均离不开一个“勤”字。因为勤能补拙。

　　朱元璋从一个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小和尚，能够走上皇帝的宝座，其中的巨大差距，自然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有句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对他来说，更知道好好治理国家的重要性。

　　所以，朱元璋有喜有忧，喜的是得到了天下，忧的是怎样治理天下、守住这一份基业。像许多其他朝代的开国之君一样，在做上皇帝之后，朱元璋并没有安于享乐，而是经常吃不好、睡不好，心情焦虑。

　　他认为，履行皇帝的职责，最重要的还是勤于政事。张士诚为什么会被自己打败，原因之中，主要的一条是他长期不亲自过问政事，而是把重大的治理责任委任给了某些权臣.最后，权臣们得以能够欺上瞒下，导致内部腐朽。

　　通过总结元朝的灭亡，朱元璋也认识到，元朝之所以被消灭，主要原因也在于此.元朝君主把重大的朝廷事务都交给了几个大臣，自己则养尊处优、沉于享乐，而被委以重任的大臣则独断专行，任意胡为，欺骗君主。这样的国家，哪有不被推翻之理。

　　朱元璋时刻牢记这些教训，一般情况下，除非是生病，都能坚持上朝理政。

　　史书记载，他每天一大早就上早朝，早朝结束后，稍为休息，就开始批阅公文和奏章。午后，还去朝中处理政务，有时就与臣子们谈论历史和儒学。一般要等到傍晚，才会起驾回宫。

　　史书还记载说，朱元璋吃饭的时候，如果想起什么事情来，就会立即放下碗筷，把事情写在一张纸条上，别在衣服上，生怕给忘记了。有时候，衣服上别的字条太多了，就像打了许多补丁，他还戏称为“鹑衣”。

　　他对自己勤于政事是这样说的：“朕自即位以来，经常以勤励自勉。天未亮便临朝理政，傍晚时分才还宫。深夜卧床难寐，便披衣而起，时而仰观天象，一旦发现星变，即刻忧心忡忡；时而思量天下之事，凡应当施行之事，便立即记录在案，俟天亮后上诏执行。”

　　史书记载了不少有关朱元璋勤于政务的事迹。比如，朱元璋曾经在不到十天之内，一共批阅了各种奏札六百多件，处理国事达近三千四百件，实在是勤勉有加。

　　一方面，朱元璋自己以身作则；另一方面，又要求臣下做到勤政。他曾一度派出专门的人，在早五更天的时候，在京城的城门之上吹号角，并高声唱出下面这段话，以引起文武百官的警醒：“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业成业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朱元璋对国家政务的用心之勤、用心之专，在历代皇帝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忠臣以国为先

　　在对待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态度上，清廉公正的领导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将个人利益置之脑后，所以，忠臣以国为先，而后才是自己的个人利益。

　　魏晋南北朝时，北魏太武帝拓拔焘打猎，尚书令古弼却把体弱羸瘦的马匹供给他们使用。太武帝大怒，要把古弼杀掉。

　　古弼说：“我作为大臣，不能让君王沉湎于打猎游戏上，不给皇上准备强壮的马去打猎，这种罪小；而让君王沉醉于打猎游戏，不作国防准备，不去思虑国家的命运，这种罪就大了。”古弼这样做是为国家作长远考虑，他认为，骏马是为了打仗时供应前方将士作战用的，而不是供皇帝游乐的，自己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即使被君王处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太武帝深受古弼的舍己精神感动，最终赦免了他的罪。

　　作为一个明智的领导者，应该常常想到个人的尊严事小，而国家的尊严事大。个人尊严可以不考虑，而国家的尊严则丝毫不能含糊。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名黑人少校军官和一名白人士兵在路上相遇。士兵见对方是黑人，就没有敬礼。当他擦身而过，忽然听到一个低沉而坚定的声音：“请等一下。”黑人军官对他说：“士兵，你刚才拒绝给我敬礼，我并不介意。但你必须明白，我是美国总统任命的陆军少校，这顶军帽上的国徽代表着美国的光荣和伟大。你可以看低我，但必须尊敬它。现在，我把帽子摘下来，请你向国徽敬礼。”士兵终于向军官行了军礼。

　　这位黑人少校，就是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将军的本杰明·戴维斯。本杰明·戴维斯之所以能获得如此的成就，依靠的正是这种先国后己的爱国精神。　　早在唐代时，安禄山为了获得唐玄宗的欢心，极尽吹牛拍马之能事。为了往上爬，甚至不惜拜比自己年小几岁的杨贵妃为干娘，终于得到了手握重兵的刺史官位。而大权在握之后，他拥兵自重，发动了安史之乱，将唐朝一步一步逼向了衰败的边缘，这种小人行径，为世人所不齿。而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匈奴为了迫其投降，将其扣在匈奴十余年，并强迫其取匈奴女为妻，但张骞最终还是逃了回来，并手捧使节向皇上复命，这种始终如一的君子品德与安禄山等人的反复无常形成的对比是何等的鲜明。  

立威篇　除恶务尽———廉政术（2）

不谋私利才能法度严明

　　古时候，有个“羊续悬鱼”的典故，说的是东汉灵帝时任南阳太守的羊续，收到下属的一份礼，是一条鲜鱼。当时他不好拒绝，只是把鱼悬挂在大厅。鱼臭了，鱼干了，那位下属又再次送鱼来了，他当然是有求而来的。但羊续说：“上次的鱼不还在那儿挂着吗？不用再送了！”

　　从此，人们都知道羊续是个不受贿不收礼的清官，南阳被羊续治理得很好。

　　羊续的美名传到汉灵帝耳中，灵帝便要提拔他当太尉。不过，当时是朝政腐败，皇帝亲自卖官鬻爵。既然是太尉的高官，羊续须交钱千万才能获任命。

　　这个汉灵帝确实也贪得无厌，荒唐得离谱，既因羊续是清官而提拔他，却又要叫使臣去向羊续索取这千万钱的“礼”。

　　羊续见了使臣，拿出一领单席让他坐下。既没有设宴款待，也没有寒暄恭维，只是请他看看自己身上穿的破棉袍子，说：“我的全部财产都在这儿了。”

　　使臣无奈，只好两手空空回去见驾。灵帝大为没趣，他怎么也想不到羊续竟清廉到了一千万钱也拿不出来，于是提拔太尉的交易就没有做成，只给历史留下了这个昏庸皇帝的一段笑柄。

　　与汉灵帝不同，宋真宗属于史家所称的圣明天子，但他不是索贿，而是行贿。

　　一天，宋真宗请宰相王旦喝酒，君臣二人喝得很开心。宴罢，皇帝对宰相说：“这酒很好，你带一坛回去与妻儿共享吧。”说着令人送给他一坛密封的酒。

　　皇帝赏赐臣子，本是荣耀而可公开的事，谁料这一回是大有隐情。王旦回去一开封，不由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坛子里哪是什么酒，竟是一坛子又大又圆的珍珠，其价值就不用提了。

　　皇上行贿！王旦心中雪亮，这是俗话所说的“堵口费”。

　　原来，当时天下太平，皇帝渐生骄奢淫逸之心，便说做梦梦见“神人言将赐天书于泰山”，想去山东行封禅大礼。苦就苦在史书上记载，凡君主封禅泰山都是在天降“祥瑞”之时，时无“祥瑞”，真宗说不出口。有个奸臣叫王钦若的说：“只要当皇帝的自己相信，假的也变成真的了。”意思就是伪造“祥瑞”以封禅泰山。但真宗还是怕名重天下而又为自己所倚重的贤相王旦会出来劝阻。

　　于是，便有了偷偷行贿这一招。

　　果然，王旦的口被堵住了，从此对封禅泰山之事不再插嘴，还违心地奉命当了“大礼使”、“天书使”。

　　汉灵帝的荒唐，在于他已忘了整个天下都是他的，竟为了区区一千万钱而放弃了一个治国的能臣，他的天下也就很快崩溃，后世理所当然把他视为葬送汉室天下的罪人。

　　宋真宗虽也荒唐，但他尚畏惧执法的宰相；虽有骄奢淫逸之心，但他也知道需要任用贤臣以治理天下；否则，他大可用罢免甚至杀戮的方式除去绊脚石，而不必留下行贿的丑闻了。

　　作为王旦，他虽然在封禅一事被堵住了口，但在兴利除弊，保护贤良方面，他做了不少好事，治天下以法。宋真宗要行贿，说明法度的严明，皇帝权力的相对受制约。

　　除强铲霸方为好领导

　　历史上，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广大劳动人民渴望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日子，但这一愿望却常常得不到实现，劳动人民仍遭到强权势力的压迫和欺躏。所以一直以来，除强铲霸打击豪强、安定百姓成为利国利民的需要。东汉光武帝时，有“强项令”美称的洛阳令董宣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初时，董宣被大司徒侯霸聘为僚属，由此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后来，董宣“举高第，累迁北海相。”当时北海郡所在的青州境内，有一批豪强大姓横行于地方。董宣到北海任职不久，就碰到一起豪强杀人案。

　　北海郡有个大姓豪强公孙丹。董宣上任后，曾委他为“五官掾”。公孙丹本是地方一霸，又得到新来的“父母官”的委任，自然更加气使颐指、骄横一世了。他新造居宅，很是考究，可是请算卜弄卦的人一看，说此舍“当有死者”。公孙丹听了，惟恐此卦应在自家人身上，竟然“令其子杀道行人，置尸舍内”，以消自家之灾。董宣得知此事大怒，立即下令将滥杀无辜的公孙丹父子抓来处死。公孙丹的宗族亲党三十余人“操兵诣府”，气势汹汹地前来兴师问罪。董宣毫不手软，命令手下僚佐水丘岑带人将他们全部拿下，并处死了这些为虎作伥、兴兵谋乱的人。

　　这件事传到青州刺史耳中，以杀人多滥的罪名上奏朝廷弹劾董宣，并且将水丘岑下狱拷问。很快，董宣也被关入狱中。可是，他在狱中以读书自慰，“晨夜讽诵，无忧色”。当他被判处死刑临赴刑场时，属官们准备了一些酒菜为他送行，他却厉声说道：“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何况将死之时！”昂然登上囚车。当刀斧手正要动刑时，恰好光武帝刘秀的使者驰马来到刑场，宣诏赦免董宣死刑。回到狱中，刘秀又派使者诘问董宣为何“多杀无辜”，董宣据理申辩，说明真情，并声明水丘岑是按他的命令行事，宁可自己受死刑而不要处死水丘岑。刘秀听了使者回来所说的情况后，下诏免去董宣的罪名，并令青州刺史不要再办水丘岑的罪。死里逃生的董宣被降官派至怀县任县令去了。

　　建武十九年，董宣被朝廷特征为洛阳令。洛阳是东汉王朝的首都，居住着大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他们往往仗势横行，不遵法度，甚至杀人越货，扰乱治安。身为洛阳地方长官的董宣，能否坚持依法行事、惩恶除强，这对他确实是个考验。　　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光武帝的大姐湖阳公主的家奴，仗着主人的势力，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杀人之后，躲在公主的府第中，企图逍遥法外。一天，董宣得知湖阳公主因事外出，赶车的那个家奴正是杀人的罪犯，便在洛阳城北的夏门亭等候。当公主的马车经过时，董宣拦车勒马，不准通过，大声责备湖阳公主纵奴犯法的过失，并且“叱奴下车”，逮捕了那个凶犯，“格杀之”。湖阳公主恼羞成怒，立即赶到宫中，向光武帝哭诉此事。刘秀听了大怒，即刻命人抓来董宣，要“格杀之”。董宣面无惧色，说：“愿让我说完一句话而后死。”刘秀气狠狠地说：“你还想说什么？”董宣大声说道：“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须相逼，请得自杀。”说完，一头向宫中的柱子上撞去。刹时间，鲜血喷涌，流洒满面。刘秀听了董宣的话，本来气就消了一半，又见此景，忙命身旁的侍从扶住董宣，不使再撞。为了给湖阳公主一个面子，刘秀命董宣向公主叩头致歉。可是董宣认为自己依法行事并无过错，拒不叩头。刘秀让侍从强行往下按董宣的头，董宣双手撑着地，硬挺着脖子，就是不肯低头认错。刘秀嘴里说道：“真是个强项令！”心里不由赞赏起这个有股硬气的洛阳令了，便不再勉强他，还让董宣“诣太宫赐食”，赏了一顿好饭菜。董宣毫不客气，将饭菜一扫而光，然后将饭碗菜盆都反扣在桌上。刘秀听了内侍的报告很奇怪，又召来董宣询问，董宣回答道：“臣食不敢遗余，如奉职不敢遗力。”刘秀听了，很满意这个忠于职守的洛阳令，便赏赐了三十万钱给董宣。董宣将赏钱全部分给手下属吏。从此，更加认真地纠察违法，搏击豪强，使洛阳城中那些身有劣迹的贵戚豪强，听到他的名字“莫不震栗”。董宣因此而得了个外号叫“卧虎”。洛阳的老百姓还编了个歌唱：“衙鼓不鸣董少平。”意思是说，由于董宣除强惩霸，使那些豪强贵戚不得不有所收敛，不敢恣意欺压百姓、草菅人命了。因此，到衙门去击鼓喊冤的百姓大大减少，以至都听不到鼓声了。可见，董宣在任洛阳令期间，洛阳一带的百姓稍稍能过一点儿安稳的日子。  

立威篇　除恶务尽———廉政术（3） 

董宣在洛阳令任上五年，“卒于官”，时年七十四岁。他死时，光武帝派使者前去探视，只见这个在首都任京师地方长官五年的董宣，家里清贫如同平民百姓，一条布被覆盖着他的干枯的身躯，白发老妻与他的儿子相对垂泪，家里惟有“大麦数斛，敝车一乘”，再无任何值钱之物了。当使者将所见之情景报告光武帝后，刘秀也十分感伤，叹息：“董宣廉洁，死乃知之。”

　　 天下好领导只嫌太少

　　俗话说，廉政才出盛世。被康熙皇帝称为“清官第一”的于成龙，山西永宁人，原是明朝诸生，崇祯年间曾考取过副榜贡生，顺治十八年被清朝授予广西罗城县知县，开始了清廉卓越的仕途生涯。

　　于成龙任广西罗城县令时已四十五岁，家产尚可维持生计。当时，罗城属柳州府，偏处山隅，传说那里“蛮烟瘴雨”，北方人难服水土，生还者十不一二。亲朋好友多劝他勿往。于成龙以“古人义不辞难”自勉，变卖部分家产，凑足盘缠一百两。他将祖传田产文券交付长子于廷翼，叮嘱道：“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路上，于成龙去看望一位同窗好友，披沥肝胆道：“我辈虽无科第身份，上古之皋夔稷契岂尽科目中人耶？我此行决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四字。子素知我于莲池书院者，敢为子质言无隐。”一席话，无异于于成龙的就职宣言，其一生所为，亦如其言。

　　罗城的实际情况，比传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罗城县城只有居民六家，草屋数椽。县衙门没有门垣，院中长满荒草，中堂仅三间草房，东边是宾馆，西边是书吏舍，中间开一门，后面是内宅，茅屋三间，没有墙壁，破陋不堪。“虎啸猿掷，白昼行庭中”。百姓鸠形鹄面，如惊弓之鸟，无心生产。于成龙路上已染病在身，此时心中亦有些愁苦，却“扶病理事”。他堆土石为几案，在楹下支锅做饭，晚上睡觉头枕一口刀，床头放两支枪，以备不测。就在这种情况下，于成龙着手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地方经济，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

　　更难能可贵的是，于成龙不仅以地方官的身份治理罗城，还以他自身的人格感化百姓，与百姓建立起家人父子般的亲密关系。于成龙到罗城之后，公事之余“则据案读书，数钱贳恶酒独酌，醉则隐几而卧，或竟日不冠履，既数日，吏民乐公坦怀易亲，皆乐就”，恭敬、亲热地称他为“阿爷”，或三天，或六日，到衙门环集问安，家中婚丧嫁祭，事事与他商量。

　　于成龙除朝廷俸禄外，分文不取。他自奉菲薄，生活清苦。离开老家时，他雇了五名壮仆相随。不料这几人适应不了罗城的生活，又黄又瘦，不久便病死一人，逃走三人。于成龙的儿子在老家，见到逃回的仆人，又寻觅四人，打发到罗城。这几个人仍然不适应，病死三人，剩下的一个昼夜号啕，一如疯魔。不久，这个仆人和原来剩下的那个仆人都弃他而去。百姓日富，感激于成龙实心任事，此时见状，十分不忍，每天早晚到衙门看望于成龙。有人还凑钱送给他，“跪进云：‘知阿爷苦，我百姓每供些少盐米费’。公笑谢曰：‘我一人在此，何须如许物，可持归易甘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众怏怏持去”。几年之后，于成龙的儿子来罗城看望他，百姓闻之，“则大喜奔哗庭中，‘阿爷人来，好带物安家去！’又进金钱如初，公又笑谢曰：‘此去我家六千里，单人携资，适足为累！’挥使去，众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

　　于成龙不仅受到百姓的爱戴，也受到上司的器重。康熙五年，广西秋试，于成龙任外帘官。当时，众帘官皆美服盛饰，带着面貌清秀的随从，而于成龙“布袍数浣，破被如铁，一苍头从”。众帘官互相周旋寒暄，对于成龙则“指目揶揄”。广西巡抚知道于成龙廉洁奉公，政绩卓越，便指着敝衣垢褛的于成龙说：“必罗城令也！”当即委以重任。于成龙处理诸务，果然精审曲当，抚台大喜，“因与极论时事所首及古今成败是非得失之迹。公掀髯抵掌，词气激昂，具有伦要。”第二年，于成龙受到抚台荐举，升任四川合州知州。罗城百姓听到于成龙离去的消息，“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百里，哭而还”。

　　四川迭经丧乱，合州所辖三县，遗民百余户，赋重差繁，百姓生活困苦不堪。于成龙上任之后，先免除官员的随从费用，自己仅畜一羸马，以家仆自随。当时，官场积弊颇多，地方官员以土特产“孝敬”上司，几乎是一项约定俗成的规矩。有一次，郡守下帖，让合州送鱼。于成龙很不以为然，说：“民脂膏竭矣，无怜而问者，顾反乃乐鱼，且安所得鱼乎？”他不但不送鱼，反而书陈合州荒芜困苦状况。郡守自知理亏，不但未怪罪他，反而裁革了十余件对合州不合理的摊派。

　　康熙十七年，于成龙因政绩卓著，迁福建按察使，主管福建司法事务。福建自宋代以来，便是市舶重地，当官发财甚易。于成龙先后任两司长官，已是封疆大吏，他仍然不改初衷，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外番贡舶或有所献，公悉屏斥。或呈样香，一嗅即还之。贡使皆啮指作礼，谓译使云天朝洪福，我侪实未见此清官也。”“随征满汉大臣朝使者，时或来过，径入卧内，或绕署闲行，曲房阿阁，无不历览，几案间惟蛛罗鼠迹，一竹笥贮朝服，二釜备炊爨，文卷书册数十束，此外都无一物。”

　　这时，于成龙不仅以他的廉洁，也以他的政绩卓著蜚声朝野。康熙十九年，于成龙迁直隶巡抚。直隶在皇帝辇毂之下，满汉军民杂处，豪强兼并，地方无赖动辄投允入旗，白日杀人，莫可穷诘。八旗庄头呼噪公堂，有司敢怒而不敢言，只能仰天叹息。俗称京兆难当。于成龙却以他的廉洁、果断、刚正不阿，将直隶治理得井井有条。他“编保甲，严连坐，以清盗源。锄豪强，严隐占，以苏穷困。令下各属奉行惟谨，公仍不时单骑行旅肆中，密切廉访，诸有违抗，立置之法，无所假贷，自是人人惴惴，无敢有干公法令者，而盗以息，民以安。”他还罢免当地州县私加馈遗上官旧习，免除宣化一千八百顷水冲沙压地的钱粮，主持治赈救灾，疏劾贪墨官吏……不久，于成龙的治绩传遍京师。康熙二十年，于成龙依例进京入觐。召对时，康熙皇帝褒奖他“清官第一”，并询问黄州剿抚情状。于成龙十分谦恭，对曰：“臣惟宣布上威德，未有他能。”当年冬天，于成龙被提升为江南、江西总督。

　　这一年，于成龙已六十五岁。他久居高位，但勤于政事、克己奉公，丝毫不减当年。母亲去世后，他先请假回家葬母，然后雇了一辆骡车，与幼子同坐，各袖制钱数十文，沿途住饭店不入公馆，悄无声息地到达江宁任所。于成龙上任后革加派，剔积弊，整饬风化，劝导吏民。在《饬励学政事宜》结尾处，他用朱批写道：“衡文者爱惜人家好文字，尔子孙有文字定为衡文者爱惜，若一味爱钱，只恐子孙纵会做文字，决不出头，更恐神鬼怒恨，生出瞎眼子孙，上长街唱莲花落，要看字也不能够了，莫笑老夫迂谈。”他的细致，认真，用心良苦，由此亦可见一斑。

　　两江是赋税重地，人文渊薮，日常政务繁剧，于成龙处理政务常常通宵达旦。他性好饮酒，但由于政务繁重致使他常常累月不得一醉。他常利用公事之余，微服出访，了解民间疾苦，属吏操行。一些平日鱼肉百姓的地方官遇见白发伟躯者便胆战心惊，以为是于成龙私访，亦不得不有所收敛。

　　于成龙做官从不带家属随任，这时因年事已高，才带小儿子在身边侍奉。他每日粗茶淡饭，江南人给他起外号为“于青菜”，以示亲切、景仰。江南风俗原本好奢侈艳丽，但于成龙如此以身作则致使上行下效、民俗大变，人们摒弃绸缎，以穿布衣为荣，“士大夫家减舆从，毁丹垩，婚嫁不用音乐，豪狡率家远避……政化大变。”　　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卒于官，终年六十八岁。临终前，将军、都统及属吏入视，见于成龙生活清苦，私人财物只有一袭绨袍，几罐盐豉。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传出，百姓罢市聚哭，家家绘像奠祭。康熙皇帝闻知于成龙临终前的状况，十分感慨，赐予和他的操守相符的封号“清端”，以示褒奖。  

立威篇　除恶务尽———廉政术（4）

做领导当不取民一钱

　　张伯行，康熙三十一年入都，补内阁中书，步入仕途。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伯行以居官清正名闻于朝野，老百姓称誉他为“天下第一清官”。

　　是年，张伯行调迁江苏按察使。按惯例，新任官要馈送总督、巡抚币礼，约合银四千两。对此腐败现象，张伯行严加杜绝。他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时扬州有六秀才得罪郡守，抚军为逢迎上官，欲褫六秀才衣巾。张伯行知悉，从爱惜人才出发，为六秀才据理详辩，方使六秀才免遭罹难。他任江苏按察使仅两月，“廉惠之声已深入民隐”。

　　张伯行赴任福建巡抚时，台湾旱灾，他力请捐粮赈济，“全活甚众”。福建田少人多，一岁收入不足一岁之用，市米腾贵。针对这种情况，他每年派官到江、浙等省买米平粜；又多设社仓，积贮粮食，以备凶荒，禁米下洋，以绝粮食外运。“终闽任，民无阻饥之患焉”。张伯行大张纲纪，明察利弊；整饬属员，褒廉纠墨；访得猾吏豪强之为民害者，悉置之法。“一时官吏士民兢兢奉法，教化大行。”

　　康熙中叶，朝野官吏贪贿、舞弊之风渐盛。两江总督噶礼更是虎噬狼贪。张伯行莅任江苏巡抚，即发布檄文，严禁属员馈送。并明确指出：“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既冰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他还虚心延访地方利弊，并要求所属人民，对于一切利弊，“勿吝忠告”。

　　康熙五十年秋，苏省乡试，副主考赵晋与提调马逸姿，内外勾通、大肆舞弊，总督噶礼也受贿于科场。榜发，苏州士子哗然，千余人抬财神入文庙，供奉明伦堂。康熙帝遣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总督噶礼、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共审此案。因事涉噶礼从中受贿索银五十万两，审讯月余不得定案。对此，张伯行异常愤慨。次年正月，不顾身家性命，上章弹劾噶礼的不法行径，力主彻底清察科场案。噶礼密购张伯行疏稿，捏造事实，上章诬陷张伯行。审讯官员因惧怕噶礼权势，皆附意于噶礼，致使案情趋于复杂，真情不得大白。康熙帝无奈，降旨：噶礼和张伯行俱解任，交审事大人一并审明。扬州百姓闻张伯行将解职，皆罢市、撤业，数千人围集公馆，哭声震扬城。苏州等郡，也相继罢市。第二天，扬州士民又扶老携幼至公馆，拿水果蔬菜以献伯行，伯行辞而不受。士民皆泣曰：“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儿心！”不得已，张伯行收下豆腐一块、菜一束。随之，“远近馈饷者不绝”。四月，审讯完毕，张伯行回苏州听候结果。在路途中，扬州士民虑途中不可测，数万人集江岸护送。至苏州，张伯行暂寓枫桥，苏州士民得知伯行至，皆云集枫桥，“纷纷送果蔬不绝于扬城”。案审结果，张伯行应革职治罪，噶礼免议。康熙手批不准，降旨：张伯行留任，噶礼革职。闻此，江苏士民欢声如雷，皆写红幅于门旁曰：“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而福建全省士民，闻张伯行“解组，皆奔号呼吁”。

　　康熙五十二年，张伯行监科场考试，严格纪律，杜绝弊端，“士情大悦”。次年正月，他又奏准，免收商民落地税，使商民免去无穷之累，城镇商业愈加活跃。江苏以前无书院，生徒无所容，他乃选府学中空地建紫阳书院。三月，书院落成，三吴及四方之闻风来学者，日众。“一时士风丕变，咸敛华就实，彬彬乎质有其文焉”。

　　张伯行任官，“操守极清”，从不贪图享受、因公肥己，始终过着简朴而清寒的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臣虽历官巡抚，而服食、起居未脱寒酸故态。”他历官二十余年，从未携带家眷。初到济宁，随行只四人；抚闽，二十余人；抚吴，十三人。而当时一个官职不大的太守赴所任之地，往往随从三百余口，耗费甚大。张伯行官闽时，见衙署中帷幕皆锦绣、器皿悉金银，奇怪地问属吏是怎么回事？属吏对曰：“行户协备，往例如此。”张伯行曰：“行户即百姓，怎能拖累他们呢？况且寒素对我已成习惯，无需如此奢华。”于是令尽撤而去。官吴时，他事先就传檄禁止陈设衙署。无锡县送惠泉至，他以为是普通的水，接受下来了，后来得知此是用民船载送的，即不受。福建巡抚名下有自己支配的俸禄五十名额，江苏巡抚名下有八十名额，皆前任以给家丁者。张伯行到任，不因此肥己。他说：“我家丁无几，又庄农不谙弓马，何可冒靡国饷。”于是，悉另募壮丁补之。他任官期间，日用所需蔬菜米麦、寸丝尺布以至研麦之磨石、拉磨之牛，都从河南家乡运载至官。

　　做上司当不取民一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