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共同基金是什么:官场心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7/06 17:46:20
官场绝学（1-18）
官场绝学（一） 官场绝学（二） 官场绝学（三）
官场绝学（四） 官场绝学（五） 官场绝学（六）
官场绝学（七） 官场绝学（八） 官场绝学（九）
官场绝学（十） 官场绝学（十一） 官场绝学（十二）
官场绝学（十三） 官场绝学（十四） 官场绝学（十五）
官场绝学（十六） 官场绝学（十七） 官场绝学（十八）
中国官场的精华语言
九条“军规”：中国官场的精华语言
1、关系的人，在关键时刻，给你说关键的话。“关键时刻”就是机遇，而“关键的话”却取决你的能力，一方面是你的活动能力，另一方面是你的工作实际成绩，领导毕竟是领导，要让“关键的人”能够有理由，并且是心甘情愿的说“关键的话”。
2、文凭是个宝，机遇不可少。如果你现在连全日制大专生都不是，奉劝你最好别在机关混了。因为现在的用人导向是年轻化、知识化，这是潮流，顺流者昌，逆流者亡，一个人只是沧海一粟，耽误你的一生，无伤大局。
3、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就是要向上级学习，明确领导意图，“讲政治”就是要努力贯彻领导意图，如果你总感觉比领导还牛×，领导不办你办谁？讲学习、讲政治的基础是“讲正气”，领导也是人，难免犯错误，如果你没有一身正气，同流合污了，领导倒霉了，你会比领导更残。
4、不要站错队。不要把这句话片面理解为“以人划线”，这句话的真谛是：要时刻与比自己水平高的人站在一起，自己才能不段提高。总是和比自己水平低的人在一起，难免自负，殊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5、年龄。正科年龄底限是35岁，副处39岁，正处44岁，厅级49岁，部级59岁，如果你在相应年龄段还没有达到规定级别，你最好另谋高就吧。
6、不要认为你能力强，人缘好，官位就一定是你的，民主投票你就一定能够过关。要知道，在仕途上，第一名与倒数第一名有差距，与倒数第二名就没什么差距了。
7、要有文字功底，即便写不了文章，至少也要会看文章。比如：“确保不出现问题”与“避免出现问题”之间存在差异，如果你连这都看不明白，你还在机关混什么啊？
8、要学会等待，等待需要耐心，而耐心需要建立在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基础上。这可不是官话，需要用心体会，否则，你不会有平和的心态和持久的斗志。
9、当官当官，为了吃穿，这话正确。当官当官，只为吃穿，这就大错特错了。不要相信小道消息、人云亦云的事，也不要看小人得志遍猖狂的人生气。共产党讲究秋后算帐，如果自身不干净，出事是肯定，不出事只能是幸运。可人生毕竟不是赌博，更何况用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以及用家人的名誉和眼泪做赌注呢？
官场启示
要时刻牢记，你无法选择领导，但领导却可以选择你。
要学会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要义无反顾地把领导的私事摆在第一位。
要懂得研究领导的兴趣远比研究如何搞好工作重要这一常识。
要尽快明白一个道理：最权威的规章制度不在墙上，而是在领导的口里。
必须坚持：给领导送礼虽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礼是万万不能的。
当领导说过的话没有兑现时，你要比领导还先忘记它。
凡是领导说的笑话，不管好笑不好笑，都要毫无顾忌地大笑特笑爆笑。
领导说错了话，千万别去纠正，要努力寻找领导错话中隐藏的真知灼见。
在你没有准备下岗之前，不要心血来潮指出领导的缺点和不足。
听领导作报告时，座位越靠前越好，掌声越热烈越好。
开民主评议会时，要勇于批评领导不爱惜革命的本钱、工作起来不要命之类的“缺点”。
要经常发些这样的牢骚：在某某领导手下工作，我们都快成工作机器了。
到领导的办公室汇报工作，无论领导多少次叫你坐下说，你都要坚持原则，绝不坐下。
行事要以领导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为最高准则。
在办公室听到个别同事议论领导时，要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分贝越高越好。
与领导一道负责的工作出了问题，要坚决彻底全部地不折不扣地承担责任。
给领导撰写的发言稿切不可追求尽善尽美，要善于给领导留下修改的余地，哪怕是故意写错几个字也行。
受到领导表扬时要喜形于色，表明你很在乎领导的褒奖；遭到领导批评时要痛心疾首，最好是能痛哭流涕，表明你痛恨自己不能让领导满意。
不可书生气十足地去追求什么原则和真理，要知道始终与领导保持高度一致才是硬道理。
要善于把领导的芝麻看成西瓜，对领导交办的事，要坚信汇报越多越好，腿越勤越好，要尽量争取让领导多拍你的肩膀。
平时要博览群书，注意积累，特别是领导夫人的宠物猫易患什么病有何偏方可治之类的知识，遇到了千万不可放过。
有关官场如何当好领导，有人借男女两性来说事
要想当好领导首先要向女人学习：
一是肚子里能容得下小人。
二是能顶得住来自上面的压力。
三是能容忍有人在后面捅。
四是善于应付摩擦。
五是能在摩擦中获得快感。
六是每个月必须开例会。
要当好领导还要象男人的阳具那样：
一是从不外露炫耀政绩。
二是关键时刻能硬得起撑得住。
三是能培育出接班人。
四是善于攻击对方又让其感到愉悦。
五是既能制造摩擦而又使大家同感快乐。
六是胜利后能谦恭地缩小自己。
转吴越论春秋
官场论语
1、政治名言
要让反对你的人理解你，
让理解你的人支持你，
让支持你的人忠于你。
允许有人不喜欢你，
但不能让他恨你；
万一他要恨你，
也要让他怕你。
2、未来社会
方向比努力重要
能力比知识重要
健康比业绩重要
水平比文凭重要
情商比智商重要
交友比结婚重要
幸福比性福重要
周末比平日重要
3、当官记
1、做人要像人，做官不可像官。
2、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做事，按特色定位。
3、警惕官不大特能办事的人，赚钱不多特能花钱的人，不太熟悉特能套近乎的人。
4、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也就谁也不得罪了。
5、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最滑，爬起来站稳都难。
6、沉默是种态度，拖延也是种方法。
7、不怕群众骂你，就怕群众不找你。
8、可以得罪忙人，但不能得罪闲人。
9、小胜靠智，大胜靠德。
10、人不能把钱带进坟墓，但钱却可以把人带进坟墓。
官场传统的心传
吴思
我读过几本清朝人写的笔记，恰好知道一些百年前福建官场的情况。今年1月中旬，我在《南方周末》（2000年1月14日）上读到两篇描写当代福建官场的文章，题目是《贫困县的“红包书记”》和《另一起“红包丑闻”》。古今对比，迢迢暗递的传统浮现眼前。
报上说，“红包书记”丁仰宁在福建省政和县当政两年，收受红包一百多万元。当地向领导干部送红包已经形成风气，层层都在送，层层都在收。另一篇谈到福建宁德地区官场的文章也说，红包的大小与官员的级别成正比，红包是权力运作的润滑剂，个人、单位、党政机关全都大送红包。
在红包的大小、作用和普及程度方面，今日福建官场与清朝官场没有明显区别，但在名称和递送技巧方面，区别却很显著，让人感觉到传统断裂的痕迹。红包书记亲自介绍了几种送红包的花样，他使用的语言很贫乏，翻来覆去就是“红包”、“送礼”这两个词，而他列举的那些花样，还有另外一篇文章以同样贫乏的语言提到的花样，在清朝官场都有很确切的名字。
红包书记说的逢年过节送红包，还有利用生日送礼，在清朝的术语叫“三节两寿”。这个词通行全国。“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自己和官员夫人的生日。现在领导干部出差收授的红包，在清朝叫“程仪。”请官吏办事送的红包，在清朝叫“使费”。请中央各部批准什么东西，递上去的红包叫“部费。”还有几十种名目，譬如告别送别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或瓜敬，向领导的秘书跟班送门敬或跟敬，等等。我不熟悉情况，对应不好，就不一一列举了。以三节两寿为首的所有这些花样，明清时统称为“官场陋规”，现在则宽泛且模糊地称为“不正之风”，全然不顾其规则性的作用。在明朝和清朝，这些术语是延续使用的。经过五六百年的积累和充实，词汇像官场规矩一样变得丰富细腻，体现了官场“潜文化”积淀的丰厚。
我在这里杜撰了一个“潜文化”的词，目的是与官场上正式的“红头文件”划清界限。“潜文化”的东西是很少形诸文字的，积累和发展的道路自然不那么顺畅，红头文件则不然。历代的行政法规按中央六部的分类归为“六典”，清朝的阎镇珩仅仅梳理了一遍就花了十三年，写了部《六典通考》，竟用了二百卷的篇幅。这些红头文件大体都说得很漂亮，勤政爱民云云，规定也越来越具体细致。假如当真行得通，我们的文明肯定有资格征服世界——无须花那些冤枉钱搞大选、维持议会和最高法院，统治集团就像人民的父母一样慈爱，像圣贤一样英明。奈何这些漂亮东西不太中用，倒是那些只做不说的“潜文化”生命力极强，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劲头。打算学习研究这种东西的人，最好潜入官场生活之中，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如果想研究前朝，就要扎到小说笔记和原始档案之中翻检搜寻。
谈到小说，我想起了高阳先生在《胡雪岩》一书中写到的行贿办法。清朝官员到北京行贿，先要按规矩到琉璃厂的字画古董店问路。讲明想送某大官多少两银子之后，字画店老板就会很内行地告诉他，应该送一张某画家的画。收下银子后，字画店的老板会到那位大官的家里，用这笔银子买下那位官员收藏的这位画家的画，再将这张画交给行贿者。行贿者只要捧着这张很雅致的毫无铜臭的礼物登门拜访，完壁归赵，行贿就高雅地完成了。这里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字画价格的模糊性提供了安全性。字画店的老板也非常可靠，他只按规矩收一笔手续费。我想，这些门道和规矩，都凝结着我们祖先千百年的智慧和知识，相形之下，现在的官员真是太俗太蠢太无知了。红包书记说现在的人送礼，经常在香烟、酒盒、果箱里藏钱，还送一些空调和微波炉之类的夯货。这再次表明了潜文化传统的断裂，似乎一切都要从头摸索。从好的方面说，技巧的笨拙表明行贿发生的次数不多或时间不长。从坏的方面说，又表明这种现象的生存环境更好，官员的脸皮更厚，无须精巧打扮。即使将来打击得紧了，官员的脸皮薄了，其发展潜力仍不可限量。未来的监察官员们，你们任重而道远。
红包书记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恰好我也是那一年的高中毕业生。作为同龄人，我深知他所受的教育是多么干净。所有染上“封资修”色彩的读物一概查禁，即使在大规模的批孔运动中也读不到孔夫子的原著。领导们怕我们抵抗力不强，中了孔老二的毒。毛泽东主席想把我们培养为一代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我们整天读到的都是雷锋式的思想和行为。我估计，这一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清洗和建设，在切断传统的意义上比焚书坑儒彻底得多。颇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典籍尚且读不到，更何况关于官场潜规则的腐朽知识。这些年“沉渣泛起”，继承传统受到了鼓励，但我又不敢指望现在的官吏有那份能力或耐心去翻检古籍了。
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如今的官员和整个官场根本就用不着翻检什么古籍，他们无师自通，与明清官场患上了一模一样的病症，就连“三节”也和明清一样选在春节、端午和中秋，绕开了官定地位远高于端午的元旦、五一和国庆节。这真是莫名其妙，妙不可言。持续数十年的决裂传统和培育新人的凶狠努力，居然只造就了一点行贿名称和技巧上的差距。从发展速度判断，弥补这点差距，赶上并超过明清官场的水平，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实现，我对这一点要比“超英赶美”乐观得多。
根据毛泽东《实践论》的观点，我们知道，人的认识，包括行贿的名目和知识，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中国的基本政治现实是：政府的专制传统很少改变，人民无权也无力监督和更换统治者。五十年来，这个传统不但没有削弱，在许多方面还加强了。
以《另一起“红包丑闻”》中提到的事实为证：“林（福建省福鼎市点头镇原党委书记林亚宁）透露，红包主要送给上级领导和省、地、市有关部门。给上级领导送红包是为了联络感情，给上级有关部门送是为了争取资金、项目。”
这里提到了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联络感情，说明白点就是为了升官，这与明清官场是一样的。如今官员的升迁仍然取决于与上级的关系，层层递升上去，每一层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争当“接班人”的技巧，而整个过程中都像明清一样没有老百姓插手的份。第二个目的是争取资金项目。在传统上这本来是民间的事情，现在也收归政府了。难道政府官员那么愿意辛辛苦苦给国有企业争资金上项目吗？真正重要的是，这些钱到手后不用操心去还。所谓“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民”，一路吃下来，官员们的肚子就肥胖饱满了。如此成熟完善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债务软约束体系，如此巧妙地避开了直接反抗的吞噬民间财产的体系，属于当代国人的新创造，明清时代只存在一点不值一提的苗头。这就是我说专制传统在“许多方面还加强了”的意思。
与上级领导和部门联络感情的利益如此巨大，送红包便势在必行了。有了这种根基，没有名词可以发明名词，没有经验可以摸索经验，没有传统可以创造传统，断裂个二三十年乃至百八十年，无非是一次冬眠。所谓“野火烧不尽”，就是因为烧掉的只是表面的几个名词，地表下的草根还活得好好的，沃土也没有变成沙漠：人心还是那颗“食色性也”的心，社会还是那个“莫非王臣”的社会。一旦春风吹拂，不绿满中华才叫见鬼。如此比喻并没有贬低“潜知识”传统的意思。这就好比摸着石头过河，河一定要过，此乃升官发财的必由之路。如果祖先告诉我们石头在哪里，就可以少淹死几个人，少弄湿几次鞋。如果祖先的知识没有传下来，就难免付出血的代价，前赴后继地摸索和积累。
其实，现代人如果肯下功夫，关于官场运作实况的潜规则的知识还是可以找到的，明清野史中甚至还有如何走私，如何收买“海关”和“水师”（海军），如何处理不同走私团伙的利益冲突的知识。走私者和受贿者学习好了，可以少犯“远华”案中的错误。监察者学习好了，可以更有效地扬汤止沸。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操心的领导人学习好了，更可以来个釜底抽薪，彻底改良土壤，免蹈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覆辙。我相信走私者是愿意学习的，这对他们有利。但是监察者为什么一定要学呢？许多人自己可以终老于高位，他们的后代可以拿一张绿卡，他们真有必要在乎这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吗？他们不在乎老百姓又有什么好办法呢？整个民族的命运悬在个别几个人的良心上，乃是我们的悠久传统，十几次兜圈子的历史经验表明，老百姓对此并没有什么好办法。
说官话的利害计算
吴思
说官话，还是不说官话，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选择问题。我看过清朝人笔下的几个对话场面，都出现了不说官话的抉择，其中还有一场迫使说官话者改口的情景。细品当事人的应对和选择，颇有一番能够以利害计算出来的道理。
1853 年9月4日，小刀会在上海造反，擒获上海道吴健彰，与上海一湾之隔的宁波顿时紧张起来。小刀会本是洪门天地会的一支，活跃于宁波上海一带，宁波人和上海人与广东帮和福建帮并列为小刀会三大帮之一。如今上海的吴道台被小刀会擒了，生死难测，宁波知府心里该如何想？
宁波知府段光清感觉到了治下的造反骚动，他立即组建民间联防体系，安排联防队巡夜。具体办法是：各户轮流出成年男子值班，每五天一轮。巡夜也不完全白巡，段光清劝谕商人捐献粮食，给巡夜的联防队员们熬粥当夜宵。当然，事出紧急，这些措施只能算临时性的土政策，合法手续多少是有一点问题的。
在落实土政策的过程中，一个地保找段光清告状，说城西有个开小铺的营兵，派不动，就是不肯去巡夜。营兵是清朝正规军绿营的兵，在八旗腐烂透顶的情况下，绿营已经成为主力部队，并不归地方行政系统管辖，地保派不动营兵并不足怪。不过左邻右舍要是攀比起来，追问这个开小铺的凭什么白白让大家保卫他，公平何在，确实也够让地保为难的。
这时段光清出面了。他来到营兵家，问他为什么不去。下边是段光清记录的二人对话（注）。
营兵跪对余曰：“营兵每夜要跟本官巡夜，不能再派巡丁。”
余笑曰：“尔不必对我说官话。若营中果每夜出巡，何需百姓巡夜？今我劝百姓巡夜，原欲其互相保卫耳，百姓不言苦，营兵反畏劳乎？
“且尔既吃粮当兵，日中则当操练，夜则缉贼，是尔营兵事也。何以来城西开店？我带尔去见营官，问尔真是营兵否？”
营兵无语，惟叩头承允出丁巡夜。
这可真有意思。一个当兵的坚持要说官话，一个大官却威胁他，不许他说官话，这“官话”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这里，官话表述的是一套有关军队的性质任务之类的正统说法，据说这支军队的士兵每日白天操练，夜晚随军官巡逻，辛苦得很。一旦进入这套说法，就进了一套地方官插不上手的规则体系，人家生命的每一时刻都按照规定为国为民奉献出来了，当然没时间参加民间巡夜。这套官话冠冕堂皇，地保大概就是被这套话噎住了。
段知府拒绝进入这套系统，他说了另外一套话。准确点说，段知府拒绝了“北京话”，代之以“宁波话”。宁波话表述了土政策，一旦进入这套规矩，营兵就不能不参加巡夜，否则就不公道。试问：平民百姓凭什么干那些本该由军人干的事？那些职业军人每个月拿四两银子的饷，折合一天二三十斤大米，而平民熬夜巡逻，才给一碗粥喝。拿二三十斤大米的职业军人躺在家里睡觉，喝一碗粥的平民倒要去保卫他——那套“北京话”维护的现实未免也太他妈的了。
总之，话语之争，其实是规则体系的选择之争。而规则之争，说到底又是利益之争。
我们继续拆解这个故事，看看决定胜负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继续拆解之前，我想先嘲笑那位营兵两句。这位老兄可真够傻的，还算职业军人呢，难怪清朝绿营那么不中用。孙子兵法云：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孙子兵法又云：多算胜，少算不胜。难道这样的仗也可以打么？对那位营兵来说，输赢无非是熬几十天夜的问题，而对段知府，输赢却关系到联防体系的建立和稳定，关系到维护这种稳定所必需的权威，而这些又关系到段知府的前程甚至身家性命。且不说双方的地位如何悬殊，单算战斗意志，算奋战到底的决心，营兵已经算不赢了。
我猜，营兵从一开始就没有算过，别看他是开小铺的，眼光只够看一步棋。他以为地保根本就请不动知府，只要把地保噎回去就算胜利了。没想到地保也是奉领导指示行事，巴不得把困难推给领导，知府也不得不出来为地保撑腰。此时，骄兵恐怕就要阵脚大乱。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早已想过了，并且准备顽抗到底。老子又不是你的子民，你管得着么？老子不巡夜犯哪家的法啦？
不参加巡夜地方官也管不了，这是营兵一步到位的如意算盘。段知府却比营兵算得深远，他一下子算出了三步棋，并且把这三步棋摆给营兵看。
段知府说，你按我的规则玩，虽然难免熬夜，对你也是有利的，保护大家的安全自然要大家出力。这是第一步的利害计算。
如果你非要碍我的事，非要按你的规则玩，一毛不拔，我只好陪你玩到底。你以为按你的规则玩我就赢不了你么？用不用我带你去找你们领导去？我不仅要让你的如意算盘落空，还要让你损失惨重，鸡飞蛋打，连老本都赔进去。这是第二步的利害威胁。
如果真走出了第二步，真闹到官场上去，发生条条块块之间的利益之争，知府真能在那些骄兵悍将手中占到便宜吗？万一绿营的军官害怕为小兵的过失承担责任，要为他做主，联手抵抗知府呢？这就是知府要考虑的第三步棋。段知府考虑到了，而且亮出了招数。
段知府说，在和你们领导下棋的时候，我会问他一句，你这个城西开小铺的是不是真营兵？这是一个暗示出顺杆爬对策的提问，其潜台词是：你们军队系统的领导无须为管理不严承担责任，我也无意追究这种责任。你可以说这营兵是冒牌的，可以把责任完全推到这个小瘪三身上。试想，军官们要害一个小兵有什么难的？又不是自己的儿子，砍下他那颗给领导惹麻烦的脑袋还可以吃空额呢，每月四两银子。
按说，算到这第三步已经可以分胜负了，营兵惨败，知府完胜。不过，万一军队的大老粗们在政治上不够成熟，或者，万一那开小铺的就是某军官的儿子，军官们不肯以顺杆爬的方式了断此事，我们可以发现，知府的那番话里还埋伏了第四步棋。假如军官们真要与知府叫劲，那么，宁波驻军就可能在整体上受到追究，因为他们没有承担起自己的守土职责，需要宁波百姓替他们巡夜。在这方面军官们必定心虚。这种心虚，也保证了不会有任何军官与段知府叫劲，除非他们在整体上傻到了根本就不配当官的程度。
段知府的威胁是可信的。他若不肯对付这点麻烦，治一治不听使唤的人，地保就有理由不好好干活，宁波就可能沦陷，知府的损失就太大了。承受一点小麻烦，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并不是段知府的肚量小。况且，连一个小兵都治不了，知府的面子又往哪里摆？小民的面子都值钱，知府面子的价值就更不要说了。
总之，段知府算路深远，且步步都是胜算，步步都是“打将”式的命令手——不想输棋，就要在段知府指定的位置落子。只要对局者不是疯子，知道趋利避害，知道丢卒保车，乖乖就范便是惟一的选择。实际上，进入何种规则体系的决定因素，正是对不同规则背后的利害得失的计算。计算并比较不同规则体系带来的成本风险和收益，便是过招的实质。而展示影响这种成本和收益的能力，便是段知府采用的威慑策略。
我们的营兵虽然棋艺不高，人还是勇敢的，毕竟他没有被大官吓懵。在整个故事中，营兵只说过两句话，第一句表明他坚持原来的立场，要按照官话表述的规则玩。第二句表示认输，按照段知府指定的规则玩。这两句话都是合理的，都是合乎他本人利益的最佳选择。第一句话，是只能看到一步棋的棋手的最佳选择，第二句话，是看明白了三步棋的棋手的最佳选择。既然双方都在知府制订的规则中得到了自己的最佳选择，说通了“宁波话”，放弃了北京话，这局棋也就玩妥帖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段知府不过寥寥几句话，为了分析清楚这几句话背后的利害关系，讲明白不同选择的不同后果，解释一遍放弃官话及其所代表的正式规则的决策过程，我居然罗嗦了这么长时间。我应该闭嘴了。可是，史学特别不喜欢孤证，为了向史学的模范靠拢，我不得不继续罗嗦下去，再抄两段话，然后再解释几句。
刘鹗（1857-1909）也是当过知府的人，他在《老残游记》第四回讲了一个尼姑庙变妓院的故事，也牵涉到官话问题，原文如下。
老师父说：“我们庙里的规矩可与窑子里不同。窑子里妓女到了十五六岁，就要逼令他改装，以后好做生意。庙里留客本是件犯私的事，只因祖上传下来：年轻的人，都要搽粉抹胭脂应酬客人，其中便有难于严禁之处，恐怕伤犯客人面子。前几十年还是暗的，渐渐的近来，就有点大明大白的了。然而也还是个半暗的事。您只可同华云（引者注：庙里的一位漂亮尼姑）商量着办，倘若自己愿意，我们断不过问的。
“但是有一件不能不说，在先也是本庙里传下来的规矩，因为这比丘尼本应该是童贞女的事，不应该沾染红尘；在别的庙里犯了这事，就应逐出庙去，不再收留，惟我们这庙不能打这个官话欺人。可是也有一点分别：若是童女呢，一切衣服用度，均是庙里供给，别人的衣服，童女也可以穿，别人的物件，童女也可以用。若一染尘事，他就算犯规的人了，一切衣服等项，俱得自己出钱制买，并且每月还须津贴庙里的用项。若是有修造房屋等事，也须摊在他们几个染尘人的身上。因为庙里本没有香火田，又没有缘簿，但凡人家写缘簿的，自然都写在那清修的庙里去，谁肯写在这半清不浑的庙里呢？您还不知道吗？况且初次染尘，必须大大的写笔功德钱，这钱谁也不能得，收在公账上应用。”
这里的老师父主动声明不讲官话，因为官话代表了正式规则，而正式规则是不能给当事的双方提供利益的，私下说明的潜规则却能在交易中为双方创造福利。
这里的“官话”与上一个故事稍有不同。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官话”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明末的《二刻拍案惊奇》，其涵义近似如今的“普通话”。以“官话”比喻官方的正式规则，这种用法初见于段光清写的《镜湖自撰年谱》。到清末《老残游记》的写作时代（1903年——1906年），这种比喻又扩展出泛指各种正式规则的意思，宗教界的正式规则也收在其中了。不过这么说有点冒失：明清的宗教界也在官府的严格管理之下，宗教界的领导也有官授的品级，也用官授的大印，如同我们熟悉的处级道士、局级和尚一样。即使当群众级的和尚道士，也需要向官府报批备案，官府收了钱，发了度牒，和尚道士才算当上了。这样说来，宗教界的正式规则早已染上官场规则的色彩，并不是后来扩展进去的。
还有一点提请读者注意：老师父的实话透彻地分析了正式规则向潜规则转化的成本和收益。如此一转，庙就成了半清不浑的庙，虔诚的信徒不愿意在此施舍了，正式规则所能提供的收益自然减少。这就是损失。为了补偿损失，想在潜规则中获益的人就要大大地写一笔功德钱。倘若这笔钱给得少，不足以补偿转入潜规则的损失，谁肯放弃正式规则和官话呢？如果给得不少，那么，在这种转变中，当事双方都是受益者，承受损失的是宗教界的清誉。当然这是整体利益的事，也是官府的事，本庙和本人先赚了才是要紧。
以上两个故事都是不讲官话的，也有坚持讲官话的故事。譬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回，讲到一个在河道上把关收税的小官，揪住四川学政（主管教育的副省长）贩卖良家女子的把柄不放，咬定了官话，无论怎么求情行贿都不改口的故事。这位小官倒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学政过去害过他，他想报一箭之仇，所谓“官报私仇”。在那个故事里，小官坚持说官话，同样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规则体系，难得的是，他在得逞之时也解救了七十余位姑娘。自然也有反过来的可能：如果他的脾气不那么大，收一笔银子就改了口，他和学政就可以在潜规则中双赢，倒霉的则是那七十余位姑娘。
官话通常比较好听，因为它所代表的正式规范考虑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太敢玩水。问题在于，水并不总能以长江洪流的形态出现，那是非常时期造反大军的形态。当水被装在缸里，盛在桶里，倒在碗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载舟覆舟的力量。这时候，官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当真去做便是自找亏吃，而多数人是不会自找亏吃的。于是，官话就有了糊弄人的意思，就成了一个贬义词，说官话者的形象难免受损。可是官场风波险恶，说官话不会让人抓住把柄，形象受损也要说下去。
注：段光清（1798——1878年），安徽宿松人，官至浙江按察使，著有《镜湖自撰年谱》，本文讲述的故事来自该书咸丰三年的记载。
当贪官的理由
吴思
《明史》上记载了皇帝和监察官员之间的一个你攻我守的故事。
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检刚刚当皇帝。当时他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朱由检经常召见群臣讨论国事，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这是宋朝传下来的一句名言，国民党垮台前也被提起过。据说，如此就可以保证天下太平。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对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给皇上写了份上疏，问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太爷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
户科给事中是个很小的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股级或副科级。但是位置很显要，类似总统办公室里专门盯着财政部挑毛病的秘书，下边很有一些巴结的人。韩一良所说的“书帕”，大概类似现在中央机关的人出差回京，写了考察纪行之类的东西自费出版，下边的人巴结的印刷费。那500两银子，按照如今国际市场上贵金属的常规价格，大概相当于43000多元人民币。如果按银子在当时对粮食的购买力估算，大概有现在的20万元人民币（1）。那时的正县级干部，每月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00多块钱人民币，4万或20万都要算惊人的大数目。
崇祯读了韩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罢，崇祯拿着韩一良的上疏给阁臣们看，说：“一良忠诚鲠直，可以当佥都御史”。佥都御使大致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助理，低于副部级，高于正司局级。韩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这时，吏部尚书（类似中组部部长）王永光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人来，究竟谁做得过分，谁送他银子。韩一良哼哼卿卿的，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让他密奏。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刺了王永光几句。
崇祯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年轻的皇上手持韩一良的上疏来回念，声音朗朗。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崇祯又追问韩一良：五百两银子是谁送你的？韩一良固守防线，就是不肯点名。崇祯坚持要他回答，他就扯旧事。崇祯让韩一良点出人名，本来是想如他所请的那样严加惩处，而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兴，拉着脸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监察部部长）的乌纱帽难道可以轻授吗？崇祯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撤了他的职。（参见《明史》卷二百五十八，毛羽健列传附韩一良）
韩一良宁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程，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他背后必定有强大的支撑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难道只是怕得罪人？给事中就好像现在的检察官，检举起诉和得罪人乃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获得声望的源泉。怕得罪人这种解释的力度不够。
细读韩一良的上疏，我们会发现一个矛盾。韩一良通篇都在证明爱钱有理，证明官员们不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韩一良说得对，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确实不够花。而他开出药方，却是严惩谋求俸禄外收入者。这恐怕就不那么对症下药。
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1780元。（2）正司局级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韩一良这位股级或副科级干部，每年的名义工资是66石大米，折合人民币月薪1350元。（参见《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
我反复强调“名义工资”这个词，是因为官员们实际从朝廷领到的工资并没有这么多。那时候发的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苏木，还有银子和钞票。不管领什么，一切都要折成大米。于是这个折算率就成了大问题。《典故纪闻》第十五卷曾经详细描述成化十六年（1481年）户部（财政部）是如何将布折成大米的。朝廷硬把市价三四钱银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市场上值多少钱？至少值20两银子！假如按照这种折算率，完全以布匹当工资，县太爷每年只能领三匹粗布，在市场上只能换一两银子，买不下二石（将近200公斤）大米。这就是说，朝廷几十倍上百倍地克扣了官员的工资。至于明朝那贬值数百倍、强迫官员接受的纸币，就更不用提了。
总之，明朝的县太爷每个月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际价值不过1130元人民币。（3）
请设身处地替县太爷们想一想。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个，多的十来个。那时候也没有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双职工，平均起来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这位县太爷每个月1130块钱的工资，人均170多块钱的生活费，这位县太爷的日子并不比如今的下岗工人宽裕多少。更准确地说，这位县太爷与如今最贫穷的农民阶级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年，1997年，中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2090多元。
还有一点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没有社会福利。公费医疗不必说了，在成化十五年（1480年）之前，竟连退休金也不给。成化十五年户部尚书杨鼎退休，皇帝特地加恩，每个月仍给米二石。这二石大米，价值不过500元人民币，就算是开了大臣退休给米的先例。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退休金才给500元，其他人可想而知。（参见《典故纪闻》第十五卷）
如果看看当时著名清官的生活和家庭财产，可能会对明朝官员的实际收入产生更悲观的估计。
海瑞是一个肯定不贪污不受贿，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惠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参见《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列传）
海瑞最后当到了吏部侍郎，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监察部的部长助理王用汲去看，只见布衣陋室，葛帷（用葛藤的皮织的布，比麻布差）还是破的，感动得直流眼泪，便凑钱为他下葬。当时有一个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句可以作为海瑞真穷的旁证：“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这就是辛勤节俭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员应得的下场么？
海瑞是明朝晚期嘉靖和万历年间的清官。比他再早一百年，在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间，有个叫纮的清官。纮为人刚毅，勇于除害，从来不为自己顾虑什么。士大夫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称其为伟人。正因为他清廉，坚持原则，分外之物一文不取，便闹得妻子儿女“菜羹麦饭常不饱”，家里人跟着他饿肚子。
成化十三年，纮巡抚山西，发现镇国将军奇涧有问题，便向皇帝揭发检举。奇涧的父亲庆成王为儿子上奏辩护，同时诬陷纮。皇帝当然更重视亲王的意见，就将纮逮捕，下狱审查。结果什么罪也没审出来。宦官尚亨奉命去抄家，抄出来的只有几件破衣裳。宦官报告了皇帝，皇帝叹道：他竟然能穷到这种地步？于是下令放人。（参见《明史》列传六十六）
这二位清官的家境，大概足以证明正式工资不够花了。
请留意，比起普通官员来，清官们还少了一项大开销：他们不行贿送礼，不巴结上司，不拉关系走后门。韩一良说的那数千两银子的费用——打点上司、招待往来的客人、晋级考核和上京朝觐等，就算是2000两银子，即20万至80万人民币的花销，大都可以免掉了。譬如海瑞上京朝觐，不过用了48两银子。由于他们真穷，真没有什么把柄，也真敢翻脸不认人地揭发检举，而且名声又大，免掉也就免掉了，一般人也不冒险敲诈他们。但是腰杆子没那么硬的小官，不仅会被敲诈，还会被勒索——当真用绳子勒起来索。为了证明这类开支是刚性的，决非可有可无，我再讲一个故事。
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的时候，总督胡宗惠的公子路过淳安，驿吏招待是不够意思。驿吏相当于现在的县招待所所长兼邮电局局长，而总督是省部级的大干部。我猜想，这也不能怪驿吏不识抬举，肯定是被海瑞逼的。海瑞到了淳安，锐意改革，整顿干部作风，禁止乱收费，把下边的小官收拾得战战兢兢，想好好招待也未必拿得出像样的东西来。胡公子受到冷落便生了气，叫人把驿吏捆了，头朝下吊了起来——这就是节省开支的下场。
海瑞接到报告，说：过去胡总督有过指示，要求自己的人外出不许铺张招待。今天这位胡公子行李如此多，必定是假冒的。于是将胡公子扣押，从他的行囊里搜出了数千两银子，一并没收入库。这数千两银子，也像前边一样算作2000两吧，根据贵金属价格和购买力平价的不同算法，其价值在20万至80万人民币之间。公子出行一趟，收入如此之多，想必胃口大开，期望值也被培养得很坚挺，到了穷馊馊的淳安，诸事都不顺心，理所当然要发发脾气。不幸的是，他碰上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海青天。海瑞扣押了胡公子，没收了他的银子，再派人报告胡总督，说有人冒充他的公子，请示如何发落。弄得胡宗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过，此事供说笑则可，供效法则不可。试想，天下有几个海瑞，如果不是海瑞在后边豁出命顶着，那位驿吏会有怎样的下场？痛定思痛，他又该如何总结经验教训?
驿吏属于胥吏阶层，比入流的有品级的正式“干部”低，相当于“干部职工”中的职工。这些人更穷一些，平均工资大约只有干部的十分之一，大概每个月一石米，价值不过250元人民币。但在人数上，职工自然比干部多得多。
比胥吏的级别更低，人数更多的，是胥吏领导下的衙役。这是一些不能“转正”的勤杂人员。譬如钟鼓夫，譬如三班衙役。明朝的地方政府使用勤杂人员，最初都靠征发当地老百姓无偿服役。既然是无偿服役，衙役就不算政府的工作人员，政府也不发工资，只给一点伙食补贴，叫做工食银。这些钱，用清朝人传维麟的话说， “每日不过三二分，仅供夫妇一餐之用”。他问道：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饿得慌，这数十万人肯空着肚子瘦骨伶仃地站在公堂之侧，为国家效劳么？（参见《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四）
无论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个等式；一生总收入等于一生总开支。节余的是遗产，亏损的为债务。官员们要努力把这个等式做平，最好还要做出节余来恩泽子孙。而明朝规定的工资注定了他们很难做平。韩一良说了，工资就那么一点。我们也算了，县大爷的月薪是1130元人民币，这样一年也不足l.4万，十年不吃不喝也攒不够14万。而孝敬上司、送往迎来、拉关系和考满朝觐这三项，就要花费20万至80万。韩一良没有说这笔巨款是几年的开销。孝敬上司和送往迎来是年年不断的，外地官员上京朝觐是三年一次，考满则需要九年的时间。即使按照最有利于开销者的标准估计，九年花20万，这个大窟窿需要县太爷全家十四五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填平。我还没有计算养老和防病所必须的积蓄。
相差如此悬殊的人生不等式，怎能做得平？勉强去做，当然不能保证相对体面的生活，不能让老婆孩子不数叨，不能留下像样的遗产，弄不好还有头朝下被领导吊起来的危险。另外，在开支方面还有一个比较的问题。人总会留意自己的相对地位的，都有“不比别人差”的好胜心。而县太爷每年的那些收入，并不比自耕农强出多少。手握重权的社会精英们，能心甘情愿地与自耕农比肩么？
考虑到上述的收支平衡问题，崇祯向韩一良追问500两银子的来历，便显得很不通情理。这位在深宫里长大的皇上毕竟年轻。在逻辑上，他首先要做的不是处罚送银子的官员，而是计算整个生命周期的账目，把显然做不平的预算摆平，然后再号召文官不爱钱。当然，明末财政危机，官吏的人数又多到了养活不起的地步，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资，纯粹是痴人说梦。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并不能因此说，造成官员收支的巨大缺口是合理的政策。这种政策就好比牧人养狗，每天只给硕大的牧养犬喝两碗稀粥。用这种不给吃饱饭的办法养狗，早晚要把牧羊犬养成野狗，养成披着狗皮的狼。
现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撑韩一良对抗皇上的力量了。这是现实和理性的力量。整个官吏集团已经把俸禄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预算，列入了十年八年甚至整个生命周期的预算，没有俸禄外收入的生活和晋升是不可想象的。韩一良没有力量与现实的规矩对抗，他也没有打算对抗，并不情愿当这样的清官。作为最高层的监察官员，韩一良公开向皇上说明，朝廷的正式规矩是无法遵行的。他也把灰色收入视为理所当然，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明确信号：在皇上身边的心腹眼中，俸禄外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数量收受财物，已经成为未必明说但又真正管用的潜规则。这就意味着清官从上到下全面消失。与此同时，正式的俸禄制度则成了名存实亡的制度。这套正式制度也确实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它就像善于将老百姓逼上梁山一样善于逼官为盗。
总之，从经济方面考虑，清官是很难当的。那时的正式制度惩罚清官，淘汰清官。硬要当清官的人，在经济上必定是一个失败者。当然，这里算的都是经济账，没有重视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得如此夺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视。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注：
（1）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价格波幅很宽，低可以到每盎司5美元，高可以到每盎司50美元。这里以每盎司8美元计算。1盎司为28克多一点。明朝的1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7克多一点。银子的购买力，在明朝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波动很大，有1两银子买7石大米的时候，也有1石大米卖1两6钱银子的时候。崇祯年间的米价普遍较高。整个明代平均起来，每石粳米似乎在0.7两上下。
（2）明朝的1石，大约相当于现在1.073石，即107公升。我不知道俸禄米一般是稻谷还是加工好的大米，不知道是粳米还是糙米，还不清楚应该用现在大米的收购价、批发价还是零售价。京官领到的俸禄经常是加工好的大米，当时叫做白粮。根据加工好的白米每石l60斤，明朝的1斤为590克的说法，l石白米为94.4公斤。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北京每公斤粳米的零售价在2.6元人民币左右。本文的计算就是根据这些一概从优的假设。
（3）实际上，当时每月只发给1石大米，每年发12石，这叫本色。上上下下都是这么点。其余部分要折银、折钞、折布发放，这叫折色。按照常规，这位正七品的县太爷每年实际领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360贯钞。（参见万历《明会典》卷三十九）这360贯钞，名义上顶了36石大米（10贯钞折俸1石），但是较起真来，由于钞法不行，货币严重贬值，这笔钱在市场上未必能买到4石大米。这样计算起来，明朝知县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130元人民币。按照明朝的规矩，官越大，折色所占的比重越大，吃亏越多
[官场心经]机关工作必修手册
机关工作必修手册
1.时刻牢记官本位
机关就是官场，没有什么经济效益指标要考察，多劳也不多得，干和不干都一样，级别高待遇就高，因此进入机关工作的年轻人首要目标就是要认清什么叫官本位，这是你今后一切工作的方向，不论你采用何种手段、何种方法，只要你官比别人快，你就成功了一大半，这可是2000多年的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升了官，你在群众面前就是爷，否则的话迟早要变成孙子。所以千万不要被什么先进工作者，什么优秀党员等杂七杂八的荣誉称号而迷失方向，也不要为领导的几句表扬的话而沾沾自喜，升官才是机关工作人员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志，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一切事情中的重中之重。如果你不善于投机取巧、溜须拍马，只会傻干，又有点本事的话千万不要进机关，现如今在机关工作得最开心的人，有两种人最多，一种善于专营升官发财的人，另一种是能力平庸到哪都没人要的人。
2.权力就是一切
升官的目的是为了发财，发财的途径只有通过手中的权力，中国的国家机关的名义工资并不是很高，但是官员们的消费水平之高可是有目共睹，为什么？手中有了权，权可以换钱，有了钱可以换更大的权，这样的机关干部就是进入了良性循环，所以中国的官员很喜欢抓权，各个部委之间，各个司局之间，各个处室之间，对有好处有油水的权利是你争我夺，都想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对于没有好处的事情可以不闻不问，中国是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机关干部官员多，腐败也多，有许多事情本来可以放开不管，让大家自己做，偏偏要设立一个部门来管。需要人管理的事情，可能没有人管，或虽然设立了部门，可是又管不好。所以各位年轻人进了机关后，千万要想办法占个有权的岗位，否则即使提了级别也是个空衔，不是个肥缺。100多年前一些富人花大把的银子捐个四品、五品的官，但如果没有个肥缺让你干的话，那扔出去的银子也是很难找回来的。这就是做官的道理，古今相通啊。
3.一切以人为本
这里不是在做NOKIA的广告，而是说在机关工作，关系、印象非常重要，一切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机关不是科研所，你有没有成果没有关系，机关不是公司，你能不能创造效益也无所谓，业务水平高不高，也没有人关心，最关键的是人际关系，工作没做好可以补救，与领导的关系没搞好，那可不得了，其实群众怎么敢和领导对着干呢？最多也就是在领导的心目中印象不太好罢了。此外还有各方面的关系，总之，一切以人为中心，多照顾关系，少讲点原则，通过手中的权利去广结善缘，绝对不可按规定办事，你要知道各项法规是对待陌生人的。话说得白点，你要是严格照章办事，只会得罪人，多个敌人多堵墙，谁也不会说你的好，你觉得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可是谁能代表国家和人民啊？到头来，40好几的人还是大头兵一个，你去找谁说理啊。
4.工作是为领导做的
拿了国家的俸禄，自然要为国家做事情，错了，事实上完全相反，只有领导认为你工作做得好，那才是好，正所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还没有评理的地。如果你不能及时掌握领导的动态，自认为为工作着想，辛辛苦苦做了很多事情，领导不一定喜欢，如果其中有些说不清的东西与领导的想法相背，领导可能还要批评你。各级领导对上级领导的关心的事情都非常重视，领导没有说但事情本身很重要可能就会受不到重视。所以我们一切工作都是为领导做的，给领导做事情好处也是大大的，你不难发现，给领导做笔杆子的人很容易受到重用，给领导做专职秘书的人提拔得很快，连给领导开小车的司机也很沾光。所以年轻人要学会紧密地团结在领导周围，越紧密越好。凡是与领导没有直接关系的，领导看不见的事情，做得再好，领导也不知道，偶尔知道了，也不觉得重要。所以凡是不可太认真，认真的程度要与领导重视程度成正比。
5.要少干多说
很多事情是虽然你做的，但你不说，没有几个人知道，领导更不容易了解，所以宣传工作很重要，多写宣传稿，多发表文章，写入工作总结、工作汇报中去，不仅要敢于宣传还要善于宣传，也就是说往大的说，有一说二，把三说成四，有些事情从来也没有做过，但是每次都可以在你的宏大构思中提到，越是上级的领导，越不清楚下面的情况，而且记忆力还特别得差，很少有领导把过去的工作规划再拿出来回头看一看，有没有说到做到。所以每个单位的工作总结、工作汇报都是冠冕堂皇，头头是道，实际上还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中国的领导很喜欢听汇报，与其说是调研工作了解情况，不如说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官架子，摆摆样子，真正的情况汇报一百次也不会提到。所以做官要会吹，要会出经验，否则你只能做一辈子只会埋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的老黄牛了。
6.要有刁难意识
通常机关干部开会总是要讲机关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有服务意识，可是事实上机关就是机关，服务态度也不见好转，为什么？如果你只有服务意识，没有刁难意识，办事的群众对你没有意见了，逢年过节也就不会想着你了，因为你这里事情很容易，不需要进行感情投资，你也就显得不重要了，现在中国的企业单位每逢节日都会准备一些礼物给各个有关管理部门进行感情投资，投资给谁呢？当然是重要的部门了，你不刁难他他怎么知道你重要呢？所以刁难意识一定要有，必要时可以吓唬一下，中国人都怕官，“官”字两个口，你有理也说不过。但是也不可一味刁难，凡事有个度，刁难过头了，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还咬人，到头好处没得多少，还若了一身的麻烦事。所以既要有刁难意识，又要有服务意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不给好处就刁难，给了好处就服务。
7.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你有了权自然有人找你帮忙办事，你帮忙，他孝敬，权钱交易，公平合理，你帮他办事，不要他的好处，他会说你傻，等有一天，你没权想腐败还腐败不了，过去的“朋友”也不来看你了，回想起来，自己有权的时候，一无所获，就会觉得自己更傻，真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歉收。不仅要敢于腐败还要善于腐败，最终达到腐而不败的境地，因腐败出事的毕竟是少数，其实你能搞腐败是得到上级领导某种默许的，为什么呢？你想上级领导肯定知道你这个岗位权利大，非常容易产生腐败，但是他却不建立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如果不是他傻的话，就是有意放你一马，让你捞点，所以你要知道投桃报李，决不可吃独食。你要问，建立反腐机制这么容易啊，其实很简单，你把什么都公开就行了，如决策公开，财务公开，国家机关属于人民的吗，有什么东西不可让人民知道呢？不过到那时，做领导下来检查工作也没有什么好的招待了，所以做领导的是不愿彻底反腐败的。
8.官是跑来的，不是干出来的
上面讲了那么多做官的好处，自然没有人不想做的，除非是傻瓜，但是有些刚进机关的年轻人，放不下面子，端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实在自己耽误自己。当然也有不少人摸对了门路，一路官运亨通。如何跑官，这里面的学问相当大，首先要搞清楚谁有权力提拔你做官，那你就巴结谁，如今的社会作风正派的领导已经很难找到了，所以你应该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是个领导，你会提拔谁呢？第一是听话可靠的，第二是会孝敬的，至于说水平吗，过得去就行，你想这么会搞关系的人，智商肯定不会太低。另外有关各个方面的人物，关系也要跑一跑，比如人事部门、本部门领导啦，总之，各个方面都帮你出力，你肯定没有问题。记住，既然领导是个人，他就有做人的弱点，只要你找对路子进攻，一定可以成功。
9.男人扮太监，女人做婊子
年轻人刚从学校大门走出来，朝气蓬勃，血气方刚，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其实不是让你真的去做这种事情，而是要在思想上和人格上。你想啊，在机关工作，一把手是最高的决策者，是皇帝，其他领导如果是个常委或是党组成员，还有发表意见举手表决的机会，也算个小皇帝吧，其他人的命运如职务、职称、出国、房子等等都掌握在这些领导手里，如果你个男人的话在他们面前你不扮太监能扮什么呢？你不能有个人意志，也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更不可和领导对着干，那是死路一条，唯有扮好太监角色，才有一线生机，要做红旗下的蛋。至于女人吗？她们的角色要扮什么角色的很清楚了，千万不要由此认为领导都是好色之徒，这多少有些冤枉他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点到为止。比如每天帮领导擦擦桌子，沏沏茶，跳舞时主动邀请领导，喝酒时帮领导喝几杯，平时讲话嗲声嗲气的，有时候给领导讲个三极笑话啦，必要时也可走夫人路线。总之，你把领导当成是你的大哥或亲爹一样去爱，保证不吃亏。
10.要善于见风使舵
在机关工作和从外交工作是一样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现在官场上的人城府极深，一个个道貌岸然的样子，大都是见利忘义的小人，现如今小人比君子更容易得志，所以为了得志，做君子的人也得先做小人，要把有限的精力和财力用在刀刃上，对周围的人要分个三六九等，哪些是第一等重要的，哪些是第二等重要的，哪些不重要的，心里要明白，对于重要人物，心里在讨厌他，你也要表现出非常喜欢的样子，要想做到表里如一需要一定的功夫，没有用的朋友点个头就可以啦，决不要花时间交往，在人际关系中，要学会锦上添花，也要会落井下石。用学好太极拳，做人象根草，跟着风向倒。从前有这么一首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中唱到：“再过二十年我们再想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亏”。年轻的朋友们，你入了机关后， 20年后我们就会这么唱：“再过20年，我们早变坏，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结局，为升官为发财，做了多少事，回首往事才能不后悔。”前些日子，偶读中国历史，才发现原来最坏的是皇帝，什么坏事都干过，所以才能统治别人。因此你不要自以为道德败坏、思想堕落，比你官大比你坏的人多的是，即使你是个好人，想有所作为，也要先学坏。
官场厚黑学：一条明规则，八条潜规则，二十条注意事项！
一条明规则：
做官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是：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官僚政治最宝贵的"遗产"，是当官实行层层任命制。即：大小官员不是经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
凡做官非常成功的人，一般不是做事业成功，而是为上级长官服务做得非常成功。在中国做官的最大特色是跟对上司，那是因为官吏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有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司关系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司，就等于戴稳了乌纱帽。所以，要把“报喜不报忧”、“欺上压下”作为做官的铁律牢牢记住，做到与上级交往突出一个“谄”字（即：谄媚），与下级交往突出一个“渎”字（即：轻慢）。
八条潜规则：
1、不能去追求真理，也不能去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类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让那些自以为聪明其实非常愚蠢的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而且对自己没有妨碍的就是正确的。
2、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能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是在所学的专业里混不下去的不学无术之徒。记住，真博士既不屑于做官，也是永远做不了官或做不好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请记住：是利益。
一定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虽然现在老百姓把这叫腐败，但做官的有99.99%的不这样看问题，而是把这一点看作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务必要时时想到：你的领导想方设法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心甘情愿服从你，也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时时处处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对一些不义之财，万一你良心发现，自己也可以不要，但属于别人名下的你必须给。记住，一旦你把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或放弃了，你为官也就离失败不远了。
5、务必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去考虑做事。
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错误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会做人，就是会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会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关系网中，成为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最好是很重要的那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你仔细地琢磨一下，看看那些把能力片面理解为做事有本事的人，有几个有好日子过。
6、用农民的思想和方式对待一切事物和人。
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你生活在一群农民中，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几个把兄弟什么的，你千万别把这当作庸俗的行为而排斥，这一点也都不过分。
7、要绝对相信拍马是一种不容易掌握的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是凤毛麟角，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东西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时度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二十条注意事项：
1、托人办事必须花钱。
2、办事不成必须退钱。
3、报喜得喜报忧得忧。
4、出了问题内部消化。
5、捂不住了丢车保帅。
6、领导的意见不能提。
7、领导的看法就是你的看法。
8、领导身边的人相当于领导。
9、个人风头要少出。
10、好处不可以独吞。
11、遇棘手的事能拖就拖能推就推能躲就躲。
12、对前任的事切忌不要去管。
13、少自作主张多向上级请示。
14、多开会多发通知多造声势少做实事。
15、违规的事集体拍板。
16、不怕慢就怕站，最怕队伍错站。
17、宁可用庸才，不可用人才。
18、吃喝不犯法，栽花少栽刺。
19、车子是身价，副职不擅权。
20、运动来了要重视，运动过了没屁事。
还有重要的八条规则：
以腰缠万贯为荣、以一贫如洗为耻，
以二三四奶为荣、以一条光棍为耻，
以奔驰宝马为荣、以骑自行车为耻，
以能打通关为荣、以不能喝酒为耻，
以后台强硬为荣、以没有背景为耻，
以贪污腐化为荣、以贪得太少为耻，
以玩人整人为荣、以被玩被整为耻，
以我负天下为荣、以天下负我为耻！
八大不懂事：
领导敬酒你不喝，
领导小姐你先摸，
领导走路你坐车，
领导讲话你罗嗦，
领导私事你瞎说，
领导洗澡你先脱，
领导夹菜你转桌，
领导听牌你自摸。
官场潜规则: 淘汰清官
作者按：在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官吏集团极为引人注目。这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命运。
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撇开它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
官场内部有许多层面和方面的潜规则，我想先写一个“淘汰清官”。这一个“淘汰清官”的定律又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因素，不是一两篇短文就能说透彻的，我想分开掰碎了慢慢说。几篇能说清楚，我也不敢确定，也许四五篇，也许七八篇。
读史只是我的业余爱好，不敢冒充专家。我所写的，都是一些我在读史的时候冒出来的心得，很可能见笑于大方。但我愿意姑妄说之。能姑妄发之，且有姑妄读之者，则幸甚。
《明史》上记载了皇帝和监察官员之间的一个你攻我守的故事。
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检刚刚当皇帝。当时他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朱由检经常召见群臣讨论国事，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这是宋朝传下来的一句名言，国民党垮台前也被提起过。据说，如此就可以保证天下太平。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对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给皇上写了份上疏，问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太爷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
户科给事中是个很小的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股级或副科级。但是位置很显要，类似 总统办公室里专门盯着财政部挑毛病的秘书，下边很有一些巴结的人。韩一良所说的 “书帕”，大概类似现在中央机关的人出差回京，写了考察纪行之类的东西自费出 版，下边的人巴结的印刷费。那500两银子，按照如今国际市场上贵金属的常规价格， 大概相当于43000多元人民币。如果按银子在当时对粮食的购买力估算，大概有现在的 20万元人民币（注1）。那时的正县级干部，每月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多块钱人民币，四万或二十万都要算惊人的大数目。
崇祯读了韩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罢，崇祯拿着韩一良的上疏给阁臣们看，说：一良忠诚鲠直，可以当佥都御史。佥都御使大致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助理，低于副部级，高于正司局级。韩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这时，吏部尚书（类似中组部部长）王永光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人来，究竟谁做得过分，谁送他银子。韩一良哼哼唧唧的，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让他密奏。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刺了王永光几句。
崇祯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年轻的皇上手持韩一良的上疏来回念，声音朗朗。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崇祯又追问韩一良：五百两银子是谁送你的？韩一良固守防线，就是不肯点名。崇祯坚持要他回答，他就扯旧事。崇祯让韩一良点出人名，本来是想如他所请的那样严加惩处，而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兴，拉着脸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监察部部长）的乌纱帽难道可以轻授吗？崇祯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撤了他的职。（参见《明史》卷258，毛羽健列传附韩一良）
韩一良宁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程，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他背后必定有强大的支撑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难道只是怕得罪人？给事中就好像现在的检察官，检举起诉和得罪人乃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获得声望的源泉。怕得罪人这种解释的力度不够。
细读韩一良的上疏，我们会发现一个矛盾。韩一良通篇都在证明爱钱有理，证明官员们不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韩一良说得对，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确实不够花。而他开出药方，却是严惩谋求俸禄外收入者。这恐怕就不那么对症下药。
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1780元（注2）。正司局级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韩一良这位股级或副科级干部，每年的名义工资是66石大米，折合人民币月薪1350元（参见《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
我反复强调“名义工资”这个词，是因为官员们实际从朝廷领到的工资并没有这么多。那时候发的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苏木，还有银子和钞票。不管领什么，一切都要折成大米。于是这个折算率就成了大问题。《典故 纪闻》第十五卷曾经详细描述成化十六年（1481年）户部（财政部）是如何将布折成大米的。朝廷硬把市价三四钱银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三十石大米。而三十石大米在市场上值多少钱？至少值二十两银子！假如按照这种折算率，完全以布匹当工资，县太爷每年只能领三匹粗布，在市场上只能换一两银子，买不下两石（将近200公斤）大米。这就是说，朝廷几十倍上百倍地克扣了官员的工资。至于明朝那贬值数百倍，强迫官员接受的纸币，就更不用提了。
总之，明朝的县太爷每个月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际价值不过1130元人民币（注3）。
请设身处地替县太爷们想一想。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个，多的十来个。那时候也没有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双职工，平均起来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 位县太爷每个月1130块钱的工资，人均170多块钱的生活费，这位县太爷的日子并不比如今的下岗工人宽裕多少。更准确地说，这位县太爷与如今最贫穷的农民阶级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年，1997年，中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2090多元。
还有一点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没有社会福利。公费医疗不必说了，在成化十五年 1480年）之前，竟连退休金也不给。成化十五年户部尚书杨鼎退休，皇帝特地加恩，每个月仍给米二石。这两石大米，价值不过500元人民币，就算是开了大臣退休给米的先例。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退休金才给500元，其他人可想而知（参见《典故纪闻》第十五卷）。
如果看看当时著名清官的生活和家庭财产，可能会对明朝官员的实际收入产生更悲观 的估计。
海瑞是一个肯定不贪污不受贿，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两斤肉！”（参见《明史》卷226，海瑞列传）
海瑞最后当到了吏部侍郎，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监察部的部长助理王用汲去看，只见布衣陋室，葛帏（用葛藤的皮织的布，比麻布差）还是破的，感动得直流眼泪，便凑钱为他下葬。当时有一个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句可以作为海瑞真穷的旁证：“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这就是辛勤节俭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员应得的下场么？
海瑞是明朝晚期嘉靖和万历年间的清官。比他再早一百年，在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间，有个叫秦（音HONG，绞丝旁+雄字的左偏旁）的清官。秦为人刚毅，勇于除害，从来不为自己顾虑什么。士大夫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称其为伟人。正因为他清廉，坚持原则，分外之物一文不取，便闹得妻子儿女“菜羹麦饭常不饱”，家里人跟着他饿肚子。
成化十三年，秦巡抚山西，发现镇国将军奇涧有问题，便向皇帝揭发检举。奇涧的父亲庆成王为儿子上奏辩护，同时诬陷秦。皇帝当然更重视亲王的意见，就将秦逮捕，下狱审查。结果什么罪也没审出来。宦官尚亨奉命去抄家，抄出来的只有几件破衣裳。宦官报告了皇帝，皇帝叹道：他竟然能穷到这种地步？于是下令放人（参见《明史》列传六十六）。
这二位清官的家境，大概足以证明正式工资不够花了。
请留意，比起普通官员来，清官们还少了一项大开销：他们不行贿送礼，不巴结上司，不拉关系走后门。韩一良说的那数千两银子的费用――打点上司、招待往来的客人、晋级考核和上京朝觐等，就算是两千两银子，即20万至80万人民币的花销，大都可以免掉了。譬如海瑞上京朝觐，不过用了48两银子。由于他们真穷，真没有什么把柄，也真敢翻脸不认人地揭发检举，而且名声又大，免掉也就免掉了，一般人也不冒险敲诈他们。但是腰杆子没那么硬的小官，不仅会被敲诈，还会被勒索――当真用绳子勒起来索。为了证明这类开支是刚性的，决非可有可无，我再讲一个故事。
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的时候，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驿吏招待得不够意思。驿吏相当于现在的县招待所所长兼邮电局局长，而总督是省部级的大干部。我猜想，这也不能怪驿吏不识抬举，肯定是被海瑞逼的。海瑞到了淳安，锐意改革，整顿干部作风，禁止乱收费，把下边的小官收拾得战战兢兢，想好好招待也未必拿得出像样的东 西来。胡公子受到冷落便生了气，叫人把驿吏捆了，头朝下吊了起来――这就是节省 开支的下场。
海瑞接到报告，说：过去胡总督有过指示，要求自己的人外出不许铺张招待。今天这位胡公子行李如此多，必定是假冒的。于是将胡公子扣押，从他的行囊里搜出了数千两银子，一并没收入库。这数千两银子，也像前边一样算作二千两吧，根据贵金属价格和购买力平价的不同算法，其价值在20万至80万人民币之间。公子出行一趟，收入如此之多，想必胃口大开，期望值也被培养得很坚挺，到了穷馊馊的淳安，诸事都不顺心，理所当然要发发脾气。不幸的是，他碰上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海青天。海瑞扣押了胡公子，没收了他的银子，再派人报告胡总督，说有人冒充他的公子，请示如何发落。弄得胡宗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过，此事供说笑则可，供效法则不可。试想，天下有几个海瑞？如果不是海瑞在后边豁出命顶着，那位驿吏会有怎样的下场？痛定思痛，他又该如何总结经验教训？
驿吏属于胥吏阶层，比入流的有品级的正式“干部”低，相当于“干部职工”中的职工。这些人更穷一些，平均工资大约只有干部的十分之一，大概每个月一石米，价值不过250元人民币。但在人数上，职工自然比干部多得多。
比胥吏的级别更低，人数更多的，是胥吏领导下的是衙役。这是一些不能“转正”的勤杂人员。譬如钟鼓夫，譬如三班衙役，即现在的武警、法警和刑警。明朝的地方政府使用勤杂人员，最初都靠征发当地老百姓无偿服役。既然是无偿服役，衙役就不算政府的工作人员，政府也不发工资，只给一点伙食补贴，叫做工食银。这些钱，用清朝人傅维麟的话说，“每日不过三二分，仅供夫妇一餐之用。”他问道：一天不吃两 顿饭就会饿得慌，这数十万人肯空着肚子瘦骨伶仃地站在公堂之侧，为国家效劳么？ （参见《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四）
无论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个等式：一生总收入等于一生总开支。节余的是遗产，亏损的为债务。官员们要努力把这个等式做平，最好还要做出节余来恩泽子孙。而明朝规定的工资注定了他们很难做平。韩一良说了，工资就那么一点。我们也算了，县太爷的月薪是1130元人民币。这样一年也不足1.4万，十年不吃不喝也攒不够14万。而孝敬上司、送往迎来拉关系和考满朝觐这三项，就要花费20万至80万。韩一良没有说这笔巨款是几年的开销。孝敬上司和送往迎来是年年不断的，外地官员上京朝觐是三年一次，考满则需要九年的时间。即使按照最有利于开销者的标准估计，九年花二十万，这个大窟窿需要县太爷全家十四五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填平。我还没有计算养老和防病所必须的积蓄。
相差如此悬殊的人生不等式，怎能做得平？勉强去做，当然不能保证相对体面的生活，不能让老婆孩子不数叨，不能留下像样的遗产，弄不好还有头朝下被领导吊起来的危险。另外，在开支方面还有一个比较的问题。人总会留意自己的相对地位的，都有“不比别人差”的好胜心。而县太爷每年的那些收入，并不比自耕农强出多少。手握重权的社会精英们，能心甘情愿地与自耕农比肩么？
考虑到上述的收支平衡问题，崇祯向韩一良追问五百两银子的来历，便显得很不通情理。这位在深宫里长大的皇上毕竟年轻。在逻辑上，他首先要做的不是处罚送银子的官员，而是计算整个生命周期的账目，把显然做不平的预算摆平，然后再号召文官不爱钱。当然，明末财政危机，官吏的人数又多到了养活不起的地步，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资，纯粹是痴人说梦。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并不能因此说，造成官员收支的巨大缺口是合理的政策。这种政策就好比牧人养狗，每天只给硕大的牧羊犬喝两碗稀粥。用这种不给吃饱饭的办法养狗，早晚要把牧羊犬养成野狗，养成披着狗皮的狼。
现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撑韩一良对抗皇上的力量了。这是现实和理性的力量。整个官吏 集团已经把俸禄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预算，列入了十年八年甚至整个生命 周期的预算，没有俸禄外收入的生活和晋升是不可想象的。韩一良没有力量与现实的 规矩对抗，他也没有打算对抗，并不情愿当这样的清官。作为最高层的监察官员，韩 一良公开向皇上说明，朝廷的正式规矩是无法遵行的。他也把灰色收入视为理所当 然，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明确信号：在皇上身边的心腹眼中，俸禄外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数量收授财物，已经成为未必明说但又真正管用的潜规则。这就意味着清官从上到下全面消失。与此同时，正式的俸禄制度则成了名存实亡的制度。这套正式制度也确实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它就像善于将老百姓逼上梁山一样善于逼官为盗。
总之，从经济方面考虑，清官是很难当的。那时的正式制度惩罚清官，淘汰清官。硬要当清官的人，在经济上必定是一个失败者。当然，这里算的都是经济账，没有重视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得如此夺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视。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潜规则二：新官堕落定律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讨过饭，打过仗，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下，对人情世故的了解相当透彻。他当然明白自己给官员定的工资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他经常要找他们谈一次话，讲讲如何正确对待低工资，如何抵抗贪污受贿的诱惑。他会给自己的部下算一笔很实在的利害关系帐。朱元璋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么？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送到劳改工场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在什么地方？在数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儿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些赃物多数藏在外人手里。这时候你想用钱，能到手吗？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注1）
这样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员，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战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前赴后继，一浪接着一浪，一代跟着一代。后来，朱元璋当皇帝当到第十八个年头（公元1386年），这种现象见得多了，便总结出了一条规律。朱元璋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注2）请留意中间那一句话：“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这就是新官堕落定律。“全都”云云肯定是绝对化了，但在统计学的意义上，这条定律大概真能站住脚。
仔细分析起来，朱元璋发现的这 条规律，背后大有道理。科举制实行之后，官僚大体是读书人。他们读了十几年圣贤书，满脑袋都是理论上的人际关系，如忠君爱民、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类，书生气十足，教条主义倾向严重，未必明白建立在利害算计之上的真实的人间关系。这种关系，圣贤们不愿意讲，胥吏和衙役的心里却清楚得狠。《红楼梦》第四回便详细描写了一个衙役向新官传授潜规则的故事。这段描写堪称经典。毛泽东主席把《红楼梦》看作那个社会的百科全书，就以这一回为全书的总纲。因此我不避罗嗦，转述几段。
却说贾雨村走了贾府的后门，当上南京知府，一下马就受理了一件人命案。当地名门望族子弟薛蟠，打死小业主冯渊，抢了个丫头，然后扬长而去，受害方告了一年多也告不下来。贾雨村听说，登时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说着就要发签，派人去抓。这时他看见旁边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 进了后边的密室，门子和贾雨村有几段精彩的对话。门子问：“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长远！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说着拿出一张抄好的护官符来，上边就有薛家。贾雨村问门子此案该如何处理，门子说，薛家和帮助你当上知府的贾家是亲戚，何不作个人情，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的人。贾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实是重生再造，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而废法？”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趋吉避凶者为君子’。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贾雨村低了半日头，最后嘴里说着不妥，还要再研究研究，实际上完全遵循门子的建 议，很巧妙地解脱了薛蟠。
曹雪芹卒于1764年，与朱元璋相隔约四百年，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多少变化。洪武十九年（1387年），朱元璋曾经写道：建国以来，浙东、浙西、广东、广西、江西和福建的政府官员，没有一个人干到任满。往往还未到任期考核的时间，自己就犯了赃贪的罪过。这里确有任人不当的问题，但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些官员是被当地那些胥吏衙役和不务四业（士农工商为四业）之徒害了，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劝说和引诱（注3）。因此，当年朱元璋与上任的官员谈话，总要警告他们当心那些胥吏，不要让胥吏支配决策（注4）。看看贾雨村的实际经历，朱元璋的预防针确实对症下药，那些胥吏和衙役果真在劝诱官员们学坏。他们跟新官算利害关系帐，同样算得清晰透彻，只是与朱元璋的结论完全相反：要坚持原则吗？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轻则丢官爵，弄不好还会丢性命。您可要三思。
新官上任，还会碰到一个不请自来的教师，这就是土豪。在这里，土豪是一个比地主富农更恰当的名词。他们有可能是地主富农，也可能是商人，但绝对不是老实胆小的土财主。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正经职业，以欺行霸市或坑蒙拐骗为生，即朱元璋所说的那些把官员教坏的不务四业之徒。在《水浒》对西门庆、镇关西、祝家庄等的描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土豪的身影。这些人是地头蛇式的强者，在当地苦心经营多年，已经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他们很愿意把新官拉下水，教他们适应并且保护这种格局。
《明史》中描绘了两个不肯好好学习适应的新官的遭遇。有一个叫徐均的人，洪武年间在广东当阳春县主簿，这个官类似现在的县政府秘书长。 阳春地方偏僻，土豪盘踞为奸，每有新官上任，就以厚赂拉拢腐蚀，最后也总能把持控制，政府就像他们自己家开的一样。徐均刚到阳春，一个吏便向他提建议，说他应该主动去看看莫大老。莫大老就是一个土豪。也不知道徐均是不懂，还是不吃这一套。他问：难道这家伙不是皇上的臣民吗？他不来，我杀了他。说着还拿出了自己的双剑给那位吏看。莫大老听了那位吏的通风报信，害怕了，就主动去拜谒徐均。徐均调查了解了一番，掌握了他的违法勾当，将其逮捕下狱。莫大老或许认为这是一种敲诈手段，就很知趣地送给徐均两个瓜，数枚安石榴，里边塞满了黄金美珠。徐均根本就不看，给他带上刑具，径直押送至府。没想到府里的官员也被买通，将莫大老放回家了。面对强权，莫大老的脾气很好，再一次给徐均送上那些装满金珠的瓜果。徐均再次大怒，打算再将其逮捕法办。在这关键时刻，府里来函将徐均调离，到阳江县任职去了。（注5）
徐均真是清官。假如他不声不响地收下瓜果，难道真会像朱元璋说的那样被送进劳改工场吗？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判断，他的前任都被拉拢腐蚀了，结果并没什么事。他在府里的上司也被拉拢腐蚀了，并且动静很大地放莫大老回家，结果还是没事。收几个瓜果又 能有什么事？倒是不收瓜果的徐均遇到了麻烦。可见门子算的账很正确：不但不能报效 朝廷，自身也难保。而朱元璋算的账显然有问题，下狱和苦役云云，多半是吓唬人的。
也是在明朝的洪武年间，道同（蒙古族）出任广东省番禺县知县。知县号称一县父母，为当地最高行政首脑，但是还有他管辖之外的权力系统，这就是军队和贵族。坐镇番禺的是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是打江山的开国元勋，征讨杀伐立过大功。《明 史》上说，朱亮祖勇悍善战而不知学，办事经常违法乱纪。而道同偏偏是一个执法甚严 的清官，没有道理的事情，不管来头多大，坚决顶住不办。 当地的土豪数十人，经常在市场上干一些巧取豪夺的勾当，以低价强买珍贵的货物。稍不如意，就变着法地栽赃陷害。道同严格执法，打击这些市霸，将他们当中的头头逮 捕，押在街头戴枷示众。于是斗法开始。这些土豪明白，道同这家伙不好教育，便争相贿赂朱亮祖，求他出面说句话。应该说，土豪的这样做是很合理的。贿赂既是必要的买命钱，同时也是一种投资。有了永嘉侯撑腰，将来谁还敢惹？如果没人敢惹，这个市场就是他们的金饭碗，永远衣食不愁。朱亮祖果然被土豪们勾引教坏了。他摆下酒席，请道同吃饭。在席间点了几句，为土豪头子说情。侯的地位在一品官之上，是道同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应该说，以他的身份出面请客，算是很抬举道同这个七品芝麻官了。可是道同偏偏不识抬举。他厉声道：“公是大臣，怎么竟然受小人役使呢？”永嘉侯压不服他。朱亮祖也不再跟他废话，干 就派人把枷毁了，将街头示众的土豪头子放了。这还不算完，随后又寻了个差错，抽了道同一顿鞭子。
有一位姓罗的富人，不知道算不算土豪，巴结朱亮祖，把女儿送给了他。这姑娘的兄弟有了靠山，便干了许多违法的事，如同土豪。道同又依法惩治，朱亮祖又将人夺走。道同实在气不过，便将朱亮祖的这些事一条条地写下来，上奏朱元璋。朱亮祖恶人先告状，劾奏道同傲慢无礼。朱元璋先看到朱亮祖的奏折，便遣使去番禺杀道同。这时候道同的奏折也到了，朱元璋一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想，道同这么一个小官，敢顶撞大臣，告他的状，这人梗直可用。于是又遣使赦免道同。两位使者同一天到达番禺，赦免的使者刚到，道同也刚被砍掉脑袋。于是，门子的预言再一次应验：“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不屑于接受再教育的清官道同，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一般情况下，这事到此也就算完了。为非作歹的王侯比比皆是，遵纪守法的却如同凤毛麟角。即使朱亮祖直截了当，擅自将道同收拾了，只要他给道同按上适当的罪名，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碰到开国之君朱元璋，这事就不能算完。朱元璋吏治之严，堪称空前绝后。杀人只凭一时性起，这一点我们已经在道同的下场中看到了。此外还爱发脾气，激烈且毫无宽容。第二年九月，朱元璋召朱亮祖到京，将朱亮祖和他儿子一起活活用鞭子抽死，然后亲自为他写了墓志，以侯礼下葬。两种规则的斗法至此告一 段落。（注6）我没有仔细计算，不清楚明朝初期贪赃枉法者被揭发处罚的概率有多少。在阅读时得到的印象是：离朱元璋越近，被揭发处罚的概率越高。而不归朱元璋直接管的小官，被揭发处罚的概率则逐级下降。也就是说，在省部级官员这一层，朱元璋算的账比较有说服力。而到了县处级，门子算的账更有说服力。朱元璋惩治贪官的手段极其酷烈，大规模地砍头剥皮截肢剜膝盖，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也惩办了大量贪官污吏。血洗之下，洪武年间的官场乃是整个明朝最干净的官场。不过即使在最干净的时候，仍有大批高级官员不认朱元璋的账，例如朱亮祖。我估计，在这批靠造反起家的高级官员之中，风险偏好型投资者的比例一定很高，很不容易管理。
朱元璋死后，管账的大老板不那么能干或不那么上心了，下手也不如太祖那般凶狠了，朱元璋的那套算法便越发不对路了。不过，他发现的新官堕落定律却越发灵验了。明朝制度规定，官员不许在本乡本土当官，怕他们受人情的影响，不能坚持原则。但胥吏和衙役们一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土豪们就更不必说。他们熟悉当地的语言和风土人情，有一张亲戚朋友熟人织成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信息灵通，熟悉各种惯例，并且依靠这些惯例谋生获利。那些圣贤书上不讲的潜规则，正是通过这些人继承并传播的。 他们是活的教科书。在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热心辅导之下，官员们学习的时间大大缩短， 学费大幅度下降，许多摸着石头过河的麻烦都可以省去了。这便是朱元璋的“新官堕落 定律”的实现过程。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
中国官场葵花宝典
2010年04月28日09：41 来源：360doc 冷月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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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官场定律
1、矛盾定律一：人人都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跟领导走得太近了不行，离得太远也不行。跟得太近了怕站错队，一旦大树倒下，大难就会临时；离得太远也不行，好处永远得不到坏事却少不了。
2、矛盾定律二：只要是有利益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矛盾。
3、帕金森定律：官僚机构自我繁殖和自我持续膨胀的规律，是行政系统中存在的可怕顽症，目前还尚无药可医。
4、权力定律：如果权力高于法律，人民就会向权力求助，运用“关系”解决；如果法律高于权力，人民就会向律师求助，通过规则解决。
5、尴尬定律：苦干的不如巧干的；还有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因而上去的不一定是能力强的，原地踏步的不一定是低能的。
6、变脸定律：见到上司唯唯诺诺，这是逼出来的；见到同级嘻嘻哈哈，这是装出来的；见到群众凶凶巴巴，这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学会随机应变，因人而异，看风使舵，是机关的立身之本、生存之道。
7、活跃定律：领导在办公室的时候，气氛永远是“团结、紧张、严肃”而不“活泼”；而领导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气氛就会变得异常活跃，海阔天空、说说笑笑、无所不及。
8、不公定律：能干的总有干不完的事情，不能干的总是没有事情干。干得多的人犯错误的机率就高，到头来往往吃力不讨好；少干或者不干的人，往往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给领导的印象却是个好同志。
9、加班定律：领导到了下班的时候不走，下级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走；加班等于敬业，至于效率可以不闻不问。而领导不在的时候，加班等于白加。
10、新官定律：新上任的领导不管见到谁都是笑容可掬，亲切有加。如果你认为新来的领导平易近人，联系群众，没有架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三天过后，原形毕露，眼睛朝上，目无群众，官腔十足。
11、趋同定律：领导的爱好，往往会成为办公室成员的共同爱好，即爱好着领导的爱好，幸福着领导的幸福，快乐着领导的快乐。
12、转移定律：领导的领导批评了领导，作为被领导的你就得小心领导拿你当做“出气筒”；你要是觉得窝火，可以再找被你领导的人发一通脾气；如果没有，那就打掉牙齿往肚里咽。有经验的老婆、孩子发现其脸色上阴到多云，一般都会知趣地走开。
13、关系定律：有本事没关系的吃苦饭；没本事有关系的跟着吃；有本事又有关系的不愁吃；没本事又没关系的看别人吃；问题在于自认为有本事的人未必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因此，有本事和没本事的，都要拼命地找关系，有了关系的则不惜一切巩固好关系。
14、竞争定律：能写的往往不如跑腿的；能干的往往不如能吹的；能说的往往不如会送的；踏实本分的往往不如擅长张扬的；遵守制度的往往不如听领导话的；坚持原则的往往不如灵活变通的。
15、对错定律：错了马上认错的是科员，错了保持沉默的是科长，错了也能找到理由的是副处长，错了也从不认错的是正处长，错了众人还一再说没错的人是“一把手”。
16、忌讳定律：在办公室通常听不到牢骚怪话，人人都会把握住“说古不说今、说外不说中、说远不说近”的原则。
17、归因定律：凡是职务上不去的，众口一词就是不会拉关系，朝中无人没后台。没有人认为自己的能力素质不行。这是最体面的理由；但在领导面前却从来不会说自己怀才不遇。
18、痛苦定律：死亡无疑是痛苦的，然而还有比死亡更痛苦的，那就是等待死亡。
19、错误定律：人人都会有过失，但是，只有重复这些过失的时候，你才犯了错误。
20、幸福定律：如果你不再总是想着自己是否幸福的时候，你就获得了幸福。
21、沉默定律：在辩论时，沉默是一种最难驳倒的观点。
22、动力定律：动力往往起源于两种原因：希望或者失望。
23、愚蠢定律：愚蠢大多在手脚或舌头比大脑还快的时候。
24、价值定律：当你一旦拥有了某种事物以后，你就会发现这种事物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有价值。
25、社会定律：行得通的并不表示正确，有时歪打正着。
26、名声定律：窝里人不认可，越往外走越行。
27、升迁定律：仕入官场，每升一级，人情味便减少一分。
28、危难定律：总是问题越复杂，期限越短。
29、会议定律：所有重要决议，都将在会议结束或者午餐前最后五分钟完成。
30、化装定律：在修饰打扮上花费的时间有多少，你需要掩饰的缺点就有多少。
31、省时定律：要想学会最节省时间的办法，首先必须学会说“不”。
32、承诺定律：承诺未必能够保证成功，但是没有承诺，也就没有成功。
32、地位定律：有人站在山上，有人站在山下，虽然站的地位不同，但是两者眼中看到的对方是同样大小的。
33、失败定律：失败并不意味着浪费时间和生命，却往往意味着你又有理由拥有新的时间和生命了。
34、经费定律：上级下来指导工作的次数多，证明单位的经费充足；若上级长时间没来指导工作，则反映近期经费短缺。
35、编制定律：人员超编的，一定是“肥缺”单位；长期缺员的，一定是“清水衙门”。
36、变动定律：每次新领导上任，机关必有一次人事变动。
37、晋升定律：年底受表彰嘉奖的都是些做工作的；年底升官晋升的却常常是未受表彰嘉奖的。
38、提拔定律：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应该被提拔的时候，这个人肯定得不到提拔；单位一把手觉得这个人应该被提拔的时候，这个人很快就会得到提拔。
39、先进定律：单位里年终评选出的先进工作者，并不是单位里工作最多或最有成绩的人，而是最会在领导面前干工作的人。
40、职称定律：能晋升高级职称的人，准保不是单位里业务能力最强的人；而业务能力一般的人，却最会搞公关。
41、尊重定律：单位里越是表面上被大家尊重的人，就越是容易受到大家轻视。
42个性定律：在单位里，一个人的个性与他的业务能力成正比。一个人的业务能力越强，个性也就越强；一个人的业务能力越差，就越没有个性。
43、玩笑定律：单位里的男女之间，表面上玩笑开得越大，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有；有时连句玩笑话都不说的男女，说不定背地里已经搞到一块儿了。
44、会议定律：参加会议的人越多，会议的内容也许越不重要。
45、谎言定律：人非生而知之，说谎也一样，原因无非有四：大人教的、被领导吓的、利益驱使的、社会风气使然。
46、蓝斯登定律：往上爬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梯子的稳固，否则，你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摔倒。
47、托利得定律：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要看他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
48、彼得定律：许多人爬到了梯子的顶端，却发现梯子架错了墙。
49、布尔克定律：如果官员不把气发在太太身上，就会把它发在下级身上。
50、成功定律：站起来的次数要比被击倒的次数多一次。
51、弗雷德定律：今天是威风凛凛，明天就可能威风扫地。
52、法兰克定律：就爱而言，女人是专业的，男人是业余的。
53、哈里定律：憎恨别人就象为了逮住一只耗子，而不惜烧毁自己的房子。
54、政客定律：他们可以许诺你在没有任何河流的地方搭起一座桥。
55、诺尔斯定律：辩论时间的长短与问题的重要性成反比。
56、游戏定律：赢家说说笑笑，输家高喊“发牌”。
57、能力定律：在两种情况下，人们特别容易抬高自己的能力：一是恋爱中的男人，他们发誓要为女朋友做的事情总是超过自己的能力；二是当了科长想当处长，当了处长想当局长的人。
58、哈里森的行动定律：行为者常常不如评论者高明，但评论者往往没有行动。
59、詹姆斯的历史定律：历史本身不会重复，重复只出现在历史学家之间。
60、杰克逊的虚伪定律：如果别人看不出你的虚伪，你就不虚伪了。
61、杰佛里的成功定律：当有人到处议论你不如他的时候，那你就一定在某些方面比他更成功。
62、康威尔的组织定律：每个组织中都会有人清楚地知道该组织的底细，这个人应当被开除。
63、建设与破坏定律：交一个朋友，需要千言万语；和一个朋友断交，只需要三言两语。
二、官场三大定律
第一定律：地方越穷人们越想做官
时下人们想发横财，无非是两个路径：一是违法经营，如走私贩毒；二是行政垄断，以权谋私。
难怪有人说：要想富，当干部，不种地来不养牛，大笔一挥成了暴发户。
最近几年，国内不断有买官的事在媒体曝光，也有不少人被罢官判刑。如果读者细心，留意一下案发地点，这类案件，都差不多发生在贫穷省份，或者是发达省份里的贫穷地区。贫穷地区何以频频出现买官现象呢？经济学的解释，是经济人的本性所致。
所谓经济人，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人是理性的；二是指人是自私的。既然人是自私的，必定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既然人是理性的，就一定会寻求在局限条件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办法。比如贫穷地区，人们收入低，投资没本钱，做生意没市场，所以要改善自己，就得与政府扯上关系。因为这些地方，国有经济比重高，而国有经济由政府管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进政府的门，成不了政府的人，政府的餐桌上没你的饭碗，国家的大锅饭肯定与你无缘。
曾听朋友讲过一个笑话。说是春节期间，有一民工南下打工，由于人多拥挤，不小心打破了火车上的玻璃。列车长让他赔，他说，火车是国家的，国有资产是全民资产，也有我一份，国家的东西我什么都不要了，就要现在这块玻璃，打破了也就不赔了。可列车长说，这块玻璃不是你的，弄坏了还得赔。此事是否当真，笔者无从查考，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国有资产说起来是全民资产，但平头百姓却没有支配权。国有经济，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制经济，政府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官员支配的。
设想一下，如果打破玻璃的不是那位民工，而是铁道部门的某位局长，列车长会让他赔吗？也许列车长解释说，民工乘车是因私；局长乘车是因公。既然因公是一种特权，损坏东西可以不赔，你说谁不愿去因公呢？所以贫穷地区人们想当官，多半是看透了当官与国有经济的特殊关系。
民以食为天，人要生存，一日三餐，顿顿不能少。别看吃饭是平常小事，可当不当官，吃法也大有不同。老百姓上饭店吃饭，肯定得自己出钱，可当官的吃了大餐，通常是拿了发票，回单位报销的。
不仅吃饭如此，坐车也一样。老百姓出门，得自己掏钱挤公交车；一般干部，可以让单位派车，官大一点的，可以有专车。总之，只要当上官，像吃饭坐车一类的事，都可由公家付费。就冲着这一点，你说贫穷地区想当官的人能不多吗？
时下人们想发横财，无非是两个路径：一是违法经营，如走私贩毒；二是行政垄断，以权谋私。第一个办法，虽有暴利，但利大风险也大，若有闪失，就会人财两丢。这种掉脑袋的事，非虎豹之胆的人不能为也；而行政垄断则不同，大权在握，呼风唤雨，赚起钱来堂而皇之。像过去价格双轨制时，利用内外价差渔利，不知养肥了多少人。而前些年靠批地皮、倒批文，一夜暴富者，也为数不少。老百姓管这些人为“官倒”，为什么叫“官倒”？因为像批地、倒批文这种营生，没有官位，手中无权，定然是倒不成的。
难怪有人说：要想富，当干部，不种地来不养牛，大笔一挥成了暴发户。既然当官能无本生利，大家看在眼里，明在心头。尤其是贫穷地区，人们发财无门，可又穷则思变。故千军万马往官道上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定律：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
对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的现象，经济学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民主失灵。政治市场的选择，通常奉行的是多数通过规则。
而没有实权的干部，人家既不找你批项目，也不管你要资金，所以得罪的人不多，行贿的人更少。这样升迁的机会，反而比起实权干部来要多得多。
官场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年轻时实权大的，往往难当大官。为什么呢？经济学的第二假定，叫资源稀缺假定。如果从经济学角度看，实权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实权越大，就越稀缺。市场上稀缺的东西，想得到的人就很多，供不应求，竞争自是激烈得多。所以当官有了实权，就会有人惦记，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求你的，也有恨你的，还有不少则是想取而代之的。所以握有实权的人，除非你钢铸铁打，滴水不漏，不然稍有不慎，遭人算计，阴沟里也会翻船。要是工作中再有个三长两短，被人抓了把柄，不仅升官无望，就连现在的职位，也是凶多吉少，去日不多也。
对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的现象，经济学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民主失灵。政治市场的选择，通常奉行的是多数通过规则。比如选某人当处长，必须有多数人赞成才行。从理论上说，“多数通过”无可非议，它比一个人乱点鸳鸯谱，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但难点在于，什么叫“多数通过”？经济学讲多数，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少数人中的多数与多数人中多数。还是以选处长为例，倘是由3个局长（一正两副）决定，则“多数”是两人；若是由全机关人员选举，“多数”可能是几十、甚至上百人。要知道，局长选人与一般干部选人，角度会有不同。局长选出的处长，与普通干部选出的处长，大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如果以局长们的选择为准，虽然也是多数通过，但结果却不能代表全局多数人的意志，所以民主在这里就失灵了。
正是这种少数人选人，使得握有实权的年轻干部，往往难做大官。假设某处长，管着工程发包。工程发包，是让许多人垂涎欲滴的事，想插手的自然很多。如此一来，那些比处长官大的，就可能写条子，给处长介绍工程队。处长手里一个工程，也许要收20个条子，僧多粥少，如何是好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处长只能权衡厉弊，把工程包给某重要领导介绍的工程队。可是，处长讨好了一个领导，却得罪了19个上司。将来开会研究他的提拔时，一个人赞成，19个人反对，结果会是什么情形，人们可想而知。
再有，那些官大的写条子，没官的呢？想接工程就得送票子。即使这个处长不收礼，100人送钱，拒绝了99个，而其中一个是丈母娘介绍的，就收下了。可不料东窗事发，结果被人告到纪委，纪委办案，不是看你拒贿多少次，而是看你有没有受贿，是一票否决。哪怕是一次，该撤职的就得撤职，该法办的就得法办，法纪无情嘛！所以年轻的实权干部当大官，成功的概率只有1％，而失败的概率是99％。而没有实权的干部，人家既不找你批项目，也不管你要资金，所以得罪的人不多，行贿的人更少。这样升迁的机会，反而比起实权干部来要多得多。
第三定律：好人未必就是好官
这样的“好人”，却未必是一个好官。因为当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履行职责就得办事，可一旦办起事来，就没有不得罪人的。
办好事要得罪坏人，办坏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什么人也不得罪。像寺庙里的菩萨，啥事也不做，所以不会得罪任何人。
这里讲的“好人”，有特定的含义，即“好好先生”，也是毛主席曾批评过的那种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好好先生”，不乏其人。在领导看来，缺点不明显；在群众眼里，印象也不坏，所以这些人做起官来，大多春风得意，平步青云。
其实，这样的“好人”，却未必是一个好官。因为当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履行职责就得办事，可一旦办起事来，就没有不得罪人的。办好事要得罪坏人，办坏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什么人也不得罪。像寺庙里的菩萨，啥事也不做，所以不会得罪任何人。
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总不能当菩萨吧？假如你要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要打击假冒伪劣，那么那些制假贩假的，就会对你恨之入骨，恨不得半夜里去扒你家的祖坟。倘若你办了坏事，如损公肥私，好人又饶不了你。因此要做“好官”，就要做好事，不得罪好人，但同时要敢于得罪坏人，得罪的坏人越多，说明你当官就越称职。
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时下做官，要看民意，可“民意”是一个复合概念，人上一百，心态各异。若是搞起民主测评来，做事的，就往往比不过那些不做事的。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又是另一种民主失灵。所以人们选官，既要民主，但又不能迷信民主；要看选票，但又不能只比选票。正确的办法应是，坚持多数人选人与“多数通过”规则，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我们的社会，毕竟好人是多数，坏人是少数。如有70％选民通过，就已是一个好官；相反，如果有了100％的选票，也许此人是一个“好人”，但作为一个官，就要大打折扣了。
不难想见，如果我们能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能把多数人赞成的人选出来，并委以重任，官风必能大变。这样一来，过去那些八面玲珑、只谋人不谋事的人，就没了市场；而那些刚正不阿、敢为老百姓办事的人，也没了后顾之忧。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此要容许干部犯错误。尤其现在改革时期，好多事情前无古人，我们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是靠摸石头过河，就得允许有闪失。求全责备，谁敢开拓创新呢？现在确实有些人，自己无所作为，却总在背后指手画脚，这个不行，那个不对，但究竟如何办好，他又不出手。倘大家都如此，光说不练，那么我们的事业靠谁去推动呢？中国的改革，历来服从一个规律：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农村改革如此，企业改革也如此。倘若当初改革不准试验，只能包对不错，中国的改革断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经济学不反对你做“好人”，但发展经济，却需要的是好官。我们的分析证明，好人未必就是好官，所以笔者的建议是：为了国家的强盛，事业的勃兴，最好不要让“好好先生”当官。
领导厚黑学
第一章 以身作则，公正廉明· 其身正，不令而行· 为官一时，上下兼顾
· 要自信，却不自负· 引咎自责，维护权威
· 用“厚黑”克服性格缺陷· 通过多种渠道争取下属的信任
第二章 知人善任，恩威并施· 知人善任之必备素质· 用人惟能力是重
· 用人所长，事半功倍· 疑人也用，用人也疑
· 用将“使功不如使过”· 做开明领导忌感情用事
· 厚黑型领导者的用人准则· 厚黑型领导者的用人谋略
· 用“厚”“黑”的手段树立威信· 批评下属要讲艺术
· 对害群之马者应杀一儆百· 用宽大辅之严厉，用严厉辅之宽大
第三章 慧眼识珠，吸纳人才· “聚才”的三个基本功· 选人在标准上要“黑”
· 招人难，留人更难· 厚黑留人之七招
· 用人破除门第观· 本田专收“怪才”
· 菲亚特集团敢于用强人· 选人要内不避亲，外不避仇
第四章 外圆内方，人尽其才· 说话不能太方正· 亦厚亦黑，弹性管理
· 驾驭下属须从多方面下功夫· 做富有人情味的上司
· 大胆放权，人尽其才·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 让人人都创造效益· 管理者需要不时挥舞手中的大棒
· 心慈手不软的厚黑技巧· 不花钱，也能把下属笼络得服服贴贴
· 练就火眼金睛，防止被下属欺蒙· 采用以“黑”为主的硬性管人法
第五章 厚待下属，提高凝聚力· 牺牲小我，保护大我· 学会给员工吃一颗定心丸
· 与下属进行思想沟通与情感交流是非常必要的· 以“厚”的态度化解怨气，避免与下属相处的麻烦
· 承担责任，以“厚”驭人· 人之察则无徒
· 用“厚”的策略对付牢骚· 在一般情况下尽可能地给下属面子
· 从员工的角度考虑问题，以“厚”情换人心· “厚”待下属，增强凝聚力
第六章 领导之“厚黑”必备· 依靠“厚黑”的功夫征服人心，驾驭人性· 无为而治是一种高超的厚黑管人技巧
· 让胡萝卜和大棒轮流在手中出现· 既要紧紧地把握领导权，又要充分地调动下属的积极性
· “厚”“黑”相济，设定适当的工作目标· 厚黑型管理者应具备的能力素质
官场绝学（一） 官场绝学（二） 官场绝学（三）
官场绝学（四） 官场绝学（五） 官场绝学（六）
官场绝学（七） 官场绝学（八） 官场绝学（九）
官场绝学（十） 官场绝学（十一） 官场绝学（十二）
官场绝学（十三） 官场绝学（十四） 官场绝学（十五）
官场绝学（十六） 官场绝学（十七） 官场绝学（十八）
中国官场的精华语言
九条“军规”：中国官场的精华语言
1、关系的人，在关键时刻，给你说关键的话。“关键时刻”就是机遇，而“关键的话”却取决你的能力，一方面是你的活动能力，另一方面是你的工作实际成绩，领导毕竟是领导，要让“关键的人”能够有理由，并且是心甘情愿的说“关键的话”。
2、文凭是个宝，机遇不可少。如果你现在连全日制大专生都不是，奉劝你最好别在机关混了。因为现在的用人导向是年轻化、知识化，这是潮流，顺流者昌，逆流者亡，一个人只是沧海一粟，耽误你的一生，无伤大局。
3、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就是要向上级学习，明确领导意图，“讲政治”就是要努力贯彻领导意图，如果你总感觉比领导还牛×，领导不办你办谁？讲学习、讲政治的基础是“讲正气”，领导也是人，难免犯错误，如果你没有一身正气，同流合污了，领导倒霉了，你会比领导更残。
4、不要站错队。不要把这句话片面理解为“以人划线”，这句话的真谛是：要时刻与比自己水平高的人站在一起，自己才能不段提高。总是和比自己水平低的人在一起，难免自负，殊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5、年龄。正科年龄底限是35岁，副处39岁，正处44岁，厅级49岁，部级59岁，如果你在相应年龄段还没有达到规定级别，你最好另谋高就吧。
6、不要认为你能力强，人缘好，官位就一定是你的，民主投票你就一定能够过关。要知道，在仕途上，第一名与倒数第一名有差距，与倒数第二名就没什么差距了。
7、要有文字功底，即便写不了文章，至少也要会看文章。比如：“确保不出现问题”与“避免出现问题”之间存在差异，如果你连这都看不明白，你还在机关混什么啊？
8、要学会等待，等待需要耐心，而耐心需要建立在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基础上。这可不是官话，需要用心体会，否则，你不会有平和的心态和持久的斗志。
9、当官当官，为了吃穿，这话正确。当官当官，只为吃穿，这就大错特错了。不要相信小道消息、人云亦云的事，也不要看小人得志遍猖狂的人生气。共产党讲究秋后算帐，如果自身不干净，出事是肯定，不出事只能是幸运。可人生毕竟不是赌博，更何况用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以及用家人的名誉和眼泪做赌注呢？
官场启示
要时刻牢记，你无法选择领导，但领导却可以选择你。
要学会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要义无反顾地把领导的私事摆在第一位。
要懂得研究领导的兴趣远比研究如何搞好工作重要这一常识。
要尽快明白一个道理：最权威的规章制度不在墙上，而是在领导的口里。
必须坚持：给领导送礼虽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礼是万万不能的。
当领导说过的话没有兑现时，你要比领导还先忘记它。
凡是领导说的笑话，不管好笑不好笑，都要毫无顾忌地大笑特笑爆笑。
领导说错了话，千万别去纠正，要努力寻找领导错话中隐藏的真知灼见。
在你没有准备下岗之前，不要心血来潮指出领导的缺点和不足。
听领导作报告时，座位越靠前越好，掌声越热烈越好。
开民主评议会时，要勇于批评领导不爱惜革命的本钱、工作起来不要命之类的“缺点”。
要经常发些这样的牢骚：在某某领导手下工作，我们都快成工作机器了。
到领导的办公室汇报工作，无论领导多少次叫你坐下说，你都要坚持原则，绝不坐下。
行事要以领导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为最高准则。
在办公室听到个别同事议论领导时，要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分贝越高越好。
与领导一道负责的工作出了问题，要坚决彻底全部地不折不扣地承担责任。
给领导撰写的发言稿切不可追求尽善尽美，要善于给领导留下修改的余地，哪怕是故意写错几个字也行。
受到领导表扬时要喜形于色，表明你很在乎领导的褒奖；遭到领导批评时要痛心疾首，最好是能痛哭流涕，表明你痛恨自己不能让领导满意。
不可书生气十足地去追求什么原则和真理，要知道始终与领导保持高度一致才是硬道理。
要善于把领导的芝麻看成西瓜，对领导交办的事，要坚信汇报越多越好，腿越勤越好，要尽量争取让领导多拍你的肩膀。
平时要博览群书，注意积累，特别是领导夫人的宠物猫易患什么病有何偏方可治之类的知识，遇到了千万不可放过。
有关官场如何当好领导，有人借男女两性来说事
要想当好领导首先要向女人学习：
一是肚子里能容得下小人。
二是能顶得住来自上面的压力。
三是能容忍有人在后面捅。
四是善于应付摩擦。
五是能在摩擦中获得快感。
六是每个月必须开例会。
要当好领导还要象男人的阳具那样：
一是从不外露炫耀政绩。
二是关键时刻能硬得起撑得住。
三是能培育出接班人。
四是善于攻击对方又让其感到愉悦。
五是既能制造摩擦而又使大家同感快乐。
六是胜利后能谦恭地缩小自己。
转吴越论春秋
官场论语
1、政治名言
要让反对你的人理解你，
让理解你的人支持你，
让支持你的人忠于你。
允许有人不喜欢你，
但不能让他恨你；
万一他要恨你，
也要让他怕你。
2、未来社会
方向比努力重要
能力比知识重要
健康比业绩重要
水平比文凭重要
情商比智商重要
交友比结婚重要
幸福比性福重要
周末比平日重要
3、当官记
1、做人要像人，做官不可像官。
2、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做事，按特色定位。
3、警惕官不大特能办事的人，赚钱不多特能花钱的人，不太熟悉特能套近乎的人。
4、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也就谁也不得罪了。
5、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最滑，爬起来站稳都难。
6、沉默是种态度，拖延也是种方法。
7、不怕群众骂你，就怕群众不找你。
8、可以得罪忙人，但不能得罪闲人。
9、小胜靠智，大胜靠德。
10、人不能把钱带进坟墓，但钱却可以把人带进坟墓。
官场传统的心传
吴思
我读过几本清朝人写的笔记，恰好知道一些百年前福建官场的情况。今年1月中旬，我在《南方周末》（2000年1月14日）上读到两篇描写当代福建官场的文章，题目是《贫困县的“红包书记”》和《另一起“红包丑闻”》。古今对比，迢迢暗递的传统浮现眼前。
报上说，“红包书记”丁仰宁在福建省政和县当政两年，收受红包一百多万元。当地向领导干部送红包已经形成风气，层层都在送，层层都在收。另一篇谈到福建宁德地区官场的文章也说，红包的大小与官员的级别成正比，红包是权力运作的润滑剂，个人、单位、党政机关全都大送红包。
在红包的大小、作用和普及程度方面，今日福建官场与清朝官场没有明显区别，但在名称和递送技巧方面，区别却很显著，让人感觉到传统断裂的痕迹。红包书记亲自介绍了几种送红包的花样，他使用的语言很贫乏，翻来覆去就是“红包”、“送礼”这两个词，而他列举的那些花样，还有另外一篇文章以同样贫乏的语言提到的花样，在清朝官场都有很确切的名字。
红包书记说的逢年过节送红包，还有利用生日送礼，在清朝的术语叫“三节两寿”。这个词通行全国。“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自己和官员夫人的生日。现在领导干部出差收授的红包，在清朝叫“程仪。”请官吏办事送的红包，在清朝叫“使费”。请中央各部批准什么东西，递上去的红包叫“部费。”还有几十种名目，譬如告别送别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或瓜敬，向领导的秘书跟班送门敬或跟敬，等等。我不熟悉情况，对应不好，就不一一列举了。以三节两寿为首的所有这些花样，明清时统称为“官场陋规”，现在则宽泛且模糊地称为“不正之风”，全然不顾其规则性的作用。在明朝和清朝，这些术语是延续使用的。经过五六百年的积累和充实，词汇像官场规矩一样变得丰富细腻，体现了官场“潜文化”积淀的丰厚。
我在这里杜撰了一个“潜文化”的词，目的是与官场上正式的“红头文件”划清界限。“潜文化”的东西是很少形诸文字的，积累和发展的道路自然不那么顺畅，红头文件则不然。历代的行政法规按中央六部的分类归为“六典”，清朝的阎镇珩仅仅梳理了一遍就花了十三年，写了部《六典通考》，竟用了二百卷的篇幅。这些红头文件大体都说得很漂亮，勤政爱民云云，规定也越来越具体细致。假如当真行得通，我们的文明肯定有资格征服世界——无须花那些冤枉钱搞大选、维持议会和最高法院，统治集团就像人民的父母一样慈爱，像圣贤一样英明。奈何这些漂亮东西不太中用，倒是那些只做不说的“潜文化”生命力极强，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劲头。打算学习研究这种东西的人，最好潜入官场生活之中，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如果想研究前朝，就要扎到小说笔记和原始档案之中翻检搜寻。
谈到小说，我想起了高阳先生在《胡雪岩》一书中写到的行贿办法。清朝官员到北京行贿，先要按规矩到琉璃厂的字画古董店问路。讲明想送某大官多少两银子之后，字画店老板就会很内行地告诉他，应该送一张某画家的画。收下银子后，字画店的老板会到那位大官的家里，用这笔银子买下那位官员收藏的这位画家的画，再将这张画交给行贿者。行贿者只要捧着这张很雅致的毫无铜臭的礼物登门拜访，完壁归赵，行贿就高雅地完成了。这里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字画价格的模糊性提供了安全性。字画店的老板也非常可靠，他只按规矩收一笔手续费。我想，这些门道和规矩，都凝结着我们祖先千百年的智慧和知识，相形之下，现在的官员真是太俗太蠢太无知了。红包书记说现在的人送礼，经常在香烟、酒盒、果箱里藏钱，还送一些空调和微波炉之类的夯货。这再次表明了潜文化传统的断裂，似乎一切都要从头摸索。从好的方面说，技巧的笨拙表明行贿发生的次数不多或时间不长。从坏的方面说，又表明这种现象的生存环境更好，官员的脸皮更厚，无须精巧打扮。即使将来打击得紧了，官员的脸皮薄了，其发展潜力仍不可限量。未来的监察官员们，你们任重而道远。
红包书记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恰好我也是那一年的高中毕业生。作为同龄人，我深知他所受的教育是多么干净。所有染上“封资修”色彩的读物一概查禁，即使在大规模的批孔运动中也读不到孔夫子的原著。领导们怕我们抵抗力不强，中了孔老二的毒。毛泽东主席想把我们培养为一代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我们整天读到的都是雷锋式的思想和行为。我估计，这一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清洗和建设，在切断传统的意义上比焚书坑儒彻底得多。颇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典籍尚且读不到，更何况关于官场潜规则的腐朽知识。这些年“沉渣泛起”，继承传统受到了鼓励，但我又不敢指望现在的官吏有那份能力或耐心去翻检古籍了。
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如今的官员和整个官场根本就用不着翻检什么古籍，他们无师自通，与明清官场患上了一模一样的病症，就连“三节”也和明清一样选在春节、端午和中秋，绕开了官定地位远高于端午的元旦、五一和国庆节。这真是莫名其妙，妙不可言。持续数十年的决裂传统和培育新人的凶狠努力，居然只造就了一点行贿名称和技巧上的差距。从发展速度判断，弥补这点差距，赶上并超过明清官场的水平，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实现，我对这一点要比“超英赶美”乐观得多。
根据毛泽东《实践论》的观点，我们知道，人的认识，包括行贿的名目和知识，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中国的基本政治现实是：政府的专制传统很少改变，人民无权也无力监督和更换统治者。五十年来，这个传统不但没有削弱，在许多方面还加强了。
以《另一起“红包丑闻”》中提到的事实为证：“林（福建省福鼎市点头镇原党委书记林亚宁）透露，红包主要送给上级领导和省、地、市有关部门。给上级领导送红包是为了联络感情，给上级有关部门送是为了争取资金、项目。”
这里提到了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联络感情，说明白点就是为了升官，这与明清官场是一样的。如今官员的升迁仍然取决于与上级的关系，层层递升上去，每一层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争当“接班人”的技巧，而整个过程中都像明清一样没有老百姓插手的份。第二个目的是争取资金项目。在传统上这本来是民间的事情，现在也收归政府了。难道政府官员那么愿意辛辛苦苦给国有企业争资金上项目吗？真正重要的是，这些钱到手后不用操心去还。所谓“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民”，一路吃下来，官员们的肚子就肥胖饱满了。如此成熟完善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债务软约束体系，如此巧妙地避开了直接反抗的吞噬民间财产的体系，属于当代国人的新创造，明清时代只存在一点不值一提的苗头。这就是我说专制传统在“许多方面还加强了”的意思。
与上级领导和部门联络感情的利益如此巨大，送红包便势在必行了。有了这种根基，没有名词可以发明名词，没有经验可以摸索经验，没有传统可以创造传统，断裂个二三十年乃至百八十年，无非是一次冬眠。所谓“野火烧不尽”，就是因为烧掉的只是表面的几个名词，地表下的草根还活得好好的，沃土也没有变成沙漠：人心还是那颗“食色性也”的心，社会还是那个“莫非王臣”的社会。一旦春风吹拂，不绿满中华才叫见鬼。如此比喻并没有贬低“潜知识”传统的意思。这就好比摸着石头过河，河一定要过，此乃升官发财的必由之路。如果祖先告诉我们石头在哪里，就可以少淹死几个人，少弄湿几次鞋。如果祖先的知识没有传下来，就难免付出血的代价，前赴后继地摸索和积累。
其实，现代人如果肯下功夫，关于官场运作实况的潜规则的知识还是可以找到的，明清野史中甚至还有如何走私，如何收买“海关”和“水师”（海军），如何处理不同走私团伙的利益冲突的知识。走私者和受贿者学习好了，可以少犯“远华”案中的错误。监察者学习好了，可以更有效地扬汤止沸。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操心的领导人学习好了，更可以来个釜底抽薪，彻底改良土壤，免蹈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覆辙。我相信走私者是愿意学习的，这对他们有利。但是监察者为什么一定要学呢？许多人自己可以终老于高位，他们的后代可以拿一张绿卡，他们真有必要在乎这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吗？他们不在乎老百姓又有什么好办法呢？整个民族的命运悬在个别几个人的良心上，乃是我们的悠久传统，十几次兜圈子的历史经验表明，老百姓对此并没有什么好办法。
说官话的利害计算
吴思
说官话，还是不说官话，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选择问题。我看过清朝人笔下的几个对话场面，都出现了不说官话的抉择，其中还有一场迫使说官话者改口的情景。细品当事人的应对和选择，颇有一番能够以利害计算出来的道理。
1853 年9月4日，小刀会在上海造反，擒获上海道吴健彰，与上海一湾之隔的宁波顿时紧张起来。小刀会本是洪门天地会的一支，活跃于宁波上海一带，宁波人和上海人与广东帮和福建帮并列为小刀会三大帮之一。如今上海的吴道台被小刀会擒了，生死难测，宁波知府心里该如何想？
宁波知府段光清感觉到了治下的造反骚动，他立即组建民间联防体系，安排联防队巡夜。具体办法是：各户轮流出成年男子值班，每五天一轮。巡夜也不完全白巡，段光清劝谕商人捐献粮食，给巡夜的联防队员们熬粥当夜宵。当然，事出紧急，这些措施只能算临时性的土政策，合法手续多少是有一点问题的。
在落实土政策的过程中，一个地保找段光清告状，说城西有个开小铺的营兵，派不动，就是不肯去巡夜。营兵是清朝正规军绿营的兵，在八旗腐烂透顶的情况下，绿营已经成为主力部队，并不归地方行政系统管辖，地保派不动营兵并不足怪。不过左邻右舍要是攀比起来，追问这个开小铺的凭什么白白让大家保卫他，公平何在，确实也够让地保为难的。
这时段光清出面了。他来到营兵家，问他为什么不去。下边是段光清记录的二人对话（注）。
营兵跪对余曰：“营兵每夜要跟本官巡夜，不能再派巡丁。”
余笑曰：“尔不必对我说官话。若营中果每夜出巡，何需百姓巡夜？今我劝百姓巡夜，原欲其互相保卫耳，百姓不言苦，营兵反畏劳乎？
“且尔既吃粮当兵，日中则当操练，夜则缉贼，是尔营兵事也。何以来城西开店？我带尔去见营官，问尔真是营兵否？”
营兵无语，惟叩头承允出丁巡夜。
这可真有意思。一个当兵的坚持要说官话，一个大官却威胁他，不许他说官话，这“官话”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这里，官话表述的是一套有关军队的性质任务之类的正统说法，据说这支军队的士兵每日白天操练，夜晚随军官巡逻，辛苦得很。一旦进入这套说法，就进了一套地方官插不上手的规则体系，人家生命的每一时刻都按照规定为国为民奉献出来了，当然没时间参加民间巡夜。这套官话冠冕堂皇，地保大概就是被这套话噎住了。
段知府拒绝进入这套系统，他说了另外一套话。准确点说，段知府拒绝了“北京话”，代之以“宁波话”。宁波话表述了土政策，一旦进入这套规矩，营兵就不能不参加巡夜，否则就不公道。试问：平民百姓凭什么干那些本该由军人干的事？那些职业军人每个月拿四两银子的饷，折合一天二三十斤大米，而平民熬夜巡逻，才给一碗粥喝。拿二三十斤大米的职业军人躺在家里睡觉，喝一碗粥的平民倒要去保卫他——那套“北京话”维护的现实未免也太他妈的了。
总之，话语之争，其实是规则体系的选择之争。而规则之争，说到底又是利益之争。
我们继续拆解这个故事，看看决定胜负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继续拆解之前，我想先嘲笑那位营兵两句。这位老兄可真够傻的，还算职业军人呢，难怪清朝绿营那么不中用。孙子兵法云：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孙子兵法又云：多算胜，少算不胜。难道这样的仗也可以打么？对那位营兵来说，输赢无非是熬几十天夜的问题，而对段知府，输赢却关系到联防体系的建立和稳定，关系到维护这种稳定所必需的权威，而这些又关系到段知府的前程甚至身家性命。且不说双方的地位如何悬殊，单算战斗意志，算奋战到底的决心，营兵已经算不赢了。
我猜，营兵从一开始就没有算过，别看他是开小铺的，眼光只够看一步棋。他以为地保根本就请不动知府，只要把地保噎回去就算胜利了。没想到地保也是奉领导指示行事，巴不得把困难推给领导，知府也不得不出来为地保撑腰。此时，骄兵恐怕就要阵脚大乱。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早已想过了，并且准备顽抗到底。老子又不是你的子民，你管得着么？老子不巡夜犯哪家的法啦？
不参加巡夜地方官也管不了，这是营兵一步到位的如意算盘。段知府却比营兵算得深远，他一下子算出了三步棋，并且把这三步棋摆给营兵看。
段知府说，你按我的规则玩，虽然难免熬夜，对你也是有利的，保护大家的安全自然要大家出力。这是第一步的利害计算。
如果你非要碍我的事，非要按你的规则玩，一毛不拔，我只好陪你玩到底。你以为按你的规则玩我就赢不了你么？用不用我带你去找你们领导去？我不仅要让你的如意算盘落空，还要让你损失惨重，鸡飞蛋打，连老本都赔进去。这是第二步的利害威胁。
如果真走出了第二步，真闹到官场上去，发生条条块块之间的利益之争，知府真能在那些骄兵悍将手中占到便宜吗？万一绿营的军官害怕为小兵的过失承担责任，要为他做主，联手抵抗知府呢？这就是知府要考虑的第三步棋。段知府考虑到了，而且亮出了招数。
段知府说，在和你们领导下棋的时候，我会问他一句，你这个城西开小铺的是不是真营兵？这是一个暗示出顺杆爬对策的提问，其潜台词是：你们军队系统的领导无须为管理不严承担责任，我也无意追究这种责任。你可以说这营兵是冒牌的，可以把责任完全推到这个小瘪三身上。试想，军官们要害一个小兵有什么难的？又不是自己的儿子，砍下他那颗给领导惹麻烦的脑袋还可以吃空额呢，每月四两银子。
按说，算到这第三步已经可以分胜负了，营兵惨败，知府完胜。不过，万一军队的大老粗们在政治上不够成熟，或者，万一那开小铺的就是某军官的儿子，军官们不肯以顺杆爬的方式了断此事，我们可以发现，知府的那番话里还埋伏了第四步棋。假如军官们真要与知府叫劲，那么，宁波驻军就可能在整体上受到追究，因为他们没有承担起自己的守土职责，需要宁波百姓替他们巡夜。在这方面军官们必定心虚。这种心虚，也保证了不会有任何军官与段知府叫劲，除非他们在整体上傻到了根本就不配当官的程度。
段知府的威胁是可信的。他若不肯对付这点麻烦，治一治不听使唤的人，地保就有理由不好好干活，宁波就可能沦陷，知府的损失就太大了。承受一点小麻烦，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并不是段知府的肚量小。况且，连一个小兵都治不了，知府的面子又往哪里摆？小民的面子都值钱，知府面子的价值就更不要说了。
总之，段知府算路深远，且步步都是胜算，步步都是“打将”式的命令手——不想输棋，就要在段知府指定的位置落子。只要对局者不是疯子，知道趋利避害，知道丢卒保车，乖乖就范便是惟一的选择。实际上，进入何种规则体系的决定因素，正是对不同规则背后的利害得失的计算。计算并比较不同规则体系带来的成本风险和收益，便是过招的实质。而展示影响这种成本和收益的能力，便是段知府采用的威慑策略。
我们的营兵虽然棋艺不高，人还是勇敢的，毕竟他没有被大官吓懵。在整个故事中，营兵只说过两句话，第一句表明他坚持原来的立场，要按照官话表述的规则玩。第二句表示认输，按照段知府指定的规则玩。这两句话都是合理的，都是合乎他本人利益的最佳选择。第一句话，是只能看到一步棋的棋手的最佳选择，第二句话，是看明白了三步棋的棋手的最佳选择。既然双方都在知府制订的规则中得到了自己的最佳选择，说通了“宁波话”，放弃了北京话，这局棋也就玩妥帖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段知府不过寥寥几句话，为了分析清楚这几句话背后的利害关系，讲明白不同选择的不同后果，解释一遍放弃官话及其所代表的正式规则的决策过程，我居然罗嗦了这么长时间。我应该闭嘴了。可是，史学特别不喜欢孤证，为了向史学的模范靠拢，我不得不继续罗嗦下去，再抄两段话，然后再解释几句。
刘鹗（1857-1909）也是当过知府的人，他在《老残游记》第四回讲了一个尼姑庙变妓院的故事，也牵涉到官话问题，原文如下。
老师父说：“我们庙里的规矩可与窑子里不同。窑子里妓女到了十五六岁，就要逼令他改装，以后好做生意。庙里留客本是件犯私的事，只因祖上传下来：年轻的人，都要搽粉抹胭脂应酬客人，其中便有难于严禁之处，恐怕伤犯客人面子。前几十年还是暗的，渐渐的近来，就有点大明大白的了。然而也还是个半暗的事。您只可同华云（引者注：庙里的一位漂亮尼姑）商量着办，倘若自己愿意，我们断不过问的。
“但是有一件不能不说，在先也是本庙里传下来的规矩，因为这比丘尼本应该是童贞女的事，不应该沾染红尘；在别的庙里犯了这事，就应逐出庙去，不再收留，惟我们这庙不能打这个官话欺人。可是也有一点分别：若是童女呢，一切衣服用度，均是庙里供给，别人的衣服，童女也可以穿，别人的物件，童女也可以用。若一染尘事，他就算犯规的人了，一切衣服等项，俱得自己出钱制买，并且每月还须津贴庙里的用项。若是有修造房屋等事，也须摊在他们几个染尘人的身上。因为庙里本没有香火田，又没有缘簿，但凡人家写缘簿的，自然都写在那清修的庙里去，谁肯写在这半清不浑的庙里呢？您还不知道吗？况且初次染尘，必须大大的写笔功德钱，这钱谁也不能得，收在公账上应用。”
这里的老师父主动声明不讲官话，因为官话代表了正式规则，而正式规则是不能给当事的双方提供利益的，私下说明的潜规则却能在交易中为双方创造福利。
这里的“官话”与上一个故事稍有不同。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官话”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明末的《二刻拍案惊奇》，其涵义近似如今的“普通话”。以“官话”比喻官方的正式规则，这种用法初见于段光清写的《镜湖自撰年谱》。到清末《老残游记》的写作时代（1903年——1906年），这种比喻又扩展出泛指各种正式规则的意思，宗教界的正式规则也收在其中了。不过这么说有点冒失：明清的宗教界也在官府的严格管理之下，宗教界的领导也有官授的品级，也用官授的大印，如同我们熟悉的处级道士、局级和尚一样。即使当群众级的和尚道士，也需要向官府报批备案，官府收了钱，发了度牒，和尚道士才算当上了。这样说来，宗教界的正式规则早已染上官场规则的色彩，并不是后来扩展进去的。
还有一点提请读者注意：老师父的实话透彻地分析了正式规则向潜规则转化的成本和收益。如此一转，庙就成了半清不浑的庙，虔诚的信徒不愿意在此施舍了，正式规则所能提供的收益自然减少。这就是损失。为了补偿损失，想在潜规则中获益的人就要大大地写一笔功德钱。倘若这笔钱给得少，不足以补偿转入潜规则的损失，谁肯放弃正式规则和官话呢？如果给得不少，那么，在这种转变中，当事双方都是受益者，承受损失的是宗教界的清誉。当然这是整体利益的事，也是官府的事，本庙和本人先赚了才是要紧。
以上两个故事都是不讲官话的，也有坚持讲官话的故事。譬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回，讲到一个在河道上把关收税的小官，揪住四川学政（主管教育的副省长）贩卖良家女子的把柄不放，咬定了官话，无论怎么求情行贿都不改口的故事。这位小官倒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学政过去害过他，他想报一箭之仇，所谓“官报私仇”。在那个故事里，小官坚持说官话，同样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规则体系，难得的是，他在得逞之时也解救了七十余位姑娘。自然也有反过来的可能：如果他的脾气不那么大，收一笔银子就改了口，他和学政就可以在潜规则中双赢，倒霉的则是那七十余位姑娘。
官话通常比较好听，因为它所代表的正式规范考虑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太敢玩水。问题在于，水并不总能以长江洪流的形态出现，那是非常时期造反大军的形态。当水被装在缸里，盛在桶里，倒在碗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载舟覆舟的力量。这时候，官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当真去做便是自找亏吃，而多数人是不会自找亏吃的。于是，官话就有了糊弄人的意思，就成了一个贬义词，说官话者的形象难免受损。可是官场风波险恶，说官话不会让人抓住把柄，形象受损也要说下去。
注：段光清（1798——1878年），安徽宿松人，官至浙江按察使，著有《镜湖自撰年谱》，本文讲述的故事来自该书咸丰三年的记载。
当贪官的理由
吴思
《明史》上记载了皇帝和监察官员之间的一个你攻我守的故事。
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检刚刚当皇帝。当时他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朱由检经常召见群臣讨论国事，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这是宋朝传下来的一句名言，国民党垮台前也被提起过。据说，如此就可以保证天下太平。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对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给皇上写了份上疏，问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太爷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
户科给事中是个很小的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股级或副科级。但是位置很显要，类似总统办公室里专门盯着财政部挑毛病的秘书，下边很有一些巴结的人。韩一良所说的“书帕”，大概类似现在中央机关的人出差回京，写了考察纪行之类的东西自费出版，下边的人巴结的印刷费。那500两银子，按照如今国际市场上贵金属的常规价格，大概相当于43000多元人民币。如果按银子在当时对粮食的购买力估算，大概有现在的20万元人民币（1）。那时的正县级干部，每月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00多块钱人民币，4万或20万都要算惊人的大数目。
崇祯读了韩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罢，崇祯拿着韩一良的上疏给阁臣们看，说：“一良忠诚鲠直，可以当佥都御史”。佥都御使大致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助理，低于副部级，高于正司局级。韩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这时，吏部尚书（类似中组部部长）王永光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人来，究竟谁做得过分，谁送他银子。韩一良哼哼卿卿的，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让他密奏。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刺了王永光几句。
崇祯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年轻的皇上手持韩一良的上疏来回念，声音朗朗。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崇祯又追问韩一良：五百两银子是谁送你的？韩一良固守防线，就是不肯点名。崇祯坚持要他回答，他就扯旧事。崇祯让韩一良点出人名，本来是想如他所请的那样严加惩处，而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兴，拉着脸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监察部部长）的乌纱帽难道可以轻授吗？崇祯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撤了他的职。（参见《明史》卷二百五十八，毛羽健列传附韩一良）
韩一良宁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程，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他背后必定有强大的支撑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难道只是怕得罪人？给事中就好像现在的检察官，检举起诉和得罪人乃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获得声望的源泉。怕得罪人这种解释的力度不够。
细读韩一良的上疏，我们会发现一个矛盾。韩一良通篇都在证明爱钱有理，证明官员们不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韩一良说得对，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确实不够花。而他开出药方，却是严惩谋求俸禄外收入者。这恐怕就不那么对症下药。
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1780元。（2）正司局级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韩一良这位股级或副科级干部，每年的名义工资是66石大米，折合人民币月薪1350元。（参见《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
我反复强调“名义工资”这个词，是因为官员们实际从朝廷领到的工资并没有这么多。那时候发的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苏木，还有银子和钞票。不管领什么，一切都要折成大米。于是这个折算率就成了大问题。《典故纪闻》第十五卷曾经详细描述成化十六年（1481年）户部（财政部）是如何将布折成大米的。朝廷硬把市价三四钱银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市场上值多少钱？至少值20两银子！假如按照这种折算率，完全以布匹当工资，县太爷每年只能领三匹粗布，在市场上只能换一两银子，买不下二石（将近200公斤）大米。这就是说，朝廷几十倍上百倍地克扣了官员的工资。至于明朝那贬值数百倍、强迫官员接受的纸币，就更不用提了。
总之，明朝的县太爷每个月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际价值不过1130元人民币。（3）
请设身处地替县太爷们想一想。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个，多的十来个。那时候也没有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双职工，平均起来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这位县太爷每个月1130块钱的工资，人均170多块钱的生活费，这位县太爷的日子并不比如今的下岗工人宽裕多少。更准确地说，这位县太爷与如今最贫穷的农民阶级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年，1997年，中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2090多元。
还有一点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没有社会福利。公费医疗不必说了，在成化十五年（1480年）之前，竟连退休金也不给。成化十五年户部尚书杨鼎退休，皇帝特地加恩，每个月仍给米二石。这二石大米，价值不过500元人民币，就算是开了大臣退休给米的先例。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退休金才给500元，其他人可想而知。（参见《典故纪闻》第十五卷）
如果看看当时著名清官的生活和家庭财产，可能会对明朝官员的实际收入产生更悲观的估计。
海瑞是一个肯定不贪污不受贿，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惠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参见《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列传）
海瑞最后当到了吏部侍郎，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监察部的部长助理王用汲去看，只见布衣陋室，葛帷（用葛藤的皮织的布，比麻布差）还是破的，感动得直流眼泪，便凑钱为他下葬。当时有一个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句可以作为海瑞真穷的旁证：“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这就是辛勤节俭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员应得的下场么？
海瑞是明朝晚期嘉靖和万历年间的清官。比他再早一百年，在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间，有个叫纮的清官。纮为人刚毅，勇于除害，从来不为自己顾虑什么。士大夫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称其为伟人。正因为他清廉，坚持原则，分外之物一文不取，便闹得妻子儿女“菜羹麦饭常不饱”，家里人跟着他饿肚子。
成化十三年，纮巡抚山西，发现镇国将军奇涧有问题，便向皇帝揭发检举。奇涧的父亲庆成王为儿子上奏辩护，同时诬陷纮。皇帝当然更重视亲王的意见，就将纮逮捕，下狱审查。结果什么罪也没审出来。宦官尚亨奉命去抄家，抄出来的只有几件破衣裳。宦官报告了皇帝，皇帝叹道：他竟然能穷到这种地步？于是下令放人。（参见《明史》列传六十六）
这二位清官的家境，大概足以证明正式工资不够花了。
请留意，比起普通官员来，清官们还少了一项大开销：他们不行贿送礼，不巴结上司，不拉关系走后门。韩一良说的那数千两银子的费用——打点上司、招待往来的客人、晋级考核和上京朝觐等，就算是2000两银子，即20万至80万人民币的花销，大都可以免掉了。譬如海瑞上京朝觐，不过用了48两银子。由于他们真穷，真没有什么把柄，也真敢翻脸不认人地揭发检举，而且名声又大，免掉也就免掉了，一般人也不冒险敲诈他们。但是腰杆子没那么硬的小官，不仅会被敲诈，还会被勒索——当真用绳子勒起来索。为了证明这类开支是刚性的，决非可有可无，我再讲一个故事。
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的时候，总督胡宗惠的公子路过淳安，驿吏招待是不够意思。驿吏相当于现在的县招待所所长兼邮电局局长，而总督是省部级的大干部。我猜想，这也不能怪驿吏不识抬举，肯定是被海瑞逼的。海瑞到了淳安，锐意改革，整顿干部作风，禁止乱收费，把下边的小官收拾得战战兢兢，想好好招待也未必拿得出像样的东西来。胡公子受到冷落便生了气，叫人把驿吏捆了，头朝下吊了起来——这就是节省开支的下场。
海瑞接到报告，说：过去胡总督有过指示，要求自己的人外出不许铺张招待。今天这位胡公子行李如此多，必定是假冒的。于是将胡公子扣押，从他的行囊里搜出了数千两银子，一并没收入库。这数千两银子，也像前边一样算作2000两吧，根据贵金属价格和购买力平价的不同算法，其价值在20万至80万人民币之间。公子出行一趟，收入如此之多，想必胃口大开，期望值也被培养得很坚挺，到了穷馊馊的淳安，诸事都不顺心，理所当然要发发脾气。不幸的是，他碰上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海青天。海瑞扣押了胡公子，没收了他的银子，再派人报告胡总督，说有人冒充他的公子，请示如何发落。弄得胡宗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过，此事供说笑则可，供效法则不可。试想，天下有几个海瑞，如果不是海瑞在后边豁出命顶着，那位驿吏会有怎样的下场？痛定思痛，他又该如何总结经验教训?
驿吏属于胥吏阶层，比入流的有品级的正式“干部”低，相当于“干部职工”中的职工。这些人更穷一些，平均工资大约只有干部的十分之一，大概每个月一石米，价值不过250元人民币。但在人数上，职工自然比干部多得多。
比胥吏的级别更低，人数更多的，是胥吏领导下的衙役。这是一些不能“转正”的勤杂人员。譬如钟鼓夫，譬如三班衙役。明朝的地方政府使用勤杂人员，最初都靠征发当地老百姓无偿服役。既然是无偿服役，衙役就不算政府的工作人员，政府也不发工资，只给一点伙食补贴，叫做工食银。这些钱，用清朝人传维麟的话说， “每日不过三二分，仅供夫妇一餐之用”。他问道：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饿得慌，这数十万人肯空着肚子瘦骨伶仃地站在公堂之侧，为国家效劳么？（参见《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四）
无论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个等式；一生总收入等于一生总开支。节余的是遗产，亏损的为债务。官员们要努力把这个等式做平，最好还要做出节余来恩泽子孙。而明朝规定的工资注定了他们很难做平。韩一良说了，工资就那么一点。我们也算了，县大爷的月薪是1130元人民币，这样一年也不足l.4万，十年不吃不喝也攒不够14万。而孝敬上司、送往迎来、拉关系和考满朝觐这三项，就要花费20万至80万。韩一良没有说这笔巨款是几年的开销。孝敬上司和送往迎来是年年不断的，外地官员上京朝觐是三年一次，考满则需要九年的时间。即使按照最有利于开销者的标准估计，九年花20万，这个大窟窿需要县太爷全家十四五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填平。我还没有计算养老和防病所必须的积蓄。
相差如此悬殊的人生不等式，怎能做得平？勉强去做，当然不能保证相对体面的生活，不能让老婆孩子不数叨，不能留下像样的遗产，弄不好还有头朝下被领导吊起来的危险。另外，在开支方面还有一个比较的问题。人总会留意自己的相对地位的，都有“不比别人差”的好胜心。而县太爷每年的那些收入，并不比自耕农强出多少。手握重权的社会精英们，能心甘情愿地与自耕农比肩么？
考虑到上述的收支平衡问题，崇祯向韩一良追问500两银子的来历，便显得很不通情理。这位在深宫里长大的皇上毕竟年轻。在逻辑上，他首先要做的不是处罚送银子的官员，而是计算整个生命周期的账目，把显然做不平的预算摆平，然后再号召文官不爱钱。当然，明末财政危机，官吏的人数又多到了养活不起的地步，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资，纯粹是痴人说梦。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并不能因此说，造成官员收支的巨大缺口是合理的政策。这种政策就好比牧人养狗，每天只给硕大的牧养犬喝两碗稀粥。用这种不给吃饱饭的办法养狗，早晚要把牧羊犬养成野狗，养成披着狗皮的狼。
现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撑韩一良对抗皇上的力量了。这是现实和理性的力量。整个官吏集团已经把俸禄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预算，列入了十年八年甚至整个生命周期的预算，没有俸禄外收入的生活和晋升是不可想象的。韩一良没有力量与现实的规矩对抗，他也没有打算对抗，并不情愿当这样的清官。作为最高层的监察官员，韩一良公开向皇上说明，朝廷的正式规矩是无法遵行的。他也把灰色收入视为理所当然，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明确信号：在皇上身边的心腹眼中，俸禄外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数量收受财物，已经成为未必明说但又真正管用的潜规则。这就意味着清官从上到下全面消失。与此同时，正式的俸禄制度则成了名存实亡的制度。这套正式制度也确实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它就像善于将老百姓逼上梁山一样善于逼官为盗。
总之，从经济方面考虑，清官是很难当的。那时的正式制度惩罚清官，淘汰清官。硬要当清官的人，在经济上必定是一个失败者。当然，这里算的都是经济账，没有重视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得如此夺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视。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注：
（1）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价格波幅很宽，低可以到每盎司5美元，高可以到每盎司50美元。这里以每盎司8美元计算。1盎司为28克多一点。明朝的1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7克多一点。银子的购买力，在明朝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波动很大，有1两银子买7石大米的时候，也有1石大米卖1两6钱银子的时候。崇祯年间的米价普遍较高。整个明代平均起来，每石粳米似乎在0.7两上下。
（2）明朝的1石，大约相当于现在1.073石，即107公升。我不知道俸禄米一般是稻谷还是加工好的大米，不知道是粳米还是糙米，还不清楚应该用现在大米的收购价、批发价还是零售价。京官领到的俸禄经常是加工好的大米，当时叫做白粮。根据加工好的白米每石l60斤，明朝的1斤为590克的说法，l石白米为94.4公斤。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北京每公斤粳米的零售价在2.6元人民币左右。本文的计算就是根据这些一概从优的假设。
（3）实际上，当时每月只发给1石大米，每年发12石，这叫本色。上上下下都是这么点。其余部分要折银、折钞、折布发放，这叫折色。按照常规，这位正七品的县太爷每年实际领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360贯钞。（参见万历《明会典》卷三十九）这360贯钞，名义上顶了36石大米（10贯钞折俸1石），但是较起真来，由于钞法不行，货币严重贬值，这笔钱在市场上未必能买到4石大米。这样计算起来，明朝知县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130元人民币。按照明朝的规矩，官越大，折色所占的比重越大，吃亏越多
[官场心经]机关工作必修手册
机关工作必修手册
1.时刻牢记官本位
机关就是官场，没有什么经济效益指标要考察，多劳也不多得，干和不干都一样，级别高待遇就高，因此进入机关工作的年轻人首要目标就是要认清什么叫官本位，这是你今后一切工作的方向，不论你采用何种手段、何种方法，只要你官比别人快，你就成功了一大半，这可是2000多年的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升了官，你在群众面前就是爷，否则的话迟早要变成孙子。所以千万不要被什么先进工作者，什么优秀党员等杂七杂八的荣誉称号而迷失方向，也不要为领导的几句表扬的话而沾沾自喜，升官才是机关工作人员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志，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一切事情中的重中之重。如果你不善于投机取巧、溜须拍马，只会傻干，又有点本事的话千万不要进机关，现如今在机关工作得最开心的人，有两种人最多，一种善于专营升官发财的人，另一种是能力平庸到哪都没人要的人。
2.权力就是一切
升官的目的是为了发财，发财的途径只有通过手中的权力，中国的国家机关的名义工资并不是很高，但是官员们的消费水平之高可是有目共睹，为什么？手中有了权，权可以换钱，有了钱可以换更大的权，这样的机关干部就是进入了良性循环，所以中国的官员很喜欢抓权，各个部委之间，各个司局之间，各个处室之间，对有好处有油水的权利是你争我夺，都想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对于没有好处的事情可以不闻不问，中国是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机关干部官员多，腐败也多，有许多事情本来可以放开不管，让大家自己做，偏偏要设立一个部门来管。需要人管理的事情，可能没有人管，或虽然设立了部门，可是又管不好。所以各位年轻人进了机关后，千万要想办法占个有权的岗位，否则即使提了级别也是个空衔，不是个肥缺。100多年前一些富人花大把的银子捐个四品、五品的官，但如果没有个肥缺让你干的话，那扔出去的银子也是很难找回来的。这就是做官的道理，古今相通啊。
3.一切以人为本
这里不是在做NOKIA的广告，而是说在机关工作，关系、印象非常重要，一切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机关不是科研所，你有没有成果没有关系，机关不是公司，你能不能创造效益也无所谓，业务水平高不高，也没有人关心，最关键的是人际关系，工作没做好可以补救，与领导的关系没搞好，那可不得了，其实群众怎么敢和领导对着干呢？最多也就是在领导的心目中印象不太好罢了。此外还有各方面的关系，总之，一切以人为中心，多照顾关系，少讲点原则，通过手中的权利去广结善缘，绝对不可按规定办事，你要知道各项法规是对待陌生人的。话说得白点，你要是严格照章办事，只会得罪人，多个敌人多堵墙，谁也不会说你的好，你觉得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可是谁能代表国家和人民啊？到头来，40好几的人还是大头兵一个，你去找谁说理啊。
4.工作是为领导做的
拿了国家的俸禄，自然要为国家做事情，错了，事实上完全相反，只有领导认为你工作做得好，那才是好，正所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还没有评理的地。如果你不能及时掌握领导的动态，自认为为工作着想，辛辛苦苦做了很多事情，领导不一定喜欢，如果其中有些说不清的东西与领导的想法相背，领导可能还要批评你。各级领导对上级领导的关心的事情都非常重视，领导没有说但事情本身很重要可能就会受不到重视。所以我们一切工作都是为领导做的，给领导做事情好处也是大大的，你不难发现，给领导做笔杆子的人很容易受到重用，给领导做专职秘书的人提拔得很快，连给领导开小车的司机也很沾光。所以年轻人要学会紧密地团结在领导周围，越紧密越好。凡是与领导没有直接关系的，领导看不见的事情，做得再好，领导也不知道，偶尔知道了，也不觉得重要。所以凡是不可太认真，认真的程度要与领导重视程度成正比。
5.要少干多说
很多事情是虽然你做的，但你不说，没有几个人知道，领导更不容易了解，所以宣传工作很重要，多写宣传稿，多发表文章，写入工作总结、工作汇报中去，不仅要敢于宣传还要善于宣传，也就是说往大的说，有一说二，把三说成四，有些事情从来也没有做过，但是每次都可以在你的宏大构思中提到，越是上级的领导，越不清楚下面的情况，而且记忆力还特别得差，很少有领导把过去的工作规划再拿出来回头看一看，有没有说到做到。所以每个单位的工作总结、工作汇报都是冠冕堂皇，头头是道，实际上还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中国的领导很喜欢听汇报，与其说是调研工作了解情况，不如说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官架子，摆摆样子，真正的情况汇报一百次也不会提到。所以做官要会吹，要会出经验，否则你只能做一辈子只会埋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的老黄牛了。
6.要有刁难意识
通常机关干部开会总是要讲机关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有服务意识，可是事实上机关就是机关，服务态度也不见好转，为什么？如果你只有服务意识，没有刁难意识，办事的群众对你没有意见了，逢年过节也就不会想着你了，因为你这里事情很容易，不需要进行感情投资，你也就显得不重要了，现在中国的企业单位每逢节日都会准备一些礼物给各个有关管理部门进行感情投资，投资给谁呢？当然是重要的部门了，你不刁难他他怎么知道你重要呢？所以刁难意识一定要有，必要时可以吓唬一下，中国人都怕官，“官”字两个口，你有理也说不过。但是也不可一味刁难，凡事有个度，刁难过头了，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还咬人，到头好处没得多少，还若了一身的麻烦事。所以既要有刁难意识，又要有服务意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不给好处就刁难，给了好处就服务。
7.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你有了权自然有人找你帮忙办事，你帮忙，他孝敬，权钱交易，公平合理，你帮他办事，不要他的好处，他会说你傻，等有一天，你没权想腐败还腐败不了，过去的“朋友”也不来看你了，回想起来，自己有权的时候，一无所获，就会觉得自己更傻，真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歉收。不仅要敢于腐败还要善于腐败，最终达到腐而不败的境地，因腐败出事的毕竟是少数，其实你能搞腐败是得到上级领导某种默许的，为什么呢？你想上级领导肯定知道你这个岗位权利大，非常容易产生腐败，但是他却不建立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如果不是他傻的话，就是有意放你一马，让你捞点，所以你要知道投桃报李，决不可吃独食。你要问，建立反腐机制这么容易啊，其实很简单，你把什么都公开就行了，如决策公开，财务公开，国家机关属于人民的吗，有什么东西不可让人民知道呢？不过到那时，做领导下来检查工作也没有什么好的招待了，所以做领导的是不愿彻底反腐败的。
8.官是跑来的，不是干出来的
上面讲了那么多做官的好处，自然没有人不想做的，除非是傻瓜，但是有些刚进机关的年轻人，放不下面子，端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实在自己耽误自己。当然也有不少人摸对了门路，一路官运亨通。如何跑官，这里面的学问相当大，首先要搞清楚谁有权力提拔你做官，那你就巴结谁，如今的社会作风正派的领导已经很难找到了，所以你应该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是个领导，你会提拔谁呢？第一是听话可靠的，第二是会孝敬的，至于说水平吗，过得去就行，你想这么会搞关系的人，智商肯定不会太低。另外有关各个方面的人物，关系也要跑一跑，比如人事部门、本部门领导啦，总之，各个方面都帮你出力，你肯定没有问题。记住，既然领导是个人，他就有做人的弱点，只要你找对路子进攻，一定可以成功。
9.男人扮太监，女人做婊子
年轻人刚从学校大门走出来，朝气蓬勃，血气方刚，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其实不是让你真的去做这种事情，而是要在思想上和人格上。你想啊，在机关工作，一把手是最高的决策者，是皇帝，其他领导如果是个常委或是党组成员，还有发表意见举手表决的机会，也算个小皇帝吧，其他人的命运如职务、职称、出国、房子等等都掌握在这些领导手里，如果你个男人的话在他们面前你不扮太监能扮什么呢？你不能有个人意志，也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更不可和领导对着干，那是死路一条，唯有扮好太监角色，才有一线生机，要做红旗下的蛋。至于女人吗？她们的角色要扮什么角色的很清楚了，千万不要由此认为领导都是好色之徒，这多少有些冤枉他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点到为止。比如每天帮领导擦擦桌子，沏沏茶，跳舞时主动邀请领导，喝酒时帮领导喝几杯，平时讲话嗲声嗲气的，有时候给领导讲个三极笑话啦，必要时也可走夫人路线。总之，你把领导当成是你的大哥或亲爹一样去爱，保证不吃亏。
10.要善于见风使舵
在机关工作和从外交工作是一样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现在官场上的人城府极深，一个个道貌岸然的样子，大都是见利忘义的小人，现如今小人比君子更容易得志，所以为了得志，做君子的人也得先做小人，要把有限的精力和财力用在刀刃上，对周围的人要分个三六九等，哪些是第一等重要的，哪些是第二等重要的，哪些不重要的，心里要明白，对于重要人物，心里在讨厌他，你也要表现出非常喜欢的样子，要想做到表里如一需要一定的功夫，没有用的朋友点个头就可以啦，决不要花时间交往，在人际关系中，要学会锦上添花，也要会落井下石。用学好太极拳，做人象根草，跟着风向倒。从前有这么一首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中唱到：“再过二十年我们再想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亏”。年轻的朋友们，你入了机关后， 20年后我们就会这么唱：“再过20年，我们早变坏，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结局，为升官为发财，做了多少事，回首往事才能不后悔。”前些日子，偶读中国历史，才发现原来最坏的是皇帝，什么坏事都干过，所以才能统治别人。因此你不要自以为道德败坏、思想堕落，比你官大比你坏的人多的是，即使你是个好人，想有所作为，也要先学坏。
官场厚黑学：一条明规则，八条潜规则，二十条注意事项！
一条明规则：
做官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是：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官僚政治最宝贵的"遗产"，是当官实行层层任命制。即：大小官员不是经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
凡做官非常成功的人，一般不是做事业成功，而是为上级长官服务做得非常成功。在中国做官的最大特色是跟对上司，那是因为官吏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有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司关系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司，就等于戴稳了乌纱帽。所以，要把“报喜不报忧”、“欺上压下”作为做官的铁律牢牢记住，做到与上级交往突出一个“谄”字（即：谄媚），与下级交往突出一个“渎”字（即：轻慢）。
八条潜规则：
1、不能去追求真理，也不能去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类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让那些自以为聪明其实非常愚蠢的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而且对自己没有妨碍的就是正确的。
2、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能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是在所学的专业里混不下去的不学无术之徒。记住，真博士既不屑于做官，也是永远做不了官或做不好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请记住：是利益。
一定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虽然现在老百姓把这叫腐败，但做官的有99.99%的不这样看问题，而是把这一点看作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务必要时时想到：你的领导想方设法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心甘情愿服从你，也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时时处处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对一些不义之财，万一你良心发现，自己也可以不要，但属于别人名下的你必须给。记住，一旦你把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或放弃了，你为官也就离失败不远了。
5、务必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去考虑做事。
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错误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会做人，就是会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会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关系网中，成为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最好是很重要的那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你仔细地琢磨一下，看看那些把能力片面理解为做事有本事的人，有几个有好日子过。
6、用农民的思想和方式对待一切事物和人。
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你生活在一群农民中，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几个把兄弟什么的，你千万别把这当作庸俗的行为而排斥，这一点也都不过分。
7、要绝对相信拍马是一种不容易掌握的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是凤毛麟角，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东西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时度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二十条注意事项：
1、托人办事必须花钱。
2、办事不成必须退钱。
3、报喜得喜报忧得忧。
4、出了问题内部消化。
5、捂不住了丢车保帅。
6、领导的意见不能提。
7、领导的看法就是你的看法。
8、领导身边的人相当于领导。
9、个人风头要少出。
10、好处不可以独吞。
11、遇棘手的事能拖就拖能推就推能躲就躲。
12、对前任的事切忌不要去管。
13、少自作主张多向上级请示。
14、多开会多发通知多造声势少做实事。
15、违规的事集体拍板。
16、不怕慢就怕站，最怕队伍错站。
17、宁可用庸才，不可用人才。
18、吃喝不犯法，栽花少栽刺。
19、车子是身价，副职不擅权。
20、运动来了要重视，运动过了没屁事。
还有重要的八条规则：
以腰缠万贯为荣、以一贫如洗为耻，
以二三四奶为荣、以一条光棍为耻，
以奔驰宝马为荣、以骑自行车为耻，
以能打通关为荣、以不能喝酒为耻，
以后台强硬为荣、以没有背景为耻，
以贪污腐化为荣、以贪得太少为耻，
以玩人整人为荣、以被玩被整为耻，
以我负天下为荣、以天下负我为耻！
八大不懂事：
领导敬酒你不喝，
领导小姐你先摸，
领导走路你坐车，
领导讲话你罗嗦，
领导私事你瞎说，
领导洗澡你先脱，
领导夹菜你转桌，
领导听牌你自摸。
官场潜规则: 淘汰清官
作者按：在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官吏集团极为引人注目。这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命运。
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撇开它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
官场内部有许多层面和方面的潜规则，我想先写一个“淘汰清官”。这一个“淘汰清官”的定律又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因素，不是一两篇短文就能说透彻的，我想分开掰碎了慢慢说。几篇能说清楚，我也不敢确定，也许四五篇，也许七八篇。
读史只是我的业余爱好，不敢冒充专家。我所写的，都是一些我在读史的时候冒出来的心得，很可能见笑于大方。但我愿意姑妄说之。能姑妄发之，且有姑妄读之者，则幸甚。
《明史》上记载了皇帝和监察官员之间的一个你攻我守的故事。
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检刚刚当皇帝。当时他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朱由检经常召见群臣讨论国事，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这是宋朝传下来的一句名言，国民党垮台前也被提起过。据说，如此就可以保证天下太平。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对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给皇上写了份上疏，问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太爷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
户科给事中是个很小的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股级或副科级。但是位置很显要，类似 总统办公室里专门盯着财政部挑毛病的秘书，下边很有一些巴结的人。韩一良所说的 “书帕”，大概类似现在中央机关的人出差回京，写了考察纪行之类的东西自费出 版，下边的人巴结的印刷费。那500两银子，按照如今国际市场上贵金属的常规价格， 大概相当于43000多元人民币。如果按银子在当时对粮食的购买力估算，大概有现在的 20万元人民币（注1）。那时的正县级干部，每月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多块钱人民币，四万或二十万都要算惊人的大数目。
崇祯读了韩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罢，崇祯拿着韩一良的上疏给阁臣们看，说：一良忠诚鲠直，可以当佥都御史。佥都御使大致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助理，低于副部级，高于正司局级。韩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这时，吏部尚书（类似中组部部长）王永光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人来，究竟谁做得过分，谁送他银子。韩一良哼哼唧唧的，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让他密奏。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刺了王永光几句。
崇祯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年轻的皇上手持韩一良的上疏来回念，声音朗朗。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崇祯又追问韩一良：五百两银子是谁送你的？韩一良固守防线，就是不肯点名。崇祯坚持要他回答，他就扯旧事。崇祯让韩一良点出人名，本来是想如他所请的那样严加惩处，而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兴，拉着脸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监察部部长）的乌纱帽难道可以轻授吗？崇祯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撤了他的职。（参见《明史》卷258，毛羽健列传附韩一良）
韩一良宁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程，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他背后必定有强大的支撑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难道只是怕得罪人？给事中就好像现在的检察官，检举起诉和得罪人乃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获得声望的源泉。怕得罪人这种解释的力度不够。
细读韩一良的上疏，我们会发现一个矛盾。韩一良通篇都在证明爱钱有理，证明官员们不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韩一良说得对，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确实不够花。而他开出药方，却是严惩谋求俸禄外收入者。这恐怕就不那么对症下药。
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1780元（注2）。正司局级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韩一良这位股级或副科级干部，每年的名义工资是66石大米，折合人民币月薪1350元（参见《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
我反复强调“名义工资”这个词，是因为官员们实际从朝廷领到的工资并没有这么多。那时候发的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苏木，还有银子和钞票。不管领什么，一切都要折成大米。于是这个折算率就成了大问题。《典故 纪闻》第十五卷曾经详细描述成化十六年（1481年）户部（财政部）是如何将布折成大米的。朝廷硬把市价三四钱银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三十石大米。而三十石大米在市场上值多少钱？至少值二十两银子！假如按照这种折算率，完全以布匹当工资，县太爷每年只能领三匹粗布，在市场上只能换一两银子，买不下两石（将近200公斤）大米。这就是说，朝廷几十倍上百倍地克扣了官员的工资。至于明朝那贬值数百倍，强迫官员接受的纸币，就更不用提了。
总之，明朝的县太爷每个月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际价值不过1130元人民币（注3）。
请设身处地替县太爷们想一想。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个，多的十来个。那时候也没有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双职工，平均起来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 位县太爷每个月1130块钱的工资，人均170多块钱的生活费，这位县太爷的日子并不比如今的下岗工人宽裕多少。更准确地说，这位县太爷与如今最贫穷的农民阶级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年，1997年，中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2090多元。
还有一点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没有社会福利。公费医疗不必说了，在成化十五年 1480年）之前，竟连退休金也不给。成化十五年户部尚书杨鼎退休，皇帝特地加恩，每个月仍给米二石。这两石大米，价值不过500元人民币，就算是开了大臣退休给米的先例。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退休金才给500元，其他人可想而知（参见《典故纪闻》第十五卷）。
如果看看当时著名清官的生活和家庭财产，可能会对明朝官员的实际收入产生更悲观 的估计。
海瑞是一个肯定不贪污不受贿，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两斤肉！”（参见《明史》卷226，海瑞列传）
海瑞最后当到了吏部侍郎，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监察部的部长助理王用汲去看，只见布衣陋室，葛帏（用葛藤的皮织的布，比麻布差）还是破的，感动得直流眼泪，便凑钱为他下葬。当时有一个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句可以作为海瑞真穷的旁证：“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这就是辛勤节俭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员应得的下场么？
海瑞是明朝晚期嘉靖和万历年间的清官。比他再早一百年，在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间，有个叫秦（音HONG，绞丝旁+雄字的左偏旁）的清官。秦为人刚毅，勇于除害，从来不为自己顾虑什么。士大夫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称其为伟人。正因为他清廉，坚持原则，分外之物一文不取，便闹得妻子儿女“菜羹麦饭常不饱”，家里人跟着他饿肚子。
成化十三年，秦巡抚山西，发现镇国将军奇涧有问题，便向皇帝揭发检举。奇涧的父亲庆成王为儿子上奏辩护，同时诬陷秦。皇帝当然更重视亲王的意见，就将秦逮捕，下狱审查。结果什么罪也没审出来。宦官尚亨奉命去抄家，抄出来的只有几件破衣裳。宦官报告了皇帝，皇帝叹道：他竟然能穷到这种地步？于是下令放人（参见《明史》列传六十六）。
这二位清官的家境，大概足以证明正式工资不够花了。
请留意，比起普通官员来，清官们还少了一项大开销：他们不行贿送礼，不巴结上司，不拉关系走后门。韩一良说的那数千两银子的费用――打点上司、招待往来的客人、晋级考核和上京朝觐等，就算是两千两银子，即20万至80万人民币的花销，大都可以免掉了。譬如海瑞上京朝觐，不过用了48两银子。由于他们真穷，真没有什么把柄，也真敢翻脸不认人地揭发检举，而且名声又大，免掉也就免掉了，一般人也不冒险敲诈他们。但是腰杆子没那么硬的小官，不仅会被敲诈，还会被勒索――当真用绳子勒起来索。为了证明这类开支是刚性的，决非可有可无，我再讲一个故事。
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的时候，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驿吏招待得不够意思。驿吏相当于现在的县招待所所长兼邮电局局长，而总督是省部级的大干部。我猜想，这也不能怪驿吏不识抬举，肯定是被海瑞逼的。海瑞到了淳安，锐意改革，整顿干部作风，禁止乱收费，把下边的小官收拾得战战兢兢，想好好招待也未必拿得出像样的东 西来。胡公子受到冷落便生了气，叫人把驿吏捆了，头朝下吊了起来――这就是节省 开支的下场。
海瑞接到报告，说：过去胡总督有过指示，要求自己的人外出不许铺张招待。今天这位胡公子行李如此多，必定是假冒的。于是将胡公子扣押，从他的行囊里搜出了数千两银子，一并没收入库。这数千两银子，也像前边一样算作二千两吧，根据贵金属价格和购买力平价的不同算法，其价值在20万至80万人民币之间。公子出行一趟，收入如此之多，想必胃口大开，期望值也被培养得很坚挺，到了穷馊馊的淳安，诸事都不顺心，理所当然要发发脾气。不幸的是，他碰上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海青天。海瑞扣押了胡公子，没收了他的银子，再派人报告胡总督，说有人冒充他的公子，请示如何发落。弄得胡宗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过，此事供说笑则可，供效法则不可。试想，天下有几个海瑞？如果不是海瑞在后边豁出命顶着，那位驿吏会有怎样的下场？痛定思痛，他又该如何总结经验教训？
驿吏属于胥吏阶层，比入流的有品级的正式“干部”低，相当于“干部职工”中的职工。这些人更穷一些，平均工资大约只有干部的十分之一，大概每个月一石米，价值不过250元人民币。但在人数上，职工自然比干部多得多。
比胥吏的级别更低，人数更多的，是胥吏领导下的是衙役。这是一些不能“转正”的勤杂人员。譬如钟鼓夫，譬如三班衙役，即现在的武警、法警和刑警。明朝的地方政府使用勤杂人员，最初都靠征发当地老百姓无偿服役。既然是无偿服役，衙役就不算政府的工作人员，政府也不发工资，只给一点伙食补贴，叫做工食银。这些钱，用清朝人傅维麟的话说，“每日不过三二分，仅供夫妇一餐之用。”他问道：一天不吃两 顿饭就会饿得慌，这数十万人肯空着肚子瘦骨伶仃地站在公堂之侧，为国家效劳么？ （参见《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四）
无论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个等式：一生总收入等于一生总开支。节余的是遗产，亏损的为债务。官员们要努力把这个等式做平，最好还要做出节余来恩泽子孙。而明朝规定的工资注定了他们很难做平。韩一良说了，工资就那么一点。我们也算了，县太爷的月薪是1130元人民币。这样一年也不足1.4万，十年不吃不喝也攒不够14万。而孝敬上司、送往迎来拉关系和考满朝觐这三项，就要花费20万至80万。韩一良没有说这笔巨款是几年的开销。孝敬上司和送往迎来是年年不断的，外地官员上京朝觐是三年一次，考满则需要九年的时间。即使按照最有利于开销者的标准估计，九年花二十万，这个大窟窿需要县太爷全家十四五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填平。我还没有计算养老和防病所必须的积蓄。
相差如此悬殊的人生不等式，怎能做得平？勉强去做，当然不能保证相对体面的生活，不能让老婆孩子不数叨，不能留下像样的遗产，弄不好还有头朝下被领导吊起来的危险。另外，在开支方面还有一个比较的问题。人总会留意自己的相对地位的，都有“不比别人差”的好胜心。而县太爷每年的那些收入，并不比自耕农强出多少。手握重权的社会精英们，能心甘情愿地与自耕农比肩么？
考虑到上述的收支平衡问题，崇祯向韩一良追问五百两银子的来历，便显得很不通情理。这位在深宫里长大的皇上毕竟年轻。在逻辑上，他首先要做的不是处罚送银子的官员，而是计算整个生命周期的账目，把显然做不平的预算摆平，然后再号召文官不爱钱。当然，明末财政危机，官吏的人数又多到了养活不起的地步，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资，纯粹是痴人说梦。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并不能因此说，造成官员收支的巨大缺口是合理的政策。这种政策就好比牧人养狗，每天只给硕大的牧羊犬喝两碗稀粥。用这种不给吃饱饭的办法养狗，早晚要把牧羊犬养成野狗，养成披着狗皮的狼。
现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撑韩一良对抗皇上的力量了。这是现实和理性的力量。整个官吏 集团已经把俸禄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预算，列入了十年八年甚至整个生命 周期的预算，没有俸禄外收入的生活和晋升是不可想象的。韩一良没有力量与现实的 规矩对抗，他也没有打算对抗，并不情愿当这样的清官。作为最高层的监察官员，韩 一良公开向皇上说明，朝廷的正式规矩是无法遵行的。他也把灰色收入视为理所当 然，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明确信号：在皇上身边的心腹眼中，俸禄外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数量收授财物，已经成为未必明说但又真正管用的潜规则。这就意味着清官从上到下全面消失。与此同时，正式的俸禄制度则成了名存实亡的制度。这套正式制度也确实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它就像善于将老百姓逼上梁山一样善于逼官为盗。
总之，从经济方面考虑，清官是很难当的。那时的正式制度惩罚清官，淘汰清官。硬要当清官的人，在经济上必定是一个失败者。当然，这里算的都是经济账，没有重视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得如此夺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视。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潜规则二：新官堕落定律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讨过饭，打过仗，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下，对人情世故的了解相当透彻。他当然明白自己给官员定的工资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他经常要找他们谈一次话，讲讲如何正确对待低工资，如何抵抗贪污受贿的诱惑。他会给自己的部下算一笔很实在的利害关系帐。朱元璋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么？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送到劳改工场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在什么地方？在数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儿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些赃物多数藏在外人手里。这时候你想用钱，能到手吗？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注1）
这样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员，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战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前赴后继，一浪接着一浪，一代跟着一代。后来，朱元璋当皇帝当到第十八个年头（公元1386年），这种现象见得多了，便总结出了一条规律。朱元璋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注2）请留意中间那一句话：“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这就是新官堕落定律。“全都”云云肯定是绝对化了，但在统计学的意义上，这条定律大概真能站住脚。
仔细分析起来，朱元璋发现的这 条规律，背后大有道理。科举制实行之后，官僚大体是读书人。他们读了十几年圣贤书，满脑袋都是理论上的人际关系，如忠君爱民、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类，书生气十足，教条主义倾向严重，未必明白建立在利害算计之上的真实的人间关系。这种关系，圣贤们不愿意讲，胥吏和衙役的心里却清楚得狠。《红楼梦》第四回便详细描写了一个衙役向新官传授潜规则的故事。这段描写堪称经典。毛泽东主席把《红楼梦》看作那个社会的百科全书，就以这一回为全书的总纲。因此我不避罗嗦，转述几段。
却说贾雨村走了贾府的后门，当上南京知府，一下马就受理了一件人命案。当地名门望族子弟薛蟠，打死小业主冯渊，抢了个丫头，然后扬长而去，受害方告了一年多也告不下来。贾雨村听说，登时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说着就要发签，派人去抓。这时他看见旁边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 进了后边的密室，门子和贾雨村有几段精彩的对话。门子问：“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长远！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说着拿出一张抄好的护官符来，上边就有薛家。贾雨村问门子此案该如何处理，门子说，薛家和帮助你当上知府的贾家是亲戚，何不作个人情，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的人。贾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实是重生再造，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而废法？”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趋吉避凶者为君子’。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贾雨村低了半日头，最后嘴里说着不妥，还要再研究研究，实际上完全遵循门子的建 议，很巧妙地解脱了薛蟠。
曹雪芹卒于1764年，与朱元璋相隔约四百年，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多少变化。洪武十九年（1387年），朱元璋曾经写道：建国以来，浙东、浙西、广东、广西、江西和福建的政府官员，没有一个人干到任满。往往还未到任期考核的时间，自己就犯了赃贪的罪过。这里确有任人不当的问题，但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些官员是被当地那些胥吏衙役和不务四业（士农工商为四业）之徒害了，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劝说和引诱（注3）。因此，当年朱元璋与上任的官员谈话，总要警告他们当心那些胥吏，不要让胥吏支配决策（注4）。看看贾雨村的实际经历，朱元璋的预防针确实对症下药，那些胥吏和衙役果真在劝诱官员们学坏。他们跟新官算利害关系帐，同样算得清晰透彻，只是与朱元璋的结论完全相反：要坚持原则吗？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轻则丢官爵，弄不好还会丢性命。您可要三思。
新官上任，还会碰到一个不请自来的教师，这就是土豪。在这里，土豪是一个比地主富农更恰当的名词。他们有可能是地主富农，也可能是商人，但绝对不是老实胆小的土财主。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正经职业，以欺行霸市或坑蒙拐骗为生，即朱元璋所说的那些把官员教坏的不务四业之徒。在《水浒》对西门庆、镇关西、祝家庄等的描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土豪的身影。这些人是地头蛇式的强者，在当地苦心经营多年，已经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他们很愿意把新官拉下水，教他们适应并且保护这种格局。
《明史》中描绘了两个不肯好好学习适应的新官的遭遇。有一个叫徐均的人，洪武年间在广东当阳春县主簿，这个官类似现在的县政府秘书长。 阳春地方偏僻，土豪盘踞为奸，每有新官上任，就以厚赂拉拢腐蚀，最后也总能把持控制，政府就像他们自己家开的一样。徐均刚到阳春，一个吏便向他提建议，说他应该主动去看看莫大老。莫大老就是一个土豪。也不知道徐均是不懂，还是不吃这一套。他问：难道这家伙不是皇上的臣民吗？他不来，我杀了他。说着还拿出了自己的双剑给那位吏看。莫大老听了那位吏的通风报信，害怕了，就主动去拜谒徐均。徐均调查了解了一番，掌握了他的违法勾当，将其逮捕下狱。莫大老或许认为这是一种敲诈手段，就很知趣地送给徐均两个瓜，数枚安石榴，里边塞满了黄金美珠。徐均根本就不看，给他带上刑具，径直押送至府。没想到府里的官员也被买通，将莫大老放回家了。面对强权，莫大老的脾气很好，再一次给徐均送上那些装满金珠的瓜果。徐均再次大怒，打算再将其逮捕法办。在这关键时刻，府里来函将徐均调离，到阳江县任职去了。（注5）
徐均真是清官。假如他不声不响地收下瓜果，难道真会像朱元璋说的那样被送进劳改工场吗？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判断，他的前任都被拉拢腐蚀了，结果并没什么事。他在府里的上司也被拉拢腐蚀了，并且动静很大地放莫大老回家，结果还是没事。收几个瓜果又 能有什么事？倒是不收瓜果的徐均遇到了麻烦。可见门子算的账很正确：不但不能报效 朝廷，自身也难保。而朱元璋算的账显然有问题，下狱和苦役云云，多半是吓唬人的。
也是在明朝的洪武年间，道同（蒙古族）出任广东省番禺县知县。知县号称一县父母，为当地最高行政首脑，但是还有他管辖之外的权力系统，这就是军队和贵族。坐镇番禺的是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是打江山的开国元勋，征讨杀伐立过大功。《明 史》上说，朱亮祖勇悍善战而不知学，办事经常违法乱纪。而道同偏偏是一个执法甚严 的清官，没有道理的事情，不管来头多大，坚决顶住不办。 当地的土豪数十人，经常在市场上干一些巧取豪夺的勾当，以低价强买珍贵的货物。稍不如意，就变着法地栽赃陷害。道同严格执法，打击这些市霸，将他们当中的头头逮 捕，押在街头戴枷示众。于是斗法开始。这些土豪明白，道同这家伙不好教育，便争相贿赂朱亮祖，求他出面说句话。应该说，土豪的这样做是很合理的。贿赂既是必要的买命钱，同时也是一种投资。有了永嘉侯撑腰，将来谁还敢惹？如果没人敢惹，这个市场就是他们的金饭碗，永远衣食不愁。朱亮祖果然被土豪们勾引教坏了。他摆下酒席，请道同吃饭。在席间点了几句，为土豪头子说情。侯的地位在一品官之上，是道同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应该说，以他的身份出面请客，算是很抬举道同这个七品芝麻官了。可是道同偏偏不识抬举。他厉声道：“公是大臣，怎么竟然受小人役使呢？”永嘉侯压不服他。朱亮祖也不再跟他废话，干 就派人把枷毁了，将街头示众的土豪头子放了。这还不算完，随后又寻了个差错，抽了道同一顿鞭子。
有一位姓罗的富人，不知道算不算土豪，巴结朱亮祖，把女儿送给了他。这姑娘的兄弟有了靠山，便干了许多违法的事，如同土豪。道同又依法惩治，朱亮祖又将人夺走。道同实在气不过，便将朱亮祖的这些事一条条地写下来，上奏朱元璋。朱亮祖恶人先告状，劾奏道同傲慢无礼。朱元璋先看到朱亮祖的奏折，便遣使去番禺杀道同。这时候道同的奏折也到了，朱元璋一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想，道同这么一个小官，敢顶撞大臣，告他的状，这人梗直可用。于是又遣使赦免道同。两位使者同一天到达番禺，赦免的使者刚到，道同也刚被砍掉脑袋。于是，门子的预言再一次应验：“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不屑于接受再教育的清官道同，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一般情况下，这事到此也就算完了。为非作歹的王侯比比皆是，遵纪守法的却如同凤毛麟角。即使朱亮祖直截了当，擅自将道同收拾了，只要他给道同按上适当的罪名，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碰到开国之君朱元璋，这事就不能算完。朱元璋吏治之严，堪称空前绝后。杀人只凭一时性起，这一点我们已经在道同的下场中看到了。此外还爱发脾气，激烈且毫无宽容。第二年九月，朱元璋召朱亮祖到京，将朱亮祖和他儿子一起活活用鞭子抽死，然后亲自为他写了墓志，以侯礼下葬。两种规则的斗法至此告一 段落。（注6）我没有仔细计算，不清楚明朝初期贪赃枉法者被揭发处罚的概率有多少。在阅读时得到的印象是：离朱元璋越近，被揭发处罚的概率越高。而不归朱元璋直接管的小官，被揭发处罚的概率则逐级下降。也就是说，在省部级官员这一层，朱元璋算的账比较有说服力。而到了县处级，门子算的账更有说服力。朱元璋惩治贪官的手段极其酷烈，大规模地砍头剥皮截肢剜膝盖，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也惩办了大量贪官污吏。血洗之下，洪武年间的官场乃是整个明朝最干净的官场。不过即使在最干净的时候，仍有大批高级官员不认朱元璋的账，例如朱亮祖。我估计，在这批靠造反起家的高级官员之中，风险偏好型投资者的比例一定很高，很不容易管理。
朱元璋死后，管账的大老板不那么能干或不那么上心了，下手也不如太祖那般凶狠了，朱元璋的那套算法便越发不对路了。不过，他发现的新官堕落定律却越发灵验了。明朝制度规定，官员不许在本乡本土当官，怕他们受人情的影响，不能坚持原则。但胥吏和衙役们一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土豪们就更不必说。他们熟悉当地的语言和风土人情，有一张亲戚朋友熟人织成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信息灵通，熟悉各种惯例，并且依靠这些惯例谋生获利。那些圣贤书上不讲的潜规则，正是通过这些人继承并传播的。 他们是活的教科书。在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热心辅导之下，官员们学习的时间大大缩短， 学费大幅度下降，许多摸着石头过河的麻烦都可以省去了。这便是朱元璋的“新官堕落 定律”的实现过程。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
中国官场葵花宝典
2010年04月28日09：41 来源：360doc 冷月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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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官场定律
1、矛盾定律一：人人都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跟领导走得太近了不行，离得太远也不行。跟得太近了怕站错队，一旦大树倒下，大难就会临时；离得太远也不行，好处永远得不到坏事却少不了。
2、矛盾定律二：只要是有利益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矛盾。
3、帕金森定律：官僚机构自我繁殖和自我持续膨胀的规律，是行政系统中存在的可怕顽症，目前还尚无药可医。
4、权力定律：如果权力高于法律，人民就会向权力求助，运用“关系”解决；如果法律高于权力，人民就会向律师求助，通过规则解决。
5、尴尬定律：苦干的不如巧干的；还有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因而上去的不一定是能力强的，原地踏步的不一定是低能的。
6、变脸定律：见到上司唯唯诺诺，这是逼出来的；见到同级嘻嘻哈哈，这是装出来的；见到群众凶凶巴巴，这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学会随机应变，因人而异，看风使舵，是机关的立身之本、生存之道。
7、活跃定律：领导在办公室的时候，气氛永远是“团结、紧张、严肃”而不“活泼”；而领导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气氛就会变得异常活跃，海阔天空、说说笑笑、无所不及。
8、不公定律：能干的总有干不完的事情，不能干的总是没有事情干。干得多的人犯错误的机率就高，到头来往往吃力不讨好；少干或者不干的人，往往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给领导的印象却是个好同志。
9、加班定律：领导到了下班的时候不走，下级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走；加班等于敬业，至于效率可以不闻不问。而领导不在的时候，加班等于白加。
10、新官定律：新上任的领导不管见到谁都是笑容可掬，亲切有加。如果你认为新来的领导平易近人，联系群众，没有架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三天过后，原形毕露，眼睛朝上，目无群众，官腔十足。
11、趋同定律：领导的爱好，往往会成为办公室成员的共同爱好，即爱好着领导的爱好，幸福着领导的幸福，快乐着领导的快乐。
12、转移定律：领导的领导批评了领导，作为被领导的你就得小心领导拿你当做“出气筒”；你要是觉得窝火，可以再找被你领导的人发一通脾气；如果没有，那就打掉牙齿往肚里咽。有经验的老婆、孩子发现其脸色上阴到多云，一般都会知趣地走开。
13、关系定律：有本事没关系的吃苦饭；没本事有关系的跟着吃；有本事又有关系的不愁吃；没本事又没关系的看别人吃；问题在于自认为有本事的人未必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因此，有本事和没本事的，都要拼命地找关系，有了关系的则不惜一切巩固好关系。
14、竞争定律：能写的往往不如跑腿的；能干的往往不如能吹的；能说的往往不如会送的；踏实本分的往往不如擅长张扬的；遵守制度的往往不如听领导话的；坚持原则的往往不如灵活变通的。
15、对错定律：错了马上认错的是科员，错了保持沉默的是科长，错了也能找到理由的是副处长，错了也从不认错的是正处长，错了众人还一再说没错的人是“一把手”。
16、忌讳定律：在办公室通常听不到牢骚怪话，人人都会把握住“说古不说今、说外不说中、说远不说近”的原则。
17、归因定律：凡是职务上不去的，众口一词就是不会拉关系，朝中无人没后台。没有人认为自己的能力素质不行。这是最体面的理由；但在领导面前却从来不会说自己怀才不遇。
18、痛苦定律：死亡无疑是痛苦的，然而还有比死亡更痛苦的，那就是等待死亡。
19、错误定律：人人都会有过失，但是，只有重复这些过失的时候，你才犯了错误。
20、幸福定律：如果你不再总是想着自己是否幸福的时候，你就获得了幸福。
21、沉默定律：在辩论时，沉默是一种最难驳倒的观点。
22、动力定律：动力往往起源于两种原因：希望或者失望。
23、愚蠢定律：愚蠢大多在手脚或舌头比大脑还快的时候。
24、价值定律：当你一旦拥有了某种事物以后，你就会发现这种事物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有价值。
25、社会定律：行得通的并不表示正确，有时歪打正着。
26、名声定律：窝里人不认可，越往外走越行。
27、升迁定律：仕入官场，每升一级，人情味便减少一分。
28、危难定律：总是问题越复杂，期限越短。
29、会议定律：所有重要决议，都将在会议结束或者午餐前最后五分钟完成。
30、化装定律：在修饰打扮上花费的时间有多少，你需要掩饰的缺点就有多少。
31、省时定律：要想学会最节省时间的办法，首先必须学会说“不”。
32、承诺定律：承诺未必能够保证成功，但是没有承诺，也就没有成功。
32、地位定律：有人站在山上，有人站在山下，虽然站的地位不同，但是两者眼中看到的对方是同样大小的。
33、失败定律：失败并不意味着浪费时间和生命，却往往意味着你又有理由拥有新的时间和生命了。
34、经费定律：上级下来指导工作的次数多，证明单位的经费充足；若上级长时间没来指导工作，则反映近期经费短缺。
35、编制定律：人员超编的，一定是“肥缺”单位；长期缺员的，一定是“清水衙门”。
36、变动定律：每次新领导上任，机关必有一次人事变动。
37、晋升定律：年底受表彰嘉奖的都是些做工作的；年底升官晋升的却常常是未受表彰嘉奖的。
38、提拔定律：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应该被提拔的时候，这个人肯定得不到提拔；单位一把手觉得这个人应该被提拔的时候，这个人很快就会得到提拔。
39、先进定律：单位里年终评选出的先进工作者，并不是单位里工作最多或最有成绩的人，而是最会在领导面前干工作的人。
40、职称定律：能晋升高级职称的人，准保不是单位里业务能力最强的人；而业务能力一般的人，却最会搞公关。
41、尊重定律：单位里越是表面上被大家尊重的人，就越是容易受到大家轻视。
42个性定律：在单位里，一个人的个性与他的业务能力成正比。一个人的业务能力越强，个性也就越强；一个人的业务能力越差，就越没有个性。
43、玩笑定律：单位里的男女之间，表面上玩笑开得越大，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有；有时连句玩笑话都不说的男女，说不定背地里已经搞到一块儿了。
44、会议定律：参加会议的人越多，会议的内容也许越不重要。
45、谎言定律：人非生而知之，说谎也一样，原因无非有四：大人教的、被领导吓的、利益驱使的、社会风气使然。
46、蓝斯登定律：往上爬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梯子的稳固，否则，你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摔倒。
47、托利得定律：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要看他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
48、彼得定律：许多人爬到了梯子的顶端，却发现梯子架错了墙。
49、布尔克定律：如果官员不把气发在太太身上，就会把它发在下级身上。
50、成功定律：站起来的次数要比被击倒的次数多一次。
51、弗雷德定律：今天是威风凛凛，明天就可能威风扫地。
52、法兰克定律：就爱而言，女人是专业的，男人是业余的。
53、哈里定律：憎恨别人就象为了逮住一只耗子，而不惜烧毁自己的房子。
54、政客定律：他们可以许诺你在没有任何河流的地方搭起一座桥。
55、诺尔斯定律：辩论时间的长短与问题的重要性成反比。
56、游戏定律：赢家说说笑笑，输家高喊“发牌”。
57、能力定律：在两种情况下，人们特别容易抬高自己的能力：一是恋爱中的男人，他们发誓要为女朋友做的事情总是超过自己的能力；二是当了科长想当处长，当了处长想当局长的人。
58、哈里森的行动定律：行为者常常不如评论者高明，但评论者往往没有行动。
59、詹姆斯的历史定律：历史本身不会重复，重复只出现在历史学家之间。
60、杰克逊的虚伪定律：如果别人看不出你的虚伪，你就不虚伪了。
61、杰佛里的成功定律：当有人到处议论你不如他的时候，那你就一定在某些方面比他更成功。
62、康威尔的组织定律：每个组织中都会有人清楚地知道该组织的底细，这个人应当被开除。
63、建设与破坏定律：交一个朋友，需要千言万语；和一个朋友断交，只需要三言两语。
二、官场三大定律
第一定律：地方越穷人们越想做官
时下人们想发横财，无非是两个路径：一是违法经营，如走私贩毒；二是行政垄断，以权谋私。
难怪有人说：要想富，当干部，不种地来不养牛，大笔一挥成了暴发户。
最近几年，国内不断有买官的事在媒体曝光，也有不少人被罢官判刑。如果读者细心，留意一下案发地点，这类案件，都差不多发生在贫穷省份，或者是发达省份里的贫穷地区。贫穷地区何以频频出现买官现象呢？经济学的解释，是经济人的本性所致。
所谓经济人，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人是理性的；二是指人是自私的。既然人是自私的，必定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既然人是理性的，就一定会寻求在局限条件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办法。比如贫穷地区，人们收入低，投资没本钱，做生意没市场，所以要改善自己，就得与政府扯上关系。因为这些地方，国有经济比重高，而国有经济由政府管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进政府的门，成不了政府的人，政府的餐桌上没你的饭碗，国家的大锅饭肯定与你无缘。
曾听朋友讲过一个笑话。说是春节期间，有一民工南下打工，由于人多拥挤，不小心打破了火车上的玻璃。列车长让他赔，他说，火车是国家的，国有资产是全民资产，也有我一份，国家的东西我什么都不要了，就要现在这块玻璃，打破了也就不赔了。可列车长说，这块玻璃不是你的，弄坏了还得赔。此事是否当真，笔者无从查考，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国有资产说起来是全民资产，但平头百姓却没有支配权。国有经济，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制经济，政府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官员支配的。
设想一下，如果打破玻璃的不是那位民工，而是铁道部门的某位局长，列车长会让他赔吗？也许列车长解释说，民工乘车是因私；局长乘车是因公。既然因公是一种特权，损坏东西可以不赔，你说谁不愿去因公呢？所以贫穷地区人们想当官，多半是看透了当官与国有经济的特殊关系。
民以食为天，人要生存，一日三餐，顿顿不能少。别看吃饭是平常小事，可当不当官，吃法也大有不同。老百姓上饭店吃饭，肯定得自己出钱，可当官的吃了大餐，通常是拿了发票，回单位报销的。
不仅吃饭如此，坐车也一样。老百姓出门，得自己掏钱挤公交车；一般干部，可以让单位派车，官大一点的，可以有专车。总之，只要当上官，像吃饭坐车一类的事，都可由公家付费。就冲着这一点，你说贫穷地区想当官的人能不多吗？
时下人们想发横财，无非是两个路径：一是违法经营，如走私贩毒；二是行政垄断，以权谋私。第一个办法，虽有暴利，但利大风险也大，若有闪失，就会人财两丢。这种掉脑袋的事，非虎豹之胆的人不能为也；而行政垄断则不同，大权在握，呼风唤雨，赚起钱来堂而皇之。像过去价格双轨制时，利用内外价差渔利，不知养肥了多少人。而前些年靠批地皮、倒批文，一夜暴富者，也为数不少。老百姓管这些人为“官倒”，为什么叫“官倒”？因为像批地、倒批文这种营生，没有官位，手中无权，定然是倒不成的。
难怪有人说：要想富，当干部，不种地来不养牛，大笔一挥成了暴发户。既然当官能无本生利，大家看在眼里，明在心头。尤其是贫穷地区，人们发财无门，可又穷则思变。故千军万马往官道上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定律：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
对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的现象，经济学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民主失灵。政治市场的选择，通常奉行的是多数通过规则。
而没有实权的干部，人家既不找你批项目，也不管你要资金，所以得罪的人不多，行贿的人更少。这样升迁的机会，反而比起实权干部来要多得多。
官场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年轻时实权大的，往往难当大官。为什么呢？经济学的第二假定，叫资源稀缺假定。如果从经济学角度看，实权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实权越大，就越稀缺。市场上稀缺的东西，想得到的人就很多，供不应求，竞争自是激烈得多。所以当官有了实权，就会有人惦记，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求你的，也有恨你的，还有不少则是想取而代之的。所以握有实权的人，除非你钢铸铁打，滴水不漏，不然稍有不慎，遭人算计，阴沟里也会翻船。要是工作中再有个三长两短，被人抓了把柄，不仅升官无望，就连现在的职位，也是凶多吉少，去日不多也。
对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的现象，经济学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民主失灵。政治市场的选择，通常奉行的是多数通过规则。比如选某人当处长，必须有多数人赞成才行。从理论上说，“多数通过”无可非议，它比一个人乱点鸳鸯谱，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但难点在于，什么叫“多数通过”？经济学讲多数，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少数人中的多数与多数人中多数。还是以选处长为例，倘是由3个局长（一正两副）决定，则“多数”是两人；若是由全机关人员选举，“多数”可能是几十、甚至上百人。要知道，局长选人与一般干部选人，角度会有不同。局长选出的处长，与普通干部选出的处长，大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如果以局长们的选择为准，虽然也是多数通过，但结果却不能代表全局多数人的意志，所以民主在这里就失灵了。
正是这种少数人选人，使得握有实权的年轻干部，往往难做大官。假设某处长，管着工程发包。工程发包，是让许多人垂涎欲滴的事，想插手的自然很多。如此一来，那些比处长官大的，就可能写条子，给处长介绍工程队。处长手里一个工程，也许要收20个条子，僧多粥少，如何是好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处长只能权衡厉弊，把工程包给某重要领导介绍的工程队。可是，处长讨好了一个领导，却得罪了19个上司。将来开会研究他的提拔时，一个人赞成，19个人反对，结果会是什么情形，人们可想而知。
再有，那些官大的写条子，没官的呢？想接工程就得送票子。即使这个处长不收礼，100人送钱，拒绝了99个，而其中一个是丈母娘介绍的，就收下了。可不料东窗事发，结果被人告到纪委，纪委办案，不是看你拒贿多少次，而是看你有没有受贿，是一票否决。哪怕是一次，该撤职的就得撤职，该法办的就得法办，法纪无情嘛！所以年轻的实权干部当大官，成功的概率只有1％，而失败的概率是99％。而没有实权的干部，人家既不找你批项目，也不管你要资金，所以得罪的人不多，行贿的人更少。这样升迁的机会，反而比起实权干部来要多得多。
第三定律：好人未必就是好官
这样的“好人”，却未必是一个好官。因为当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履行职责就得办事，可一旦办起事来，就没有不得罪人的。
办好事要得罪坏人，办坏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什么人也不得罪。像寺庙里的菩萨，啥事也不做，所以不会得罪任何人。
这里讲的“好人”，有特定的含义，即“好好先生”，也是毛主席曾批评过的那种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好好先生”，不乏其人。在领导看来，缺点不明显；在群众眼里，印象也不坏，所以这些人做起官来，大多春风得意，平步青云。
其实，这样的“好人”，却未必是一个好官。因为当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履行职责就得办事，可一旦办起事来，就没有不得罪人的。办好事要得罪坏人，办坏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什么人也不得罪。像寺庙里的菩萨，啥事也不做，所以不会得罪任何人。
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总不能当菩萨吧？假如你要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要打击假冒伪劣，那么那些制假贩假的，就会对你恨之入骨，恨不得半夜里去扒你家的祖坟。倘若你办了坏事，如损公肥私，好人又饶不了你。因此要做“好官”，就要做好事，不得罪好人，但同时要敢于得罪坏人，得罪的坏人越多，说明你当官就越称职。
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时下做官，要看民意，可“民意”是一个复合概念，人上一百，心态各异。若是搞起民主测评来，做事的，就往往比不过那些不做事的。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又是另一种民主失灵。所以人们选官，既要民主，但又不能迷信民主；要看选票，但又不能只比选票。正确的办法应是，坚持多数人选人与“多数通过”规则，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我们的社会，毕竟好人是多数，坏人是少数。如有70％选民通过，就已是一个好官；相反，如果有了100％的选票，也许此人是一个“好人”，但作为一个官，就要大打折扣了。
不难想见，如果我们能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能把多数人赞成的人选出来，并委以重任，官风必能大变。这样一来，过去那些八面玲珑、只谋人不谋事的人，就没了市场；而那些刚正不阿、敢为老百姓办事的人，也没了后顾之忧。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此要容许干部犯错误。尤其现在改革时期，好多事情前无古人，我们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是靠摸石头过河，就得允许有闪失。求全责备，谁敢开拓创新呢？现在确实有些人，自己无所作为，却总在背后指手画脚，这个不行，那个不对，但究竟如何办好，他又不出手。倘大家都如此，光说不练，那么我们的事业靠谁去推动呢？中国的改革，历来服从一个规律：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农村改革如此，企业改革也如此。倘若当初改革不准试验，只能包对不错，中国的改革断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经济学不反对你做“好人”，但发展经济，却需要的是好官。我们的分析证明，好人未必就是好官，所以笔者的建议是：为了国家的强盛，事业的勃兴，最好不要让“好好先生”当官。
领导厚黑学
第一章 以身作则，公正廉明· 其身正，不令而行· 为官一时，上下兼顾
· 要自信，却不自负· 引咎自责，维护权威
· 用“厚黑”克服性格缺陷· 通过多种渠道争取下属的信任
第二章 知人善任，恩威并施· 知人善任之必备素质· 用人惟能力是重
· 用人所长，事半功倍· 疑人也用，用人也疑
· 用将“使功不如使过”· 做开明领导忌感情用事
· 厚黑型领导者的用人准则· 厚黑型领导者的用人谋略
· 用“厚”“黑”的手段树立威信· 批评下属要讲艺术
· 对害群之马者应杀一儆百· 用宽大辅之严厉，用严厉辅之宽大
第三章 慧眼识珠，吸纳人才· “聚才”的三个基本功· 选人在标准上要“黑”
· 招人难，留人更难· 厚黑留人之七招
· 用人破除门第观· 本田专收“怪才”
· 菲亚特集团敢于用强人· 选人要内不避亲，外不避仇
第四章 外圆内方，人尽其才· 说话不能太方正· 亦厚亦黑，弹性管理
· 驾驭下属须从多方面下功夫· 做富有人情味的上司
· 大胆放权，人尽其才·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 让人人都创造效益· 管理者需要不时挥舞手中的大棒
· 心慈手不软的厚黑技巧· 不花钱，也能把下属笼络得服服贴贴
· 练就火眼金睛，防止被下属欺蒙· 采用以“黑”为主的硬性管人法
第五章 厚待下属，提高凝聚力· 牺牲小我，保护大我· 学会给员工吃一颗定心丸
· 与下属进行思想沟通与情感交流是非常必要的· 以“厚”的态度化解怨气，避免与下属相处的麻烦
· 承担责任，以“厚”驭人· 人之察则无徒
· 用“厚”的策略对付牢骚· 在一般情况下尽可能地给下属面子
· 从员工的角度考虑问题，以“厚”情换人心· “厚”待下属，增强凝聚力
第六章 领导之“厚黑”必备· 依靠“厚黑”的功夫征服人心，驾驭人性· 无为而治是一种高超的厚黑管人技巧
· 让胡萝卜和大棒轮流在手中出现· 既要紧紧地把握领导权，又要充分地调动下属的积极性
· “厚”“黑”相济，设定适当的工作目标· 厚黑型管理者应具备的能力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