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提问:实践篇 mobi: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 【精彩】(中)

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 【精彩】 （中）
细节体现态度，而中国社会的细节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涓涓细节，汇成源远流长的文化。 一个和谐的公民社会需要成千上万的细节建设。 希望不远的将来，有一个细节中国……第十六篇 请给人大一点面子
一百五十一、侃侃当代的政治图腾：福娃牌大熊猫
诸位有没有觉得那五个福娃长得都一个样儿呢？
它们除了帽子和姿势不同，其实是一个东东，那就是——大熊猫。想当初，北京亚运会时的那个吉祥物就是大熊猫盼盼。由于有各种比赛项目，所以盼盼的样子也不一样。现在的福娃就五种，已经简化很多了。居然搞来搞去，还是大熊猫。这简直就是我国的政治图腾了。要送给台湾的和平使者也是大熊猫。团团、圆圆虽然穿越台湾海峡未果，可名气已经很大了。
我们的古人创造了“龙”这个政治图腾，一直传到今天。龙是头似驼、角似鹿、耳似牛、眼似兔、身似蛇、腹似蜃、爪似鹰、掌似虎、鳞尾似鱼。不能不感叹古中国的智慧超越了我们今人的能力。
福娃的脸很平面，缺乏造型特点。脸型一致，半个圆。体型也类似，四肢基本相同。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五个福娃虽然分别代表了大熊猫、藏羚羊、燕子、鱼（没看出来）、圣火，其实就是那个叫盼盼的大熊猫生下来的五胞胎，只是生下来以后戴上了不同的帽子。
这跟长安街上的那些建筑正好相反。后者之间的相同支出正在于具有民族风格的大帽子。征集这么个吉祥物居然还搞了那么久，这集体的智慧到底体现在哪里呢。或许也就是五个福娃的名字还有点儿创意吧。
最近据说要给福娃们搞一个卡通片，可是遇到了问题，就是当初设计福娃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要搞动画。一旦动起来，它们各自应该具有怎样的体姿，侧面的脸部如何来表现（那么平），都是问题。
有一点非常搞不懂，为啥要搞五个福娃，难道是我们中国人口众多，搞五个正好代表了华中、华北、华南、华西、华东。还是为了给大熊猫祈福，希望它们人丁兴旺。
各个福娃各自象征了不同的东西，这些似乎都是民族的符号。
其中，“贝贝”灵感来源是中国传统鱼纹样、水浪纹样和年画中鱼的图案。
“晶晶”灵感来源是大熊猫和瓷器的莲花造型。
“欢欢”灵感来源是中国传统的火纹图案。
“迎迎”灵感来源是藏羚羊和青藏地区的装饰纹样。
“妮妮”灵感来源是燕子和沙燕风筝。
北京奥运官方网站上说：“福娃代表了梦想以及中国人民的渴望。它们的原型和头饰蕴含着其与海洋、森林、火、大地和天空的联系，其形象设计应用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表现方式，展现了中国的灿烂文化。”
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它们的设计当中是融入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但主要集中在帽子（头饰）上。在帽子以下的部分上，根本看不出中国特点，也丝毫没有其象征物大熊猫、藏羚羊、燕子、鱼、圣火的任何生理或形象特征。
福娃是形式感相当强烈的吉祥物。只注重在头上做文章，却不能让福娃们动起来。没有动感是福娃的一大败笔。这和我们汉民族不喜欢舞蹈可能有很大关系吧。而且在它们身上，大熊猫的憨态、藏羚羊的野性、燕子的灵巧、鱼的吉祥、火的神圣，统统没有。如果有，侧面的福娃们会是千姿百态的。
难道我们就靠着这几个平面设计的图案来迎接2008吗？
惨了点儿。
一百五十二、看破北大哲学系的二十个问题
最近天涯头条上有了个“北大哲学今胜昔”（地址：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7906740&key=79879566&stritem=no01&idarticle=258705&flag=1&hotid=694），引起了我的兴趣。原来是以前我旁听过“西方哲学史”课的赵敦华老师（现在是北大哲学系主任）写的。他写的是一个答疑书似的的东西，这更有意思了。我赶紧冒大雨到北大买了一本赵教授的著作《西方哲学简史》。想他的销路最近应该不错，但我深知赵老师决不会像易坛子那样去炒作的。
在这本书的封面左上角写着：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定价：29.5元。直接三十不就完了，还得找钱，又不能刷卡。看来这里面还是有市场策划在啊。
以下先来就陈琛提出的二十个问题讨论一下，然后再说！
第一个问题
陈同学说：
《简史》第一章，赵敦华教授从两个角度比较了希腊、印度和中国哲学的异同，第一个角度，比较它们与宗教的密切程度，印度哲学与宗教的联系最为紧密，希腊哲学与宗教的联系最不紧密，而中国哲学介于两者之间。第二个角度，比较它们的思想方式和风格，希腊哲学的方式最为思辨，充满着论辩、推理和证明等多种方式。印度哲学是说教，因明学是宣讲教义的工具。而中国哲学则介于两者之间，多采用警句箴言、引证比喻。
事实上，中国哲学岂可如此一概而论！从第一个角度看，中国哲学有的与宗教比希腊哲学与宗教的联系还不紧密，有的比印度哲学与宗教的联系更加紧密。前者如后期墨家公孙龙等人，后者如禅学。而第二个角度，中国哲学也同样有论辩、推理和证明，而且决不少！既然知道冯友兰说：“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那为何还如此作这种比较？
而且，既然说希腊哲学与宗教的联系最不紧密，那泛论“哲学脱胎于宗教和神话的世界观”也同样不该！我最烦的就是见到“比较哲学”，根本就是瞎比较。
赵同学说：
“中国哲学对宗教的态度是若即若离，无可无不可”，岂是一概而论？
陈同学又说：
赵教授回应道：“中国哲学对宗教的态度是若即若离，无可无不可。”“岂是一概而论？”我还能说什么？你这句话还不是一概而论？你知不知道这“背后的多少争论和著述”？
世纪婴儿3000说：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XX比较学”较比讨厌，但比总比不比强啊。
第二个问题
陈同学说：
《简史》第二章，“芝诺悖论”的“二分法”：运动着的事物在达到目的地之前，先要完成全程的二分之一，在到达二分之一之前，又要完成它的二分之一，如此分割的话，这个运动根本就无法开始，所以运动根本就不存在。而赵教授却说“如此分割，永远也达不到目的地”！这说明赵教授根本不理解芝诺辛辛苦苦在证明什么，难道他的二分法就是证明达到不了目的地吗？芝诺是为了证明运动不存在，这跟“飞矢不动”的证明是一个意图。按照“永远也达不到目的地”的说法，那运动是存在的，只是到达不了目的地而已。记住：“运动根本无法开始！”
赵同学说：
芝诺提出了“否定运动可能性的四个论证”，难道没有“运动根本不能开始”的意思？
陈同学又说：
赵教授说，芝诺提出了“否定运动可能性的四个论证”，难道没有“运动根本不能开始”的意思？这恰好证明你前后矛盾啊！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有的时候人云亦云，但自己脑筋未必清楚的，难道可以成为掩盖尾巴的遮羞布？
世纪婴儿3000说：
这四个悖论是芝诺提的，赵同学复述的。陈同学要是不满意，尽可以找芝同学。找不到芝同学，找他的后人也可以啊。你该明白为啥龟兔赛跑兔子老输了吧。那龟儿子就是芝同学变的。
第三个问题
陈同学说：
《简史》第三章，赵教授一面说“智者把哲学的主题从原初的‘自然’转向人事”，一面又在写苏格拉底那一节时“据古人说，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的人”。这是典型的见如来拜如来，见上帝拜上帝，也不管什么矛盾什么冲突了。既然苏格拉底之前的智者们已经怎样怎样了，为何还说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怎样怎样的？
陈同学又说：
谁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苏格拉底还是智者？智者首先关心人事问题，但是以非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哲学）的方式，而苏格拉底首先用哲学（西塞罗所说的哲学）的方式讨论人的问题。
世纪婴儿3000说：
原文A：智者把哲学的主题从原初的‘自然’转向人事。
改成B：智者把讨论的主题从原初的“自然”哲学转向人事。
原文A：据古人说，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的人。
改成B：[去掉画蛇添足的“据古人说，”]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的心灵。（从自然哲学到伦理学）
这样是不是更合适些呢。
第四个问题
陈同学说：
《简史》第四章，不知道赵教授是从哪里知道柏拉图做过奴隶的，我真是孤陋寡闻了，只听说柏拉图做过俘虏。他第一次去西西里岛返回的途中，遇到交战被误当成俘虏抓起来了。
赵同学说：
见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思想》，Γ19-21。
陈同学又说：
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思想》这本书记载的可靠性我正在考证，先别忙着高兴。
世纪婴儿3000说：
关于这件事，哲学史里到处都是，连我国出品的《西方哲学史新编》（苗力田、李毓章著，人民出版社）里都有。陈同学确实“孤陋寡闻”了。听没听说是一回事儿，真不真是另一回事儿。慢慢考证吧……
第五个问题
陈同学说：
《简史》第四章，“四线段”的比喻，可知序列与可感序列的比例是1:1/2，那AB/CD应该是1/2，而A/B其实就是１，C/D也是１，根本就是无聊的计算，1/2:1:1当然还是1/2，实在是表述得乱七八糟，还故作高深。看柏拉图原著都比他的容易懂。
赵同学说：
柏拉图说：“把一条线段按照不相等的比例划分”，再按同样比例接着划分。这个比例是二分之一，见Desmond Lee 编译的The Republic.
陈同学又说：
我的意思并不是柏拉图没说过“四线段”，而是指赵教授“表述得乱七八糟”，比原著难懂。
世纪婴儿3000说：
照我看来，赵同学的意思是A代表影象（幻想），B代表自然物（信念），C代表数学型相（数学知识），D代表本原（理性知识）。其中，A和B组成了可感领域（意见），也就是AB；C和D组成了可知领域（知识），也就是CD。
然后，赵同学列了一个式子：AB/CD：A/B：C/D=1/2。
就是这个式子让陈同学很不满，说赵同学“表述得乱七八糟”。
不能怪赵同学，他的语文和数学都不怎么好。他实际想写的式子是：AB/CD=A/B=C/D=1/2，或者AB/CD：A/B：C/D=1/2：1/2：1/2。
陈同学说，“A/B其实就是１，C/D也是１”。这是不对的啊，A/B[也就是影象（幻想）对于自然物（信念）]应该是1/2，因为影象（幻想）的清晰程度是自然物（信念）的一半。同样的，C/D[数学型相（数学知识）对于本原（理性知识）]也应为1/2。还有，“1/2:1:1”是一个比例，不是一个数，所以不能简化成1/2。
赵同学一样不懂，才会在等号左边是比例，右边鬼使神差弄出个分数来。
第六个问题
陈同学说：
《简史》第五章，赵教授说：“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幸福’等同于‘有德性’。”而我却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１５页看到作者说：“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ａｒｅｔｅ）的本义指一种事物的本性、特征或功能，所以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定义就是“有德性”，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也就是合乎本性，将其特征表现出来，将其功能发挥出来。
赵同学说：
亚里士多德说（据苗力田先生译本）：“幸福需要外在的时运亨通为其补充，所以有一些人就把幸运和幸福等同（有些人则把幸运和德性相等同）。
陈同学又说：
赵教授引用：“幸福需要外在的时运亨通为其补充，所以有一些人就把幸运和幸福等同（有些人则把幸运和德性相等同）。”从这句话我只能看出“幸运”和“幸福”不同，“幸运”和“德性”不同，但还看不出“幸福”和“有德性”不同的意思。哈哈！我的思想没有这么大的跳跃性。据说跳跃性太大不适合理性思考啊。
世纪婴儿3000说：
赵同学引用的亚里士多德之说（据苗力田先生译本），只看上半句就可以了。一个人幸福不幸福，还要依赖外部条件。而有德性却只需“合乎本性”。这不就是不同吗。幸福是一个实现活动（过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陈同学为什么非要看那下半句“所以有一些人就把幸运和幸福等同（有些人则把幸运和德性相等同）”呢，那是老师考学生经常用的障眼法和陷阱啊。你真是个学生！
第七个问题
陈同学说：
《简史》第八章，赵教授讲安瑟尔谟开篇就说安瑟尔谟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奥斯塔，其实安瑟尔谟是生在Aosta“附近”，赵教授可能看英文书看得太快，没看清楚，就在自己的书里翻译成“生于奥斯塔”了。
赵同学说：
用现代地名表示中世纪的地区，没有必要那么精确，现在的奥斯塔包括过去的附近地区。
陈同学又说：
看上去好像在理，其实纯属狡辩。柯尼斯堡现在俄国境内，但我们并没有“没有必要那么精确”，用现代地名来表示说康德生于俄国，而是仍然用康德时代的地理知识，说他生于德国柯尼斯堡。本来不值得只觉得赵教授粗心，现在真觉得他思路有问题。
世纪婴儿3000说：
人家赵同学都说自己不精确了，就别不依不饶了。只要Aosta“附近”如今还属于奥斯塔，还属于伟大的世界杯冠军安瑟尔灵魂附体的意大利就可以了。
第八个问题
陈同学说：
《简史》第八章，阿伯拉尔的法文是Abélard，不是Abalard！而“海洛绮丝”的法文却又不标出，Héloise通常译为“爱洛绮丝”，翻译成“海”洛绮丝，H就发音了。
赵同学说：
关于阿伯拉尔和Héloise的法文名？中世纪的人名是拉丁文，不是法文！
陈同学又说：
赵教授很有创意，或者是我不懂了。但你拼得还是错了，何必扩大战线。中世纪的起止时间是从约395年到1500年，虽然赵教授精通中世纪哲学，但说在这个时期人名都是拉丁文，未必可信吧！说话可要严谨一些。你总是把自己的问题扩大，本来只是法文上的问题，现在扩大到整个中世纪的姓名问题了！
世纪婴儿3000说：
这跟哲学本身无关，我回避。
第九个问题
陈同学说：
《简史》第十三章，笛卡尔法文是René Descartes，不是Réné Destcartes，当然我更相信是印刷出版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质疑赵教授的法文水平。
赵同学说：
关于笛卡儿的法文名：谢谢你的细致校对，发现多了一个上标符号。
陈同学又说：
第九条，赵教授说：“关于笛卡儿的法文名：谢谢你的细致校对，发现多了一个上标符号。”
世纪婴儿3000说：
赵同学的著作自2001年1月第一版，至今就没人提出过吗。非要陈同学咬文嚼字搞训诂。
第十个问题
陈同学说：
《简史》第十四章，赵教授认定是沃尔夫第一次提出“本体论”(ontology)概念，但据我所知，十七世纪Du Hamel就将形而上学称为“本体论”了。Wolff先生不过是沿用这种说法罢了。
赵同学说：
这一术语尽管最初是17世纪创造的，但只是到18世纪时，C.沃尔夫才首次界定了这个术语，使之成为哲学概念而流行开来。
陈同学又说：
好吧！我等着赵教授创造一个概念，然后我就来把它整得“流行开来”，然后这个概念就是我“第一次提出来”的了！这个思路恐怕……
世纪婴儿3000说：
“创造”一个名词和“第一次提出”一个概念在修辞、达意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搞文字游戏不好吧。赵同学至少应该把到底怎么回事说清楚才是，不然就会混淆很多问题的。
第十一个问题
陈同学说：
《简史》前言，赵教授说：“在为数不多的现在尚不能固定的几个西方哲学中译术语中，有一个术语引起的争论最多，但作用也最为重要，这就是希腊文的to on，拉丁文的ens，德文的Sein，英文的being和法文的l’être。”据我所知，相当于being的希腊文是on，是中性分词；动词原形是eimi，相当于英语中的be；动词不定式是einai，相当于英文to be。而且赵教授在《BEING：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一文中也这样说：“……‘本体论’(ontology)是对being (on) 的研究……”我不懂希腊文，不敢说他哪一句话是对的，但应该有一句是错的。
赵同学说：
说being相当于希腊文to on或相当于on，总有一个是错误的？to on和on的区别相当于德文的das Sein，法文的l’être与英文being的区别，不管有没有定冠词，都是“是”动词的名词形式。
陈同学又说：
请懂希腊文的朋友来分辨。
世纪婴儿3000说：
关于希腊文，我不懂，回避。
第十二个问题
陈同学说：
《简史》第二章，赵教授按照约定俗成，说阿那克西美尼“提出气是本原”，而到了后面第六章（87页）再提到普纽玛，一般难以让读者想到这是阿那克西美尼提出的概念。也更无法把“普纽玛（pneuma）”跟后面的“灵魂”概念联系起来。这就是在一本书里译名不统一造成的影响。这同样的问题后面还有呢。
赵同学说：
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是pneuma吗？“气”是aer，aither，pneuma是“精气”，在《圣经?新约》翻译为“灵”，这是两个不同概念。
陈同学又说：
赵教授还来问我：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是pneuma吗？
世纪婴儿3000说：
虽然在87页没找到相应的话，但还是能理解赵同学的意思是说，普纽玛（pneuma）是“精气”，不是阿那克西美尼提出的作为本原的“气”。所以才会问陈同学“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是pneuma吗？”
陈同学是不是走神儿了？
第十三个问题
陈同学说：
《简史》第二章，赵教授说：“阿那克萨戈拉和恩培多克勒一样，在元素之外，又设定了能动性的本原，他称之为心灵。”我们知道赫拉克里特提出世界的本原是火，阿那克萨哥拉思考的问题类似于思考这火是谁点燃的问题，也类似于牛顿思考的第一推动力问题。Nous这个概念到后来被普罗提诺大大发挥了一下，但在《简史》里我们无法看到这种一以贯之的哲学沿革，因为在普罗提诺那里nous被译为“理智”。
赵同学说：
《简史》没有说明nous意义的一以贯之的哲学沿革吗？我明明说，阿那克萨戈拉首次提出了nous的概念（从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之说），并且说这一概念翻译成“心灵”或“理智”的不同旨向。
陈同学又说：
请告诉读者，这句话你写在哪里了。
世纪婴儿3000说：
查书！
页号多少，记重点啊。要考试了。
啊，找到了。确实有，在第26页，倒数第二段最后一行。如果赵同学在此页“心灵”后面都标上“nous”，就更完美了。陈同学也就不会这么惑、这么困了。
第十四个问题
陈同学说：
留基波这个人并不一定确有其人，在“简史”中何必提到他？提到也应该像罗素那样告诉读者一声。罗素说：“关于他，人们知道得非常少，以致于有人认为伊壁鸠鲁（德谟克里特后期的一个追随者）曾经断然否认过他的存在，而且有些近代的学者还重新提出这种理论来。”
赵同学说：
留基伯不一定有其人吗？伯柰特早已澄清了罗素的流俗之说，指出此说是对伊壁鸠鲁一封信的误译所致。伊壁鸠鲁的意思是：留基伯“算不上哲学家”，“我不想讨论他”，而不是：这个哲学家“不存在”。
陈同学又说：
赵教授又错了，罗素也没有说留基波不存在，他只是告诉大家存在这种说法，So little is known of him that Epicurus (a later follower of Democritus) was thought to have denied his existence altogether, and some moderns have revived this theory.
但他也说了: There are , however, a number of allusions to him in Aristotle, and it seems incredible that these (which include textual quotations) would have occurred if he had been merely a myth.
罗素的伟大在于他随时不忘把争议告诉读者，让读者去判断，而不像中国某些学者一写起书来，仿佛都是定论，毫无争议的余地。这根本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分辨能力，只能它当成知识记下来。
世纪婴儿3000说：
总之，赵同学根据伯柰特澄清的伊壁鸠鲁的意思，留基波这个人存在，可以提到他。而陈同学的意思是，根据罗素的意思，留基波的存在与否存疑，所以没必要提到他。可不提到他，怎么存疑呢。
看到这里，我觉得赵、陈两同学各有高低，赵同学显然略占上风，陈同学好象有些迷糊，在很多地方露了破绽。可话锋一转，好似山重水复，突然见到了苏格拉底临死前的一幕……
第十五个问题
陈同学说：
《简史》第三章，苏格拉底那一节，赵教授说苏格拉底“临终前还嘱咐人们不要忘记代他还给邻居一只公鸡。”读到这里我真被苏格拉底感动了，苏格拉底多么雷锋啊，快要死的时候还想到自己欠邻居一只公鸡。欠人家公鸡还了也不算什么，但临死的时候还能想到就伟大了！赵教授不熟悉古希腊神话掌故无可厚非，但你应该读过尼采同学《偶像的黄昏》吧，你可是西哲教授啊！尼采同学在《苏格拉底问题》那篇文章里说苏格拉底的话是这样的：“活着就意味着生病：我欠拯救者阿斯克列比亚斯一只公鸡。”Asklepios是古希腊神话的药神，传说被他治愈的病人要向他献一只公鸡。苏格拉底说这话的意思是活着是生病，现在准备死了，等于被药神治愈了，所以要献他一只公鸡。这是表达他对生命的厌倦，而不是雷锋啊榜样啊什么的。
赵同学说：
见“与神为邻”：
柏拉图在《菲多》的结尾，记录了苏格拉底的最后一句话：“克力同，我们还欠阿斯克雷皮阿斯一只公鸡。还了这个愿，别忘记了。”几乎所有的中外译本都会有个注：Asclepius是希腊药神。陈琛同学深信尼采同学的解释：活着就意味着生病，死了才是治愈，因此要献给药神一只公鸡表示感谢。但陈同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尼采同学也是拾人牙慧而已。希腊晚期的注释家Damascius, 罗马作家Hamann和 Lamartine,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思想家Mirandola, Ficino和Ricchieri等人，都早已作过类似的理解。但问题是，“生活 = 生病；死亡 = 治愈”的观念在柏拉图著作中从未出现，这是希腊化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的观念。今人Wilamowitz 在Platon一书的第二卷， G. Most 在《新古典季刊》上的“A cock for Asclepus”一文，通过《菲多》的文本解读，指出了新柏拉图主义解释的三点致命伤。
第一，苏格拉底反驳了格贝的说法，“灵魂进入身体好像是生了病”（《菲多》，95c-d），他怎么到最后莫名其妙地赞成了他所反驳过的观点呢？
第二，苏格拉底说“欠”，用的是现在时（opheilo），在还没有死亡（“治愈”）之前，不应该如此说，应该说“将要欠阿斯克雷皮阿斯”。
第三，更要命的是，苏格拉底对在场的人说，“我们欠……”，整个句子用的都是复数词；问题是：那些不面临着死亡的人不欠药神什么，也不需要还愿。
他们的结论是：“生病”不能作比喻的、神秘的理解，而应该指实际上发生的事实；一定是一个对这个群体很重要的人生过病，大家都应该为他的痊愈而向药神献祭表示感谢。这个人是谁呢？59b：菲多说：“我想柏拉图是病了。”
1998年，J. Crock在《新古典季刊》上发表“Socrates’s last words”一文，既不同意传统的“寓言式的神秘解释”，也不同意G. Most等人的“人性化真诚的解释”。他说，阿斯克雷皮阿斯在公元前四世纪时已经成为雅典的流行的地方神，苏格拉底要他的弟子们（《菲多》提到他们十四个人的名字）向这个地方神举行集体的献祭仪式，一是为了加强群体的凝聚力，二是可以把神圣的仪式生活化。我在写《简史》时，正好读到这篇文章，于是把苏格拉底的最后一句话的意思理解为如同向一个有恩于己的邻居表示感谢一样。“邻居”在这里表示神与生活的贴近。我还有一个佐证，说明阿斯克雷皮阿斯的生活化。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有这样的话（吴永泉先生译本）：“你家里的水和阿斯克雷皮阿斯神庙的水哪一种喝起来更温一些呢？”苏格拉底问。“是阿斯克雷皮阿斯神庙的水更温些”，那个人回答。由此可见，当时的雅典居民已经习惯到药神庙去喝水，这个神是生活中的好邻居，时常得到他的帮助，难道不要感谢吗？
《西方哲学简史》简而不俗，明而不易，好像是一块压缩饼干，里面有很多集约的知识。我承认，这并不是一本适合自学者的书，很多内容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展开。因此，这本书既不是北大本科生的必读书，也不是考研的必读书，只是西哲专业十几本参考书之一。另外，鄙人还著有十四本其他著作和八九十篇学术论文，欢迎陈琛同学和其他哲学同学们提出更多问题，以便我有空闲时（这样的时间不多，我没有秘书帮助处理杂务），在网络上展开我的思想。
陈同学又说：
赵教授写了一篇《与神为邻》来反驳这一条，可惜现在来说这么多已经晚了，不过为了牵强附会地告诉大家，自己当初写的是正确的。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简史》里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不接受我的批评也无所谓，但这种心态是不够高杆的。扪心自问，是不是自欺欺人。
世纪婴儿3000说：
既然“‘邻居’在这里表示神与生活的贴近”、“这个神是生活中的好邻居，时常得到他的帮助，难道不要感谢吗”，为什么苏格拉底就不能直接说感谢神，说“在临终前嘱咐人们不要忘记代他还给神一只公鸡”呢？
除非一种情况：苏格拉底在临终前作起了诗！
第十六个问题
陈同学说：
《简史》第三章，赵教授说：“据考证，巴门尼德在首次使用‘真理’一词时，已经表达出‘除蔽’之意。”谁考证的？
赵同学说：
“真理”a-letheia的a是否定性前缀，letheia是“蒙蔽”。当海德格尔同学说出这个意思时，不过是用了一个简单的词源学考证。
陈同学又说：
“真理”希腊文a-letheia也许有“除蔽”的意思，但并不代表巴门尼德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因为这还是后人挖掘出来的。就像孔子讲的很多话，后人给他注释过多的含义，但他本人未必就说了这么多意思。
世纪婴儿3000说：
赵同学的意思可能是，TMD，a-letheia都有“除-蒙蔽”的意思了，而且这个意思就是古希腊人用这个词的意思，还有啥好说的。陈同学请注意，从a-letheia到“除-蒙蔽”，不是刘心武说红楼梦！
第十七个问题
陈同学说：
《简史》第四章，赵教授说“理念”的译法强调了它是人的理智所认识的、外在的理智之中的存在；“型相”的译法强调它向人的理智所显示的是普遍的真相。
柏拉图使用的“理念”其希腊文转换成拉丁文是idea，但英文里通常不用idea来表示，而用form以突出其客观性。也就是说，英文idea虽然和拉丁文idea长得一样，但他们翻译的时候也是翻译成form，我们翻译的时候更应该翻译成“型相”而不是“理念”。要勇于打破约定俗成！避免在汉语中被理解为主观的、思想化的东西。
我总结一句，“型相”的译法强调了idea的客观性。
赵同学说：
“理念”一定是主观的、“型相”一定是客观的吗？“理念”（大写的Idea）不等于“观念”（idea），“相”（大写的Form）也不等于“型相”（form）；两者都有主客观之分，而且柏拉图用了idea和eidos两个词，为什么不能用两个中译概念？
陈同学又说：
“两者都有主客观之分，而且柏拉图用了idea和eidos两个词，为什么不能用两个中译概念？”当然能了，“理念”这个词都用了大半个世纪了，但是现在哪里都用理念，我只是希望不要用这种容易引起误解的中译概念。就好比“远东”这个词也用了很久，但这个词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非常不合适，所以就不该用，即使用得再久，天下人都用，中国人还是不该用。
世纪婴儿3000说：
赵同学和陈同学说得都有几分道理，各打五十马屁。
但请注意一个细节。在《西方哲学简史》里，赵同学把型相的英文写作“Form”（见第53页第二段第五行），而在上面的答复里又说，“相”（大写的Form）也不等于“型相”（form）。一会儿大写，一会儿小写。
这我就糊涂了。
第十八个问题
陈同学说：
《简史》第六章94页，波菲利是Porphyrios，不是Porphyre。
赵同学说：
不值一驳，查一查词典便知。
陈同学又说：
我看书喜欢在书上批注，现在这本词典不在手上，但还是其来有自，不是“不值一驳”。不要太傲慢。
世纪婴儿3000说：
不值一说。
第十九个问题
陈同学说：
关于“是者”的翻译，陈康曾经把being译为“是”，王太庆提出要把being译为“是者”，赵教授则“基本同意”王的看法，将古代和中世纪文本中的being译为“是者”。关于being的翻译问题近年来被争论过，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否还被争论以及结果是什么，但我可以这么说，像pneuma、nous、on、logos这样的希腊文如果想不到对应的中文，就还是保持原文或者音译。误解比不理解更可怕，如果不想糟蹋哲学，就考虑一下佛学典籍的翻译经验。像“般若波罗密”什么的，虽然看不懂，但也不会让人误会。“西方哲学是概念游戏”，既然是概念的游戏就说明概念是根本，如果概念都遭到误解，那就实在太可笑了。将on（不要再想着英文的being）译为“是”、“是者”、“存在”、“有”……都是错误的。
赵同学说：
将on译为“是”、“是者”、“存在”、“有”……都是错误的？好大的口气！你知不知道不同译法背后的多少争论和著述？
陈同学又说：
我当然知道，否则为什么说这都是错误的。我的意思已经表达过了，而且很清楚。还是那句话，误解比不理解更可怕，如果不想糟蹋哲学，就考虑一下佛学典籍的翻译经验。像“般若波罗密”什么的，虽然看不懂，但也不会让人误会。
世纪婴儿3000说：
误解比不理解更可怕，说得好啊！
第二十个问题
陈同学说：
《简史》第七章，赵教授说：“第一个拉丁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 145－220年）以激烈的言辞表达了反哲学的倾向。”其实德尔图良生于约160年，逝于约225年。
赵同学说：
德尔图良的生卒年？现在通行说法：约160—220年。
陈同学又说：
这正是我替你更正的，赵教授说起来好像也跟“不值一驳”似的。
世纪婴儿3000说：
在《西方哲学史新编》（苗力田、李毓章著，人民出版社）里写的是：约160—240年。那么，赵同学至少在出生年份上写错了，并且承认了，这很重要。
综观这二十个问题，陈同学在理的占八个，赵同学在理的占七个，双方不分伯仲的占五个。给陈同学的建议是，要再细心一些，别太勉强。给赵同学的建议是，该到中文系和形式逻辑专业讲堂多走动走动。
钱钟书说中国没有哲学家，只有哲学家学家。其实那就是哲学史专家。我们这个国家根本就不需要哲学，自然也不需要哲学家了。然而，哲学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又是何等地重要啊。
赵同学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错误，就是因为国家对哲学不重视、自然他的责任心就不够强，对待自己的作品也看得低，竟然说自己的东西就是讲义：
“《西方哲学简史》简而不俗，明而不易，好像是一块压缩饼干，里面有很多集约的知识。我承认，这并不是一本适合自学者的书，很多内容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展开。”
一百五十三、研究人类滥交肯定要比研究水稻杂交出名
李银河研究的性亚文化（包括虐恋、同性恋、双边多边外交恋）并不是她发明的，她只是希望古老的中国文明在这方面能尽快地与国际、全球进行性接轨。她最近越来越火了，因为有人骂了。
像性亚文化这种东东谁都可以研究，而且可以说，是比《非常真人》还娱乐的娱乐。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没去研究，惟独让李银河占了中国第一呢。
第一个原因是她有文化，而且水平很高，至于怎么高我不大清楚，反正高处不胜寒。她得到了王小波，一个长得也不好看的学者、小说家。王小波写过一篇要求中国人变得更有趣的文章，想必李银河很受启发，确实该搞点儿有趣的，那最有趣的肯定在亚文化圈里。
第二个原因是，她丑，有压抑感。我发现了一条性心理规律：丑女的心态接近于男人，如洪晃；而美男的心态也接近于女人，如胡兵。所以，丑女大多是能豁得出去的，很多商界女强人都是丑的，但这反而造就了美好的钱程。李银河也一样，早早就放下了羞涩，变得富有攻击性。
我认为在这两个原因之后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
怎么说呢？
从媒体的表面上看，各种走光、整容、三点、露乳、露臀事件和人物层出不穷，为啥这种有碍风化的事情我们的go-vern-ment不去打压阻止呢？想当年，我们可是在消灭血吸虫病的同时向全世界宣布消灭了性病，我们还在建国之初就消灭了妓院和M Y。可如今，世道真是变了。看看新浪论坛，那里就是一个妓院的大橱窗啊。各种色情招贴栏琳琅满目，思想担当起了拉皮条的角色。
强大的中国商业机器开动起来之后，那个妓院的大橱窗就更加生动起来。先要把脱脱露露说成是时尚，是时尚了当然就名正言顺。然后再在这脱露之间显示出金钱的资质，闪得人直闭眼。既能赶潮流，又有钱挣，谁不开心呢。于是这商业机器就良性运转起来。我们的go-vern-ment对这样的运作肯定是满心欢喜。想全国整容手术对GDP的贡献还一个多点呢，何况全国脱露运动呢。
凡是要造声势的，必有一套理论。张朝阳早早地就抛出了眼球论，注意力经济，很流行，但是很浅薄，一提就明白，不就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死在市长家里不是新闻，死在市长床上才是新闻。
而李博士的理论就更适合现在的全国脱露运动了，简直是一拍即合。虽然它们貌似羊头、狗肉，实则暗通有无。
李博士研究的是啥呢？就是要把性当成独立的文化来看待。人人都可能从性当中得到快感，但得到的快乐却不同，这跟每个人的文化特征有关了。私人会所性虐吧的出现，是这种文化扎根中国的萌芽。此外我们悠久的房中术肯定要和国际性文化相融合，这方面也有赖李博士的智慧了。
同性恋合法化，可以结婚，多边爱情，恢复多妻多夫制，这都没什么。只要美国先有了，中国肯定以后也会有的。这就是个时间问题。研究这些的人虽然前卫，虽然会遭到质疑，但研究人类滥交肯定要比研究水稻杂交出名快多了。
我想到的是，在网络环境日益恶劣的今天，为什么性文化却异常蓬勃，而如李博士一般的异端能华山论剑呢。
因为我们的go-vern-ment实行的是向娱乐绝对倾斜的政策。
走光偶像——>商家——>媒体——>公众——>学者——>走光偶像，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一看就明白。公众仰慕学者，学者教会了走光偶像，偶像找到了商家，商家串通了媒体，媒体来到公众面前。
面对李银河的理论，我们的媒体要学的还很多。别老整天就知道照人家女星的咯吱窝和底裤，也应该去研究一下她们的性虐心理什么的。这样的报导才叫有深度，有零度，有角度。
十年后同性恋臭遍大街的时候，是不是异性恋又成了前卫时尚了呢。
其实我们的李博士要说的不是这个。她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问题，她的设问一定是这样的：
右撇子凭啥瞧不起左撇子，异性恋为什么就比同性恋更合乎人性呢？
有的人选择只爱一个人，为什么就不能同时爱上两个人呢？（说白了，排他式爱情是一夫一妻制制造出来的性幻觉，而一夫一妻制又是家庭财产和社会资源分配制度制造出来的）
既然脱离了繁殖义务的性交是为了追求快乐，那么性虐也是为了快乐，有何不可吗？
在李博士背后的那个人性启蒙理论其实是相当陈旧的东东。
还是那句话，今天倡导的东西十年后都是垃圾，即使是这种性前卫。
一百五十四、乳房的高潮是乳头吗？
一位脱星露出自己丰满如同上帝亲自雕刻的乳房，只在乳头上贴了一块不透明的乳贴，就可以堂皇地去参加无上衣PARTY（跟不插电音乐会差不多的）。只要三点不突破，就不算裸体、伤风化、扰乱社会治安，就可以在大街上安然徜徉了。由此可见，乳房的高潮在于乳头。没有乳头的乳房只是一个明晃晃的肉球，只是夸张的胸大肌，而不是色情图片，打黄扫非办是不管的。
在中国，这样的脱星还不多，而这样的乳贴却比比皆是。在论坛的照片上，这样的乳贴就是马赛克，和此处删去若干字一个意思。在选秀选美的舞台下，这样的乳贴就是那两个公证员，公证就是公正吗。在祖国各地的外地工居住地，这样的乳贴就是暂住证。在各种涨价风波中，这样的乳贴就是听证会，听证就是为了涨价，可曾有为了降价而听证的。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的乳贴就是他们的炼油亏损论，以便他们的油价能达到巨奶的水准。对于女作家陈岚来说，乳贴无疑就是那篇“强 J抵抗耻辱论”。
试着把乳房比作花朵，那么乳头就是花蕊。乳贴屏蔽了花蕊，会影响花的开放吗。答，不会。如果乳罩是用来是乳房挺美的，那么乳贴就是为了让乳房更加无畏地怒放！
一百五十五、停车罚款是一种不定税么
我下班通常就把车停在住所旁马路两边的坡道上。这里有一家修车厂。这天我停得离修车厂远了点，也就四米吧。第二天出来，被贴条了。违法停车，罚单二百。我老在这家修理厂修车，那小师傅跟我很熟了。他说刚才看见协管员来了，后者还问他哪些车是他家的，他忘了看我的车了。他还说协管员一般都在对面把条写好了，走过来贴条拍照立马走人。怕挨揍，有的司机真打。
我只得去交通队理论。那pol.ice就是专门接待像我这样的，所以说话很溜了。他说现在的人维权的意识都提高了，但守法的意识是不是也要相应提升啊。我点了头。他又说了一些大道理，然后说，说句不讲理的，谁教你买车了，买车你是不是就得把方方面面的都想到了啊。那要是我说句不讲理的，谁教你让卖车了，既然让卖，是不是就该把怎么停给解决了你再让卖啊。我心说，没说出口，很惭愧。
我只得出来，接受处罚吧。毕竟去申诉了，当然要申诉了。以前也被贴过，来这里申诉。一个pol.ice说你把车再往坡上停。原来你停柏油的人行道，被罚了。你这次就往上停到水泥道上去，就没事了。可这次还是被贴了。
那些协管员据说是被授权的。我见过他们，当然那时他们是在贴别人。现在贴到了我脑门儿上。我只得忍受，但我要说，这些协管虽然让城市更有秩序了，但也做了件很不好的事情，那就是法无定法。他们成了违法停车处罚裁量权的行使者。他们想罚就罚，从不问为什么停这里，只要是可以通行的道路没有划线的，都可以贴。别废话，二百！
我到底能把车停哪儿？没人告诉我。到处都是路，惟独没有停车场。我去找街道办事处，他们说你可以反映停车问题，采用群众来信的方式，会得到重视的。我最烦听到“群众”一词，觉得眼前这位虽然热心但水平不够，就出来了。
怎么办！
突然灵感出现，我为什么不能把这种罚款理解为在收取一种不定税，叫：城市建设扩容税。其实像办暂住证也是在收不定税。只是go-vern-ment不这么明说，而是以管理外来人员为名义而已。
比如吧，go-vern-ment在建设某条道路或地铁时缺钱了，就通知交管局（公共安全专家局）：缺钱花了，到大街上依法收钱去！于是交通队（派出所）的pol.ice就对协管员（联防）说，增加活动时间和频率，务必在XX时刻有XX收入。
这么一想，我心里塌实、舒服多了。那二百元，我会在验车之前到工行交纳的。
只是我要声明一下：作为公民，我是在依法纳税！
一百五十六、从便后洗手看我们的生殖器观
小时候我们就被教育说，饭前便后要洗手。我们也会这么教育我们的后代。饭前要洗手谁都明白，不干不净要得病。便后洗手呢，排泄器官是脏的，洗了手才可回到干净的日常状态。经过多年的演练，我们在解手的时候并不会碰到零星的排泄物，但洗手的习惯保留了下来。须知我们的生殖器官和排泄器官是合在一起的，逐渐的，我们就对生殖器官也有了这样的观念：它是脏的，要洗了手才能回到日常去。
我们的生殖器官一直就藏在裤子里，风吹不到雨淋不着灰尘也少，怎么就不干净了呢。事实上，它比我们的手干净得多了。而且，一个不干净的手在碰一个干净的生殖器之前，是否应该满怀虔诚地打开水龙头呢。是手会污染生殖器，而不是相反。
便后洗手，还有一层意思是我们要隔绝生殖器的气息，使它不会感染（污染）到日常事物。我们还把有关生殖器的活动都打上“淫”这个标签，我们咒骂别人的时候也使用生殖器的字眼（别称）。于是，我们会顺藤摸瓜地把每次方便都视作“手淫”，必须通过“洗手”这个仪式来化解掉心理上的阴霾。
便前洗手，同理也是个仪式，又是一个“便后洗手”的反仪式。试问，我们的生殖器长得丑吗？即使丑，并不等于就不洁啊，不要这样来联想。尊重我们的生殖器，保持它的清洁吧，健康从这里开始。我们应该把去洗手间当成进教堂才是,敬畏之心就是这样养成的.
一百五十七、请给人大一点面子
最近，C.P中央出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文件，出品方是C.P中央组织部。它规定了party政领导干部的职务任期（参见http://news.qq.com/a/20060806/001267.htm）。这本来是件好事，使得一个领导不能长期把持一个位子，减少了腐败，打击了不作为。这个文件在第一条就说，是根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Communistparty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go-vern-ment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party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的。
只是我忽然觉得这样的文件的题目如果只写了party的干部就好了，为何要说是party政干部。go-vern-ment部门的干部任免程序是要经过人大的，从名义和法理上看只有人大才有权作出任期的规定。虽然重要的go-vern-ment官员的任命在实质上是由party的组织部门来管的，但也要顾及中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的面子吧。
这样的文件如果在暗地里通过组织部门来下发当然没啥问题，party指挥枪，party也一样要指挥go-vern-ment。而要是把这样的文件公诸于众，就显得有些蔑视人大的权威了。虽然人大的法定权力在现实当中还是显得力不从心，但也不能这样为了明确一件不大不小的干部任期之事，就把那个权威置于如此尴尬之地吧。我们的国家是一个party国，但法治的面子和程序也要讲讲才好。
一百五十八、央四《海峡两岸》节目用心良苦啊！
每次看央视四套的《海峡两岸》，我都非常兴奋。
又在呛扁了，这个倒霉蛋!
从涉及陈水扁女婿赵建铭的台开案，到扁妻吴淑珍投身的SOGO礼券案，再到其本人的国务机要费-假发票案。在中国政治历史传统看来应是万人之上的陈水扁，竟会如此狼狈！实在是盘古开天劈地以来第一人啊。
《海峡两岸》作为一个统战节目，它现在要帮的是国民party。经常出镜的一些台湾知名人士也都是泛蓝的，以致《海峡两岸》越来越蓝了。但《海峡两岸》还是应该详细介绍一下台湾的选举制度细节，以便让我等能充满信心地期待国民party2008重新上位。
我不免想起当年看到台湾议会拳打脚踢的场景。这也似乎是《海峡两岸》想传达给我们的，这就是台湾的民主啊。
但我却愿意这样认为：原来中国人的民主就是这样啊。
是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民主的原生态。
于是，我更愿意把《海峡两岸》的意思理解为：中国的民主就是这样起步的。
于是，台湾就成了中国民主制度第一次的真正的实验田。把一个近海岛屿作为实验田，这也算一个创意了。那么国内的民主实验是否可以放在海南，未尝不可啊。
《海峡两岸》还告诉我们，民主不是一步蹴就的。即使有了民主制度，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朝野斗争、舆论揭露，才能形成。
如此想来，《海峡两岸》的确用心良苦。
一百五十九、中国人的政治过敏综合症
吾人关心政治，常能从政治新闻中观察出很多货真价实、抑或子虚乌有的信息来。政治家、政治人物、政客的出场顺序、音容笑貌、讲话表态都是可分析的材料，还有很多鬼使神差而来的传言在酒酣耳热中飞扬。怪不得中国的野史稗闻如此之多。
于是我们的政治人物们，必须依照一个从大到小的次序出场、上镜、触电，否则就会引起社会波动，甚至天下小乱一阵子。在政坛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级别，就如同作学生的要排名次、上梁山的要有座次。座次上升就是人生突破，级别下降就是事业挫折。一切都被编好号了，领导人出场又怎么能突破这个数字鸿沟呢。
如果哪个政治家说出一句差不多、类似、近乎、还算破天荒的话来，立刻就是一石击起千层浪。不得了了，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头一遭啊。这也就他能说，像咱们老百姓可说不出来啊。比如：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出来还不是找麻烦啊，非得上头先说才可以啊。
若是播出了一部有影响的电视剧，类似《雍正王朝》或《走向共和》的，更能使观者激动不已。看来中央要有动作了，要开始政改了。得多吃两碗饭，活到那一天啊。眉飞色舞地谈论，有股子就要二婚的劲头儿。过后没啥动静了，该干吗还干吗吧。时不时提起来，像在谈论一个不争气的孩子。
中国人在政治上被压抑得太久了。久而久之，九九归一，就落下了病根儿。只要感觉政治上有个风吹草动，立马草木皆兵。开始喜形于色，不久阴云密布。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以抖出高层猛料为荣，以不懂政治笑话为耻。我们的政治是不公开的，不公开的政治肯定有很多的版本。所以政治过敏症的传染不可避免。只要你熟悉其中的一个版本，你就有了疑似免疫的机会。
一百六十、 总理给出了思想家绝迹的答案
背景：
2006年6日上午9时，jiabao.wen走进解放军总医院病房，握住季羡林的手说，“今天是您95岁生日。”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长期在北大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
情境1：
jiabao.wen说，“中国要受到世界的尊重，第一要靠经济发展，老百姓生活幸福；第二要靠国民素质、民主与法制、精神文明、道德力量。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学术民主。”
评1：
jiabao.wen说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于是就有人欢呼雀跃，以为又是一个什么春天来了。我一看，原来他说的是学术上的“双百”。这比起毛的文艺上的“双百”还差很多呢。
情境2：
jiabao.wen接着举例说，“中国历史上的先秦、魏晋南北朝，出了不少大思想家、大哲学家，重要的一条是思想解放。我们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jiabao.wen对季羡林先生一生待人真诚，行事正直，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人品表示景仰，他说，“真理和科学要求真实。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评2：
看看那些思想解放的时代吧，先秦（春秋）、魏晋南北朝，这都是中国处于分裂的时期。那么，温的意思就是，在中国处在政治多元化的时代，才会有思想解放与自由。这里虽然把一个非必要条件变成了一个必要条件，但大体如此。温总理说了实话。想想我们现在的一元化政治，这是季不敢说而被总理拐弯抹角说出来的啊。
第十七篇 腐败自我谈
一百六十一、五行的商业附会
五行文化是个非常好而且玄妙的企业文化，沟通古今，并蓄文商。我理解的五行是与中国古典思想中的五家相对应的。并且这五家的思想与商业文化又在五行这个媒介下做了现代性的转换。
1、金
金有两个基本意思。一个是金属，金属工具，引申为“科学技术”。经过了（旧、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发展，金属作为矿藏和工具， 金的另一个意思是金钱，也就是货币资本。
与金对应的是墨家、墨子，经典为《墨子》。
墨子堪称中国科学技术的鼻祖，同时倡导货币资本的兼爱非攻。《墨子》应用到现代商业社会，就是精益求精的技术水准、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资本。
从而，与金对应的商业概念就是技术、资本。
2、木
木的基本特征就是生长。生长而有伦序，从而产生阶层伦理。
与木对应的是儒家、孔子，经典为《论语》。
孔子是中国伦理的鼻祖，主张
贾生利而有道德，人工作而有操守。
与木对应的商业概念就是商业道德和职业操守。
3、水
水流动而无形，处于最低下的位置而有最高的穿透意志。因此非常哲学化。
与水对应的是道家，老子，经典为《道德经》。
老子无疑是中国哲学的鼻祖，孔子是他的学生。他说，“上善若水，善处下而利万物”。“大象无形”，一样是商业哲学的根本之道。
与水对应的商业概念就是商业哲学。
4、火
与火对应的是法家，韩非子，经典为《韩非子》。
韩非子是中国法学制度的鼻祖，主张权、势、术。而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就是法。商家有自己的法度，如企业制度、交易制度等。
与火对应的商业概念就是商业制度。
5、土
土是最广大的存在，它厚德载物，是为土德。
与土对应的是玄学，原始经典为《易经》。
《易经》比以上其它经典更为古老，是我们的祖先、先民的大智慧。它阴阳二进制将整个世界化繁为简，而有六十四卦。化繁为简，是最高的思想境界。这个境界应用到商业，就是企业理念。
与火对应的商业概念就是理念。
6、五行相生
经典的五行相生是这样的：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把这个理论应用到商业上，就是：
1. 金生水，不同的技术、资本（金）孕育出自己的商业哲学形态（水）。比如：做饭馆的和搞实业的，其商业哲学形态是不一样的。
2. 水生木，商业哲学（水）推倒出商业道德和职业操守（木）。这种商业道德和职业操守是在商业哲学指导下有意识、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范。
3. 木生火，商业道德和职业操守（木）固化为商业制度（火），如：公司制度、交易制度等。这也就是把商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这样的软性道德给硬化为制度了。
4. 火生土，复杂的商业制度（火）又化繁为简，提炼出玄而又玄的理念（土）。最典型的莫过于质量监督制度，像海尔的李瑞敏当初砸不合格的冰箱，就是为了严格质量制度，最终培养出了海尔的企业理念。
5. 土生金，通过理念（土）就创立出商家的[金]字品牌。这样的品牌首先在于信誉，信誉是一种特殊而宝贵的财富，因此也是金的。而金字招牌所具有的价值，又岂是一般的技术、资本所能比拟和衡量的。这样的金不是比原来的金更高了好几个层次吗。
7、从金到金的过程
这个从金（技术、资本）到金（品牌）的蜕变过程，是五行相生理论的一种商业应用。它既是从物质性的技术、资本向无形的企业管理的转变，又是企业文化塑造品牌意识的途径。
这样的过程、转变和途径必须经过很多次的五行相生之后，才能完成企业的自我超越，步入无我境界。
一百六十二、到底是谁在支持中国的色情业
有的色情场所就开在“人民公共安全专家”的隔壁，有的官员要把色情场所分散以免形成红灯区，有的地方把歌厅集中起来围出一个城，色情业在中国方兴未艾，人妖从遥远的泰国来到了北京再也不神秘了，可爱的新浪网、美丽的大旗网每天都在提供着大量的色情图片和讯息。色情已是家常便饭，常在谈论完房子之后登上大雅之堂。
可以说人人都有着色情的需求，这样的一个大市场必然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和智力投入其中，产生相当客观的价值。不知我国的GDP有多少来自形象工程，又有多少就来自色情业。
色情业之所以能如此火暴昌盛，实是对社会发展有着很多好处：
一、 如何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以及城市如何消化农村劳动力，一直是萦绕在go-vern-ment头脑当中的艰巨任务。中国的大量劳动力人口有着非常强烈的中国特点：吃苦耐劳，文化水平低，容易满足又有欲望。大量劳动力人口（大多为女性）投入色情业，能够把贫困带向温饱（想吃能吃、想日能日），把温饱带向小康（想吃啥吃啥、想日谁日谁），把小康带向Communist主义（看别人吃吃、日日）。
二、 色情业能带动很多相关产业，如：网络聊天、论坛（去新浪论坛瞧瞧吧）、勃客、男性杂志、影视、新闻媒体（花边、八卦、绯闻）、出版（盗版）、夜总会-酒吧-娱乐场所、网吧，从而形成一条紧密的产业链条，实现产、供、销、炒、抄的一条龙。
三、 色情交易的社会危害性小，而且能够减少性侵害犯罪。须知，有的地方打炮的成本只有十元，又何必铤而走险使用暴力。
四、 色情业促进城市繁荣，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谁都不喜欢黑色的城市，灯红酒绿、霓虹万丈必须有色情的支撑，要不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来投资的人晚上没的消遣、发泄，日子久了就会有厌倦，长了就要撤资。在中国的一般城市，所谓“健康的”文化生活并不发达。比如话剧，只在北京、上海还算繁荣。至于音乐剧、歌舞剧、芭蕾舞剧，更不会空降到其它城市了。于是娱乐就只集中在一些娱乐服务场所，这些场所没有色情就没有客缘。色情业焉能不发达。
五、 色情业能充分发挥人的潜力，极大地利用我国巨大的人口优势。除去对国际大量倾销廉价商品之外，出口我国的性资源也能赚取大量外汇，保住我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地位。对于国内而言，色情业刺激了内需，决不会使消费者产生类似医疗改革、教育改革那样的失望情绪，而只会屁颠儿屁颠儿地掏出银子。
六、 色情业不是也需要在考虑中国国情的前提下，逐渐与国际接轨吗。甚至超前发展也是可能的。
有如此之多的好处，go-vern-ment怎能不鼓励色情业的发展呢。恋歌房、洗脚店、美发厅、按摩院、夜总会、恋足俱乐部、私人会馆比比皆是毫不足奇，想必批起来极容易，只要税不少交就可以一直开下去了。
发展色情业的运动极需要理论的支持。于是李银河粉墨登场了，最近的理论调门儿越来越高。她所倡导的同性恋、双性恋和多边恋，在go-vern-ment看来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性压抑问题，是为了给那些走进色情场所的人一个壮胆的定心丸。我们的go-vern-ment鼓励她四处演讲，比如去南京，以使中国人的性生活更加和谐，在提高性活跃度的同时降低离婚率，使社会更稳定、更和谐。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被定义为需要轻松娱乐性节目的消费者，我们被定义为白天活得很累、晚上需要无聊刺激的群众。
如果说，宗教是被压迫者的鸦片，那么色情业也就是我们的鸦片。当我们乐此不疲地进出着熙熙攘攘的娱乐场所时，还有谁会去关心政治民主呢。因为我们的精力真的没了，难道是假的吗。
性自由万岁！
一百六十三、工会到底是谁开的？
现在的流氓公司真多，解聘的时候根本不给解聘书，因为当初就没有聘书，也没有任何的劳动合同。幸亏现在有了事实劳动关系，有些类似事实婚姻。只要劳资双方以雇与被雇的关系相称，出双入对，有三人以上能见证此事实，就算。
IT企业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没有工会。在百度最近的解聘员工事件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在劳资矛盾当中工会的缺失。
在此我想问的是，我们的工会到底是谁开的。
在宪法里，没有对公民罢工权利的规定。以前，据说我们这个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当然不需要罢工，理论上也不可能罢工。
可现在不是这样，很早就不是这样了。到处都是流氓公司，到处都是违法劳动法的事实：不签合同，不上保险，不给聘书，解聘不提前通知。只有年度的休假，没有休假式的罢工。只有老板和员工互相炒，没有劳资的和谐。
这就是IT业为什么如此动荡的原因，非如此即不是似的。
这些可都是切肤之痛啊。将来再去一家公司干的话，一定挑头成立个工会。即使人家全总不承认，也干。关全总屁事，那是个民主party派，还不如，可能也就组织个歌咏比赛、评选个劳模之类的。可曾有领导罢工而能当上劳模的。
以前的工会在Communistparty的领导下，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罢工热潮。湖南安源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工人大罢工，上海工人大罢工，可谓风起云涌。如今，工会更像是工头，是督促工人、员工干活的，是鼓励、奖励他们创造产值、成绩的。似乎很多事物在1949年以后都变味儿了。
工会，你在哪里？
一百六十四、李银河性思维的弱智之处
李银河的性理论已经在我们的周围降落很久了，其降落的基础是中国人现在性压抑了，需要她来拯救。
中国人在冠冕堂皇的场合确实不爱谈性，或者羞于此道，还时不时扫扫黄。可惟其如此，看黄书、黄碟、脱衣舞才是件破禁的事儿，才更刺激。违背某种死的道德教条本身就充满了性感。正如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
如果性这玩意儿也经过了一番福柯的洋理论来洗礼、教化，即使真的社会上可以同性恋、多边恋，也性趣索然了。这恐怕是李银河没想到的吧。由此推测，其主要还是停留在理论、书面上，并未付诸于自身的实践。如果她实践了，以目前的性道德环境，还是能获得很高的快感（快乐）质量的。又如果她以目前的快感（快乐）质量来衡量、对等于性开放之后的情形，那她就大错特错了。
试问，如果满街都是裸体、跟非洲部落似的，居民楼一层全成了脱衣舞夜总会，你还会有性趣吗？
我们的go-vern-ment，我们的社会，一方面不时扫黄，一方面暗中支持色情业。可曾见过历史上有这样好的go-vern-ment。帮助我们、刺激我们，让我们在偷情的同时忐忑激动。（参见我的另一篇文章《到底是谁在支持中国的色情业》）
性这个东西和食欲也相似，吃遍了山珍海味整天下馆子农家粗粮的，还能有多少胃口呢。千呼万唤，犹抱琵琶。适当的遮掩是必要的，甚至满口仁义道德也是必要的，这些都能提高性欲，所以不必当真。
试想，维多利亚时代真的是性生活不发达吗？禁酒令反而使人更嗜酒，就像现在的viper。对于这些基本的欲望（食、性），越是禁，就越是渴望。我想，李银河的目的可能是想让我们的性欲退化吧。
这里的性规则就是：欲望越是压抑，越是强烈；社会越是开放，神秘感越低，趣味越少。
李银河倡导的性开放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是什么中国没有过的东西。而且，她忽略了性压抑作为一种性技术是有利于促进性欲和性趣味的。李银河没有论及这个性规则，也说明她对我国扫黄工作的理解不够深刻，不能理解go-vern-ment和社会对于这种性技术的熟练运用的奥妙，却又在那里叫嚣她的“性".
一百六十五、破绽百出的《李银河说性》
李银河的理论和论调十分可疑。这是我的直觉。
李银河自以为有了西方性学的深厚博大，有了自己作为福柯弟子的亦步亦趋，就能底气十足地讨论中国的性了。其豪放而粗糙的学术风格令我十分景仰。于是我只能仔细研读其最新力作《李银河说性》，试图把我直觉到的东西和我对“性在中国”的看法表达出来。
还是边看边说吧！
《李银河说性》2006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收录的是其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言论。分为《观念篇》16章、《法律篇》13章、《倾向篇》14章、《性别篇》12章、《爱情篇》5章。以下目录依《李银河说性》而来。
一、 《观念篇》
1、 《东西方性观念的比较》
在这篇文章里，李银河先把福柯抬了出来，说他划分性爱艺术给非西方、把性科学给西方。然后她就提出了自己始终的困惑：中国古代社会对待性的态度是艺术化的，“更关注于快感的享用与节制”，而中国现实社会对待性采取的是禁欲主义。
她说中国人“谈性色变”，可能针对的是八、九十年代。但她没有标注文本的写作时间，显得不够严谨。就当下来说，谁还会“谈性色变”，连叶公好龙都不会了。此作的立论已过时。请问，当大街小巷、乡村城镇到处都是成人用品店、美容按摩院，还有谁会谈性色变？
在其后的《性观念的变迁》一文中（第13页），李银河这样写道：
“我国沉闷压抑的性观念在世纪之交开始了一个新的逆转，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深受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西方发生的那场规模宏大的性革命的影响。……这场性革命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了性活动与生殖目的的分离。……在中国，已婚妇女的避孕率已达到83%，有些地区更高，达90%以上。……”
在“经过反复思索和比较”之后，李银河得出一个根本就不用“反复思索和比较”的结论：性在中国的地位不同于古希腊罗马（有些像）、维多利亚时代（也像）、现代西方社会（最不像），而是在独特文化时空中形成的东西。
她的这个长句缩写后就是，性的地位在中国是一个独特文化时空中形成的东西。这几乎是个病句。我决不是要追求什么语法，而是想籍此来研究李的思想脉络如何的糊涂。
她进行比较，这是文化比较学的伎俩。然后她说独特，这是文化比较学的八股。
然后，她列举了最不像的两个：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之间在性上的不同。西方是罪感社会，中国是耻感社会。“中国传统伦理或意识形态宣称，性是可耻的”。
瞧瞧，刚才还困惑于古今中国对性的态度一个开放、一个保守，现在又大谈中国古代传统如何以性为耻了。真不知道她想讲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在对比了一番中西对待性的态度和立场之后，李博士又引进了一个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马说，“自亚当夏娃，性冲动就是绝大多数烦恼的根源。”李又说“古希腊人以饮、食、色为人的三大欲望”，说“中国人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时，李老师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看来这种概括（指对基本欲望的描述）是跨文化的。”
李博士确实是性文化比较学家无疑了，只是在做这个家之前是否先考虑过为什么不同人种都有自己的语言呢。
在这句话之后她说，“中国人并非真的修炼到了对性漠不关心的境界”。实在不知所云，可能是说中国人觉得性事很平常，可以忽略，不像西方，把性视为原罪和反抗。
李银河忽而说中国人性开明（没说是哪个时代），忽而说中国人禁欲（这时她提示了，是指现代中国，可以理解），忽而又说中国传统觉得性可耻，忽而再说“中国人忽视性”。这样来论述中国性观念，毫无时间、时代、承接、演变的安排，不像是一个北大社会学博士后的水平啊。
在最后一段，李想说一说的是，性是人生幸福、快乐的一部分，不该被忽视。她又引入了布罗代尔的三阶段论。说政治事变是短阶段的，发展是中阶段的，生活方式是长阶段的。中国人总是更重视短阶段的，其次中，最后是长。意思就是中国人历来就不重视属于长阶段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性。
前面，从“中国人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推导出中国人忽视性。都“大欲存焉”了，怎么忽视个法呢。这里又从中国人不重视生活方式，推到出中国人忽视性。都“大欲存焉”了，还怎么可能忽视生活方式呢。
最后又回到了庸俗的手段目的二元论上来，我懒得再驳。
这真是一篇逻辑、叙述都极其混乱的文章，却让我津津有味地读着……
2、 《性观念的变迁》
此篇和《东西方性观念的比较》有些类似，还是在研究性的观念史。
她说道，“有些国外的研究者这样描述中国古代的性观念：中国人能够自然地享受性的快乐，而从不会有西方人那样的罪恶感。”
明明是中国人的性历史，却要引用外国人的论断。她李银河难道自己就不能下判断吗？对这样的中国史实，也要引据一番洋经西典么。
她接着说，“中国人对性持有相当开放和肯定的态度，虽然自清朝开始（一说是宋朝），公众态度日益将性视为隐私之事……”
看来她对中国的性史确实研究不足，那就先把这部分课补了再传教好不好？
此篇的叙述主线是否定之否定，就是从中国古代的肯定性到近时代的否定性，再到最近的否定之否定。
她这样谈到中国古代的性观念，“对性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强调以下两种价值：一是阴阳和合；二是节制欲望。”
她在开篇这样谈到否定之否定，“直到20世纪末，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开始发生，并渐入佳境。我们既可以说这个过程是向我们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回归，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指向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性观念的螺旋式上升。”
“这是一种指向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性观念的螺旋式上升”，如此模糊的表述，其中夹杂着庸俗唯物史观的中学术语“螺旋式上升”。
李同学在描述这个否定否定的时候没有提到西方性观念，只是说中国文化特色。但在后面具体描述这个否定之否定的生成过程时却说，
其后，李银河这样写道：
[P13] “我国沉闷压抑的性观念在世纪之交开始了一个新的逆转，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深受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西方发生的那场规模宏大的性革命的影响。”[就在上一篇，她还说中国人“谈性色变”呢]
此后的叙述直到结尾，她没提到过与“中国文化特色”和“中国古代性文化”及其“回归”有关的一个字眼。
这，就是中国最著名性学学者的学术文章的水平！
3、 《“万恶淫为首”与性权利》
李银河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青春史，然后又开始谈已经过时的性观念，也就是沿革史，讲到了作古多年的文革。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彻底反思过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一方面是因为文革的档案资料虽然比清史要丰富得多，却处在封闭状态。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重要。再一个原因就是，学者不敢彻底反思，有的只能像巴金那样写写自骂的忏悔录。
扯远了，还是看李银河写了什么。她谈的是文革对性观念的影响，使中国人谈性色变了。关于“谈性色变”，我在前面已经说了，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过时。
李银河认为“搞性研究有点前卫的叛逆感觉”，跟“前卫艺术家对性主题的宠爱同样道理”。导演了王小波编的《东宫西宫》的张元问她为什么对性感兴趣，她说“我觉得搞性的人都特别地道。”
这让我想起了朱文的小说《段丽在古城南京》。其中这样写道：
“有人认为，段丽对前卫艺术不乏真知灼见，越前卫的她越有感觉，但是如果你的艺术不够前卫，那么她的反应就要迟钝一些。只要是在南京举办的展览，段丽肯定是要到场的。如果她没来，就说明这个展览很没档次。当然如果她来了，也说明这个展览档次不高。因为那个傻逼最早是我们介绍给段丽的，所以我们感到有些内疚。当段丽叼着一根烟滔滔不绝地用南京话谈论前卫艺术时，我们全都耐心地听着。我对前卫艺术知之甚少，听段丽用南京话说起来，我私下里觉得前卫艺术是一种非常土的、土得掉渣的艺术。”
我赞成同性恋，我也赞成同性恋婚姻。我赞成多边恋，我也赞成多边恋婚姻。我想，这些东西其实和民主一样，早晚会在中国实现的。
我担心的是，若干年后当同性恋多于异性恋、多边恋多于双边恋的时候，李银河会不会改弦换辙，开始着力提倡异性恋和双边恋呢，就像我们来回往复的时尚。我更担心的是，那时的李同学会以异性恋和双边恋为前卫者应该有的兴趣。
4、 《性用品在中国》
作者开宗明义，提到了福柯的语录：“性是没有任何一个权力能够忽视的资源”。意思大概是，性与政治绝对相关。
其实这句话把“任何”省略掉更通顺：性是没有一个权力能够忽视的资源。或者说：性是任何一个权力都不能够忽视的资源。
在这篇短文（文章如此短，断章取义的可能性很小）中，李老师要说的是中国的性用品（又叫成人用品）商店。
“最近有不只（应该是“不止”）一位外国记者问我：‘为什么在中国可以在一般商店买到性用品？’”
李银河的解释是，中国的情况和西方恰恰不同，“性的政治性在中国似乎不象在西方国家中那么强烈，于是性用品商店在中国可以混同于其他商品，在一般的商店出售。……在公交车上做性用品广告，在我看来，这主要出于商业动机，没什么政治意义，再说还有我们民族的性文化、性观念打底，因此也就没有碰到太大的阻力（虽然公交车上的广告被赶了下来，但还是可以在别处做，跟反动标语的处置方法明显不同）。”[为了不断章取义，我尽量多地摘录]
再来看前面《性观念的变迁》里李博士是怎么说的：
“[P12]对性的否定态度在20世纪后半叶变得越来越严重，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禁欲主义的性气氛。像所有最初因理想而聚集起来的party派群体一样，中国的革命政party（也就是中国Communistparty，婴儿注）成立之初也是十分强调其道德力量的，而道德领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性观念。为了[P13]显示和保持其道德力量，革命政party选择了一种严格的性观念，革命者群体内部有着极为严格的禁欲倾向。解放后（我不承认这叫什么解放，包括性解放吗，李银河怎么想的，婴儿注），这种道德标准在全国推广开来，形成了一种极为独特的道德气氛。
“此外，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以性为耻的思想（和上面的 “再说还有我们民族的性文化、性观念打底”是不是完全对立啊，看来选择那种历史性观念来自我支持，都是她的指头说了算啊，她就不知道比较一下两种观念的强弱、描述一下二者矛盾的历史沿革，然后再说，婴儿注）并未退场。它对人的压抑依然存在。在中国的性观念中，性是不登大雅的苟且之事，是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禁欲，但节欲的观念（不知这个节欲观念是怎么从刚刚的论述中蹦出来的，婴儿注）和禁欲的观念也有相当合拍的一面。在近几十年，革命团体（也就是Communistparty，婴儿注）早年的禁欲倾向同中国社会中固有的节欲的观念融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的性现状，它带有浓厚的压抑和否定色彩，这一点在‘文化革命’中达到顶峰。虽然在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宽松的趋势，但是从社会对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方式中，还是可以看到近现代反性倾向的痕迹。性观念和性文化的改变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国沉闷压抑的性观念在世纪之交开始了一个新的逆转……”
引了那么多，确实说明了性的政治性在中国不象在西方国家中的那个样子的强烈，而是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这个样子的强烈。性与政治绝对相关。
李银河写完“虽然公交车上的广告被赶了下来，但还是可以在别处做，跟反动标语的处置方法明显不同”之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和福教授的完全相左啊。
于是她在最后一段的开头写道：“话说回来，性在中国也不是一点政治性都没有的。”
分析一下李同学此刻的写作心理非常有意思。她写这篇文章的灵感肯定是中国性用品商店和西方的不同之处，也是性文化比较学范畴里的。但她在副标题处引用了福柯的语录，想籍此统帅整篇。可是她又看不出中国性用品商店普及现象和政治的相关性来，只好在最后找齐了。
她在详细解释了一下语录之后，又夸福大拿的思想很深刻，“从中觉察出一种振聋发聩的自由奔放的力量”。“用福柯的观点来看性在中国的地位”，（不应该不准啊，那么深刻的思想肯定该是普适的啊，于是……，婴儿注）“我觉得思想解放运动还有很多事情可做：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性是自己的权利（也是权力），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权购买性用品（当然也有不买性用品的权利）……”（想问李大姐一声，这和政治有关吗，和福老师的语录有关吗，怎么不仔细分析了，婴儿注）。
在我看来，中国性用品及其商店的普及并非只是商业行为，与政治绝对相干。以前的性压抑与政治相关，现在的性开放也与政治相关。
我想说的是：
1、在法律上，公民有很多性权利还没得到承认。但中国的go-vern-ment在实质上是支持色情业的，对人们的性权利是放纵的。
2、中国社会行政权（中央、国务院）大于法权（人大、法院、检察院），party权是行政权的核心。
3、法权与行政权（party权）的冲突，类似人大与go-vern-ment的矛盾，宪法与（行政权规定的）法规的矛盾。然而，go-vern-ment和法规的作用和影响力要远远大过人大与宪法。
4、go-vern-ment和法规对人们的性权利在实质上是暗中支持的，因为其有自己的政治目的。
5、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性压抑是表面的，性放纵才是事实的真相。
6、那些扫黄行动都是花拳秀腿，那些相关的《治安处罚法》条款都是障眼法。
7、歌厅、夜总会、按摩院是工商局审批合法经营的，收税的也是go-vern-ment。
8、治理和营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引进资金加速GDP增长，这些都需要色情业的发达，也需要切实有效地保护好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性权利。
5、 《反性与道德优越感》
李博士认为，《宪法》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所以性制品（淫秽品）也有出版的自由。然而在《刑法》中却规定了制作（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这是违宪的。
她的这个观点基本正确，就是没有深入分析下去。比如，日本AV电影和艺术色情电影的区别，非法出版与合法出版遭禁的区别，等。
对于淫秽品应该分级管理，如同分级电影，并归入性用品之列。
其实在《宪法》中还规定了公民有page~ant的权利，而地方go-vern-ment又规定了page~ant申请办法，结果一般自发的page~ant就成为不可能。这样的地方法规同样是违宪的。其违宪之处在于审查过程的不透明、不公正和任意性，也就是又回到了人治。
我还想说的是：中国下位法与宪法之间的矛盾（抵触）、中国的违宪问题，其根源在于宪法自身序言与正文、条文与条文之间的矛盾。
在《宪法》之《序言》中这样写道：
“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Communistparty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Mao.ZD思想、Dengxp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中的一个意思是，中国Communistparty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那么，Communistparty对于人民来说，位于权力的上游。就是说，Communistparty的权力大于人民、高于人民。也就是：Communistparty——〉人民。
李博士说，“[P28]性就是这样一件事。就连市井小人都能做这件事，而且他们往往还对这件事津津乐道（这时她怎么不说中国人“谈性色变”了呢，婴儿注），乐此不疲，相当地投入。有道德优越感的人们因此对性特别不齿。在他们心目中，凡是人人都喜欢的事必定层次很低。而所谓道德高尚，就是要想常人所不想，为常人所不为。”
她混淆了“高雅”与“高尚”。
“凡是人人都喜欢的事必定层次很低。……想常人所不想，为常人所不为”，这是高雅，与道德其实无关。就像爱小众的京剧的都高雅，但以前的大众的京剧很低俗。
高尚才是和道德相关，是想常人所不愿想，为常人所不敢为。如见义勇为、公益举报等。
李博导又说，“我们离一个法制国家的标准还有相当差距。”这里，她把“法治”写成了“法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习惯性错误。
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应该慎重使用以下词汇、字眼：
法制、老百姓、群众、解放、（农）民工……
6、 《我看“木子美”现象》
李同学引用福老师的话说，“正如福柯所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人际关系的形式少得可怜。”
我来告诉李同学为什么吧。这是因为，性别的形式少得可怜。
李同学接着说，“为什么只有一夫一妻制才是合法的？”
从中是否可听出李同学的性关系倾向呢。
李同学对木子美这样评价道，“‘木子美’是一个证据，她证明：第一，中国社会的性行为规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人们的性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婚前性行为大量发生，……第三，人们的性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就是李同学对木子美现象的浅薄认识。
7、 《西方性革命分析》
这是一篇知识性的文章，也暴露了李银河同学文章的一贯风格。只包含知识，不见什么思想。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就连在中国这样拥有反淫秽品法的国度，淫秽色情品的普及程度也远远超过了一般人能想象的程度。”
写完这句，话锋一转，说青年人婚前性行为去了。李银河同学点到为止的功夫可见一斑了。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和性用品在中国商店普及差不多，竟然又从李银河同学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我对李银河同学的治学精神深表赞叹。
但我于此很感兴趣：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反淫秽品法的国度，淫秽色情品的普及程度能够远远超过一般人想象的程度呢？
其实这也是go-vern-ment在纵容，根本就不以为然。为什么x功的制品再也买不到了呢？只要打击力度够大，Communistparty的举国体制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
二、法律篇
1、《性不应当成为立法对象》
在这里，李同学继续引用福柯的话说，“福柯认为，把强 J作为一种性犯罪来加以处罚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等于在说，性在身体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性器官同手、头发或鼻子的重要性不一样。因此在任何情况下立法都必须对它加以保护，围绕着它，关注着它，不可将它等同于身体的其他部位。’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性器官是否比身体的其他器官更有价值。如果性器官和头部一样重要，并不比头部更重要，侵犯性器官和侵犯头部就可视为同罪；如果性器官比头部重要，对侵犯性器官行为的处置就应比对侵犯头部的处置重。”
李同学很认真地继续说，“认真思索福柯的论点，我们的确拿不出性器官比头部或其他身体器官更重要的证据，对性器官的特殊对待和对侵犯性器官的特殊处罚应当被视为一种文化积淀。”
李同学对福柯的观念除了引用和解释之外，毫无自己的见解了，她已经无自己的话可说了，只能被福柯的理论震聋了。
我国刑法将强 J罪和伤害罪等都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大类之中，具体规定如下：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 J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 J论，从重处罚；强 J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强 J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二）强 J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三）在公共场所当众强 J妇女的；（四）二人以上L J的；（五）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首先，这里只规定了受侵害者为女性，这是男权主义的体现。男人作为强 J受害者时，也可以参照此罪量刑处理。
其次，强 J罪真的能混同一般的伤害罪吗，也就是说，是否应该比一般的伤害罪更重呢。
再来看对伤害罪的规定：
[第二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二百三十五条] 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强 J罪确实比伤害罪重得多。为什么呢？
因为强 J比起一般的伤害来说，是更重的伤害，也是更特殊的伤害。
被强 J者在被强 J时，其肉体可能是有快感的，但其精神、心理一般是痛苦的。这样的肉体快感是一般的肉体伤害所没有的，而其精神、心理上的痛苦也超过了一般的肉体伤害，且更加持久、甚至终生。也许这样的痛苦是文化积淀所致，那就先改变文化，等到哪天被强 J者不痛苦的时候再改变法律好了。而且，可以这么说，肉体越有快感，心里就越痛苦。
从纯肉体伤害来看，强 J型做爱造成的肉体伤害在当时是很轻微的，但却有可能造成怀孕这个别的伤害不可能产生的后果。这是强 J与一般伤害在纯肉体方面大不同的地方。刑法惩罚的主要不是在肉体方面。如果导致子宫等损坏，可同时判处伤害罪的。
的确，将强 J罪单独规定出来有文化积淀造成的原因，但更有自然进化造成的动物性心理的原因。如：强 J后怀孕导致的心理痛苦，面对配偶被强 J而生出的痛苦，等。这些恐怕都不是什么文化积淀吧。
李银河是个二流、三流学者，是由于她只能靠贩卖这样的二手、三手货来糊弄中国学术。中国学者也是被这样的二手、三手货弄得眼花缭乱，逐渐没有了自己的主见和思想。
2、《淫秽品与公民权利》
“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制造、贩卖、传播淫秽品的条文与《宪法》中关于出版自由的条文有矛盾。……既然《宪法》给予公民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就应当真正做到保护公民的这一自由权利，如果《宪法》与《刑法》有矛盾没，就应当或者修改《刑法》，或者修改《宪法》。如果不加修改，执行起来难免会出偏差。”
我在前面说过，首先不是违宪，而是《宪法》的自身矛盾。
李银河虽然是个二流、三流学者，但她能提出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倒是难能可贵的。瞧，她提出问题道，“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就习惯于人治，不习惯于法治，在法管人还是人管法的问题上，一向习惯于人管法，不习惯于法管人。在很多人心目中，法律条文是可以说了不算的，事实上也常常是说了不算的。”
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就习惯于人治，不习惯于法治”吗？不是的，是中国人被迫接受了人治。久而久之似乎成了习惯，其实这习惯并不成立，这习惯宁可说成是枷锁，是被迫的传统。
李银河接着提到一件事，“中国法律这种可悲的地位表现在一个因为在家里看淫秽录象被判刑的公民那里，就是他根本想不到去拿《宪法》来保护一下自己的权利。”
我记得这件事被报道过，所获罪名似乎不是《刑法》上的，而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上的，所以称不上判刑。而且，这样的处罚实质上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报道里强调的也是这个。这是执法者不懂法导致的，怎么能说是中国法律的可悲呢。
李银河同学有些太义愤填膺了吧，写出来的东西如此驴唇不对马嘴的。
李银河同学接着说，“他不知道 《宪法》的规定，他原来是有权利做这件事的，他也不相信他引用《宪法》条文就真的能够保护自己不被违宪判罪。”
秦少华在《<宪法>――说得摸不得，兼谈违宪审查》中说，
“宪法成为闲法，其最初的法律依据来源于两个最高法院的批复，第一个批复是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当时为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复函》，其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法，也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对刑事方面，它并不规定如何论罪科刑的问题，……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第二个批复是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中规定：“人民法院在依法审理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制作法律文书时，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均可引用。各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人民法院在依法审理当事人双方属于本行政区域内的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制作法律文书时，也可引用。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go-vern-ment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凡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可在办案时参照执行，但不要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贯彻执行各种法律的意见以及批复等，应当贯彻执行，但也不宜直接引用。”
“这两个批复基本上是法律界公认的禁止宪法司法化的根源，第一个批复不说了，因为是刑事案件审理罪刑法定是原则，“罪刑法定”中的法本来就是指的刑法，第二个批复将宪法故意遗忘在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之外，实际上也就明确了宪法条文不能成为判决法律依据。既然宪法条文法院都不能够成为判决依据当然也就不能成为提起诉讼依据了。所以说宪法就是成了看得摸不得说得写不得（法庭上可以说、诉状上不可以写，判决书上更加不能够写）
“实际上，在实践中还有一条法律原则是绝对的限制了宪法司法化――人民法院不得对法律法规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法律冲突发生的时候，只能选择性适应。这一点实际上就是没有赋予法院违宪审查权，遇到法律违宪的时候，法院不得对恶法说三道四，只能够绕着走选择法院认为正确的法律法规适用，也就是说恶狗当道的时候只能绕着走，绕过去了是好汉，绕不过去就把当事人推上去当作牺牲品。即或这次绕过去了，下一次在别的地方恶狗咬人概所不问。”
看来，中国公民引用《宪法》条文是不能自我保护的。刘少奇当初不行，现在的人还是不行。李银河过分天真了。
3、《淫秽品与性犯罪》
李同学的逻辑混乱在这篇小文章里达到了一个标志性的高度。
她在副标题中说，“淫秽品的消费不但不会使性犯罪率增加，反而具有降低性犯罪率的功能。”也就是说，淫秽品（消费）具有降低性犯罪率的功能。
她还说，“虽然一般常识以为淫秽品会导致犯罪率的上升，但是经验调查一再证明，男性性犯罪接触淫秽品的频率低于一般男性。
“在淫秽品的消费程度及频率与性犯罪及暴力程度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淫秽品（消费）与性犯罪的发生没有直接关系。
此后，李同学列举了日本、前西德、英国、美国的事实，来证明“男性性犯罪接触淫秽品的频率低于一般男性”。也就是说，淫秽品（消费）能促进性犯罪的降低。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里的逻辑：
“淫秽品能促进性犯罪的降低”和“淫秽品的消费与性犯罪的发生没有直接关系”之间是否矛盾呢？有一点矛盾，但不大。
但是，说“淫秽品（消费）具有降低性犯罪率的功能”，这个论断显然和“淫秽品的消费与性犯罪的发生没有直接关系”是矛盾的。
李同学以其粗糙的逻辑风格再次赢得了我的尊敬。没有严谨的学术作风，中国永远也不会出现福柯这样的大家，只能在李银河这样的三流学者的忽悠中度过一个个世纪！
4、《性的商业化及其女性主义对策》
在《刑法》里没有规定M Y为有罪。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前是条例）里规定了M Y违法。因此，李同学就认为，“《刑法》与行政法规的矛盾造成了目前我国商业化性活动及其对策的混乱局面。用一位歌厅老板的话来说，要不你就彻底禁娼，要不你就彻底 ，像现在这样半合法半不合法的，反而造成大量的官场腐败……”
M Y不违反《刑法》，不是罪，但不能叫合法，也不能叫半合法。不知这“半合法”从何而来？在后面的文章中，李博士后还经常混淆罪与非法、非罪与合法，实在不忍卒读啊。
李同学本着实证精神说，“有人担心如果性工作合法化，新的性工作者会大量产生，但是在性工作合法化的国家并未发生这种情况。”
我要说，首先，中国如果把M Y合法化之后会怎么样，不能依据国外的经验来说。其次，既然都合法化了，为什么还要担心性工作者会大量产生呢。大量增加又怎么了？不是可以减少很多就业压力，甚至把M Y也算作就业不就行了。
5、《如何保护性工作者的人身安全》
“不信你问一个人‘人有没有权利按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的身体’，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必定是‘没有’。所以在中国才不会有关于性工作者权利的讨论，才不会有关于性工作问题的讨论。人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性工作本身是不违反中国的《刑法》的。”
我想纠正的是：
1、 中国人对“人有没有权利按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的身体”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有”，再说你问的又不是妓 女，连妓 女都会说“有”。等到仔细思考和探讨，才会说“有些是没有的。”
2、 “性工作本身是不违反中国的《刑法》的”这个事天下皆知，性工作违法也是天下皆知。李同学肯定把大多数中国人全当法盲了。
三、《倾向篇》
1、 关于同性恋是否合法
在《关于同性婚姻》一文中，李同学说，“按照现行法律，同性恋不违反中国法律，同性恋者是拥有各项基本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就是说，同性恋是合法的。
在《同性恋与爱滋病》一文中，李同学要说的是如何让同性恋者自己走出来接受爱滋病检查，要“从整个社会的健康与安全出发，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同性恋者的法律地位问题。”
啊？！不是在《关于同性婚姻》里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李同学到底怎么了。
但李同学又说，“因为只要pol.ice方还在抓捕这些人，他们就绝对不会自愿来做体检，也绝（决）不可能找到这些人；只有合法化和公开化之后，他们才有可能接受检查。”
真是瞠目结舌了我。这到底在说啥呢。我理解李同学的意思可能是，同性恋者站出来可能会引起pol.ice和社会的歧视，可能会被以“聚众mop.com L”等罪名抓起来。但李同学是不是应该说得再清楚些啊，什么叫“只有合法化……之后”啊，同性恋难道不是合法的吗？法无禁止啊。
2、 《奇妙新世界的报春鸟》
《奇妙新世界的报春鸟》
李银河这样写道：“[P143]盛行于西方世界的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张国荣就是这样一位冲破了”两分监狱“的自由人，[P144][他]既爱男人，又爱女人……
“在当今世界，由于社会风尚、行为规范的演变，……一种全新的性观念正在兴起，那就是更看重人，看重美本身，而不是性别……
“[P145]将来，……[我们]会有搞同性恋的异性恋，会有具有女性气质的男人和具有男人气质的女人。”
我盼望着李说的这些趋势能尽快来到，但也同样看出李对这些是赞赏和憧憬的。
一百六十六、违宪的根源
中国下位法与宪法之间的矛盾（抵触）、中国的违宪问题，其根源在于宪法自身序言与正文、条文与条文之间的矛盾。
在《宪法》之《序言》中这样写道：
“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Communistparty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Mao.ZD思想、Dengxp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中的一个意思是，中国Communistparty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那么，Communistparty对于人民来说，位于权力的上游。就是说，Communistparty的权力大于人民、高于人民。也就是：Communistparty——〉人民。
在《宪法》第一章《总纲》中这样写道：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party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梳理一下，就是：
人民（一切权力所有者）——〉人大——〉法律——〉各政party（包括中国Communistparty）、任何组织（包括Communistparty组织）。即：人民——〉Communistparty。
在这里，人民对于Communistparty来说，位于权力的上游。就是说，人民的权力大于Communistparty、高于Communistparty。
看出矛盾了吧，这是我国根本大法的根本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就是“各政party、一切组织”中不包括Communistparty。于是就是：
Communistparty——〉人民（一切权力所有者）——〉人大——〉法律——〉各政party（不包括中国Communistparty）、任何组织（不包括Communistparty组织）。
这样是不是一切都捋顺了呢。
在捋顺了这点之后，也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违反宪法的法律（全国人大制定）、法规（国务院和各级人大制定），如以前的遣返收容制度，现在的劳教制度和双规制度。party越过了人民和人大，直接参与具体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即使违宪又怎么样呢，因为party的权力（依据宪法规定）在名义上和实质上是高于宪法的。
一百六十七、女排姑娘们的马尾辫
看了很多中国女排的比赛，发现女排姑娘们的发式主要就两种：不加修饰的齐颈发，一坨（或数坨）的马尾辫。像主攻手杨昊，就是很简单的齐颈发。头发长一些的刘亚男，就梳个马尾辫，齐了。再看别的国家女排的头发，尤其是黑人的，样式很多。而且即使是马尾辫，也要造出型来不可。
怪不得中国姑娘们能奥运夺冠呢。很多人一定会这样感慨。
确实，与发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女排的战术。中国女排的战术变化多端、神鬼莫测，和洋妞儿们的头发确有一拼。而俄罗斯人高举高打的战术，是否也像一根一成不变的马尾呢。
女排姑娘的战术是设计、训练、磨合出来的，风格很像当年的游击战。而她们的发型，也让我像起了朴素的军人。
我们的运动队一直就被半军事化地管理着，我们对竞技体育的看法也脱胎于战争，奥运战略其实和淮海战役差不多。
在田径队，我们会给运动员服用禁药。在举重队，我们的女运动员能长出胡子。在羽毛球队，对恋爱也要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能保持稳定。为了取得成绩，我们把运动员当成机器可以随便配置，比作牲口能够随时驱谴，看作自己的孩子得以任意打骂。
朴素的马尾辫似乎说明不了什么，却又实实在在地说明我们和外国人的兴趣点其实是不一样的。
一百六十八、压在中国男人身上的三座大山
现时代的中国正在加速发展，但又似乎不知向何处去。当下的中国男人处于前所未有的压力之下，简直不可名状。这样的压力来自历史、社会、家庭、异性，还有无处不在的文化。总结下来，有这样三座大山。
一个是所谓的“成功”。
“成功”仿佛是男人的标志。你甚至可以这么来使用这个字眼，恭喜你成功地变成了一个男人。在没成功之前，男人只是准男人，只能在失败或无作为的角落里啜泣、憋着。对成功人士的赞美就是对那些准男人的唾骂，让后者也踏上那条“成功”的险途。冠军只有一个，能不与人争无人能与之争的也在少数，大多数明知要头破血流还是得硬着头皮上。这才叫“男子汉“，才是敢于面对淋漓鲜血的“猛士”。
而这座大山的底蕴无疑是历史所衍生的很多余味，诸如“胜者王侯败者寇”、“不成功则成仁”、“流芳百世”、……历史告诉我们，成功者有多荣耀，失败者有多惨。谁愿意作谭嗣同、秋瑾，谁不愿意当孙中山、Mao.ZD。没有失败者的血流成河，哪来成功者的顶带花翎。我们的历史对待失败者，除去一曲悲歌之外，缺乏基本的礼遇和关怀。
第二座大山就是“女人”了。
女人是男人的山峰，一点没错。不为女人的男人被确诊为无情症患者，是要遭到道德凌迟的。因此这个社会鼓励为女人的男人，说他们是好男人，完美男人，白马王子，有责任感。同时我们又听说过“兄弟如手足、女人似衣服”的话。但女人果真如衣服那样容易摆脱吗？有婚姻法在，有感情在，有孩子在，千丝万缕的。现在的女人才如手足，而亲兄弟还要明算帐呢。
在男人身边的，叫美女。在男人身后的，是贤妻。在男人身前的，为小蜜。最惨烈的莫过于霸王别姬了。这是中国文化教给我们的，英雄不能没有美女相伴，否则就是走在了末路上。连陈景润这样的书呆子都得到了美丽的妻子呢。大多数男人的情感都会寄托在女人身上，他们经常这样对伴侣说，“这还不是为了你吗？”
在我们这个相对男权的社会，男人的性欲比女人似乎要强，也比较容易得到认可。但性欲就是一座不可登顶的山峰，高深莫测、直插云端。美女资源是稀缺的，她们是山中最宝贵的矿藏。当这样的攀登变成了信仰，性欲就登堂入室有了“娱乐”的美名。男人们在娱乐场所和娱乐节目里的主要活动就模拟登山，他们要吸氧，要发泄，要获得一些尊重，要积累起登山的信心。
在女人的背后是第三座山——“家庭”和“家族”。
这是中国男人真正想要的东西。女人是情欲（性欲和情感）对象。情欲逐渐衍生出家庭的形态。家庭比起女人来，意味着更丰富的东西。后代，继承，物质遗产，精神遗产，祖先，和世界的紧密联系，等等。家庭也可能意味着，从此发迹成为一个大家族。
正是“家庭”这座山，成了公德与私德的分水岭。公共的道德与家规、亲情之理、亲戚人情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中国人口是心非的一面。那些C.P官员一方面骂美国资本主义腐朽没落，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孩子输送到那里。如：洪晃的父母。一方面是标榜大公无私地执政，一方面是太子party把持朝政。官员的私德与社会主义的公德并存，是目前专制统治的一大特色。
很多贪官都是为了家庭富裕、为了家族兴盛、为了前妻和孩子、为了情妇（未来新家庭的象征）而贪的。他们虽然不光明正大，却也算贪得有理有情、有血有肉。所谓“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小孩”，求纪委书记大人开恩哪。
中国向来就有这样的道德，为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兴盛，损失个把家庭成员又算什么呢。更何况这些大义凛然上刑场的人（和当年Communistparty员上刑场也差不多，那是为了一个集体的公德）还引以为豪呢。只要那些不义之财隐藏得足够好，足以为家族的振兴奠定基础，他们就死而无憾了。这也是中国贪官为啥那么前仆后继的原因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王朝规定在官员犯有某些重罪时要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而我们现在，似乎大官们都有了免死金牌，也就是死缓转无期的猫腻。
一百六十九、相声结尾不搞笑的原因
每每看相声表演，都为演员如何结尾捏把汗，生怕我笑不出来。听得多了，就知道了相声的一些套路。然而谁都明白，套路是不会让人发笑的。当这些套路用到了结尾上，就越发尴尬。
有素养的善良观众们都希望用笑声（而不是掌声）来鼓励和赞赏正在鞠躬的演员，于是他们更希望演员能在最后抖出个de-tona-tor包来。但结局往往令人失望，结果就是掌声大过笑声了。
我想这相声的结尾和中国足球的临门一脚似的，都是没能解决好的症结。侯宝林说，最难的是现卦（就是即兴抖包袱）。我看比现卦更难的，就是结尾的de-tona-tor包了。要想把de-tona-tor包抖出来，需要整个相声表演过程来铺垫。这要编得很巧妙，极耗功力，着实不易。
我们写文章，被教育为要有开头、发展、高潮、结束这样的结构。
我们的相声就是这样写出来的。结尾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感官与心灵的高峰，而是为了能体面地下台。
我们的电影也是这样，总要拖上一个像风筝飘带那样的小尾巴才觉得完整。
然而返诸身体，我们做爱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女的从开头、到发展，而后就一直高潮着（或一直没高潮）。男的，则以高潮结束。
再看二次世界大战，高潮也在最后——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瞬间的最大伤亡。
人生的死亡就该像沙龙那样，在权力与事业的顶峰得了中风，然后不省人事。
以上只是举了些例子，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但我想表达的是：结尾才是最大的高潮，相声就应该这样。
一百七十、 腐败自我谈
早就想写写腐败的话题了。
这个话题已经被谈论得太多了，好似一个大马蜂窝却一只蜂都不见，都去找蜜去了。这就不好谈了。但我发现这些谈论里基本上只谈论别人，不怎么谈自己。
于是我又有了谈兴，就从自我谈起吧。
在自我谈之前，还是得对“腐败”这个词分析一番。“腐败”是一个典型的矛盾词，可参见本文第六十章《矛盾词》。矛盾词的意思是说，一个词正说也可以，反说也可以。比如：炒作，宋祖德之流一定会这么说：不炒作也是一种炒作。比如：风险，那些搞融资集资生意的总是如此宣传：没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
那么，不腐败是否也是一种腐败呢。当然不是。但是一个人要是不腐败，恐怕在中国当下社会里是不好混的。一旦遵循了腐败的潜规则，不腐败的早晚也会腐败。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也就是“腐败”作为矛盾词的本质。
身处一个腐败的社会，不腐败的人只能有两个结局。要么，死亡；要么，隐去。
死亡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肉体死亡；一个是变成腐败，那么精神死亡。
隐去的意思也就是远离腐败，远离这个社会，做个隐士。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如果我作官了，会不会腐败？如果我去做生意，会不会行贿？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腐败、会行贿的。医生收红包，为了孩子上学去送礼，其实都是腐败和行贿的小苗。
我如果有孩子，我也会去找人的。我做生意，我也要给人好处，要不然怎么拿单。这是必须的，是行规，不可能不这样做。
那么，我就没资格谈腐败了吗？
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打击商业贿赂的论坛在举行开坛仪式，我就想：这些人里有没有参与商业贿赂的呢。有！但，这并不影响他来参加这个会议。
凡是批判腐败的，一方面是出于道义、公心。满口仁义公理，并非道德秀。这其实是人们对纯粹社会的无意识追求。
衣冠禽兽者并非没有仁人之心，只是这样的仁心和实际作为反差太大罢了。
必须要肯定居于罪中的人依然有向善的阳光。
另一方面，批判腐败也是为了减轻批者自己的负罪情结。
自有学术腐败的学者去批判go-vern-ment官员的权力腐败。
自有教育腐败的老师去批判国有企业的垄断腐败。
自有这类腐败的人去批判没有这类腐败的人的那类腐败。
批大腐败，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小腐败（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
批受贿者的丑恶，是为了掩饰自己行贿的不得已。
往往越腐败的人越爱批腐败，而且头头是道、一针见血、掷地有声。早上参加反腐大会，晚上就被双规，然后就认罪伏法。
受贿、索贿是腐败，行贿、送礼也是腐败。
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腐败。
一种是生存性腐败，一种是享受型腐败。
生存性腐败的意思是说，不得不腐败，不腐败就生存不下去。比如去送礼、去行贿、去进行性贿赂。不如此，就解决不了自己的生存问题。
我也一样。我也会托关系、走后门，找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来帮助解决一些生意上的事情、家里的事情、看病的事情。认识一些官儿是一种荣耀，他们可以帮助我办事，以便在竞争上先人一步。
有时候不这样做不行；有时候就变成了享受，想这样做，因为尝到了甜头。后者就是享受型腐败。
官员是典型的享受型腐败，不言自明。一般的平民也想有这样的腐败，这样的腐败比生存性腐败要来得舒适。而且，我还会这么想，既然都是腐败，管什么这种那种呢。
生存性腐败比享受型腐败要轻，应该尽量少做生存性腐败、不做享受型腐败。但它们其实都是不可原谅的。然而到了现实面前，该行贿该送礼还是要去做。
那怎么减轻我的负罪感呢？
于是就去批判腐败，去批判那些受贿者、有权者、既得利益者，去批判这个制度、这个社会。
只要我活在一个腐败的社会里，我是逃不脱腐败的命运的。
无论怎样自省，到头来依然故我。
这，才是最可悲的。
第十八篇 出臭名的商业计划书
一百七十一、出臭名的商业计划书
富士康位列世界五百强，肯定是商业头脑丰厚，也擅长写各种商业计划书。如今，他们写出了蝎子拉屎独一份的出臭名商业计划书，果然是首屈一指、语破天惊。
那么，还是来看看这份商业计划书的总体思路吧。
1、出臭名比出美名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
如今这个时代，出臭名和出美名的效果差不多。赢得名声才是关键，其它皆已无所谓。大众本来就潜在地具有反道德的冲动，见到某些事件往往第一眼不是看重道德，而是看中了其中的反道德。于是，那种冲动就被放大了，成了新闻效应，继而被夸大为“XX第一”。
富士康如此聪明，把天下人全玩儿了一遍，当然要除去那些同谋者。这样的臭名炒作预示着，它就要以独立品牌“富士康”进入中国市场了。然而能以如此方式进入，确是气魄独具。
这世上最经常的一种炒作，是：绯闻。绯闻不香不臭、可香可臭，信手捏来，挥之即去，如此简单，已经不能打击人们的神经了。
于是，就有了更多的臭名炒作。而且，出臭名具有比出美名更高的商业价值。想一想，出美名的方式是单调的，如丛飞，鞠躬尽瘁，人都死掉了，商业价值还开发个啥。而且，美名关乎道德，总是潜在地排斥惟利是图的商业思维。所以，还是出臭名吧。
2、出臭名成本要低
试问：做叛徒容易，还是做烈士容易？做汉奸容易，还是做英雄容易？抛头颅、洒热血的是前者，还是后者？那么，想到了江姐，是否就想到了甫志高？或许江姐确实比甫志高更有名，那么蒋介石和汪精卫呢？岳飞和秦桧呢？
出臭名的成本之所以低，就在于它主要是克服了道德障碍，从而减少了经济代价。勿以恶小而不为，勿以善小而为之。为恶的成本如此低，如能以此获得盛名，实是铤而走险也在所不辞。更何况，商业行为与信仰无关；且对于商人，不追求利润（成本降低）才是不道德的。富士康就是这样的一个标本。
它已经计算好了，所谓的社会舆论道德批评，不过是它要利用的资源而已。这样的资源在臭名的感召下，就可以免费获得。何乐而不为！
3、出臭名更持久
在河南汤阴的岳飞祠，岳飞的彩绘塑像是泥塑，而秦桧的是铁铸，哪个更得长久呢。更甚的是，清朝第一巨贪和珅与铁齿铜牙纪晓岚、刘罗锅，哪一个更像主角呢？
以彩绘的泥塑和斑驳的铁铸作为象征，不言而喻，前者虽然漂亮，却不如后者来得持久。这样的持久如果应用于商业，钱途无量。
在北京，和珅的府邸“恭王府花园”开放为旅游胜地。而纪晓岚、刘罗锅的故居安在？贪官的故事肯定比清官来得精彩，人性的弱点总是比优点来得深刻。恶，才是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原因。
4、出臭名的商业潜质
这世上的臭名炒作有过很多了，但能令我惊讶的还是富士康。因为这是一种带有风险投资和商业计划意味的炒作。它至少体现了五个方面的商业潜质：
A 耸人听闻的3000万，类似某网站的增值服务计划一年在中国发展200万用户，体现了富士康的商业气魄；
B 通过法院冻结记者帐户，它显示了原告的商业操作能力；
C 发动全国媒体、全国人民、全国论坛，这说明了富士康未来的市场号召力；
D 从3000万到1元，体现了玩用户于股掌之间的售后服务策略；
E 追加《深圳第一财经》为被告，表明富士康灵活机动的应变与蓄谋。
5、如何洗名
古训说：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
非法所得可以通过洗变成合法的，臭名也一样可以洗成香的。而且根本用不了一万年，“遗臭万年”其实只“遗臭”那么一阵子。就像带着矿工无辜血汗的坑煤通过洗煤、选煤、炼焦之后，就变成了价值不菲的焦碳出口到美国、日本的大炼钢厂。
这样的臭名完全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原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始积累。然后呢，富士康就会成为利税大户、著名企业家、政协委员。再通过捐助、慈善等方式继续洗，直到最后“流芳”。
“遗臭万年”——>“遗臭一阵子”——>“原罪”——>“原始积累”——>“利税大户”——>“著名企业家”——>“政协委员”——>“慈善家”——>“流芳百世”
经过了对富士康出臭名商业计划书总体思路的考察，是否觉得：富士康这个臭名很像一块臭豆腐呢。古老的饮食哲学居然也能套用进来，足见得中国智慧的精深。
只是，这样的臭名智慧不知对阿扁有无启发呢。
一百七十二、富士康事件中最卑鄙的到底是谁？
当富士康诉二记者并索赔三千万时，全中国人都义愤填膺了。
当富士康把索赔额降到一元并改诉深圳第一财经时，全中国人都松了“一”口气。
当富士康和深圳第一财经以外交辞令和解时，全中国人都看出了这里面的龌龊与卑鄙。
就像一出好戏，大幕已经拉开，主要人物粉墨登场，角色正好，很专业啊。
观众都买好了各种吃食，准备了各样情绪，充实了许多法律常识，就等着高潮了。
各个媒体异常团结起来，眼里充满血丝，动用起他们最宝贵的资源——正义，准备大干一场。
论坛上的砖头正在不断累积，大有核爆之势。
背景音乐出来了——《百万英镑》（马克?吐温）。
而go-vern-ment部门在一旁，如府门前的石狮子那样。
戏剧总归是戏剧，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只是被各种戏弄锻炼出来的中国人，也不乏火眼金睛。
狼来了！？……
面对这样的结局，我们会不禁问道：
1、 同情为何如此廉价而可笑？
2、 深圳中级法院是否可以被评为最佳配角？
是金鸡奖、还是百花。
3、 如何面对以后的此类事件？
心情好复杂噢。
4、 到底在这场戏里，谁是那个最卑鄙的角色？
要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
谁，是这个事件的主谋？
谁，是教唆者？
谁，是策划者？
谁，是从3000万到1块钱甚至1分钱的创意者？
谁，为两主角牵线搭桥？
谁，是最终的受益者？
最后，我们应该把这个悬念的抢答权奉给广大的动什么偏动感情的观众朋友们。
一百七十三、正义的疲劳
中国有个古老的故事，《狼来了》。这个故事是讲给小孩儿听的，通过吓唬的修辞手法来让他们学会说真话，懂得说假话的风险。
中国还有个更古老的故事，《烽火戏诸侯》。想那周幽王一定没听过《狼来了》，于是自己成了榜样。这个榜样可以教育成年人，说的还是——人要守信用。
但我发现这两个故事还有另一个更深刻的意思：正义也有疲劳的时候。
是啊！正义看不得世间不平相，看不得以强凌弱的嚣张，看不得制度性吃人。
可如果正义总是不能达到目的，如果正义只是在纸上谈兵，如果正义老是遭受戏弄，不疲劳才怪。
正义是刚性的，钢铁一般的。是金属就有疲劳系数，正义也类似。
正义疲劳的原因很多。
有的，是合理的正义老是得不到伸张，比如中国人到日本法院告诉日本go-vern-ment和企业。
有的呢，是这种事件太过频繁，像矿难背后的腐败。
还有的呢，是正义太弱小，受到客观制度环境的制约，成长起来不容易，如暂住证侮辱公民、城市管理者侵权。
这些，都能让正义疲劳，但不会使正义损失什么，更不会伤了正义的元气。因为正义所同情的、支持的对象在那儿，一直在着。
能损害正义元气的，是正义没有它的对象，或者原来有、后来没了。
像《狼来了》里的放羊人，《烽火戏诸侯》里的周幽王。他们原来都是被保护的对象，正义时刻关注他们。可后来，他们戏弄了正义。于是，正义把他们给丢了。
副食糠事件也是如此。
正义同情记者和报社，谴责副食糠。可后来，他们和解了，相互一番虚情假意的感谢与道歉，实在是倒了正义的胃口。
让天下的正义以后怎么面对此类菜肴呢。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正义找错了同情的对象。
我们在副食糠事件里，似乎把那些血汗劳工给忘了。在以前，我们有过劳工神圣的口号，如今是不是该改成资本神圣呢。
找错支持对象的正义成了一只捉不住蚊子的大象，呼哧带喘，东奔西窜。如丧家之犬，不知该向谁吠。
应该说，副食糠与深圳第一财经及记者的和解，是对正义的大欺骗。
其实，疲劳也是正义自我保护的一个方式。
疲劳的正义陷入了沉思，它在想自己为什么那么容易感动、容易被感动、容易浪费掉这样的感动？为什么那么轻信、那么看不得受苦、那么不喜欢怀疑？
沉思之后的正义会更加成熟。对那些可疑的现象会细致地考察，再举起钢铁一般的手臂！
一百七十四、史无前例：台风就是来自台湾的风
台湾地处中国东南内海，盛行台风。小时候，我总以为台风就是来自台湾的风。后来知道，错！可现在，这样的台风终于来了。
台湾的倒扁静坐运动在合法的帷幕下开始了。虽然凄风苦雨，虽然人数三十万只是诈称，但其史无前例性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有来者。
这是台湾民主的第一次，也是中国民主的第一次。在体制内解决陈水扁，其意义大过体制外的民众暴动不知多少倍。
反观中国历史，一目了然的是，其中被津津乐道的往往就是战争。
以暴易暴，虽然可以实现权力颠覆、朝代更替、利益再分配，并打造出时势英雄，却改变不了以暴易暴的规律。所谓薪尽火传，专制的传统就这样被不断发扬光大起来。
新的专政者必以成倍的残忍来对待旧的专政者，并让新时代的英雄以重点出版的策略赢得口碑相传的光荣。无数英雄豪杰慷慨激昂，终究不知在为何肝脑涂地。他们的鲜血虽足够于艺术戏剧的养分，却丝毫不曾滋养出什么华夏精神。
而中国国民party，似乎有着让权的传统。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后者被称为“窃国大盗”，复辟不成，显出“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伟大。蒋介石下野，虽然只让政权不让军权，但还是一种难得姿态。至于蒋经国开放party禁，更是开了中国真正民主的先河。
由此，是否可以洞见中国民主的一点点“大模样”呢。
今天，施明德在台北凯道上的全天候集会示威，比起当年的“美丽岛”事件，更有打破以暴易暴传统的深刻内涵。对于中国政治而言，这才是最值得颠覆的。
如果统治者能在这样的和平抗议中下台，实属中国历史的最大罕见，比起秦朝始皇还要伟大。
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这覆的方式不同，以后载的情形也就不同了。
一百七十五、我们被说成了怎样的一代
我们被说成总喊累的一代；
于是我们就成了需要不断娱乐的一代。
我们被说成不要思想的一代；
于是我们就成了喜欢恶搞的一代。
我们被说成不读书的一代；
于是我们就成了追捧明星学者的一代。
我们被说成追求轻松的一代；
于是我们就成了只看轻喜剧的一代。
我们被说成追求潮流的一代；
于是我们就成了房奴、车奴的一代。
我们被说成读图的一代；
于是我们就成了观赏电脑特技的一代。
我们被说成爱冒风险的一代；
于是我们就成了总在跳槽的一代。
我们被说成享受生活的一代；
于是我们就成了没有理念的一代。
我们被说成崇洋的一代；
于是我们就成了不读古文的一代。
我们被说成过渡的一代；
于是我们就成了被牺牲的一代。
我们被说成短暂的一代；
于是我们就成了时尚的一代。
到底是谁，把我们说成了这样的一代！
一百七十六、人妖颠覆了二元论
我们深陷在二元论里。
男、女，是二元的。似乎是：非男，即女；非女，即男。
政治里的元素，也是二元的。如：官、民，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朋友、敌人。
我们所面临的矛盾，也被唯物辩证法教科书说成是二元的：矛盾的对立双方，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像大卫魔术那样相互转化。
至于哲学，更是要么唯心、要么唯物，要么物质、要么精神，要么机械、要么辨证，要么主观、要么客观。
还有性格，要么内向，要么外向，就像标签一样。
我们之所以会有十进制，是因为我们有两双手、十个手指。而二元论，也首先发源于动物所具有的两性。而且，二元论很可能就是二进制的灵感来源。
于是，人妖、变性人、双性人的广泛出现和广为人知，就成了一件极富颠覆意味的事情。变性人可看作是性别之间的转换了，可人妖、双性人不是男、女之间的转换。他们也是人，但是第三种性别了。
于是，至少在人类两性的范畴，二元论受到了挑战。而这样的挑战，又何止于此呢。
第三者，一个相当暧昧的称呼。用在婚姻关系里，似乎是个极不光彩的角色。用在挑战二元论上，却是光芒万丈。
即使面对婚姻，第三者也起着调节、测试、补充的作用。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由此可见“三（第三者）”的重要性。
在唯心与唯物之外，还有存在哲学。
在物质和精神世界之外，还有更瑰丽的相对论。
在主观、客观之外，还有一个量子世界。
矛盾的二元论简化了矛盾，阴阳对立转换的论调让思维倒在被“专门制造（=专制）”的窠臼里。
在朋友、敌人之外，还有一个公理。
在官与民之外，人文知识分子最适合作为第三者。
须知，这世界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的。
还是说得更深入些吧。
在两支球队之外，有一个裁判。
在球队和裁判之外，有一群观众。
在场内、看台之外，还有一堆媒体。
在球场、媒体之外，还有无形的舆论。
球队、球队——>裁判、球队——>观众、场内——>媒体、球场——>舆论。
这就是说，二者之外，总是是派生出三。
而中国制度的最大缺陷，就是不能派生出三。
一百七十七、儿时游戏考
当陶宏开千方百计、唾沫星子乱飞地给那些上网成瘾的孩子治疗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儿时玩儿的那些游戏来。那些游戏也会上瘾，但决不至于像如今这些孩子这样病入膏肓。那时我们玩儿的是什么呢，可记得否？
1、耍瓷片儿
那时候要积累很多值钱的瓷片儿并不容易。每个瓷片儿都有它的价值，就像一个棋子在棋盘上的大小，谁能吃谁都是有规定的，但这样的规定又充满了地域色彩。
耍的方法很多。有用手来耍的，北京话叫“CHUA”。就是双方各出几个瓷片儿，看大小，大的先耍。耍的工夫和规则主要是手面和手背的抓与掉。把瓷片儿放在手面指尖部位，然后一错，瓷片儿就倒在手面上。或者一扬，同时手背翻过来，瓷片儿就倒在手背上了。对方根据瓷片儿的布局来要求抓几下而后掉几个。耍的就必须做到才能把对方的瓷片儿赢了，否则就得让对方来耍。如此下去，也许到天黑还没分出输赢。即使借着楼道的灯光也看不见了，估计是饿晕了，只得回家苦练去也。
如果觉得这样的耍（“CHUA”）太费神，对技术要求高，还可以用扔的方法来赢。估计这个玩儿法是那些技术差的小孩儿想出来的。就是一人拿出一个瓷片儿，放到相对远的地方，然后逐渐相互接近。看谁先把自己的瓷片儿扔到了对方瓷片儿的一搾之内（以扔者的手搾为准，手大占便宜啊）谁就赢了。很有些博弈的意思吧。
2、斗箕（斗鸡）
一只手端起另一侧的脚丫子，把另一侧的膝盖冲前，就可以单腿儿蹦着与人格斗啦。斗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只有一只腿的残废，而且是金鸡独立一般往前冲，很能激发一个人的斗志。
3、耍烟盒儿
那时候的好烟盒儿纸和价值高的瓷片儿一样稀缺。把空烟盒儿小心翼翼地拆开，变成一个平面。那正面的精美图案欣赏起来，和邮票是一个意思。然后按照一个方式叠起来，用来耍（“CHUA”）。耍的方法和瓷片儿差不多。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都有什么烟。红双喜、凤凰都是很贵的，在游戏中的地位也高，比什么几毛钱一包的红梅、大前门大多了。
4、玩儿弹球儿
玩儿弹球儿最好玩儿的是进坑儿，跟现在打高尔夫差不多，玩儿的时候很让人激动的。把一个进了坑儿的弹球给[卒瓦]出来，需要非常高的弹球定力和技巧，大拇指要和食指配合，而且使力一处。[卒瓦] 之前哈上两口，想象要狠狠地弹上一个锛儿。[卒瓦]人的兴高采烈，被[卒瓦]的垂头丧气。狠的能把玻璃球给崩碎，轻的也是疤痕又一处。疤痕多了，就叫麻雷子。
5、扇元宝
在土地上玩儿这玩意儿，尘土飞扬，小脸儿也格外红。元宝的材料啥都有，牛皮纸的，报纸的，马粪纸的。最好的材料就是挂历纸了。挂历刚刚过期，就迫不及待摘下来作成大元宝。玩儿法就是看谁把别人的元宝给扇翻了个儿，就赢了别人煞费苦心叠的元宝。所以一定要把元宝叠得大（有扇力），叠得结实（不容易被扇翻了）。叠得好的那些小孩儿后来都当了官儿，拍马屁、占位子都靠扇元宝的功夫了。
6、拔根儿
把杨树叶子的根儿埋在鞋垫儿下面，直到变黑了，这样的结实、斤道。然后就可以和别人叫板了。两个根儿交叉，拔。有赖皮的，在根儿里穿个铁丝，细一些，软点儿也不容易被发现。
7、撒冰棍儿棍儿
真是废物利用，但耍起来还是很要技术的。先要用冰棍儿上的韧皮作成一个挑具，头儿是尖的。把你和对手的冰棍儿攥在手里，然后撒下来。X，X，那是绝佳的形势，还有很多被约定为可以算赢的图型。只要撒成了，那一把脏冰棍儿棍儿就都是你的了。要是没耍成，还可以用挑具来拨，只能拨一下。成了还是你的，输了就该对方下手了。
8、炮仗
春节的时候，可以来一次军事演习，把憋了一年的一肚子坏水儿全倾泻。二踢脚可以当炮弹，把它添到一个铁管子里，留出个点火儿的小洞。还有大花雷子很能震慑“敌人”。唉，怪不得要禁放呢……
9、粘鸡鸟、捉知了猴儿
鸡鸟和知了猴儿是一个东西，但捕捉的方式不同。
粘鸡鸟之前，要在长竹竿的头儿上裹了皮子（或者皮筋儿）熬成的胶。然后就可以举着竹竿去找鸡鸟了。这得看你眼力了，当然首先是听声儿。发现了，把竹竿捅上去，粘不着鸡鸟还可以粘蜻蜓嘛。
但现在好象没人玩儿这个了，可能是因为现在北京的鸡鸟都小了一号。以前的大鸡鸟是不是被粘完了，或者就是为了缩小目标，适者生存啊。
知了猴儿是鸡鸟的幼虫。它们本来在地下的洞洞里。要想找到它们也得费一番眼力呢，那小小的洞口和蚯蚓洞太像了。如果能捅破一个，那真是很刺激啊。知了猴儿一看自己的大门失守了，就会往下退。但它不是狡兔三窟，所以实在捉不出来就给它来个底儿端。
玩儿得高兴了甚至天黑了打着手电还找呢。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知了猴儿喜欢在夜里破土而出，爬上树，等待朝阳。到了清晨，它们就开始蜕皮，有了湿湿的两翼和青绿的身子。太阳会把它们晒得黝黑瓦亮的。
下雨对知了猴儿是致命的。它们纷纷爬出来上树蜕皮，所以雨后除了采蘑菇还可以捉知了猴儿了。
10、剁刀
剁刀是个很奇特的游戏，有点儿几何启蒙的意思。雨后，在湿润的泥地上，一边呼吸着清润，一边拿着竖刀朝地上剁去。在一块儿梯形里，剁出来的刀印走向决定了一条直线，这条直线划分出两部分。在较打的那块，另一把刀剁下去……。直到有一个人再也剁不下去一刀，那个人就输了。
此外还有：
弹弓子、滋水枪、捕蜻蜓、扎蛤蟆、纸飞机、玩儿沙堆、叠纸（叠猴子）、打水漂儿、骑马打仗、耍洋画儿、耍玻璃绳儿、划冰车、滚铁环、吹柳笛儿、抽麦杆儿、摔炮、砸炮（枪）、航模、纸飞机、蹩车、藏猫猫儿、过家家、丢手绢儿、砍沙包儿、捉蝴蝶、做标本、定人儿、叠手绢儿（叠耗子）、老鹰捉小鸡、斗蛐蛐儿、跳皮筋儿、跳房子、耍羊拐、集糖纸……
一百七十八、权力的责任
1、中国社会的行政权（中央、国务院）大于法权（人大、法院、检察院）。
2、party权是行政权的核心。
3、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类似人大与go-vern-ment之间及宪法与（行政权规定的）法规之间的矛盾。
4、然而，go-vern-ment和法规的现实权威和影响力要远远超过人大与宪法。
5、行政权（party权）制定的政策、法规并不需经过人民（或人大）的同意，
6、既然party是最大的权力者和行政者，那么如果国家出现问题，party就要负主要责任。
7、因为party的权力不是人民赋予的，所以party不用向人民交代。party的交代对象，是赋予他们权力的染红了旗帜的先烈们。
8、如果人民有监督的途径、手段和方式，那么人民要负监督不力的连带责任。
9、如果人民没有监督的途径、手段和方式，那么人民不负责任。
10、这就是权力（权力者）的责任。
一百七十九、九一八的匪夷所思：亡国奴—>亡己奴
在中国历史上，总是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件，譬如：九一八。
七十五年前的九月十八日，中国军队放弃抵抗，撤出东北，导致日本占领东北全境并生出个小满洲国来。蒋介石作为中国军事、政治领导人的形象可谓一败涂地，就此走上了一条通天的下坡路。
而我们的民族，却在领导人如此乖戾的思维刺激下站起来，醒了。以往所有耻辱的记忆一下子涌上心头：甲午战败、火烧圆明园、二十一条……
与此相伴的，还有我们自己对自己的那些遗恨：变法失败、辛亥革命后的失败、军阀内战……
中国的一般规律是这样的：
中国的领导人（go-vern-ment）怕外国势力，但不怕人民。
中国的人民不怕外国势力，但怕中国的go-vern-ment。
外国势力——>中国领导人（go-vern-ment）——>中国人民——>外国势力。
真是相生相克，相克相生啊。
每遇外侮，国人必能团结反抗。那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民族还是有自信的。但这样的外侮要是在中国的go-vern-ment看来不算什么，甚至帮助、姑息外国势力，那么国人的反抗就会减弱大半。因为国人的反抗是需要一个核心的，而这样的核心决不会来自国人自己，而必须是go-vern-ment。
如果go-vern-ment的思维和意志一旦坏掉或者死机了，那么国家的前途就会有极大的危机。
再看四九年以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清算就更多了。一次次的运动不仅消灭了试图反抗的肉体，而且消灭了反抗的精神。这是比九一八更可怕的事情。
国人不能以自己为核心来构筑反抗的堡垒，而且连这样的构筑之心也没了。国人对于go-vern-ment的依赖心理是异常强大的，没有go-vern-ment那就是匪、那就是流氓者。
纪念九一八是不忘国耻，可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记住不忘人耻呢。
什么是亡国奴，就是这个国家的go-vern-ment被消灭了，国人没有了一个政治核心，一盘散沙任由他国统治。
那么，亡己奴呢？
当一个人的自我被消灭了，他没有了自己的思想核心，只能任由他人、强权来统治心灵。这样的人是不是比亡国奴还要悲惨呢。
九一八让东北同胞变成了亡国奴，而文革让中国的无数人变成了亡己奴。
有谁还记得文革的开始时间？还记得Mao.ZD贴出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时间？
是否我们也应该像纪念“九一八”那样纪念“文革事变”呢？
文革是一个标志，是一个里程碑。就像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九一八，而不纪念甲午战争失败日。那是因为：我们在抗日战争后站了起来。同样，我们也在文革后开始了真正的反省！从而，在每年的这个日子拉响心中的警笛，比纪念“九一八”的还要响一千倍、一万倍！
一百八十、 这是一段从未公开的影像资料
时常在电视中听到这样的台词、话外音、广告语：这是一段以前从未公开的历史影像资料。好象是一种赠品、施舍，被深居历史之中的上帝发送给广大的受众们。听来如此难得，大饱眼福啊。
我还能回忆起每年出现在电视上的那些历史纪录镜头，由于重复次数太多都快想不起来了。
每到了抗日战争纪念日、解放战争纪念日、五四运动纪念日、近代屈辱历史纪念日，编导们就习惯性地把陈年酿的酒举过头顶献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一旦有了更新的历史影像资料，必得大张旗鼓地宣传，以为是一个大看点。
这是怎样的一种历史观？
这是挤牙膏式的历史经营策略。这是那些惜售的房产开发商的流氓做派。
以为这个国家的历史资料是权力者的，而不是权利者的。这权力与权利的不同，也就是占有者和所有者的不同。公众、人民的知情权也包含对历史（影像）资料的权利主张。
记得以前有过一部电影纪录片《较量》，讲的是抗美援朝的是事情。当时的上座率很高，很卖钱。可是这样的影像资料本来是该公诸于众的，是该共享的，免费共享。就是因为人们对电视上那些废话一般的[惜售]影像腻烦了，才会到电影院看点儿新鲜的。
中国古代的皇帝（不包括清朝）对史官极其敬畏。即使是宫了司马迁的汉武帝也不能查看史记中对自己的记载是些什么王八内容。
而如今，看不见历史的，却是那些正在创造历史的人。
第十九篇 业余写作的乐趣
一百八十一、假笑与假哭
经常在各种电视、广播节目里听到和看到假笑，那起伏不定的声响着实让人不舒服。假的掌声，假的观众，还有这假笑，都是为了把一个滥节目搞得有声有色吧。
既然笑是假的，那么所谓的“收视率”是不是假的呢。“收视率”其实就是一种无形的掌声、无形的笑。它直接关系到一个节目的经济效益，关系到节目制片能不能开心大笑。可这样的开心大笑和观众、听者的会心微笑不一样，和如来的捏花一笑、卢舍那的笑而不露相去永远到底有多远。
而且吧，这样的假笑还给那些即将或终归要举行追悼会的人以启发，在追悼会、灵堂配上假哭。
还有就是探监的时候、法庭宣判的时候以及刑场上，都应该配上假哭的音乐，这样才显人道。
当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嫌疑人被判刑之后，在广场上，在广播里，都应该配合国歌来一场1分30秒的假笑（更多精彩节目稍后放送）……
更合适的，是那些悲剧性的节目。像交通肇事通报会、法治在线、法警追踪、忏悔录、《任长霞》……
然而我还发现，人们笑的时候，大概都一种声音、姿态和风格。而哭的时候，却是风情万种。这确实给配音假哭带来了难度和成本，但更能打动人心。
我就奇怪，为什么在广告里，不能把哭这个重要的表现人性的手段给引入呢。比如：医药类广告，该哭就哭，有了痛苦你就哭，然后飞来一剂灵丹妙药，立刻就假笑。但愿这不是假药。
一百八十二、业余写作的乐趣
业余写作的乐趣，首先在于自由。这自由又首先在心灵上。
专业写作和职业写作不一样。
一个有着专业写作水平的作者不一定就是以之为职业的。
文学、或写作，可以是一个事业，但不必就是职业。
职业写作的弊端清晰可见，犹如眼前的睫毛。
既然业余，就要去工作。
工作既是写作者的经济来源（没准儿还能发财），又是其生活灵感和素材的来源。
真是三鸟。
这最后一鸟就是能值守自由。
一切技术都可以习得，包括艺术上的技术（从艺术学院），惟独写作的技术无法习得。
决没有哪个人说，我的写作师从某某某。
如果是习得的，当然可以作为职业。
而写作不是可以习得的，所以不必为职业。
为职业了，反而会生出很多弊端。
孔子述而不作。
意思就是，他不是以写作为职业的。
历史上的那些大文学家就不说了。
八股文是那些文人的职业，可以凭此得到一官半职、封妻荫子。
写八股文就像后来写奏折、文书一样，这不是写作。
但这也没有妨碍他们在业余时间的创作。
反而，八股文帮助他们实现了写作的理想。
论坛上发帖子是业余写作，虽然很多时候是在工作时间。
这样的业余精神就好比古代的官员，一边写着八股，一边把玩着戏词。
玩票在梨园是干不过科班的。
上面已经说了，因为那是艺术的技术。
但文学（写作）不是什么技术，或者说，它是在人生顿悟之后的把握。
坚持业余写作，显然比卖身出书更加高贵。
卖字不卖笔。
卖刃不卖刀。
一百八十三、厕所潜分析
一九七九年开始的改革不仅给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巨变，也反映在厕所的革新求变上。现在的厕所确实比七八十年代干净多了，也更有人味儿了。有的地方，建设得最好的，除了go-vern-ment办公楼就是厕所了，那也是形象工程啊。五星级厕所、黄金厕所、防弹厕所应运而生，那是富裕的象征。各种特色厕所也冒了出来，还有的人靠厕所致富呢。
1、名字
中国的厕所以前就叫“厕所”、“茅厕”，就像我们管别人只叫“同志”、“老张”。
后来改叫“卫生间”、“盥洗室”、“洗手间”、“化妆间”、“NO.1”、“大号儿”、“小号儿”、“方便（的地方）”，跟现在乱叫天下人也是一个意思。
为了统一叫法，以下还是叫“厕所”吧，这样可能更亲切些個。
2、符号
有些厕所干脆不写名字（汉字）就挂符号（英文），眼睛不好使的人容易搞错。
如：
[烟斗] / [高跟鞋]，
[刁烟斗的男子头像] / [带飘带帽的女子头像]，
[穿裤子的男子形象] / [穿裤子的女子形象]
[黑桃老K] / [红桃Q]，
Man’s / WoMan’s，
观瀑亭 / 听雨轩
凸 / 凹
相公 / 娘子
……
3、格局
男厕总是位于走道的外侧，女厕位于内侧。没有这样条件的，也会遵守一个原则：女厕位于比男厕更隐蔽的位置。
男厕的小便池总是有一两个能从门外被看到，好在男士可以以背遮羞。不由得感叹，男人就是男人。
但我觉得，其实男厕所更应该位于靠里的地方。毕竟被外面的人看见正在方便的背影，事后想来还是别扭。
4、效率
男厕的使用效率明显高于女厕。这是因为男厕有小便器和马桶两种，一般数量一样，设为X。而女厕只有马桶一种，数量一般为X+1。
而且，男士的立式小便策略因呼应了人类直立行走而成功，其效率明显高过女士的蹲式小便。于是有些女权主义者不满了，建议女厕采用立式小便器。我支持这样的建议，就像我支持变性一样。
5、卫生
厕所里最容易产生交叉污染的，不是坐便器圈，而是门。
便后洗手是卫生，但还是要开门而出。手接触到门把手，又被污染了。如何不让手接触到门呢？自动门。
是不是有些奢侈啊。据说西安碑林博物馆里有。
6、涂鸦
男厕里的涂鸦大多是春宫画的儿童版，还有咒骂女人和发泄性欲的话语。由于水平很次，也就没啥反应。还有一些“偶是同志，速与我联系，138XXXXXXXX”的信息。
女厕里的涂鸦多是情感上的，有些很悲情的留言，还有诗——这是男厕决没有的。但女厕也发现了生殖器草图，会不会是人妖留的呢。
在男女共用的厕所里一般没涂鸦，这说明涂鸦是有性别之分的。
有一次如厕坐在马桶上，目光直视，看见小门上写着一个拉皮条的手机号。等我起身，目光直视又看见那个号。真是会做广告啊，而且此人和我一样高。
7、如厕潜规则
尽量不和矜持的领导一起上厕所，因为他不想让你看到他的丑态，否则还怎么威风啊。再说，在厕所里打不打招呼，商量工作吗。
有些随和的领导（老板）是愿意在厕所里和你说话的，他总是不分场合地要打成一片。但小便的时候，最好和他们隔开一个便器，这样显得礼貌。
喝酒的时候，厕所就成了救火车和病房。当你要吐的时候，最好去小单间，这样你不会被人发现酒量的大小。
如果你有足够的定力，甚至可以在厕所的小单间里刺探一些公司、别人的秘密或隐私呢。
8、厕所经济
以前，在长途汽车站，上个厕所都要收费，后来没了，因为旅客买了车票，应该享受到相关服务。
现在还有很多收费厕所（就如同那些收费电子邮箱），管理者的理由是厕所需要维护，需要交水电费。这些人只懂要钱，却不知经营。想如果从粪便中提取尿素、绿色肥及其它，那经营厕所应该比种地更挣钱。这些原料就是方便者提供的。无偿给了你如此宝贵的矿藏，你还要跟矿主收费，那就太不合理了。在地坛公园，厕所收费就更不该了。那些松柏古拙繁茂，想必也有这些方便者的贡献。
更何况现在到处都是宾馆、饭店、快餐厅，这里的厕所可都是免费的哦。最好去五星级宾馆上，没准还有人给你递手巾帕呢。
9、人妖该上男厕还是女厕。
以前的厕所建设思路里，肯定没有考虑到人妖这个使用人群。
现在人妖多了，就有了这个问题。人妖的法定性别是男性啊，虽然胸前比女人还女人，脸蛋儿比宝贝儿还宝贝儿。
上男厕，却会被人当成女的轰出来，然后就要验身。
若上女厕，想必女同胞会不乐意。一个男的，老是莅临女厕指导工作，实在不怎么象话。
但据我的不幸推断，人妖还只能去女厕，由于都是单间，一般不会被发现，但别说话，比如借个纸什么的。
建议以后至少在那些人妖经常出没的高级场所，要设立人妖厕。会有人去吗？怎么挂牌呢。
10、娱乐
厕所里的娱乐有这么几种：背景音乐、笑话、画像、挂件。
一个上厕所的人对背景音乐的记忆是很浅的，因为他的目的性太强。背景音乐应该起到的作用，就是让他尽量忘却这段记忆。
笑话一般挂在小便器的上面，由此可见一个笑话带给人的愉悦也就是一泡尿的工夫。
有时候笑话也被画像所替代。后者大多是带有性启蒙意味的超现实主义作品，有的以果实来暗喻两性的，比如：黄瓜对茄子的思念。
挂件一般是小油画印刷品或假古董，被射灯照得很高贵。它们能提高厕所的品位吗？或许就像五星级酒店必要有个游泳池吧。
11、洗与吹
12、洗手池
13、服务生
厕所里的服务生大多是老者。
感觉很可怜。
小费
14、
尾、一个好厕所
首先在装修，门高镜大，洗手盆透着艺术，里面搁俩贝壳或一朽木。
背景音乐自不必少，千万别摇滚。
装饰画或假古董挂在墙上，方便的时候感觉置身画廊。
灯光聚起从上照下，既温暖又醒目，照得你自我感觉就跟一坐在马桶上的思想者似的。
纸意柔绵，浮想联翩。保准你是个回头客。
一百八十四、“那个”到底是哪个啊
我们喜欢把做爱这项最普及的运动及其器具说成“那个”。说“那个”的时候，必得有语气、神情的配合，才能生动，就像热身似的。
为什么要说“那个”，而不是“这个”呢？这就是个时空感。面对亲朋说“这个”，直指当下，有急迫之意，也不含蓄。说“那个”，则容易发挥想象，和诗文里的“那什么什么”同样妙。像“那个杯子”、“那个椅子”都是带名词的，不然就不知道“那个”什么。可自从“那个”被约定俗成为那个后，就不再需要带名词了。自己也从代词一跃成了名词。
长期阅读《金瓶梅》等净本并见到很多“XX”，人们就忘记了那些丰富的性词汇到底是什么、怎么说、怎么讲，而全部代之以“那个”。“那个”的风行，既是在刻意回避性词汇，又是中国古代丰富性词汇于当代不断流失的证明。
性词汇向来有明、暗两类。明的一类是可以暴光，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的。暗的一类一般存在于经典的黄色书籍里，也算国粹一种了。想那房中术里，对这方面一定颇有道性。
在明一类里，自然是以“那个”为代表了。不过还有一些，比如：做爱（“make love”的意译）、月经、乳房、屁股、胸。这些都是穿西装也不会脸红的科学词汇，经过了各类大词典的轮番确认，系正统词汇，广告里常见。
那些被“XX”掉的都该算暗类。现在《金瓶梅》也能找到了，去看看就知道了，那是一个宝库。不过这也分为两类，一类是粗淫的，一类是雅致的（也多为书面的）。以“做爱”为例，雅的有：云雨、荐枕席、交欢、交媾、床事、房事、行房、雨露……。至于粗的，现在都简化成字母或异体字了。还有，像月经，“倒霉”是口语化的，粗淫的倒没见，雅的那就数“大姨妈”了。真不知“大姨妈”是招谁惹谁了。
性词汇的丰富度跟性快感、性快乐是有关系的。如果《金瓶梅》里到处都是“那个”，那我们还有勃起的兴趣吗。而且，性词汇既有明、暗之分，也可以有公、私之别。个人或情侣之间可可以自创性词汇，性话语，这样依赖即使在厅堂之上也无丢份儿之忧了。
原来，我们喊人“同志”，没别的称呼，顶多有个“老师”、“师傅”。这就像“那个”一样。现在的“同志”却成了 同性恋者的标志了。但愿中国的未来，阳光下的性词汇更丰富、也更美妙吧！
一百八十五、爱情就是大海捞针
以爱的名义，你活在这世上。以爱的名义，你还没有自杀。除了爱，你还有什么能力吗。如果你碰到的不是她一，而是她二，你是否还会如此动容。如果贾宝玉遇到的不是林黛玉，而是林非玉，他是否还会那般痴情。
事实上，你遇上一个女孩（或倾心的异性）纯属偶然。那么，意义会在偶然中存在或诞生吗。既然一切都存有偶然，那么你的追求有何意义呢。贾宝玉和林黛玉要不是有一段木石姻缘般的定海神针在那儿戳着，能那么荡气回肠吗。
这就如大海捞针。
大海里的那根传说中的针就是你要找的必然性，就像你和她相遇的必然性一样。如果你执意要找那根针，反而找不到。大海茫茫，何处寻针。所以你不能这样一意孤行。这样一想你反而可能找到一只玻璃瓶，瓶子里装着一封海员遗书。你还可能找到一副水晶眼镜，那是泰坦尼克号上的老太太留下的纪念品。你还可能找到一只瓷碗，那是郑和下西洋后清点货物时抛下的次品。你还可能找到一只胶鞋，那是我军在南沙战役时一个小战士不慎走失的。
对于这些偶然发现你真的在意吗。其实你内心里真正要找的还是那根针。
针是什么？针就是那个非瓶非镜非碗也非鞋的抽象。可是，大海里的必然性就只是这样一根针吗。虽然大海捞瓶、大海捞镜、大海捞碗、大海捞鞋也相当难，但你认为那些都不是你要的。所有被你轻易碰到的东西都被认定成偶然的。只有那个无非也是凭偶然才能得到的东西却被认为是要找的针。
但针就一定存在吗，难以确定。但对针的追问一直在着。
难道必然性只能存在于对必然的追问中吗。
你追求她也是在追问必然吗。
她是不可替代的吗。
什么才是不可替代的呢。
你不可替代吗。
你爱她的可爱，她的可爱就不可替代吗。她有她的可爱，别人也有别人的可爱。她的可爱之处是什么呢。
她的笑么，她的笑固然有特点，可谁都会笑，谁的笑都有可爱之处。她的从容么，那更不是谁的专利了。她的甜美么，她的年轻么，她的无知么，她的思想么，她的音容么。拨拉拨拉，哪一样非她莫属呢。
她不过是这许多属性的又一个偶然的综合体罢了。
一百八十六、吐痰吐到哪里去……
在街上，观察起来，人们吐痰的样子格外有趣。考察弹着地，一般是吐向三个地方，一个呢，是开放的雨水井；一个呢，是无辜的地面；还一个，是充满绿色的树根周边。
雨水井的盖子是栅栏的，缝隙大，痰完全能落进去，以致雨水井被视作吐痰井。等到雨水来袭，的爱痰随雨水被冲刷到大自然的水循环里，天葬般欣慰啊。
另一个被吐的地方就是地面、人行道上、沥青路面、水泥地。吐者必得用脚把痰碾开，如摊煎饼般，逐渐扩大面积，这样有利于蒸发。回头一望，那痰已显得不那么像痰了，才放心走开。
至于树根下，有野草掩蔽，有狗尿混合。吐下去，渗入泥土，入土为安，想来也心安理得些个。
可见，吐者还是不好意思的。但那痰又如鲠在咽、不吐不快，于是就希望自己的痰迹能被自然所遮掩、被人们所忽略。
大千世界，朗朗乾坤，哪里才是可以光明磊落地吐口痰的地方呢。
手绢儿被废除了。纸巾没带。附近的洗手间也不在附近。垃圾桶的口在侧面，又低，怎么抻脖子吐啊。
这倒是提了个醒儿。以后再设计垃圾桶的时候，也附带个漂亮小痰桶。
高雅的外观，让人一见就有啐一口的冲动。慢慢掀开上盖，见蓝色的波涛翻涌，颇有大海容纳百川的气度。吐者微启丹田，胸肌鼓动，咽喉扩张，一口鲜痰如联盟飞船，飞跃而下，硬着陆在辽阔的大西洋里。
太享受了。
一百八十七、为啥中国的草坪不让踩
为什么中国的草坪不让踩，外国的草坪都是人。可能是我国草坪的种类属于“不让踩”科的，外国的属于“可以踩”科。那么，为啥不引进一下，或者像培育超级稻一样培育“超级踩”。
或者是怕有人往草坪里乱扔东西。这样的担心绝对没必要，其实人的心理是，越脏的地方垃圾就越多，越干净的地方就更干净。更何况茵茵绿色，周围的游人每双眼睛都是监督。
还有，就是拿草坪当摆设。弄些低档的草种撒了，美其名曰“绿化”。自称财力有限，却不懂得经营城市。尤其公共场所，地皮珍贵。结果是草坪与人争道。就像西单文化广场那样，人能走的道很小，草坪却很大，结果就有了“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有些管理者觉得绿草是用来看的，不是用来踩的。草坪不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也有可以触摸的。大概是觉得航拍或者卫星拍摄的时候组图案用的吧。本来我国的城市面积就不足，绿化面积也有限，还要草与人争地。人在草上，草在人下，那是多么舒服啊。亲近自然不是一句空话，也非城市里就不行，只能投身野外。
其它的原因就比较怪诞了。中国人穿的鞋不合适？坐在草坪上的坐姿？睡在草坪上的睡姿？体重？喜欢拔苗助长？喜欢私挖滥采中草药？阿猫阿狗去施肥？大小便失禁？
据说深圳的草坪都可以踩，可以躺在荔枝公园的大草坪上数云彩呢。不妨去看看。而那些不让踩的草坪不如改成沙漠景观，然后栽上各种奇异的仙人掌（谁也不敢碰），也该算绿化面积吧。
一百八十八、腐败前仆后继的生物学密码
《动物世界》里，角马群迁徙时的大无畏精神和蚂蚁军团前进中的舍身取义着实令我震惊，也仿佛看到了贪官们的样子。中国贪官前仆后继，一个倒下去，一百个站起来，一百个被双规，一万个接着来。
一个贪官，只要上了岁数，他决不是为个人而贪的。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家族在支持着他的信念，在支撑着他的神经，在保护着他的心灵。从父母、老婆到直系亲属，再到旁系亲属、同学老师好友，一个巨大、庞大乃至无形的家族系统支配着他的行为，左右着他的视线，直至抵达幸福的根据地。
中国古代为何要株连九族、满门抄斩，就是因为这个。现代社会是不能这样干了，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依然旺盛着，贪官尤甚。
他喜欢家谱，喜欢族谱，甚至喜欢县志。他是当地名流，一方神圣。他爱他的故土乡亲，他的故土乡亲也不会忘记他的贡献。
家族所秉承的私德与社会共识的公德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这时候，贪官就会把私德放在心尖儿，置公德于痰盂。在公开场合，他是公德上的美髯公。在私下的家族里，他又是私德的猛张飞。
于是，他宁愿将鲜血染在家谱、家族史上，也不想滴到国旗、法律上。他的血脉早就和他的家族融合了，他的DNA早就散布到后一后二代的细胞里了，他的快乐也早就与家族同乐了。
贪不畏死，奈何以死俱之。
贪官愿意为他的家族而牺牲，这样他的牌位就能像靖国神社里的一样摆在显著位置。他的死换来的是一个家族的兴盛，或许他们会成功地从中国像角马一样迁徙到美国，或许他们能创建像蚂蚁王国那样的大集团公司，或许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能成为日后显赫的人物——为他翻案。
一句话，家族未来昌盛时，家祭莫忘告乃祖。
这，恐怕就是国家要对腐败分子放弃死刑的原因吧。人死了，一了百了。人活着，他曾经鲸吞的国家资财、人民血汗、纳税人的税金就还能一点点地吐出来，他的家族就会为了他而奔走求救、露出非法利益的马脚。而且，引渡起来也容易些。
一百八十九、中国周围的四个标本国家（地区）
秦始皇派道士和童男童女们到仙岛求药，不知他们去了哪里。还有秦末汉初的齐王田横带着五百壮士又去了哪里。
众所周知，日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标本。于是，大家就猜测是不是日本成了中国古人的避难所了呢。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可谓是全方位的，由于有天皇在兹，其也可以称为中国古文化的活化石。
于是，又可以想到的国家是韩国。他们近些年来不仅成了发达国家，而且还老是和中国争文化遗产。为啥，不就是因为和中国挨着，不像日本那样隔个海，人员流动方便吗。端午节、汉字、孔子，还有很多的中国专利，都在他们翘望之列了。
古代中国肯定没侵占过日本，却让大韩民族俯首称臣。韩国地域狭小，作一个地理大国的可能性没了，经济大国的机会也让给日本了，只有文化大国了。
据说箕子不愿接受西周统治，就率领五千人逃到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建立了政治难民国家—箕子朝鲜。这到底算是韩国的起源呢，还是中国人的殖民地。也许有些事情还真说不清楚，但韩国人大力宏扬汉文化的劲头儿确实符合标本的定义。
韩国是中国未来文化保护的一个行动标本。
韩国有一点是忘了，要去申遗还应争取朝鲜的同意。毕竟就是孔子去首尔，也得先越过三八线吧。但朝鲜显然更听中国的，他们不想申遗，他们只想核武。
朝鲜也是中国的一个标本——政治标本。五十年前中国的政治啥样儿，看看今天的朝鲜就知道了。世袭制的朝鲜真是丢尽了社会主义的脸面，当然还有古巴。
最后一个标本就是台湾。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很特殊的地区，其标本意义就更加巨大了。目前台湾很乱，倒扁声浪比台风的影响还要大。也许，中国未来的民主制度与模式就在这个标本里不断被展现和预示出来了。
一百九十、 我们为啥老说“我们”“我们”的
在人们的文章中都经常出现“我们”这个词。“我们”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和“我”有啥不同、有啥关联？似乎从小我们（瞧，我又习惯性地用上“我们”了）看到的文章里，就充斥着“我们”。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入了我们（我又用了“我们”）的阅读视野，又在怎样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成了我们行文立言的口头禅的呢。
这，确实值得仔细考察一番。
1 作代词的“我们”
1.1 作实主语的“我们”
作实主语的例子，如：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那时的我们，该有多么累。“我们”特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达到二、三十岁的那一代人。“我们”指示了一代人，效率很高。
而效率更高也更常见的，是以“我们”来指代一国的人。如：我们一定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到死。
“我们”还可以表达与对话者之间的亲切，拉近彼此的关系。比如老板对员工说，我们今天要加班。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时候是相当随意的。当“我们”代表一国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得到国家或人民的授权。那我们为什么还老是脱口而出“我们”“我们”的呢？
一是说习惯了，小时候读书就经常在政治课本、哲学课本上看到“我们”“我们”的，背课文也是“我们”“我们”的，时间成了也就不自觉地“我们”“我们”的了。
二是很多的时候，为了陈述一个判断，也不管这个判断是不是公认的常识，用了“我们”似乎这个判断也具有了公理的色彩。
三是为了给自己的话或文章壮胆儿。在没有征求别人意见的情况下就把别人也拉进来，如此一来就占了先机，先机转化为机锋，这话也就更犀利了些。
1.2 作虚主语的“我们”
上面说的是“我们”作为实在的主语，用多了就出现了虚主语。本来是“我”的想法、意见、思想、建议，却用上了“我们”。这确实很有趣。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到处都是“我们”。再要是把“我们”变成“我”，写的人、看的人、听的人、读的人还真是不习惯了，非得把“我”改成“我们”而后快。
当然，用“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出于语境的需要，甚至是必须的。像：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使用“我们”是会引起混乱的。很多文章看下来，一会儿是实主语的“我们”，一会儿是虚主语的“我们”。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把我们都搞晕了。
1.3 作定语的“我们”
作定语的“我们”和作[虚、实]主语的“我们”有着异语同工之妙。
“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城市，“我们”的胡同，“我们”的小区，“我们”的楼道，“我们”楼道里的灯是谁偷的啊？
作定语的“我们”所修饰的必是属于“我们”的，这看起来是句废话，却有着共同所有制的意味。
1.4 作宾语的“我们”
“我们”作宾语的时候，具有更强的指示性。不仅主语、而且谓语，都指向了这个宾语。
如：城市管理者老是这样，还让不让“我们”活了。“我们”给出了一个被城市管理者驱来赶去的圈子。在这个语境之内的、在这个语场之中的，都是“我们”的人。
再如：长征教育“我们”，要像小崔那样开始新的长征。“我们”显然就是新长征上游山玩水连摇带滚的一代人。
即使这样，作宾语的“我们”还是分虚、实的。
实的时候，是出于团结的目的，彼此照应出庭作证啥的，人多力量大。
虚的时候，就是扯虎皮、拉大骑，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搞个统一战线也不错。
2 作虚词的“我们”
作虚主语、虚宾语和虚定语的“我们”更进一步演化，就是虚词了。
虚词“我们”根本是为了语气更顺、语意更丰满才加上去的，不表示任何实际意思。这也是虚词的一般特征。
以作主语（这种情况最多）为例：
“我们”知道，太阳每天都要升起，先照屁股再照眼睛……
“我们”应该遵守出国旅游的文明规范……
“我们”一定要将资本主义的原理与Communist主义的理想相结合……
……
第二十篇 垄断的创意
一百九十一、民主的生物进化论依据
进化不仅是肉体生理的，也是心灵精神的。人类在肉体生理上的进化似乎已经放弃，然而奥运会实质上就是人类进化的试验场。虽然这种有目的的对遗传性状的选择已经被生物进化论所否定，但人类还是在潜意识中顽固地坚持着。
在心灵精神上的进化，人类始终没有放弃过，而且颇多幻想。一个是科幻文学电影，一个是对UFO和星际生命的探询。这些无不是人类在心灵精神上的进化尝试。星际的高智能生命肯定不是生物的自然进化所致，只能是心灵精神上的积累与爆发。
每个人都承载着进化的任务，这样的进化里面也包含个性突变。人们喜欢把人的性格分成内向或外向，这却是对个性和天性差异的抹杀。不同的人，生在不同的家庭，长在不同的环境，接触不同的朋友圈，感染不同的文化，本该形成的是色彩斑斓的个性及其表征。
多元化的社会为这样的个性发展提供了心灵基因突变的可能，而多向维的环境为精神性状的积累提供着文化蛋白。
中国确实不缺乏人材（不是人才），其根源就在于中国具有巨大的人类基因库，想必也有着异常丰富的心灵精神上遗传物质。民主制度可以把这个基因库的势能转变为进化的动能。
而中国的民主制度相当简陋，许许多多公民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使得国人的个性只能在娱乐、恶搞和戏拟历史上张扬并局限着。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不仅是公民的政治要求，也是人类心灵进化的诉求。没有这两样自由，每个人的个性性状就得不到积累与表达，也无法达到互通、开放，使得我们整体上的精神进化非常不理想。
到书店去看看，或打开电视，黄金周到大街上去遛遛，就会发现，我们到底进化到了何等程度……
一百九十二、得民心者得天下吗
得民心者或一定能得天下么，得天下者也并非就一定因为得了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给那些想得天下的人指出了一个正途。而并非在说，得天下者就一定得了民心。
天底下，未得人心而得天下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他们夺得天下后，就宣扬自己是得了人心的。
那么，为什么只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而不说“得天下者得民心”呢？这是为了给他们的政权寻找一个合法的证据或借口，那就是：得到了天下那沉默的大多数人的认可。
民心在哪里？它在一个个农民的心里吗？它在一个个士兵的口中吗？一个没有经过统计学分析的民心到底在哪里呢？一个没有民调传统的民族只能通过儿歌、歌谣、民谣来揣测、民意。然后利用一些自然现象（或是暗自操作出来的）来体现天意。
其实，民心不过是新政统治者的一个虚构。只有虚构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民心，才能为君权神授（或叫“历史的选择”）奠定天人合一的基础。
一个欲称王称皇称国的造反者的口头禅就是：人心思定，天下归一。而其立政后的实际操作是：
1、 定天下
2、 以“得民心者得天下”为据，笼络人心
3、 采取一些政策获得民心
4、 再以“民心思稳”止乱
难道，得民心就是为了得天下吗？
真正的民心是深藏在天下的。只有这天下没有了得与不得的时候，真正的民心才会河出图而洛出书。
一百九十三、垄断的创意
不要以为垄断者很轻松，他们一样需要寻找良好的创意，来实现美妙的垄断利润。比如：暂住证。它是go-vern-ment为了获取不当利益而发明出来的，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策划出来的创意。这个创意不仅带动了地方治安部门积极性，而且树立了垄断者策划创意的榜样。于是，更多的创意便接踵而来了。
垄断者搞垄断也要来个创意，为的是能化大象于无形，也是一种乐趣。如哪个部委机关要在行业里推广一种共识、标准或技术，必得有可推荐的产品。这些产品有时候是先于那些共识、标准或技术的。
当要收取某些费用的时候，就先要进行策划、宣传，来造出大势。比如那个著名的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住房观念比较的故事，就是为了能把垄断者手里的房子卖个好价钱，为了银行能盘活投资，为了go-vern-ment能把地价变成GDP。
各地强制收取的各种苛捐杂税，要想收得巧妙，都得设个好创意，不然就是收起来了也没啥意思。
还有，福娃的数量（5）也是个好创意。一方面我国的国旗是五角星，而且是五个。另一方面，5还可以为以后的10来做铺垫。五人为伍，这样的福娃既有气势，卖起来也痛快。生产者积极性也高，大家伙儿的选择权也能得到充分伸张了。
而最没查创意的，大概就是银行开收的跨行查询费了。他们非要强调国外如何，为什么就不能搞出点新意，换个名目，这样也不致于引起那么大的反对声了。
一百九十四、新编历史剧的一个新角度
现在的历史剧如火如荼，继清宫戏之后，明朝的戏又开锣了。CCTV-8演朱元璋传奇，CCTV-1播朱元璋戏说，CCTV-10是朱元璋解密。好一个央视，也算朱了一把。一般来说，演皇帝角色的那几个人也大多演过省委书记，这样比较容易过渡。
在表现皇权的这些历史剧了，大多写的是如何发迹、如何打天下、如何治国、如何以黎民为重。那些荒淫无道的皇帝是没资格上荧幕的，因为他们不够主旋律。而这些以优秀皇帝为主的优秀历史剧到底在表现什么呢？
那些噤若寒蝉的忠臣，那些类似林彪的佞臣贼子，那些后宫里的妓 女，那些被天道视为刍狗的草民，那些鹦鹉学舌的文儒。
正说历史固然强过戏说，可这样的正说不过是在附和片面的历史。这样来表现历史，还是没有大多的内涵。把历史当成历史来写，是不会还原到历史深处的。即使从消遣、斗闷儿子的角度看，这些戏也跟模式化的戏曲很接近了。
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当下人，如何来进入古典封建皇权时代，如何来体味那时代人的精神状况。这，是新编历史剧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意义。
我想大多数观众也是这么来体味那些历史剧的。只是，这样的体味还是从观看而不是从编剧、导演的角度而来的。
其实，即使是皇帝剧，主角也可以不是皇帝。我指的是人性化的主角。应该有这样一个主角，来替代一个现代人，置身于那个集权专制的年代，去感味帝王、封建带给他的一切。这样的一切，可以包括：仕途、未来、家庭、婚姻、环境、生命、……
他被钦点时的得意，他被提拔时的幸福，他被同僚包围时的困惑，他面圣时的忐忑，皇帝震怒时对他的身心冲击，他贪污时的自言自语，他廉洁时的振振有辞，他对孔孟的理解，他对官场潜规则的认识，……
就是以一个剧中人的角度来反思那种绝对的一元专制制度带给人们心灵上的伤害和精神上的打击，最终促使人们变成了精神病人。一个最大的大陆精神病院里，必定养着一国的精神病人。
这样的历史剧，是戏说呢，还是正说?
一百九十五、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吗？
“浮躁”一词对国人来说，相当地耳熟能详了。人人言必称“浮躁”，说“这个社会很浮躁”，谈“如何在浮躁中生存”。于是，那些原本不浮躁的，也耐不住性子，或者不好意思再清高，一应浮躁起来了。
在一个《重拍<红楼梦>》的节目里，屡次听到学者口吐莲花，谈到当下社会浮躁，不适合追随87版、重拍《红楼梦》。于是，我就在想，那些说这个社会浮躁的人里，有很多就是学者了。
学者说“浮躁”，不知是和哪个时代相比的。一个原本以权为本位的社会，如今进到了以钱为本位的时代，并不能说就是更浮躁。确实，人人都在谈房子。那是因为福利分房寿终正寝，还因为国家需要启动国内的市场需求。如果这么说来，确实人心浮动、人人为个房子而奔波终生，焉能不浮躁。
只是，这样的浮躁似曾相识。
在五十年代，人人为了追求自己的政治进步而奔走呼号。
在六十年代，人人为了追求不被革命运动落下、拖跨而转动脑筋。
在七十年代，人人为了立场、站队、文攻武卫而忙活。
在八十年代，人们考大学、去深圳、闯珠海、学外语、出国、下海。
在九十年代，人们请托、送礼、下海南、上美国、买房子、卖假货。
试问，若以“浮躁”论，中国人啥时候不浮躁来着。
在看一九四九年前，各种国内战争及抗日战争、五四运动及其之后的各次运动，中国何时不浮躁来着。是否非要回到汉唐，才有不浮躁的气象呢。
至于说时下是浮躁的原因，我想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对一个时代迷惑不解的时候，就冠之以“浮躁”，以为不值一提，以为都是云烟。“现在的人太浮躁了”，这句话时常出现在耳边，似乎在解释着什么，莫非这是说话者自己的心声。他也要去浮躁一番了。也许要等到退休，他才能恢复到安静的心态，因为这个社会太浮躁了。一起共振吧。
学者说“浮躁”是为了回避现实。既然不值一提，也就没必要去探求、研究什么，全是一地鸡毛的现象。于是就可以不直面，只批评不批判，只否定不肯定，只喷唾沫却不欣赏。权本位、钱本位交织在一起，肉体和灵魂上的纠葛也更复杂。学者说“浮躁”，是为了自慰，因为他们已经看不懂了。
至于还有些人在炒作“浮躁”，那是有其利益目的的。娱乐界营造偌大一个“浮躁”意象，为的是推销其娱乐产品。比如“超女”，就是妄想成名“浮躁”策划的成功案例。其实一般的邻家女也没那么多成名的冲动，可周围的女孩子都在一边喝酸酸乳一边大谈自己的立万计划，于是就参与其中，以为自己的条件并不差。
这个时代并不比其它时代更浮躁，每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浮躁。
浮躁可以批判，也可以欣赏。当欣赏浮躁的时候，就能深深地体味到这个时代是怎么从历史中脱胎而来的。在欣赏过后，打开书房的灯，继续着你的事业吧。
一百九十六、权利与权力
1、权利是天赋的，而权力是被赋予的
权利与权力虽然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权利是天赋的，或伴随某种社会（经济）行为自然产生的。比如：生命权利，当出生后就有了。比如：公民权利，当十八岁时自然获得。但没有人生来就有权力，权力是被赋予的。权力是权利者集体赋予的。比如行政权力就是由公民的选举权利赋予的。
2、先有权利，后有权力
权利先于权力，就如同蛋先于鸡。权利是权力之母。它滋养权力，培育权力，支持着权力。而鸡也可以孵蛋。所以，权力是为了保障权利，拥护权利，回馈权利。
3、权力如何保障权利
既然权力来自权利，那么权力就只能保障权利，而不是去阻止权利。因此，公民权利得到伸张是正理，否则这个权力就是不法。权力保障权利的时候，必应是真诚而有力的。决不能以保障权利为名，行阻滞权利之实。更不能以侵犯一部分人权利为名，行不让另一部分人行使权利之实。
4、权利永远高于、大于权力
权利高于、大于权力，而且永远高于、大于权力。这是由上述三点来保障的。所以，就不可能有超越（超乎）权利之上的权力。一个国家，也就不能由那个已经存在的权力来领导，只能由全体权利来统辖。
5、权利是永在的，权力是短暂的
从时效上说，权利是永在的，而权力是短暂的。不可能有世袭的权力，而只能存永恒的权利。权力因权利而生灭，没有天授的持久性。而权利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政治的自然资源，生生不息的。
6、权力必经权利授予
一切权力都由权利来授予，即使权力自产权力的权力也是来自权利授予的。因此，就不仅没有天授的权力，而且也没有不可改变、不可撤消的权力。
一百九十七、《武昌首义》才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当年的《走向共和》，如今的《武昌首义》。虽然没有放在央视一套的黄金时段，至少也比无聊的《皇后驾到》要早。每天一集的速度似乎和推翻帝制的慨而慷不太合拍，但还是很过瘾的。等到《皇后驾到》驾崩，《武昌首义》就变成了一天两集。最近赶上纪念红军长征，被拖后播出了。
若干下级军官竟致武昌革命成功，且武汉三阵瞬间皆得。黎元洪外号“黎面团儿”，一个杀过革命party人的旧式军官却被推举为革命go-vern-ment大都督。袁世凯借革命party闹事而出山，其对后者的感谢正如Mao.ZD对日本人的感谢。
这些略显荒诞之处正好说明了，那时的革命更多是人的信念上的革命。推翻清朝，就是推翻一个做奴才的历史。在1911年以前，中国人是需要一个有形的“皇帝人”来统治自己的，即使推翻了一个皇帝人，也必然要再推出一个皇帝人来。但自武昌首义之后，这样的观念就开始逐渐退却，以致袁世凯称帝而亡。
从《走向共和》到《武昌首义》，编剧们每到这个时候似乎都特别有激情，其精彩程度超过了所有历史剧和主旋律。这也难怪，虽然皇帝人的观念已经被超女所替代，但中国化的宪政依然在专制的阴影中徘徊。于是那一路的激情戏剧，比那个为专制唱赞歌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及其后来的《军歌嘹亮》等更有激情是毫不奇怪的。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那个老顽固“石光荣”将被温情包裹的专制表演得如此淋漓，却始终不能解释出其思想中合乎人性的成分到底是什么。一个粘满敌人鲜血的人难道就一定是英雄，就可以把这样的杀人逻辑和战争思维夸大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从而产生出战争思维和战争性语言。
据说中国自1840年以后就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11年终于进入到了民主主义时代，还是旧的民主主义，而后仅仅8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就进入了新民主主义了。孙中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仅仅给了他8年的时间，然后，这个领袖就归了Communistparty。到1949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
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就是由统治者来定制唯物主义历史。然而，能感动人心的还是那个看着像是早在1919年就已过时的三民主义，因为其理想至今尚未实现。目前的中国国力强盛到似乎可以和汉唐相比（李敖清华说），看来激情岁月还要接着燃烧啊。
一百九十八、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点评
Communistparty“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有些接近，只是把天换成了社会。但这个主张肯定会被写入party史，作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Mao.ZD思想、Dengxp理论的一次大发展。
中国Communistparty提出过建设小康社会，“小康”也来自中国的典籍。现在又提出“和谐社会”，于是就可以在如何和谐上做文章了。但最好的提法，还是公民社会。这个以前提过，后来怎么就不提了呢。要是还继续提倡的话，第二代身份证或许就叫“公民证”了，还是第一代。就像足球的甲A联赛变成了中超，多好。
“中国Communistparty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全面分析了形势和任务，研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决定”，也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我不免也点评一下：
1、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评：所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中学课本里就出现了。既然我party的理论建设如此繁荣，为何这个矛盾就不能与时俱进呢。难道人民除了物质文化，就没别的重要需求了吗。
2、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评：以前一般说成“少数”，现在变成了“一些”，显得更加客观真实了。
3、 “……切实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
评：总是爱用“抓”字，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两手都要抓，“抓”，一个和干、做一样被平面化、简单化的词汇。
4、 “……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
评：“群众”一词最好改为“公民”，因为“人民”和“群众”语意义重复，而且“群众”一词已经过时。可以这么说，“解决人民、公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样既突出了整体，又强调了个人。让听者不觉得茫然。
5、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
评：又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还增加了创新。
6、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业不断增效、农村加快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强化支农惠农政策，增加国家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评：农村的很多事情都是先有行动，后有法律、政策。像当年的包干到户，现在的新型农村（金融）合作组织。
7、 “深化户籍、劳动就业等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完善人员流动政策，规范发展就业服务机构。”
评：不废除暂住证，如何和谐。不过go-vern-ment似乎也在动作，大概就是所谓“完善人口流动政策”吧。
8、 “明确各级go-vern-ment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
评：不知这样的醒悟是否算晚。总之，很多大学生上了很多的野鸡大学，算是被牺牲了。
9、 “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go-vern-ment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评：“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很重要，但其后并没说是否提供充足资金支持其公益性质。使人怀疑这公益性是否能持续，是否只是个口号呢。
10、 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
评：应该加一句，加快类似中医药等遗产的申遗进度和效率，使中国古与今的文化能和谐相处。
11、 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形成富有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培育国有和国有控股骨干文化企业，鼓励非公有资本依法进入文化产业，以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发展，推动集约化经营，提供价格合理、形式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增强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
评：补充一句，就是发展中国哲学文化。
12、 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节约能源资源，依法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
评：人与自然的和谐，本不该放到最后才说。
通观全文，总觉得Communistparty的文件丝毫不注重文采，而且口号依旧满天飞。这样的东西听起来是要睡觉的。看人家清朝末代的退位诏书，也能写得踏马生花。就算古往今来的八股取士，其文字也能满口生香。为何独独Communistparty的各类报告，从来就是一脉相承地枯燥。
一篇面面俱到的文章，丝毫不能增加一点文学性的废话，却造成满篇皆废（口号化）的感觉。为啥？写的人早就把各种政策谙熟于胸，怎么好怎么说，所以这个报告并无多大新意。和谐社会是否有新意，已经可以从这个报告的新意与否看出来了，那不过是小康社会的改头换面。
和谐社会，还是先从和谐开会起步吧。
一百九十九、当代的牺牲们——“改革灰”与“改革白”
闹革命，就要有牺牲。和平时期的改革，也会有牺牲。神圣的，就是烈士。不神圣的，就叫牺牲品。
国企改革，那些下岗的是牺牲。医疗改革，那些看不起病的是牺牲。教育产业化，那些上不起大学的和大学里什么也没学到的是牺牲。房改，那些望着直冲云霄的房子住不上的是牺牲。这些改革是否神圣先不说，但这些牺牲确实只是牺牲品而已，难道他们是烈士不成。
就牺牲品而论，有一类是被迫才牺牲的。战争时期的叫炮灰。和平改革时期的，还没有公定的名称，就叫“改革灰”吧。改革灰是被迫的，他们没有发言权，只能寄希望于go-vern-ment的良心。看着那些被报道出来的可怜人，让我感到改革不仅是阵痛，而且是长久的痛，一代人、两代人的痛。
常说改革要配套，就像三军各军种联合演习一样，互相配合、互相掩护、互相支援。孤军深入，很危险，只能杀出一条血路，又不知有多少炮灰与改革灰呢。
比如医疗改革。医疗改革是关系到生命的，可以说是非常基本的改革了。现在看，与之关系明显的，是医药改革。其实还有很多需要配套的，像医疗事故审查体制改革（不能让卫生系统的人才裁决自己人的事故）、收入分配改革（看不起病的，就是收入少啊）、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等等。
比如教育改革，这是关系到国民精神和国家生产力的。与之相关的细节改革也很多，像“民工”子弟学校进入机制、赞助费监督制度、乱收费监督、奖学金助学金制度、希望工程监督制度、招生监督制度、学校扩招制度等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高考制度的改革，也是素质教育的改革。
搞住房改革，就是要把住房商品化，刺激国民的购买欲望。相应的配套改革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这个改革自中国七九年改革之初就开始了直到现在，与货币贬值同行的是收入的增加与贫富分化的加剧。这些都是必然的，所以买不起房以及因贷款而负债成为奴、而有抑郁症也是必然的。
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都是不得不改、不能不改、不改就要国不将国了，国库就要空了。于是，这样的改革就出笼了，就成了要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于是，那些军兵种协同作战的其它配套改革就被甩在了后面。没有了掩护与支援的改革一路突进，留下一片片的改革灰，也就是我们在《焦点访谈》、《中国法治报道》等等当中所看到的蜻蜓点水。国家没钱养活那么多病人、那么多福利分房户、那么多公费大学生了。而那些配套改革一样需要财政资金支持，去哪里找那么多姓钱的呢。
但是，这三大改革的配套改革里有些是不必用钱来推进的，有些也是用不了多少钱的，有些是可以把钱省下来的，有些是可以减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
比如与教育改革配套的高考制度的改革。为什么要在高中择校，要异地高考，就是为了在应试教育中占得鳌头。目前的高考制度已经在改革，如果能够跟上教育改革的孤军，就能成犄角之势了。监督招生工作的进行，防止盲目扩招和夸大自身的教学能力，这些工作也是go-vern-ment的职责所在，而且不需要更多的资金就可以办到。
像住房改革，为什么抑制房价和地价的配套政策出台得那么晚，执行得那么弱呢？否则又能减少多少改革灰的出现呢。住房改革当中所形成的胡润富豪榜上的那些大亨们，他们的财富很多是巧取豪夺，有些并不算犯法，有些则是铤而走险。在进行住房改革这样基本的能够对国民伤筋动骨的改革的时候，配套的反腐败监督机制就应该跟上。可是，没有。大量的带着原罪的资财流入了洗钱者的腰包。
协调不好各方关系而致使医药改革失败，致使盲进的医疗改革成了一个毫无掩护的靶子。在进行这些改革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Mao.ZD的军事思想呢。
在改革中还有一类是主动牺牲的，与“改革灰”对应，就叫“改革白”吧。改革白们是那些上山下海的、那些弃职经商的、那些炒房的、那些腐败的、那些炒股票的、那些“民工”、那些白领……。
这些改革白是主动去迎接改革的，他们相信机遇与挑战并在。他们勇敢地跳进了改革的浑水里，他们懂得混水好摸鱼的道理。他们不喜欢、不适应旧的体制与思维，就跳进了改革的大潮当中，在狗刨儿中学习狗刨儿，摸着石头过山洞，不管黑狗白狗抓住老鼠就是好狗。
他们作为改革的牺牲，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失败了。之所以说他们也是牺牲，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渐变运动。没有失败者的累累白骨，哪来优胜者的沾沾自喜。这么说决不是混淆正邪。
改革是有原罪的，因为它突破了既有的规程、政策和法律。很多早期企业家大起大落的事迹就是这种宿命的表现。那些炒股失败跳楼的，大多是投机者，既是不规范的人治的股票市场的弄潮儿，也是它的祭祀品。还有炒楼成了房东的，更是在一个被看得见的手无形操控的市场上找不到北的人。那些跪在地上悔恨对不起人民对不起party的官员也是被一个没有理论只有实践的改革牺牲掉的，更是被官场潜规则所抛弃掉的。
C.P前总书记赵紫阳曾经说，腐败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意思和资本的原罪是一个月亮的两面。在朝向地球的一面，能够观察到的是资本所带来的各项罪恶。在朝向宇宙深处的一面，是资本罪恶的形成原理。
二百、 毕福剑的主持风格就是“博傻”
最近云南那边的高级品种的兰花已经到了几百万一苗的天价，这是炒作出来的。那些流动其中的炒作资金来自被整顿的采煤业和被抑制的房地产业。这些投资人把稀有的兰花买后还寄养在卖主那里，因为他们是为卖而买，而且不会养。我想，可能这里边还要有个上保险的问题。保险业又有好营生了。这种对兰花的投资看起来比投资房地产和古董还要疯狂，“市盈率”高得离谱。但这里面还有有原理的，就是“博傻”——投资者以赌博的心态等待下一个比自己还傻的买家。
以上是我在央视二套看到的报道。转到央视六套，我看到毕福剑在主持一个电影百花奖的颁奖晚会。他老兄的风格在央视算是很特殊的。如果说崔永元靠的是邻家大哥形象与即兴口才，阿邱靠的是戏说风格与独特表情，那么老毕靠的就是装傻充愣的博傻风格。
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说不成句、话不成行、一点不幽默地装幽默的傻子，让观众觉得这样的傻瓜也能当主持，那我就可以做住持了。
其能赢得些许人气的原因也在于此。在古代战争小说中常常能有战将打斗的情节，有的人物又卖个破绽，而后引敌将来追，回手就是一箭。毕福剑也是在卖破绽，只是这样的破绽一个接一个，让你应接不暇。他所赢来的笑声与掌声，决不是在赞扬他的风度、幽默与机智，而是在嘲笑这等劣物竟然也能堂皇于光鲜舞台之上，实在该赞一个。
第二十一篇 中国社会的食物链
二百○一、中国社会的食物链
以前看《林家铺子》和《子夜》，就记住了一个道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大鱼指的是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家，小鱼是民族资本主义及其家，小小鱼就是《林家铺子》里的林老板——开小买卖的，虾米就是那些工人、小市民和到林老板那儿存钱的孤老婆子。
那么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的运行也可以比作一个食物链，而且颇有层次。自生自灭的植物就是那些改革灰与改革白（应去掉官员及其他），等等。
食草动物是那些搞实业的、开公司的、做运营的、干贸易的，等等。
专吃食草动物的食肉动物，是以金融为代表的行业，包括商业银行、保险、股票、期货、风险投资、等等，以及那些垄断行业，如电信、电力、广电、市政、铁路、航空、等等，等等。
在食肉动物之上的，是智慧型动物。如：政客，政治体制，政治家，政权，“上层建筑”，等等。
还有一些动物属于食腐的，吃些食肉动物剩下的食草动物的尸体。在中国社会就有很多这样的行业，比如：城市管理者、协管、联防。他们没有正式的法律地位，却喜欢欺负做了一些不合法营生的穷人。深圳城市管理者打城市管理者，就是典型的食腐动物自相争斗的事件。
至于那些会飞和不会飞的昆虫，属于另类的流浪者。
一个人从学校里学习了一些足以糊口的知识与技能，就被冠之以未来的栋梁。栋梁走入社会，发现自己必须选择去做一类动植物，成为食物链上的一环。
努力去做一个智慧型动物，那就要从当公务员开始。他从中国的历史和衍生物（电视剧等）得到的启示是要有一个后台。如果没有，还不如去作个食肉动物。
作为一个大型食肉动物是有自己领地的，多爽啊。在自己的王国里，那些草啊、树啊、食草动物啊，都是自己的。看多了食肉动物的威风，怎还会去做个食草的。
没被食肉动物看上的，只能拿颗狼心去做羊了。食草动物，也包括那些以小小动物为食的小食肉动物的主要特点是温顺，以数量取胜，以群落来抵御食肉动物的欺凌。它们会聚集在一起吃草、喝水、生孩子，先来一次内部洗牌，然后就组成了一个行业。一起搞些新标准，一起组织个啥论坛协会的。
没人要立志成为改革灰与改革白，虽然《小草》一直在唱着小草精神。但自生自灭的规律也只在野火烧不尽的时候能被打破一点。
二百○二、我经历了一次公务员考前模拟
想当个公务员已经很久了，稳定。报了名，但还有些疑惑，就打考务咨询电话64400926、64400927、64400928。
不是占线，就是没人接。
更为严重的是，那个没人接的电话一会儿又占线了，不断打终于通了，还是没人接。
上班时间，怎么就活见鬼了。
我就打114查国家人事部，查到了84214883。
拨过去一个女生接了，一问，让打64401069，说那是考试中心。
我打过去没人接。一会儿有了，我刚问，他就说还是打64401050。
我只得打这个，一问，那边说你还是要打考务咨询电话。我说我打了，要么占线，要么没人接。那人说，我啥也不知道，你还是要打考务咨询电话。
我挂了，又拨84214883，问考试中心归谁管。那个女生说，归谁管怎么了，你还是得问考试中心。我的语气有些壮，因为我从没在机关里呆过，怎么能有那样的修养。我一直觉得公务员是为公民服务的，即使是这个公民也想当个公务员。公务员对于公民，应该是乙方的定位。也许是我搞IT市场时间久了，学会了“孙子”兵法，还得了“乙方”抑郁症。
我于是把听筒狠狠地摔了，想到公务员考试到底是要考什么呢。上午笔试，下午申论，有些像策对了。那么，我的这篇文章就作为一个申论吧。
二百○三、房地产是继土地革命后的又一场财富掠夺运动
房地产是继土地革命之后的又一场财富再分配式的掠夺运动。
土地革命是在战争暴力的支持下进行的，实现的是平均地权的要求，财富的流向是从富人到穷人。
房地产运动是在和平时期的权力支持下进行的，实现的是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理想，却让财富从大多数穷人流向少数富人。
大多数穷人靠了一辈子的奋斗和提前透支，获得了对一所或几所空中楼阁的占有。
房价是他们一辈子奋斗价值的体现，也就难怪要时常挂在嘴边了。
中美老太太在天堂会晤的童话刺破了人们紧缩银根的神经，也刺激了人们试图张扬自我的情绪。
贷款有理，房奴光荣。有奴隶必有奴隶主，房奴的主人却有很多。通过房子，达到了控制人的目的。
三驾马车中，银行提供资本（向买卖双方放贷）动力，go-vern-ment提供资源（土地和权力）势力，房地产开发商提供实体平台，一个巨大的房地产行业在运转买卖、轮回炒做。
开发商恶意炒高房价、地价，这不是信息不对称，而是十恶不赦的信息欺诈。
它使得刚性消费者对银行的硬性负债急剧增加，这个增加的部分被开发商和地方go-vern-ment（官员）窃取。
所有房地产人士的发言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正如广大房奴的哀号。
最终由于银行贷款难以收回，只能得到那些卖不出去的房子，从而动力锐减，使得房地产行业走向崩溃。
高档住宅的广告让那些尚不拥有者感到前途只有一条，一如高考。上学是为了考大学，找工作是为了买大房子。
在通往高尚住宅的道路上，是荒芜的精神空地与杂乱的欲望野草。
房地产运动，制造了一批趴在富豪榜上和蹲在监狱里的新富人和一群群龟缩在大房子里和堵在路上的新穷人而已。
二百○四、如果c**成了总书记……
假如c**成了总书记，如何呢？这个问题不得不想，想来也不必害怕。为啥？想一想Communistparty的历史就能发现，很多当过总书记的（或相当于一把手的），后来都身败名裂了，像：陈独秀、博古、王明等。可见我party的自净能力还是有的，集体领导是必要的，民主集中制也只到政治局常委为止，不会再集中下去了。虽然还是要团结在总书记周围，但毛式崇拜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那种号称“要团结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party中央周围”的口号还是不要再说了，万一像c**这样的人当了总书记，难道要团结在以一个暗中搞腐败的总书记核心的party中央周围不成。
像林彪，也就是当了接班人，再怎么被人崇拜，倒台了也还说得过去。像刘少奇，即便发行了五十亿册的《Communistparty人的修养》，如果自己的修养不够也能被挂牌子。像赵紫阳，不过是个傀儡总书记，大家都知道的，被撤职了也就被撤职了。而如果是一个掌握了完全权力的总书记，那么他的腐败要么化于无形、无影、无踪，要么就会让一个政party遭受政治信用的大危机了。
所谓监督一把手，决不是只监督县委书记这样的土皇帝，也不是监督省委书记这样的封疆吏，而是要监督总书记这样的唯一者。监督县委书记有省委书记和省委的纪委，监督省委书记有总书记和中央的纪委，那么监督总书记的又是谁呢？
所以，集体领导相当重要了。这样的集体，可以是政治局常委，也可以是政治局，也可以是中央委员会，也可以是全party，也可以是人民……
二百○五、过于聪明的批评家
批评家王彬彬的一篇文章《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写得很到位，把中国作家的聪明糊涂之道讥讽得体无完肤。想看的可以到网上搜，我也是这样得以瞻仰的。或见http://www.zmw.cn/bbs/dispbbs.asp?BoardID=7&ID=17389。
王彬彬在文章里说：“近些年，我常有—一种感慨，这就是：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文人，实在是过于聪明了。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
“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有大名的文人，真可谓已臻于炉火纯青的至境，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有研究者说，鲁迅是深通世故而不世故。鲁迅的不世故，是偏不世故，是拒绝世故，是不屑于世故……
“有论者曾对中西两位文化先圣孔子和苏格拉底进行过比较。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拒绝宣誓改悔，从容地面对死亡。……而中国的孔子，则教导人们，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比起苏格拉底，孔子显得很富有现实感，很善于识时务，很聪明……
“在1994年3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我读到萧乾先生的《给青年朋友们》一文，其中有些话颇令人寻味。例如，萧乾先生在对巴金先生的大力提倡说真话称赞之余，却做了点保留，改成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一个重大的道义问题。如果说真话是一种绝对命令，那么，便不管后果如何，都要坚持把真话说出来。然而，在萧乾先生看来，显然原则、道义，在个人的身家性命前，都是次要的……
“王蒙先生在1993年第1期《读书》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对王朔表示了赞赏。其中有几句关于王朔的话也很耐人寻味：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 ——不往枪口上碰……王蒙对王朔的不少评析，都大体可用于王蒙自身。在王蒙与王朔的小说之间，的确可找出不少相同、相通、相近、相似之处，那种机智那种调侃，那种油滑，那种极度膨胀的叙事话语……
“近些年来，老有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不满意，老感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有着太大的差距，老盼望中国文学能早日与世界文学接轨、同步。其实，中国文学之所以难得有大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作家过于聪明了。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过于发达，形而上的情思必定被阻断、被遏制；内心被现实感被务实精神所充塞，非现实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瑰丽的想象必定无存身之地。在技术性的生存上，在名利、地位上，在立身处世上，聪明确实极有用，但在真正的文学成就上，聪明终会被聪明误的……
“什么时候中国作家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谈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同步。什么时候中国文人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指望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
引用了这么多，是为了不被认为是断章取义。王彬彬对中国作家的聪明气质和习气的批判入木三分，却不知自己作为文学批评家也是中国作家之一。所以，他的这篇文章应该视作自我反省式的批他。
“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中的关键词是“过分”，那么不过分的聪明是个啥呢？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聪明的过分与不过分，只要是聪明，一定是向着过分而去的。聪明的意思就是能适应环境，并能够得到因适应环境而改变自己人性后的补偿。当屠刀横在面前，能坚持正义的毕竟是少数，否则何以体现专制者的残暴？
中国当代的作家，有大名的文人，能被批评家注意到，被注目地骂，就是因为比较聪明才冒出头来。
鲁迅是那个类似战国时代的人物了，举出来并不能针对当下说明什么，如果有一个在专制环境下也能深通世故而不世故、偏不世故、拒绝世故、不屑于世故的，倒是可以拿来说说。中国文人的鲁迅情结很深，原因在于他们（我们）在现时代找不到一个相当的人物来代替。
巴金的说真话也是事后的，而且只说到文革为止。这样的真话是否有意义呢？萧乾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只要这样的坚决是针对当代的，就不错了。对于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牙齿已经松动，眉毛也已白尽，还能要求多少呢。
王蒙对王朔的赞赏不仅耐人寻味，也是发现了自己的接班人。王蒙与王朔都是极聪明的中国作家，成名早而大，占尽风光。聪明的作家有着聪明的文学风格，作为一种风格没啥好指责的。不能因此就恨铁不成钢，没想多伟大又怎么了。
把中国作家不再那么聪明当成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同步的必要条件实在幼稚、可笑。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差距是中国社会与发达社会之间差距的一个表征。批评家总是想就文学来谈文学，是永远也谈不清楚的。
至于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这个在中国从来就没存在过的东西又如何重建呢？而高扬就更奇怪了，谁能说清楚什么才是人文精神呢。
再引《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里的一段文字吧：“王朔的确是高智商的，是极识时务的，是太有现实感的，是过人地聪明的，王朔看起来什么都敢骂，什么都敢亵渎，但其实他是很懂得分寸，很善于掌握火候，很能够认清对象的，他是先估量了对手再行事的。他明白什么东西可以骂可以亵渎，但在骂时亵渎时要适当搂着，什么东西骂时亵渎时不妨任意尽兴。例如，在碰到知识分子时，碰到书生时，则像阿Q碰到尼姑一样，不妨痛痛快快地骂，痛痛快快地亵渎、嘲弄、挖苦，因为这些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是原本就可以被任意欺侮的。”
其实，王彬彬所骂的中国当代作家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书生”、“尼姑”与“手无缚鸡之力”，所以王彬彬尽可以痛痛快快地亵渎、嘲弄、挖苦、任意欺侮。
把话说得更煽情一点，中国人的脊梁骨一直就是弯的。所以历史上的英雄的血脉传到今天，是否能铸范出一个英雄的模子来呢。不能！无论直面人生的鲁迅、膝下有傲骨的李白还是与Mao.ZD反目的梁漱溟，都无法把他们具有的精神克隆到当下来，只能顶礼膜拜，当成吓唬鬼的钟馗挂像。中国人所遭受的专制制度导致中国社会当中脊柱侧弯、脊柱炎、风湿病患者众多，中国医院的骨科一向是那样红火与发达。
说到中国作家，也是在政治、市场、文坛的夹缝中求生存，好比野草，落地生根，已经殊为不易。于是，越是地位渺小低下，写出来的东西就越豪放、洒脱。越是著名、有地位，写出来的东西就越有那么股高屋建瓴的聪明劲儿。
让中国作家有什么社会理想，纯熟痴人说梦。那么，王彬彬是痴人吗，不是。文学批评家（如王彬彬）就是想拿作家当枪使，批评作家不直面专制、不裸身叫战。而至于他自己，却可以躲在二线吃干酪。这就是批评家的策略了。
批评家王彬彬至少应该先从自己做起，先去秦城监狱里蹲上二年，或者住进精神病院，而后再来发言，力度一定就不一样了。像台湾的柏杨、李敖、施明德，都是进过监狱的。也许，人文精神就是在监狱的马桶上一边蹲、一边憋出来的吧。
二百○六、鲁迅，中国人的干尸情结
当现在的文人、作家、批评家、知识分子不敢直接对当下制度发言、说出自己的心声时，就会借鲁迅的嘴，说鲁迅他老人家怎么怎么说的。
鲁迅俨然是一个图腾，一个由先进party祭出的图腾，然后丢弃掉，被下面的已经对之有了崇拜的人们接着，继续神话和梦境的耳语。
国人的以古论今是有次序的。越古的人说的话分量于今就越轻，于是一切重担都落到了鲁迅头上。而在鲁迅之后，是没有人可以承担了。
鲁迅是作家眼里最厚实的批判家，批评家眼中最优秀的作家，大众心目中的文圣，party心目里的喉舌，社会学家笔下的生物学家，生物学家口中的医生。
鲁迅成为了一个符号，这丝毫也不奇怪。鲁迅只能变成一个符号，这理所应当。他的文字虽然鼓舞着读者抽搐的心灵，却不能给人以开门行动的勇气。
鲁迅在死后虽然火化，但形象却保存在喜爱他、热爱他的人体内。一如干尸停在可移动的冷库，不时拿出来展览、观赏、分析、借用、转运到各地的文章会里。
鲁迅说中国人如鸭般地看与赏，这也就变成了对他的看与赏。这是他赢得的宿命。至于那投枪，早就归库生锈了吧。
鲁迅的话不一定就是真理，就是教条，就是格言。然而，他的话却是那旷古的远处的惊雷，能让这边的周围得到一丝的触动，决不是要攻击谁。
这样的响动是如此的温和，以致于谁都可以把鲁迅当成自己的老师。即使是阿Q的子孙，闰土的后嗣，也能援引他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指甲了。
二百○七、公民是人民的样本，人民是公民的曲线
人民是看不见的，看见的只是一个个公民。
人民并非公民的集合群，而是公民的见解、趣味、倾向所连成的曲线，和这个曲线体现出来的一个概率值。
而公民，却是人民的一个样本。
于是，你可以会见公民，却不能说“见到了人民”、“人民很友好”或者“我代表人民”。
说“见到了人民”，就等于说“见到了那条曲线”。
说“我代表人民”，就等于说“我代表这个概率”。
“日本人民”、“美国人民”、“世界人民”、“人民战争”，这些都是“人民语言”的例子。
“日本人民”的悖论是，爱好和平又效忠天皇。
“美国人民”的矛盾是，崇尚自由却让世界感到更不自在。
“世界人民”的苦恼是，可以决定世界的未来却决定不了“美国人民”的武装。
“人民战争”的问题是，死的大多是人民。
那些声称自己得到人民的支持、和人民在一起的，一定是患了白内障、妄想症或狂犬病。
患白内障的，看不见树木，却能看到森林——那是白桦林吗，还飘着雪呢。
患妄想症的，面前是咄咄逼人的公民在示威，却说自己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
患狂犬病的，以为自己狂吠的是人民的语言，一口一个人民，直到口吐白沫儿。
人民是不存在的，这世上只是有一个个利益共同体。
每个利益共同体都挂在那条曲线上，通过加权来施加影响。
那些患了白内障、妄想症或狂犬病的，只是某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分子。
当你的手从一个角度去切入那个三维的曲线体，留在你手上的，就是“人民”的痕迹了。
二百○八、如何在专制中活下去
我们生活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一个专制的制度里。这么说，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庄子》对中国人是很有用的。在《庄子》里，可以读到很多避祸的方法和思路。而且这不是逃避，而叫“逍遥”。孔子可以周游列国、危邦不入，现在的国人也可以出国去呼吸自由与金钱交织在一起的海风。
能在专制制度下活得很好、很滋润的人，是聪明人。能在专制制度下继续思考、沉思的，是有智慧和勇气的。既聪明、而又有智慧，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很多时候聪明比智慧实用而已。不管怎样，所有没有出国的人都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专制的制度下好好地活下去。
寄生者是这样一种人，他愿意与专制制度合二为一，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他可以是一个呼风唤雨的政客，也可以是一个默默打卡的公务员。慢慢的，他成为了一个早晚生锈的零件，一块无名无姓的砖。或者他也晋升为这个制度的一堵墙、一台有价值的活蹦乱跳的锄草机。
然而，寄生者也会去思考专制制度的创新。于是创新就又两个方向，一个是让专制制度更灵活、更有生命力，更好地延续专制下去。专制制度既可以是法治，也可以是人治。专制制度并非一定就不灵活，而且因为有很多人治的成分，却会异乎寻常地灵活。更多地用法治而不是去人治，就要订立更多、更复杂，也就会有更深厚的自相矛盾。这个寄生者一定相当困惑，为什么法律越多反而越难以施行呢。而这些制定出来的自相矛盾的法律制度最终还要靠人去实施，于是就会出现部门之间、执行者之间的纠纷和斗争。
另一个方向呢，就是思考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不合乎人性的地方，然后起来反对专制，去改良、改革、变革。这个寄生者愿意渐变，也相信渐变。在渐变的过程中，也改变着自己的寄生身份。虽然这样的渐变很难一时完成，却能让人实实在在地感知进化的存在。
商人利用专制制度下的垄断格局来谋求商业利益，必须通过行贿来获得与垄断者打交道的资格。Communistparty的钱是最好赚的，这是天下人都晓得的。好赚的钱就要快赚、大赚，不然就是王八蛋了。
我国是Communistparty领导的，因此国有财产实际上是party产。然而我国party产的法律地位又是那么不明确（也不能明确），只能说是“率土之滨”了。party产如何保值，就要靠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了。它的建立，是受了国民partyparty产的启示。
因此，商人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角色就是一个转换器，把party产转变成私产、民产或垄断者个人的财产。这些财产很多是合法的，因而这个过程可看作洗钱。又有些是不合法的，这些财产最后又变成了party产。
更由于party产的不明确，而使得以party职自居的垄断者的权力成为了一种无形的市场价值，可以通过商业活动转变成有形的财富。这个过程非常微妙而充满玄机。垄断者的权力可以把那些说不清的资源变成财富，这样的说不清的资源可以是个人与国家共同拥有的注意力资源，也可以是各种自然资源，等等。
学者大多对制度不满，他们天生就有这毛病，任是什么制度都要去批判。中国的学者也分为至少两种，或一个学者也有两面。一个是直言批判，如鲁迅、梁漱溟等。至于如今，贺卫方算一个吧。他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中国Communistparty没有经过法律登记，没有法律地位。他是个宪政学者，这么说也是对party的提醒了。余杰也算一个，但我觉得他现在更喜欢咬人咬出一嘴毛的角色。这个人于思想上毫无建树，也是吃青春饭的。
其实学问很多，政治只是其中之一。但政治并不止于政治，政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参与政治就是在参与历史。同时，在中国，政治也是无孔不入润物无声的。除去自然科学而外，社会科学都会与政治有瓜葛。艺术更不用说，除去工笔画和青瓷。因为政治确实就是一个学者的道德。
那么中国的学者是如何以自己的道德来适应这个专制制度的呢？
一天到晚的批判姿态肯定不能见容于专制，这样的学者也就会落落寡欢，成为不了酒筵上的常客。而有一些学者，心中有成名的渴望。这样的情绪和演员差不多，却要背负为人师表的责任。从演员到明星，带给观众的是快乐。而一个学者要是出名了，还非得弘扬点儿什么不可。演员依靠演技博得名声，无论如何作秀都和其职业一味相投、相得益彰。千万不要去责备他们（她们），因为他们（她们）如看待表演之于人生那样把作秀当成表演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学者要成名，也要走入媒体，作秀与作学问怎么才能体体用用的就又成了一门学问。可要走入中国的媒体，就要放弃批判吗？没有，但经过了移情。所谓“移情”，就是把对现实社会对象（如专制制度）的（批判）情感移情到别的上面，变成另一种批判情感或者品评。像《百家讲坛》，就是众学者们移情狂欢的现场。易中天品三国，是典型的历史移情。刘心武说红楼，是标准的意淫移情。纪连海砍和珅，是自我塑造的移情。而余秋雨则将情感的视野从吻花哭驴式的历史转向了八杆子打不着的世界各地，为《百家讲坛》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观中国电影的大制作，大多不能自圆其说，画面富有轻浮之美，并不想打动人心。以《夜宴》为例，为什么要走《无极》之路呢，因为无路可走。现实题材容不下这样的大制作。我们也不能怪冯小刚为啥此前一直只作赚钱的贺岁片，因为他的文艺片《我是你爸爸》被毙了。而《我是你爸爸》就是一部对专制进行了充分隐喻的移情片。被爱情毙了的人可以找到生活的籍口去嫖去卖，被体制毙了的艺术工作者去做做商业片也就不能算堕落。
艺术就是这样，在专制的制度下转向了娱乐。当然，这个转向所需的动力中还有商业与金钱。但商业与金钱并非只能打造娱乐，一样可以打动人心。是专制的审查制度，使得娱乐成了纯娱乐，使得艺术家的想象力变成了观众的捉摸不定却始终大开的那个胃口。
声讨一下专制制度在艺术生产中的质量控制作用是很容易的，难的是再继续去小作坊里做原来的手工业了。
以上的都是所谓成功人士，而大多数的人是不成功的。后者会在小酒馆里呼朋唤友纠集一起商量着明朝能搞点儿什么，结果是提着一膀胱的尿和一肚子的下水回家去了。他们是愤青儿的群众基础，是酒席上的英雄豪杰，在酒后醉里常有惊人之语，并视天下为裤裆。
在北方，这样的愤青儿成就了京味文学和二人转。京味儿当中的相声，就是在专制制度下的自娱自乐而逐渐发达起来。而在南方的天府之国，摆了一晚上龙门阵的人们第二天会继续着麻将生涯和美食人生。他们没有这样的土壤来锻造一个草根艺术。
这就是普通人的活法儿，这就是失败者的笑容。《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很周到地说明了普通市民如何在活法儿中绽开笑容的生存之道。
这个专制制度虽然不是家族世袭制，却是集体世袭制、一party世袭制，比朝鲜也好不到哪儿去。雷区、禁区、敏感区到处皆是，颇似那些看上去很美的草坪——禁止践踏。这样的疑神疑鬼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每日质量报告”，表现在思想上便是统一牌团结面。由于这样的草坪，便隔出一些通幽曲径来。走在那上面的，大多会成功的。而更多的人，只能望洋兴叹了。
在这样的专制制度下，求得生存、发展就殊为不易了。为了自身的发展，被迫写出一些入团、入party的申请书，还会有政治学习来继续新世纪的洗脑和自欺。这样的洗脑和自欺虽然不能糊弄当事人，却能让他明了这样的门道可以引申到做人与做事。渐渐的，古板的教条和八股竟然也生动起来，如同剪纸的吉庆有余变成了一缸子花色金鱼了。
这样的专制制度好似三峡大坝，将要去下游产子的中华豚搁置在上游。比到国人的智力资源和思想资源，就是不能发挥个性、只能恶搞天下。头脑不过是比下水稍微难吃点儿的一摊肉，人杰只能在精神病院和抑郁的蓑衣下了此一生，古代文明始终放在国学的橱窗里而不能下载到超女的餐桌上。
而专制制度对于专制者，也只意味着专制。大垄断管着小垄断，大专制管着小专制，大房子套着小房子。制度一旦形成，就会把每个人席卷其中。但每个人只想专制他人，对自己却希望是自由开放的。譬如江青尽管只要社会主义的草，却能以电影演员的爱好看到资本主义的大片儿。那些能严于律己如周恩来的，只能更加痛苦。
于是，在这样的专制制度中生存下来的指导原理就是儒、释、道和马克思主义、Mao.ZD思想的大混合了。
儒家说的是，如何通过修身以达到天下平的尺寸，如何处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专制面积，如何去做一个虚伪的君子和真实的小人。
佛启发的是专制制度本身的空、专制者与被专制者的相以及他们的轮回。很多求官求财的人去拜佛了。越是充满罪恶感的人越容易有悟，而禅更是为此提供了捷径。
他们为什么不去求老子呢，因为道是用来暂时忘却的。比如暂时退隐，可以拿道来韬光隐晦。一般人安贫乐道击盆而歌也是好的，变多少只蝴蝶都不用怕被作成标本。
马克思主义为专政提供了自定义历史下的解释，也为区分不同历史阶段提出了特征分析。总是那些超越了马克思的人，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本身的回归，就像存在哲学与存在主义的不同。
Mao.ZD思想中自相矛盾的成分，很多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留下的痕迹。那本《矛盾论》倒更像一部军事著作。他的辩证法更多地运用到修辞，而不是实践上。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变成好事，这个一定条件一定是由专制者来为被专制者来定义的。
所有这些订合在一起，就是一本《在专制中生存》的教科书了。五法相生，活学活用，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了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