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爱国卫生工作开展情况:被误读的明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7/06 14:35:16
向来大家从教科书中或者之前的历史研究中,往往对明朝得出一个“黑暗、专制”的印象。然而,“明史三坛主”商传、方志远和毛佩琦却说,明朝其实开放得很,堪称中国早期的近代社会。
9月12日,“百家讲坛”的三位主讲人商传、方志远和毛佩琦齐聚北京王府井书店,在方志远新书《大明嘉靖往事》的发布会上与众多历史爱好者相见。
商传是中国明史学会会长,方志远和毛佩琦均为副会长。三人被合称为“明史三坛主”,被视为“明史热”的有力推手,其中毛佩琦还被认为是“明史热”的引发者——他最早在《百家讲坛》讲《明十七帝疑案》。
无论是在学术文章中,还是在其他场合,三个人都在阐扬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误读了明朝。向来大家从教科书中或者之前的历史研究中,往往对明朝得出一个“黑暗、专制”的印象。三位学者说,那并非明朝的本来面目。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三个人不断说起,明朝其实开放得很,堪称中国早期的近代社会。
■ 越关心现实,越形成读史热
《看历史》:如今都说“历史热”,“明史热”,你们站在学者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个“热”呢?
方:我想应该是这样,除了专业人士,一般的大众喜欢历史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是好奇、消遣,一个方面是对历史的关注。我常说一句话:历史是现在的影子,现在是历史一路走来的足迹。人们关心历史也是关心现实,希望从中找到借鉴。另外,“历史热”与媒体和文学作品的推动也有很大关系,这比纯历史著作的推动还要大。不但咱们现在是这样,在明朝也是这样,越是大家对现实关心的时候,越是会形成读史热和修史热。
《看历史》:那你觉得,“读史热”会发生什么作用呢?
方:读史的作用很难说。人们常说,读史使人明智,指的是学习历史可能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提供一面可供借鉴的镜子、培养一种看待事情的习惯与方法,当然,也可以从中学到为人之道、处事之道、为官之道。但是,你如果想通过读历史得到立竿见影的发财本领,恐怕很难,但至少不会很穷。试想,做好了人、做好了事、做好了官,还会穷吗?所以我说,学历史是有大用的,但是这种作用发挥时可能是在不经意之间,可能是在难以察觉之间。另外,如果我们真正希望在历史里得到教训,就要真正正视历史。正确认识和解读历史,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应该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当代问题可能在历史上寻找到经验。当然,历史学和其他所有的学科一样,都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包治百病。岳飞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每个人在历史中得到的感悟也是不一样的。
《看历史》:我们这个民族曾经很喜欢读史,后来大家一度又不怎么喜欢历史,现在“读史热”又起来了,这其中折射了一些什么呢?
方: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习惯,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近现代以来我们与西方接触后,接受了各种西方思想,认识了我们的落后,发现了我们传统中的某些问题,但态度却容易走极端。我们可能在这一段时间褒扬孔夫子,又可能在另一段时间批判孔夫子,这就说明我们既是一个保留了很多传统的民族,也是一个很容易放弃传统的民族,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民族需要有一种宽容心,特别是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更应该有包容和认同。其实,对传统文化的极度褒扬或极端否认,都是褒扬者或否认者自身的需要,却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亵渎和犯罪。
■ 皇权政治衰败 社会经济前进
《看历史》:现在大家都来读史了,也得到很多崭新的体会,比如你们三人所说的“误读明朝”。以前大家看朱元璋杀功臣,利用锦衣卫,往往对他得出一个负面印象,我们如何来看待朱元璋做过的这些事情呢?
方:都说朱元璋杀功臣,可是不杀,新政权又怎么巩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许有其他办法,他也许可以缩小杀戮的范围,但最终他还是采用了最原始、最便捷的办法,这和他的出身和性格大概有关系。唐太宗本身就是贵胄,而朱元璋出身贫寒;刘邦大小还做过一个亭长,朱元璋他就是一个“叫化”和尚,是处于最底层的,其出身甚至比所有的文臣武将都低,其性格却又极其孤傲。所以朱元璋缺乏一种理论来教育别人,缺乏一种理念向臣下灌输,更缺少与生俱来的身份来俯视臣下,所以他用了最朴素的办法——杀。干这件事情的主要是锦衣卫。但朱元璋去世之前也命令销毁锦衣卫的刑具,他解释说:“治乱国用重典”——我这个国家好不容易建立起来,所以我要用重典把这些动乱因素全部打掉,但是我的儿子、孙子做了皇帝,就不要再用这个办法了,因为这个办法只能暂时利用,不用永久利用。事实也是如此,随着社会的前进,一个政权不可能用暴力持续进行统治。
任何一个时代,专制只是暂时的、相对的,人们追求自由、开放才是持续的、绝对的。从我对明代的认识,明太祖、明成祖都是在特殊时期实行专制,其他时间大都很开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虽然明太祖实行了海禁政策,但是明代的海上贸易、私人贸易从来没有中断过,再随着传教士的进来,实际上从明朝中期开始,它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开放的时代。海瑞和雒于仁那样骂皇帝,皇帝竟然都忍了,这才是明朝历史的另一种真相。不然大家沿袭过去的说法,沿袭过去“影射史学”的说法,一说起明朝,就觉得整体很黑暗。我们要看到,在少数时期的专制过后,明朝的城市多么繁荣,社会经济和文化多么发达。我们毫不因为我们研究明史,就故意抬高明史,明朝和宋朝、元朝、清朝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共同的观点就是,明朝发展到嘉靖、万历的时候,似乎已经接近了近代社会,但是后来起了种种变化,包括农民起义,包括清朝的建立。坦率地说,我很肯定清朝做过的很多事情,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清朝建立后,中国离近代社会更远了,而不是更近了。
毛:我们打开任何的教科书,都会发现在说明朝的专制主义走到了顶峰,这句话从哪里来?最早说这句话的人应该是黄宗羲,他是东林党人、复社成员,他的父亲被阉党害死,他对阉党恨之入骨,说“有明无善政,自高皇帝废丞相始。”我们的教科书也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是客观评价,高皇帝废丞相是在洪武十三年,后来明朝又延续了二百六十多年。明朝的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内阁制度出现了,而且言官横议,风议朝政,裁量人物,说天下是非要以老百姓的话为准。可以说,教科书写的是明朝初年的情况。明朝不是僵化的,在洪武后制度有了很大变化,而且出现了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我曾经写文章说过这个现象,我的朋友们都认同我的看法,说明朝在衰败中走向活泼。明朝的衰败是皇权和政治的衰败,但是他的社会和经济在前进,这是辩证的看法。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完整的明朝。
■ 政治相对宽松的时代
《看历史》:学界对晚明现在又是怎么看的呢?
商:明朝并不是一个在历史上极端专制的时代,这在晚明时代体现得更突出,晚明就是一个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代。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有个“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现在我们有个新的提法,叫做社会转型,因为资本主义萌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我们以前是对比欧洲的现象找我们和它的共同点,这样不好,我们自身也有一个近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经济,包括了文化,包括生活也包括了政治。海瑞骂皇帝很有名,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不知道,明朝骂皇帝比海瑞还厉害的人有得是,比如万历十七年有个大理寺的官员叫雒于仁,他写了一个奏书来骂万历皇帝,这个奏书说,我到京城一年多了,没见过你几次,你总不上朝,甚至也祭祀也不去,因为你的身体不好,太医给你看病也治不好,我明白了,你的病医生治不好,只有我来治,我现在给你一个奏书,你好好念去吧!你是酒鬼、色鬼、财鬼、气鬼,你自己好好反省吧!你什么时候反省好了,你的病就好了。雒于仁这么骂完后,他自己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万历皇帝拿他没办法,万历皇帝在阁臣申时行进宫拜年的时候就私聊这件事,说:“看看他写得都是什么啊!”申时行就说,这事咱可不能张扬,这要张扬出来,大家都认为你就是酒色财气的一个人,所以从这一天起,明朝出现了一个新的制度,叫奏书留中,就是把奏书留下,不批复,不发布,哪儿有不透风的墙? 现在大家都知道万历皇帝是酒色财气的一个人,可是大家不知道,万历时代在决定大事的时候,是需要中央各个部门的代表坐在一起,每个部门一票,以多数票为主。所以明朝的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一个重要的大学士和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聊天,说如今啊,“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皇上要做事情,官员百姓一定要和他唱反调。顾宪成说,我认为不是你说的那样,我认为的是,“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是老百姓和官员认为的事情,皇帝非要和大家对着干。俩人的说法反映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时的内阁大臣还说,如今大臣一开口就是堵塞言路,小臣一开口就是发扬风骨,这个世界颠倒了。所以晚明的人要发表意见的时间,可以贴大字报、可以到处散发揭帖。内阁大臣沈一贯也写了揭帖。这就是晚明,和清朝不一样,所以清朝人不能理解,说明朝人喜欢“横议”。横议就是话语权,有话语权的时代,一定是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代。
■ 官僚体制内的民主制度萌芽
《看历史》:如何看待这种“宽松”的影响?
商:过去对于历史的研究,一般只是政治史研究,没有看到晚明在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模式等方面的发展,对晚明发生社会转型的变化实质不了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白寿彝师在编写《中国通史》的时候,曾经要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晚明时代政治却那样腐败,经济文化却那样快速发展?我们当时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应该给张居正的经济改革和戚继光的军事改革一个正确评价,并且开始认识到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期。但是那时候我们还仍然认为晚明在政治上一无是处。
再说到明朝的党争,因有明亡于党争之说,故亦多称之为党争之祸。此祸即为亡国之祸也!何谓党争?简言之,即结党以争取控制话语权,并通过合法手段进行的政治斗争,其实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党争是皇权削弱的表现。极端皇权专制的局面下,可以有结党,但不会允许党争。我们应该看到,明朝诸党人争于朝政,争于舆论,争于民心,争于清议,乃至争于官员考察之进退,均在时政程序之内,即所谓采取正当形式之斗争,皇权并未直接参与,仅以裁判之形式体现,此实有明代官僚民主体制萌芽之特点。
另外,从晚明江南城市民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方官员与民众在对待国家整体政策方面趋于一致时,城市的独立性开始显现,并因此与旧体制发生冲突。这一切只能归功于社会经济与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重创旧日严格等级制度,从而给相对平等与民主之机会。晚明著名的民变中,如反对矿税监之变,反对阉党逮捕周顺昌之变及民抄董宦之变,带有明显的民主政治色彩,部分地方官员大贾也成为民变的同情与支持者。此种民变之目的,不在于均贫富,而在于改变朝廷既行的政策,是民众力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其于话语权的追求,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革命性意义,而毫无对社会发展的破坏性,就此意义而言,民众的群体事件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甚至超过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我们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晚明时代是否曾经出现过官僚体制内的民主制度萌芽呢?而此种官僚民主的萌芽,是植根于当时政治宽松的大环境之中并推动了社会政治的宽松。
遗憾的是,如此种种社会政治变革的萌芽,却未能最终出现晚明的政治改革,而是尚在萌芽状态之中,即伴随明朝的灭亡而告终结。
晚明官僚民主制乃是一次失败之尝试,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专制政体之强大,但是此种尝试,已触及传统体制,其专制政体亦有所变化。我曾想,若能假以时日,使晚明官僚体制内民主化尝试有所发展,是否会因此而改写中国历史?
不过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一个不完善的民主体制,往往是战胜不了落后的专制体制的。■
9月12日,“百家讲坛”的三位主讲人商传、方志远和毛佩琦齐聚北京王府井书店,在方志远新书《大明嘉靖往事》的发布会上与众多历史爱好者相见。
商传是中国明史学会会长,方志远和毛佩琦均为副会长。三人被合称为“明史三坛主”,被视为“明史热”的有力推手,其中毛佩琦还被认为是“明史热”的引发者——他最早在《百家讲坛》讲《明十七帝疑案》。
无论是在学术文章中,还是在其他场合,三个人都在阐扬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误读了明朝。向来大家从教科书中或者之前的历史研究中,往往对明朝得出一个“黑暗、专制”的印象。三位学者说,那并非明朝的本来面目。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三个人不断说起,明朝其实开放得很,堪称中国早期的近代社会。
■ 越关心现实,越形成读史热
《看历史》:如今都说“历史热”,“明史热”,你们站在学者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个“热”呢?
方:我想应该是这样,除了专业人士,一般的大众喜欢历史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是好奇、消遣,一个方面是对历史的关注。我常说一句话:历史是现在的影子,现在是历史一路走来的足迹。人们关心历史也是关心现实,希望从中找到借鉴。另外,“历史热”与媒体和文学作品的推动也有很大关系,这比纯历史著作的推动还要大。不但咱们现在是这样,在明朝也是这样,越是大家对现实关心的时候,越是会形成读史热和修史热。
《看历史》:那你觉得,“读史热”会发生什么作用呢?
方:读史的作用很难说。人们常说,读史使人明智,指的是学习历史可能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提供一面可供借鉴的镜子、培养一种看待事情的习惯与方法,当然,也可以从中学到为人之道、处事之道、为官之道。但是,你如果想通过读历史得到立竿见影的发财本领,恐怕很难,但至少不会很穷。试想,做好了人、做好了事、做好了官,还会穷吗?所以我说,学历史是有大用的,但是这种作用发挥时可能是在不经意之间,可能是在难以察觉之间。另外,如果我们真正希望在历史里得到教训,就要真正正视历史。正确认识和解读历史,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应该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当代问题可能在历史上寻找到经验。当然,历史学和其他所有的学科一样,都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包治百病。岳飞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每个人在历史中得到的感悟也是不一样的。
《看历史》:我们这个民族曾经很喜欢读史,后来大家一度又不怎么喜欢历史,现在“读史热”又起来了,这其中折射了一些什么呢?
方: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习惯,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近现代以来我们与西方接触后,接受了各种西方思想,认识了我们的落后,发现了我们传统中的某些问题,但态度却容易走极端。我们可能在这一段时间褒扬孔夫子,又可能在另一段时间批判孔夫子,这就说明我们既是一个保留了很多传统的民族,也是一个很容易放弃传统的民族,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民族需要有一种宽容心,特别是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更应该有包容和认同。其实,对传统文化的极度褒扬或极端否认,都是褒扬者或否认者自身的需要,却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亵渎和犯罪。
■ 皇权政治衰败 社会经济前进
《看历史》:现在大家都来读史了,也得到很多崭新的体会,比如你们三人所说的“误读明朝”。以前大家看朱元璋杀功臣,利用锦衣卫,往往对他得出一个负面印象,我们如何来看待朱元璋做过的这些事情呢?
方:都说朱元璋杀功臣,可是不杀,新政权又怎么巩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许有其他办法,他也许可以缩小杀戮的范围,但最终他还是采用了最原始、最便捷的办法,这和他的出身和性格大概有关系。唐太宗本身就是贵胄,而朱元璋出身贫寒;刘邦大小还做过一个亭长,朱元璋他就是一个“叫化”和尚,是处于最底层的,其出身甚至比所有的文臣武将都低,其性格却又极其孤傲。所以朱元璋缺乏一种理论来教育别人,缺乏一种理念向臣下灌输,更缺少与生俱来的身份来俯视臣下,所以他用了最朴素的办法——杀。干这件事情的主要是锦衣卫。但朱元璋去世之前也命令销毁锦衣卫的刑具,他解释说:“治乱国用重典”——我这个国家好不容易建立起来,所以我要用重典把这些动乱因素全部打掉,但是我的儿子、孙子做了皇帝,就不要再用这个办法了,因为这个办法只能暂时利用,不用永久利用。事实也是如此,随着社会的前进,一个政权不可能用暴力持续进行统治。
任何一个时代,专制只是暂时的、相对的,人们追求自由、开放才是持续的、绝对的。从我对明代的认识,明太祖、明成祖都是在特殊时期实行专制,其他时间大都很开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虽然明太祖实行了海禁政策,但是明代的海上贸易、私人贸易从来没有中断过,再随着传教士的进来,实际上从明朝中期开始,它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开放的时代。海瑞和雒于仁那样骂皇帝,皇帝竟然都忍了,这才是明朝历史的另一种真相。不然大家沿袭过去的说法,沿袭过去“影射史学”的说法,一说起明朝,就觉得整体很黑暗。我们要看到,在少数时期的专制过后,明朝的城市多么繁荣,社会经济和文化多么发达。我们毫不因为我们研究明史,就故意抬高明史,明朝和宋朝、元朝、清朝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共同的观点就是,明朝发展到嘉靖、万历的时候,似乎已经接近了近代社会,但是后来起了种种变化,包括农民起义,包括清朝的建立。坦率地说,我很肯定清朝做过的很多事情,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清朝建立后,中国离近代社会更远了,而不是更近了。
毛:我们打开任何的教科书,都会发现在说明朝的专制主义走到了顶峰,这句话从哪里来?最早说这句话的人应该是黄宗羲,他是东林党人、复社成员,他的父亲被阉党害死,他对阉党恨之入骨,说“有明无善政,自高皇帝废丞相始。”我们的教科书也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是客观评价,高皇帝废丞相是在洪武十三年,后来明朝又延续了二百六十多年。明朝的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内阁制度出现了,而且言官横议,风议朝政,裁量人物,说天下是非要以老百姓的话为准。可以说,教科书写的是明朝初年的情况。明朝不是僵化的,在洪武后制度有了很大变化,而且出现了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我曾经写文章说过这个现象,我的朋友们都认同我的看法,说明朝在衰败中走向活泼。明朝的衰败是皇权和政治的衰败,但是他的社会和经济在前进,这是辩证的看法。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完整的明朝。
■ 政治相对宽松的时代
《看历史》:学界对晚明现在又是怎么看的呢?
商:明朝并不是一个在历史上极端专制的时代,这在晚明时代体现得更突出,晚明就是一个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代。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有个“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现在我们有个新的提法,叫做社会转型,因为资本主义萌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我们以前是对比欧洲的现象找我们和它的共同点,这样不好,我们自身也有一个近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经济,包括了文化,包括生活也包括了政治。海瑞骂皇帝很有名,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不知道,明朝骂皇帝比海瑞还厉害的人有得是,比如万历十七年有个大理寺的官员叫雒于仁,他写了一个奏书来骂万历皇帝,这个奏书说,我到京城一年多了,没见过你几次,你总不上朝,甚至也祭祀也不去,因为你的身体不好,太医给你看病也治不好,我明白了,你的病医生治不好,只有我来治,我现在给你一个奏书,你好好念去吧!你是酒鬼、色鬼、财鬼、气鬼,你自己好好反省吧!你什么时候反省好了,你的病就好了。雒于仁这么骂完后,他自己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万历皇帝拿他没办法,万历皇帝在阁臣申时行进宫拜年的时候就私聊这件事,说:“看看他写得都是什么啊!”申时行就说,这事咱可不能张扬,这要张扬出来,大家都认为你就是酒色财气的一个人,所以从这一天起,明朝出现了一个新的制度,叫奏书留中,就是把奏书留下,不批复,不发布,哪儿有不透风的墙? 现在大家都知道万历皇帝是酒色财气的一个人,可是大家不知道,万历时代在决定大事的时候,是需要中央各个部门的代表坐在一起,每个部门一票,以多数票为主。所以明朝的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一个重要的大学士和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聊天,说如今啊,“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皇上要做事情,官员百姓一定要和他唱反调。顾宪成说,我认为不是你说的那样,我认为的是,“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是老百姓和官员认为的事情,皇帝非要和大家对着干。俩人的说法反映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时的内阁大臣还说,如今大臣一开口就是堵塞言路,小臣一开口就是发扬风骨,这个世界颠倒了。所以晚明的人要发表意见的时间,可以贴大字报、可以到处散发揭帖。内阁大臣沈一贯也写了揭帖。这就是晚明,和清朝不一样,所以清朝人不能理解,说明朝人喜欢“横议”。横议就是话语权,有话语权的时代,一定是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代。
■ 官僚体制内的民主制度萌芽
《看历史》:如何看待这种“宽松”的影响?
商:过去对于历史的研究,一般只是政治史研究,没有看到晚明在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模式等方面的发展,对晚明发生社会转型的变化实质不了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白寿彝师在编写《中国通史》的时候,曾经要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晚明时代政治却那样腐败,经济文化却那样快速发展?我们当时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应该给张居正的经济改革和戚继光的军事改革一个正确评价,并且开始认识到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期。但是那时候我们还仍然认为晚明在政治上一无是处。
再说到明朝的党争,因有明亡于党争之说,故亦多称之为党争之祸。此祸即为亡国之祸也!何谓党争?简言之,即结党以争取控制话语权,并通过合法手段进行的政治斗争,其实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党争是皇权削弱的表现。极端皇权专制的局面下,可以有结党,但不会允许党争。我们应该看到,明朝诸党人争于朝政,争于舆论,争于民心,争于清议,乃至争于官员考察之进退,均在时政程序之内,即所谓采取正当形式之斗争,皇权并未直接参与,仅以裁判之形式体现,此实有明代官僚民主体制萌芽之特点。
另外,从晚明江南城市民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方官员与民众在对待国家整体政策方面趋于一致时,城市的独立性开始显现,并因此与旧体制发生冲突。这一切只能归功于社会经济与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重创旧日严格等级制度,从而给相对平等与民主之机会。晚明著名的民变中,如反对矿税监之变,反对阉党逮捕周顺昌之变及民抄董宦之变,带有明显的民主政治色彩,部分地方官员大贾也成为民变的同情与支持者。此种民变之目的,不在于均贫富,而在于改变朝廷既行的政策,是民众力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其于话语权的追求,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革命性意义,而毫无对社会发展的破坏性,就此意义而言,民众的群体事件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甚至超过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我们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晚明时代是否曾经出现过官僚体制内的民主制度萌芽呢?而此种官僚民主的萌芽,是植根于当时政治宽松的大环境之中并推动了社会政治的宽松。
遗憾的是,如此种种社会政治变革的萌芽,却未能最终出现晚明的政治改革,而是尚在萌芽状态之中,即伴随明朝的灭亡而告终结。
晚明官僚民主制乃是一次失败之尝试,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专制政体之强大,但是此种尝试,已触及传统体制,其专制政体亦有所变化。我曾想,若能假以时日,使晚明官僚体制内民主化尝试有所发展,是否会因此而改写中国历史?
不过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一个不完善的民主体制,往往是战胜不了落后的专制体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