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宫琴音全部合集:人民公社岁月(13)能人刘瘸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7/04 23:25:30

人民公社岁月(13)能人刘瘸子  

   

古彭万俟轩  

   

这些年来,国内主要媒体几乎心照不宣地统一口径,对曾经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全面讨伐。他们极力歪曲、污蔑和谩骂人民公社,其手段之卑鄙,谎言之无耻,实在是世所罕见,令人发指。几亿农民赖以生存的“人民公社”,竟成了一个邪恶的“人间地狱”。我是那个时期的过来人,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我最有发言权。我笔下的“人民公社岁月”,没有无原则的吹捧,更没有蓄意的编造,都是自己实实在在的经历。我不否认那个时期的许多不尽人意。但是我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某些人不顾事实的对人民公社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那段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  

让历史来审判吧,每个人都应坦诚面对,无须遮掩!  

   

说过范丽华,就该说说刘四了。  

为什么想起来说他?因为刘四是我们队公认的“大能人”。那些年,他为我们大队、特别是我们生产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刘四和我一个队。他从小患小儿麻痹症,长大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一撇一撇的,大家背后都喊他“刘瘸子”。刘瘸子书读得不多,但脑瓜子聪明,看啥会啥。  

刘瘸子比我大10岁,四清(1965年)那年二十二。他的“聪明”劲很小时候就开始显现,十来岁就落个“小能人”的美誉。他姐姐嫁给县陶瓷厂的一名工人,这个工人老家在江南宜兴。有一次刘四去姐姐家,发现那里种了很多水稻。这种水稻脱壳后就能做出又白又香的大米饭来,这让刘四羡慕不已。他仔细琢磨好多天,详细了解了水稻的栽植方法,决心回家试一试。他来时带了5斤稻谷,偷偷在庄前河沟里搞试验。还把河沟两侧坡地整平拓宽,弄出大约1分地左右的水田。落谷、插秧都是偷偷干的,开始大家还不知道他鼓捣啥玩意,水稻都半人高了,还不知道这是啥庄稼。那一年,我们这里破天荒产出了水稻,刘四的那块1分水田收了60多斤,装了满满一大口袋。刘四种水稻的事轰动了全公社,那一年是1963年,比我们大队开始“旱改水”试种水稻早了整整两年。  

1965年夏天,我们这里正处在“四清”高潮,大队从公社领来“旱改水”的任务,要我们这个平原为主的大队,先改造100亩水浇地,并开始试验种植水稻。上级还派了一名农技员前来作技术指导。  

农技员姓李,是镇江高资人,农校毕业后分配到我们公社。他来后听说刘四在两年前就开始种水稻,立即饶有兴致地找到刘四,并建议大队安排刘四做他的帮手。  

第一年,我们队的“旱改水”任务是10亩。由于以前都是旱地,土地不平,无法灌水。所以“旱改水”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平整土地,把高亢地带的土壤挪到低洼地方去。结果生产队的社员们忙活了半个多月,才把这块试验田整平。大家都说,吃大米饭真不容易啊!但大家的热情很高。那时候,农村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山芋、玉米、高粱、大豆,口粮是以山芋、玉米为主的,小麦产量很低,每年分的小麦数量只占口粮的五分之一。为了能尽快吃上大米白面,大家干劲十足,再累心里也感到高兴。  

1965年,农村的生产作业工具还很落后,运输靠笨重的太平车,一个生产队能有几匹马和一辆马车就算极好的了。耕翻土地还没有拖拉机,主要用黄牛拉犁,有时候还要靠人力拖。我记得,旱改水之前,我们这里是从来都不向地里浇水的,主要原因就是地不平,没办法浇。其次就是历年来都没有用水浇地的习惯。那个时候纯粹是“靠天吃饭”,遇到干旱,只能干等老天下雨。实在没有办法也就大老远挑水浇一浇,所以农作物产量很低。再一个就是缺少浇灌机械,我是“四清”那年才第一次见到放在水里就能抽水的“潜水泵”,而且全大队只有一台。因为我们大队实行“旱改水”试点,这是公社发给我们的。  

土地整平后,我们队在靠近庄东大沟旁边还搞了1亩“秧板田”。全大队的落谷、拔秧、栽插,都是在农技员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刘四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因为刘四对水稻栽插管理有经验,所以农技员就去其他生产队,我们这个队就直接交给刘四了。那一年可把刘四累坏了。因为没有抽水机,全靠人工用笆斗一下一下朝上提水。他一面自己琢磨技术,一面虚心向技术员请教,很快就能独当一面了。中秋节过后,我们队的水稻开始收割,打下来过秤,10亩地收了7600多斤。这可是20亩小麦的产量啊!水稻丰收把大家喜坏了,也给大家带来了希望。  

我们队是全大队惟一以山地为主的生产队,平原地很少,所以“旱改水”工程量非常大。从1965年开始,到1971年,全大队10个生产队,有9个队顺利实施了“旱改水”,水浇地占总面积90%以上,水稻种植面积也超过耕地总面积的50%。而我们队的600多亩耕地,直到1971年才有90亩实施了“旱改水”,只占总面积的七分之一。  

我爹是1972年春天开始担任生产队长的。我爹当队长的第二天晚上,刘四就一撇一撇到我家来了。他说:三叔,咱们队应该抓紧时间实施“旱改水”,过去麻叔(原来的生产队长)根本听不进,我也懒得跟他说了。  

我爹问他具体怎么搞。刘四说,除了留出120亩棉茬地(种棉花的耕地,这种地一年只能种一茬,收完后就耕翻放着来年春天使用),其余的全部改水田。这个工程量很大,只能一块一块来,先易后难。我估摸着,最多15年就能全部改完。我爹想了半天,光吸烟不表态。刘四着急地说:我们现在多出点力、流点汗,以后就会好过了。咱们队的土地都是山地,只要改成水浇地,土质要比其他队的沙碱地肥得多,到那时候,全大队就看我们的了!三叔,不要再犹豫了,我保证,只要这样干,不出5年,咱们队的社员就都能吃上大米白面!  

我爹一听,就说行,但咱得先开个队委会,等队委会同意了再开社员会讨论。我爹还说,这不是“三把两撅腚”(比愉快的意思)的事,要好多年才能干完呢!  

召开队委会时,我爹专门吸收刘四参加,结果刘四又说服了队委会的全体成员。开社员会时,刘四再次发表“演讲”,还提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口号:“5年告别红薯吃大米”。大家被他鼓动起来,都说刘四这人脑瓜子好用,他的话可以听。咱们就辛苦几年,卯足劲干吧!  

说归说,干起来可不容易。我们生产队的土地,多数在山坡、山沟里,有时一块地两头落差悬殊好几米、十几米,工程量实在太大。为了做到有计划地改造,队委会在实地考察基础上,做了一个“15年规划”,采取刘四“先易后难”的办法,一块一块进行改造。第一年出动男女劳力120人,突击改造刘家林64亩。结果干了一冬天,第二年春天,刘家林的土地全部栽上水稻。大家尝到了甜头,1973年冬天又干了一冬,改造石碑地57亩。这一年,为加快改造进度,生产队还征得社员同意,扩大公积金比例,添置了一部“手扶头”(指小拖拉机头),一部爬坡机。改造工程进度不仅因此大大加快,劳动量也大大减轻了。  

1974年、1975年,我们公社连续两年参加外地水利工程,主要劳力都走了。我爹和刘四就带着留在家里的妇女劳力干,两冬天先后改造了胡家林、红土沟,合计51亩。毛主席逝世的那年冬天,生产队走了40多个劳力去徐洪河泗洪水利工地,家里老弱残疾喊着“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口号,大干了一冬天。那年我们队过年都是非常紧张的,除了年初一、年初二在家里过,大年三十还都在地里,年初三就开始出工了。这年改造了洪口和涝泉窝两块,一共48亩。  

刘四的愿望提前一年就实现了。1975年,我们生产队栽插210多亩水稻,当年产量18万斤。小麦面积460亩,产量15万斤,除去交“爱国粮”和留种子,年终分配每口人120斤小麦、280斤水稻(水稻分配多的原因,是因为小麦向国家交售的数量多)。那年人均口粮550斤,细粮分配首次超过了粗粮。但大家还是粗细搭配着吃,一是大家多年吃粗粮习惯了,二是细粮还可以卖点钱用来盖房子等。其实,大人孩子平均每人400斤细粮,就是不吃粗粮也完全可以过去了。刘四“5年告别红薯吃大米”的愿望提前成为现实。大家都说,能吃上精米细面,多亏了刘四。也有很多人说多亏了队长。但我爹说,还是刘四功劳大,一开始我也没信心,都是他鼓动起来的。  

多年来,我们这里都是“山芋饭,山芋馍,离了山芋不能活”,现在离了山芋老百姓也能活了,而且还真正吃上了好米好面,这可是老百姓盼了多少辈子的事啊!  

其后的5年,我们队又先后改造了难度比较大的石窝子、老狼窝、刀把地等10来块零散的山地,到1982年春天,生产队的578山地,有501亩得到改造。后山“鬼打灯”77亩地,本来是列入1982年冬天改造计划的,但因为这一年实行“大包干”而搁浅。这块没有改造的77亩山地,是生产队最后、也是最孬的一块地,谁都不想要它,最后只好按人头平均分配,每人2分5厘。  

那年我爹已经退休,社员分开单干,改造山地的事情没人提了。社员都是各干各的,也组织不起来了。我爹好几次跟我说,真可惜!要是“大包干”再晚来一年,咱山后“鬼打灯”那块地就改造完了!算起来,整个改造工程用了10年,比原来的15年的改造规划,整整提前5年。  

去年我回老家见到了刘四,他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过去一撇一撇地能走,现在年纪大了,需要拄着拐棍才行。因为腿有残疾,他的对象一直不好找。1986年,他43岁的时候,花钱买个“四川媳妇”,结果还没有给他生孩子,就在半年后的一天夜里,把值钱东西裹着跑了。此后他就一直单身生活,没有再讨老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刘四现在竟是村上最困难的一户。他身体残疾,不能外出打工。再加上年龄大,种地也不方便了。这个当年让几百名社员吃上精米白面的刘四,晚年却如此凄凉。也不是没人管他,而是因为大家都忙着打工挣钱养家,顾不上他。另外,很多年轻人也不知道他这个当年的“能人”,他已经被时代冷落了,抛弃了!  

但他的心还是热的。他遗憾地对我说,要是大包干再晚来一年,咱们队的山地就改完了。如果所有地都能变成水浇地,咱们队就更好了。实在可惜啊!  

我心里一激灵:他的话竟与我爹27年前说得一模一样。  

我问,“鬼打灯”那块地现在种什么了。他说,现在啥也没种。种庄稼产量低得很,有人觉着不划算,就把地荒在那儿,没人管了。  

我临走时掏给他500块钱,他死活不愿要。我塞到他怀里就跑,跑了好远,不知为什么鼻子突然一酸,眼泪差点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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