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人:“兄弟共举红旗飞” ——浅谈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关系

一、八路军、新四军是亲兄弟

     人们习惯称老八路、新四军，以为八路军是支老部队，新四军是支新部队。其实，八路军、新四军都肇始于南昌起义，都是工农红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续和发展。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八路军是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而成的，而新四军则是红军主力长征时留在南方八省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他们都是共丅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都是为共丅产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武装集团，都有着共同的革命传统和战斗作风。正如陈毅说的：“光荣革命的八路军的名字，代表着伟大的红军主力长征的历史；而光荣革命的新四军的名字，则代表着我党我军所领导的伟大的游击兵团的历史。”{3}

1938年10月10日上海《申报》在介绍挺进华中敌后的新四军时说：“八路军是工农红军改编的，这是尽人皆知的；新四军也是由红军改编的，这却不为一般人所完全知道的。”{4}这可能跟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有关。新四军改编比八路军稍晚，新四军的番号和叶挺军长的任命最初是由国丅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公布的，新四军又隶属于国丅民党第三战区，一般人不明新四军的由来底细所致。

毛丅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共丅产党和共丅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5}陈毅也说：“八路军、新四军一贯坚持和厉行为人民服务这一铁则，故能在中国的民族与民丅主双重事业中厉行锻炼，经过胜利，也经过失败，也经过胜利和失败的反复，而屹立于不败之地。”{6}

正因为八路军是红军主力部队改编的，新四军是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八路军一开始就有4.6万人，新四军刚组建时只有1.03万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时间也比新四军要早几个月，故新四军一贯尊称八路军为老大哥。

二、八路军展开于华北，新四军展开于华中，是毛丅泽东的战略布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但蒋介石却不承认与中央隔绝、散处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因而采取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妄图在国共正式合作以前，剿灭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在关于红军改编的国共谈判中，蒋介石也只承认陕北红军的改编，而迟迟不同意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毛丅泽东则坚持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也必须改编成抗日武装。直到淞沪战役爆发后，鉴于红军游击队屡剿不灭而又无力再剿，且前线急需用兵，蒋介石才同意中丅共方面派人到南方游击区进行联络。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把这些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调虎离山，以利安定后方；把他们派往前线，可以借刀杀人。毛丅泽东则反复指示与国丅民党谈判的代表：红军游击队不能无条件全部集中，而要保持南方革命战略支点。

蒋介石同意把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本想派人控制这支部队，以为己用。但毛丅泽东坚决拒绝国丅民党插进一个人来。于是，蒋介石就不想让这支部队留在江南。1937年11月21日叶挺、叶丅剑英去见蒋介石时，蒋就说：“你们决不能在江南。”{7}也就是说要把新四军调到华北去。毛丅泽东则根据日军已入侵长江流域的战况，和八路军已在华北敌后展开的现实，决定新四军“长江以南各支队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8}抗日战争期间，共丅产党手中有两支主力军，一支放在华北敌后，一支放在华中敌后，互相策应，互相支持，进退自如，打击敌人，发展自己，这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布局。

三、八路军支援新四军发展华中，是战略全局的需要

国丅民党顽固派1939年冬在华北掀起第一次**高潮，遭八路军有力反击受到严惩而失败后，便于1940年春将摩擦重心移至华中。蒋介石下令其苏皖鄂豫各部向新四军进攻，首先是进攻皖东、淮北的新四军，其目的是把新四军江北部队驱向江南，切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并使我江南新四军处于无退路境地。毛丅泽东洞察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于3月16日致电八路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现正派队向雪枫、胡服两区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联系。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困难了。故提议调三四四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9}6月1日毛丅泽东致电要黄克诚部、彭明治部迅速南移，指出：“在华北略有损失可以补充，而华中如失时机，将来全部困难很大。”{10}毛丅泽东认为八路军一部南下华中，不仅有利于“发展华中”，而且也有利于“巩固华北”。毛丅泽东指出：第一，“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东边，使蒋（介石）、卫（立煌）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巩固”；{11}第二，“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方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三，不考虑到“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12}在毛丅泽东看来，华北、华中是一盘棋。遵照毛丅泽东指示，钟辉、韦国清率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彭明治、朱涤新率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大部，梁兴初、罗华生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先后南下皖东北、淮北、苏北地区，打通了八路军与新四军、华北根据地与华中根据地的联系。

四、新四军与八路军大融合

在南方红军游击队与当地国丅民党军政当局谈判改编时，中丅共中央就从总部、抗大、八路军抽调干部南下传达中央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派郑位三、萧望东、程启文、熊作芳等到鄂豫皖游击区；派张正坤、胡荣到湘鄂赣游击区；派张銍秀、李忠民、彭汉元到湘赣游击区，协助当地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新四军军部成丅立之初，干部十分缺乏，中丅共中央又抽调大批军、师、团、营、连干部南下，充实新四军各级领导机关和部队。如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三任袁国平、组织部长李子芳、参谋处长赖传珠等。以后又陆续从华北派干部来新四军，而把在荒山野岭战斗了三年的新四军干部陆续调往延安抗大或军部教导总队学习提高。

1940年11月17日，中丅共中央批准成丅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实现了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统一指挥。皖南事变后，中丅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把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和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编入新四军序列。刘丅少奇在关于八路军一部编入新四军时说：八路军、新四军不分彼此，“在情况需要时，新四军固可改为八路军（如过去彭雪枫、张爱萍之改为八路军），八路军亦可改为新四军。”{13}新四军有了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其中第三师和独立旅是由八路军南下部队编成的，第四、第五师是中丅共中央派彭雪枫、李丅先念率一批干部南下，汇合豫皖苏、豫鄂地区共丅产党组织的抗日武装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在皖南事变中损失了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三个老团，这时，由南方红军游击队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第一、第二、第六、第七师总共3.7万人，而由八路军南下部队或由八路军派干部带领地方党组建的抗日武装发展起来的第三、第四、第五师和独立旅一共是5.3万人。这说明已实现新四军、八路军的大融合。

五、华中新四军对华北八路军经济物资和知识人才的大力支援

八路军在军事上、军政人员上大力支援了新四军，新四军则在经费物资和知识人才方面大力支援了八路军。

1941年以后，国丅民党当局停止了对新四军一切供给，同时克扣八路军的军饷。由于日军在华北根据地实施“三光政策”，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华北根据地的军民衣食医药非常困难，生存条件面临严重挑战。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在日顽封锁夹击的恶劣环境下，尽管保持着生活的低水平，经费仍然不宽裕，但八路军的困难更大，所以还是节衣缩食，想方设法挤出一部分经费和物资，支援华北八路军。

在这方面，笔者没有看到完整的统计资料，仅从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的“日记”中记载的有关资料，也可看出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军民，在支援华北根据地军民中所作努力的一斑。

《赖传珠日记》{14}1941年6月9日记载：拟拨款300万元做冬衣，“其中以100万元给华北部队，做冬衣8万套。”

1941年9月30日：“开会决定：慰劳八路军百万元。分配：一师23万，二师15万，三师23万，四师15万，五师10万，六师5万，七师7万，军直2万。”

1942年1月2日：“通知供给部，准备光洋送山东去。催促各师捐募西药给八路军。”两天后又有记载：“准备50万元及光洋，派叶（叶进明，时任供给部副部长）送到山东一一五师收转延安。”

1943年4月22日：“一一五师买药需款子约8万元，与饶（漱石）商决，由二、三、四师拨。”

1943年5月16日：“分配送中央款的数目：一、七师各50万元，三、二师各30万元，四师40万元，务于5月底准备完毕。”

1943年10月21日：“浙东拟送60万元伪币给中央。”

1943年11月8日：“送山东第一批救灾费，共伪储币400万元。”

为筹集经费和物资，八路军总部于1943年冬和1944年春，先后派姬忠臣、姜名臣、曲介甫等人至新四军军部，处理接受援款事宜。

《赖传珠日记》1943年11月11日记载：“集总姬同志来谈集总太行山区的情形，以及给他们汇款办法。”11月15日记载：“拟电告浙东筹款200万元，一师170万元给中央，派陈祥生收款给姬。”11月16日又记载：“写介绍信，派陈祥生与姬同志到盐阜、苏中去取款。”

1944年1月1日：“集总携款赴沪的人有姬忠臣及姜名臣（又名世卿），我交姜汇票30万元。”八路军总部收到这30万元后，要求华中继续汇款。

1944年1月3日：“明日送200两金器给中央，由四师转去。”

1944年1月22日：“将送中央及华北救灾3500万元款的任务分配如下：一师1000万元，三、七、二师各500万元，四师、浙东各300万元，十六旅400万元。限3月份完成。”其中“三师给华北500万元，交一一五师去买药。”“苏中送皮棉到胶东，每担1万元，共820担，计820万元，作为送华北款。”

到1944年10月20日，全年给华北汇款3716万余元。这不是寻常的汇款，这是代表着华中敌后军民的一片心意，是给华北敌后军民救灾救难的款子。陈毅在《建军报告》中曾指出：“我们用华北、华中全区域党政军民的努力互相调剂，救灾恤邻，以克服灾荒，救活民命数百万人，而达到坚持斗争。”{15}

华中新四军还在知识人才方面支援延安和八路军。薛暮桥在回忆录中谈到：“在旧中国，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集中在上海和江浙一带。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人撤退到武汉等地。武汉沦陷后，除少数人退往重庆、桂林等国丅民党地区外，大多数到了新四军。所以，新四军中知识分子比较多。”{16}新四军根据中丅共中央1943年1月10日关于“华中的文化干部及医生技术人员等应设法送一些来延安”的要求，陆续向延安和八路军输送知识人才。其中著名的有：经济学家、新四军卫生部顾问罗生特，应山东根据地的邀请，带着懂德语的新四军第七师卫生部长王雨田，于1943年9月去山东后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

《新四军军歌》曲作著、鲁艺华中分院音乐系主任何士德，1942年赴延安鲁艺任教。在新四军和鲁艺华中分院进行创作和教学的音乐家贺绿汀，于1943年到延安任中央管弦乐团团长。

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随刘丅少奇到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跟刘丅少奇去延安的还有华中党校教授吕振羽。

去延安的还有新四军第三师鲁艺工作团团长孟波、版画家莫朴、大众剧团团长孙铮，等等。

在军事上，新四军也有支援八路军的事例，1942年10月，八路军山东滨海区部队受日、顽夹击，形势严峻，新四军奉中丅共中央军委命令，即让独立旅北返山东八路军一一五师归建。为适应国丅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退出山东，我山东工作大开展的需要，1943年9月毛丅泽东等致电新四军，要求“速从华中一、二、三、四师每师抽调一个小团到山东，归山东分局及山东军区指挥，协助山东开辟工作。”{17}此计划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全部实现，但新四军第三师第二十三团还是于11月调山东编入第一一五师鲁南军区。

六、八路军、新四军并肩战斗共创辉煌

华中新四军与华北八路军主要是进行战略配合，但也有几次重要的直接配合。

1940年10月，当苏北**顽固派头目韩德勤纠集3万重兵，妄图把在黄桥立足未稳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赶下长江喝水时，毛丅泽东要周恩来向国丅民党方面转达我方的方针：“韩（德勤）不攻陈（毅），黄（克诚）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18}然而韩德勤自恃实力强大悍然发起进攻，黄桥陈毅、粟裕部在苏北黄克诚部的配合下，取得了黄桥战役的全胜，造成了新四军、八路军会师苏北、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面。

1944年秋，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为配合新四军第四师西进恢复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出兵陇海路北，歼顽军5000余人，将耿（继勋）刘（瑞歧）残部驱赶到徐州西北一带，打通了与新四军第四师的联系，使新四军第四师经4个月的英勇奋战，恢复与发展了东起津浦路、北迄陇海路、西止商亳公路、南至涡河的1.3万余平方公里和25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完成了中丅共中央赋予的恢复豫皖苏边的任务。

1944年冬，在八路军河南军区、水东八团的配合下，新四军第五师北上进军河南，经半年多的奋战解放了河南7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民丅主政权，完成了中丅共中央赋予的发展河南的任务。

1945年，新四军第五师大力配合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共同开辟鄂南，建立湘鄂赣军区（后改为军分区）。当日本投降、形势剧变，王震、王首道率部北返到达新四军第五师地区时，中丅共中央决定八路军南下支队、新四军第五师、河南军区联合组成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他们后来共同经历了中原突围的严峻考验。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主力北移，第三师奔赴东北，新四军军部和不少部队进入山东，与山东军区第八师合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1945年12月3日，中丅共中央决定，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即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统一领导华中和山东的军事斗争。新四军与八路军重又走向融合，为全国解放战争作了军事准备。

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共对日伪军作战12.5万余次，歼日军52.7万余人，歼伪军118.6万余人；解放人口1.2亿，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建立了地跨19个省区的抗日民丅主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从组建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20万余人，民兵260余万人。这一辉煌胜利，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注：{1}见《陈毅诗词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5页。{2}见张爱萍《神剑之歌》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3}{6}{15}见《陈毅军事文选》解丅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293、第313页。{4}见《新四军·参考资料》（1），解丅放军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5页。{5}见《毛丅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04页。{7}{8}{9}{11}{12}{18}《新四军·文献》（1），解丅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61、第62、第681、第689、第641页。{10}《毛丅泽东军事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第550页。{13}《新四军·文献》（2），解丅放军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08页。{14}赖传珠日记》解丅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版。{16}《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57页。{17}《新四军·文献》（3），解丅放军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56页。（编辑   韩鸿森）

八路军与新四军哪一个级别高？（转）

这看似是一个简单问题。因为，以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八路军的正、副总司令朱德和彭德怀，后来成了解丅放军的正副总司令，而新四军军长陈毅，后来是当时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孰高孰低，应不是问题。

     但是，还有一种看法，虽然结论与上同，但视角却有异：八路军是“集团军级”，而新四军是“军级”，按照当时国丅民党军编制，集团军可以下属军，以此观之，八路军的“级别”应高于新四军。还有网友做了些很实际的补充：姑且不谈人数，八路军建军时，下属为师，师下又属旅，旅再下属团；而新四军下属的支队，就是旅级单位（支队），再下属为团。所以应该说它们之间的级别高低是清楚的。

     窃以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及其回答，与其说，是在完成一个历史“小专题”的历史考证，弗如说，它更可以引出人们对历史逻辑过程的一种合理思考，以“科学化”我们的史学理论。

     首先，这里提出了一个“国丅民党军级别判断标准”出来，进而人们就会问：国丅民党军“级别”的高低是严格的吗？

     众所周知，国军的编制，先是从北洋军沿袭下来的；其后，又参考了其它国家建立的军队编制；之后，北伐时期又接受了当时直系等军队的编制；再后，又因为种种原因不断变化，甚至到解放战争时期，又不断出现先是“整编军（师、旅）”，后又取消旅级单位……编制一直比较混乱。这种混乱，在抗战初期最为明显：比如高于军的单位，正式使用过的名称，就有集团军、军团、兵团三种。在松沪抗战中，此为当时一些将领的不满之一。

     在八路军、新四军改编时期，国军开始用的“某路军”（即后来的“集团军”），其下编制设置就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设“实军”。例如29军改变的第一集团军，下属59、68、77三个军，且军下还设师、旅两级。

     ——第二种，设“虚军”。如吉鸿昌的22路军就只下设两个师，但又下设了一个“30军军长”，其实是为吸引张印湘投降而专为其设的。这与高树勋在26路军中又被任为“27军军长”（高原为27师师长）一样，是为了拉拢杂牌将领的一种做法。这种所谓的“军长”，其实相当于一种军阶，甚至是“爵位”。

     ——第三种，下属只设师。像梁冠英的25路等就是如此，其下只有一个32师，外加一个临时附属的独立第5旅。


需要指出的是，最初这种“路军”设置，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为了拉拢杂牌将领而用的，蒋的嫡系部队一般不用此类名称。于是，为了适应杂牌各军差异很大的情况，“路军”下属设置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设1个师，有的是2、3个师，还有多个师的；师又分甲种（3旅9团制）、乙种（2旅6团或4团制度）。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中原大战时，蒋为了分化瓦解和拉拢一些杂牌将领脱离阎、冯，请出河南籍宿将张钫，最后居然也给了张一个“20路军”的名义，其实是把河南那些“山大王”（土匪）一一“兼收并蓄”，尽管号称20万，其实张手中无一兵一卒，所以张钫曾哭笑不得地说“蒋公真是妙人”。

     所以，当时设八路军，蒋介石其实就是采用了这种对付杂牌的办法：只给了下属一级为师的编制，虽然编号上可以为3旅制（因为按照编号，115、120、129师都各还可补充一个345、360、387旅），其实是2旅4团制的“小乙种师”。

     但我们来看看新四军，就有点不同。其下属设置，采取了一种“临时性”的“支队”编制，其特点：一是可大可小，支队大可为师，小可为旅；二是编为4个支队，不合当时一个师2到3个旅的惯例，那么只要稍加改动，就可以再改编为2师4旅的“小乙种军”。所以，这里其实暗留了一些“运作”的潜机。

     留下这种“运作潜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四军的一张“特殊名片”——军长叶挺。众所周知，以叶任军长，是当时国共妥协的一个产物：他为“前中丅共党员”，故可以为“共方”所左右；而他又现为“非党群众”，还曾是蒋之“半嫡系”（叶与叶丅剑英、薛岳等为孙中山“韶关总部”时期的“贴身4营长”之一）将领，蒋又有拉拢他的余地。所以，蒋曾经很想通过拉拢叶挺，使新四军“国军化”。

     二，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级别”的思考

     如此，就要看谁最后得手了。而一旦得手，那么从理论上讲，新四军的扩张就比八路军更游刃有余一些。其实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以“蒋先生”的一贯的“收买”作风，如果叶挺真是死心踏地跟他走，完全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给新四军3师9旅27团的编制（即后来“整编军”地位），这就大大强于八路军3师6旅12团了。

     可能很使蒋遗憾的是，这个“如果”没有实现。叶在新四军，尽管与项英矛盾诸多，与国军将领中旧时袍泽关系又不错，甚至中途还负气开过“小差”，但从未动“再做冯妇”之心，从被捕到获释，都一直是坚定的“共方人员”。

     倒是共丅产党的军队，成功地觅机利用了新四军的这种“发展空间”：在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的支队，全部变为了3旅9团制的“甲种师”，并与八路军类似，开辟了军区、分区、纵队、支队等名目繁多的扩编途径。于是，我们就有兴趣和理由再设想一种“如果”：如果新四军能够按照八路军那种发展思路，在师之下，设相当于军的“军区”（如129师最初设的冀南、太行等军区），充分利用所处的赣、湘、鄂、豫、皖、闽、浙、苏等省的边区、山区（大别山、井岗山等）等的有利基础条件，“再造一个八路军”，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需要指出的是，最初这种“路军”设置，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为了拉拢杂牌将领而用的，蒋的嫡系部队一般不用此类名称。于是，为了适应杂牌各军差异很大的情况，“路军”下属设置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设1个师，有的是2、3个师，还有多个师的；师又分甲种（3旅9团制）、乙种（2旅6团或4团制度）。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中原大战时，蒋为了分化瓦解和拉拢一些杂牌将领脱离阎、冯，请出河南籍宿将张钫，最后居然也给了张一个“20路军”的名义，其实是把河南那些“山大王”（土匪）一一“兼收并蓄”，尽管号称20万，其实张手中无一兵一卒，所以张钫曾哭笑不得地说“蒋公真是妙人”。

     所以，当时设八路军，蒋介石其实就是采用了这种对付杂牌的办法：只给了下属一级为师的编制，虽然编号上可以为3旅制（因为按照编号，115、120、129师都各还可补充一个345、360、387旅），其实是2旅4团制的“小乙种师”。

     但我们来看看新四军，就有点不同。其下属设置，采取了一种“临时性”的“支队”编制，其特点：一是可大可小，支队大可为师，小可为旅；二是编为4个支队，不合当时一个师2到3个旅的惯例，那么只要稍加改动，就可以再改编为2师4旅的“小乙种军”。所以，这里其实暗留了一些“运作”的潜机。

     留下这种“运作潜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四军的一张“特殊名片”——军长叶挺。众所周知，以叶任军长，是当时国共妥协的一个产物：他为“前中丅共党员”，故可以为“共方”所左右；而他又现为“非党群众”，还曾是蒋之“半嫡系”（叶与叶丅剑英、薛岳等为孙中山“韶关总部”时期的“贴身4营长”之一）将领，蒋又有拉拢他的余地。所以，蒋曾经很想通过拉拢叶挺，使新四军“国军化”。

     二，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级别”的思考

     如此，就要看谁最后得手了。而一旦得手，那么从理论上讲，新四军的扩张就比八路军更游刃有余一些。其实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以“蒋先生”的一贯的“收买”作风，如果叶挺真是死心踏地跟他走，完全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给新四军3师9旅27团的编制（即后来“整编军”地位），这就大大强于八路军3师6旅12团了。

     可能很使蒋遗憾的是，这个“如果”没有实现。叶在新四军，尽管与项英矛盾诸多，与国军将领中旧时袍泽关系又不错，甚至中途还负气开过“小差”，但从未动“再做冯妇”之心，从被捕到获释，都一直是坚定的“共方人员”。

     倒是共丅产党的军队，成功地觅机利用了新四军的这种“发展空间”：在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的支队，全部变为了3旅9团制的“甲种师”，并与八路军类似，开辟了军区、分区、纵队、支队等名目繁多的扩编途径。于是，我们就有兴趣和理由再设想一种“如果”：如果新四军能够按照八路军那种发展思路，在师之下，设相当于军的“军区”（如129师最初设的冀南、太行等军区），充分利用所处的赣、湘、鄂、豫、皖、闽、浙、苏等省的边区、山区（大别山、井岗山等）等的有利基础条件，“再造一个八路军”，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可惜，历史有它自身的演绎逻辑，这种逻辑，将使任何一种异想天开的“如果”变得苍白无力。我们看一看新四军的条件，就知道这种“如果”的“苍白无力”：

     ——首先，与八路军不同的是，新四军所处区域，多为当时中国的富庶之地，因此也是日本人要拼力争夺的地方。条件差一点的地方，国丅民党军又要去占据。这就不像内战时期，只有国丅民党一家是根据地的争夺对象，这使新四军的实际发展的地域空间被大大压缩。

     ——其次，日本人不是国丅民党，他们内部高度一致，没有各类军阀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反过来，日本人倒是一直把“以华制华”作为基本策略，所以新四军想靠内战那种利用此军阀与彼军阀“两不管区”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也变得比较小了。

     ——复次，新四军主干部队，是主力红军离去留下的南方游击队，不仅人员少，而且就起家时期情况看，其人员素质也总体上低于八路军。所以，后来还靠八路军支援了不少骨干，包括最大规模的黄克诚纵队的支援。加之三年类似“山大王”式的生存方式，相互之间信任度不高，内部矛盾也多一些。高敬亭被错杀，虽然原因很复杂，但与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关系是很大的（参阅其结果，是导致了当时共丅产党在南方最好最大的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的让出，无疑是新四军的一大损失。

     ——最后，共丅产党是靠“武装割据”起家的。“武装”，就要武器，共丅产党的军队主要是靠缴获装备自己的，但当时的情况是：国丅民党不给武器，合作时期，又不能去缴其武器；日本人作战能力和意志顽强，难以大量缴获其武器；伪军虽可以缴获，但其装备一般不良。所以，那时的新四军即便想要大力发展，也受到了武器装备的许多限制。

     凡此种种，都使新四军的扩张余地没有“如果”式的想象那样大：与八路军的师一级为“方面军级”（下属若干相当于军的“军区”）相比，新四军的师一级只能算是“军级”；尽管新四军的军区多达8个，但每个军区的下属“分区”（旅级）一般为3、4个，而八路军的军区下属分区，有多达7、8个。我们再以最后的结果看：以八路军为基础，编成了解放战争中期的解丅放军的三半个野战军（西北、华北、中原，东北一部），而新四军只编成了一个半（华东、东北一部），其中去东北那“一半”，还是黄克诚的二师，其前身，又是原来的红二十五军改编成的115师344旅。

     历史的“演绎逻辑”，是一种最复杂的逻辑：它不会像形式逻辑那样，“有其因则必有其果”，而往往是“多因多果”，甚至是“因果不定”。所以，对于历史，我们或许可从中总结一些有用的经验教训，或许这种总结对于未来没有多少用处，但无论如何，历史是难以用一个“如果”去推理出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