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台湾相似，新加坡是一个海岛型的移民社会。移入台湾的闽粤先民是属於对岸的汉族，是由中原移居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得鹤佬（河洛）与客家人，在辗转渡过黑水沟来澎湖和来台湾定居的汉人，这点与新加坡稍有不同。原来称为狮岛的新加坡扼印度洋与太平洋咽喉的要冲，成为原住民马来人以外的南印度人（称为淡米尔族）和中国南方汉人觊觎的对象。加上19世纪初英国在侵并印度、缅甸和中南半岛的南方，亦即马来半岛之後，企图染指这个为马来酋长所发现、所拥有的岛屿。

因之，同是移民社会、同是原住民不敌和降服外来的侵略者，台湾和新加坡都曾经被外国殖民过，台湾早期被西、葡、荷兰、其後的满清与日本殖民（在相当程度也被国民党外来政府统治过），新加坡则被英国殖民140年左右，也曾沦陷於日军统治之下，变成三年半的昭南（昭和南方之）岛。

自1965年独立建国迄今只有37年历史的新加坡，可以说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综观新加坡的历史背景，除了自1965年以的建国史外，事实上还可包括受到英国统治的140年历史。

1819年1月28日，英国探险家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nford Raffles）登陆新加坡，正式揭开新加坡近代史的序幕。19世纪初，新加坡是由柔佛州的苏丹胡先（Sultan Hussien Sayah of Johor）委托他的家臣天猛公阿布杜拉曼（Temenggong Abdur Rahman）所统治【1】。新加坡由於位於印度洋与太平洋之南中国海等两大水域之间，地理位置适中且具战略上的价值，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莱佛士前往辟建根据地。1819年2月6日，莱氏与柔佛苏丹和天猛公签订协约，正式开始从事新加坡的开发计画【2】：(1)制订大规模的移民方案；(2)宣布新加坡为一自由贸易港；(3)从各地不同地方移民过来的种族社群，殖民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依其各自的族群习惯自行管理。

1826年，英国将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合并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华人习惯将此三地统称为「三州府」，1867年4月1日，三州府则改由伦敦殖民部管辖，直属於英国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

随著19世纪中叶轮船的出现，以及1869年苏彝士运河（Suez Canal）的开通，新加坡成为沟通亚洲和欧洲的重要海港。

英国人占领之初，该岛仅有120名左右的马来人和30名的华人。可是在长达140年的英国统治期内（1821-1942和1945-1959），由南中国闽粤地区涌入大批华人，以致1836年华人人口多达13700人，已超过该岛原住民的马来人数目（12500）。此外，由印尼群岛迁入马来人，由印度次大陆和锡兰岛也移入南印度人（淡米尔人）、巴基斯坦人、锡兰人等。在1860年全岛80800人中，华人高达49000人，约占61%。星岛移民的时代高峰分别为1867年与1914年，都是由於开发急需外来的劳工，俾在锡矿和橡胶园工作，当时殖民政府允许华工和印工大量的涌入。

由於英国殖民官员和商人向海外拓殖的目标在夺取土地与扩大市场，而竞相渡洋越海的华人和印度人则在逃避本国的天灾人祸，希望外海外另创天地，其结果造成不同人种和族群在狮岛的意外相会，这也导致扼马六甲星州海峡咽喉的新加坡短期间成为东西文明与南北商贾荟萃的商埠。工商业的迅速发达造成各行各业的蓬勃成长，而且各族也倾向於分工与专业。譬如英国人、欧陆人和福建人控制对外商贸、英国人与印度人专擅公共行政、广东人与客家人专门搞房地产和建筑业、海南人善於食物零售、开设咖啡店等。

华族算是新加坡最大的种族，来自中国各个不同区域，因之又可分为福建人、潮洲人、广东人、海南人、客家人、及大陆其馀各省的移民。同样是马来人也分为马来人、爪哇人、玻雅尼人（Boyanese）。印度人则分为印度淡米尔人、马来亚力人（Malayalee）、旁遮普人和锡兰人。在新加坡官方统计表「其他」栏下的族群，包括欧洲人、欧亚混血儿（又称为高加索人、或称为欧美人）。星州的福建人称他们为「红毛」、「白皮」等。显然新加坡人种繁多、族群互异，依其人口多寡可分类为四种：即华人、马来（巫）人、印度人和高加索白种人。在1836年左右前三种人的数目为华人46%、马来人42%、印度人10%。到了1921年新加坡全岛人口多达418000人，三族的比例为75.3%、12.8%、7.7%。当1931年新加坡人口已达50万人时，英殖民地当局下令禁止移民活动【3】。於是在1940年以後，新加坡几乎已经停止接受外地大规模移民的迁居。

1970年新加坡举行人口调查，华族仍占绝大多数，在全部总人口207.4万人中，华族拥有158万（占76.2%），马来人总人口数31.1万人（占15%），印度人共有14.5万人（占7%）。1990年人口普查为，新加坡居民总数为269万人，各族人口数为华族209万（77.6%），马来族38万（14.1%），印度族19万（7%），其他欧美人士2.9万人（1.7%）（以上参考洪鎌德 1994：15-23）。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总人口多达401万8千人，其中常年居住之人口多达326万3千馀人，各族人口为华族250万9千（76.8%）；马来人45万5千（13.9%）；印度族25万8千人（7.9%），其他4万6千（1.4%）（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 2001：4）。

表1　新加坡种族人口数与比例变化
单位：千人

年份 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其他人种 人口总数 
1824 3.7
（31.0%） 6.4
（60.2%） 0.8
（7.1%） 0.2
（1.7%） 10.7 
1836 13.7
（45.7%） 12.5
（42%） 2.9
（9.6%） 0.8
（2.7%） 30.0 
1871 54.6
（57.6%） 26.1
（27.5%） 10.3
（10.9%） 3.8
（4.0%） 94.8 
1911 219.6
（72.4%） 41.8
（13.8%） 27.8
（9.2%） 14.2
（4.7%） 303.3 
1989 2059.1
（77.8%） 375.4
（14.1%） 185.3
（7.1%） 27.8
（1%） 2647.6 
1994 2269.6
（77.4%） 415.9
（14.2%） 209.4
（7.2%） 35.3
（1.2%） 2930.2 
1995 2311.3
（77.4%） 423.5
（14.2%） 214.9
（7.2%） 36.8
（1.2%） 2986.5 
1996 2352.7
（77.3%） 430.9
（14.1%） 222.1
（7.3%） 38.6
（1.3%） 3044.3 
2000 3085.5
（76.8%） 558.4
（13.9%） 317.3
（7.9%） 56.2
（1.4%） 4017.7 

资料来源：新加坡统计局（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1970,1990,1997,2001）

二、多种语文的传统与英文的特殊地位

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为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那麼这四大源流（streams）的语言是由19世纪二十多种主要的语言（包括方言）族群逐渐合并简化而成。这二十种的语言群【4】，每一种至少是千人乃至万人以上在口口相传。以华语为例，在今日固然以北京语为标准的华语，但早期乃至最近却有中国南方各省的方言，涵盖在内，包括福建话、潮州话、闽南语、广东话、海南话和客家话等。以马来语为例，则涵盖了爪哇话、玻亚尼话、以及淡米尔语的源头之德拉威地安语系（Dravidian language），其主要成分为淡米尔语、马来亚兰（Malaylam）语和特列古（Telegu）语。另外印度语则包括旁遮普语、兴都斯坦语、古扎拉悌语（Gujarati）、辛哈力语（Singhalese）。以上四大语系再加上英语，由此构成洋洋二十多种语言或方言。在所有新加坡语言当中，马来语表面上被尊称为新兴岛国的国语，但其普遍使用上仍敌不过殖民地政府官方的语言—英语。

英语被尊为国王的语言（King's language），其实就是岛国各族主要的沟通工具，也是吸收外来文化、科技、对外营商贸易所不可或缺的主要语言。英语最终在新加坡成为双语教育（bilingualism）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分。所谓的双语就是不管你的出生隶属於那一种族、那一族群，除了通晓你出生的母语（华族通华语、马来族通马来语、印度族通晓淡米尔语）之外，最重要还得学习英语，俾作为各族彼此沟通的工具。

在岛国英语之所以一枝独秀，除了拜受殖民统治者主宰地位之赐外，也是由於早期殖民政府刻意为学习英语者设限的缘故。当时只要能听、能讲、能写、能懂英语的人，在政府或公家机关或商社，总有任职与就业的机会，他们或任低级官吏、书记、秘书、或翻译者。早年以印度人和海峡华人（The Straits Chinese通晓英语，生活方式洋化的「高级」华人）这两批人为代表。

海峡华人数目虽少，却是星岛主要的社群。这批影响力不容小觑的华人最早在英国人殖民星岛之前，便由廖内（Riau）群岛与马六甲移入狮城，他们根基的深厚，强於另一批马来化的华人，也即所谓峇峇（Baba 男人）与娘惹（女性）（Freedman：10）。

在英国的长期殖民统治期间，海峡华人高度英国化（Anglicization），这种高度英国化便是英语在其族群中的推动与扩大英语的学习与使用（参考Png：104）。海峡华人不仅高度英化，还与马来人通婚，而能使用峇峇的马来语（Baba Malay）。这种语言本事遂被殖民母国的官吏看重，在星岛的英国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5】。尽管他们仍然保留部分的中华习俗、语言与文化，但与其後由中国南方各省直接移入的华人无论在生活上、观念上已俨然分离，而自成另一族群。

至於19世纪通过马来半岛南移至星州的印度人，其背景则与华人大异。其一为印度遭受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後，由於次大陆的贫困落後，不少人被迫抛弃乡土并移民外地；其二为1914年之前英国已控制了整个马来半岛，为了管理与开垦，需要大批人工，包括劳动者、低阶管理员与技工，因之在1937年之前移入星岛的印度人绝大部分为橡胶园的劳工。在这种情形下讲淡米尔语，而又通晓英语的南印度人，便扮演橡胶园劳工与英国官吏之间的译员与仲介人的角色。同时印度族中的马来亚力人，也成为英人与马来亚兰人与淡米尔人之间通译（Sandhu：123）。

既然有这一大批的海峡华人与南印度移民可供英国官吏驱遣，英国殖民政府遂在伪装要保护马来文化与马来语文的纯净的藉口下，对马来人学习英语既未加以鼓励，也未推行。於是马来人只好摒弃工商，而以务农、捕鱼、养殖等乡下职业维生。

英殖民政府推动这样不均等英语教育的结果，也造成其他语文教育失衡的发展。由於学习英语的管道有限，其他语文学校反而不愁找不到学生来学习。但学习其他语文，不像英语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能够获得实利。结果受到英语之外的语文教育而长成的年轻一代岛国居民，便会对英国殖民主义产生更大的厌恶、痛恨，他们终究成为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与国家建立的先驱【6】。

三、由自治政府迈向独立建国

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後期，亦即1950年代，新加坡与马来亚尚属一体，为英国海峡殖民地之一。受过英式教育的新加坡年轻一代的领导者（如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等）不断进行反殖民斗争，力求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遂有1959年英国允准星马自治的举措。可是当时英国殖民当局对为数多达76%的华族所设立的学校无意资助，遂造成华族对殖民政权之痛恨；也遂在马共鼓噪渗透下【7】，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时有所闻。中共的建国政使华族的知识阶层更为左倾，而向往一个「强大的祖国」【8】。

1956年议会各党员建议政府采取整合的方式来处理不同种族、不同语文源流的教育问题，包括提供给各族的学校以不同语言编写的共同科目教科书。碍於当时教育经费短绌、政治领导无方，这一建议未能贯彻实行。直到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星岛赢得大选、并掌权之後，才提出五年计画，对教育进行重大的整顿与改革。这五年计画包括：

1.把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四种不同语文源流的教育予以平等对待。

2.以马来语作为此一新兴国家的国语；再把马语配合其他三种语言宣布为官方语言。

3.强调数学、科学、技术的课程，俾为教育现代化铺路。

在官方这种努力之下，学生入学率迅速递增，至1965年新加坡独立前後，全国已设有四种语文源流多达500所中小学校，学生人数多达50万，算是朝普及教育迈进一大步，为了适应急速膨胀的学生群，新加坡政府特别设立教师训练学院，培养各种语文的教师，至1965年已拥有1万7千名中小教员。

1965年新加坡由马来西亚独立出来成为南洋一个新兴的独立国家。星州已取得独立的「国格」（statehood）。但如何把疆域之内的族群建立为「族国」（nationhood）正考验其领导者之才智与魄力。不巧的是在建国之初，星州碰上英军自苏彝士运河以东撤退，也碰上大马与印尼的对抗【9】。在社会上，虽然对共党的颠覆进行压制，但诸种族如何和谐共处、合力营建出一个统一的、有秩序的社会，却使主政者伤透脑筋。在经济上如何使仰赖进口商业的狮城变成一个输出的工业国家，如何敷设基本设施、吸引外资、建设跨国公司设址的条件，在在也使新加坡的朝野忙成一团。

在新加坡多种族社会和多元语言的情况下，两个与语言相关的议题是基本而重要的，而且和新加坡的建国有密切的关联（Kandish and Kwan-Terry, 1994:72）。

第一个议题是沟通整合的问题。新加坡的社会是经由混合与的运用和发展、多语言政策的施行及具备两种语言能力的人的存在，才能使多元种族的新加坡社会保持高度的社会沟通。也就是这种多语言政策，才能保持相当程度的沟通整合。

第二个议题是新加坡政府想要建立人民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它是超越对族群的忠诚和认同的层次，而有利於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对一个多元语言和多种族的新加坡社会来说，要建立起对「新加坡人」的认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从历史的经验和持续性来看，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早已经形成，且符合新加坡政府的目标。即发展一个「实用多元主义的多元语言政策」，同时宣布四种语言为官方语（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淡米尔语），并予以平等的对待。然而要在所有公开场合平等使用四种语言是不可能的，因此，新加坡官方一致同意在改善沟通的环境上，将对政策作持续调整。四种语言中，马来语被选定为国语，这反映了新加坡的政治历史和它所处的地理形势（因为新加坡周围的环境皆为码来文话），且在1965年独立前（1963-1965）新加坡曾是马来西亚联邦中的一部分。所以马来语所扮演的角色是具有形式上象徵的意义。但是马来语的使用以日益降低并为英语所逐渐取，且非马来人而精通马来语的人则更少。这样的状况，早已引起新加坡政府领导阶层的关注，并对马来语的重要性再次提出。这与「马来语在新加坡是少数族群的用语」此项议题被公开的讨论，及有时与邻国的紧张关系有关联性。此外，马来语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区域性语言，而且通晓马来语相信有助於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印尼和汶莱三国的关系。新加坡的语言政策走向实用主义的发展路线由此可明显的得知。

华语（北京话）在新加坡并不是多数华人的母语，它被选为最大族群的代表语，乃是基於历史和政治的考量。在1979年新加坡政府发起的推行「华人讲华语运动」，主要是想取代其他中国的方言，以统一华人族群中的沟通语。同时，藉由华语在中国大陆的流通性，更可以扩张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淡米尔语在新加坡做为代表印度族群的语言，虽然淡米尔语实际尚馀印度族群中的使用上并非相当普遍，但至少大多数的印度族群在重大的正式场合中都使用淡米尔语。淡米尔语曾经被大力推广为新加坡印度族群的沟通语，但成效并不显著。所以淡米尔语在官方语言的地位较不为人所重视。这对非淡米尔语系的印度人而言，是可以忍受。然而淡米尔语在官方与的地位，则使它可与其他两大语言及族群立於平等地位。因之，淡米尔语的地位，宣示了在媒体与教育语言的选择上各语言的平等，同时也确立了各种语言在相关权利上的平等原则（Kandish and Kwan-Terry 1994：73）。

在四种官方语言中，英语是唯一非亚洲语系的语言，所以，在新加坡的族群关系中英语是「中立的」而不带有族群的色彩。并且就使用的人数与地区来说，它的范围是较广的。由於它是殖民时期政府的用语，因之，新加坡的独立後官方的行政用语仍持续使用英语。其次，它在高等教育、国际贸易及现代化工业技术的使用，一直都被视为相当的重要。在这个层面的成就，可被解释为语言政策中实用主义的成果。新加坡政府认为英语被持续而广泛的使用将促使其经济的发展。显见的，英语在两个层次上有其实际的价值，分别在社会层次上它促使整体经济的成长；在个人层次则带动个人社会阶层的流动并提升个人经济的所得（Kuo 1985:30）。

英语被广泛的使用，被认为是超越族群的国家认同逐渐的浮现。然而要从对各族群的认同转变为对新加坡国家的认同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新加坡政府充满信心的认为，只要经济持续的成长且政治稳定，它终将实现。这种对新加坡国家的认同现在已经形成了，它也经由英语的歌曲、诗、现代文学及演说的内容并透过新加坡式的英语笑话及日常用语，将英语逐渐结合其本土的文化（Kandish and Kwan-Terry 1994：74）。

新加坡的现况展现了一个具体的范例，就是他们不排斥一个「国际语言」在国内使用，以达到他们保护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及整合族群沟通的自主性。相反的，它接受英语并视之为对新加坡未来的发展有正面意义；因此，英语与其他族群性语言间的可互通性，并未升高其潜在冲突的问题（蒋家安 1998：30-34）。

六、李光耀有关语言政策的看法

作为新加坡建国的开创人，亦即相当於这个新兴岛国的国父，李光耀执政（主要担任狮城内阁制的总理）长达31年，如果再加上担任阁揆之前的议员与反对党领袖身份，以及1991年退出政治舞台第一线，而以内阁资政(Senior Minister)的名义参与政治活动，则其参政至少40年以上。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李光耀有关新加坡语言的教育政策，发表过多次重要的谈话，其中比较重要的几则值得我们在此引述，俾能够对新加坡备受争议的语言问题，及其解决之道有粗浅的理解。

谈到〈不同种族读同一语言〉的问题，李光耀在1960年3月底对南洋大学（简称南大）的学生发表演讲时，指出新兴国家一开始如能使语言统一、避免分歧，必会促成建国路程顺利稳当。但有些新兴国家却因语言的分歧而造成政治的争执。他指出星马早期的选举中，选票是依语言的划分而分配，「在［马来］联邦大部分说马来语的人投票支持巫统，在新加坡大部分说华语的人，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不过星马语言问题不像锡兰的语言问题所造成的那般矛盾与紧张。他的结论是「一个由大多数人民，包括由说华语的人民选出的新加坡政府，其处理华语和华文教育的方式，与殖民地主义压根儿不相同。在新加坡，华族教育、华言或文化，根本没有被妨碍或压制的危险。没有人有心使南大与马来西亚大学（简称马大）合并，或用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而摧毁南大」（李光耀：370-73）。

1981年新加坡大学（简称新大）与南洋大学顺利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简称国大），一度引起受华文教育者对政府语文政策的疑虑。其实南大虽是民间力量倡建的南洋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高等学府，但在1970年代中期以後，以奉政府之命令逐渐以英语取代华语为教学工具，且已大量接受政府的财政补助，由私立变为公立，最後仍难逃与新加坡大学合并的命运。这点与李光耀所言的「无人存心使南大与马大合并」固然符合，但早期无人会想到南大与新大的「合并」。

在1961年李光耀对新加坡的语言问题曾表示：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指：语言和教育的问题之解决操於父母的自由意志，而非依赖政府的命令。吾人之职责在於指出：走向国家统一之途是鼓励大家学习和使用国家语言（马来语）同时也要靠母语学习的机会平等。很明显地，这一切靠父母来决定其子女如何接受教育与训练。（Lee 1961：1）

在南洋大学尚未关门之前的1970年8月，李氏勉励南大英培养精通两种语言(华语与英语)的毕业生，使「南大发展成一个独特的学术机构，使新加坡的华校生和英校生，以及亚细安【13】〔东南亚国家协约组织〕国家的学生能够在南大栽培下，取得更大的成就」（李光耀：388）。

他在1974年5月指出：「就我国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人民来说，如果只学英文，那是愚不可及的，因这将使他们脱离自己的文化根源」（李光耀:389）。为此政府所提倡的双语教育，必须在使讲方言的华语家庭，放弃方言，而改说华语，才不致让学童同时学习三种语文（方言、华语与英语），负担过重。1987年8月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氏坦承：

讲英语可能比讲华语好，这是因为我早年学的是英语。但是，即是我也绝对不会变成英国人，我的内心没有西方的价值观念体系，有的是东方的精神价值体系。但是我应用西方的观念、西方的语言这是因为我了解这些观念和语言。但是我的头脑里却有著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

我并不是说，掌握了一种语言，你就自然地吸收它的价值观。不，不是的。但大体上会有帮助，没有了那价值观，又怎样呢？我实在担心，我们会失去那股冲劲。

但是，华族的道德观是不同的，人人对社会都应该尽点义务……。孔子说：君君、臣臣……等等。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姊妹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还有你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也是重要的。如果能够从六岁开始就有系统地把这些观念灌输给学校的学生，你就能够培养良好的公民。（李光耀：392-95）

因之，在1979年3月李光耀在致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端的信上，认为新加坡将在十年之後成为一个两种语言并行的社会，而绝大部分新加坡人将通晓两种语言。他说，要使学生同时能够掌握两种语言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让家长决定其子女在第一与第二语言中选择一项专精，另一项则尽力抬高其程度。他说：

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国家，我们至少需要一种共同语言来相互交谈。最终我们将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

在这之前，我们只希望在价值观念和社会态度方面，我们能有更多共同的地方。

我长久以来就猜想，正如你们的调查研究所得的结论：在未来一年或两代里，我们不可能希望每个人都学会听英语讲英语。有大约 20% 的华人，只有办法掌握华语。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还是必须设法使他们学会简单的英文口语，以应付工作上的需要。我赞同你的意见：对於那些进度缓慢的20%马来人和印度人，我们应该设法教会它们讲英语、写英语。（李光耀：397）

李光耀主张利用第二语言，也即每一族的母语，来传授传统的道德观念，他说：

我们是汇合了来自中国、印度以及世界不同地域的移民，我们必须传授给我们年轻的一代以共同的基本社会行为准则、社会价值观以及道德原则。这些准则、价值观以及教条将能塑造完整的未来新加坡人。我们各个人种、文化、语言以及宗教所具有的各种优良特点必须被保存下来。

教授第二语文的价值，主要的是在於传授道德观念和对文化传统的了解。除了那学习能力高的8% 之外，对於其他的学生，认识丰富的词汇和写作语文的技巧，绝不可能是学习第二语言的基本目标。第二语文的传授必须要使学生发生兴趣，并且要同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绝对不能够像教授一种已经死亡的文字----拉丁文一样让学生用功死读来应付考试，考试过後便很快忘记了。（李光耀：398-99）

在1979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光耀畅谈促成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因素，为使百姓通过掌握共同工作语言的英语来提高教育及技术专业的水准。他希望在1990年以前无论谁担任总理的职务，可以不必使用四种语言那样麻烦，而能够达到政府与人民之间直接的关系。他这种希望终究要落空。其继任者吴作栋在其後数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依旧要用三种（美、华、巫）语言来演讲，而无法只用英语或华语而已。另一方面在1990至2000年的10年内华语家庭使用方言者已大幅降低，使用英语者则有明显的增加，这与新加坡英语教育的认真推行有关，也与讲华语运动的成效有关（参考表2）。

七、新加坡双语政策的意涵

在实施了30馀年的双语政策之後，新加坡的政府与民间对建国（nation- building）工程的评价与看法如何呢？站在政府的立场，认为双语政策的落实，达到种族的和谐相处，导致社会的安定与国力（特别是经济、国家安全与外交方面）的增长，使种族的冲突与磨擦几乎减少到少有报导的地步。这种语言政策的延伸，就是对各种文化的尊重，也使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新加坡在度过1973年、1987年、1998年、2001年几次经济衰退之後，迅速恢复经济的活力，使经济成长率在2002年下半年尚能保持在2％以上，算是中国以外的亚洲各国从此波经济不景气中，快速恢复的一个。尽管面对美国要攻打伊拉克的威胁下，东亚经贸略有起色的各国（包括台湾在内）景气恢复的势头又蒙上一层惊惧的阴霾。

双语政策推动的成功，使悠游於马来（广义的马来文化区域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汶莱、菲律宾南部、泰国南部）大海的小虾之新加坡，不因为亲近西方的英美而得罪信仰伊斯兰宗教，讲广义的马来语（包括印尼与在内）为数两亿以上的邻国列强，反而在国际上，外交上发挥「小而美」、「小而强」的作用，成为东协一颗耀眼的巨星。在对抗寰球恐怖主义方面，新加坡对美英的支持，尚不致酿成马来世界温和的穆斯林之反感。尽管极端的基本教义派份子及恐怖组织，有意在新加坡发动破坏美国大使馆和美军军用设施（航舰港口）之图谋。

双语教育推行中近年间极力鼓吹华语华文之重要性，不管是早年政府「讲华语运动」，还是近年来民间的推动认识与理解中华文化之兴起，都与中国大陆经济的大力发展与兴盛息息相关。是故能够操简单的华语（北京话，普通话）之20万名新加坡人，如今在中国大陆定居，或是往返狮城与中国沿海诸大城之间，从事商贸活动，这也是令邻近马来人和印尼人为之侧目的原因。

另一方面做为全球化城市的新加坡，其绝大部分商界、政界与学术界菁英，都以留学英、美、加、澳、纽、为荣，政界领导人曾任总理职务长达31年的李光耀，於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後，其首任内阁的「四大天王」，都曾是大英联邦国家的留学生，包括他本人留学剑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吴庆瑞在伦敦政经学院攻读经济学，第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拉惹勒南也在英国学教育，副总理杜进才在伦敦大学获心里学博士学位。1980後期以来，新加坡内阁大部分成员，则为出身於外国高等学府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s）。

有人把1989年李光耀内阁与台湾李登辉任总统时的政府各部会首长所组成的内阁作一个比较，发现获有国外博士学位的人占多数，是故赢取了「博士内阁」之美誉。这可以说是新加坡同台湾相似，用人唯才。博士学位并非人才选拔的唯一标准，但与过去中华文化学以致用，学优则仕的传统有相当的关联。

不只政界如此，就是学术界的龙头，像毕业於剑桥大学的林彬教授出长新加坡国立大学多年，而同样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詹道存也是留英博士，这也包括前驻美大使许通美教授等等，都表示学界也由留英、留美的菁英所主控。这种情形说明出身英语家庭者留学英语国家的方便，也造成不少杰出新加坡人滞外不归的原因。造成近年间新加坡政府与民间议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为何有这麼多优秀的新加坡人宁愿居留外国，而不愿返乡就业与定居？其中的理由为建国之初，大约是1960年与1970年代新加坡少有良好的发展机会，无法让他们发挥学成後的长才。1980年与1990年以後，不少滞外的新加坡人才则是对人民行动党的操控严紧，自由与民主的宽容不够，社会竞争激烈，岛屿心态的狭小等等，使他们无意把国外的新科技，也就是创造性科技企业（technopreunership）带回本国。这点同台湾以及香港或目前中国大陆流行的趋势相左。换言之，双语教育的落实，其实是英语的特别受到器重，并没有使新一代新加坡在美、英、加、澳、纽受到良好教育训练，而有一技之长的专业者，想要学成回国，报效曾经是其出生与孕育的新加坡家乡。这会不会是新加坡的祖先都是失根的浮萍，而这类出国不归的流浪豪情与过客心态至今还留在其子孙的血脉中？

虽然新加坡政府全力在吸引外国优秀人才到星岛工作，而便利他们永久居民身份，甚至公民权之申请，但这些人才的数量都相当有限。相对地，人才外流一直是东亚诸国当政者头痛的问题。有人认为人才外流还不严重，严重的是「对新加坡国内与国外的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品质〕进行更仔细的研究後，我们不得不对新加坡顶端〔尖〕人才数量之少与单薄感到担心」（叶传升2001：4）。亦即同是亚洲赴美留学的学生人数与攻读硕士人数的比率，新加坡还不如台湾、中国大陆，其结果造成推动尖端工业研究与发展人才的短缺。在家乡创业致富的念头，不若台湾人，也不若中国人，甚至还输给香港人、韩国人，这表示政府双语教育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不算成功，对乡土与国家的认同也不够明确，不够深切，难怪2002年8月中旬吴作栋总理的国事感言中，谴责不少年轻的新加坡人无意在国内定居生根，做一个「留住者」（stayer）；反之，却一心一意要逃离星洲移居外国，做一名「逃兵」（quitter）。

作为一个「受冷气制约」（air-conditioned）的国家之新加坡国民，其生活程度比起周遭邻国是相当高，这当然是拜政治稳定、领导坚强、法治严明、经济繁荣之赐，这种人民的生活舒服（comfort）与政府控制（control）稍紧的特殊情况（George 2000），是不是也受到多元语言、多元文化、多元宗教所呈现的活力、弹性（dynamic）的影响所致，是一向值得探讨的问题【14】。

八、新加坡语言政策可供台湾参考借镜之处

就幅圆大小而言，台湾为新加坡的60倍，但在人口方面则为其7倍，这大概是由於台湾岛屿山脉纵走，平地较少，不如新加坡到处是滨海平地、沼泽与海埔填土的新生地，可以在养活目前总人口的两倍以上毫无问题。这是就地理方面所显示两者的不同。就历史上而言，新加坡成为中华、印度与马来三大文化系统的辐辏、汇聚的核心，因之，境内不只有人数占四分之三的华人，还有将近14％的马来人和8％的印度人。因之，在新加坡可以说是不同种族，不同肤色和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语文的人民之聚居地。这点与台湾绝大多数是汉人（尽管又可以区分为河洛语、客家和二次世界大战後从中国大陆移入的「外省人」，加上少数民族的原住民），可以使用华文，并藉华语来沟通，也大为不同。

新加坡语言政策把华语、马来与和淡米尔与提升到同样为官方语言地步，使少数民族的马来人与印度人深觉受到尊重，对多数族群的华人不生疑忌或怨怼，这是新加坡政府族群、文化、教育与语言政策公开、公平而有实效推行之结果。这三大族群之间的沟通主要藉英语，偶尔也使用马来语，而华语的实用价值则在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浮现。这是何以新加坡语言政策成功的地方，也是可供台湾借镜的所在。换言之，台湾目前倡导母语、方言教育（包括鹤佬话、客家话与原住民各种语言），以辅助普通话（北京话）之不足，除了有发挥台湾乡土精神之外，也是使台湾草根性的乡土认同，族群认同更进一步发挥。不过，此举对不同族群的凝聚会产生何种冲击，是否促成新台湾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还有待吾人客观地观察与公平地评价。

新加坡双语教育突显英语的重要，这是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社会企图与西方科技、知识的发展直接接轨的努力之一斑。台湾在这方面还差了一大截，近年间从政府至民间有识之士的大力呼吁，使英语教育提早在小学阶段实施，是一项明智的举措。此举却因为通晓英语的小学教员人数之有限，教育经费之短绌，至今尚停留在坐而言，而非起而行之阶段。如何促成小学贯彻初步英语之学习，中学则加深英语文之掌握，而大专方面能够让学生运用英语与外人沟通，应该是吾人进一步努力之目标。

有人指出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推行并非如想像的成功，反而造成中辍生不精通母语，连带英语理解有限，表达不佳，可以说是个人与社会蒙受严重的损失。对这种负面与悲观的说词，我们也不容忽视。是故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所遭逢的挫折与困难，以及克服和改善之道，也是台湾人应加以认识和反思之所在。天下难有完美的制度，橘逾淮则成枳，我们如何在学习新加坡的长处之外，避免重蹈其覆辙，应是此番研讨会召开的意义之所在。

九、结论与析评

如前所述，新加坡使用了多元语言的模型。对於这个模型实施了四、五十年之後，加以检讨其得失，就会发现问题的复杂。就其总体而言，无论是双语教育，还是讲华语运动，多元语言教育在促成新加坡为一个新兴国家的意识抬升方面，大体上而言还算成功。这是由於新加坡乃为一个人口集中、政府强势而有效率的岛国，新加坡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不管是语言政策、是种族政策、是教育政策，很少受到弱势的反对党之挑剔、反弹，更不会受到少数民族之疑惧、不悦。因之，语言与教育政策一旦制定，便要求彻底落实。

可是在成功的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多元语言的模式之缺陷。

首先，这一模型系建立在四种官方语言完全平等的道义基础之上。但鉴於英语一枝独秀，而马来语只保留了名义上（宪法上规定）国语的地位，加上淡米尔语的用途又因为印度族人口比例的微小，未见扩大，反而递减【15】，结果显示四种语言在实质上的不平等。

其次，除了英语之外，其他三种语言 ---- 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 --- 的并存，指明三个语言及群体的同时并存。语言的分别与隔离，反而造成种族和文化的分开。提倡多元语言政策，无意间也强调新加坡四个族群的存在与差异，而难以消弭种族或族群的壁垒分明，对於四个族群彼此的通婚、融合帮助不大。

第三，事实上在新加坡只识英语而不懂华语的统治精英，亦即接受英文教育的华人领袖，在自治与建国的这五十多年间，曾经有过重大的贡献，他们当中如吴庆瑞、杜进才、陈庆炎等虽不懂华语，但至少尚通南中国的某一方言，而能够与百姓沟通。，李光耀、李显龙父子和吴作栋则认真学习华语，与华校出身的王鼎昌（已逝世）、杨荣文都能够使用华语演讲。但基本上，新加的精英仍以只懂英语者位居要职，英语教育与华语教育的界线仍极分明。虽政府努力倡导第二语文的华语，但一般英语家庭出身的华侨学童仍视华文的学习为畏途。况且要找到适当易学的第二语言之华语教本，在新加坡是困难重重。

第四，新加坡多元语文教育的实施目的，在企图利用英语吸收西洋的科技与企管知识。利用第二语文的母语灌输下一代东方的文化价值与道德观念。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组合。但要付诸落实，却非急功近利的星岛朝野短期间能办得到。因之，尽管为政者耳提面命，大声疾呼，但老百姓对语言的掌握却极其缓慢。更何况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东方的传统文化与道德价值观能否只靠语言学习获得保留却是值得商榷思考的课题。

第五，鉴於中国的大力改革开放和经济情势的昂扬，华语前途的看好是必然的，这会促使其学习又多了一项强而有力的理由。但过度地哄抬中国语言的重要，与过度地宣扬中国政经改革可能的成就，是否会使这只「马来大海中的小虾」之新加坡，刺激其邻国的马来大鱼，而遭到某种程度的抵制、威胁或吞并之危险，也值得警惕反思。

由此可知，多元语言的新加坡种族、语言、文化的歧异仍有待朝野的合力消弭排除。要构成一个单一同质的新加坡自主的意识与文化仍旧是一个遥远而不可企的梦想。




参考文献

Afendras E. A. (ed.) 1980. Patterns of Bilingualism,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fendras, E. A. and Eddie C. Y. Kuo (eds.) 1980.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Bell, Wendell and Walter Freeman (eds.) 1981. "Chinese Education and Identity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II(1).

Braga-Blake, Myrna. 1992. "Eurasians in Singapore: An Overview", in Singapore Eurasians: Memories and Hopes, M. Braga-Blake (ed.), Singapore: Times Edition for the Eurasians Association.

Brown, David. 1989. "The State of Ethnicity and the Ethnicity of the State: Ethnic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2(1).

Buchanan, Iain. 1972. Singapore in Southeast Asia: 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ppraisal, London: G. Bell & Sons, Ltd.

Chang Heng Chee. 1971. Singapore: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1965-1967,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ng Heng Chee. 1976. The Dynamics of One Party Dominance: The PAP at the Grass-Roots,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Chang Heng Chee. 1978.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Singapore", in Chen, Peter S. J. and Hans-Dieter Evers (eds.), Studies in ASEAN Sociology, Singapore：Chopmen Enterprises.

Chang Heng Chee. 1984.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a Multi-Ethnic Society: A Singapore Strategy", Ilmu Masyarakat (Jan-Mar).

Chen S. J. Peter and Hans-Dieter Evers (eds.) 1978. Studies in ASEAN Sociology: Urban Society and Social Change, Singapore: Chopmen Enterprises.

Chew Sock Foon. 1987. Ethnicity and Nationality in Singapore, Athens, Ohio: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1970, 1990, 1997, 2001. The Census of Population, Singapore：Government of Singapore, 最近出版为 The Census of Population 2000, May 2001.

Djamour, Judith. 1959. Malay Kinship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 London: Athlone Press.

Freedman, Maurice. 1962. "Chinese Kinship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3.

Gamer, Robert. 1972. Polit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eorge, Cherian. 2000. Singapore: The Air-Conditioned Nation, Singapore：Landmark Books.

Gopinathan, S.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