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肉批发:陈侗：法国“新小说”及其周边关系

法国“新小说”及其周边关系
　　
　　陈侗：1962年生于湖南省宁乡县，1983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三年后调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任教，教学之余从事当代文学和艺术的出版、研究，策划出版有“实验艺术丛书”、“午夜文丛”等。自2002年起参加过多个国内外的当代艺术展览，并写作有多篇关于法国新小说和广东当代艺术的文章。个人著作和作品集有：《速写问题》（2001）、《自己的世界——法国的生活与艺术》（2002），《马奈的铁路》（2004）、《一顿乱画——陈侗自选作品集》（2006）。
　　
　　演讲时间：1998年9月19日
　　
　　
　　今天讲座的题目是“法国‘新小说’及其周边关系”。
　　我们先来谈一篇文章，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被历史控制的文学》，副标题是“午夜出版社里的新小说与阿尔及利亚战争”, 作者是安娜?西莫南（Anne Simonin）。我们就从这里来谈一家先锋出版社的文学出版策略。
　　事实上，“新小说”这个名称被提出来之前，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第二本小说已在午夜出版社出版了，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文学批评家和作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还有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都对罗伯-格里耶极为赞赏。巴塔耶还推荐罗伯-格里耶获得了“批评家奖”。在罗伯-格里耶之前，这个奖的获得者是萨冈（Francoise Sagan)。大家应该知道萨冈的名字，她的小说《你好，忧愁》早就出版了中文版。在罗伯-格里耶的这本《窥视者》出版並获奖不久，另一位批评家埃米尔?昂里奥(Emile Henriot)写了一篇文章，说这本小说不可理解、令人厌烦，认为它不属于文学范畴，而是代表着伤风败俗，反对把它评为“批评奖”。罗伯-格里耶相信昂里奥对他並没有什么恶意，只有一个原因促使他反对他：这个昂里奥学问太深了，读巴尔扎克的东西太多了，对古典文学研究得太多，知道得太多；但是反过来，对现代的东西却一概不知。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会碰到类似的情况。如果有一个人强烈地反对你，首先就应当考察一下这个人的知识背景，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给他撑腰，比如说他觉得自己很有修养，文化底蕴很深，所以他会用各种既定的东西来说你。但是，你可以问他：你对现当代的东西了解吗？他说我不了解，说那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这就不用说了。对吧？罗伯-格里耶说昂里奥因为不太了解现在的问题，所以他在看别人作品的时候，也想象自己是在读巴尔扎克的作品。
　　由于“新小说”这个名称在字面意义上並不是贬义的，所以作者们很快利用了这个词。为什么他们要很快利用这个词？因为有一些作家不太愿意属于这个流派，比方说米歇尔?布托（Michel Butor），他就很不愿被人叫做“新小说”。在50年代，无论是午夜出版社还是午夜出版社的作家，都觉得应该拧成一股绳来做一些事情，于是他们就很快地利用了“新小说”这个词，罗伯-格里耶还用它来做报告，写论文。甚至有一个时期，午夜出版社的社长热罗姆?兰东（Jérome Lindon）还计划和几个人一块编一本《新小说词典》，追溯一下新小说的源头，包括写《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以及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按照罗伯-格里耶的意思，他们都可以算作新小说，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已经存在所谓“客观”的前提了。当然真正的新小说应该是从午夜出版社出版了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莫洛伊》开始。贝克特是爱尔兰人，还是荒诞派剧作家，但在新小说成员内部，他们认为他是新小说作家。在1957年新小说这个名称被提出来之前，午夜出版社其实只出版过不多的几部作品，其中贝克特四部，罗伯-格里耶两部，潘热两部，萨洛特一部。从1957年开始，布托和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也开始在午夜出版社发表作品，而且作品的销售情况要比罗伯-格里耶他们好得多，例如布托的《变》（1957）在当时一共销售了9万册，而罗伯-格里耶和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的作品只分别卖出了1000册，于是，布托有些不愿意被放在新小说这个流派里，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市场比其他人好。
　　除了像昂里奥的文章所起到的反作用，还有什么原因促成了新小说的诞生呢？当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时，要对20世纪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用罗伯-格里耶的话来说，巴尔扎克的时代是一个稳定的时代，他的小说表现了一种稳定性，但是20世纪不同，它是不稳定的，是浮动的，有很多含义难以琢磨，因此，要描写这样一个现实，就不能再用巴尔扎克的方式。对于这样一种看待19世纪和20世纪的观点，我们可以接受。但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区别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是科学的发展，是工业革命，还是各种因素造成？思考这些问题，当然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更重一点。罗伯-格里耶代表这个世纪最敏感的一种人，他之所以成为新小说的代表，取决于很多偶然因素。当代有很多作家认为自己是受道义上的责任和随之而来的灵感驱使去写作。罗伯-格里耶不是这样，他认为他是被一种世界观驱使去写作，同时用一种策略来从事写作。而且，由于这种策略並不将自身打扮成真理的发现者和维护者，所以有更多发展的机会，可以不断调整。哪怕是在社会思想有更多的回归意识的时候，作家本人依然能够作为探索者和整体价值系统的怀疑者而独树一帜。另外，思想界也很需要从文学创作中找到一种思想的佐证，所以，思想家和批评家对新小说的支持，使作家的影响成为了国际性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批评家都支持新小说。比方说萨特（Jean-Paul Sartre），他就不支持罗伯-格里耶，而且他不支持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以支持布托来反对罗伯-格里耶，因为布托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新小说。萨特的文学观念是强调文学的“介入”，而且他本人也比任何新小说作家都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例如1968年的五月革命。据我所知，午夜出版社的作家们缺席了这场革命，但他们却参加了较早前的另一场革命，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本书所提到的阿尔及利亚战争。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谈午夜出版社。在法国的出版界，午夜出版社的名声很大，但它的体量却非常小，地方不大，人也少，出书不多，而且读者面也相当窄。它创建于1914年，创始人是维尔高尔（Vercors）。二战时，午夜出版社是法国游击队的基地，创建午夜出版社是为了反抗法西斯，因此在当时午夜出版社属于地下出版社。1914年维尔高尔在午夜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抵抗小说《大海的沉默》。1948年，维尔高尔把出版社交给了兰东。当时兰东是30来岁，到现在——1998年——刚好50个年头，也就是说，兰东在午夜当了半个世纪的社长。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兰东跟我讲，他有3000多个工作日都是在写信。跟中国的出版社一样，兰东也是两条腿走路，但这两条腿不是什么一条赚钱一条搞品牌，而是一方面出版摆脱了一切框框只显示自身的文学，即新小说；另一方面，是按照萨特所确定的标志，即所谓介入的文学，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作种种表现。午夜出版社是怎么介入的呢？当时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抓了很多民族阵线的人，共产党员，学者什么的，有的还施以酷刑。兰东对这些事表示出非常愤怒，于是就以出版来介入。从1957年开始，午夜出版社的出版物呈现两条线索：一方面是新小说，一方面是阿尔及利亚。在罗伯-格里耶统计的40部有关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手稿中，大约有一半是小说，因此也就属于“介入文学”，但兰东基本上都拒绝了，他只出版了一本叫做《逃兵》的小说和亨利?阿莱格（Henri Alleg）的《问题》，后一本书给午夜出版社带来了巨大的转机。
　　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先看看《问题》是一部什么书。作者亨利?阿莱格是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员，《共和主义的阿尔及利亚》的前主编，他曾被关押在洛迪集中营，受到过酷刑折磨。在被关押期间，阿莱格秘密地写了一篇关于他受到“酷刑、非法监禁和死亡威胁”的申诉。发表在1957年7月30日的《人道报》，随即这一期报纸被查封。阿莱格的夫人将手稿交到了午夜出版社（这是在很多出版社拒绝了它之后），于是兰东“赶紧”把它出版了，并花了很大的本钱作宣传，例如书的巨大的黑色封面出现在巴黎街头的广告牌上，上面还印着萨特说的一句话：亨利?阿莱格为了获得做人的权利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也许是广告引起了太大的关注，当局紧张了，一个月后查封了《问题》，而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兰东所要的效果，因为“多亏了这次查封，午夜出版社把一个单独的案例变成了一个国民的案件”，它的新小说也因此更被人关注了。
　　当然，如果我们认为兰东只是为了新小说的影响更大才出版像《问题》这样的“介入”作品，那么就不能解释当有人要他用证据证明阿莱格不是在说谎时他的坚决的态度。他说：证据，我当然没有，但是我相信事实，一部作品的真实性可以说是看得出来的。这种说法在法律上当然是无效的，然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能说出这种话来的人是相当诚实的。
　　从1957年午夜出版社出版第一本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为贾米拉?布希里德辩护》到1958年出版《问题》，再到1960年兰东和马斯科罗（Dionys Mascolo）等人发起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力不服从的《121人声明》，午夜出版社在文学与政治的相互交错中获得了一种先锋派的地位，这个地位使它得到了来自批评家、作者和读者的最大范围的支持。作家让?里卡尔杜（Jean Ricardou）说：“如果说在几年以前，我把我的第一部手稿送到一个小说出版社去，当然是因为它十年来出版了我认为今天数得上的作家们的小说……但也是因为这个出版社出版了争取人类解放的证据——亨利?阿莱格的《问题》。”
　　《问题》出版不久就被查封了。《121人声明》发表之后，兰东还受到过炸弹的恐嚇。这些经历都成为了兰东光荣的资本，它们对兰东（或者说午夜出版社）的作用就是令他的意志更坚定，因为他同样也无须证明就能断定贝克特、罗伯-格里耶等人就是未来的伟大的作家。
　　现在我们回头理一理午夜出版社的策略线索。最初是因抵抗运动而产生了一个小出版社，兰东在那时只是一个职员。后来创办人维尔高尔把出版社交给了兰东（或者说兰东是以股份的形式拥有了出版社的管理权）。在50年代初期，罗伯-格里耶、贝克特等在其它地方遭到退稿的作品一齐来到了午夜出版社，並初步形成了新小说这一先锋文学团体。随后，兰东的正义感促成午夜出版社冒险出版了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一批作品，从而使纯文学与介入文学在午夜出版社並存。也就是这个时候，法国的思想界与批评界同时关注了发生在午夜出版社的一切。这导致了50—70年代法国的文学和思想主流。
　　与以上趋势形成对照的是事情並不是简单的一刀切。比方说，罗伯-格里耶作为午夜出版社的文学部主任，并不受到他的几个同事——例如布托、杜拉斯、西蒙——的重视，他们或许认为罗伯-格里耶用一种有说服力的理论掠夺了他们的荣誉，然而罗伯-格里耶始终还是对他们的一些作品表示兴趣，並为他们得到的荣誉感到高兴（但我们的确也看得出来，当罗伯-格里耶从正面表态的时候，他显然已经将自己放在了更高的位置）。罗伯-格里耶与萨特或巴特之间也存在观点上的重大分岐，他们之前互相批评但又互相赞赏，使这一段文学史变得扑朔迷离。所以，如果我们单纯从已发表的文学史以及相关作品和论著中，是看不到这样一种复杂性的。只有通过对整个午夜出版社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到连接这些复杂关系的一条线索。安娜?西莫南（Anne Simonin）的《被历史控制的文学》只是她整个研究工作的缩影，她还有一本很厚的著作，是专门研究午夜出版社的。当她把各种材料排列出来后，午夜出版社在20世纪文学中的特殊地位与意义就相当清楚了。
　　如果说50—60年代是午夜出版社奠定历史地位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时期主要是因为有了第一代新小说作家和午夜出版社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种种表现。70年代，新小说在国外的影响力逐渐增大，但在法国国内，则呈减弱的趋势，虽然作家们依然在不断地推出新的作品，批评界的注目却不如以前，所以西莫南的那本厚书也只写到了1957年。直到1984年，午夜出版社才迎来它的新的生命。首先是一批年轻的作家，如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让-菲利普?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等，纷纷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了午夜出版社，在文学界形成了一种新新小说的势力；其次是随后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杜拉斯的《情人》获龚古尔奖，使午夜出版社在财政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其实法国国内对于西蒙获奖是颇多议论的，人们过去谈论新小说，但並不怎么读新小说，而西蒙的小说虽然不像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有一个理论上的障碍，但也无疑属于难懂的一类，一般读者是无法接近的。杜拉斯的情况就不一样。一方面是她並不承认自己属于新小说派（尽管她在午夜出版社出版了大量作品），另一方面，她在政治上也比其他新小说作家激进得多，故在一般读者和左派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当然，我们还应当看到，《情人》作为自传体小说，在文体上是成功的，同时也是带着煽情意味的，不然让-雅克?阿诺（Jean-Jacques Annaud）后来怎么会把它拍成电影呢？我之所以建议大家不要把午夜出版社想象成铁板一块，只出版与市场对抗的先锋派作品，就是因为我们要看到它毕竟是要靠销售图书来维持它的事业。当然“销售”是多方面的，把书卖给读者是一种销售（这中间只有5％的利润），把书的版权卖给外国或电影制片公司也是一种销售。我们有些比较了解法国出版状况的人把午夜出版社说成是靠版权生存的出版社，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准确的，因为就20世纪而言，法国文学的国际影响主要是由午夜出版社的作品造成的。一个作家的作品卖出15个语种以上的版权是常有的事，尽管这些书在外国出版后也未必卖得很好，但总是不断地有人要买这些作品的版权。
　　1985年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午夜出版社所出版的年轻一代作家的作品一下子卖得好起来了，至少是比第一代新小说家们的作品卖得好，这让罗伯-格里耶感到忧虑。虽然罗伯-格里耶80年代已不再担任午夜出版社的文学部主任，但他仍然很关注出版社的发展方向。他一方面看到了年轻作家的活力，同时也感到他们对于成功比上一代人更急迫。根据我和罗伯-格里耶的几次交谈，我发现，他多半肯定的是年轻作者早前的几部作品。例如让?艾什诺兹是处女作《格林威治子午线》，图森是第三部《照相机》。罗伯-格里耶选作品的原则并不是以他自己的作品为标准，但更不以书评家或读者的口味为依据。艾什诺兹1999年以《我走了》获龚古尔奖，罗伯-格里耶却认为这部作品马马虎虎；图森以处女作《浴室》走红，罗伯-格里耶却选了《照相机》。我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想告诉大家在看待新小说的发展时应该多方面参照，不应有太多的一致性。而作为出版者，特定的趣味可能决定了一部作品的生死，因此对市场的理解不能完全凭经验。在50多年的出版生涯中，兰东几乎出版了与他长期合作的作者交来的每一部作品。也就是，年轻的作者只要第一本书是在午夜出版社出版的，以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会交给午夜出版社。兰东自己看每一部寄来的书稿，但他不是文学编辑，他只是用手拍拍就知道一部书稿好不好。
　　除了小说、戏剧，午夜出版社还出版哲学、历史、政治、社会学以及艺术史方面的著作，作者也都是法国的一流学者，像德勒兹（Gilles Deleuze）、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人。在法国乃至全球思想界影响相当深远，所以他们的书卖到海外的情况也非常好。以这样一个作者群为依托，午夜出版社还出版了《批评》杂志。另一本杂志叫做《巴勒斯坦研究》，兰东出版它的动机可能与介入阿尔及利亚战争差不多，代表了欧洲大部分左派知识分子的立场。其实兰东本人是带点犹太血统的，而他支持巴勒斯坦则根源于他骨子里的“背叛”意识。在《〈巴勒斯坦人〉序》中，兰东写道：“我们注定是征服者”，以色列人如是说。征服者，20多年来他们是这样。这种形势带来诸多好处，但至少有一个束缚：它使人不能同时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尽管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们建立了以色列国家，但这个国家，不知不觉间，从那时起就改变了阵营。它从奴隶的阵营过渡到了遗产继承人阵营，即我们的阵营：一个价值即有举止方面也在生活水准方面体现出来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奢华表现在对现代艺术的追求，在言论自由上，也表现在使用电冰箱和飞机上。”
　　关于“背叛”，在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1985年的文章中，兰东作了这样的解释：“我的职业几乎不是营造过去，而是寻找未来的大作家。”那么这是不是背叛了午夜出版社呢？“是的，必须背叛那些惯例……要知道，以我的名义出版的唯一一本书是《约拿之书》的译本。这是一部关于背叛的作品。约拿被派去救尼尼微城，但他却去了别处。而他去别处的同时却正好救了尼尼微城。”
　　
　　（注：本文原作者根据讲座内容重新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