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牛肉干做法:瓦埠湖畔的峥嵘岁月

        瓦埠湖畔的峥嵘岁月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它持续了四年之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运动从一开始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发展到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到运动后期又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的“党内走资派”，致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64年11月1日至65年6月1日，我们安徽大学数千名师生开赴寿县瓦埠湖畔，参加了为期半年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当时的总领队是省委书记李葆华。我们和省农业厅的干部混编在一起。我们所在的片共8人，农业厅的干部和大学师生各占一半。片长汪涉云，后来当上安徽省分管农业的副省长。

     刚到农村，我们这些大学生都很兴奋，走路哼着歌儿，见谁都笑脸相迎，并热情地和老乡打招呼。谁知这样做是犯了大忌。第一次工作组大组会议，组长（记不清姓名了）就声色俱厉地说：“我们这次到农村来，是搞阶级斗争的，你们还有闲情逸致唱歌？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还笑得出来？！”

     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喜形于色了，都扮出一副认真严肃的表情，见到老乡，更不敢轻易打招呼，因为，如果你和四不清干部或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打了招呼，那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那时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开会、查账、搞大批判，经常要熬到深夜才能睡觉。实在撑不住，只好抽烟。我那时的烟瘾特别大，每天都要抽一到两包。再就是喝浓茶，喝得太兴奋，整夜睡不着，白天便哈欠连天，差不多每个队员都挂着两个黑眼圈。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被揪出来的所谓“四不清”干部，也就是有点多吃多占，有些计算完全是凭空想象。其实，许多都还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可是，一旦被定性为“四不清”干部，那就是敌我矛盾，就要挨批斗，要退赔，要列为被专政对象。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所谓路线斗争，也不知坑害了多少干部！

     除了清查四不清干部，对于广大社员，则是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育他们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因此，除了集体生产，不准搞自留地，不准种瓜果、种蔬菜，不准养猪、养鸡、养鸭，不准搞任何家庭副业，要坚决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举动，在当时可是非常严肃的政策规定！

     按照要求，我们工作队员都要和社员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同吃，实际上是吃派饭，即一周轮换在社员家搭伙。当时的寿县农村非常贫困，一天三顿都是山芋粥，而且稀得浪打浪。菜是霸王草根和辣椒叶，偶尔会有点咸菜或腌萝卜。后来实在是因为太清苦，上面才允许我们单独开伙，但严格规定不准吃荤（鸡蛋也算荤）。因为不能特殊化，我们差不多只能吃点白米饭就咸菜，炒点青菜豆腐就算是很大的改善了。

     同住其实并未实行。据说是出于安全考虑。我和片长汪涉云挤住在一间小磨坊里，顶多也就六七个平米，仅仅能放一张大床，旁边安置一个小锅台。片长工作忙，所以烧饭做菜基本上成了我的专职。为此，他很感激我。再加上一天到晚在一起，无话不谈，因此，我俩成了好朋友。回到合肥后，我们曾几次聚会，他还特地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但自从他当上副省长以后，我就再也没和他联系过。

     同劳动是必修课。无论工作多忙，也无论晚上睡得多晚，只要社员出工，就得和他们一起劳动。上级规定，单纯参加劳动还不行，还必须利用劳动间隙，访贫问苦，摸清阶级队伍。幸亏那时年轻，有的是力气。如果是现在，一天下来，准会把我累趴在田间地头。

     由于贫穷，当地的卫生习惯极差，几乎一年到头不洗澡。特别是逢到下雪天，当我和片长准备烧水洗澡时，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便当成新闻，围在我们住房门口看热闹。害得我们一人在里面洗，另一人不得不坐在门口站岗放哨。

     那时流行的口号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其实，对于贫穷落后的农村，那时最最需要的是团结奋斗，努力发展生产。只有丰衣足食，农民才有好日子过。靠整人、靠斗争，只能生长仇恨，破坏生产，加重贫困，对促进社会进步没有一点好处！而紧接着的文化大革命，则更加变本加厉，成为一场空前的浩劫。

     所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上来，这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转折，她的历史意义和伟大功绩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灿烂辉煌！

       我的老师徐传礼（前排右二）、同学桑冠一（前排左二）、牛维芹（后排右一）。后排右二为汪涉云副省长。前排右一为本人。其余为农业厅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