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幻手游非珍品转金币:王进喜，陈同海，陈国君

乔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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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心跳的王进喜 　　暑期之前考虑去哪里度假，想到很多地方，最后敲定了黑龙江。决定去黑龙江有很多原因。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上》曾经给中国人带来无尽的哀怨和凄凉，在黑土地上英勇顽强地抗击日军的杨靖宇和赵尚志的事迹一直激励着立志雪耻的后人，王刚播讲的《夜幕下的哈尔滨》给那个由移民建起的城市蒙上了神秘的面纱，郑绪岚歌声中的“太阳岛”更是令人神往。
不过，黑龙江我最想去的地方是那个曾经在地图上也不标注的大庆。文革的时候，我已经故去的父亲曾经去过那里取经，回来后在饭桌上激动万分地给我们几个孩子讲“铁人精神”，看他的眼神，我们觉得他希望我们长大后就算成不了铁人那样的人，也得有铁人的毅力、勇气和干劲。后来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电影《创业》，常常会不知不觉地唱起里面的两支歌。
从齐齐哈尔到大庆不远，路况不好，路两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豆田垅。两个小时之后，路突然变宽了，路边抽油的磕头机。迷迷糊糊的我突然来了精神，并急切地叫醒在车里打盹的其他人。“大庆到了！”我说。他们有点诧异地看着我，好像在说，不就是一个地方，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当我开始唱歌的时候，他们就更加震惊了。我自己也纳闷五音不全的我居然唱出了声（不知道歌词记得准不准）：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自立更生拿下大油田，降龙伏虎显身手；昨日当马牛，今日抬起头；在高高井架上，放眼五大洲；让那红太阳照亮全球，快给革命烈火来加油！”
车还在走，路变得更宽了，看得出大庆欣欣向荣的景象。司机不断停车问铁人纪念馆在什么地方，有的人不知道，知道的人说往前开就能看到。
我还是很激动，又唱起《创业》里另一首歌，虽然歌词记不全了，还是把我唱出的写到这里：
“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石油工人心向党，满怀盛情忘北京。要让那大草原石油如喷泉，勇敢去实践哪怕流血汗，心中想念毛主席，越苦越累心越甜。”
我的歌还没唱完，已经看到铁人纪念馆高高的屋顶。下了车，走到纪念馆前巨大的广场上，扩音器里播放着我刚刚唱过的“石油工人心向党”的歌，感到又回到了火红的年代。
走进纪念馆，人很多。看由模型、音像、报纸、图片、简报、日记、文件和信函编成的铁人的成长史和创业史，参观的人肃然起敬，很多人甚至眼含泪水。
王进喜的父母从陕西大荔到甘肃玉门谋生；王进喜1923年生在那里，从小受尽地主老财的压迫，后到玉门油田做苦工。解放后，他成了新中国的一名石油工人。1960年，大庆石油会战开始，王进喜从玉门来到大庆，先在1205钻井队当队长，到1970年因胃癌在北京去世时他已经担任大庆革委会的副主任和中共大庆核心小组副组长职务。如果不是去世的早，王进喜可能也会像劳动模范陈永贵一样成为国家的副总理，也可能会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灰溜溜地离开政坛。如果他真能活到今天，不知道他会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说些什么。
离开铁人纪念馆，满脑子都是铁人的身影，他纵身跳进泥浆坑搅拌水泥的场面，他与周恩来总理促膝谈话的照片，他在北京看病期间跟夫人和孩子在天安门前的留念（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陪家人逛街）。
更打动我的是王进喜在大庆会战期间写过和讲过的话。这些话可能是对那个时代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心态和精神的一个最为真实的写照：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 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北风当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让人愤怒的陈同海
在参观大庆的前后，在报上陆陆续续读到对“霸王”陈同海的判决的报道。陈同海比共和国年长一岁（1948年9月），王铁人他们在大庆奋战时，他12岁。他2003年到中石化出任老总时54岁，在此之前，“1992年至1994年曾任宁波市长，1994年至1998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98年4月起出任中石化集团副总经理……业内人士称，陈刚进中石化时出任第五把手，目前将升任第一把手，主要是因为其年轻，几乎没有竞争对手。”陈同海肯定是有能力、并受政府和党赏识的人。
政府和党不清楚的是这个人在把中石化变成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公司的同时，也大大中饱了私囊。法院认定，陈同海先后受贿1.9亿。据媒体报道，陈同海不仅与盟友共享情妇，而且日均挥霍公款4万元（这个钱数可以支付当年多少王铁人和他的战友的工资，有可以支付今天多少通钢工人的工资？），仅中国石化大楼大堂中间的一个吊灯就价值1200万元。当有人问道这样的消费是否合理时，这位人见人怕的“霸王”说：“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税款二百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从2007年6月陈同海被“双规”到2009年7月被判处死缓，我们不知道司法部门是如何调查和举证的，最后的裁决又是根据什么标准，也不知道都是谁贿赂了他，而且金额如此巨大，更不知道他是怎么坦白和交代自己的罪行，他侵吞的公款又是怎么被追缴的。我们只知道，他是中国第一个拿了那么多而没有被处死的贪官。可能是为了保命，陈同海在判决的同时就放弃了上诉。

鲁宁在陈同海案尘埃落定后写了一篇名为“是否处极刑并非陈同海案之关键”的时评。他写到，“真正值得舆论重点关注、逢案就该紧盯不放的，恰恰是‘埋葬’陈同海的国企治理结构及背后根深蒂固的国企‘一把手权力文化’。在此意义上，陈同海何尝不是‘受害者’？假如国企权力文化和治理结构不能有根本性的重构，‘陈同海’仍将批量出现。”他还写到，“陈同海收受的贿款及个人财产已全部被充公，相对于他创记录的受贿金额所引发的民愤，其胡乱决策（譬如上海F1赛道就砸进去8亿元）所糟蹋掉的巨额国有资产及中石化一系列投资失误，才是更令人痛心的。上下左右都在为如何避免再出现“陈同海”想辙，笔者想说的是，关在“先天条件”眼下不可能改变的“笼子”内，其实谁也没辙。”
陈同海给正在转型的中国带来了什么启示？，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教训深刻”。一审法院有关负责人在总结教训时提出了两个强调，强调“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强调“国企领导人加强党性修养、严格自律”。
让人厌恶的陈国君
在我去大庆凭吊王进喜前几天发生了通钢事件。在此事件之前，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陈国君。他是这次所谓的“闹大维权”事件中截至目前唯一的死者。
一位著名的作者在一篇题为“多少恨”的文章里这样写陈国君：
“不会是上世纪最后几年吧——虽然那时他正以即将而立的年纪，升任到老家遵化钢铁公司炼铁厂厂长；也正是在这几年，他的董事长，倒卖钢材起家丶而今已然身家数百亿的浙商张志祥，从满目葱茏的嘉兴北上，借毛泽东大炼钢铁之余韵，从租赁到买断丶从经销到生产，树起建龙大业第一根桩石。国营县属河北遵化钢铁厂变身私营唐山建龙实业有限公司，副科级干部陈厂长从此西装革履，升任私有公司CEO。
“1969年出生，就算读过技工学校，陈国君毕业进厂也是80年代中期了。从一线炉前工而班组长丶工段长丶车间主任丶最後炼铁厂厂长，用了不过十年时间——有什么特别禀赋么？而当张志祥驾着改革东风，以蛇吞象之胆识吃进效益虽低，但“便宜大了去了”的国有企业时，延揽的不是唐山国资委干部丶不是遵化工业局参办丶甚至不是遵钢本厂的书记老总们，单单选定陈国君——只为他“年轻有为”？”
中国青年网综合国内媒体报道之后是这样描述陈国君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的：
7月24日的早晨，应该算是陈国君上任通钢公司“总经理”的第一天。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与职工就建龙集团控股通化钢铁一事进行谈话，以安抚职工对企业改制的不满情绪。（河北《燕赵都市报》）
当日上午，近3000名在职员工及职工家属在通钢办公大楼前集会，并高举“建龙滚出通钢”等标语，高喊口号，由于人数增加，场面无法控制。有知情人士称，10时30分左右，陈国君进入“老焦化楼”想安抚工人。此时，不满建龙控股通钢的职工及家属已经封堵了铁路运输线，造成1、2、3号高炉先后停产。一名通钢职工说，“他们听说陈国君在这里，就冲了过来，用暖气片撞开了二楼的防盗门。” 
会议室里，工人们高喊“建龙滚出通钢”，要求陈国君离开，“通钢的事情与你们无关！”陈国君寸步不让，严厉要求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三个月内让你们全部下岗”，通钢工人说是陈国君的这句话激怒了大家，引起了大家的群殴。“众人停手后，他还嘴硬，说他带来了几千人，三年内不要通钢一个人。”这句话更是激怒了大家，一群人把他拖进走廊进行群殴。（广东《羊城晚报》）
第一次殴打并不严重，陈国君躲了起来。一些人逐个房间砸门，结果没找到，最后在仓库的一个工具箱里找到了。陈国君最少被群殴三次。墙上的大洞可以看出当时激烈的场景。“陈国君最少被群殴三次”，被从二楼楼梯上打得滚落一楼，“他嘴里喘着粗气，但不会说话了”。此时为16时30分左右。大约19时，陈国君已经不会动弹了。22时许，聚集人群散去，被公安、武警“抢”回来的陈国君满身伤痕，当晚23时抢救无效死亡，“死状凄惨”。（湖南《潇湘晨报》）
“陈国君刚被我们送走了，这才3个月又来了。即使不是陈国君，只要是建龙集团的人来了就不行。”采访中，职工们都对陈国君的死不带有同情之心，显然，他们“受够”了建龙集团。（山东《鲁中晨报》）我们知道他奋不顾身地去劝说闹事的工人，在期间还扬言如果他们不复工，他会把他们全部解雇。
随着陈国君的暴死，一直坚持要让建龙重组通钢的吉林省国资委突然宣布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的重组。
之后就有了无数对通钢集体性突发事件的解读。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题目为“通钢，工人们为何愤怒？”老愚发表在《财经时报》上的评论试图解释“工人的拳头为什么硬？”大名鼎鼎的胡舒立提出“怎么与工人对话”这个不能再回避的问题。黄冠在新华网上发表时评，直截了当地劝说官员今后不要再用“不明真相的群众”这样的词句。戴志勇在《南方周末》上“呼唤工会新政”。媒体的报道中几乎都强调一点，企业重组必须让职工参与。
三个人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
如果活到今天，王进喜86岁。陈同海被判死缓的时候61岁。陈国君暴死时也就40岁。
三个人的遭遇不仅昭示了共和国在60年中天翻地覆的变迁，也揭示了这个还定义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国家已经面临巨大的危机。
首先，王进喜那一代工人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热爱、他们的忘我和无私已经不复存在，而且永远不会复返。这一代人的精神的整体消失只能说明新中国的建立不过是中国历史改朝换代的又一次循环往复，缺少最基本的稳定和持久的理念和结构。我们怀念那个年代的赤胆忠心和大公无私没错，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仅仅靠政治动员和修改历史打造合法性，锻造号召力，营造持久性。
其次，陈国君的暴死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很多转型国家不可避免要走的弯路。中国这只船在经济层面刚刚驶进原始资本积累的港湾，而原始资本积累的特点之一就是资本的凶险残残暴，政府的软弱无能和产业工人的束手无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当年冲上权力舞台要推翻的正是目前比比皆是的掌握着资本的人，而今天，资本可以与政府一起加害没有组织和权力的工人。通钢工人的行为从本质上讲与被写进党史和革命史的五卅罢工和安源罢工又有什么区别呢？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资本主义远不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在美国，政府不能挑战工会，企业更不能。美国产业行业的危机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是由于工会的力量太大，工人的权益膨胀造成而造成的产品价格上涨，因而使其丧失了竞争力。
最后，陈同海被判死缓又勾勒了中国特色的政经体制的另一个侧面：尽管陈国君是“国退民进”的象征，尽管王占阳先生说靠国企“操纵经济命脉”已经过时，中国经济的战略和骨干企业仍然是国有制，而国有企业和所有政府机构的运作都被所谓的“一把手文化”所禁锢，一把手独断专行和一手遮天是天经地义的事，而这些一把手很少会受到所谓党性、修养和自律的限制，他们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可能远远大于类似建龙这样的民营企业。
简单地说，王进喜、陈同海和陈国君三个人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几个很简单但却是很重要的道理。一，一群人的觉悟可以在一个简短的时间内升华到“没有我，只有国”的境界，但是它不可能持久；二，领袖的个人魅力和国家的使命感召对一个革命的政权来说仅仅局限于一代人；三，资本生来就是残酷的，权力本身就是腐败的，绝不能靠觉悟和自律限制，只能靠制度和法律约束；四，没有自己代理人的社会利益集团是最为危险的集团，它不仅最“不明真相”，易于被利用和煽动，而且最具破坏性和毁灭性。
王进喜是个能人，上面的人喜欢，身边的人可能讨厌，但他的无私和无畏是任何一个政权和制度得以维系的脊梁。
陈同海是个能人，没有人喜欢，他是任何一个政权的蛀虫。
陈国君是个能人，没有人可怜，他是资本的走狗。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是用制度和信仰培养王进喜这样的脊梁，铲除陈同海这样的蛀虫，瓦解陈国君这样的走狗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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