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诚子 静虚子:略论中国变化中的小城镇情结

略论中国变化中的小城镇情结

卢汉超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3-18

在当代中国，由于巨大的城乡差别，一般民众对城市生活趋之若鹜，人们似乎很难想象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岁月里，城市(包括大都市和小城镇)在百姓的心目中并非一定高于乡村。西方学术界对此现象有个说法，叫做传统中国的“城乡连续统一体”。城和乡相当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远非对立。这个统一体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解体。城市和乡村渐渐成为两个对立而且差别巨大的范畴。    在中国城乡鸿沟之间的是众多的小城镇，它们亦城亦乡、非城非乡、半城半乡。几十年来学术界对明清和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史作了大量研究，其中也涉及小城镇。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城镇。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希望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小城镇遗产。据我看来，中国传统的精英阶层，特别是士绅文人们，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小城镇生活方式的依恋情绪。这种依恋情绪在近代中国形成一种可称为小城镇情结的东西，借用美国学者芮玛丽的话说，它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立身之地”。小城镇心态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但另一方面，它也帮助保留了大城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失去的一些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什么是小城镇？

    小城镇是一个使用很广而又缺乏严格定义的一个概念。一般来说，在中国的城乡架构中小城镇是指县城以下的市镇。早在北魏作为军事据点的镇就出现了。7世纪后唐朝的镇将为了控制地方资源，往往扩大权力，兼刺史和太守之职而管理行政，而镇也就有了贸易集市的功能。宋元以后镇一词慢慢演变成专指比农村一般墟市大一点、更加固定、非行政中心而又市场集中的一个街区。虽然镇不是一个行政级别，但各朝代还是在一些重要的镇上派驻监镇官以维持地方治安和征税。在近代，小城镇主要是用来指镇一级的行政区或地理概念。如果套用施坚雅的模式，我们一般所说的小城镇应可包括该模式中的“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和“地方城市”。按此标准，中国在19世纪末有大约ll000个小城镇。

在当代中国，小城镇在城乡行政分层中的正式名称是“建制镇”，2003年底，中国已有19811个建制镇，建制镇的平均人口为32309。这些数字意味着小城镇的数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约翻了一番，而今日小城镇的平均人口已相当于一个世纪前所谓“巨镇”的人口。

似乎长不大的小城镇

    浙江省北部靠近太湖的南浔镇是一个丝绸的产地中心。1840年代后期，从上海出口的丝绸大半产自南浔。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特别是l860年代初，江南是重灾区，丝绸生产低落，但此后南浔的丝绸生产又回到昔日的繁荣。到l934年为止，从上海出口的丝绸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产品来自南浔。因此，大量的财富聚集在这江南小镇。南浔本地人用一种形象的比喻，把财产超过五百万的家族称作大象，把财产在一百万和五百万之间的家族称作牛。把财产在十万和一百万之间的家族称作狗。根据这些标准，南浔有“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这种形象的说法在浙东一带广为人知，而南浔的富户实际上还不止此数。

    然而，尽管南浔在1870年代到1920年代富可敌国，这半个多世纪中它却仍是一个小城。事实上，以人口而论，直至l980年代，南浔的人口，包括周围的乡村，从未超过4万人。小镇的规模在1980年代末以前也没有大的变化，方圆大约在半平方英里左右。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人造丝的发明使人们对丝绸的需求大为减少，对南浔这样一个以丝绸业为支柱的地方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南浔从1930年代初开始衰落，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稍有振作，不过只是作为江南的旅游小镇之一。1992年，南浔的人口约达43000，只是稍稍超过了它在一个世纪前的居民人数。

    南浔并非仅此一例。黄宗智曾经指出：“丝绸、棉花和米市是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城镇飞速发展的动力。”基本上，这种发展的主要特点不在于大城市的发展，而在于星罗棋布的小城镇的出现。从17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江南一带镇一级的小城数量急剧增加，但城镇的规模却未有明显的扩大。江南有不少小城镇在贸易上与全国其他地区有密切关系，有些小镇还与国际贸易相连。但是从小城镇发展成一个县城的例子却不多，发展成大城市的更是绝无仅有。

当然，经济繁荣的小城镇不是必定往大城市方向发展。或非得成为行政中心不可。但是，明清时期江南有这么多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市场相连的繁荣小城镇，却几乎没有一个小城镇发展成为一个略具规模的现代城市，我们就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了。对这个问题通常从经济史的角度加以回答，即明清中国城镇的发展基于农作物和手工业，而非大工场作业。中国的历史学者称此为资本主义萌芽，并对萌芽为何没有充分发展成现代资本主义，学术界进行了几十年的讨论。再以南浔为例，它的财富集聚基于丝绸贸易，一旦丝绸贸易萧条了，这个城镇也就没落了。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其他以粮、棉、丝绸、陶瓷等致富的所谓专业城镇。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近代上海的崛起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资金，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该地区其他城镇的独立发展。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受到限制还有文化上的原因。在城乡差距拉开的时代，小城镇为社会精英阶层中依恋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保守人士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在小城镇的环境中，他们可以继续行使传统的乡绅权力，投资于农业，享受豪华生活，和发展士大夫文化。在这种图景中发展现代工业几乎不在视野之内。《南浔镇志》称该镇巨户“发家致富后，在故里建宏大宅第。置田地房产，筑庭园书斋，以及捐资筑路造桥，兴办教育等社会公益”。但就是没有重要的现代工业投资，尽管时代已到了20世纪。

19世纪末，中国城镇人口中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小城镇(包括人口一万以下的县城)。这些居民虽然住在城里，其实却是城乡之间的“边缘人”。众所周知，小城镇四周是乡村，这些乡村和中心城镇组成施坚雅模式中的所谓六角社区，或者用中国老百姓的颇为生动的语言来说，每个小城镇都有它的“乡脚”。这些住在乡脚的农民视小镇上的居民为“街上人”。这里的“街”所表达的含义是一般乡村没有的那种中间路面铺平，两边商店林立，甚至还有行道树的小马路。大部分小镇都是仅此一街或两街而已，但已足使乡人侧目。而大部分住在大城市的人们则对小镇居民和乡村居民不烦区别，统统称之为“乡下人”。随着都市优越感在近代中国日渐普遍，有关城乡差别的感觉也就敏感，而小城镇的人们在城乡之间的自我定位就有点微妙。浙江大学近年的一份小城镇调查发现，几乎所有被采访者都强调自己是“镇里人”或“街上人”，以区别于“乡下人”。与此同时，他们也很犹豫称自己为“城里人”。这种微妙的感觉由来已久，至少从20世纪初就很明显了。但是，这种微妙的感觉有一定的阶级性，它在上层人物中就不明显，甚或不存在。与一般民众相比。由于生活在社会上层，经济地位又巩固，地方士绅和富商们就不大在乎城乡的身份认同问题。事实上，大城市越工业化，社会人情越淡漠，介于城乡之间的小城镇就更成了许多保守人物的安乐窝。城市总是比小城镇多元化，而在大城市中，只有真正有大势力者，如上层官僚。或敢于无法无天者，如帮会头子，才能出人头地、称王称霸，一般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士绅富商，往往与大城市格格不入，或觉得自己在城里不过是个小人物，而回到老家。则顿然如鱼得水，找到了归宿。

返璞归真于小城镇

    小城镇的中心人物是当地的所谓巨姓大族。在1905年中国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前，这些巨姓大族来自有功名的士绅阶级，也包括一些经商致富的大户人家，即普通称作绅商的阶层。如研究中国士绅的著名学者张仲礼所言，作为一个团体，中国士绅将“自身与促进和保护他们家乡所在地域的利益联系起来”，他们在家乡一带的“文化领导包括所有儒教社会的价值观”，同时也通过在地方上的各种活动而在物质生活上表现出来。此处所言“家乡一带”当然不止是地方上的城镇，但城镇显然是士绅们发挥领导作用的最便利之地。美国史学家杜赞奇曾言：中国农村存在着一种将各类组织和原则结合在一起的“权力的文化纽结”。杜赞奇所言各类组织和原则“包括家族和市场组织中的各种分合及其层次。这种分层可以是地区的，其成员享有归属性的权利，例如庙宇组织。这种分层也可以是自愿型的，例如水利和商人组织”。显而易见，比之分散的乡村，这类地方权力在小城镇更能有效地施展。

    置买田产是士绅富商传统财产投资的主要方法。直到20世纪初，中国商人在投资上的指南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置买田产总是在家乡或家乡附近。通过拥有田产，地主便自然成了地方上的上层人物。镇上稍具规模的店铺商行也通常由在乡间拥有田产的地主经营。这些头面人物也是地方上的慈善和公益事业的主要发起人、赞助者和主持人。但是，能够把城镇和周围的乡村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往往不是表面上难以识别的田产，而在于可称为文化设施的东西，诸如庙宇、牌楼、私家园林、艺术收藏、图书馆、私塾和学院等等。这些文化设施往往精心制作，耗资不菲。有些相当豪华，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消费性的开支中的大项。

    明清时期中国富有阶层耽于消费享受、除了购田置屋，不事生产投资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他们的财富用于提升本家族在儒教社会中的地位。诸如族中子弟的应试赶考、平时地方上的修路筑桥、教育公益、年成不好时的救荒赈灾等等。成功的商人，不管住在通邑大都或地方小镇，往往喜欢将财富用于奢华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设施。众所周知，中国的主流文化崇尚节俭。较不为人知的是，中国文化中也有认为唯能消费者能致富的十分新潮的观点。江苏松江的陆楫(1540年左右)曾大胆宣称：“余每博观天下大势，大抵其地奢则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与陆楫同时代的苏州人顾公燮也有周感：“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这种思想显然有利于促进消费文化；反过来看，它也是当时江南奢华生活方式的一种思想产品。

    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奢侈消费的社会习俗根源于耀祖扬宗，荣归故里，在外发财致富如不回乡，则如“锦衣夜行”，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思想。这种衣锦还乡的心态和举动当然不只是对小城镇而言。对家族和祖籍的眷恋以及光宗耀祖的愿望在中国城乡各地都极普遍，但小城镇以其介于城乡之间、不大不小的地位，更容易把这种愿望和行为诠释得淋漓尽致。以明清时期最活跃的徽商为例，即使他们在外多年，仍难认同家乡以外的文化。在扬州经商和居住几十年的徽州商人，在户籍上早已正式注册为扬州人，但每个徽商都只将扬州作为羁旅之地，把自己看作是在家乡外的“流浪者”。无数的银子往家乡寄去，在徽州建造了大量的民宅、庙宇、祠堂、牌楼、私塾、学院，使这一带成为帝国晚期文化遗迹最富的地区之一。出远门经商而不忘故里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是晋商。山西的商人往往一辈子在外飘泊，许多远至塞外蒙古，忍受异域的风霜，但源源不断地在家乡建屋。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许多民居可称豪华，现存最有名的晚清时代建的乔家大院。由20个院落组成，有313间屋，仅烟囱就有l40个。虽经动乱，山西一省尚存的明清古建筑仍有近3000余栋。

    在长江三角洲，小镇上枕河而筑、青瓦白墙的两层楼房是这一地区标志性的传统民居。这些楼房绝大部分是普通百姓的蜗居，其中却也不乏在外事业有成、但以家乡小镇为乐土的士绅阶级或商人的住宅。近年来，这些江南民居成了怀旧的对象，旅游的热点，其中有一部分建筑还保留得相当完好。

    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如梦如幻的建筑不是普通民居，而是优雅的私人花园、荣耀的牌坊，或是辉煌的庙宇。Tobie Meyer-Fong在她对扬州的研究中注意到了建筑的象征意义和附在楼台亭阁的价值观。南浔虽然远小于扬州，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脉相承。小镇的面积不过一个半平方英里，兴盛时却有24座精致的花园。其遗迹至今仍历历可数。仅有清一代，南浔就造了160家私人豪宅，外加16座花园。从创业的刘墉起，刘家三代人前后花了40年的时间修建了一座占地27亩，叫做“小莲庄”的私人花园。这座花园的建筑很典型地反映了士绅富商阶级在这大变化时代的小城镇心态。刘家是房地产大王，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最好的地段拥有高级住宅和几百栋里弄房子，刘家许多人也在上海居住，但他们真正视为家园的却是小莲庄。刘氏族谱中明确写道，小莲庄是刘家的根，刘家的后世子孙中有“以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子弟也”。    ‘

  小莲庄只是刘家在南浔建立的许多文化设施之一。这个私人花园曲径通幽，连接到更为珍贵的嘉业堂藏书楼。该藏书楼由刘墉的孙子刘承干用继承下来的家产置办，花了他一生的心血。l924年，刘承干花了12万银元建立了这个图书馆。此后的八年中，为了收藏善本书和印刷出版珍贵稿本，他几乎用完了刘家的财产。嘉业堂成了屈指可数的中国最佳的藏书楼之一。鲁迅称刘承于是有钱人家的“傻公子”，说“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刘承干的例子不同寻常，但也并非绝无仅有。小城镇上常有藏书极富或古玩珍宝搜集不菲之家。南浔一个镇上，在晚清民国之交时，至少有三家颇具规模的私人藏书楼。l949年以后它们都进了中国主要的国家图书馆的特藏部。

    私人庭院之外，荣归故里最显著的标志是牌楼。在一般民居只有一二层楼高的时代，这些装饰讲究、耸然矗立的牌楼有些是皇帝钦赐，往往是表彰地方上的慈善捐赠。南浔两座最著名的牌楼，分别建于1895年和1908年，就是光绪皇帝御准建立的，以表彰刘家多年来的赈灾贡献。离南浔镇16英里的吴兴城里，有一条不足半英里的街上竞立了约50座御赐牌楼。这些石头制造的牌楼留存了下来，大量木结构的牌楼就随着岁月流逝而消失了。

桥梁是地方士绅和精英阶层留下来的另一遗产。修路造桥是地方富户们最通常的社区服务和慈善贡献。在河网密布的江南地区，桥梁是许多小城镇的最基本的设施，而造桥经费的绝大部分得自于地方士绅和富户的捐献。日本学者川胜守(Kawakatsu Mamoru)曾对江南25个小镇上自宋代到清乾隆年间所造的373座桥梁作过一项研究，结果发现，政府出资和地方社区出资建桥的比例是l3：153。仅是南浔一地在19世纪中期就有lll座桥梁，绝大部分系地方上出资建造。作家徐迟在1947年曾就南浔的桥梁作过一项调查，此时南浔镇已经大为没落，但仍有88座桥梁优雅的分布在整个小镇上。

结  语

    在今日的中国，过去时代士绅阶级的小城镇情感已成明日黄花，仅有一点“过去的美好时光”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可供怀旧凭吊。然而，小城镇在近20年来重又引起人们的注意。从1980年底起，“小城镇、大问题”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官方批准的建制镇的数量也急剧上升，从l980年的2874个增加到2002年的l9780个。中国城市人口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这样的小镇上。传统文化和习俗也在全国各地的小城镇里迅速和强劲地恢复。

    士绅文人们的小城故里情结对今日的小城镇居民来说也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为小城镇居民们大多数是农民或昔l3的农民，住在镇上以非农业的工作谋生。市场经济竞争的机制在小城镇也处处可见，但是小城镇的吸引力似乎仍在。在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中，“离土不离乡”的做法不仅是政府实际运作中的需要。它也有其历史根源。在当今的社会风气下，古旧的士绅阶级的心态早已过时，但也尚有复返的可能。l997年南浔镇建立了一个“老人城”，由浙江久安公益事业有限公司投资5000万元兴建。该社区占地面积近百亩。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已从上海等地吸引了l40余名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退休人士，其中不乏放弃上海和美国的退休生活、选择回南浔养老的退休教师，或并非南浔本地人氏，但选择生活费用相对低廉但环境宜人的小城镇作“异地养老”。这种回归小城镇的心态是否会促成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尚有待观察。

    在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过程中，尽管从一时来看似乎城市越大越有吸引力，但传统的小城镇情结并不会完全退出，一旦现代化的尘埃落定，它还有复兴之可能。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