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的创始人:王力：武汉“七二〇”事件前后

王力：武汉“七·二〇”事件前后

2011.11.15 收藏

六月下旬，主席（指毛泽东主席――收藏此文者注，下同）要我和谢富治到云南、四川、贵州去。他认为光到北京来谈不行，要就地解决问题，从昆明开始。主席特别提出要谢富治负责。因为他在那里当过第一书记。部队是他指挥过的，是老关系。主席去武汉并不是真的为了游泳，也是要就地解决问题，大联合，三结合，革委会，想创造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主席当时认为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了，发动得差不多了。主席讲：“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一年胜利，一年扫尾。选择云南，是因为云南的问题出现在军队，部队是谢富治的老部下，大军区政委李成芳和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各支一派，张把李的档案公布了：参加过薄一波的决死队，在蒋介石那里受过训……李成芳把张力雄等五个军区负责人关起来了。两派闹得一塌糊涂。主席叫我们做两派团结的促进工作。让李成芳把抓起来的省军区五个主要领导人都放了，也不准省军区散发整李成芳的材料。我提议李的历史问题可以找薄一波问一下，究竟是不是叛徒？薄一波写了材料，说是整风中巳弄清楚，没有问题。主席布置时，没请总理（指周恩来总理――收藏此文者注，下同），也没有找林彪。谢富治和我要去云南，总理知道，是在一次看戏时碰面说的。主席布置工作时要我们马上走。主席叫我把工作交给关锋，从此我就不管宣传了。我作了些准备，看些材料。临走前，那时天已经很晚了，我要谢富治同我一起去报告和请示总理。到总理那里，他正同张本谈话，还有很多人等着要见。总理先见了我们，作了些指示。我们是六月二十几日动身的。第一站是昆明，然后是成都、贵阳。谢富治提议增加余立金，主席又提出增加李再含，共四人。

下面谈谈七·二〇事件问题。七月十三日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了。我因为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想不去，打一个电话问关锋，询问为什么改变计划？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十四日中午我们到武汉，李作鹏用吉普车去机场接的。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随后，总理在东湖宾馆找谢富治、王力、李作鹏、余立金开会，传达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会议精神。主席一定要到武汉，大家劝他不要来，他偏要来。名义上说还要游泳，实际上是想亲自就地解决武汉问题。

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要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的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总理说：“主席的记忆力真好。我还记不清部队的历史，要秘书一查，果然过去主要都是谢富治指挥的部下。”总理去武汉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他忠心耿耿。那时如果主席真出了问题，可是不得了的。总理连夜打电话，并先赶到武汉布置，把宾馆的人都换了。原来宾馆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现在换成另一派。同时不是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我认为这样的作法很不妥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针。我过去没有研究过武汉问题，这次总理交给我的任务也是保卫毛主席，不是叫我去解决武汉问题。主席当天晚上到达武汉。当天谢富治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从重庆来的人一起跟着他去了（没有武汉军区的人作向导，更没有刘丰。因为刘丰是总理指定的保卫毛主席的主要负责人，陪总理去接主席了）。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本来我们没有任何任务解决任何问题。当我们被发现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我们。我们马上报告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样正好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到了武汉，要就地解决问题，以便掩护主席。这是被迫造成的，总理临机处理了这个问题。这个决定由总理正式通知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总理不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到车站上去接主席，而是自己亲自去接。十四日晚，陪主席一起来武汉的有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

第二天一大早，主席找谢富治、王力汇报西南情况，没叫总理。是谢富治主要汇报的，我插了几句。主席也插了一些话，说张国华很好啊，能到基层去，大联合就是要从基层搞起。等汇报到一大半，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便叫总理、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也来一起听。然后主席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要十五日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示：总理不能走，中央讨论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处理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以外，协助主席做点具体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

总理主持军区党委扩大会，听取汇报，参加的不到三十人。从十五日一直开到十八日。总理的总结不是个人的，而是传达中央的方针，以及根据在武汉了解的情况，提出了具体的指示。他的总结提纲是用毛笔手写的并经过了毛主席的审批。

总理和主席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在讲话中说到：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得明明白白。主席讲话向来如此，把话讲到顶点，又反过来讲另一面。所以主席就讲得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方针，主席一条也没有改变。这是主席十八日晚召集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时讲的。总理听完后才回去。临行前总理又强调布置让武汉空军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本来武汉空军司令员是傅传作，因为有人说他“是贺龙的人”，过不了关，总理才决定由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负责的。谣传说叶群打电话给刘丰，让他一有事就请示王力，这不可能。那时，我不认识刘丰，林彪和叶群也不认识他。

我是送总理走在机场才知道有个刘丰。那是七月十八日开会开到晚上九点半，总理吃过饭后才乘飞机返回北京的。

主席事先讲了这样的话：开会时要将陈再道、钟汉华这一面再着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条方针他决不改口：他始终没有讲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说：“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如何如何，但他并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强调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说要着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并且要谢富洽、王力作三钢、三新和钢工总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

十八日夜（或十九日凌晨）送走总理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刘丰、肖前到水院（钢工总的总部）。我反对过，谢富治一定要去。说：新华工去过了，百万雄师总部也去过了，就是这一派没去，应该去。到了水院，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刘丰、肖前都讲了话。

每人不超过二三十句话。没超过中央确定的方针。我还根据中央指示，要求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

十九日下午三时至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谢富治传达总理讲话精神。我讲理论问题，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说要理解“文化大革命”。会后回到东湖宾馆，我没睡，军区起草的要公开发表的声明要我和谢富治修改。军区作了检讨。我看了后说：“错误没有那么重”，我把它修改得轻了，叫醒谢富治看了以后退给了军区。军区负责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说：“改轻了，军区很满意。” 接着就是“七·二〇”事件了。二十日凌晨，他们就来了。把我从东湖宾馆揪到军区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主要是穿海军制服的。把我揪到卡车上，车上的人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箍，说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辩论。我直接的感觉是车上的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都是讲理的。我跟他们讲一些道理，他们都还听，并没有像后来流传的那样严重。他们还给我戴上百万雄师的袖箍。到了军区，每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坐得整整齐齐，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我穿过人群通道时，群众很文明。等进了楼到了一个房子里以后，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这件事，军区没责任，他们是保护我的。要没有军区警卫营，我很可能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有一个人要向我开枪，警卫营长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陈再道、钟汉华同志对中央定的方针是拥护的，主席要他们检讨，他们也没有任何抗拒。谢富治想进大院来，说：“我是谢富治。”让人骂回去：“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他不敢进，又回去了。后来主席给陈再道、钟汉华下了死命令，要把王力接出来。陈再道也住在东湖宾馆，被个别人误认是王力，把他的头也打破了，因此不能去。钟汉华奉命去了，他很老实，在讲台上向群众磕了头，哀求说王力是毛主席的人，一定要让他回去。陈再道、钟汉华二同志是坚决执行毛主席命令的。当时百万雄师负责人对我提的要求主要是：要我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我说，我没有权签这个字。中央要召集各派群众组织开会，听取大家意见。日程已经排好了，首先听百万雄师的意见。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中央决定。他们又说，是不是定了他们是反动组织？我说，我反对说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我认为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

后来军区孔庆德副司令员执行主席批示，利用吃饭的机会，把我弄到二十九师，我在二十九师后来被人发现，又转移到西山。事件发生后，总理赶回武汉，总理最大的功劳是保护了主席，当时主席的住所附近已有拥挤的人群。决定揪王力，是百万雄师负责人在我在水院讲话以前就决定了。主席后来头脑冷静时，推翻了他自己原来的那些气话，作出了新的分析，是对的：“不是什么'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什么'反革命事变’，不是什么住到'贼窝’里去了等等”，而是：“不过是要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虽然当时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是值得研究的，但主席是必须保卫的。

主席当时确有危险。这个危险决不是来自陈再道、钟汉华或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也决不是来自百万雄师的广大群众及其负责人，而是因为两派中都难免掺杂有个别的坏人。这一次主席打破不坐飞机的惯例，坐飞机到了上海。总理亲自布置主席由宾馆的后门转移到机场，改乘军队的小汽车，用武汉军区空军的车号，大卡车在前面开路，主席对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

这是他老人家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从来未发生过的事情。

当时总理为了主席的安全和查找我的下落，废寝忘食，费了很大的事，每个环节都作了周密的布置。直到见了我的面，和我拥抱。同我贴面，流了眼泪，他几天没刮胡子，长得老长。总理先把谢富治、王力送上飞机先飞，然后自己留下来再作一点工作，自己的专机后飞。到北京后，让我们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我们。

对于在机场的迎接和百万人大会，我当时是反对的。我提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搞？机场迎接，过去只有反修斗争时才这么搞过，也没有这样的规模。我更不赞成开百万人大会。反对的结果，只反掉一条：原定由谢富治、王力乘敞蓬车绕场一圈，后来不搞了。这一系列的作法是林彪主持的，当时主席不在京。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作法，不是为了你（指王力），而是为了主席。这样说，我当然不好反对了。对七·二〇事件的处理办法是文革小组讨论的。要害是提出“党内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叫唤得最凶的是康生。再一个要害是上天安门的名单不要叶剑英和徐向前，只要聂荣臻。我看这都是林彪的意见，名单也是在文革小组讨论的。并决定不点陈再道、王任重的名，而提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同时要点“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

文章是回到北京以后作的，从武汉变成全国性的。全国都要开大会、游行，这样就把矛头指向了军队。这些决定都经过了林彪。他批：“我经再三考虑，我也参加大会。”当时他是副统帅。康生向主席请示报告后，传达了主席的指示：第一，同意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二，“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前面要加几个字，成为“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三，同意出席大会的名单（即不要叶剑英、徐向前）另外再加上不在北京而在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后来发表时没有加余立金，因为余立金是被欢迎的成员。

社论报导从适时就开始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以后在京西宾馆斗陈再道、钟汉华。林彪要总理主持这个会。会上叶群最凶，还有吴法宪，黄永胜、王宏坤。最初没有叫陈再道等弯腰，后来叫弯腰。会上的口号是叶群组织的，是吴法宪等喊的。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党中央开会，这样弯腰合适不合适？总理递给江青，江青说就是要叫他们弯腰。她把条子撕了，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总理当时讲得比较缓和，是讲道理的。参加会的人一般都要表态，讲几句。叶帅、徐帅，也坐在主席台，都没有发言。陈（毅）总和谭震林，也被通知出席会，没有上主席台，二位也都没有讲话。我是主要当事人之一，因负伤坐着轮椅在主席台边上，我自始至终一言未发。江青指名叫我发言，我也没有发，在会上谢富治讲得最凶。他动不动就说人家不会打仗，在怀仁堂说徐帅不会打仗，这次又说陈再道不会打仗。这样一搞的结果，把矛盾对准了全国的军队。

—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是错误的。其中有两个最大错误：一是武装左派，好像部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没有这封信就没有后来发枪给群众的事。二是群众专政。这两条后患无穷。这两条都是这封信提出的。再加上过去搞的设立专案组第三个大错误，比苏联的契卡还厉害。武装左派的问题，主席在七月十八日晚上在武汉对总理、王力、谢富治、包括陈再道、钟汉华在内的谈话中就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这话总理和我都没往下传达。江青的“文攻武卫”是在七月二十一日在北京讲的，和毛主席的讲话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起很坏作用的是那个“文攻武卫”。但是，也不能否认主席早在她讲话的三天前就讲了武装群众的问题。主席还夸奖钢工总在水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更严重的是，主席八月四日的信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他认定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又说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群众专政，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这样把“六·六”通告等都推翻了。成了要群众来搞公检法，私设公堂成了群众专政。这与他在武汉的遭遇有关，他生气了。这样做后患无穷。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信头的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开头就说：“你所送的材料，我已收阅。”这封信后来中纪委查到了。在一张纸上正反面都写的。当时叫我们都抄下来，贯彻执行。陈伯达没抄，还叫我补抄一份，信中还提到夺枪问题，（即群众夺解放军的枪）主席信上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夺枪还不严重？!毛主席这句话是针对林彪说的，因为林彪刚给他写了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的开头说，他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但是对于林彪提的实质性的问题，如夺枪问题，他就不同意了。主席的这个指示后果太严重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规模的武斗。但是，发生大规模武斗的时候，我早巳被关起来了。不能作为我的罪状。我两年前向中央领导写过信，建议对当时由部队发枪造成大规模武斗的，除别有用心的以外，不能按《刑法》追究执行者的责任，因为有“最高指示”。

八月四日后，由于广东夺枪问题严重，林彪又主张起草了一个严禁夺枪的通告，由总理批给大家传阅，要发。我提醒总理要考虑毛主席信上的意见。我怕主席说不严重，总理又当作严重，就不一致了。我建议既然广东问题严重，还是先叫广东试验一下。总理表示赞成我的建议，当时劳改犯也夺枪了，总理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对劳改犯夺枪，警卫部队可以开枪。总理在群众大会上讲了，并且说这是王力同志的意见，他本人也同意这个意见。

七月十八日主席在武汉讲话时，汪东兴接到电话，说北京面对面地斗争了刘少奇。主席讲他不赞成，说这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好。讲完后，主席让汪东兴告诉北京。那时林彪在北京主持工作，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都在，主要是江青要这样干，戚本禹只是执行者。我回北京后就整理了主席讲话记录给林彪和文革小组成员等传阅。现在这个我当时整理传阅的正式记录没找到，只有上面说的那份主席讲话时我所作的原始记录，即后来中纪委让我誊清的那份。

那时我腿打断了，文革小组召开的会我大多数是不参加的。大约是八月五日左右，我参加了一次会，见到了揪斗刘、邓、陶夫妇的简报和照片，令人不能容忍。让人跪下，揪头发、按脑袋，曾志、卓琳、王光美也如此，特别是对刘、陶更厉害。果不出主席所料。要面对面斗，让八三四一部队的人来斗，势必造成武斗，又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在文革小组会上说主席不赞成这样搞，又把七月十八日主席在武汉讲的这一段话整理出来，交给戚本禹转江青了。江青很不高兴。关锋说，过去知道主席不赞成面对面斗争，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回知道了。至于“揪刘火线”我不知道是怎么搞起来的。因为那时我正在西南和武汉，不在北京。这时，林彪看北京搞得很乱，他就走了，坐着火车“转圈”去了。

八月十二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做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今天也不能说我就没有错误了。）但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最令人感动的是，这件事明明与总理没有什么关系，总理反而承担了责任，说这是我们中央同意的。

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这时，陈伯达正在我的房间里，稿子念了一遍。我提出要防止连锁反应，要肯定军队支左成绩，说军队一些好话。主席说过，解放军没有地盘，不是为了自己。当时还是加了几句。这篇稿件，未送总理和康生就发了。通篇调子很高，对于冲击军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