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一个女生的理由:朱永嘉：从毛泽东读《南史·陈庆之传》说起

从毛泽东读《南史·陈庆之传》说起

朱永嘉

在我们党内，大家都承认毛泽东是最懂得中国历史的领导人，周恩来建国初在共青团会议上介绍毛泽东时这样说过，第三国际派来的李德也承认这一点，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与彭德怀交谈时，彭德怀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文革中邓小平疏散到江西时，他就带了一套二十四史去看，这大概也是受毛的影响。薄一波在毛去世以后还说：“毛经常阅读中国的古书，而且很讲究读书里的学问，从来不是无所谓地去读，而是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常常把书里可以借鉴的内容自然而贴切地运用于指导实践。”毛读那一些历史书已有很多人作过介绍，但在什么时候读，为什么选择这些内容读，读了以后毛从中吸取了什么？如何从中探索毛晚年思想路径的历程，却很少有人在这方面作过具体的探索。我在前面《从毛泽东晚年读史我们能学到什么》那篇博文的末尾，曾提出要以六九年三月以后，他重读《南史》中有关梁史的一部分纪传作为案例来分析毛为什么会挑选这一段落来重读，从毛重读这些纪传过程中所加旁圈及批注的地方，可以看到他是怎么读历史的，他从这些历史记载中提炼了什么内容，这些内容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要从这个案例中得到收获，那就有二个条件，一是要懂得毛读的那段历史是什么回事，你要如毛那样钻进古史中去，认真地掌握那一段历史，也就是南北朝时梁朝建国前后那段历史。二是要知道毛读那些史传时的时代背景，毛所面临的急待处理的问题，毛怎样沟通古今之间联系的，我这篇博文试图从这二个方面去努力。这些话就作为这篇博文的开场白，向有兴趣的读者交待一下这篇博文的宗旨。由于这篇博文字数较长，只能分段登载了。

（一）

毛泽东读的《二十四史》，不是清代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这是他五二年购置的，毛在这部《二十四史》上圈划批注得最多，它没有标点，所以毛读的时候边读边圈、边划，有的圈是他在给文字断句作标点，有的旁圈是表示此处文字重要，在重要传记的天头，他有时会圈上几个圈，那是表示这个人物传记很重要。他在《南史·陈庆之传》的天头圈了四个圈，还批了“陈庆之传”四个字。可见他很重视这篇传记。翻过这一页的天头上，毛泽东批了一句“再读陈庆之传，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毛在阅读《二十四史》时，虽有阅读时间的批注，但也不是很具体，唯这一篇有他具体阅读的时间，而且有批语。说自己再读这篇传时“心神往之”。为什么毛在这个时候读这篇传会“心神往之”，这个“心神往之”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内涵呢？这就要联系他读书的历史背景来理解。

毛是不是在那个时间段，仅仅读了这篇传便“心神往之”呢？显然不是。那时他在《南史》这部书上，读了一系列传记，他圈阅和批注最多的，在《南史》中还有梁武帝萧衍的本纪，曹景宗传、韦叡传把这四篇纪传综合起来，可以知道毛那时关注的是梁武帝前期南朝的形势，而曹景宗，韦叡、陈庆之三个人都是萧衍与北方相抗衡最得力的将领。可见毛关注的是那个时候南北朝军事对峙的局面，而那时在北朝军事力量又明显占着优势的情况下，南朝如何在军事对抗中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呢？

在具体阐释毛读《南史》这几篇纪传之前，我先把南方六朝的形势作一个概括。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自东晋南迁以后，南方建立的政权，前后有二百七十多年。如果加上孙吴这个政权，在金陵建都的六朝，则有三百三十多年了。有两个人在位的时间最长，那就是孙权和萧衍。孙权，如果从建安五年（公元二〇〇年）算起，至其终年为五十三年，是六朝时期在位最长的一位帝王了，他能在东汉末年天下攘攘而乱纷纷的局面下，在南方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与比自己强大的魏和在自己上游的蜀国相抗衡，也实属不易。故辛弃疾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那首词中会讲：“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孙权当年还是一个可以与曹刘相对手的英雄啊！在孙权之后，当算梁武帝萧衍了。在南北对峙的局面下，从军事力量上讲，大部分时间都是北方强大，南方处于弱势。而梁武帝萧衍在位的四十七年，南方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得到较高的发展。梁武帝去世以后，南朝便一蹶不振，南北军事上的均势消失。四十年后北方便并吞了南方。由此可见，梁史特别是梁武帝在位时，南北对峙局面的变化有其极为重要的影响。这大概是毛泽东对南史偏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南史》这本书，我先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全书共八十卷，唐人李延寿所撰，这是一部私人修撰的史著。他一个人撰写了《南史》和《北史》二部书，概括介绍了南北朝的历史状况。《南史》起于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四二〇年），终于陈后主祯明三年（公元五八九年），记述了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李延寿在唐初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和《晋书》的编撰工作。介绍梁朝历史的史书，我们现在常看的除了《南史》以外，还有收在《二十四史》中的《梁书》，这本书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由姚思廉在贞观十年（公元六三六年）完成的。李延寿在编撰《南史》时，参考了《梁书》的相关篇目，毛读的《南史》与梁武帝相关的纪传，与《梁书》在文字和内容上基本一致。《南史》的长处，在于它能根据当时的“杂史”即所谓“小说短书”补充一些比较生动的历史资料，因而口语化较强，故事生动，使人物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这大概也是《南史》更能吸引毛的一个原因吧！

（二）

毛泽东在六九年春夏之交开始读《南史》中与梁武帝相关的部分，他已不是第一次读《南史》了，这次是重读，所以重读当是有感而发，触发他去重读《南史》的动因，当是当时国际国内的大局。当时国际上最重大的事件，便是六八年八月二十日，苏联公然出兵布拉格，直接使用军事手段干涉捷克斯拉夫内政，勃列日涅夫露出了血腥的狰狞面目。六九年三月，最大的事件便是中苏在黑龙江珍宝岛上的军事冲突。比较激烈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发生在三月二日，是苏方先开枪，我方巡逻队伤亡了六人，接着进行激烈的边境冲突。战斗进行了三十多分钟，根据苏方的统计，苏军被打死三十一人，被击毁的装甲车一辆，指挥车一辆，卡车一辆，中国边防军阵亡十七人，负伤三十五人，失踪一人，以后在三月十五日，三月十七日，又发生二次更加激烈的武装冲突。那时苏联在远东地区进入临战状态。三月上旬，有一次苏方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动了几十辆军车，几十辆坦克、装甲车，于是我们打炮回击，打了半个小时，珍宝岛成了一片火海，把苏军击退了。三月十五日那次冲突，苏军出动五十辆坦克和装甲车，打了上万发炮弹，还出动了三十六架次飞机，中国边防军只出动了步兵和部分工兵及炮兵，既无坦克、装甲车，也没有出动空军支援，双方打了九小时，苏方三次冲锋都被打退了，苏方在这次冲突中死六十人，伤八十人，我方牺牲十二人，负伤二十七人。三月十七日苏边防军再次发动进攻，出动了五辆坦克，七十多名步兵，被我方炮击而退却。这三次战斗，共击毁苏方坦克、装甲车十七辆。在三月二日第一次珍宝岛冲突以后，毛就提出“要准备打仗”。毛强调这次冲突不仅是一个珍宝岛的问题。他们的胃口很大，是对着整个中国。我们从精神上物质上都要准备打仗。要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要进行动员，提高人民的战斗意志，敌人来了，要给他一点便宜、甜头，这样就造成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准备好了，他们不来也不要紧。准备一下有利，我们要后发制人。还说如果苏联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从苏联这方面看，在珍宝岛事件之后，他们建立了针对包括中国西北和东北的新军区，把其在亚洲地区的一百一十万军队的百分之八十部署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在远东部署了二千多架军用飞机，占了他们空军的四分之一。苏方还扩大太平洋舰队，在远东部署了中远程导弹。当时苏联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扬言要“一劳永逸的消除中国的威胁。”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则曾透露莫斯科曾向东欧国家通报了苏联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实施打击的设想。美国还通过波兰大使馆将苏联准备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消息告诉中国驻波兰的大使。美国所以这样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这个问题暂且不论，将来再谈。所以当时我们政府曾声明敌人“胆敢袭击中国的战略要点”“七亿中国人民将奋起抗击，将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随着苏联在中苏边界加强兵力部署，中国也在苏联边界加强了兵力部署。毛读《南史》有关梁的纪传，就是出于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梁建国以后就处于北魏的直接威胁之下。这些纪传的内容正是讲述梁武帝如何抗击北魏的过程，他扭转了南朝积弱的局面，使南北的对峙保持均势，并一度取得优势。

（三）

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篇幅来描述珍宝岛事件的过程呢？而且那个事件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四十年了，更何况今天中俄关系与当年中苏关系完全不同了。然而对历史事件的考察往往要拉开时间来看，在当时往往很难看得清楚，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不能孤立地看，要放到历史长河去观察，如果把珍宝岛事件，放到中苏关系的历史长河去考察，那就大不相同了，如果再扩大一些，放到对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来看，那就更不一样了。因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演化的格局，不仅是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它直接关系到世界大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这样放开来看，把这件事向前和向后延伸，那它所显现的社会历史意义便大不相同了。而且中苏两党之间关系的演化，不仅仅是两党之间的关系，而且影响到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中共的建立最初是在苏共，特别是第三国际的支援下建立起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共是第三国际属下的一个支部，在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十多年处处可以看到苏共与第三国际的影响，那时中共的高层实际上是由留法和留苏回来的二部分组成，另一部分那就是以毛为代表的在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条件下成长壮大的。早期的领导者如陈独秀便不得不接受苏共和第三国际的指挥，此后的李立三、瞿秋白、王明都有苏共和第三国际的背景。在第三国际解散后，中共才能保持比较大的独立性，只有中共七大是我们完全自主的条件下召开的。中国革命则是依靠自身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取得胜利的。从苏联与东欧关系看，苏联经常在东欧各国按排自己的代理人，过去苏联也曾希望中共党内有他们的代理人，如斯大林与赫鲁晓夫都谈到过高岗，他们为高岗说话，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党的警惕。所以从中共自身的历史情况看，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演化，势必影响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毛泽东执政年代，我们党内的一些重大斗争，如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一九六五年在《五·一六通知》中提出警惕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人物，都可以或多或少看到有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也就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分歧和矛盾影子在作祟。而珍宝岛事件则是标志着两党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而结束了，而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也处于僵局，并且爆发战争的危险也在逼近，世界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局面也结束了，中国在世界的国家关系上，也需要重新定位了。那么珍宝岛事件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世界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格局将由它而成为向着新的方向转变的起点。那时中苏、中美关系，中欧之间以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都要重新组合了。从毛此后和此前读史的线索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毛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宗旨，那就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如何保持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如何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毛去世以后，改革开放三十年国际国内的格局状况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历史演化的必然结果，任何个人都跳不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建国六十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前期的斗争，也不可能有后期的巨大变化。所以一定要懂得毛在那时读《南史》中与梁史相关纪传的大背景，我们才能籍此进入毛当时的内心世界，才能理解他读《南史·陈庆之》时“心神往之”之所在。才能感受到历史前进的方向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下面我想具体介绍一下梁武帝萧衍建国前后南北之间形势的具体状况。梁武帝是在天监元年（公元五〇二年）夏四月即帝位建国的。萧衍从雍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阳）起兵后，据《通鉴》载，当时北魏的车骑大将军源怀上言：“萧衍内侮，宝卷（即齐废帝东昏侯）孤危，广陵、淮阴等戍皆观望得失。斯实天启之期，并吞之会；宜东西齐举，以成席卷之势。若使萧衍克济，上下同心，岂唯后图之难，亦恐扬州威逼。何则？寿春之去建康才七百里，山川水陆。皆彼所谙。彼若内外无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当也。”可见当时北魏希望在萧衍尚未站稳脚跟时，便起兵南进。如果让萧衍站稳脚跟后，那么北魏在淮河地区的统治，随时都能遭到威胁。所以北魏便派任城王元澄为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准备经略南下之事。但事与愿违，萧衍很快便进入了建康，建立了梁朝。然而齐的一部分残余力量，逃向北方投靠北魏了，如齐国的鄱阳王萧宝寅便逃亡到北方，齐国的江州刺史陈伯之先是骑墙于南北之间，接着便降于魏。

在天监二年初，北魏决定利用萧宝寅与陈伯之南下攻梁，以萧宝寅为扬州刺史，配兵一万，屯东城，以陈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江州刺史，屯阳石。并以任城王元澄发兵二万，马一千五百匹，加上在寿阳的三万军队，准备全面进攻梁朝。这就是梁武帝建国初年在北方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天监年间，梁朝与北方对抗的将领主要是曹景宗与韦叡这二位名将。下面我们先说曹景宗，然后再说韦叡。（待续）

2009年3月31日

（四）

曹景宗是梁开国名将，在《南史·曹景宗传》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景宗亦豪杰哉！”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今河南新野）人。此人幼善骑射，好畋猎，少有大志，爱读史书，他在读《史记·乐毅传》时叹息曰：“大丈夫当如此。”萧衍为雍州刺史时，曾荐其为竟陵太守，梁武帝起兵时，曹景宗率同族子弟三百人从军。梁建国后为郢州刺史，然“景宗在州，鬻货聚敛，於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步曲残横，人颇厌之。”在这一段文字之上，毛泽东批了“使贪使诈梁武有焉。”看来这个人是比较贪，后面还有一段文字说他“为人嗜酒好乐，腊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为戏，而部下多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毛泽东在这一段文字批注“曹孟德，徐世绩，郭雀儿，赵立郎亦用此等人。”梁武帝对这种行为亦还有所约束。而曹景宗亦有所畏惧，故《南史》在下文云：“帝颇知之，景宗惧乃止。”梁武帝用曹景宗不是用其贪，而是用其能战。正由于这一点毛泽东仍称其为“亦豪杰哉。”

韦叡也是为毛泽东赞赏的梁武帝在天监年间的一个名将。毛泽东在《南史·韦叡传》的天头上用重划了四个圈，标明梁将韦叡、裴邃传，说明他对这篇传记的赞赏和重视。韦叡字怀文，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郊区汉宣帝陵墓）人，梁武帝在雍州时，韦叡即遣其二子自结于梁武，“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为筏，倍道来赵，有众二千，马二百匹。帝见叡甚悦，抚几曰：他日见君之面，今日见君之心，吾事就矣。”可见韦叡与梁武关系之深。毛在这篇传中曾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叡作风。”那是由于韦叡之为人，至今值得人们学习。为什么韦叡的作风值得今天我党的干部学习呢？天监四年（公元五0五年）韦叡攻克合肥时，“城溃，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这与曹景宗贪财好色的作风不同。毛在这里就逐字加旁圈，天头上批了“不贪财”三个大字。韦叡既好客又爱护部属，史称其：“叡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墉壁皆应准绳。”他能勤奋持事，主动关心别人，故毛在这句逐字加旁圈，并批注曰：“劳谦君子。”勤劳而又谦逊，才能团结人，保持队伍的战斗力，并吸引更多有谋之士围绕在自己身边。史传还称其“居朝廷恂恂，未尝忤视。性爱慈，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在这里逐字加圈，并批注曰：“仁者必有勇。”他对上恭敬，对亲人慈爱，能散财于亲故，这是仁者的表现，仁者无私心，故作战有勇气，这是他在战争中不断打败敌人的力量之源泉。史传称其“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毛就在这里逐字加旁圈，“我党干部应学韦叡作风。”对比毛对曹景宗与韦叡二个将领的批注，可以看得出毛对韦叡的喜爱超过了曹景宗。战争时期曹景宗那样贪财好色之徒，作战勇敢也能用之，但得适当管束，而对韦叡则是心倾慕之，学习他那种廉洁、勤奋、先人而后己的为人风格，只有仁者才有大智大勇，这是韦叡每战必胜的力量之泉源。

毛在读这二篇传时，所思考的是将来万一发生战争，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将领来统帅自己的军队，如曹景宗这样敢于打仗但贪财好色者，固然要用，但必须加以管束，要提倡的是如韦叡那样的作风，军人的作风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是关系战争成败的大问题啊！那时毛并不是因为战争已经远离我们才去读这几篇传的，而是感到战争的危险近在咫尺，才去读《南史》的。

（五）

曹景宗和韦叡这二个梁武帝手下主要的将领，在天监四年至六年（公元五0七年）在合肥地区最终打败了北魏的大规模进攻，巩固了梁在淮河流域的边防，这是一次边境上前后持续四年的大规模战争。中苏边境上的摩擦和冲突也已持续好多年了，早在一九六二年的四、五月间，在新疆塔城地区就有过苏方策动六万多人非法越境外逃的事件。在东侧黑龙江沿江地区，双方在边界问题上，早在六四年二月双方边界谈判上，也存在严重的分歧，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本来是中国的内河，是北京条约，才使它成为中苏的界河，而且它的位置在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双方在边境上的冲突在一九六七年已屡屡发生了，特别是在珍宝岛的冲突早就发生了。对苏军的侵犯我们是有准备的反击。所以毛读《南史》也是意有所指。他读的正是围绕与这一类边境事件相关的纪传。这时正是南方齐梁交替之际，北魏趁机蓄意挑起边境冲突。向南方施加他们的影响。北方的军事指挥官早期是任城王元澄，后期是中山王元英。天监三年的二三月间，任城王元澄率领萧宝寅等的军队在东线进攻，在钟离（今安徽蚌埠东面）打败梁军后，同时又派兵在西线进逼义阳（今河南信阳），与曹景宗的军队在西线相持，这次进攻由于四月间大雨和淮水大涨，元澄不得不引兵后撤至寿阳（今安徽之寿县）失亡四千余人，元澄为此降三阶，北归。北魏转以中山王元英为统帅，继续增兵南进。同年八月，元英攻陷梁之义阳。十月间，梁武帝萧衍下决心派兵北上与北魏抗衡，这次梁军挂帅的是萧衍的兄弟，临川王萧宏，北魏则以中山王元英挂帅，为征南将军，率十万军队与梁军相峙。这次是南方进攻，北方处于防御，具体是韦叡督诸军在前方作战，《南史·韦叡传》描述了他指挥作战的经过。韦叡传称：“叡遣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岘城，未能拔。叡巡行围栅。”毛在此处加旁圈，并在天头上画三个大圈，批注曰：“躬自调查研究。”领军者要亲自调查地形和敌情。正在此时，“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阵于门外，叡欲击之。”毛在此处加旁圈，并批注：“以众击少。”因为对方只有几百人，正好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接下来史传称：“诸将皆曰：‘向本轻来，还接甲而战。’叡曰：‘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今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毛泽东在“今无故出人于外”加旁圈，在天头上划三个大圈，并批注曰：“机不可失。”打仗要抓住战机，挫其精锐，则城自陷。史传接云：“众犹迟疑，叡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叡执法，不可犯也。’乃进兵，魏军败，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毛泽东在“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叡执法，不可犯也。”字旁逐字加旁圈，批注曰：“决心。”司令员没有决心的话，那就很难取得这次初战的胜利，并攻下小岘城。于是韦叡便乘胜进攻魏军驻守之合肥城，梁军的先头部队在合肥，亦是久攻不下。于是“叡案行山川”毛在此处加了旁圈，天头上划了三个大圈，又一次批注：“躬自调查研究。”他还在批注“躬自”旁加了套圈，“调查研究”四字旁加了单圈。可见毛对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司令员一定要亲自摸清敌情，弄清山川地形，才能提出具体的作战方案。于是韦叡“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即此是也，’乃堰淝水，倾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那时，魏在合肥东西两侧分筑小城，韦叡决定先攻外围二小城，突迂魏援军五万人奄至，众惧不敌，请表益兵，韦叡不同意，他说：“贼已至城下，方復求军。且吾求济师，彼亦徵众。‘师克在和’，古人之义也。”韦叡的意思，临战请援，时间不允许，应该积极应战。毛泽东对这段话也加了旁圈，批注：“以少击众。”即使敌众我寡，只要同心协力，同样也可以以少击多。当淝水堰立，“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城，乘胜至叡堤下。军监潘灵祐劝叡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义。叡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繖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在此处，毛又加旁圈，批注：“以少击多。”在这四个字旁，再加圈。绥字，是退却的意思，意为带兵的人死在畏怯退却上，只有前进没有退却的道理，古人有云：两军相争，勇者胜。只有勇者才能以少击众。这四个字是对韦叡胆识过人，临危不惧的表彰，唯其如此，才能拿下合肥城，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韦叡所以能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与其善于调和部属诸将领之间的关系有关。其传称：“初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其齿，齿皆流血。叡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顾两武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彼得无害焉。”纵观韦叡在攻打合肥这个战役的过程中，处处都能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在拿下合肥班师回朝时由于两军相距很近，惧为魏军所慑，叡遣辎重居前，身乘小舆殿后，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他能在进攻时居第一线，躬自调查研究，班师作殿后，临危不惧，对士兵仁义，对属下的将领能团结，顾全大局。这样的一个善于带兵打仗的将领确实少见，难怪毛泽东要号召“我党干部应学韦叡作风”。毛就在这一个战役的记载中做了那么多批注，这也是如果今后发生新的边境冲突时，毛泽东对我边防将领的一种期待。

（六）

第二个战役是在天监五年（公元五0六年）十月，北魏为了洗刷合肥战役的失败，再次派中山王元英会同萧宝寅围梁之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萧衍这次又让韦叡将兵救钟离，并受曹景宗节度。《南史·韦叡传》称：“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於钟离，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毛在“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处逐字加旁圈，并加批注：“虽众，何所用之”，毛这个话，似有所指，或指苏军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人多，不一定管用，打仗还得靠智慧和勇敢。这次是曹景宗与韦叡二支梁朝最精粹的部队联合作战，而萧衍则在首都建康（今南京）指挥，在《南史·曹景宗传》中讲到萧衍“诏景宗顿道人洲，待众军齐集俱进。景宗欲专其功，乃违敕而进，遇暴风卒起，颇有沉溺，复还守先顿。帝闻之曰：‘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众军同进’。”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到这次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是萧衍自己。在《南史·韦叡传》称：“帝怒，诏叡会焉，赐以龙环御刀，曰：‘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于是韦叡带兵很快就赶到邵阳洲，与曹景宗的军队相会合。韦叡传称“叡自合肥经阴陵大泽，过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盛，多劝叡缓行，叡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至邵阳洲”。毛在这一段文字的开头，批注：“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韦叡确实敢打敢拼，这个时候毛的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边防军说的，要敢于与技术装备和人员数量都占优势的苏军相抗衡。毛在珍宝岛冲突时说：“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用指挥车，打了九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与此同时，梁武帝敕景宗曰：“韦叡卿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叡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必济矣”。梁武帝萧衍在这里是调和前线两主将韦叡与曹景宗之间的关系，二将和是打胜仗不可或缺的条件。王夫之在《读通鑑论》中，讲到这件事，他说：“曹景宗骁将也，韦叡执白角如意，乘板舆以麾军，夫二将之不相若，固宜其相轻矣，武帝豫敕景宗，得将将之术矣，敕叡以容景宗易，敕景宗以下叡难。然而非然也，叡能知景宗之鸷，而景宗不知叡之宏，景宗之气敛，而何患叡之不善处邪？”王夫之这段分析有相当道理，梁武帝赐龙环御刀给韦叡是以防万一，给曹景宗的敕文，是要他敬重韦叡，韦当然会宽容他。二将和是这一场战争胜利的保障，结果是“叡以景宗之下己，而让使先己告捷”，“如其不然，叡愈下而景宗愈亢，叡抑岂能为人屈乎？”二将所以能和衷共济，是因为萧衍在二将之间，处理得当。

这一场南北双方的决战，《南史》在二人的传记中都记载了他们的战况。北魏这次是其勇将杨大眼与元英亲自参战，对双方而言，都是一场硬仗和恶仗。曹景宗传称：“及韦叡至，与景宗进顿邵阳洲，立壘与魏城相去百余步。魏连战不能却，伤杀者十二三，自是魏军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夺气。”在韦叡传中称：“魏将杨大眼将万余骑来战，大眼以勇冠三军，所向披靡。叡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围之，叡以强弩两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者众。矢贯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众来战，叡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看来野战的重任都落在韦叡指挥的军队身上。这一次战役最后是梁武帝定下火攻的计谋，曹景宗传称：“梁武帝令景宗与叡各攻一桥。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毛在此处批示：“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韦叡传载是时，“会淮水暴涨，叡即遣之，斗舰竞发，皆临贼壘，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于是，“魏人大溃，元英脱身遁走。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在这里，毛泽东逐字加旁圈后，批注：“百万之众皆尽。”王夫之将这一战役胜利，即“钟离之胜，功侔淝水，岂徙二将之能哉！”把这一次胜利比作淝水之战，不仅是韦叡与曹景宗在前方作战的功劳，也有梁武帝运筹帷幄，调遣二将指挥得当的功劳。

在天监七年（公元五〇八年），韦叡还碰到一件事，那时，“司州刺史马仙琕自北还军，为魏人所躡，三关擾动。诏叡督众军援焉，叡至安陆（今湖北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叡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是时，元英复追仙琕，将复邵阳之耻，闻叡至乃退。毛在“为将当有怯时”句的天头上批注：“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此事见《三国志》的夏侯渊传，夏侯渊是曹操的勇将，战数胜，曹操戒之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匹夫敌耳。”曹操这个话有道理，夏侯渊领兵在汉中因此被刘备所袭杀。韦叡在同事之间不好胜。邵阳之役，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后之捷，叡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此。昌义之设赌会，曹景言与韦叡打赌，韦叡赢了，韦叡故意反择一子。毛泽东在此处批注“使曹景宗胜”那是为了团结而谦让，不在朋友之间争胜，才能容纳更多的朋友，作为将领也就是处理好兄弟部队之间的关系。韦叡因疾寿终于普通元年（公元520年），终年七十八。遗令薄葬，敛以时服。

纵观毛对韦叡传的圈读及批注不在战争如何进行，而在将领如何处事，才能保障战争的胜利，对钟离之战是如此，他对《晋书》中有关东晋淝水之战记载的关注也是如此，如何处理军政的大局，处理好军队官兵的关系，将领之间的关系，这是保障战争胜利的根本。从他对韦叡这句话能随手指出是曹操的话，说明他对古书所载之古代军事活动中古人的一言一行是那么熟悉。他比较韦叡与曹景宗这二个人，曹景宗只是一名勇将，但好色贪财，这种人不是不能用，但得防着点，所以毛批注“曹景宗不如韦叡远矣”。毛在韦叡传上的批注有二十余条而且都是正面肯定之语，这是毛读史中仅有的在一篇传记上如此醉心地圈点和批注。从毛那二十多条批注的内容看，都是属于何以为将处事做人的一些基本道理，看起来都是他在作风上的个人品格，但这个高尚的作风和品格正是从根本上决定了他在指挥战争上能否取得战功。对军事干部是如此，对行政干部讲，何尝不是如此。珍宝岛事件之后，在中苏边境高度紧张的局势下，从毛读《南史》梁武帝时期的纪传看，他关心的还是军队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可见毛对当时边境战争成败的关切之深。（待续）

2009年4月7日

（七）

在天监年间以后，到了大通年间，毛关心梁武帝手下的另一个重要将领是陈庆之。毛在《南史》陈庆之传的开头，批了“再读此传，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有阅读和批注时间，这是毛批注史书中少见的例子。毛是在四月间中共九大结束以后南下的，在五月三十一日到武昌，住在武昌东湖的梅嶺一号。故他是到达武昌以后在这短短几天内读的《南史》，为什么那个时候毛会为这篇传记心神往之呢？陈庆之是怎么样一个人物，那时南北对峙的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陈庆之又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呢？因而使得毛会为他心神往之？

陈庆之，字子雲，义兴口山（今江苏宜兴）人，幼时是梁武帝身边的随从，用现代的话讲，是通讯员出身。后来成为梁武帝手下的一员大将。钟离之战以后二十年，南北形势有了一个大的变化。从大通元年（公元五二七年）说起吧，那时北魏内乱频起，一方面是北方的柔然、高车等游牧族在北方侵扰北魏的边境，另一方面六镇的边民起义，若破六镇拔陵及葛荣之徒聚众作乱，北魏已无兵可用，秀容的尔朱容在镇压六镇起义的过程中力量不断壮大，同时北魏上层统治集团日益奢侈腐朽，而且宫廷政变不断，灵太后毒死肃宗元诩，引起北魏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混斗。尔朱荣率部进入洛阳，在河阴纵兵屠戮朝廷百官，使整个北魏王朝处于分裂和崩溃的状态。在这个背景下，北海王元颢南奔降梁，这就为梁武帝派兵北上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时机。故梁武帝在大通二年（公元五二八年）派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将兵七千人，送元颢北返为魏王。尽管北方有尔朱荣部步步抵抗，而陈庆之所率七千人的部队孤军深入，自铚县（今宿州的临涣县）起兵，一直打到北魏的首都洛阳一百四十天时间，大小四十七战，陷三十二城，所向无敌，如雎阳一战陈庆之以七千人败魏将丘大千的七万人。在河南的荥阳，陈庆之的七千之众与北魏四十万大军相抗衡，《南史·陈庆之传》称：“时荥阳未拔，士众皆恐。庆之乃解鞍秣马，宣喻众曰：‘我等才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今日之事，义不图存，须平其城壘。’一鼓悉使登城，遂克之。俄而魏阵外合，庆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天穆、（尔朱）兆单骑获免。”陈庆之这样孤军深入靠的是锐气和勇气，居然能把北魏的孝莊帝赶出洛阳，迎元颢进洛阳。这次南朝大举进攻北方，占领洛阳，为南朝百余年弱势未有之事。从这里可以看到毛心神往之的是尽管现在苏军在边境上神气活现的样子，总有一天，他们内部会发生变化，最终胜利将属于我们。陈庆之的胜利进军为毛出了郁在心头的一口恶气。

毛在批注中讲了这次是重读，说明《南史》过去早就读过，这次因为珍宝岛事件，重新找出来再读，对中苏之间的冲突，毛在心理上有一个定位，苏在北方，中国在南方，北强南弱，他把我们定位在南朝，从南北对峙中寻找以弱胜强的历史经验。毛以南北朝为喻，在我的印象中这已是第二次了，我记得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初，那时斯大林给毛发来一个电报，那是南京政府照会美、英、苏，希望各国出来调停中国的内战，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苏联政府过去、现在都是赞成中国停止内战和实现和平的。”毛反对外国来调停中国的内战，毛对斯大林的电报有怀疑，是否有意在中国搞南北朝，让国共两党划江而治。毛后来多次提起这件事，他说：“有些外国朋友对我们的胜利半信半疑，他们试图说服我们停止在这里，把长江作为与蒋的分界线，建立‘南北朝’。”周恩来在一九五五年也说起过这件事，他对刘晓说当时我们准备南下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是搞“南北朝”，两个中国。那时的南北与中苏对峙的南北换了一个位置。再说依照《南史》的次序，他应是先读梁武的本纪，然后是曹景宗传，韦叡传，最后才是陈庆之传。最使毛泽东动情的是韦叡和陈庆之这两篇传。毛在思考如何应对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对峙的格局时，从历史事件中寻找它可能演化的方向。至于如何具体处理中苏边境冲突，当然只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定夺了，两者之间没有直接逻辑上的联系，但它可以启迪人们的种种联想。毛能在众多的历史事件中，选出《南史》中有关梁武帝时期的相关纪传来读，说明他对中国历史知识的渊博和熟练，这确是一般常人很难达到的境界，即使如我专攻史学的人也做不到这一点哪！今天重温毛读《南史》这一个案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很好的案例，但各人的经历与教养不同，如仅就如何以史为鉴而言，也是因人而异的，任何人都能从一定的历史线索寻找到对自己有益的启迪。读史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门很重要的必修课，历史的景象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如万花筒一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所需的东西，只看你自身的境界和功力如何，勤奋者获益多一些，你品位低下，也可能学坏。

（八）

六九年三月间，珍宝岛事件苏方在边防军的挑衅活动中吃亏了，六月以后苏方的边防军又在西北的边防线上企图挑起新的事端，苏方所以选择这个地区挑起事端，因为那儿边民之间相互关系比较复杂，前后发生各种纠纷多达四百多起，苏方的边防军出动直升飞机和军车，组织上万人的队伍，侵犯我边疆。八月十三日，苏方出动了三百多人，在两架直升机和数十辆装甲车掩护下越界包围了我方巡逻的边防军三十八名，经过四小时的激战，我方巡逻队员全部壮烈牺牲。我方对苏方的侵占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毛进一步提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准备打仗”的号召，八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令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的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是在作最坏的打算，但还是要争取避免战争的机会和可能。九月三日，柯西金通过越南外交部转告我方，柯西金希望自越南回国途中与中国领导人会晤，在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在机场与柯西金会谈了三小时，周恩来指出两党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际关系，边界问题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谈判解决之前，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可以脱离接触，如果你们先发制人，袭击我们的核基地，那就意味着战争。柯西金保证苏联没有对中国发起核攻击的打算，对两国有争议的边界，双方没有必要为此而打仗，可以坐下来谈。对苏方这个态度，在高层引起了争议。毛的态度是半信半疑需要观察，要有所准备。双方边界谈的时间定在十月二十日。在这个期间我们内部处于高度战备状态，许多人认为苏方有诈，故九月三十日林彪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商议，疏散北京附近的军用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方飞机降落，预防苏方在我国庆期间如对付捷克那样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那是因为六八年秋，苏联便是通过空降部队到机场，让苏联军队很迅速的占领布拉格，包围了捷共中央委员会、总统府，那次苏联动员了十七万人进驻捷克，使捷克的党和政府毫无回手的余地。六九年十月二十日以前中国高层内部处于最紧张的战备状态，这次战备是外松内紧，六九年国庆，我在北京观礼，一丝一毫也没觉察出要打仗的氛围，国庆以后毛泽东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该分散一些，疏散到外地，防止敌人在北京一窝端。十月十四日，毛再次去了武汉，十六日，林彪去了苏州，林彪没有经过毛同意下达了“第一号令”，然而毛在十九日看到这个“第一号令”时，他不满意了，一是林先斩后奏，二是形势还没有严重到需要那种备战状态。十月二十日，中苏在北京正式开始边界问题的谈判，整个形势缓和下来了，还是毛的判断比较准确。随着苏联政府的变化，中俄之间边界问题也就缓解下来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也已成为过去。毛读历史，从中得到借鉴和启迪，但对现实问题的处理，并没有照搬历史经验，仍必须建立在正确判断当时形势的基础上。那时勃列日涅夫所以不敢公然对我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因为中国不同于捷克，捷克是处于苏军直接的包围之中，苏联对捷克内部情况非常清楚，又有人作内应，捷克没有能力与苏军公然对抗。而中国幅员辽阔，且有充分迎接战争的准备，在珍宝岛战役他们已经领教了中国的厉害，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清洗，他们对中国内部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又没有他们的代理人作内应，所以才不敢轻举妄动。中苏两党从意识形态的对立到两国的公开军事对峙的过程，直接影响了中国国内政治格局的演变，影响了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化，世界格局由此从两极化向多极化方向演化。这个过程是我们认识当代中国历史的关键性问题，它是我们解开许多谜团的一把钥匙。而毛的思想演化过程又直接影响着那个时代中国国内政治格局的走向，从毛读史的线索，多少能找到毛思想演化的印痕。把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演化历史，从国际国内这两个方面作为切入口，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或许能为我们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当代史提供一个别开生面的广阔视野，它对我们正确认识当前时局的由来和走向或许都是有益的。近百年来，从中日和中苏这两个近邻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外部力量无论以哪一种方式，它们都不可能把其意志强加于中国，或以它们的利益来左右中国历史的航向，中华民族始终沿着自己的航向乘风破浪地奋勇向前，它前进的步伐永远是任何外部力量所无法阻挡的。

　　2009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