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鱼寻秦记:美报文章：中国成就挑战西方民主模式（九篇文章） 2011.11.18. BZRXZ zhuantie

1、美报文章：中国成就挑战西方民主模式
2011.11.18.   BZRXZ  zhuantie
2011年11月17日 09:31:17
来源： 新华国际
【美国《华盛顿时报》网站11月15日文章】题：中国嘲笑美国政治模式
在经历了20年的高速发展、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将国家变成经济超级大国后，中国的政界和商界领袖们越来越有成就感。他们说他们的成功证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优于西方模式。
在与诸多中国领导人的交谈中，经常听到的批评之声是他们在华盛顿看到的“全面瘫痪”或“功能失常”。他们说，寻求连任的美国政治领导人对选民的奉承造就了一种“享有权文化”：公众变得越来越依赖政府的慷慨资助。现在，鉴于美国面临历史性经济和债务问题，其政治体制已无限制慷慨的享有权项目或制止经济衰退。
但华盛顿的政治僵局并不是中国人在私下和公开言论中嘲笑的唯一话题。欧洲国家无法偿清的巨额债务让中国人看得目瞪口呆。现在，随着西方民众强烈抵制改革，这些挥霍无度的国家看来正陷入历史性的金融危机中。这场危机有撼动全球经济的风险。
在香港，很多人认为，美国面临的严重困境和席卷欧洲的危机证明，西方民主不能发挥作用或为人民提供持久的福祉。
香港《信报财经新闻》的克里斯·杨说：“少数颇有影响力的组织对民主持批评看法。美国的问题给他们提供了抨击民主的弹药。”
相比之下，批评人士说，中国政府在过去20年通过一系列五年计划取得的高速经济发展则很好地服务于大多数人。
取得美国国籍的香港富商陈启宗十分鄙视美国领导人以及他所看到的党派争吵和迎合公众的倾向。
陈启宗说，美国政治领导人如此专注短期利益，以至于不能在社会计划中作出确保政府偿付能力和经济活力所需的痛苦的长期选择和变革。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领导人制订长期的计划，并系统地实施，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并连续多年实现将近两位数的年增长率。
陈启宗说，这证明中国的体系好于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广的民主体系。
支持者说，中国的开明经济管理现在有目共睹。这个国家正在抑制房地产泡沫，最近对投机性买房人规定了严格的首付款要求，并迫使他们多纳税。
这与美国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过去十年里，美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听任房地产和信贷泡沫继续膨胀，直至最后破裂，结果导致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及持续的经济问题。
为了减轻民众因房价上涨遇到的困难，中国的中央政府命令在年底前建造1000万套保障房，在2015 年前建造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这将为因房价上涨而买不起房的干百万消费者提供价格较低的房源。
2、西报：中国经济制度比西方有优越之处
2011年09月21日 09:47:09
来源： 新华国际

资料图： 意大利知名记者、经济学家和畅销书作家洛蕾塔·纳波莱奥尼（Loretta Napoleoni）
【西班牙《先锋报》9月19日报道】题：中国的制度优于西方吗？（记者 玛丽娜-梅塞格尔）
在西方，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民主和经济体制是已知最优越的制度。但是，经济危机的来袭似乎为我们的错误敲响了警钟。在危机冲击下，企业倒闭、社会福利缩水、薪水锐减、工作朝不保夕、学费提高……西方民主与经济体制的神话似乎一夜之间被打破了。
意大利知名记者、经济学家和畅销书作家洛蕾塔·纳波莱奥尼提出了一个在西方备受争论的问题： “中国的制度是否比西方优越？”纳波莱奥尼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经济的控制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西方的执政者应该效仿的样板。
    纳波莱奥尼就这一问题接受了《先锋报》采访。
《先锋报》问：与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对比，民主是否是西方经济发展的障碍？
纳波菜奥尼答：从经济角度讲，民主并不是障碍。但是，我们今天施行的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在过去20 年间，也就是全球化发展的期间，我们的民主一直在为金钱寡头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西方民主不起作用的原因，也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现在面临着以前从未有过的问题的原因。
问：您为什么认为中国在经济方面做得比西方更好？
答：在中国，政治控制着经济。西班牙的问题之一就是国际市场在左右着国家经济政策，决策层受到国际市场的掣肘。中国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其金融市场不是开放的。全球化对中国是有利的，因为他们控制住了全球化的进程。西方则完全依赖市场，任凭市场支配，任凭投机行为给我们造成伤害。今天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对投机者没有抵御能力，就是因为它们的市场是完全开放的。
问：您把中国模式与英国工业革命相提并论。当英国工人意识到自己受到剥削的时候，就开始要求更多的权利。这也会在中国发生吗？
    答：在过去10年间，中国劳动者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的呼声非常大。中国劳动者的自觉意识与18世纪英国工人的意识有所不同。正因为如此，中国在过去20年中的经济社会发展才会如此之快。在英国，工人们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达到要求改善自己状况的觉悟。
问：自由的思想是创造力的关键，同样也是经济进步的关键。中国会有这种创造力吗？
答：中国人不懂得经营自己的形象，让全世界都喜欢自己。在推广自己方面，中国的确缺乏创造力，这是一种缺陷。但在工业和发展方面，中国是具备科技创造力的。
3、西方正在经历深刻的制度危机
2011年09月01日 14:23:47　来源： 求是


近一段时间，西方国家接连发生一系列令世人震惊的事件：美国信用评级近百年来首次遭下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挪威发生死伤惨重的枪击爆炸案，英国爆发几十年未见的大规模街头骚乱。种种困境和乱象表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西方正在经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
经济难脱困境
从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已经3年过去了，西方各国经济不仅复苏乏力，而且深陷困境。更糟糕的是，目前根本找不到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办法和出路。
首当其冲的是债务困境。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主权债务攀升至二战结束以来最高，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飙升了近21个百分点。评级机构穆迪的一项研究表明，2007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将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其中八成来自西方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警告，二十国集团中的发达经济体到2014年的政府债务水平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8%。今年5月美国国债达到14.29万亿美元的上限，目前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0%，国债总额占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00%。奥巴马总统签署提高债务上限与削减财政赤字的法案，化解了债务违约的“近忧”，却迎来市场对财政赤字能否真正削减的“远虑”。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债台高筑，有的州濒临破产，只能靠举债度日，加利福尼亚州窘迫的财政状况甚至迫使州政府提前释放了4万多名轻罪犯人，密歇根州一些城市裁减了1/3的警察以减少支出。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持续蔓延，继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之后，其第三、第四大经济体意大利、西班牙也被认为有可能面临债务违约，法国的债务风险也令人担忧。有经济学家预测，未来20年发达国家将持续面临高债务困扰。事实上，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早就深陷债务依赖模式，只能通过借新债还旧债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为应对债务危机，美国一再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致使全球流动性严重泛滥，导致新兴市场资产泡沫风险上升，不利于世界经济总体复苏进程。
“无就业”复苏也是普遍困扰西方国家的“危机后遗症”。美国今年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1.3%，6月个人消费支出缩减0.2%，个人收入增幅也下降到0.1%；7月失业率好于预期，但仍高达9.1%。有学者分析指出，美国的实际失业率大大高于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因为官方的统计模型不科学、不切合实际。欧盟失业率仍在9.4%左右，其中德国7%,西班牙高达21%，葡萄牙经济则仍在负增长。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指出，未来10年欧洲和美国将面临巨大的失业问题。经济复苏难以拉动就业和消费，消费低迷反过来影响经济复苏，为克服债务危机而采取的紧缩减赤措施又加剧了这种恶性循环，这就是西方经济面临的难以摆脱的困境。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坦承：“大银行和高收入的富人们虽已享受到‘经济复苏’，而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和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却无法摆脱经济困境并且仍然在艰难中挣扎”。格林斯潘指出的这种现象，恰恰折射出西方经济制度的本质。
政治深陷僵局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年来几乎每个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率都在下滑。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债务上限争论中表现出的“痛苦、分歧和失调”震动了世界，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奥巴马总统说，美国这个国家没问题，有问题的是美国的政治；他敦促美国国会拯救经济，呼吁政治领袖们着眼于下一代，而非下一次选举。标准普尔在发表的声明中透露，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对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信心下降，是其决定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基本原因。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扎卡利亚称，美国政治制度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大大下降。国际社会也对美国两党表现反应强烈，舆论认为发生在华盛顿的不只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政治危机：美国两党将政党争斗置于世界经济安危和各国利益之上，损害了美国的声誉，也动摇了世界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信心。
一位前欧洲国家政要在评价危机应对政策时指出，欧洲政治被选举政治劫持，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过多考虑政治和选举因素，罔顾经济客观规律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德国媒体也评论说，在政府领导人看来，“连任比责任更重要”。债务危机前，欧洲国家为取悦选民、争取选票，盲目增加福利、推高债务；债务危机发生后，受相关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牵制，以及受到欧洲国家与欧盟政治决策之间冲突的影响，债务危机久拖不决，引发民众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不信任和对政治体制效率的质疑。比利时甚至发生因政治僵局导致国家一年多时间无法组成新政府的事情。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的文章指出：“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即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抑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
这里再举一个稍远一点的例子。200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财政赤字高达数百亿美元。为缓解财政危机，当年5月19日，加州进行了7项全民公决，其中6项涉及加税，1项涉及冻结公务员工资，结果，涉及加税的6项条款全部被否决，只有冻结公务员工资的1项获得通过。人们不禁会想：这样的“民主制度”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愿美国不会用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是否偿还其所欠外债。
社会动荡不安
与美国政府靠举债度日一样，美国多数家庭长期以来也习惯于举债消费。储蓄不足使美国人对经济萧条的承受力很差，经济衰退会迅速演变为社会不满。经济迟迟走不出困境，使70%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将近2/3的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正在衰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撰文指出，美国人不再信任其政治制度的可靠性，而这一制度是整个政府的根基之一，这种信任的丧失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复杂而阴郁的情绪，焦虑、悲观、羞愧、无助并且戒备心强。
金融危机以及反危机紧缩财政措施，也使欧洲社会久已存在的福利、就业、移民等问题凸显、激化，导致民众示威游行不断，欧洲社会稳定和多元文化融合受到冲击。多年来欧洲福利制度一直面临变革压力，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更是难以为继，各国纷纷推出福利削减措施，引发民众不满。2010年以来，先后爆发了希腊反紧缩示威及骚乱、法国数十万民众反对提高退休年龄游行和多行业大罢工、英国民众抗议学费上涨、西班牙民众抗议高失业率以及全欧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大游行等大规模抗议活动。此起彼伏的民众抗议不只是因为福利被削减、生活水平下降，更是为了反对社会不公，反对“让普通民众为资本家的贪婪和政府的无能埋单”。
就业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一位法国学者曾断言，如果找不到失业问题的解决办法，资本主义将会自行瓦解。反危机紧缩政策导致失业人口尤其是社会中下阶层和年轻的失业人口大幅增长。据德国媒体报道，2011年6月，欧盟国家15岁到24岁之间青年失业者总数超过500万人，平均失业率为20.5%，西班牙和希腊的青年失业率分别高达45.7%和38.5%。大批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对社会不满，对政府失望，对前途迷茫，很容易成为社会动乱因素。近期英国多地爆发的大规模骚乱就震撼了整个西方社会。
移民问题也因金融危机和经济困难而凸显。欧洲社会一直试图实现社会多元化和多元文化融合，以体现欧洲社会模式的优越性和包容性。但是近年来，受失业率攀升和社会福利削减影响，反移民情绪普遍上升。法国高调驱逐境内罗姆人，比利时等国立法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穆斯林服装，德国总理默克尔宣称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的努力“彻底失败”。挪威发生的枪击爆炸案表明，西方国家社会矛盾凸显，激进和排外思想抬头，为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活动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机会。
变革压力加剧
事实表明，金融危机带给整个西方世界的，不只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国家发展方向问题。西方国家一向引以为傲、一直不遗余力向别国推销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光环黯淡。
有西方学者和前政要指出，西方目前缺乏具备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缺乏系统全面的战略思考和安排，缺乏重大的哲学思考，“短视、功利和表象化充斥社会各个领域”。西方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禁锢，只有很少数的政治家和学者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西方制度和体制存在的问题，能够理性地分析西方目前的处境和能从其他国家那里学到些什么，“执政者则醉心于眼前力量对比表面的优势，千方百计迎合西方公众既自负又恐惧的心理。”思想的僵化必然导致制度的僵化。西方目前的困境和僵局，正是其制度丧失生机和活力的反映。
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弊端还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无遗。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偏离平衡越来越远，以至发生结构性危机，将导致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无序的动荡，当前这套制度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本次金融危机使“华盛顿共识”失去主导地位，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稳定性，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积累模式已逐渐陷入僵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举债、财政赤字、军事扩张5条“逃生之路”非但未取得成功，反而加剧了矛盾，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达到了极限，西方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霸权已经终结；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是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崛起，也包括观念和模式的国际竞争。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西方国家的制度和体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变革压力。
4、美报：西方迎来愤怒时代
2011年08月29日 09:03:48
来源： 新华国际
【美国《纽约时报》8月14日文章】题：愤怒的时代（作者该报专栏作家罗杰·科恩）
8月曾是—个任你做白日梦的月份，徜徉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悠闲地享用午餐后读一下无新闻可言的报纸，黄昏时分盯着广场发呆，而孕妇和老人们则坐在广场的长椅上闲谈。但现在一切不同了。
世界的节奏加快了。紧张的程度激增。悠闲的时光随即消逝。自我意识膨胀。金钱胜过了政治。狂怒的情绪迸发。正如加拿大民谣歌手伦纳德·科恩说的那样：“穷的依旧穷，富的更富。这就是时下的局面。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
只是每个人都茫然不知所措。当戴维·卡梅伦匆忙由托斯卡纳返回遭暴乱蹂躏的伦敦时，当萨科齐急急忙忙由里维耶拉奔回家，以解救巴黎的债务危机时，当今夏欧洲不再有暑期的空闲时，所有的一切结果都很难说。
严峻季节
今年的8月泡汤了。它变成一个严峻的季节。路障取代了海滩。我们遭遇了一个愤怒的时期。
今年，在英国城市群情激昂之前，希腊和西班牙社会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前者还出现了暴力冲突，而后者则有成千上万人在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的城市安营扎寨。包括葡萄牙在内的其他国家则弥漫着一种源于以下共识的怒火：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欧洲的这种不适对美国来说并不陌生：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陷入困境，意识形态激进化，政治上变得偏狭。
数字可以说明部分问题。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的年轻人失业率为20%，而西班牙却高达45.7%。在英国，年轻人失业率由2008年第一季度的14%上升到了20%。欧美的年轻人，每5人中就有一人在思考如何能让职业生涯步入正轨。英国的尼特族(NEETS，即不上学、不就业和不受训)与美国的“啃老族” 都处在等待的焦虑中。
当政府大幅减少福利，推迟退休年龄，试图解决不断递增的赤字问题时，这种焦虑加深了。当政的老人政府几乎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帮助。从托特纳姆到蒂赛德，英国人正目睹自麦克米伦以来最显贵的内阁在大肆削减开支，无论是图书馆还是年轻人的咨询服务都没有幸免。他们的叛逆是“没有未来”的。
不可控力量在发挥作用，减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种感觉在西方社会越来越严重。历史上的全球力量调整从未像今天这样激进。
义愤时代
今天统一的欧洲是建立在接二连三的帝国——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废墟之上的，而这些帝国最终都以某种暴力的骚动终结。现在美国的准帝权，更普遍的说法是西方的统治权，正在结束，虽不迅速，但却是在稳步进行之中。
增长、就业、发展、兴奋——是的，还有可能性——都取决于非西方国家，即由中国开始，经印度到南非和巴西的弧形地带。到南方去！向东挺进！是这个时代的格言，但在英国或者美国，这句格言并不总是行得通。世界已经颠倒，变得一团糟。我们所目睹的一切正是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西方社会的动摇。
在新力量崛起之际，全球化已经改变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且对前者有利。越来越多廉价劳力可从西方以外获取，而技术已消除了距离的障碍。资本收益证明比工资更高。这就是冷战后时代的故事。贫富差距已变成鸿沟。
能从这场混乱前的那场金融大饕餮中安然脱身且毫发未损的人，只有它的设计者和最大的受益方：银行家、金融家和对冲基金公司老板。
这也滋长了一个义愤时代的出现。
德国经验
应对这些困境最成功的或许是德国。它投资于建立一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队伍。它使工人学有所用。它在继续制造其他国家造不出来的精密机械。它已经促进了工会与雇主间的合作，加强了工业家和政府在捍卫德国就业机会方面的合作。青年失业率低于IO%。
它并没有试图与中国进行恶性竞争，并未想当然地认为金融和其他服务业可以维持一个社会，或试图去肢解工会，或认为市场掌握着所有答案。过去的灾淮强化了德国放下自负情绪，致力于稳定所需的共同利益的能力。
哎，德国也有一阵加入了自我陶醉的行列。对他国问题感到厌倦。对出资拯救希腊感到恼火。调查显示，50%的德国人现在对欧盟没有丝毫信任感。
是美国和西欧拯救了德国。眼下或许是作出一点回报的时候了——不光是用金钱，还要用思想。
5、西方应深刻反省享乐文化
2011年09月01日 09:01:04
来源： 环球时报
王元丰
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凸显，陷入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危机。在《世界报业辛迪加》上有人甚至发出疑问，“资本主义完蛋了吗？”
面对诸多问题，西方国家很多人将原因指向政府工作的不力。一些人指责称，发生金融危机是由于政府部门监管不力，而英国的骚乱主要是因为政府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的紧急预算案，保守党政府“在施政过程中显得散漫甚至轻率”，应为此承担责任。千错万错，都是政府的错。但是政府真的是西方社会的问题根源吗？像日本10年换了7个首相，意大利二战后60多年换了60届政府，政府走马灯一样轮换，将这两个国家带出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泥潭了吗？
西方社会需要深刻反思，引发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不仅在政府，更在于西方社会的文化！西方社会文化的主要问题就是享乐主义或者说是消费主义盛行。20世纪初福特主义的批量化、大众化生产使得大众消费社会出现，人类迎来了“消费革命”，“除了一贫如洗的人”，所有人都开始投入到消费中。与此同时，20世纪之前西方社会传统的清教伦理精神：强调节约、俭朴、自我约束和谴责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被迅速摧垮。有西方学者直言不讳地说，“在文化上证明资本主义正当的是享乐主义”。看看西方社会，不要说周末很少有人加班工作，到了假期很多城市变为空城，一到发薪日晚上，酒馆、饭店和娱乐场所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就是在工作日，很多人头脑中还是在盘算该怎样去消费和享乐。每日琢磨吃喝玩乐，能够为社会贡献多少经济和社会价值？
如果说基于自身劳动所得的享乐，甚至是把所有收入全部消费掉，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但是随着分期付款、信用卡消费而产生的过度消费和享乐，则是十分危险的。以分期付款为代表的现代信贷消费制度，为这种过度消费提供了便利，同时也设下了陷阱。失去节制的个人信贷消费，给个人和家庭带来高负债率，而为不具备消费能力的人提供信贷所导致的美国房地产次级债危机，以及最终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这种过度消费的最鲜明写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列出的十个需要为金融危机负责的人，将普通美国消费者列为罪魁之首：“你不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而是首要的元凶”。
与享乐主义或消费主义相伴生的另一种西方社会文化问题，是社会成员不愿吃苦、不负责任流行。社会成员不愿吃苦的一个典型而影响深远的例子是教育。尽管西方社会“快乐教育”的理念有一定合理性，但西方学生没有刻苦学习的精神，学生大多学习兴趣不高，在学校里体育出色或者文艺有特长、能够经常参加各种活动的学生，才是受崇拜的对象。几年前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推动教育改革时就曾指出美国中小学教育的问题：“近70%的城区四年级学生不能达到全国阅读测验的基础水平”，而最近美国两位大学教授出版的一本新书《学术随波逐流：在大学所学有限》则指出：美国大学生用于学习的时间少于参加聚会的时间，近四成的学生经过四年学习，在思维、推理和交流能力上没有实质性的改进。教育的失败导致美国等西方社会劳动力和竞争力降低，西方很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教育问题对西方经济以及社会问题的深远影响，尤其是提高社会的就业水平关键要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激发社会成员的创造力。但是，没有怀有上进心、勤奋、刻苦的学生，再好的教育制度也不会起到作用！
而在社会成员不负责任方面，结婚率低、离婚率高是一个典型的指标。美国社会1／3的孩子是未婚母亲所生，45%的婚姻以离婚而告破，40%的孩子不能与亲生父母一起生活。而在欧洲，未婚生子的比例更高。在瑞典，2008年多达55%的孩子是未婚母亲所生。婚姻是文明社会的基础，一个社会的婚姻出现问题，将演化出许多社会问题：青少年缺乏教育导致犯罪率高发，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最关键的是婚姻问题将对社会成员精神和心理、身体产生严重的伤害。婚姻是人们幸福的发生器，更是社会的稳定器。建立在如此严重婚姻问题上的社会，其经济和社会能够健康发展是难以让人想象的！　　一些西方学者如马克斯·韦伯、丹尼斯·贝尔早就深刻洞见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深刻矛盾，但在二战后西方社会总体歌舞升平的情况下，有多少人会认真倾听他们的呼吁？目前，西方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应该从文化对自己进行深刻反省了！▲(作者是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6、面对中国改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困境
2011年11月14日 11:46:55
来源： 《求是-红旗文稿》
◎ 乔 榛
1978年以来，我国走出了一条渐进式改革之路。通过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由此给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这一成功破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难题的制度变迁，却得不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解。它们一直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模式不符合西方的标准，因而是不会有前途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更加突出，尤其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更快。我国改革已从过去不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认同，变成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一些属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如“经济人”假定、“看不见的手”、制度绩效理论等，都无法对我国改革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我国改革的解释陷入了困境。
一、中国没有基于“经济人”假定设计改革路径
“经济人”假定无疑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一代代西方经济学家都以“经济人”假定为逻辑起点，逐步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形成了一部经济学进化史。这一点，即使被认为是“经济人”假定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可能也没有想到。在亚当·斯密那里，“人”只被赋予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内涵。正如斯密自己所阐述的：每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页）斯密赋予“人”这样的内涵，是为了论证那只“看不见的手”具有“超凡”的作用。如何在每个经济主体都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是能够把二者有机联系起来的最有效的机制。不过，“经济人”并不是斯密对人的全部看法，正如哈耶克所说：“当前对于亚当·斯密及其信徒的个人主义的许多误解当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发明了‘经济人’这个可怕的字眼；……但是实际上，亚当·斯密及其信徒们根本没有作此假定。要说他们认为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经济地或谨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目标，或许更符合事实。”（《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然而，到了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被赋予了理解人类经济行为的惟一属性，并取得了三个“标准化”的规定：（1）经济活动中的人是自私的，他以追求自身利益作为经济行为的惟一动机；（2）经济活动中的人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3）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就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在这一属性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人”假定的过于自信，但我国的改革却对这一假定提出了挑战。
毫无疑问，任何一种好的经济制度变迁都需要把人的积极性更好地调动起来。因此，评价一种制度变迁的好与坏，关键是看它是否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而这又取决于对人的属性的准确把握。人的属性究竟是什么？这固然可以从人自身去理解，但绝不能脱离具体的制度选择去理解。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来看，似乎由于经济活动中的人是“经济人”，所以以此为出发点的制度选择应该是私有制与自由市场制度的结合。然而，进一步挖掘这种逻辑背后的内容，我们会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实坚持的是另外一种逻辑，即它们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制度作为一种理想制度，而“经济人”假定只是用来论证这种制度合理性的一种逻辑追溯。因此，“经济人”绝不是人的行为的惟一特征。我国的改革并没有按照 “经济人”假定去设计路径，但取得了西方人意想不到的成功。这意味着我国改革和发展所基于的“人”并不是所谓的“经济人”。
我国改革所走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有人称其为“中国模式”。该模式体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权力结构方面，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由于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而我国在经济运行中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党的意志，这种意志被赋予明确的经济建设目标。二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模式”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这决定了“中国模式”仍然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三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公有制经济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是“中国模式”的显著体制特征。四是在协调机制方面，“中国模式”坚持的是国有经济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在这一市场制度中，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重要作用。
这样的一种改革之路，以及由此建立的经济体制显然与“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去甚远，因此，这种体制基于的人的特性也与“经济人”不同。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也有一个关于人的假定，正如马克思所言：“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卷第10页）因此，对人的属性的理解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人首先不是一个自然人，而是一个社会人；人其次还是一个利益最大化者，但这种利益最大化又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得以体现的。所以，对人的假定不能仅仅考虑人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还要考虑这种追求的社会关系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更应该是一个“社会经济人”。
从“社会经济人”的属性出发，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时，首先要关注人的个人利益。适应这种利益倾向建立的市场经济有利于激发人的积极性，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其次，一定要认识到人的社会性。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一定会关注到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或者说人们不仅仅要获得尽量多的物质财富，而且还要获得一定的社会认可，还会为社会发展而努力。在一定的环境下，人的社会性甚至会超过人的自利性。因此，对一种经济制度来说，能否关注人们的这种社会性，并引导这种社会性，使之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样是十分重要的。我国的改革在关注了人的个人利益追求的同时，也特别关注人的这种社会性。这体现在该模式中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所有制和协调机制都不单单为人的自利性提供支持和保障，而是侧重把人们的行为导向更长远的社会目标，即实现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从而使人们的自利性嵌入到这种社会目标中。因此，我国改革的逻辑出发点并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经济人”。
二、“看不见的手”对我国改革的解释陷入困境
自亚当·斯密以来，“看不见的手”一直被当做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内容都是围绕这只“看不见的手”展开的。属于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单个商品的价格决定问题，而由供给和需求均衡决定的价格把一定量的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而且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自由价格机制是有效配置资源的惟一选择。
我国改革虽然遵循的也是市场化取向，但是最终建立的经济体制却不是所谓的标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表现出十分鲜明的政府作用的特色。而这一特色正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宏观调控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央政府可以发挥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倡导的宏观调控相同的职能，而地方政府不仅仅是一个宏观调控的实施者，还是一个积极的市场参与者，它以提高地方经济效益为目标参与经济活动，并且发挥出巨大优势。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引发出一个我国特有的经济现象——地方间的经济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带来的经济变化是显著的。目前全国有超过半数的省份GDP规模突破万亿元大关，而处于前列的一些省份更是富可敌国，如广东省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在G20中可以排到第16位。这种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理解的经济运行模式竟取得如此突出的经济成就，说明自由市场机制并不是惟一的，也不是万能的。我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对自由市场经济或者“看不见的手”提出的不仅仅是现实的挑战，更有理论上的挑战。在我国改革取得成功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
在计划与市场的长期争论中，西方主流经济学质疑计划有效性的最有力的根据是信息和激励对于计划的挑战，即计划经济运行中的高信息成本和激励不相容使得计划的效率极低。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许多坚持计划可行的学者就在探讨一种可以使计划有效运行的模式，结论是建立一种竞争社会主义。然而，这种竞争社会主义并没有进入实践的层面，当时的社会主义实践集中于经典的计划经济的探索。我国的改革是这种竞争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其突出特征是把竞争引入经济运行中，并且逐步实现了竞争的多样化，为竞争找到了新的形式。
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竞争被限定在市场自发作用的基础上。这无疑是竞争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经济体制中，竞争不仅在企业层面发挥作用，而且在地方政府层面发挥作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又具有一定的计划色彩，因为地方政府是按照计划或规划开展竞争的。后一种竞争解决了过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难以把竞争与计划结合起来的问题，这与自由市场经济提倡的让“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把政府限定在最小功能上的主张有着重要区别。从这个角度讲，我国改革打破了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的垄断地位，一种新的多样化的竞争形式更符合现代经济对竞争的要求。
三、西方制度绩效理论难以解释我国经济体制的高绩效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都在极力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他们认为只有这一制度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阐述的制度绩效标准来说，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满足三个要求：它能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能有效地利用信息；能协调各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不仅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效率，而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难说有很高的效率。然而，我国改革所实现的经济增长的绩效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制度绩效理论适用性并不强。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显示出来的一个巨大制度优势是，它能够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态势。西方经济制度主要考虑的是经济运行的短期绩效，我国的经济制度则从更长时期来考察经济运行的绩效。这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制度绩效理论面对我国改革所陷入的一种困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发展经济方面付出不少代价。在改革之初经常有一个词被提及，即“交学费”。由于中国的改革是在 “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必然要付出一些代价。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标准来看，我们这样的改革是没有效率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选择了渐进式改革，从而保持了社会秩序稳定、经济运行平稳，从而使改革过程中增加的成本在一种可预期的较长时间里被摊平，保证了社会总体福利的提高。如果说自由市场制度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那么这种最优配置属于一种即期的效率。我国改革过程中通过成本延期分摊实现的是一种长期的效率。这种效率的前提是一定要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而在西方国家，企业的短期高绩效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目标是冲突的，因而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因此，一种制度能否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就成为判定这种制度优劣的一个标准，这正如罗尔斯所坚持的，判定一个社会优劣的标准除了正义的标准之外，也还有其他标准，例如效率和稳定。（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保持经济社会稳定不仅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长期成本，而且可以为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较为宽松的环境。我国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验、推广和总结的过程。在改革之初，由于制度创新的空间比较大，所以这种创新引起的社会矛盾并不突出，实现的经济增长效应也比较明显。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制度创新日益艰难，社会矛盾也会更加凸显。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实现经济制度的重大创新，就更加需要经济社会保持稳定。事实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过程，而这种制度创新能够不断推进，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现了经济社会稳定。因此，我国的改革能够推动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不仅仅在于引进了市场机制，而且在于保持了经济社会稳定。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下，我国的经济体制才能顺利实现转型，同时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因此，一种好的经济制度不仅可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可以带来社会稳定并降低经济运行的长期成本。从最理想的角度看，既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高增长，又能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运行的长期低成本，这应该是一种最有效的经济制度。其他组合，如资源配置高效但运行成本较高、资源配置低效和运行成本较低，都属于次优的经济制度。如果出现资源配置低效和运行成本较高，那么它就属于不好的经济制度。
我国改革实现的制度创新，不仅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而且保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因此，可以说我国改革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体制。这不仅是我国在经济制度创新方面所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而且也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制度绩效理论的巨大挑战。
我国改革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的几方面挑战，触及自由市场机制的一些核心内容。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自由市场制度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但这表明，对我国改革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是必要的，是一项已现实地摆在广大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这不仅关系到“中国模式” 是否存在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是否能形成一种适应我国实践的新的经济学流派的问题。
（作者：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7、法报：西方资本主义三宗罪
2011年09月15日 09:41:13
来源： 新华国际
【法国《费加罗报》9月8日文章】题：西方资本主义三宗罪（作者 法国杜尔哥学会名誉会长让路易·尚邦）
众所周知， “原罪”的严重性并不在于其数量的多少，也不在于其性质如何，而是在于它们可能导致更坏的情况山现。与2008年以及2011年金融与经济危机相关的西方资本主义原罪包括：傲慢、领导人道德勇气衰退以及面对那些“无国籍大企业” 时，我们的模式所表现出来的软弱。
一宗罪：西方模式的傲慢
首先是西方模式的傲慢。这种自豪感与蔑视他人的蛮横无礼心态在20世纪90年代未随着集体主义梦想的破灭而达到顶峰。柏林墙的倒塌象征“历史的终结”，但实际上这种胜利加速了强国的脆弱，也预示着很大一部分政界和经济界精英人士思想和道德的衰落：他们认定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将从此进入无限的“黄金期”。
    这些新信念以及类似的夸耀使人们相信，资本主义一定熊够立即排除时间因素与风险，一定能够战胜其他模式。正是此类信念与夸耀才导致了 “负债经济”的产生，导致了“赖债”时代的出现。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霸权犹存，世界经济则呈现出过度金融化的特征。
遗憾的是，集体主义模式因为过度信奉经济教条而破灭。日本模式在与西方公司的正面较量过程中被击败，而中国却出人意料地取得了成功。
西方世界至今仍戴着有色眼镜，还在把中国这头大象视为亚洲“小老鼠”。还要有多长时间西方国家才能意识到他们应当正视现实、坦然面对中国并采取措施？这是需要勇气的。
二宗罪：道德勇气的衰退
然而，领导人和精英阶层道德勇气的衰退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二宗原罪”之所在。在西方的公众民主变成“现代社会法老的干尸”的情况下，西方领导人养成了一种在这个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十分受用的哗众取宠、讨好民众的习惯。他们更看重如何去说而不是如何去做。
在这种只关心自身利益尤其是选举利益的短视逻辑下，领导人“忘记了”向公众解释这种“寅吃卯粮”的方式是无法持续的，它必将会损害到国家的未来。由于他们弃难择易、放松了道德要求，因而“负债经济”成了一种必然。
领导人责任感的缺失还表现在他们没有能力维系一个法治国家、主权国家的一些基本要素，如信守合同和保障公平等。由于西方国家已经无力再信守它们曾对债主们（如私营部门和银行等）所作的承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只得将一切都推给市场，或者只好去找一些替罪羊（富人、欧盟、银行等）。这些领导人完全否认了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也否认了主权国家的地位。
到什么时候，法国的领导人才能明白这样一些道理：没有银行的繁荣就不会有国家的繁荣？没有那些将钱存入银行的股东，就不会有贷款？没有红利就不会有股东？
三宗罪：对“无国籍大企业”的依赖
最后，面对那些口是心非的“无国籍大企业”，先天软弱的西方资本主义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与特洛伊木马相类似的依赖机制。或许带有更多约束的 “威权资本主义”对国家来说反而更为有利。它成了经济竞争与游说过程中最有力的手段之一：这一点，只要看看那些敢正面叫板中国政策的企业、个人或者国家所受到的反制措施就会明白。
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短期利益成了西方世界那些“无国籍大企业”唯一的“金科玉律”——尽管这些企业的领导层在竭力否认这一点。这些企业将不会参与任何模式之争。这些企业以及它们的游说集团成了那些反对西方模式的对手们实行霸权战略的主要盟友。
面对历史的旋涡，西方资本主义必须更新其经济体制，对它作出重大修改，同时又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捍卫自身利益以及下一代的未来这些重大问题上，西方国家必须携手合作。现在时间已所剩不多。
8、现代西方文明从何而来
2011年11月14日 09:58:45
来源： 新华国际
东西方文明曾发生优劣大逆转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0月29日书评文章】题：现代世界的诞生（作者布伦丹·西姆斯）
在《文明：西方与其他国家》一书的开篇，尼尔·弗格森借用了塞缪尔· 约翰逊在其著名哲学爱情小说《拉塞拉斯》中提出的问题。约翰逊让小说主人公阿比西尼亚王子问道：“欧洲人凭什么如此强大？他们为了通商或征服可以轻而易举地踏足亚洲和非洲，为什么亚洲人和非洲人不能侵犯他们的海岸，在他们的港口拓殖，对欧洲王公发号施令呢？”王子的谈话对象回答他说，欧洲人“之所以更加强大……是因为他们更有见识：知识永远会主宰愚昧，就像人类总是统治其他动物一样。但为什么他们的知识比我们丰富呢，除了上帝深不可测的旨意之外，再没有别的原因了”。弗格森对这种上帝眷顾的说法不以为然，他决心深入探究问题的答案。
他在书中首当其冲提到，15世纪初，西方的优势根本没有那么明显。他指出，当时欧洲刚刚从黑死病中恢复过来，并且被分割成一个个弹丸小国。相比之下，中华帝国则如日中天，其派出的远征船队最远抵达东非，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则正在无情地取道巴尔干半岛向欧洲中部推进。
300年之后，到了小说《拉塞拉斯》中的那个时代，情况发生了逆转。中国已经落入满清之手，之后便陷入了停滞，而土耳其人也已经被维也纳城墙所阻拒，即将沦落为“欧洲病夫”。相形之下，西方国家则显示出可以把力量投送至本国边界数千英里以外的能力，它们在东方攻城掠地，在北美和南美广袤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它们还在关键的资源开采和战争方面表现出卓越才能。在其后的300年间，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6项“程序”发挥重要作用
弗格森在解释这些辉煌时，特别指出了他所谓的西方“杀手应用程序”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其中第一项“程序”是“竞争”。按弗格森的解读，政治和经济的去集权化使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正是西方列强之间的激烈对抗，使得它们比拥有广阔和一成不变版图的非欧洲国家更胜一筹。
弗格森声称，第二项“程序”是科学发展，它让西方获得了理解和征服自然的手段。其导致的结果毋庸赘述，尤其是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第三项“程序”是法定的财产权，他认为这导致了稳定的代议制政府。第四项 “程序”是西方医学的成功，这不仅提高了生产力和寿命，而且使欧洲人能够应付殖民地的气候。第五项“程序”是消费社会的发展，这造就了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第六项、即最后一项“程序”是西方的职业道德，它把前面五项“程序”所造就的具有潜在分裂倾向的社会紧密团结在一起。
为了避免有人把弗格森的分析看作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优越论的又一种表现，需要指出他的讨论对象涵盖了整个欧洲大陆。他在书中最有说服力的一章中，对开明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的崛起与同时代奥斯曼三世统治下的土耳其人的江河日下进行了比较。腓特烈大帝把弹丸之地的勃兰登堡变成了一个强国。对于那些谴责本书宣扬“欧洲中心主义”的人士，弗格森给出了简单而有力的回答。在他笔下，文明崛起的下面三个关键环节都毫无疑问发生在欧洲、而不可能是其他地方：在格拉斯哥、哥本哈根、克拉科夫、那不勒斯、马赛和普利茅斯等6 城市的科学革命；德国西部的印刷机发明；英国的工业革命——弗格森更愿意用“工业进化”一词。
此外，通过效法西方，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向西方表达了最高的敬意。弗格森指出，最成功的非西方国家是那些“下载”了上述 6项“杀手程序”的国家。其中的佼佼者是日本，现在已成为西方的一部分。
弗格森并未宣称这6项应用程序“软件”能够与所有的社会文化“硬件”兼容。网络连接发生中断，或者只完成了部分下载的国家名单很长，其中包括奥斯曼帝国、满清中国、沙皇俄国以及后来的伊朗王国。
西方“程序包” 提供“最佳制度”
弗格森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遭遇的最严峻挑战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来自内部：例如德国和苏联。共产主义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批判，其宗旨是要解决西方的工业化问题，而不是以农业为主的俄罗斯和中国的问题。弗格森提醒读者，不管怎么说，实际上冷战并不是东西方之争，而是 “两个西方、即资本主义的西方和共产主义的西方之间的对抗”。
西方的凯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弗格森指出，一直到19世纪，奴隶制一直是西方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这种制度的余孽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方还随处可见。今天，西方的主宰地位正在日益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尤其是中国崛起的挑战。对此弗格森抱乐观的态度，他在本书结束时指出，“西方的‘程序包’看来仍然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一整套最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它们是最有可能解放个体创造力的，从而能够解决21世纪所面临的问题”。
如此大篇幅的著作不可避免会存在某些不足。弗格森在书中固然提到了代议制政府的重要性，但他却把重点放在西方的经济、文化和技术优势上。于是，民主没有被列入他的6大“杀手应用程序”。而事实上，如果说有一项特征被写入了封建主义时代之后的西方基因中，那么这项特征就是民众的参与和问责。当1905年日本击败俄国时，这一胜利被西方人——尤其是当时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广泛看作是立宪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战胜。
尽管辩才一流，但弗格森在宣讲西方文明的优势时还是打了折扣。他所哀叹的奴隶制确实骇人听闻，但这是自古以来几乎每一个社会的通病，而恰恰是始于 18世纪末的西方废奴主义才与众不同。在欧洲人到达非洲之前，那里奴役盛行。到20世纪初，欧洲人扑灭了非洲的奴隶制。
我们可以认同弗格森的如下观点：西方犯下过罪行，但它也取得了远为伟大的成就，应该能够将功折罪。我们也可以向前再进一步，颂扬西方文明所绝无仅有的自我批评精神：不管是在哪里，只要西方发现或者携带去了任何疾患，它都会及时地对症下药子以根治。
9、哈佛教授:西方优势地位走向终结
2011年11月15日 11:19:23
来源： 新华国际
【德国《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10月30日文章】题：西方使中国强大 副题：哈佛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谈西方逐渐衰落和中国辉煌崛起
《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问：弗格森教授，目前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有债务危机。西方的优势地位开始结束了吗？
尼尔·弗格森答：是的，但这不只是因为国家债台高筑。而且这场债务危机也不是金融危机引发的。债务危机迟早会发生，因为这些国家进入了老龄化阶段，再也负担不起它们的福利体系。欧盟峰会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问：西方现在能做什么？
答：必须找到解决方案，债不能越欠越多。我们虽然不知道上限究竟在哪儿，这在国与国之间似乎也有区别。但像美国那样每年举债1万亿美元是撑不过这个世纪的。有些事儿必须改变。
问：该怎么做呢？
答：第一种选项是彻底改革社会福利和税收体系，以增加收入。但我对此不抱希望，因为这在政治上难以贯彻。第二种选项是通胀，这是我们常见的。第三种选项是国家破产，这也发生过几次。国家破产没有那么糟，因为破产的成本最终比人们预想的要低。阿根廷已经多次证明了这点。
问：哪些选项会被采用？
答：政局稳定的国家会选第一条路，较弱的国家会选第二条——而最有责任心的国家会选第三条。摆在这些国家面前的问题是：它们是想像英国那样，像意大利和津巴布韦那样，还是想像阿根廷那样？
问：中国究竟是怎么变得这么强大的？
答：是我们请中国变强的。全球化带来了很多好处，尤其是对德国来说。您想想，如果没有中国这个销售市场，德国今天会怎样。但中国从全球化得到的好处比西方多。数亿中国人脱贫。全球化就是这样运作的。自由帝国的悖论是，它正在推动自身的衰落——出于最美好的愿望，而且并不情愿。
问：目前地球上生活着70亿人，其中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非西方国家。人口规模在全球竞争中有多重要？
答：这当然是个因素。如果说中国未来仍将扮演重要角色，那么这是因为那里生活着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但这并非最重要的因素。我们的组织机构的衰落使我们更脆弱。一方面，世界其他地方学会了我们西方的手段。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却日渐忘却这些手段。令我不安的与其说是西方的人口发展趋势，不如说是非洲的人口爆炸。这没有令非洲大陆更强大，反倒使之更动荡、更贫瘠。
问：我们到底忘记了我们的哪些手段呢？
答：您看看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竞争力报告吧。西方国家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令人惊讶的是，新加坡和香港这样的非西方经济体目前与丹麦和新西兰不相上下。
问：那么西方作为一个整体究竟还存在吗？
答：您可以在香港从为西方人开设的酒吧看出西方是存在的。那里有澳大利亚人、英国人、德国人。欧洲和美国的精英在今天比在60年前更相似了，他们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和看法。其他事情的发展则大相径庭。美国越发变成拉丁美洲社会——在政治运作方式上也是如此。欧洲则因为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活动面临完全不同的难题，那里缺乏的恰恰是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