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九大圣僧谁厉害:清代的息讼：压制打官司就能维持社会和谐吗

清代的息讼：压制打官司就能维持社会和谐吗

作者：宋石男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红版） 发布时间：2011年02月15日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与网友互动时表示：老百姓能不打官司尽量不要打官司，更不要敢于打官司，法院的案件越来越少，是社会越来越和谐的一个表征。张军的话，其实暗合中国传统社会中官方长期倡导的“息讼”观念。此种观念起自春秋，至明清为盛。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解释说：“圣人不以听讼为能，而以无讼为贵。”在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指引下，遂催生“息讼”观念。有意思的是，注重典律的法家，同样支持“息讼”。与儒家不同的是，法家不靠道德教化，而以严刑峻法“使民无讼”，从而“德生于刑”。儒家的道德，法家的严刑，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压制诉讼的基调，所谓“安民之道，首先息讼”。

春秋末期的邓析是“息讼”观念最早的打击对象，他因传授法律辩论之术、代民诉讼而被杀。抵至清代，“息讼”观念逐步条文化，首要手段是制定“教唆词讼”之例，以打击讼师，达到息讼目的。康熙、雍正皆有相关例文，至乾嘉时管制更猛。乾隆二十九年，根据江苏按察使钱琦所奏《请严积惯讼棍例》，修订了八条例文，规定教唆词讼者与犯人同罪，地方官必须严查讼师。与此同时，清廷也以宣讲法律或禁止民间获得法律知识来息讼。清康熙圣谕十六条第八条即是“讲法律以儆愚顽”，乾隆时规定普通百姓不得藏《大清律例》，更严厉追查禁毁所谓“讼师秘本”。

在此政策之下，清代讼师的地位相当尴尬。

首先，讼师的职业身份从未得到官方承认，讼师的活动也多是非公开的。《清稗类钞》中记录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某讼师夜归，身携讼状，被当地官员碰着，索看。讼师担心获谴，将讼状一把吞进肚子。讼师之狼狈鬼祟，可见一斑。而如果按照嘉庆二十二年的定例，“凡有控告事件者，其呈词俱责令自作，不能自作者，准其口诉……代书之人，照例治罪”，则所有讼师的职业活动均属非法。

其次，讼师作为的空间相对有限，只能在状辞方面下工夫，或者打点官员、胥吏、幕友，搞些小动作，并不能堂而皇之地出庭辩论。

更糟糕的是，讼师还常被“恶搞”。嘉庆年间就有讼师被以“讼棍”二字刺面，流放边疆。即使遇到大赦，“积惯讼师”也不得优待。譬如嘉庆年间江西按察使甄别恩赦人员，有29条不能援免，与讼师直接相关的就有五条。

但严治讼师，并不能达到息讼的目的。自明中叶起，关于民间健讼的记载就颇多，主要地区是江南。而在清代，范围更扩大至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区。

清代民间健讼，究其根源，一是民间重视现实利益，并不为名教道德所阻。二是地方官员效率低下，常拖延不结，而民事案件又无上诉次数限制，遂反复生讼。清人袁枚对此有深刻反思：“今之人不能听讼，先求无讼；不过严状式、诛讼师，诉之而不知，号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讼云尔。此如防川，怨气不伸，讼必愈多。”三是吏治普遍腐败，断案不公屡有发生，百姓不服，自然再讼。此外，一些地区也确实存在讼师挑唆，借此获利的情况。

民间健讼之习既盛，且不可抑，清廷为何不能正视，仍要坚持采取近似于掩耳盗铃的息讼政策呢？

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统治者始终坚持道德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学者黄宗智指出，清代政府对于民事纠纷，最关心的不是权利的保护，而是纠纷的化解。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民事诉讼被概念化为“细事”，地方政府有权自理，而兴讼也被视作道德低劣者的行为。

其次是帝国官僚有难言之隐，就其质量与数量而言，都不能负荷民间之健讼。清代官僚多出于科举制度，本就不具备法律知识，而在从政期间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培训，且司法技术也非官员升迁贬谪的评价指标。实际上，担任审判任务并草拟判决稿的司法人员是刑名幕友，操控取证、听讼过程的则还有衙门胥吏文书。对于帝国官僚在法律方面的颟顸无能，晚清薛允升曾感慨说：“今日之大小官员，能讲读律令者，有几人哉？”不止官员的断案本领堪忧，官员的数量也不足。有学者估算，清代全国正式官员大约只有27000名，其中文官约两万名。他们或处于王权的核心周围，或散落在地方省、州、县。技术含量既不够，人手又匮乏，清代地方官要高效听讼，实在不易。

为掩饰无能，地方官员也有对策，审案时“往往乐居内衙而不乐升大堂”，又有官员干脆将涉案双方带入密室，不许胥吏在旁，独自密审，“恐被知我审案之法，可一不可再矣”。

然而地方官员的无能，终无法掩盖；地方司法不力，终扰及中央。嘉庆十二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廷栋就奏称，各省民人赴京上控之案日多，乃是因为地方官对民事讼案不重视，懒于听断，挨延不结，遂激上控之端。

进京上访者有时甚至闹出命案。对此，刑部以为，访民动不动就来京上访，甚至采取过激行为，应予制约，遂议请：“嗣后凡来京控诉案件，如有在刑部、都察院、步军统领各衙门自伤残者即行拿获，严追主使之人，与自伤未死之犯……分别治罪。”后奉旨，俟修例时纂入例册。

要之，清代的息讼政策，并不能真正息讼。清人崔述指出 “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左传》也说“饮食必有讼”。高调息讼，往往只是为强者张目，而使弱者更无力。不过，清代的息讼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学者沈大明指出，清代自州县衙门到乡村民户之间的社会控制，并不全依赖于国家机器，地方士绅与社会共同体不仅是乡村礼俗和秩序控制的承担者，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律控制的执行者。许多民间纠纷往往服从于宗族调解，而不一定非走司法诉讼的道路。黄宗智则指出，中国传统的社区调解制度具备其独特优点，息讼也有积极的社会秩序维护功能，而不必在争端中白白浪费诸多社会资源。

其实，重提息讼也好，重视调解也好，均只能作为辅助手段。源于西方的明确维护个人权利的对抗性、必分胜负的法律制度，才是主流。如果一味息讼，压制民众利益诉求，只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冲突，乃至酿成群体纠纷。

彼得?斯坦等著《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说：“没有冲突，社会就会呆滞，就会灭亡。关键在于社会必须对冲突进行适当的调节，使冲突不以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暴力方式而进行……”所谓“和谐社会”，其实质或是“冲突社会”。如此看来，在当代中国，与其息讼，不如健讼。

【文章来源：《百家讲坛》（红版）2010年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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