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债券基金收益率:程映虹：“革命攻势”——古巴的“文革”和“大跃进”(2)

程映虹：“革命攻势”——古巴的“文革”和“大跃进”(2)

发布时间:2011-11-20 09:05 作者:程映虹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826次 　　和一千万吨糖差不多同时展开的“环哈瓦那绿带工程计划”这时也面临失败。无数工人、干部、学生和家庭主妇辛苦了一年多，开荒种地，撒下了十亿颗咖啡种子，长出来的咖啡树却不结果，原因是哈瓦那地区不适於种植咖啡。 　　由於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其他工作在一年半以来都围绕著一千万吨糖而运转，这场战斗的失败使得古巴的经济陷於瘫痪状态，其严重性到了无法掩饰的程度，连卡斯特罗自己也不得不在“七．二六”的讲话中承认，领导人已经让古巴人民付出了太大的代价。8月份他对古巴妇联大会发表讲话的题目就是“自我批评”；9月份他在另一次讲话中说：“让我们再也不要像过去习惯的那样……把一个来自於我们头脑□的主意直接在实际中实施，这样的方案常常在现实世界中碰壁。” 　　以一千万吨糖为中心的“革命攻势”的失败，在古巴革命後的历史发展中影响深远。在一段时间□，卡斯特罗汲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自1970年开始，古巴党和政府逐步放弃了直接依靠群众运动来完成经济计划的做法，对最高领导人在制订经济指标时的随心所欲和直接干预也有了一定的限制；同时，一些过去受到忽视的机构和制度开始建立和健全，向苏联模式看齐。西方研究古巴的人士将这种种举措称为革命的“制度化”，意为革命有了一定的制度束缚，不再一味地激进化和用非常规的手段来达到经济和社会目的。 　　十　古巴模式的大跃进和文革 　　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是两个分别开展的运动，前者以经济指标为主，背後的动机是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後者则基本上是一场没有经济指标的纯政治运动。而古巴的“革命攻势”可以说是古巴模式的大跃进和文革的结合，兼具政治和经济双重目的。 　　在现象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和古巴的这些运动之间存在著许多相同点，例如：用揪出党内反对派作为运动的开始；在社会上确定一个阶层作为公敌，然後发动群众进行批斗甚至抄家；全国总动员，使用远远超出常规的手段去达到一个并不现实的经济指标，甚至正常的工作全部停顿下来，一切围绕著中心任务运转；在人民群众中用个人和集体的典型强行推广普通人难以做到的道德标准，存公废私；在教育方面要彻底废除重视基础教育和高级研究、以全面发展人的个性、心智和道德为目的的教育制度，发展起一种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在知识上只强调实用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一种政治上完全定型的、技术上能适应普通工农业生产需要的中低级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背景上，中国的大跃进、特别是文革和古巴的“革命攻势”，都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和挑战。所谓苏联模式，这□指强调物质基础、技术水平，现实地制订经济发展指标，依靠官僚阶层和技术人员的管理水平而非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完成经济计划，以及有限的经济改革，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在60年代上半期，尤其是围绕“利普曼主义”的讨论中，这些都是苏联东欧阵营的热门话题。而中国和古巴这两国之所以反对这个意义上的苏联模式（而非高度集权或计划经济意义上的苏联模式），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经济上是因为它们没有苏联那样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物质和技术水平，只能诉诸他们所独有的或者说唯一的资源：群众运动和政治觉悟。 　　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古巴的“革命攻势”和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一样，都是一种寻求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形式。或者在保守一点的意义上来说，是希望通过和平年代的继续革命，确保已经达到的觉悟水平不至下降，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作好准备。1968年，古巴总统多铁戈斯（Osvaldo Dorticos）对外国客人说：古巴正在用最快的速度进入共产主义，其主要方法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转变古巴社会。针对马克思主义对物质基础的强调，他说：“马克思设定了最终目标，解释了未来社会的性质，剩下的问题就仅仅是找到正确的方法去到达这个目的。手段越合适，达到目的的速度就越快。”在这个意义上，他用苏联作为反面教材：“自从1962年以来，……俄国人共产主义讲得越来越少，利润和恢复□场机制讲得越来越多。”他甚至对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这个当时国际共运公认的原则提出质疑：“一些东方国家（指社会主义国家□□本文作者注）的理论家试图用他们的改革把社会主义阶段永久化”，而不是把这个阶段看作从资本主义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短暂的休息站。 　　令人深思的是，尽管古巴的“革命攻势”和中国的大跃进、文革之间存在著现象和本质上的相似，但基本上卡斯特罗在发起这场运动时并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或启发。古巴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以1965年为界，之前双方维持友好关系，卡斯特罗在中国和苏联之间维持平衡。但随著古巴经济日益依靠苏联，以及中国1964年开始削减对古巴的大米输出，中古关系恶化了。卡斯特罗在1965年1月的新年讲话中挑起了中古论战，但这场论战只持续了几个月就沉寂了。此後古巴对中国的态度是不骂也不提，例如从1966年2月到1970年左右，《格拉玛》基本没有单独的介绍或报导中国的情况，只有在1966年6月的一次报导中介绍了北京大学的人事变动，这是对中国文革和整个中国情况唯一的一次报导。相比之下，越南和朝鲜倒是经常出现在报纸的头版。 　　根据一些在这个时期访问古巴并和卡斯特罗等高级领导人有过密切接触的西方左派人士的记载，卡斯特罗对中国以文革为高潮的极左路线很有好感，但具体了解得很少。例如，波兰共产主义者卡洛尔（K. S. Karol ）（此人因对苏联模式不满而长期住在巴黎）60年代访问过中国，并在1967年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另一个共产主义》（China： The Other Communism）的书。次年当他访问古巴时，发现古巴政府把他书中的部分章节编成小册子在内部发行。他所遇见的一些读过这本小册子的干部都对中古之间的论战表示不解，因为双方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平均主义和反对物质刺激实在太相近了。卡斯特罗这样对他说： 　　中国人也许正在做令人感兴趣的实验，但我们比他们走得更远。在他们的社会计划中，钱还是核心，虽然是从平等的角度，而俄国人则处心积虑地鼓励收入的不平等。我们则想摆脱金钱的神话，而不是去迁就它。我们要把钱彻底废除。 　　卡洛尔还提到，古巴一些干部把他们的“革命攻势”称为“古巴版的文革”。卡斯特罗和古巴领导层就是从这些很有限的材料来源来了解中国的文革，因此可以说，“革命攻势”完全或至少基本上是古巴自己的产物。笔者之所以认为这个事实令人深思，是因为在采用计划经济和国家控制等方面，古巴都有清楚的先例可循。例如革命刚胜利时，他们在1959年和1960年（当时古苏尚未恢复由於巴蒂斯塔1952年政变後中断的外交关系）甚至请过一批美国左派经济学家去给他们上计划经济的课，但在实行更左的路线时却完全是自觉和自发的。在我们理解和分析二十世纪国际共运的本质时，这种自觉性和自发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