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贵人阅读答案:康震品李白2

李白绝嗣了吗(1)

李白的一生潇洒自在，浪漫逍遥，似乎无牵无挂，其实他也时时刻刻惦念着子女，思念着家人。

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已经知道，李白一生共有三个孩子，第一任妻子许氏生育一男一女，儿子伯禽，女儿平阳，明月奴可能是伯禽的小名儿；东鲁女子生育一男，名曰颇黎。

唐玄宗天宝三年，李白离开长安后继续在各地漫游，一直都没顾得上照顾孩子。他有好几首诗表达了想念子女的心情。天宝六、七载，在《送杨燕之东鲁》一诗中，他说：“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离别子女已经一年了，一想到他们，眼泪就像泉水一样不断地流下来。我们不要觉得李白好像一阵风一样，整天活在飘飘然里，一路走来一路潇洒，无所留恋，实际上不是。就像鲁迅说的，陶渊明在我们的眼中飘飘然得太久了，实际上这影响了我们对具体人物的真实判断。

李白还有一首诗表现了他对儿女的思念之情，就是作于金陵的《寄东鲁二稚子》：

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

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

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

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

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

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

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

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

家中的一棵桃树是他走的时候种下的，如今已经三年过去了，该是枝叶繁茂，与楼齐高了吧？女儿平阳长得跟桃树差不多高了，靠在桃树边上摘桃花；弟弟伯禽，长得跟他姐姐也一般高了。他的一双儿女因为没有亲人的照顾，没有亲生父母的照顾，“抚背复谁怜”，他想到这里心乱如麻，愁肠百结。这首诗没有李白式的狂放不羁和纵酒高歌，没有奇特的想象、惊人的夸张，有的只是唠家常一般的娓娓道来。这时的李白只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父亲，思念着远方的儿女……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这几个孩子的名字，他们的名字都起得挺奇怪的。

伯禽本是周公旦长子的名字。有的人就说李白也太狂了，这不是拿自己比周公吗？实际上这是种误解。李白再狂，也没必要自比周公，李白也不会拿周公这样一个儒家圣人的长子来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字。根据有的专家考证，周公的长子伯禽的名字叫鲤，它的谐音是“理”或“李”。在古代，理、李通用。李白之所以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伯禽，实际上是在名字中暗含李姓。

但是，“明月奴”又该怎么解释呢？有的学者认为明月奴应该算是伯禽的小名。有人说奴隶的“奴”，那不是蔑称吗？实际上这也是种误解。从魏晋南北朝以来，人们起名字特别是起小名，特别爱用“奴”这个字。比如说，东晋皇帝晋明帝，他母亲是少数民族，他本人长得很像一个外国人，胡须是黄黄的，所以有人就叫他黄须鲜卑奴，这并不是蔑称他，他是皇帝，怎么能蔑称他呢？还有南朝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他小时候寄养在南方，所以他的小名叫寄奴。所以我们说这个“奴”，它更像是一个爱称、昵称，有点儿类似于“小家伙”的意思。那为什么叫明月奴呢？

我们知道李白的诗里明月的意象和白云的意象特别多，尤其是明月的意象，比如 “我寄愁心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少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要举例子多极了。在李白的诗歌中，明月是一个美丽、深情的意象。既然李白这么喜欢明月，也许伯禽小的时候长得很白净，看上去非常可爱，他就给孩子起了这么一个“明月奴”的小名。这当然是我们的一个推测，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推测听上去好像也还比较合理。

至于他的另一个儿子颇黎，也挺奇怪的。“颇黎”这两个字实际上谐音为“玻璃”，这个“玻璃”不是现在我们家里镶的“玻璃”，在古代，它是一种天然的水晶石，产于波斯，像韩愈、李贺，还有温庭筠这些唐代很有名的诗人，他们诗里边都提到过“玻璃”这样一种水晶石，可见颇黎在当时为人们所熟知，并受到人们的喜爱。而颇黎与明月都是明亮、光明的形象，也许这正是李白取这个名字的原因吧。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我们现在只能间接地进行一些推测了。

李白绝嗣了吗(2)

李白的女儿取名叫平阳，这个就更奇怪了。有人说，平阳是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这个平阳公主家里边原来有一个歌伎叫卫子夫，被汉武帝看中了，喜欢看她跳舞，后来卫子夫渐渐得宠，并做了皇后。李白给自己女儿起名叫平阳，会让人联想到卫子夫低贱的出身。但也许李白根本不在乎这个，因为李白的观念里面就没有那么多的禁忌，他只需关心他的女儿够漂亮，希望他的女儿能歌善舞、活泼可爱就行了，所以就给这个女儿起名平阳。也有学者认为，平阳是唐高祖女儿的名字，在隋末唐初的征战中，平阳曾立过不朽功勋，是一位载入正史的巾帼英雄。李白取这个名字其实是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成为一名巾帼英雄。这些都只是我们的推测，因为李白自己没有写过任何说明性的文章，告诉我们他为什么给自己的子女起这些名字，我们进行这些推测，实际上是想还原李白的文化背景，了解唐代文化的深层内涵。

那么，李白子女的结局究竟如何呢？

根据现在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李白被捕入狱以及长流夜郎的时候，伯禽和平阳这俩孩子还都在东鲁。李白被关进浔阳监狱时，有《百忧草》一诗说：“星离一门，草掷二孩。”是说他遭遇流放上路之时，子女还在东鲁。后来李白遇赦回到江夏，在《门有车马客》中说：“呼儿扫中堂，坐客论悲辛。”让儿子打扫院落、中堂，便于同客人说话，这个儿子也许就是伯禽。

李白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他在《游谢氏山亭》一诗中提到：“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意思是说大醉之后乘着月色回家，远远看到儿子在家门口等我，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可见在李白去世前，伯禽一直都陪伴着他。

平阳的结局似乎比较明确，魏颢在《李翰林集序》里边说了，“女既嫁而卒”，看来平阳出嫁以后就去世了。但是颇黎一直再没有消息。

唐人李华在李白的墓志文中谈到伯禽其人，说他“天然长能持，幼能辩，数梯公之德，必将大其名也已矣。”（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什么意思呢？是说他性格很随和，很孝敬，侍奉老人很周到，对于自己的晚辈也非常的友善。李白是在当涂去世的，伯禽也许一直就随侍在李白的身边，后来也就定居在了当涂。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李白去世三十年后，伯禽也在当涂去世了。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即李白去世五十年后，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打算重修李白墓地。范传正的父亲范伦与李白交情不错，范传正读父亲留下来的诗文，发现其中一首诗记叙了他与李白在浔阳饮酒。范传正觉得自己有责任为这位伟大的诗人做些什么。于是就开始寻访李白的后代，找了三四年，找到了李白的两个孙女，也就是伯禽的两个女儿。这两个孙女都在当涂嫁给了当地的农民，她们的丈夫一个叫陈云，一个叫刘劝。

范传正就与这两个孙女交谈。她们都是农妇的打扮，非常的朴素甚至破旧，但是进退、应对非常闲雅，颇见其祖父的风范——“儒风宛然”。范传正问起她们的身世家道，这才知道伯禽早已去世。这姐妹俩还有个哥哥：“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哥哥出游十二年，不知道去了哪里，至今杳无音讯。也就是说，李白的后代中有一个孙儿、两个孙女。由于伯禽本人只是一介布衣百姓，不可能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环境与机会，所以这两姐妹只能嫁给当地农夫，没有田地、桑蚕谋生，生活非常窘困。虽然祖父李白有很高的盛誉，但是以她们目前的身份、地位、境况，实在羞于向当地官员求告：“久不敢闻于县官，惧辱祖考”，担心辱没了祖上声誉。

范传正听了这姐妹俩的陈述，心中非常难过。他想给李白重修墓碑，重撰墓志，希望这两位孙女能够提供一些李白家族的资料。她们翻箱倒柜，仅找出几页残破不全的纸张，上面有伯禽留下的数十行潦草的家族纪录，这成为范传正重新撰写墓志文的重要依据。

李白绝嗣了吗(3)

李白去世的时候，埋葬在当涂县的龙山。但是李白一直非常向往当涂县的另外一座青山，这个青山就是李白非常仰慕的南朝诗人谢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范传正问他这两个孙女，你们有什么要求啊？这两个孙女说，我们没有钱，无权无势，只是希望能够满足我们祖父生前的愿望，把他迁葬到青山。于是在范传正的主持下，李白墓于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正月二十三日，从龙山迁葬到青山脚下。

范传正很同情李白的这两个孙女，想帮助她们改嫁给当地的士族。她们说：“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夫妻之道由天命所致，两个人结成夫妻，这是上天所命，也是一种缘分。“在孤穷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门。生纵偷安，死何面目见大父于于地下？欲败其类，所不忍闻。”我们在贫困的时候，不得已嫁给了农民，但总不至于仗着我们祖上的门荫改嫁到一个豪门里边去，即便我们嫁到豪门里边，苟且偷安，又有什么面目去见九泉之下的祖父呢？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范传正听了以后很感动，就为她们免除了一些徭役和杂役，减轻了一些经济上的负担。

范传正为李白做的新墓碑立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正月，距离李白去世（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整整五十五年。新墓碑树立二十六年后（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文人裴敬到当涂来拜谒李白的墓碑，裴敬的曾叔祖裴是唐代著名的剑术家，唐文宗曾下诏称李白诗歌、张旭草书、裴剑术为唐代“三绝”。李白虽与裴并不曾谋面，但他喜好剑术，曾给裴写信，表示很想跟他学剑术，“愿出将军门下”。正因为有这样一段因缘，裴敬专门来拜谒李白的墓碑。当地人告诉裴敬，李白的孙女至少五六年都没来扫墓了，可能也已经去世了。这时距离李白去世已经八十年了。

这么看来，李白没有直系的后代。换句话说，他有儿子，也有孙子、孙女，但是这一系没有传下来，也就是过去所谓的“绝嗣之家”。他不愿科举，热衷纵横之术，不重士族高第，入赘相门，未能尽责地照顾子女，子孙无法接受教育，只能沦为贫困的农妇，这是李白的悲剧，也是一代“诗仙”在现实中的遭遇。

然而李白的墓前却总有一代代络绎不绝的扫墓者、拜谒者，他们并不是李白的子孙，但却是华夏文明包括盛唐文明的子孙，他们不仅是在拜谒这位伟大的诗人，也是在拜谒、回想伟大的盛唐时代。李白的家族子嗣未继，但是他的诗歌、文章与人格魅力却会永远流传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李白是永生的，是永远不会绝嗣的。

李白出仕之谜

李白倒底长什么样

在中国古代诗人当中，我们也许最熟悉李白的诗，对李白似乎也最为了解，其实不然。比如，李白的相貌到底如何？他是胖是瘦？是高是矮？他的诗不错，字究竟写得怎么样呢？

与李白同时代有个年轻人叫魏颢，特别崇拜李白，算是李白的一个“追星族”。李白对他也很信任，把自己当时所做的诗文交给魏颢整理成集，魏颢在这个诗文集的前面写了一篇小序，即《李翰林集序》。在这篇序里，他对李白的相貌有一点描述，他说李白“眸子炯然，哆（chī）如饿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人的眼睛炯炯有神，这里的“哆”是张大嘴巴的意思，就是说当李白张嘴的时候有猛虎下山的气势，这是动态的一面。还有一面是什么呢？再看后面这两句话，“或时束带，风流酝籍”，有的时候他穿得整整齐齐，腰扎玉带，头扎布巾，也显得风流倜傥。李白在诗文里常自称：“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 （《与韩荆州书》）“身不满七尺”，换算成今天的尺寸也就一米七左右，不算高，但是他的心气很高，藐视群雄。

李白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曾去拜见当时著名的道教领袖人物司马承祯，司马承祯对李白有一个评价，说李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大鹏赋》），你的相貌颇有些仙风道骨，器宇不凡，可以一同遨游云天宇宙。李白回忆说，自己初到长安，著名诗人贺知章曾惊叹他像一个“谪仙人”，就是说像天上下凡的神仙。而且李白在写给别人的诗文里对自己也有很高的评价，说自己以“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自己以天地自然为容貌，不肯附庸权贵，也不肯为功名拜谒王公。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大体能够感受到李白那种飘逸孤高的气质。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篇幅先说他的容貌、体形、气质呢？这是因为容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对于李白，我们有一个总的印象：他身材不高，目光炯炯有神，气质飘逸非凡，个性高傲张扬。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在一首诗里这样写李白：“酒入愁肠，七分化作月光，余下三分呼为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寻李白》）结合前面内容看来，这首诗确实写出了李白的个性气质，写得非常传神。

怎样实现“鲤鱼跳龙门”

李白不仅气质非凡，个性鲜明，而且诗文在当时享有很高的盛誉。有的诗人在世的时候并不一定声名显著。比如杜甫，他的诗作在盛唐时代并没有受到人们特别的重视，直到中晚唐乃至宋以后才名声大盛。而李白的诗歌在盛唐当代就享有很高的声誉。

可就是这样一个胸怀远大抱负、诗文纵横天下、声名煊赫的一流诗人，不仅没有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发出耀眼的光芒，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政治冷遇，甚至最后被流放夜郎，算是沉到了政治旋涡的最底层。除了留下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外，白发苍苍的李白在政治上两手空空，一无所获，用封建时代衡量读书人的标准来看，他在政治上是完全失败的，他的人生当然也是完全失败的。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位诗坛奇才，有着极高的政治抱负，又生活在政治相对开明的盛唐时代，怎么会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收获呢？是什么原因使他的政治人生成为了一个悲剧人生？

要了解李白政治上的悲剧，还要先从他不平凡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说起。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封建时代的职业理想与我们当代文人的职业理想有很大的不同。在古代，作家、诗人并不是一种可以谋生的具体职业，封建时代文人最大的理想就是做官，官做得越大越好，最好一直做到宰相。李白也不例外，李白是盛唐时期最杰出的大诗人，卓越的文学才华使他更为自信，他自然也怀抱着比一般诗人更为远大的政治理想。

李白的政治理想很大，也很简单，什么理想呢？他有两个理想，第一个就是当宰相。他说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又说“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意思是说，我愿意做宰相，就像春秋时候的管仲和晏婴一样，做皇帝的辅弼之臣，我做了辅弼之臣，必然能使四海升平，天下大同。这是他的第一个理想，这个理想非常大。

第二个理想是什么呢？做皇帝的老师。他在《赠钱征君少阳》诗里边说：“秉烛唯须饮，投干也未迟。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他把自己比做唐代的姜太公，只可惜钓了很长时间的鱼，唐代的周文王还没来。李白认为自己就是唐朝帝王之师的最佳人选。帝王之师也许是中国古代文人最崇高的理想了，它的内涵远非宰相这样一个具体的职位所能涵盖，而是包含着对自身价值、尊严的高度认同。

李白的理想就这么大，而他也为自己规划了实现这一远大理想的明确途径。这是一条非同寻常的途径。李白不愿意像一般人那样从基层的小官吏做起，比如从县令开始，一点一点获得升迁，如果幸运的话，到六七十岁能够做到三、四品的大员。对于李白而言，这种漫长的升迁过程是难以忍受的。他“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李白的升迁途径就是要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这种实现理想的途径是如此的与众不同，这极富传奇色彩的自我期许导致他慷慨自负，言行不拘常调。换言之，李白的实现方式、言行方式就是要与同时代的读书人迥然相异，这也表现在他对待科举的态度上。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录用人才最重要的制度，它诞生于隋朝，规范于唐朝，鼎盛于宋朝，发展于明朝，终结于清朝。李白生活的时代，正值科举制度蓬勃发展的时期，社会上一大批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鲤鱼跳龙门”，走向仕途。然而，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李白从来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似乎从来也没有表露过参加科举考试的愿望。与他前后同期的几位大诗人，如王维、高适、杜甫等都有科举考试的经历，有的就是进士出身，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在现存秩序框架内谋求实现政治理想。李白则不同，他可能不愿意走这样一条寻常的发展道路，而要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要走跨越式发展道路。那么，李白是如何走上这条跨越式发展道路的？这一道路会给他带来什么命运呢？

李白心中的政治神话(1)

要走上跨越式发展道路，就必须首先获得高官权贵们的赏识。李白为了将自己介绍给高官权贵，使用了很多办法，其中一种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投信干谒，也就是给别人写自我推荐信。

其实在唐代，读书人都写自荐信，这不足为奇，但李白的自荐信有他自己的特点。在不少自荐信中，李白都自称陇西成纪人，自称凉武昭王李的后代。我们曾在第一章中介绍过李，他是李唐皇室的先祖。李白坚称自己是李的后代，无非是在强调自己是皇室宗亲，是要引起高官权贵们的器重与重视。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李白给安州裴长史上书自荐，信中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跟朋友在深山老林里面养了数以千计的鸟，而且都是珍禽、奇禽，这些珍禽被他驯养得非常听话，巴掌一伸，这些鸟就停在他手上：“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其实他是真的为了养鸟吗？不是，他就是为了表现自己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就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同时这也是道家养生的一种重要手段。《庄子·山木》托言孔子远离朋友弟子，在野外的大湖中隐居，鸟兽看到他都不惊惶逃避，以此说明孔子能够与鸟兽为伍，融洽相处，乃是得道之人——“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李白的这种行为方式真的引起了当地官员的注意——“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当地郡守听到这件事感到很奇异，就亲自来山中看望他们，还要举荐他们到朝廷。然而李白与朋友并不接受这样的邀请，他说这叫“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意思是说我并不屈从于官吏的召唤，当朝者邀请我做官我偏偏不去。这样一来他们的名声就更大了，这么有才华的人，这么特立独行的人，还不愿意做官，品德真是很高尚。这是他说自己的第一个优点。

他还有什么优点？在这封自荐信中李白写道：“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他说自己在扬州住了一年，花了三十万，花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啊？都用在救济那些落魄不得志的读书人身上，也就是说自己视金钱如粪土，乐善好施。这是他第二个优点。

第三个优点也比较重要，叫“存交重义”，就是重义气，够朋友。他举了个例子，说自己与朋友一起游览洞庭湖，结果这个朋友患急病突然去世了，炎热的天气里，李白伏尸痛哭，泪水哭干，哭出鲜血，路过的人听了都为之伤心。李白将朋友暂时安葬在洞庭湖边，几年之后，他又回来专门为朋友迁葬，将朋友的尸骨从坟墓中取出，装进口袋，自己背着口袋，披星戴月一路来到江夏，借钱将朋友的尸骨葬在当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李白这种特殊的葬友方式源自南方少数民族的二次捡骨葬法。第一次安葬被称为寄土，可就近安葬；三五年后要开棺捡骨，将骸骨安葬在家族坟地中。李白从小生长的绵州昌隆地区以南，就有乌蛮（彝族先民）、白蛮（白族先民）聚居，其中就有二次捡骨葬的风俗。

说完不凡的身世与言行，李白还会在自荐信中炫耀自己的文采。唐玄宗开元八、九年间，李白去拜见当代大手笔、益州长史苏，苏在众位同僚面前夸奖李白下笔滔滔不绝，是少见的文学天才。如果继续博览群书，加强学习，扩展见闻，未来一定可与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一比高下。李白还曾得到首任安州郡督马正会的称赞。马正会认为李白是难得的奇才，他对长史李京之说：“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意思是说，其他人的文章，如同没有烟霞的山峰，没有草树的春景；而李白的文章，清雄奔放，名言警句层出不穷，文辞流丽而思想通达，每一句都能打动读者的内心。

既然要将自己推荐给官吏，自荐信中自然少不了对官吏的称赞夸奖，这在唐代文人的干谒信中很常见。李白自荐信的不同在于，其结尾部分往往透露出自信甚至狂傲的口吻。还是在这封《上安州裴长史书》的结尾处，李白说：“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瑞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意思是，希望您能够恩赐给我宽厚的待遇，敞开心扉，继续让我感受到您的恩情，如果真如此，我一定会以长虹贯日的精诚之心做您的属下，即便让我像荆轲直渡易水去刺杀秦王也万死不辞！然而如果您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甚至声色俱厉，不予接纳，那我只能跪行到您面前，给您作个揖，然后像黄鹄一样高飞而去，到首都长安谋求前程。又有哪一个王公大人的门前不可以让我弹剑高歌呢？我永远不会再跟您见面。

李白心中的政治神话(2)

这一段换成大白话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李白似乎是有点儿太狂傲了，但这正是他超乎寻常的自信，也是他自荐信与众不同的地方。“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一句用了冯谖客孟尝君的典故。春秋战国时，有所谓战国四公子，其中一个叫孟尝君，这个人喜欢招致天下名士，养了三千门客，三千门客的待遇根据每个人的本事有所区别。冯谖也来投奔孟尝君。孟尝君问他有什么本事什么特长，他都说没有，只好归入下等门客中。没过多久，冯谖靠在柱子上弹剑而歌，边弹边唱：宝剑啊宝剑啊，咱们回去吧，这里没有鱼吃啊。有人反映给孟尝君，孟尝君想，他要鱼肉吃，是不是有点本事啊？于是给他鱼肉吃。过了几天，冯谖又弹剑唱道：宝剑宝剑回家吧，我们出门没有车！其他门客都开始笑话这个要吃要喝的家伙，但孟尝君再次满足了他的要求。又过了不久，冯谖弹剑唱道：宝剑宝剑回家吧，家里没有人照顾！孟尝君于是派人照顾他的母亲。门客们都认为冯谖这个人贪得无厌，但孟尝君独具慧眼，认定他是个奇才，日后必有大用。后来，冯谖为孟尝君出谋划策，为其设计狡兔三窟，在危难之际挽救了孟尝君的政治生命，成为他最著名的门客。李白用冯谖来比喻自己，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找到弹剑高歌的地方，一定能够找到心目中的孟尝君。

前面我们说过，干谒信、自荐信不是李白的发明创作，盛唐文人为了求取功名，必须向权贵高门投献诗文，为将来步入仕途打开方便之门。李白的这些自荐信代表了盛唐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面貌。什么精神面貌呢？这些文人在奔走权贵豪门，投赠、干谒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跪拜屈服于权贵的脚下，一方面却又因强烈的自信与自傲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李白是他们当中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他的行为言语最能代表盛唐知识分子蔑视权贵、崇尚个性、珍视自我、渴望价值实现的精神风采。李白有时候为权宜之计，可能会说一些奉承谄媚的话语，但他骨子里透出来的本质还是要强烈地表现自我、实现自我。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不肯为了照顾权贵们的脸色而委屈自己自由张扬的个性的，所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就是盛唐知识分子的精神实质和风采。

李白之所以在后人眼中具有那么大的魅力，首先在于他胸怀不同凡响的巨大的政治理想，其次在于他为实现巨大理想所走的一条不同凡响的路径，而为了打通这个不同凡响的路径，就需要一份不同凡响、振聋发聩的自我推介。在这份个人推介的开拓下，李白开始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地区广为交游、四处干谒，寻求一个惊天动地的政治突破。对于李白来说，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政治神话，他认为自己不但是超一流的天才大诗人，而且是超一流的大政治家。这个神话不仅李白自己深信不疑，而且千百年来许多阅读李白的人也深信不疑。

要说李白是个天才的诗人，这个没有问题。李白在文章事业方面向来绝对自信。他在给朋友的诗里说自己写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海” （《江上吟》），诗兴大发的时候一落笔，五岳三山为之震撼，写成之后高声吟诵，沧海为之扬起波涛。这种自信甚至狂妄放在别人身上也许很难得到认同，但放在李白身上的确当之无愧。

还有，他给荆州太守韩朝宗写过一封自荐信，当时有一种说法叫“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韩朝宗喜欢推荐人才。李白对韩朝宗声称自己“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与韩荆州书》），今天让我写一万多字的诗文，我靠着马背上，一挥而就，文思敏捷如此。所以他在文章事业方面，确实很自信。

尽管李白有这么高的文学才华与创作自信，可是李白的最高理想并不是当职业作家，在他看来，创作诗文不过是一种艺术天才，从根本上来讲，那不过是促进他声名煊赫的工具，是一个进身仕途的敲门砖。李白认为自己的真正天才在于政治。

李白心中的政治神话(3)

换言之，李白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是一个像姜太公、管仲、晏婴一样将要名传千古的大政治家。他认为大唐盛世就要在他这样天才的政治家手中发展壮大，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如姜太公那样的机会，而他一旦获得唐代君王的重用，唐代历史就将翻开新的一页。他天天在做这样的梦，他为这个梦等了很长时间，直到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李白终于迎来了实现他政治神话最重大的机遇，他的梦想似乎就要变成现实了。这是个什么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