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交女 自称一个星期赚一万块不成问题

2011年11月22日 06:59
来源：新快报 作者：郭晓燕

新快报记者 郭晓燕 发自广州

她们究竟在想什么？这是一场关于援交女孩的正经调研，可惜直到最后，女孩们的思想依旧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关键地方被剪辑了、被遮盖了，或许未曾有人读懂

“为什么你们能忍到20岁还没有性行为？”

“我真不明白，20多岁还用家里的钱，你们不觉得羞耻吗？”

9月17日晚7时，客村地铁站上盖一家面朝马路的快餐店里，人来人往，未满18岁的援交女孩将正在调研援交女的在校大学生阿欢（化名）和斯文（化名）问得面红耳热。

“她们以为，我们的世界和她们一样，十来二十岁有性行为很正常。”阿欢说这话时带点儿颤抖的笑腔。

她们彼此难以理解。

这场不和谐的见面并非偶然，促成它的是一个正经的调研项目。

今年6月，广东商学院的5名在校女生和1名刚刚毕业的师兄，提交的“援交女调研申请”正式通过。阿欢和斯文是调研小组的成员，主要负责与援交女孩接触。

当初，她们在“调研目的”一栏写下：我们希望，我们的调研能使走在分岔路口的女孩儿们选择更加理性。

但直到9月17日的那个晚上，她们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了“需要帮助”的女孩，才突然发现，原来和想象中的太不一样。

没有豹纹、墨镜、恨天高和披散的波浪卷儿，也没有楚楚动人的清纯外表和高挑火爆的身材，更没有一个凄惨悲凉的故事。

眼前的援交女孩外表普通，身材娇小，舒服地窝在椅子上，除了说话张扬外，几乎毫无特点。对于援交，她们或许引以为傲。

见面那天，调研者与被调研者分别坐在桌子两边，她们小声交谈，气氛融洽，仿佛一场闺密聚会。事实却是，70厘米宽的长桌，结结实实把她们隔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她们彼此都不太明白对方在想什么。

几个月后，一条关于援交女的新闻成了各大网站的头条：上海20多名稚气未脱的女中学生，因为零花钱不够，又不愿意通过工作赚钱，走进连锁酒店，成为援交女，其中2人未满14岁。这20多名援交女多数为在校中学生，涉及上海市某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共9所学校。

阿欢和斯文一直在纠结：她们究竟在想什么，是什么力量让援交女孩轻易跨越了她们心里不可逾越的道德鸿沟？

直到最后，援交女孩们的思想依旧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关键地方被剪辑了、被马赛克覆盖了，或许未曾有人读懂。

那群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姑娘，究竟在想什么？

去年6月，大四忙于找工作的阿力（化名）在网上遇到了一个有过几面之缘的女孩，起初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直到对话框弹出6个字：“有人想包养我。”

阿力瞬间瞪大了眼睛。虽然之前也听说过“援交”，但从未想过会真实地发生在自己身边。这个23岁的大男孩“很震惊”。

女孩也没避讳，向阿力讲述了入行的原因、客人的形色，甚至是自己的价码。

那个晚上，阿力彻夜未眠。他想到了广东人文学会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廖冰兄基金”）所设的“大学生底层调研活动”，他想提交开题申请，专题调研援交女孩。但大四找工作的压力让这个想法最后不了了之。

今年初，已经毕业的阿力收到了小师妹斯文的“求救”：“师兄，我们打算利用假期做调研报告，初步选定调研同性恋人群了，你怎么看？”师妹的问题，唤醒了阿力的回忆。

阿力马上建议这个比自己小3岁的师妹，放弃“同性恋调研”，转做“援交女调研”。

但后来阿力又后悔了，“她们才大二，一群小女生，我怕她们hold不住。”为了打消师妹们的念头，他拒绝提供“帮助”，也劝说师妹们，不要太着急。

但师妹们的反应十分热烈，斯文说，“我很想知道，这群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姑娘究竟在想什么！”为了让阿力加入她们的调研团队，斯文很执着，每天都要和阿力说上一遍，最终打动了他。

今年6月，廖冰兄基金组织的第三届“大学生底层调研活动”开始向全省各大高校征集选题。广东商学院的5个在校女生和刚刚毕业的师兄阿力提交了“援交女调研申请”。

和阿力的想法一样，廖冰兄基金开始收到这样一份开题申请时，也有所顾虑。

“开题答辩时，站在台上的5个姑娘都是一脸稚气，尤其是组长斯文，看上去文静、娇小，做这样的课题安全系数似乎不够高。”廖冰兄基金工作人员黄准回忆，“起初我们也挺担心的。”

“但考虑到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关注不足，而同学们做了较充分的准备”，今年6月，廖冰兄基金通过了开题申请，为期5个月。

廖冰兄基金也组织了一个“重量级”专家团给姑娘们上课，有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社会学系的专家、教授，有知名的媒体人。

这群涉世未深的女孩们听得很用心，“不用‘帮助’这样的词”，“不用生硬的开场白，‘你好，我是’……”调研小组的组长21岁的斯文在笔记本上认真地写下。

她们认为，问卷答案是胡说八道

斯文是个典型的“乖乖女”，重点中学毕业，她身边最“坏”的孩子都在干些什么，还是“听说”的。“听朋友说过，一些非重点学校的孩子比较叛逆，会迟到、会早恋”，最严重的“还有翻墙”。

她第一次在搜索引擎中敲下“援交”二字时，心里嘣嘣直跳，既害怕弹出的网页会太露骨，也害怕室友们误会。常常开着网页不到三分钟，就要关闭一次，左顾右盼。

她说，这是一个适应过程，到最后，她已经可以大胆地在宿舍里翻阅任何和援交有关的资料了。

寻找援交女孩其实并不费劲，但如何约她们出来则十分困难。没有经验的女孩们被骂了很多回。

开过小会，总结经验后，大家发现，应该先从援交女孩的QQ日志入手，从日志中的内容，寻找她们的兴趣爱好，从而打开话题。

但援交女孩的日志总会让斯文看得面红耳赤，“她们很大胆，很多都记录了和客人交易的过程。”说起这话时，她仍有点儿难为情。

连续3个月，这个调研团队四处碰壁，没有成功约到一个援交女孩。

更让大家灰心的是，父母不理解。

斯文不敢告诉父母，只告诉了来广州玩的堂姐，谁知堂姐回家后就告诉了父母。当晚，斯文的妈妈打电话给女儿，一路叮嘱，“和这些女生接触时，一定要少说话”，“不要惹事，或者干脆不要接触更好”。

阿欢的父母反应更大，不给生活费，这样她就没法回广州。

一时之间，调研陷入困境。

其间，幸好她们自己设计的“对援交女孩的态度及认知度调查问卷”在网上渐渐累积人气。

200多个在校大学生、200多个社会人士，共400多人回答了问卷，尽管这距离她们“收集1000份问卷”的目标还有距离，但在当时已是一个不小的鼓励。

但问卷的另一部分进展则十分不顺。问卷结果需要整理给援交女孩看，让她们提出看法，但最终只有4名援交女孩愿意看这样一份问卷。“而且认同感不强，她们认为一些答案很荒唐，甚至是胡说八道。”

骂了24页，于是见面了

转机出现在9月中旬，一份长达24页的骂人聊天记录给这个团队带来了曙光。

被骂的人是调研小组的指导人阿力。

某个快下班的午后，阿力在援交网站上，找到了一名自称是研究生的援交女，这让他眼前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