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维摄像头怎么样:[转贴]宋彬彬=宋要武=宋岩=宋彬彬！2 【猫眼看人】

 那个高三学生，是王友琴文章中唯一明确的指向。我们一看就知道她叫刘进，而不叫宋彬彬。当时学校没有“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机构，可能王友琴也不清楚，就笼统给了个称呼。

　　十几年后她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记忆，在著名的《卞仲耘之死》一文里，基本舍弃了旧的叙述，提出了新的逻辑链条，即红卫兵7月31日成立；8月5日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我相信这是王友琴学长经过调查得来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当年的教师组织“星火燎原” 战斗队编写了一个师大女附中文革大事记（截止到1966年10月），说到红卫兵时，原文是： 7.31“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成立。这句话语焉不详，我们曾经很想访问那个组织的负责老师，因为这位老师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称完全记不起是谁做的“大事记”。我们在五人访谈中指出，7月31日反工作组的同学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前身叫“红旗”。成立宣言用红纸黑字张榜贴在大食堂附近的布告栏里。从《女性的野蛮》中得知，王友琴的那几个同班同学并不属于这个组织。而以血统论为唯一标志的“红卫兵”，因至今没有找到公开宣示的证据，成立时间、斗争纲领、组织原则、人员组成更是一团乱麻，导致许多校友、老师，都没有界限清楚的记忆。

    认定宋彬彬为8?5打死校长的红卫兵负责人，有一件关键物证，就是7人名单。名单来自于王晶垚先生，我们必须感谢王先生悉心保管至今，使一张纸片成为有力的物证。刘双先生说，五一那天他打电话再次向王先生求证：“他说那字条不是医院转给他的，是他要求7人写的。这里没有因年老记忆不好的问题，因为10年，20年前，30年前他就是这么说的。”“我问是谁的笔迹，他说是刘进的笔迹。但是，李松文承认是自己的笔迹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不是李松文亲口讲的，是转述。可信度有多大？看来要验笔迹或测谎啦。”（见《记忆》48期编读往来?刘双来信）其实要确定是否李老师笔迹，当面去问他即可，比验笔迹和测谎容易得多，几乎没有成本。

　　2008年初，这个纸片在几个博客里反复张贴，有人说凶手就在里面！我看到后，第一反应就是李松文老师写的，他教我们初三几何，天天在黑板上画图、板书，字体流利而内敛，很像老实厚道的老师本人。我的同班同学看了47期《记忆》，也有几个电话里说，那名单一看就是李老师写的。在这里，我要特别表达对李松文老师的敬意，行事风格谨慎质朴的李老师，在当年和现在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名单竖着写，我们是从右向左看的，而王友琴学长是从左向右看的，得出的结论当然相反。老师和在场学生为医院抢救“黑帮”做担保，和家属“要求女附中权力当局留下姓名”完全是两回事，这里产生了根本不同的记忆，我认为也很正常。签名透露的信息，不仅否定了王友琴学长关于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的判定，还提示了工作组撤走后 “学生代表会”的现状，七人中第一个是老师，第二、三、四、五个是在医院抢救现场的学生，第六、第七是“学生代表会”成员刘进、宋彬彬，她们在名单里的位置，正说明是以个人名义而非“组织名义”出面。

　　有批评者认为，我们的“访谈”是在否定“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王友琴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是对王友琴“鸡蛋里挑骨头”。我不禁想问：谁有权利垄断对历史的解释呢？我本人很好奇王友琴多年来如何对8?5事件研究出了现在的结果。这个结果虽然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让她远离了事件本身，远离了真实的自己。至于诸多学者在研究中采信了王友琴提供的版本，责任不在王友琴，而在我们，当年冷漠地看着校长被残害致死，后来又以同样的冷漠任凭同学宋彬彬被妖魔化的我们。

　　有批评者认为，纠缠于8月5日有没有红卫兵，否认8?5事件的组织者和施暴者当时不是以红卫兵身份出现，本质上是在为红卫兵辩护，是在为宋彬彬脱罪。放眼于文革这一空前浩劫，笼统地指控红卫兵，谁也不会持异议。我在“访谈”里也说过——对于我来说，红卫兵就是干部子弟的别名。但是，“卞仲耘之死”既然成为文革暴力的“样本”，又牵扯到另一标志性人物宋彬彬，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是不容回避的责任。只有厘清一个个“个案”，才有大历史宏观的叙述。

　　还有批评者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权力真空”，818之前，权力掌握在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手中。我们对母校文革初期“权力真空”的时间边际，认定为工作组撤离后的一周。胡志涛校长在她的《生活教育论》一书139页第三自然段里写到： 1966年8月5日，我起个大早。“找市委去！”思索了半夜的一个念头驱使我向市委走去。脑子里的一大串问号都想到市委能得到回答，特别是昨天出现的打人现象。我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我向他陈述了工作组进校以来的情况，七月底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的混乱状态，我特别强调了昨天的打人问题，我说：“这说明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了。请指示，我们该怎么办？”他听后却用平静的口气劝说道：“你回学校去吧！”我站着没动。这时，我多么希望他能说出一句：“你们回避一下吧，先不要到学校去了。”他站起来看我不走，又补充了一句：“回去吧！我们会向区委通报的。”我怀着沉重而失望的心情，走出市委大门。一路上，脑子里开展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回去！回去！回去！明知是凶多吉少。但我是校长，我是一个长期受党教育的共产党员。上级指示，我只有服从。无论如何，我得硬着头皮回去。

    我们在访谈中谈到的每个细节，时间、地点、人物都经过多方调查和反复求证，限于篇幅不得不几次压缩，诚如郭建先生所言“经过作者精心选择”， 若郭先生发现哪个细节“似是而非”，欢迎指正。

　　最后，我个人认为8?5事件中，作为工作组时期的骨干，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年级学生，刘进、宋彬彬有她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导致校长死亡的直接责任或间接责任，而是道义责任。事实上，8?5那天她们已经承担了这个责任，两度去劝阻，将校长送至医院，连夜向市委汇报，8?6早上向全校通报。校长之死，不是当年的她们和老师学生们能够预见到的，因而苛求她们并无道理。

　　为了厘清母校那段文革历史，当年的学生代表会主席，而今年过花甲患有冠心病的刘进辛苦奔走了几年，访问了几十位老师、校友，写下几万字的调查报告（包括100多个注释），交给学校存档。可以说，她把责任一直承担到了今天。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些殴打、羞辱过老师的同学，我仍然希望她们能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给当代一个解释，给后代一个警醒。宋彬彬背了黑锅，不等于自己就可以永远隐藏在历史的汪洋里。我想起制造了“宋要武”的光明日报记者，利用了“宋要武”的湖北省委喉舌长江日报，如果相关的当事人还健在，希望他们能站出来还历史一个公道。宋彬彬改名宋岩的档案应该还存放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二龙路派出所，有查阅权限者，也可以作证宋彬彬是否改名宋要武。其实，文革中改名卫东、忠东、红卫、爱党的不计其数，改名本是寻常事，惟有“宋要武”叫不得。

　　2008年1月24日，叶维丽、于羚和我第一次约刘进、宋彬彬谈她们文革初期的经历，那天谈了6个小时。一周后，再次对她俩进行访谈，从上午十点谈到晚上九点。二年多以来，我们就同一主题进行过十多次谈话。宋彬彬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她诚实、诚恳、善良，并有着她那个年纪少有的单纯。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无法了解她的内心经受着怎样的煎熬，但我知道她很冤——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站出来为她讲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