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 category原理:农民总理陈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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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
30多年前,陈永贵从大寨走进中南海是毛泽东以“新鲜血液”把他注入中国政坛的, 1973年9月中共“十大”陈进了政治局,12月陈永贵在昔阳县级机关干部会上介绍十大情况时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经过多年“防修反修的伟大实践”,毛泽东认定大老粗除了能办事之外,还有保证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央领导层中便有了来自上海的工人干部、几乎当上毛接班人的王洪文,来自陕西的工人干部,后来当了副总理的吴桂贤,还有从售货柜台出来的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再加上陈永贵,着实体现了一股来自民间的新鲜血液。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之后也挺犯愁,在昔阳的大会上谈起了自己的压力大和不适应。“我他妈一个农民,连字还认不得哩,还得批文件!……关我在这里,我又不是这种人。有人说这是宰相呀,我怎么能当这个呢。这很不自由哩!”。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问:“你咋批文件哩?”“咋批?”陈说:“他们画圈我画圈呗”陈点了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等几位他信得过的人的名字,解释说:“他们画我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
有人说陈永贵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宰相”。 一次,记者拿着一篇文章对陈说:“这是专门给《人民日报》写的,你光口头说‘同意’不行,你得写上‘同意’两个字。”他一笔一笔地画,第一次写错了,“意”字多写了一横。第二次又多了一横。对他来说,握笔远不如握锄头轻松。
陈永贵知道自己不是坐镇北京批阅文件的材料,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熟悉基层,自己的作用在于上下沟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他还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亏得他聪明,终于想出了一个扬长避短的办法。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批准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地给自己这位第七号副总理设计了一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即不离的职责。
一个副总理离京这么长时间总要出点活吧?陈到大寨找来了笔杆子宋莎荫,让他起草一份给毛主席的报告。陈蹲在炕上边抽烟,边口述,把他琢磨了很长时间的想法归纳成五点,叫作“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
“近两年我跑过不少地方,许多搞得好的大队,大都是大队核算。我同不少县以下的同志讨论过,他们也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势在必行”。
“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怎么搞好?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所谓标准工分,其实就是评思想好、劳动态度好、既能大干又能干好的标准人,自报工分要同这个标准人的条件比。实行这种评工制度,政治就挂帅了,可以从根本上摆脱工分挂帅的烦琐哲学”。陈永贵要是能写出《资本论》,那么上述这两段就是他的《资本论》;陈永贵如果能写出《新民主主义论》,那么上述这两段就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两条后边还有三条:不准社员个人盖房,住宅一律由集体投资建造,把社员欠集体的粮债痛痛快快全部免掉。
毛泽东读了陈永贵的五条建议,这位以气魄恢宏著称的伟人也觉得拿不定主意了。这些动作都不小,实行起来全国震动,到底行得行不得?
事实上在大多数地方,大寨模式与贫穷连在一起的。因为它直接导致了大面积的磨洋工。八亿农民磨洋工,中国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
陈永贵的大寨经验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和阻力。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我们省不学那一套”。赵紫阳在四川也走出一条奇路。甩掉大寨模式,大搞物质刺激。胡耀邦把他那套学大寨的经验说成是劳民伤财。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想了一个更冒险的办法,分田到户。这些并不合乎毛主席路线的做法,却比陈永贵更能代表中国农民。
陈永贵文化虽然不高,但他的讲话充满了乡俗俚语,人又很聪明,听他的讲话比听一字不错的官话套话来劲多了。后来,笔杆子们还造了一个词,叫“陈永贵风格”。 1963年著名作家赵树理在山西太原听了陈永贵的一席话,佩服得很,说陈的讲话里充满了辩证法。陈永贵在全国各地视察,留下不少“名言”。陈永贵在向昔阳的干部介绍“十大”情况的会议上,开篇就用错了一个词,他很严肃地说:“现在,我的民愤很大!”听众一时没反应过来,都愣住了。县委书记张怀英在后排纠正道:“老陈,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哦”陈改口说:“现在我的名声很大!”说完侧过头来问后排:“这回对哩?”。陈永贵转了八百里秦川,说:“地是好地,就是人懒”,把陕西人说得老大不高兴。甘肃定西土地贫瘠,干旱缺水,是全国闻名的穷地方,陈到那转了一圈却说:“这样的条件多好呀!”。他参观北大荒的军垦农场见到路上有许多马粪,就批评人家不注意拾粪积肥,陈永贵走后,一位师长骂道:“他妈的,他懂个屁!他大寨才几亩地?我几十万亩地,收都收不过来,还他妈的捡马粪”。
东平县离泰山很近,在东平视察时,当地领导请陈上泰山看看,陈说“以后退休了再去吧,还是多看几个工程吧。”结果陈永贵一生没上过泰山。到了杭州,当地领导劝他游西湖,他也说以后再看吧,结果一生也没游过西湖。同样他路过黄山没上黄山,到了拉萨没进布达拉宫。对陈来说,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基本建设场面是最美的景象。
陈永贵到中央后,当然可以带家属来,但是他不干。他要带个头,立个榜样,便叫老婆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山西曾经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过户口,还想把她们送进京,手续全办了,最后跟陈永贵打招呼。陈永贵拍桌子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把所有关系又退了回去。
陈永贵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省级领导干部六十块钱(1971年,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副书记)。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六十块提高到一百块。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块二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三十六块钱。一百三十六块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实际上他并没有拿到这个数。
陈永贵经常在大寨接待站陪客吃饭,按规定可以不交钱,可是陈永贵要带头不搞化公为私,让自己的秘书交了一百块钱。陈永贵说:“规定不出,我们要出。不然,吃着香,屙着光,要着钱了扎饥荒。” 陈永贵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他穷,想给他多弄点钱,就申请报客饭补助。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以后客人多了,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国务院的同事常来,按说这笔客饭补助也是个不小的数了。国务院正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一申请就批了下来。跟陈永贵一说,陈永贵不让要。“报什么客饭?”陈永贵瞪着眼严厉地说,“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于是又退掉了。大寨的每天一元五角的工分最后也没要。有人曾问陈永贵为什么不要,陈永贵说:“农民挣个钱不容易。我够花了嘛。”陈永贵有北京市工商局发的特供本,拿着特供本差不多就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任何优质商品。陈永贵花钱很仔细,尽管他的收支由张艮昌管,但是他不准任何人买任何他认为奢侈的东西,那个特供本其实是白白拿着。
俗话说,谁家锅底没点黑,可陈永贵就敢于自揭家丑。陈永贵自己在支部生活会上说:“我坦白一件事,就是一个河北搞修建的,送给我家一瓶香油,六支小挂面,一斤花生。据家里说是接待站九昌相跟送去的。现在人也找不到,要赶快还给人家……”。在外事活动中外宾有时也送给陈水贵一些小礼物,比如计算器之类的东西。这类礼物陈永贵一律上交。
著名编剧、小说家马烽说:“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一个纯朴农民的本性,能够拒腐蚀、永不沾,这是最令人敬重的。”
四人帮倒台,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1978年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学大寨的经验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胡耀邦对陈永贵倒没有什么个人恩怨。陈永贵下台后,胡耀邦劝他放下思想包袱,好好休息。有人主张把他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众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
1983年春,陈永贵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由于被确诊为晚期肺癌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60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5元是不行的。”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医院病逝。追悼会上出现了华国锋的孤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