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梦幻诛仙地契怎么用:人性觉醒与人生价值取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7/04 23:27:08
１。人性觉醒及其原因
人们的生活，不外乎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的个人的本性生活，一是伦理的社会的道德生活。人们不可能离开社会，而社会则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作为儒家的人生哲学，强调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要求人们必须遵守古代圣贤遗训，从个人修身做起，按照礼法之制和固定的道德规范，克己复礼，控制人性中的七情六欲，排除自然人的本态，去过一种合乎伦常道德的理智生活，使自己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成为一个品行端正、理智坚定而有益于社会的人。儒家主张人生在世，要立德、立功、立言，不但要通过修身养性，使自己成为一个正人君子，而且还要肩负建设社会、改造社会的重任，以积极态度去济世、补世和救世，使之实现 大同 社会。
按照儒家的人生哲学，修身的行为是 自治 ，而其目的在于治民与为政，因此它强调身教与言教。孔子说：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又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在言教方面，注意《四书》、《五经》的学习，加强 六艺 的教育，通过道德、名节、礼法和知识的教养和修习，使受教者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逐渐接近于儒家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社会上做一个仁、义、礼、智、信五常毕备的拳拳志士，成为温、良、恭、俭、让五德在身的彬彬君子。
儒家人生哲学，从理论上说来无疑具有不可比拟的积极意义，而且在培养人才的教育方面也取得了良好成绩，但在生活行为方面，它要求人们循规蹈矩、进退揖让的繁文缛礼，忽略了人的本性真情，压制了人的生活趣味。
所谓丝竹五音之娱，男欢女爱之恋，香甜五味之欲，穿绫佩玉之求，统统都受到礼法名教的约束，使得自然的人性倍受压抑和限制。由于人性的至真之情得不到发挥，一切虚伪、欺诈、阴谋、暴力等假丑恶行为便因此而生。这就是说，作为经国治世的儒家学说，由于过分强调人生的伦理化和道德的规范化，使得在一些失意的士人心目中，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怎样去度过不顺心的惨淡人生？因为这些昔日追求功名事业的士人，由于现实的残酷和政治的绝望，不得不由积极济世的人生观，转向于适情任性的逍遥，并借以抚慰痛苦的灵魂。在这些失意的士人看来，名教内并没有乐趣，礼法只能束缚手脚，必须超脱现实，返朴归真，回到自然本性的真实自由中去，生活才算过得有意义。这种新的人生价值观，便是儒家人生哲学的反动，也叫做人性的觉醒。
为什么人性觉醒的思潮会产生于魏晋时代呢？原来，东汉后期的两次 党锢之祸 ，给了奉儒家学说为圭臬的名士们以沉重打击。此后数十年间，黄巾起义爆发，军阀豪强混战，魏蜀吴三国鼎立，接着是曹魏政权内部曹氏、司马氏之间的明争暗斗，真可谓是天下大乱，政局动荡，了无宁日。在这些日子里，儒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洛千丈，继李膺、范滂等人之后，孔融、弥衡、何晏、邓飏、嵇康等一批又一批名士，都遭到杀害。反过来，那些执掌大权的统治者们，表面上高唱礼法名教，实际上却干着种种卑鄙的勾当，把儒家学说的仁义道德作为篡权夺位的工具。于是，头脑清醒、思想激进的一批读书人，视儒学《五经》为秕糠，骂礼法名教为绳索，在行为上便表现出种种违礼背俗的举动来了。
儒家伦理哲学的日趋衰落，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复兴，便成为人性觉醒的标志，以及魏晋士人们人生观的基础。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逍遥齐物，杨子的贵生重己，列子的贵虚独行，都给失意的士人们带来了乐趣。他们认为，天道就是自然，不是什么有意志有情感的神灵，天人感应之说不过是一种欺骗。同样，人道也是自然，礼法名教也只是一种虚伪，是套在人们行为上的无形的绳索。人们的思想言论，以及生活行为，应该是人的本性真情的体现，是自然的流露，是随心所欲，只有做到一切顺其自然，就会从中得到快乐和幸福，就真正理解人生的真谛了。
应该说，人性觉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也是很复杂的，它绝不是某一家思想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下，以及个人切身经历下形成的。但有一点必须指出，人性觉醒是对儒家礼法名教的冲击，认为立德立功立言是人生自欺欺人的伎俩，仁义道德是伤生损性的荒谬理论。在失意的士人们看来，社会上到处是尔虞我诈，巧取豪夺，聪明才智不能发挥，理想志向无法实现，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苦恼、悲哀和伤心、绝望。于是，他们经过沉重的反思以后，把现实的怀疑和不满，从主观精神上进行自我开脱，认为只有返朴归真，适情任性，自在逍遥，我行我素，陶醉于自由精神的世界，才算是无愧于人生。
２。乐天安命说与养生论
人的一生应该怎么度过呢？这是一个最不容易回答的问题。魏晋时代是人性觉醒的时代，人生价值的取向便也与两汉时期有所不同。其中，乐天安命的人生观可算是最富于时代特色。
天命是什么？两汉人认为是上帝的旨意和命令，把天看成是有意识有判断力的神灵。魏晋人却不然，认为天是自然，天命则为自然而然，是没有意识和情感的，不论是圣智还是鬼魅都无法改变它。魏晋人的宇宙自然观，否认了君权神授的天人感应理伦，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也把儒家中制天、胜天思想抛掉了，认为自然就是 无 ， 无 却能生世界万物，生死、贵贱都是天命，人力是非常渺小的，贵不能生，贱不能夭，爱不能厚，轻不能薄。在魏晋人看来，既然天命威力无穷，人就只有顺其自然，做到 当死不惧，在穷不戚 ，一切都听天命的安排，儒家那种修身积德、立功求治的行为是荒唐可笑，怨天尤人、长吁短叹的精神态度是自寻烦恼，只有乐天安命、听之任之才算是重返自然。
魏晋人这种乐天安命的人生观，集中表现在天命与人力关系的矛盾上。
当时，《列子》一书在士人中颇受青睐，其中的《力命篇》便是专门讲述天命、人力之间的冲突。文中写道：力谓命曰： 若之功奚若我哉？ 命曰： 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 力曰： 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 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于吴，田恒专有齐国，夷、齐饿于首阳，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耶？ 力曰： 若如若言，我固无功于物，而物若此耶？此则若之所制耶？ 命曰： 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朕岂能识之哉？ 这是天命与人力之间拟人化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天命真是雄辩滔滔，他列举人所众知的传说人物和历史人物，说明寿夭、穷达、贵贱、贫富皆非人力之所能为，而是天命所归，自然而然，人力是毫无办法的，一切努力和挣扎也是枉然。这场对话还告诫人们，人生天地中，对于生死祸福，穷达贵贱，都应该是得过且过，听其自然。这种乐天安命的人生观，要实行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其中能达到最佳境界的当推陶渊明。他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情愿自免去职，归隐田园，并写出传诵千古的《归去来兮辞》。兹节录如下：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
乐天安命说是一种消极厌世的人生观，但厌世并不等于厌生，并不完全否定人生的意义，也不排斥对幸福和快乐的追求，而不过是追求的途径与方法不同而已。于是，在那种归隐田园或遁入山林的行动背后，主张养性保生、延年益寿的养生之说，也与乐天安命之说相行而不悖。持养生论的人认为，按照自然法则，人的自然寿命肯定要比通常人们的寿命要长，但由于人们伤身害性，违反了自然，因而才死于非命。因此，养生之说是有它积极的意义与价值的。
嵇康是主张养生说的论主，他曾著有《养生论》和《答难养生论》两篇文章。略而言之，其主要论点可分为三：其一，主张养性以保神他说： 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棲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 ①其二，强调去欲以安身他批评世人说： 世人不察，惟五谷是见，声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务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煮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外内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②其三，力戒用智以调情他认为，智的作用在于养生，而把智用在贪图名利地位则反而是伤生。
他说： 所以贵智而尚动者，以其能益生而原身也。……然则欲与生不并立，名与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顺为得生，……故动之死地也。
是以古人知酒肉为甘鸩，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顾。使动足资生，不滥于物，知正其身，不营于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 ①以上是嵇康养生论的主要内容。在嵇康看来，人的自然寿命大概有数百年，如若导养得法，也可以与羡门高和王子乔等古代仙人争年比寿。但是，他又感慨地叹息道： 养生有五难：名利不灭，此一难也；喜怒不除，此二难也；声色不去，此三难也；滋味不绝，此四难也；神虑转发，此五难也。 ②是的，养生谈何容易！君不见养生说的论主嵇康，只活了４０岁便死于非命了吗！那么，他之被杀，却是犯了 五难 中哪一难了呢？
① 《嵇中散集？养生论》。
① 《嵇中散集？答难养生论》。
３。《杨朱篇》与纵欲论
在东晋张湛《列子注》一书中，有一篇题名为《杨朱篇》，近代学者一般认为是魏晋时期的作品。就该篇所表述的思想内容和语言文字而言，当属魏晋人的作品，绝非战国魏国人杨朱所作。
《杨朱篇》所表达的思想主题为纵欲论，它追求的是 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 ，认为只有享受官能的刺激和满足，才是人生的趣味和幸福。因此，它与主张顺其自然的乐天安命说不同，与主张修养身心的养生说更是大相迳庭，是属于消极颓废的人生观。
纵欲论者的最大特色是不要虚名，不讲道德，不顾身后，抓紧现实，求得肉体的物质的最大快乐和满足。纵欲论者认为：人生几十年，孩童和衰老时期几乎占去一半，夜眠、午睡又占去剩余的一半，疾病、忧愁、哀苦的时间再占去剩余的一半，剩下的时间还有多少了呢？就这么一点时间，如果还斤斤计较什么生时的名利地位与身后的虚誉和余荣，这岂不是白活一辈子吗？以此为基点，纵欲论者发挥了一通有关生死观的议论。《杨朱篇》写道：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虽然，贤愚贵贱，非所能也，臭腐消灭，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贤非所贤，愚非所愚，贵非所贵，贱非所贱。然而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杨朱篇》又说：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勿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彼二凶也，生有纵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虽毁之不知，虽称之勿知，此与株块以异矣。彼四圣虽美之所归，苦以至终，同归于死矣。彼二凶虽恶之所归，乐以至终，亦同归于死矣。
在纵欲论者看来，人生活在世上，虽有贤愚贵贱的不同，但人死了以后，都一样地归于臭腐与消灭。他们认为：大舜、夏禹、周公、孔子，虽有圣人的美名，在世时却过得很辛苦，没有享受人生的快乐。反之，夏桀、商纣虽然被骂为二凶，在世时却享受着无穷的快乐。那么，既然都是同归于死，为什么不趁此活着的现在，好好地享受一番呢！
纵欲论者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还在《杨朱篇》里编造了不少故事：公孙朝好酒，喝醉以后，什么世道安危，九族亲疏，甚至水火兵刀摆在面前也无所谓了；公孙穆好色，后房有佳丽数十，昼夜宣淫，三月一出，还觉得意犹未尽；端木叔好玩，家中万金，举凡楼台、吃喝、穿戴、声乐、女色、旅游、宴客等，无所不好，又将家产先散给宗亲，乡里，最后散给国人，独不为子孙留遗财。端木叔六十岁时，有病无钱医治，死后连棺木也没有。
但是，凡是受过他恩惠的人，都凑钱安葬他，还给他的子孙好些钱财，以上是魏晋人的人生价值观中比较典型的三种流派情况，不论是乐天安命说也罢，还是养生说、纵欲说也罢，都是在人性觉醒为前提下的不同表现。平心而论，这些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对儒学的礼法名教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波，强调着人的个性，也曾起过思想启迪的某些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人生哲学都是不健全的，消极悲观的色彩相当严重。他们考虑的只是个人，追求个人心灵或是肉体的满足，缺乏拯救社会，改造世界的进取精神，是不值得仿效的。尤其是纵欲论，把人降同为衣冠禽兽，既糟蹋了自己，也伤害了他人，还危害着社会国家，更是荒诞不经，堕落无聊，理应受到谴责和批判。
人们的生活，不外乎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的个人的本性生活，一是伦理的社会的道德生活。人们不可能离开社会，而社会则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作为儒家的人生哲学，强调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要求人们必须遵守古代圣贤遗训，从个人修身做起，按照礼法之制和固定的道德规范，克己复礼，控制人性中的七情六欲，排除自然人的本态，去过一种合乎伦常道德的理智生活，使自己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成为一个品行端正、理智坚定而有益于社会的人。儒家主张人生在世，要立德、立功、立言，不但要通过修身养性，使自己成为一个正人君子，而且还要肩负建设社会、改造社会的重任，以积极态度去济世、补世和救世，使之实现 大同 社会。
按照儒家的人生哲学，修身的行为是 自治 ，而其目的在于治民与为政，因此它强调身教与言教。孔子说：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又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在言教方面，注意《四书》、《五经》的学习，加强 六艺 的教育，通过道德、名节、礼法和知识的教养和修习，使受教者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逐渐接近于儒家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社会上做一个仁、义、礼、智、信五常毕备的拳拳志士，成为温、良、恭、俭、让五德在身的彬彬君子。
儒家人生哲学，从理论上说来无疑具有不可比拟的积极意义，而且在培养人才的教育方面也取得了良好成绩，但在生活行为方面，它要求人们循规蹈矩、进退揖让的繁文缛礼，忽略了人的本性真情，压制了人的生活趣味。
所谓丝竹五音之娱，男欢女爱之恋，香甜五味之欲，穿绫佩玉之求，统统都受到礼法名教的约束，使得自然的人性倍受压抑和限制。由于人性的至真之情得不到发挥，一切虚伪、欺诈、阴谋、暴力等假丑恶行为便因此而生。这就是说，作为经国治世的儒家学说，由于过分强调人生的伦理化和道德的规范化，使得在一些失意的士人心目中，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怎样去度过不顺心的惨淡人生？因为这些昔日追求功名事业的士人，由于现实的残酷和政治的绝望，不得不由积极济世的人生观，转向于适情任性的逍遥，并借以抚慰痛苦的灵魂。在这些失意的士人看来，名教内并没有乐趣，礼法只能束缚手脚，必须超脱现实，返朴归真，回到自然本性的真实自由中去，生活才算过得有意义。这种新的人生价值观，便是儒家人生哲学的反动，也叫做人性的觉醒。
为什么人性觉醒的思潮会产生于魏晋时代呢？原来，东汉后期的两次 党锢之祸 ，给了奉儒家学说为圭臬的名士们以沉重打击。此后数十年间，黄巾起义爆发，军阀豪强混战，魏蜀吴三国鼎立，接着是曹魏政权内部曹氏、司马氏之间的明争暗斗，真可谓是天下大乱，政局动荡，了无宁日。在这些日子里，儒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洛千丈，继李膺、范滂等人之后，孔融、弥衡、何晏、邓飏、嵇康等一批又一批名士，都遭到杀害。反过来，那些执掌大权的统治者们，表面上高唱礼法名教，实际上却干着种种卑鄙的勾当，把儒家学说的仁义道德作为篡权夺位的工具。于是，头脑清醒、思想激进的一批读书人，视儒学《五经》为秕糠，骂礼法名教为绳索，在行为上便表现出种种违礼背俗的举动来了。
儒家伦理哲学的日趋衰落，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复兴，便成为人性觉醒的标志，以及魏晋士人们人生观的基础。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逍遥齐物，杨子的贵生重己，列子的贵虚独行，都给失意的士人们带来了乐趣。他们认为，天道就是自然，不是什么有意志有情感的神灵，天人感应之说不过是一种欺骗。同样，人道也是自然，礼法名教也只是一种虚伪，是套在人们行为上的无形的绳索。人们的思想言论，以及生活行为，应该是人的本性真情的体现，是自然的流露，是随心所欲，只有做到一切顺其自然，就会从中得到快乐和幸福，就真正理解人生的真谛了。
应该说，人性觉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也是很复杂的，它绝不是某一家思想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下，以及个人切身经历下形成的。但有一点必须指出，人性觉醒是对儒家礼法名教的冲击，认为立德立功立言是人生自欺欺人的伎俩，仁义道德是伤生损性的荒谬理论。在失意的士人们看来，社会上到处是尔虞我诈，巧取豪夺，聪明才智不能发挥，理想志向无法实现，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苦恼、悲哀和伤心、绝望。于是，他们经过沉重的反思以后，把现实的怀疑和不满，从主观精神上进行自我开脱，认为只有返朴归真，适情任性，自在逍遥，我行我素，陶醉于自由精神的世界，才算是无愧于人生。
２。乐天安命说与养生论
人的一生应该怎么度过呢？这是一个最不容易回答的问题。魏晋时代是人性觉醒的时代，人生价值的取向便也与两汉时期有所不同。其中，乐天安命的人生观可算是最富于时代特色。
天命是什么？两汉人认为是上帝的旨意和命令，把天看成是有意识有判断力的神灵。魏晋人却不然，认为天是自然，天命则为自然而然，是没有意识和情感的，不论是圣智还是鬼魅都无法改变它。魏晋人的宇宙自然观，否认了君权神授的天人感应理伦，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也把儒家中制天、胜天思想抛掉了，认为自然就是 无 ， 无 却能生世界万物，生死、贵贱都是天命，人力是非常渺小的，贵不能生，贱不能夭，爱不能厚，轻不能薄。在魏晋人看来，既然天命威力无穷，人就只有顺其自然，做到 当死不惧，在穷不戚 ，一切都听天命的安排，儒家那种修身积德、立功求治的行为是荒唐可笑，怨天尤人、长吁短叹的精神态度是自寻烦恼，只有乐天安命、听之任之才算是重返自然。
魏晋人这种乐天安命的人生观，集中表现在天命与人力关系的矛盾上。
当时，《列子》一书在士人中颇受青睐，其中的《力命篇》便是专门讲述天命、人力之间的冲突。文中写道：力谓命曰： 若之功奚若我哉？ 命曰： 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 力曰： 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 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于吴，田恒专有齐国，夷、齐饿于首阳，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耶？ 力曰： 若如若言，我固无功于物，而物若此耶？此则若之所制耶？ 命曰： 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朕岂能识之哉？ 这是天命与人力之间拟人化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天命真是雄辩滔滔，他列举人所众知的传说人物和历史人物，说明寿夭、穷达、贵贱、贫富皆非人力之所能为，而是天命所归，自然而然，人力是毫无办法的，一切努力和挣扎也是枉然。这场对话还告诫人们，人生天地中，对于生死祸福，穷达贵贱，都应该是得过且过，听其自然。这种乐天安命的人生观，要实行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其中能达到最佳境界的当推陶渊明。他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情愿自免去职，归隐田园，并写出传诵千古的《归去来兮辞》。兹节录如下：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
乐天安命说是一种消极厌世的人生观，但厌世并不等于厌生，并不完全否定人生的意义，也不排斥对幸福和快乐的追求，而不过是追求的途径与方法不同而已。于是，在那种归隐田园或遁入山林的行动背后，主张养性保生、延年益寿的养生之说，也与乐天安命之说相行而不悖。持养生论的人认为，按照自然法则，人的自然寿命肯定要比通常人们的寿命要长，但由于人们伤身害性，违反了自然，因而才死于非命。因此，养生之说是有它积极的意义与价值的。
嵇康是主张养生说的论主，他曾著有《养生论》和《答难养生论》两篇文章。略而言之，其主要论点可分为三：其一，主张养性以保神他说： 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棲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 ①其二，强调去欲以安身他批评世人说： 世人不察，惟五谷是见，声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务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煮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外内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②其三，力戒用智以调情他认为，智的作用在于养生，而把智用在贪图名利地位则反而是伤生。
他说： 所以贵智而尚动者，以其能益生而原身也。……然则欲与生不并立，名与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顺为得生，……故动之死地也。
是以古人知酒肉为甘鸩，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顾。使动足资生，不滥于物，知正其身，不营于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 ①以上是嵇康养生论的主要内容。在嵇康看来，人的自然寿命大概有数百年，如若导养得法，也可以与羡门高和王子乔等古代仙人争年比寿。但是，他又感慨地叹息道： 养生有五难：名利不灭，此一难也；喜怒不除，此二难也；声色不去，此三难也；滋味不绝，此四难也；神虑转发，此五难也。 ②是的，养生谈何容易！君不见养生说的论主嵇康，只活了４０岁便死于非命了吗！那么，他之被杀，却是犯了 五难 中哪一难了呢？
① 《嵇中散集？养生论》。
① 《嵇中散集？答难养生论》。
３。《杨朱篇》与纵欲论
在东晋张湛《列子注》一书中，有一篇题名为《杨朱篇》，近代学者一般认为是魏晋时期的作品。就该篇所表述的思想内容和语言文字而言，当属魏晋人的作品，绝非战国魏国人杨朱所作。
《杨朱篇》所表达的思想主题为纵欲论，它追求的是 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 ，认为只有享受官能的刺激和满足，才是人生的趣味和幸福。因此，它与主张顺其自然的乐天安命说不同，与主张修养身心的养生说更是大相迳庭，是属于消极颓废的人生观。
纵欲论者的最大特色是不要虚名，不讲道德，不顾身后，抓紧现实，求得肉体的物质的最大快乐和满足。纵欲论者认为：人生几十年，孩童和衰老时期几乎占去一半，夜眠、午睡又占去剩余的一半，疾病、忧愁、哀苦的时间再占去剩余的一半，剩下的时间还有多少了呢？就这么一点时间，如果还斤斤计较什么生时的名利地位与身后的虚誉和余荣，这岂不是白活一辈子吗？以此为基点，纵欲论者发挥了一通有关生死观的议论。《杨朱篇》写道：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虽然，贤愚贵贱，非所能也，臭腐消灭，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贤非所贤，愚非所愚，贵非所贵，贱非所贱。然而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杨朱篇》又说：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勿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彼二凶也，生有纵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虽毁之不知，虽称之勿知，此与株块以异矣。彼四圣虽美之所归，苦以至终，同归于死矣。彼二凶虽恶之所归，乐以至终，亦同归于死矣。
在纵欲论者看来，人生活在世上，虽有贤愚贵贱的不同，但人死了以后，都一样地归于臭腐与消灭。他们认为：大舜、夏禹、周公、孔子，虽有圣人的美名，在世时却过得很辛苦，没有享受人生的快乐。反之，夏桀、商纣虽然被骂为二凶，在世时却享受着无穷的快乐。那么，既然都是同归于死，为什么不趁此活着的现在，好好地享受一番呢！
纵欲论者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还在《杨朱篇》里编造了不少故事：公孙朝好酒，喝醉以后，什么世道安危，九族亲疏，甚至水火兵刀摆在面前也无所谓了；公孙穆好色，后房有佳丽数十，昼夜宣淫，三月一出，还觉得意犹未尽；端木叔好玩，家中万金，举凡楼台、吃喝、穿戴、声乐、女色、旅游、宴客等，无所不好，又将家产先散给宗亲，乡里，最后散给国人，独不为子孙留遗财。端木叔六十岁时，有病无钱医治，死后连棺木也没有。
但是，凡是受过他恩惠的人，都凑钱安葬他，还给他的子孙好些钱财，以上是魏晋人的人生价值观中比较典型的三种流派情况，不论是乐天安命说也罢，还是养生说、纵欲说也罢，都是在人性觉醒为前提下的不同表现。平心而论，这些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对儒学的礼法名教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波，强调着人的个性，也曾起过思想启迪的某些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人生哲学都是不健全的，消极悲观的色彩相当严重。他们考虑的只是个人，追求个人心灵或是肉体的满足，缺乏拯救社会，改造世界的进取精神，是不值得仿效的。尤其是纵欲论，把人降同为衣冠禽兽，既糟蹋了自己，也伤害了他人，还危害着社会国家，更是荒诞不经，堕落无聊，理应受到谴责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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