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眼中的蒋介石

 　　要作诤臣的前提是要有明主，“不仕无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这就是说知识分子进言也是要看对象的，如果当政者是国之蟊贼，则只好咒诅而去除他，如果当政者尚有可取之处，他便决心帮扶他。

　　当年，胡适目睹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种种败坏的政治习气，便一气之下不和他们玩了。1921年6月，北京教职员为欠薪而请愿，却遭政府军警毒打，马寅初被打得“血流满面”，后因住在医院不自由，遂绝食绝饮以示抗议，胡适认为“其实这是无益之举”，他说“当英国妇女参政运动实行示威时，英国政府也用严厉手段对付他们，逮捕多人入狱，入狱之女子多实行绝粒，谓之Hunger Strike［绝食运动］，政府大窘。大战之后，各国政府是做惯了杀人的事业，竟不怕这种妇人的把戏了，故去年爱尔兰革命领袖有绝粒而竟死于狱中者，英国政府亦不因此减少其严厉手段。何况对中国这种强盗政府呢？”[1]中国正是这么一个强盗政府，其统治者也正是盗贼，1923年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令胡适大为失望，他宣称，现在是金钱，酒食和"冰炭敬"将以前纷争制衡的国会，内阁，总统黏成一片的“恶政府”与清议宣战的时候了，并说，“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2]你想，就连这么一个当年能甘冒天下之大不讳，能不顾惜自己的清誉，去参加段执政的善后会议的人都说出如此不合作的话来，该是绝望透顶了，该是“出离”伤心了。

　　虽然北方军政府是盗贼，然而诤臣是一日不可无“明主”的，胡适在寻求新的“明主”了，这时，在南方的蒋介石进入了他的视野。

　　最初，胡适是通过“耳食”间接地了解了蒋介石的情况。1925年 10月5日，胡适遇到新从广州来的刘文岛先生，“他很夸许蒋介石等的设施，说他们不是共产派，只是一班新军人想做点整顿的事。他们很能保护商人工人，想做到安居乐业的地位。......广州近来很有起色，学生军纪律极好，很有希望。”[3]这对生活在把政治搞得乌烟彰气、一塌糊涂的北方军政府下的胡适来说，蒋介石等人在广东的努力确是一股清新的政治清风。

　　然而，试验主义者胡适仍对其政治能力之抱以存疑的态度。1926年，胡适欧游，问起在广州参观过的外人John Mc Cook Roots，“我问，蒋介石如何？他说，他只见了他六分钟，但他问过Borodin（案：鲍罗廷），他说蒋君是一个好Revolutionary［革命家］。我说，好Revolutionary，我是承认的；可算得政治家吗？Roots不能答。”“却曾听钧任说过。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和见解。”[4]胡适深切地期望蒋是这乱世中的英雄，并寄希望于他能带来中国之统一和安定。

　　此后，经过北伐战争的洗礼后，蒋氏正式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后来，胡适等人因批评党义，毁谤总理与蒋政权起过冲突，最后，才发现彼此实系误解，待到1932年11月28日，在武汉，胡适承蒙蒋的召见，“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5]这次召见，距他的老前辈康有为与光绪爷第一次见面已有34个年头了，知遇之恩啊，知识分子能得到最高权力者的垂青，该是内心莫大的荣耀啊，这一见，使得胡终于成为蒋的座上宾和终生的“诤臣”。问题在于，这种“诤臣”关系更多地有了"忠臣"的味道，并且是始终不渝，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弱处，胡适终竟没有章太炎那种不买袁世凯的账的魄力。

　　不管今天我们如何评价蒋介石，至少对胡适本人来说，他对蒋的人格还是比较赞赏的。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政治训练处演讲时说到各出版物封面不得用外国文字年号之类的话，中国官场向来就是“驯狗场”，领导一发言，就是“重要讲话”，领导一握手，便是“亲切关怀”，何况蒋的话呢，圣旨啊，结果该政训处竟将蒋介石的讲话报送中央宣委会，于是通令全国，“各种书刊封面，报纸题字标语等，概不准用立体阴阳花色字体及处国文，而于文中中国问题，更不得用西历年号，以重民族意识。”[6]对一个主张全面西化的胡适来说，他能赞同吗？

　　然而事后，蒋竟专门对此事作了批评，他说，封面禁用洋文年号事，系针对南昌行营政训处而言，并非训令要全国遵办。“蒋末解释日前手令各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国文字年号，系命令行营政训处工作人员，而政训处竟送中央宣委会通令全国，实属荒谬。我蒋介石非中央党部，非政府，我手令如何能给中央宣委会，且通令全国，岂非笑话。望各职员以后办事，务须认清系统，明白手续，方能为上者分劳，不致将事办错云。”[7]胡适看到蒋的声明后，很是感佩蒋介石“依法行政”的意识，他特意在日记中粘帖与此事相关资料，称“此事可见他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举。”[8]1935年7月26日，胡适在给罗努生的信中对蒋有褒有贬：“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9]正因为他有缺点，正因为他是“天纵英才”，正因为他没“诤臣”，正因为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才要决心做蒋的“诤臣”和“帝师”了。胡适在“对一九三七年的展望”中，胡适在报上对蒋介石这样赞道，“蒋介石先生的魄力与才能确甚超越寻常，他的设施的一部分也逐渐呈现功绩，使人信服，所以国内逐渐养成一种信任领袖的信心。”[10]

　　于是，他也便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蒋介石一方，为其辩冤白谤。1947年6月2日，胡适收到北大工学院机械系学生邓世华来信，邓在信中大发恼骚，大骂国共两党，针对邓对蒋介石的咒骂，胡复信为蒋回护道：“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但我在外国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11]国民党江山都已在风雨飘摇的时候了，他内心还是挺佩服蒋介石的政治才干的。

　　后来竟发生了一件“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的事情，蒋亲自“诚恳”地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时，既惊谔又兴奋的胡适不得不为他的“大度”所感动。1948年3月30日下午3点，王雪艇对胡适传来蒋主席的话，“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并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胡称“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并称“蒋公是很诚恳的”，胡适在政治上还处于“穿开档裤”的阶段，蒋也不见得“很诚恳”，但蒋的确“很聪明”，这一手使得胡适“感觉百分不安”了，胡适思来想去，然而，“我实无此勇气。”“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自信心”。124月4日，蒋再次声明自己不候选总统，并建议提出一个无党派人士候选，此人暗指胡适。然“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13]好一个“不幸”！

　　蒋介石提议胡适当总统，一个笑话，然而至少，在政治上天真且无知的胡适是相信蒋的建议是真诚的。所以，他在上海时曾对王芸生说，“老蒋真伟大，竟把自己打来的江山拱手让人。”“我问他此话怎讲？他说：[他要我做总统呵！]”[14]怪不得王芸生说他弄不清胡适是发昏呢？还是故意装傻？总之，在胡适的眼里，蒋是一个值得依赖，值得帮扶，值得进谏的“明君”。

　　更重要的是，蒋似乎有纳谏的气度和雅量，这是以诤臣自命的胡适最易受感动的地方，这卖主终于找到了买主，而且多多少少还能成交，这对卖主来说，真是衷怀欣幸啊。与曹锟、张作霖这类头脑简单，做事荒唐的军阀武夫相比，蒋似乎更懂得利用文人的作用，更能把握文人的心理，也更具有采纳意见的虚心。

　　1948年10月25日，“局势大坏”，蒋便请胡吃饭，胡适质直地说了十点“很逆耳”的话，诸如，你“必须认错，必须虚心”，你统帅的“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等话，“但他很和气的听受”[15]1953年1月16日。蒋介石又约胡共进晚餐时，胡适又说了些逆耳之言，诸如，在你统治的“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明明“宪法止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至于蒋介石呢，“他居然容受了”。16容受，而且居然容受了，这最是知识分子的无上光荣和自得之处，因为，他觉得一个政治权势人物居然也不得不听受自己的逆耳之言，我辈岂是“蓬蒿人”啊。

　　如果说胡适自任为“诤臣”的话，那么，他的明君则为当时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蒋介石很大程度上属于旧式统治者，他本人政治手腕老辣，城府甚深，但他凭着他雄厚的实力，在中国能取而代他的人物一时又很难出现，而且胡适来说，蒋介石的人格却自有其优异之处，尤为重要的是，他尚能虚心纳谏，故而还是属于可以上条陈的统治者，所以即使蒋曾送给胡适一个“反党”"的头衔，他仍还能在国府败北之际，还在美国对记者宣称，“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17]这一支持可谓是终生不渝，不管老蒋曾让他多么伤心。

　　注释：

　　1 《胡适日记全编》（第3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

　　2 《胡适日记全编》（第4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3 《胡适日记全编》（第4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

　　4 《胡适日记全编》（第4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页。

　　5 《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

　　6 《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页。

　　7 《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页。

　　8 《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页。

　　9 《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34页。

　　10 转自《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2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37页。

　　11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2页。

　　12 《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7页。

　　13 《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9页。

　　14 《胡适日记全编》（第8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15 《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22页。

　　16 《胡适日记全编》（第8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页。

　　17 《胡适日记全编》（第8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