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有效的书面沟通的标准: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7/04 19:55:25
译者前言
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
杨祖功
雷蒙·阿隆作为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引起中国学界和读者的瞩目有些年了。阿隆著作的中译本也陆续出了一些。《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中译本2006年再版受到不少读者的关注和欢迎。热心中法文化交流的
《介入的旁观者》是由法国两位青年学者经过长期的认真准备，与雷蒙·阿隆成功合作的果实。先是作为电视访谈节目在法国电视二台上分三期播出，引起轰动。后在原始电视脚本的基础上（未做任何删节）整理成书，并由阿隆本人拟写了一节对话作为《结语》，于1981年出版问世。《介入的旁观者》是用“口述史”的形式回顾了法国50年的政治事件和思想演变历程，是阿隆的自画像，也是法国同代知识分子的群体画像。由于对话者分属1933年代和1968年5月运动两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经历、阅历和政治倾向不同，又都能言善辩，读起来更加生动、惟妙惟肖，或许更能反映其人其事的真实面貌。与1983年出版的《阿隆回忆录》形式各异，互为补充，相映成趣。这两本以不同形式发表的阿隆回忆录在法国和外国均一版再版，读者兴趣经久不衰。
向中国读者译介阿隆及法国一代知识分子，从个人来讲，就算画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掩卷遐思，总觉得还缺点什么，欲罢不能。原来时隔25年再次阅读和翻译过程中，书中提到的人和事以及种种论争，像过电影一样不时在脑海中闪过，产生不少了联想和新的认识。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多次学术访问和交流中，我有幸与书中提到的几位院士、学者接触（其中包括左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有的还成了从相识到相知的老朋友。在交流中不仅增长了学识，而且看到了法国或西方学者做学问、做人的方式和社会文化环境，更不由得联想到半个世纪以来我在学习、工作和生活遇到的几位贵人——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知识型老领导）。他们学识高深，身体力行，“润物细无声”，道德文章，感人至深。可惜他们生前没有赶上更为公正和宽松的生存条件，他们的才能和精神也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扬光大。个中原因，可能包括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或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问题。
一
首先，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人算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正面地讲，我们一般把知识分子看作“有知识的人”，《现代汉语词典》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术界、思想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在不断探讨和深化，最近有人提出，知识分子是“精神产品的制造者”或“知识分子是知识的载体”。这些都有一定道理。然而，现代知识分子概念（intelligentsia）的初始含义来自西方，在古拉丁语（intellectualis）中是指“智能”、“理解”和广义的“知识”，19世纪以后通行于世，用于称呼那些“把一生献给精神活动的人”。与中国古代的“仕”或传统的“文人”、“书生”含义不尽相同。欧洲启蒙运动和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实践推动了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形成和演变。19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或政治事件的影响，知识分子时而成为褒义（如“智者”）、时而成为贬义（如“脱离实际”，“不懂装懂”等）的形容词，但用于贬义的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了。最后，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分类的一个群体。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和全球化的进展，中外对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理解相互接近或达成某种共识。在法国等发达国家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但又不断流动的社会群体依然存在，但由于三大差别日益缩小，特别是农民人数已经很少并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能，已经没有人根据文化水平和劳动方式给知识分子定位。知识分子来源于社会各个阶层，更没有人为知识分子群体或个体寻找阶级属性。只有社会学家在分析社会结构和科层体制时把一部分终生从政和从事经营管理而变成政府高官、企业高管等人列为“技术官僚”。
目前，知识分子的定义和标准，更多是从他们的公民意识、专业水准和职业道德来确认。去年，法国《新观察家》周刊曾就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问题搞过一次民意调查，多数被调查者把“立场独立”作为知识分子的首要标准，其次才是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准等。公共知识分子是指那些有一定社会地位和一定权威，依靠他们的智力介入公共领域，分析各种问题并发表自己的观点，维护正义和捍卫某种价值观的人。
法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也曾为自己定位。雷蒙·阿隆认为，人类要继续生存只能靠理性与科学，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理念的创造者”。他强调。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观是始终不渝地坚持“真理与自由”。他在其《历史哲学导轮》中指出，纯粹的旁观者和行动者都有局限性，知识分子只能成为“介入的旁观者”。让-保罗·萨特则强调，知识分子对任何关乎人类的事情都不能袖手旁观，要为正义事业而“介入”各种实际斗争。理性思索、批判精神和积极参与社会实践都是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品质。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定位有不同理解，行为方式和侧重点也不尽相同。
阿隆的学生和助手、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阿隆研究中心主任马南（Pierre Manent）[1]最近在一次同中国记者对话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他认为，知识分子的身份首先是公民，是拥有更多时间和能力来了解“公民技能”的人。而“公民技能”不仅是指掌握知识，更是指在公共生活中善于辨别方向和规范行为的美德。随着国民教育的发展和知识传播技术的现代化，脑力劳动和知识水平已不再是社会阶层分类的标准，知识分子也已不再是独立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精英。说已经平民化的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美德”的公民也许更符合现实状况并得到更多人认同。
二
法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不是某个阶级的附属品。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存在不同倾向和派别，尤其是左派与右派的观点泾渭分明，有时争论十分激烈。
众所周知，左派与右派之分起源于法国议会座位的习惯分法。目前，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左右派（以及中间派）划分主要用于分析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方面，如左派党或右派党，包括中间派、极左派和极右派政党等等。传统上把共产党、社会党等称为左派，把戴高乐派和新戴高乐派等称为右派，还有中间偏右的自由派和改革派政党等。左派和右派反映不同政党和选民对待一些重大问题的传统看法和立场，不是价值判断，也不是阶级属性划分。在法国近现代史上，法国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有深刻影响，国家主义（包括国家干预）传统也比较强大；对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批判传统。当然，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也有很大影响，有时在思想界或学术界中占据主导地位。
19世纪末围绕“德雷福斯冤案”法国知识分子发生了第一次大分裂，出现了以左拉为代表的左派与以莫拉斯为首的传统右派之间的大辩论。此后，法国知识分子的左右派对立与争论连绵不断，持续至今。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法国、欧洲和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前苏联和斯大林主义、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社会改革、非殖民地化、戴高乐主义、法德和解、大西洋主义、冷战与美苏争霸、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欧洲联合、68年5月运动、1981年社会党重新执政等等。这些事件都对法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必须不断思考，做出选择，表明立场。他们围绕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革命与改良、理想与理性、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与自由竞争、公平与效率，以及妇女解放、环境保护、自由堕胎等许多问题进行争论，形成不同派别或流派。除了传统左派和右派以外，还不时出现各种新的思潮和流派，此起彼伏。
法国左右派知识分子的力量和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中互有消长。二战以后，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力量迅速增长，马克思主义一度成为知识教育的中心。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左派知识分子在社会舆论界和思想界占有优势。以萨特和阿隆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第二次大辩论长达30年。随着苏联古拉格集中营被揭露和68年5月运动的结束，代表理性与自由的右派知识分子似乎最后占了上风。但对于现代法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知识分子中的左右派之分不是区别阶级属性或政治上正确与否的标准，更不能拿来衡量个人学术水准和人品。一般来讲，法国法学家中保守派居多，经济学家中自由派较多。在法国史学、法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中的左右派学者中都不乏佼佼者。战后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学者有不少属于新派自由主义者。但目前几乎在各个领域里也始终有人在孜孜以求地坚持用马克思学说阐释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现象。在法国，不仅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在知识分子中也是派中有派，流派纷呈。例如对欧洲联合等问题，左派和右派知识分子中都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这类情况经常发生，也是很正常的。尽管争论起来有时用词激烈，也有“用一种善恶二元对立反对另一种二元对立”的绝对方式，但一般都对事不对人。68年5月运动以后的新生代知识分子对待争论的态度更为宽容、大度、平和。
青年时期的阿隆受的是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的传统自由主义教育，也曾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自认为是“朦胧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攻读哲学时又深受胡塞尔和韦伯的影响。他曾追随戴高乐赴伦敦参加自由法兰西运动。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时期，他大力支持大西洋主义，更倾向于赞同德斯坦的自由主义政策。阿隆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形成并坚持自己的观念和独立立场，他在许多问题上与当时社会主流观点或官方主张不同，多次处于少数派或陷于孤立地位。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他才华横溢，洞察力强，敢于直言，不怕孤立。回过头来总结，事实证明他确实比别人更早地看清了一些事物的本质，讲出了自己的道理。他在哲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上也有不少建树。目前，他的政治自由主义主张和理性知识分子立场在法国和西方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国人有一种印象，以为右派知识分子必然都是反对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其实不然。阿隆对马克思的所谓“历史决定论”持有异议，对马克思主义的苏联化不满意，但他不是从总体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本人十分敬佩。他明确表示：“我深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念显然起了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理念改造了世界，但这种改造是经由后来产生的列宁主义完成的，卡尔·马克思大概也会拒绝这种改造。”当上世纪80年代西方知识界一股反对马克思分析方法的倾向近乎达到高峰时，阿隆研究“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仍不减当年。他在这次访谈结尾中概括说，他的所有著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启迪下对20世纪做的一种反思，是揭示现代社会各个方面的一种尝试，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国家关系以及意识形态争论。”
左派哲学家马尔库赛也对马克思主义做出自己的阐释，但阿隆对此不以为然。法国不同派别之间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不同看法和争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并不影响马克思在法国和西方的多次民意调查中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或第三个千年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邓小平1989年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应该说，法国知识分子围绕马克思主义的辩论对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有一定好处。
顺便指出，法国左派与右派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舆论阵地和读者群，如《费加罗报》、《快报》周刊、《焦点》杂志属于右派和倾向于右派；《世界报》、《新观察家》周刊和《解放报》属于左派和倾向于左派，等等。法国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同观点和争论，都有充分表达和发表的园地，也都能够得到部分社会公众的认同。
三
阿隆在对话中多次谈到他与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总统及其他高官的关系。论战对手和社会舆论也十分关注他与当权者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和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的态度是左右派争论的问题之一，也是知识分子社会定位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阿隆的好友马尔罗追随戴高乐从政，成为文化部长并邀请阿隆任办公厅主任。他的“小同学”萨特从来不愿受体制羁绊，“不接受任何官方荣誉”，甚至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全身心地投入群众运动和政治论争。阿隆则认为，知识分子不能随波逐流，要有独立立场和反潮流精神。他不怕与主流社会舆论唱对台戏，不惜与好友反目为仇；也不愿充当“君主的顾问”，弃官从学，最终遂了乃父的心愿：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当了一个“介入的旁观者”。所谓“介入的旁观者”，就是认同法国现存社会制度，支持多数派政府，但又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对世界大事、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进行理性思考和分析，坚持发出不同声音。这三位好友代表了法国知识分子中不同人生观和不同价值取向。
阿隆对现实政治采取理解、敬畏和不逃避的态度。政治触及到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方面，理解政治很难，在政治生活中辨别方向、采取正确行动更难。作为知识分子，他不厌恶政治、不逃避政治，也不随波逐流，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作为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国际关系理论家，他经常对国内外重大事件进行分析，发表评论；作为“介入的旁观者”，他内心充满怀疑、矛盾、敛迹。他集“分析者、阐释者和践行者”于一身，又严格地把知识分子的身份同个人的职业行为、政府的政策行为严格区别开来。例如，他虽然主张政治自由主义，但反对西方国家依照人权原则制定外交政策。密特朗政府时期的另一位同代法国院士、知名右派学者佩雷菲特不同意政府的某些对外政策，在国外访问期间却表示，“我在国内是反对派，但没有在国外批评本国政府的习惯。”
阿隆对当权者——当选多数派领导人——的关系是既认同也公开批评，自称对右派戴高乐、自由派德斯坦和左派密特朗总统一视同仁。知识分子与当权者往往存在互动关系。1981年法国社会党在大选中提出一套改革方案并取得胜利，密特朗当选总统。阿隆在对话中提到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吉耶（Michel Crozier）[2]针对社会党的改革纲领写了一本专著，书名题为《法令改变不了社会》，从社会学理论上批评密特朗的改革计划。密特朗总统屈尊俯就回应社会学家的批评：“法令改变不了社会，但可以改造社会”。当权者与学者的这种平等争论与互相呼应，在民主社会中是很平常的事。
在法国，知识分子的身份不是一成不变或终生不变的。知识分子与政府高官、企业高管和专业人员互相流动和身份转换也时有发生，是一种正常现象和经常现象。法国多届政府总理是从大学法学教授或经济学教授应招而来，当完一届或两届总理再回去教书也司空见惯。阿隆在访谈中提到的鲁夫-阿尔芒委员会的年轻秘书长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3]，从普通公务员到新闻工作者，从政府高官、企业高管到法兰西研究院院士，一生不断转换。他曾对笔者说过，法兰西研究院“政治经济学、统计与财政学部”共有6名院士，3名是经济学教授，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另3名为经济高官和企业高管。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中，行长任期6年，委员任期9年。可见，无论右派政党或左派政党当权，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只要有真才实学，多可以担任重要角色。例如，法共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曾长期在经济社会委员会和国家行政法院中担任高级顾问和领导人。时下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的斯特劳斯·卡恩和世贸组织总干事的帕斯卡尔·拉米当年都是左派青年经济学家。
法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是百年来本国历史发展中形成和确定的，也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制特征有密切联系。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情、社情、民情不同，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理念和行为方式有些差异是正常的，在那里看似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这里行不通，反之亦然。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个性中有共性，“东海西海，心理悠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语，《谈艺录》）。从陈寅恪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到阿隆强调的“真理与自由”，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互通共融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知识分子有忧国忧民、“视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过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的时期，也有过悲哀和不幸。只要中国有了“培养天才的泥土”（鲁迅语，《未有天才之前》），即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和知识分子的科学定位，杰出人才破土而出也许指日可待。
杨祖功谨识
2010年6月于京城芳草地陋室
注释：
[1] 参见叶乐天：《皮埃尔·马难：阿隆的思想遗产与时局》，《纵横周刊》
[2] 米歇尔·克罗吉耶（Michel Crozier，1922-）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法兰西研究院院士。基辛格是他的哈佛大学同窗，1968年5月运动中的巴黎造反派学生领袖科恩·邦迪恰巧出于他的门下。著有《法令改变不了社会》（中译本应景改为《论法国变革之路——法令改变不了社会》，译文出版社1986年7月）。他于1982年首次访华，曾提出，同是中国人，为什么香港人那么有活力？曾在巴黎对笔者叙述了阿隆在访谈录提到的他与密特朗争论的这段公案。有趣的是，克罗吉耶的面容上半部与密特朗十分相象。
[3] 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1930-）从银行职员到《快报》集团副总监，从国家计划总署署长到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最后入选法兰西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和法国科学院院士。他在“做官发财”（顺便指出，法国国有企业董事长仍拿公务员工资，并非高薪）的同时不忘探讨“莱茵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异同，撰写了《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等大量著作和评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他曾以世界银行顾问和法国学者身份二次访华，以愈7旬高龄仍一路勤奋好学（在出租车上仍在写东西）、平等谦虚地探讨中国金融问题的态度，令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