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团队拓展:返本开新

返本开新

——从结构上浅析《中华元典精神》的著书理路

摘要：本文旨在剖析《中华元典精神》的著书结构，以达到审视返本开新这样一种著书的学术理路。

关键词：从外到内的结构，从古到今的结构，返本开新，理路

冯天瑜先生的《中华元典精神》一书结构上有简略的导论、有横的中外元典比较、有纵的发展进程，还有元典和“文化重演律”和近代元典精神转换以及元典精神的现世启示的结语。具有融通古今中外的胸怀，又有借助元典反思当今的指向。可以说在结构上是从外到内，从古到今，直至当今之势的。这是一个返本开新的学术理路指导下写就的著作。在启示上是以结构上的学术理路完满而达到的一个水到渠成的阐发。本文旨在剖析《中华元典精神》的著书结构，以达到审视返本开新这样一种著书的学术理路。

一、从外到内的结构

《中华元典精神》一开始是卷首语和作者献词。这些，都是作者以一位刚写完这部著作的虚心若谷之人的笔调写就的。可以说，作者是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反思自己这本书的写作的。写下的卷首语分别是

《老子》第十六章，（清）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五和L.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的一段话。[①]这些话语看似凌乱，但以一个刚刚写就或者刚刚读就这一文本的作者与读者来说，以局外人的视角审视这些话时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老子》讲的是一种自然的皈依；《壬癸之际胎观》讲的是一种中国式（稍带点循环论）的“文化重演律”发展理路的最好阐释；《文化与价值》讲的是元典折射的精神价值问题。这些解释出来的内容只要从目录便可以大体地看得出来：《老子》的内容对应的是一到九章讲到的外域元典与中华元典以及中华元典的文本载体、创制过程、元典包涵的精神内蕴和阐释史视野下的元典，这是一个返本的过程，这也是冯天瑜先生经常强调的本义的阐发；《壬癸之际胎观》的内容对应的是第十到第十二章讲到的元典与“文化重演律”、元典精神的近代转换以及[附]页中的内容，这是一个元典精神联系近代社会变革（“文化重演”）的一个过程，这也是冯天瑜先生强调的他义的阐发；《文化与价值》的内容对应的则是结语中的元典精神的现世启示，这是一个元典精神于现世的一个精神价值取向与取舍问题，这个则是冯天瑜先生强调的我义的阐发。当然，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看，这个脉络与对应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同时，这个脉络也是非常粗浅的，但是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结构的入门的了解，好像是文本给我们展开的一个山水画的画轴。作者献辞的谦虚之语则是在写就之后对元典与民族关系、典籍阐释的三个步工作以及自己著书的一个理论与方法的总结。这些简短的话语中是在做某种著书的感言，说得俗一点则是仿佛在传达着某种类似的“指导思想”一类的话。我们都明白，这是在他真正地去实践之后，走出自己的实践圈子而作的“指导思想”。但说到底，卷首语与作者献辞都是作为局外人看文本的一些感想之语，属于最外的一层结构。

紧接着这一最外层结构的中层结构的导论。此导论既是文本的提纲挈领也是文本的一个“简缩版”。说到提纲挈领，我们不能不讲到这里的一个核心概念——元典，按照文本，“元典”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原典、长（长幼之“长”）典、正典、大典、善典、美典、上典、宝典等意蕴。[②]与佛教的“藏”、各种宗教（如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有着相似的意蕴。对于元典的界说是全文在精神层面上跳跃的一个理论基础。可以说没有了这一界说，精神则失去了其物化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导论有着其他章节所不具备的重要性。由元典定义出发，本文可以从标题中看出其提纲挈领的作用：从界说到联系古今，到“三”（今）对“一”（古）的复归，再到近代化进程对元典精神的选择与承袭，到最后的后发型近代化对元典精神的借重与转换。这些都是这本书始发而未发的原始状态，正文以至于结语在导论中都可以看到其映射出来的影子。正是在脉络上的以及在内容上对于全文的一个把握，故我以为导论是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和作为文本“简缩版”的一个存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之比喻成总文的一个主干，是拿着作战地图，指挥作战的司令长官。

再往前走一步，也是向内部结构慢慢靠近的一步。冯天瑜先生从外域元典开始给我们娓娓道来，“以南亚次大陆文化圈的印度、东地中海文化圈的希腊和希伯来作例，鸟瞰外域几种主要元典的大略情形，为以后诸章将要展开的中华元典提供一个世界文化背景和相关参照系。”[③]接着就讲到故事的主人公——中华元典——五经。本文一个用了八章的篇幅介绍了元典具体的载体，即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创制的世界与国内时代背景与创制的历程，元典的各种人文精神的指归和元典的阐释史。这些内容不仅讲到了元典的本体，还讲到了其表现出来的精义。既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同时也是后文得以发展的基础。直到这里我们才慢慢地接触到了属于其精神特质方面的内容，虽然其是以一对一对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即“天人之辨”、“易与不易”的发展观、“伦理与政治”的范式，“君民之辨”。这里都是其精神特质表现出来的各种两面性，是抽象出来且经常于两方面之间转换的矛盾。这就是其本之所在，是元典所承载的，塑造民族性格的两面性的精神之所本。阐释史视野下的中华元典是独立于精神之外的几对矛盾，即“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之间的对立统一。这些矛盾好像与元典精神“貌合神离”，因之它们讲的都是关于五经的演变。其实，这些矛盾不仅是貌合，神也合。这些矛盾是从阐释学的角度阐发出来的，而各个时代的改革家正是在他们各自的立场（古文经或者是今文经、宋学或者是汉学、“我注六经”或者是“六经注我”）阐释自己的观点以达到改革目的的。正是这种重在神合的触媒，使第十章元典与“文化重演律”不会在知识层面感到突兀。正如“引古”以“筹今”，“复古”以“新变”——元典精义的古今之辨的标题所暗隐着的一种方法论，阐释史视野下的三对矛盾正是这种方法论所能发生一个具体的机理。倘若我们把将精神特质表现出来的矛盾比喻成一条河的源流，则阐释学下的这几对矛盾则是河道或者是启动上述精神特质的“核按钮”。

紧接着，我们找到了一把钥匙，其叫做“文化重演律”。这把钥匙并不真实存在，却是在时时起作用。以上我们看到的是精神表现出来的各种矛盾，这里我们将看到的是这些矛盾是怎么运作的。这可以说是比之前是更进一步了，也即是更内部的“秘密”。我们拿着钥匙就相当于来到了文化起作用的客观规律面前。我们看到了其运作的大体情况：在我们的元典中蕴含的以上精神实质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矛盾统一体的总体是一个个的“文化全息基元”[④]。它们可以独立地发育成整个文化系统，具备了现代文化系统的全息性和初始性的特点。“文化重演律”不仅是造成今日之现状的具体结果，更是返本与开新的桥梁。在这里文本中讲到了“文化重演律”在西方的紧要关头，特别是“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中起到了一个“文化重演律”的典范作用。继之的是中国在朝代裂变与文化嬗变中，“文化重演律”所起的作用。即所谓的文化精神的复归与再造[⑤]。这里我们可以将之比喻为生产活动的规律。

“文化重演律”是在宏观上言说的元典精神的运动规律。在微观上冯天瑜先生给我们列出了具体的元典精神的复归与再造的例子，即中华元典精神的近代转换。这些转换如前所述，是在元典精神的特质表现出来的两面之间的转换。这种转换在近代会表现出其特色，即在外来力量的推动下表现出几乎是一面倒的转换：易与不易的发展观转换成了“变则存不变则亡”的革命观念，华夷之辨的左翼小民族主义变成了近代的民族主义，君民之辨的左翼民本主义转换为民主主义等等。这些都是微观上在起作用的转换的例子。这里，我们可以将之比喻为窥一斑知全豹的状况。

到此，元典精神的历史探索与发微达到了其圆满，即其返本与桥梁都已经搭就。结语元典精神的现世启示则水到渠成地流泻出来了。在本义、他义与我义之中，毫无疑问，这一结语就是典型的我义。对比之前的元典本体和元典的精神等方面，这是更加接近作者的思想的。所以，这又是更进了一步。可以说是最内部的话语。如果说冯天瑜先生想表达什么的话，我以为结语则是他最想表达的东西了。返本为了开新，开新以返本为基础，以规律、理论、史实为桥梁。在此，冯天瑜先生反思现代工业文明的发达造成的“二律背反”（即其所谓的“现代病”[⑥]），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紧张与异化的状况，希望以元典精神的睿智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成为现代人克服撕裂主体与客体有机联系的“现代病”的良药。[⑦]其还以融通合和精神为例做出了其具有的现世意义的分析。

二、从古到今的结构

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经常都会看到“背景”两字，不仅是世界其他民族元典产生的世界文化背景还是本国的背景，作者都非常重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没有返回源头去查看具体的历史，概念就会变得非常模糊，线索不明，导致毫无论述力气可言，不堪轻轻的推敲。而文本中所论述的这种背景不仅有发生的背景，更有演进的背景。进而每一个背景之上可自立为一个小标题，用以自称一体。倘若是读过导论的人，则有背景之下的内容都可以成为一片短小精悍的小论文来品读。这里既有大的背景的从古到今的论述，也有小背景的从古到今的论述。这一点，最简单的是从结语可以看出来：结语题为“元典精神的现世启示“，因其背景环境的独立性（论述20世纪以后工业文明的现代病）而另外拟定了一个“中华元典精神与 ‘现代病’的疗治”的题目另外在1993年《中国文化研究》期刊的冬之卷上发表。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特色，就是结构的环环相扣，但是却可以是每一扣都有其独立的地位，且可以单独拿出来的每一扣都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而存在。结语可以成为一篇美文，导论也毫无疑义地可以改个名字进行发表。这一首一尾都有其独立性。这里在下面将再予以论述。

我们看到导论从界说说起，到记忆联系古今的环节，再到“正-反-合”逻辑历程的复归，再到近代化进程对元典精神的选择与承袭，到最后的后发型近代化对元典精神的借重与转换。这里不仅存在着一个联系的环节，还存在着一个古今的时间发展论述。在这里，界说与记忆联系古今是两个条件，当这两个条件论说清楚之后，我们看到了“正-反-合”逻辑历程的复归、近代化进程对元典精神的选择与承袭与后发型近代化对元典精神的借重与转换的论述都是重在古代到近代再到当今的发展情况（其中包括外域的与中华的）。这里的时间的古今又是一个逻辑的先后，“正-反-合”逻辑历程的复归重在复归，正是对古代元典精神的一个复归的反思，而正是这种反思开启了元典精神的选择与承袭，在选择与承袭之后才谈得上借重与转换，当然，这种转换也包括现代的转换（冯天瑜先生认为：“近代化”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可大略看作同一词汇，特指从古代、中世纪走向近代的一种发展趋向和转型过程。[⑧]），这种包括不仅是对于“近代化”或者“现代化”内涵的一个扩充，更是给现代的启示的延展预留下了绝大发挥的处女地。从时间上我们看到了文本“简缩版”（如上所述，导论为文本的“简缩版”）是先搭建一个平台，再在平台上从远到近，即从古到今的一个论述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逻辑先后的进程。那么，由“简缩版”增加“血肉”而著就的作为整体的文本也是一致地是从古到今的时间和逻辑的先后顺序结构而成的。这种顺序强调的是返本与开新两面，但是如果有个重点的话，那么返本则是其重中之重，不仅从篇幅，更能从作为一个遵从重述少作的笔法上看得出来。然而，这两面却又是平衡的，因之指向今日或者现代的开新是难以言说的——历史不会重演也不能假设。

以上是从整体上的一个从古到今结构的论述。那么在局部上又怎么样呢？结语作为一个部分，使用的是一个倒叙的论述手法却是比较正规的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论述手法。这个可以说是作为整个文本的一个现代指向融入著作的，是整个文本的今。导论与结语的作为一个指导架构与整体的指向的问题解决后。请我们看一下文本的其他部分。

首先是第一章外域元典，其下面的印度元典、希腊元典、希伯来元典三节前面都有一个背景的介绍后面都有一个历史及元典创生过程简表。这些节都是可以自成一个体系的，虽然他们三节总体是作为中华元典创生的一个世界背景存在，但具备了自我的一个小背景和一个作为小结的过程简表，其可以单独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已经是足够的了。而且从其论述和各个过程简表中，我们看到了其是以从古到今的的论述方式著就的。其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背景的时候，那么与之相对的中华元典（第二章）则是这一世界背景下是处于一个平行的存在与第一章在整体上并列。第二章介绍的是中华元典的特色，在我看来，似乎这里的第二章与第三章、第四章（中华元典的创制（上）、（下））可以换个位置。那么外域元典先讲创生过程再讲元典特色就可以与先讲中华元典的创制再讲特色相对，产生一种平行的美感。第三章和第四章，从标题中的“创制”两字可以看出其论述顺序是从古到今的一个思路。三、四两章也是可以独立出来自成体系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到第八章，这些章从逻辑上是一步一步递进的，从“天人之辩”到发展观再到伦理——政治论到最后的君民之辩。从自然与人的关系到发展的看待事情，到变动的社会伦理与国家政治，最后到更核心的君与民何者为本的争论。这些虽说是一个个的递进论点，但是每一个论点也无疑可以独自成篇。第九章中华元典阐释史鸟瞰神合的工具作用（在上已述，此不赘言）自不必说是处于整体文本下的安排，第十章元典与“文化重演律”与第九章也是整体文本下的安排，且在时间上第十章也有一个从古到今的一个论述：即第一节讲文化重演律的相关问题，第二节就讲到了古代的文化重演律，第三节讲到了近代史上的“文化重演律”了。第九与第十章也可以各自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

第十一到第十二章和[附]的内容讲的是元典精神的近代转换问题。这里都有一个追根索源，讲元典精神（如忧患意识、穷变通久、革命、民族主义原始民本与民生思想）都要讲这一些内容的发端与发展是什么，又是怎么在外部冲击下转变成近代意义的忧患、更法-自强、革命与民族、民主、民生思想的。这里的过程就是一个从古到今的过程。十一、十二章与[附]都可以独立成章。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书在结构上有从外到内，从古到今的特色。且是环环相扣，每一环取出后又可独立成章。不仅是节（如印度元典一节），章（如中华元典一章），多章窜连（如中华元典创制的第三和第四章），而且导论和结语都可以独立成章。这种不仅在结构上呈现出了一种返本开新的著书理路，还在结构所能表现的内容上呈现出了这样一种著书理路。

参考文献：

[1]冯天瑜.《中华文化元典》[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5.

[2]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与“现代病”的疗治[J]. 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冬之卷，总第2期.

[①] 《老子》的为“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壬癸之际胎观》的为“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文化与价值》的为“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片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

[②] 详见《中华元典精神·导论》第3页。

[③] 冯天瑜.《中华文化元典》[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5.第一章：外域文化，第1页。

[④]冯天瑜.《中华文化元典》[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5.第一章：外域文化，第363页。

[⑤]冯天瑜.《中华文化元典》[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5.第一章：外域文化，第367页。

[⑥]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与“现代病”的疗治[J]. 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冬之卷，总第2期,第15页。

[⑦]冯天瑜.《中华文化元典》[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5.结语：元典精神的现世启示，第509-510页。

[⑧]冯天瑜.《中华文化元典》[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5.导论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