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警卫：我们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

http://www.sznews.com   2010-07-19 08:38  深圳新闻网           三十年前，我们几个人都在中央警卫部队工作。我们有幸直接参加了解决“四人帮”的战斗。这场伟大斗争是在华国锋、叶剑英直接领导指挥下，由汪东兴具体组织实施的，任务由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执行。除了组织指挥、值班联络、后勤保障的同志外，还抽调了十几人组成四个行动组。第一组:组长李广银，组员霍际隆、吴兴路、王志民，负责解决王洪文；第二组:组长纪和富，组员蒋廷贵(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团常务副团长)、徐金升(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三中队中队长，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任子超，负责解决张春桥；第三组:组长高云江，组员黄介元(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警卫科副科长，退休时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处警卫参谋)、马盼秋、马晓先(女)，负责解决江青；第四组:组长滕和松(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值班室一科科长，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处警卫秘书)，组员康海群、张云生(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警卫科警卫参谋，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处警卫参谋)、高风利，负责解决姚文元。另有李连庆小组负责就地隔离毛远新。

　　■汪东兴宣布了三条纪律

 　　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多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先后通知我们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同志住处开会。由于保密，当时每个组互不见面，分别由汪东兴亲自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并作了动员。接着汪东兴又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泄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严厉的制裁。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第三，明确任务，严守纪律。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任何人不得擅自对外联系，包括家人、亲人在内，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他又说，今晚的具体集结时间、地点，车辆配备，以及互相协同的问题，由武健华同志给你们安排部署。武健华分别给各组布置以后，又分别对一、二、四组的同志说，准备采取通知他们到怀仁堂开会的形式当场解决。对第三组的同志说，江青在她住地解决。他还要各组准备好武器、弹药和手铐、毛巾，一旦他们吵嚷喊叫，就把嘴堵上。
　　当天下午，大家只觉得时间过得太慢，都急切地等待着集结时间的到来。好不容易等到集结时间，大约晚上6点多钟，大家带上手枪和手铐、毛巾等，分头到了各自的集结地待命。 张春桥没有反抗，也没有大叫，只是浑身哆嗦了一下，有气无力地说了句:“干什么？”

　　解决王洪文、张春桥的小组按时到达怀仁堂。怀仁堂正厅中原来摆设的沙发、桌椅都搬走了，只在正面立着一个大屏风，屏风前摆着一张长条桌，华国锋、叶剑英端坐在屏风前的长桌后坐镇，表情威严，厅内的气氛庄严而自然。汪东兴隐蔽在正厅南门屏风后现场指挥，武健华负责现场联络，具体组织实施。解决王洪文、张春桥的两个小组成员，分别检查了武器、装备，并分别进行了行动路线和解决办法的实地演练，然后分别隐蔽在正厅东南门的门后。

　　大约晚上7点50多分，王洪文第一个到场。因为此行动小组的四名同志有三人已去世，另一人是中央派来的，所以对解决王洪文的具体情况我们不甚了解。

　　张春桥到达后，在怀仁堂门口，他的随员被引领到值班室，只有张春桥一人进来。他走进怀仁堂正厅东南门时，早就埋伏好的徐金升、纪和富从左、右两侧立即扑上，把他两臂扭住，将头按下。蒋廷贵、任子超也上前帮忙。张春桥一见势头，没有反抗，也没有大叫，只是浑身哆嗦了一下，有气无力地说了句:“干什么？”接着就被行动小组的四名同志像捉小鸡似的扭送到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弯腰低头站立。华国锋义正辞严地对张春桥宣布道:张春桥，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行动组成员立即把他押到东饮水处，蒋廷贵给他戴上手铐，出东门上了红旗轿车，押送去地下工程的隔离室。
　江青比较配合，连手铐和准备堵嘴用的毛巾都没派上用场

　　解决江青，上级决定在她中南海的住地实施。她长期与毛主席分居。她在中南海的住地，位于中南海春藕斋西侧新建的二○一号楼。第三行动小组事先隐蔽在春藕斋后院东门外。

　　晚上八点钟刚过，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和武健华终于来了。后来听说张耀祠此前带领李连庆等人去隔离毛远新了。武健华低声下令:“出发！”，张耀祠一挥手，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三人像箭离弦一样，立即跟上，直奔江青的住地二○一楼。进入二○一楼东廊，队员们没顾上看江青的工作人员都在干什么。只见卫士周金铭(警卫科派去的警卫参谋)迎了上来，并叫来护士马晓先(警卫局保健处派来)。事后周金铭告诉说，江青本打算10月7日去天津，让他准备车。10月6日晚饭后他去南楼准备向汪东兴汇报，遇到汪的秘书孙守明。孙守明告诉他汪东兴正好要找他。他见了汪后，汪即把当晚要隔离审查江青的决定告诉了他，让他配合行动，注意江青的动向，同时让他告知马晓先，并严加保密。周金铭见行动组的人到后，主动把武器交给组长高云江。张耀祠问工作人员:“在不在？”大家说:“在。”武健华让周带路，并叫马晓先一起进去。大家进了江青的房间，见江青正坐在沙发上看文件，腿上盖了一条小方毛毯，面前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有文件、文具等物。几个人呈半圆形把江青围住。江青坐在那里，见来人的架势，先是一脸怒气，后又平静了下来。她扭头问:“你们要干什么？”张耀祠马上向江青宣布: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张耀祠又命令江青:“现在把你送到另一个地方，你要遵守纪律，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江青听后一脸惊恐地问道:“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武健华说:“中共中央是什么人你难道不明白？”江又说:“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张耀祠立即严肃地说:“我们是奉华总理、叶帅的命令，来执行中央决定的！”江青又嗫嚅着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武健华严令催促江青马上走。江青提出她这里的文件怎么办？张耀祠说会派人来接管，并让她交出钥匙。江青提出钥匙要交给华国锋。张耀祠就让她把钥匙封在信封里，代她转交。江青写了张条子，连钥匙一起封在信封里，交给了张耀祠。江青这时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衣服，又慢步上了一趟卫生间。马晓先给她披上了一件深灰色风衣，她一身黑衣，服服帖帖地跟随大家离开了二○一楼大院。因为她比较配合，连手铐和准备堵嘴用的毛巾都没派上用场。

　　出了二○一院，江青顺从地上了保险红旗车，前、后卫车是警备车。行动小组的人加上马晓先把江青限制在主车中间的座位上。车离开中南海，一路绿灯，一会儿就到了隔离地点。进了地下隔离室，江青见到押送她的黄介元，误认为是原来保卫过毛主席的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队长陈长江，就问黄:“你是长江啊？”黄介元没好气地回答:“我是黄河！”
制订了两套解决姚文元的方案    　　解决姚文元的小组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隐蔽在中南海交通科南面流水音小桥处待命。因姚文元住在西城区按院胡同，住地警卫是北京卫戍区某部担负。因而上级订了两套解决方案:一是解决了王、张、江后，通知姚文元来怀仁堂开会，现场解决；二是如他不来就让吴忠司令员带领行动小组去他的住地解决。后来姚文元同意到怀仁堂来，所以就让吴忠回去了。第四小组的滕和松、康海群、张云生、高风利立即驾车到达怀仁堂集结。武健华向他们传达了行动方案，决定在怀仁堂东厅实施解决。大约晚八点二十多分钟，康海群跟随姚文元进了怀仁堂，滕和松示意他走东休息室。姚文元一进门，早已埋伏在门两侧的张云生和高风利，像猛虎扑食一样，立即上前把姚的双臂扭起，下压双肩，架在武健华面前。武健华立即向他宣布了华国锋写的关于隔离审查他的手令，内容和前面的基本一样。姚文元一听，一面挣扎，一面歇斯底里地喊叫:“谁让你们干的？谁让你们这样做？”武健华大声命令:“带走！”行动组员架着他向休息室北门走去。姚文元仍大喊大叫:“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又喊他的警卫员:“小朱快来呀！”殊不知他的随员早已集中到怀仁堂外面的五间房值班室去了，已向上级交出了武器，正在待命。张云生、高风利把姚文元押上了红旗车，驶向地下工程隔离审查。路上姚文元仍高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你们为邓小平翻案！”高风利用手帕堵住了他的嘴，他才安稳了。
“四人帮”在隔离审查期间的吃、住等生活情况

　　“四人帮”在隔离审查期间，也是上述四个组分别负责看押。看押的工作人员严格执行了中央的政策，看管要严，不虐待，不污辱，不能逃跑，不能死亡。为防止他们自伤自残，对每个人都进行了搜身，收缴了尖利器具。

　　“四人帮”住的条件都比较好，虽在地下，但是每天通风除湿，用紫外线照射消毒。室内有卫生间，有的有客厅。每人屋里除了床、被褥外，都有桌椅，桌上备有纸、笔和《毛选》四卷。要求他们交待自己的罪行，有什么要求也可以写下来，用信封封好，有专人转送。江青先后写了几封信给中央。她曾在纸上写过两句话，一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句是“枪打出头鸟”。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写书面简报，报告“四人帮”每天的表现，都在干什么。然后每天由中央警卫团专门负责地下工程的工程防化科科长黄昌泰定时取走上交。

　　在隔离审查期间，他们不戴手铐，在隔离室内行动自由。他们除了写交待材料外，还经常看《毛选》四卷，有的还要来了《列宁选集》看，看得似乎还很认真。张、江、姚在《毛选》的文章中划了很多道道，还作了大量眉批。
　他们和工作人员都吃一样的伙食，标准比部队机关食堂稍高，都是机关食堂做的，专人专车送饭。每餐两菜一汤，一荤一素，肉、蛋、鱼不断，主食大米、白面，经常变换花样。江青吃了一段时间后，要求吃点粗粮和带粗纤维的蔬菜，工作人员报告后满足了她的要求。张春桥吃了几天突然不吃饭了。工作人员批评他:“你干吗不吃饭？你干了那么多坏事，还绝食！”他说:“我不是绝食。你们年轻，不知道，我身体不舒服，吃多了难受。”张春桥爱抽烟，开始他抽自己带的香烟。第二天抽完了，要求工作人员帮助解决。工作人员报告后，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抽烟抽得很勤，满屋烟味，工作人员批评后，他收敛了许多。在隔离审查期间，要求他们自己搞室内卫生，自己洗衣服。他们都很听话照做。上级经常派人给他们送衣服换洗。为防止意外，由工作人员为他们理发、刮脸。江青随身穿的黑色衣服，不知为什么褪色，把床单染了。马晓先给她洗衣粉，让她自己洗。她哪里洗过衣服，真是赶着鸭子上架。她洗了半天也洗不好。因为马晓先原来就是她那里的护士，她作威作福训斥惯了。在隔离室又耍她“女皇”的威风，大声训斥马晓先。工作人员就严厉批评她:“你在这里接受党和人民的审查，要老实接受看管，不能像过去那样耍威风。”并要她承认错误。她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从此不再耍威风了。

　　姚文元刚到地下隔离室时，第一周态度不老实，老骂人。还摔这摔那。他还总想知道被关押在哪里，每逢送饭车响，他就听声音，有一次向外跑，被工作人员制止。工作人员就严肃地批评他:“我们是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你现在是阶下囚，要老老实实向党和人民交待你的罪行！”并坚持要他承认错误。姚文元被迫无奈低头认错，从此不再闹了。

　　■负责看押工作的人员经受了多重考验

　　从1976年10月6日晚到1977年4月10日凌晨，前后6个月零4天。在这么长的看押时间里，看押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比如，条件艰苦的考验。工作人员住的地下室通风条件差，长期不见阳光，空气湿度大。晚上盖上被子一会儿一身汗，被子稍露缝隙就冷气刺骨。不少同志都烂裆了，有的患了高血压、关节炎。长期在地下，连夜宵一天四餐，又没有地方活动，有的发胖，觉得乏力。也不能洗澡，一个月后才用车拉到地上洗一次澡。但大家没一个叫苦的，顽强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再比如，长期少眠的考验。工作人员24小时在灯光下值班，“四人帮”的一举一动都要在值班人员的视线内，精力高度集中，精神高度紧张。开始时每组仅四个人，两人一班，每天两班倒，时间长了就严重少眠，困得不行。有的工作人员值班时困了，就用手拧大腿，有的咬舌头。一个多月后，上级又从警卫局和警卫团抽调了一些干部来帮助看押。这样人多了，两人一班，每天三班倒，就解决了睡觉的问题。

　　■“四人帮”转移关押时，领导提出，一旦路上遇到武装拦截、劫车等意外，只由前、后卫车反击、善后，主车不准开车窗还击，只要车能开得动，就要一直往前冲，直达目的地

　　1977年4月9日，武健华通知各组，晚上不准睡，有任务。原来是中央决定把“四人帮”押送秦城监狱交由公安司法机关拘捕关押。押送路程约一百多华里，为防止路上出现意外，各组都制订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执行押送任务的还是这四个组的人员。主车是保险红旗，由本组人员直接看押，前、后卫车是另外组织的人员。每人都配备了手枪和冲锋枪及充足的子弹。领导提出，一旦路上遇到武装拦截、劫车等意外，只由前、后卫车反击、善后，主车不准开车窗还击，只要车能开得动，就要一直往前冲，直达目的地。
　　4月9日凌晨两点多钟，按原定方案先押送的王洪文，又押送张春桥，10日凌晨先押送的江青，后押送的姚文元。分别把他们交给监狱接收的人员后，回到住地，顿时感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既高兴又自豪，晚上可以轻松地睡个安稳觉了。　　4月12日，党中央政治局全体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次参与解决“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全体人员，中央领导同志与全体人员合影，并请大家吃了饭。祝酒时，华国锋主席说:大家辛苦了，谢谢同志们！叶帅也勉励大家:你们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记录整理者辛恕翰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团副政委，姜晓为北京昆玉军休所工作人员)抓捕王洪文惊天动地 　　抓捕王洪文的时候，却不像江青那么容易。
　　1976年10月6日晚8时，中南海怀仁堂正厅。　　早已等候在此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平静地坐在那里。　　在此之前，汪东兴将写好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交给了华国锋。　　具体的抓捕，由汪东兴负责组织实施。张春桥先到，很快就解决了。王洪文接着就到了。因为考虑到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文人不一样，他年轻，当过军人，因此在他走到走廊的时候，行动小组的卫士就走上前去，立刻将他扭住。王洪文一下子没有想到自己被捕了，就大声地吼了起来：“你们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卫士们仍然不肯放开他。王洪文急了，立刻奋力反抗。　　他一边用脚去踢那些扭他的行动小组的卫士，一边拼力将手挣脱，并向卫士们挥动起拳头。　　行动小组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很快就将王洪文制伏。王洪文被扭着双臂来到大厅里。　　华国锋站起来，向王洪文念了中共中央的“决定”。还未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挣脱开卫士的手，大吼一声，如同一只发怒的恶狼一样，张开双臂，向着不远处的叶剑英扑去。站在一旁负责这项抓捕工作的汪东兴伸手摸了一下腰上的手枪，接着又将手收了回去。因为双方太近了，实在是不便于开枪。　　没有念完“决定”的华国锋，眼前的一幕也使他有些惊诧了。　　叶剑英毕竟是久经风雨的老帅，显得很镇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在王洪文距离叶剑英只有1米左右的时候，几名卫士冲了过去，用力将他扑倒，然后死死地摁住，并给他戴上了锃亮的手铐。王洪文还想挣扎。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连揪带架地将王洪文抬出大厅，然后拉进了早已停在外面的汽车里。抓王洪文拳打脚踢

（1976年10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的党籍，撤销王洪文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因肝病病逝于狱中。）

 【王洪文被捕判刑后因惊吓病亡】作者:叶永烈 来源:凤凰网历史 2011年07月30日 10:26全文模式
　　王洪双在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
　　王洪文的弟妹们接到通知，赶往北京。他们在秦城监狱见到了长兄王洪文。见面的时间总共四小时──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
　　这是多年以来弟妹们与王洪文唯一的一次见面。
　　王洪文叮嘱弟妹们好好劳动，好好照料母亲。
　　1980年底，“四人帮”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数亿中国人聚精会神，从电视荧光屏上观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的实况。
　　对于王洪文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洪文概况表
　　日期被告人庭审主要内容
　　1980年11月20日“四人帮”宣读起诉书。
　　1980年11月24日王洪文“长沙告状”。
　　1980年12月6日王洪文诬陷陈毅；
　　指使鲁瑛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
　　干部的材料；
　　策划、指挥“上柴联司”武斗事件；
　　组织指挥上海康平路事件。
　　1980年12月13日王洪文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80年12月20日王洪文法庭辩论。
　　1981年1月25日“四人帮”法庭宣判。
　　平心而论，在“四人帮”之中，认罪态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张春桥一言不发，瞪着三角眼，以沉默相抗；姚文元总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轻，至多承认犯了“错误”，不承认犯罪；江青则“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大闹法庭，以至写下《我的一点看法》相抗；倒是王洪文问一答一，问二答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早已没有“造反司令”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对王洪文的起诉如下：
　　“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王洪文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1966年12月28日，王洪文参与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六百五十人。
　　“1976年，王洪文伙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
　　“王洪文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多次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发展‘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1980年12月20日上午，王洪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作最后陈述(摘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卷》)，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转变立场，改造自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王洪文作如下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表示服从特别法庭的判决，并在最后陈述中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关于王洪文为什么被判处无期徒刑，《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五期，发表伍修权撰写的长篇回忆录《回忆与怀念》中，透露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量刑和宣判的内情，其中涉及王洪文：
　　1980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公开审判。6月中央成立一个由彭真同志主持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也叫领导小组)，作为中央对审判工作的党内指导机构。我被推选入这个领导小组。
　　审判“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是党和人民的一致要求。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特别决定，宣布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在如何判刑的问题上，是经过不少的争论的。有人主张轻些，说将这些人养起来算了；有人主张重些，提出一定要判处死刑；也有人提出不轻不重的判法。可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杀声，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压力。在全体审判员会议时，大家同样认为江青、张春桥等人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开始都准备判决杀，但反复考虑以后还是不行，一要顾及国内外的影响；二要设想后代人怎么看，不能以一种义愤情绪来决定。
　　我们充分陈述了自己意见后，很快得到了各审判员的支持，最后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即将江青、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别的主犯则分别判以无期或有期徒刑。王洪文还年轻，他自己就曾说过，十年以后再看分晓。对他判轻了可能还会出来起作用，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响仅次于江青和张春桥，所以将他判为无期徒刑。姚文元本来也应该重判，后来考虑到他搞的宣传活动许多都是上面指示了叫他办的，对他判重了就不大公道了，所以判了个二十年徒刑。
　　1981年1月25日上午，第一庭和第二庭的十名主犯全部押到一起，听取对他们的判决。十名被告显得十分紧张，他们也急于想知道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惩处。江青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当我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时，还没等我念出“缓刑二年执行”，她就慌忙叫喊起来。待我宣读完对江青的判决，法警立即给她戴上手铐，这时全场破例地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由于江青企图挣扎和还想喊反动口号，头发也散乱了。我看到江青正想捣乱，立即下令道：“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当时我太兴奋了，竟少说了一句话，应该在下令前，先说由于江青违犯法庭规则、破坏法庭秩序依法将她赶下场的。当全部宣判完毕，并由江华庭长宣布将十名罪犯押下去交付执行时，全场洋溢起欢庆胜利的声浪。
　　历时两个月零七天，开庭四十二次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公开审判胜利结束了！根据判决后的国际舆论来看，我们做得是正确的。
　　“死缓”二年以后怎么办？当时我们也有个初步设想。于1983年1月25日，对两案主犯宣判整两年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发表了一项“裁定”，宣布“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张春桥，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并说他们在“死缓”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其实，还应该说“也无接受改造实际表现”，但为了给他们减刑，也只能那么说。
　　1981年，在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不久，他的母亲王杨氏因脑溢血在长春去世。
　　在“四人帮”之中，王洪文最为年轻，也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但是，可能由于在“四人帮”中他的阅历最浅，心理承受力也最差，所以他在狱中显得非常苦闷，长吁短叹，愁眉苦脸。沉重的心理压力，使王洪文病倒了。
　　据王洪文弟弟王洪双说，王洪文自1986年起，离开秦城监狱，住入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他与张春桥住在同一幢病房大楼里，医疗条件不错。
　　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洪文病逝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于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
　　王洪文五十八岁，于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于1986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
　　据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工段月忠说，王洪文死后，被送往八宝山火化。为王洪文送行的有王洪文的妻子和王洪文的兄弟。段月忠回忆说：“他兄弟跟他长得真像！”
　　至此，王洪文结束了他的一生。
　　如今，王洪文的妻子和三个子女在上海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与王洪文的弟妹们常通信，而且还多次从上海前往东北老家看望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