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所炫父母是干什么的?:抗战这个“美人”4

之前将我理解的共产党，国民党的分歧说一下。
之后还有问题一律搁置。
国民党是从同盟会改组而来，这其实和左翼与右翼也有关。
同盟会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这个口号实际反映了同盟会的政治要求是恢复到大明的版图，由汉族统治者来统治中国，对国家体制是帝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中央集权还是联省自治方式并无一致看法。
请注意，大明的版图只有400万平方公里，东北（满州）蒙古，新疆，西藏等不少地区原来不在大明的版图内，也就不在同盟会的要求之内。
所以早期同盟会与日本政野关系不错，一度与黑龙会很亲密。
当时背景是甲午战争后帝俄军队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渗透到东北全境铁路沿线，1900年-1904年，东北全境实际在帝俄军队控制之下。
这说明历史人物都不可能穿越，都有局限性，并不能简单的用爱国，卖国来简单区别。
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后，在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重新成为国民党领袖时，他的三民主义是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纲领，“民族，民主，民生”其实是说，“民族团结，民主共和，民生建设”，但是对国家经济体制是公有制为主，还是私有制为主没有表述清楚。
信奉“民族，民主，民生”而不信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国民党人成为国民党右翼；信奉“民族，民主，民生”同时信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构成国民党左翼。
共产党人则信奉“天下为公（公有制），男女平等，阶级平等（最终消除阶级及政党），世界大同（最终消除国家界限），民族大同（各种族平等，相互融合）”
他们各自政治主张的共同处就是合作的基础，不同处就是斗争或战争的原因。
第三节 国共合作
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是充满矛盾的，共产党内有不同看法，国民党内也有不同看法。
不过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还是看好彼此的合作。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全”大会在广州市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开幕。
开幕式这天，165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
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蒋介石以“列席”的身分参加此次会议。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上的头一回见面，国共两党的大旗则分别由孙中山、李大钊高擎着。
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长篇演讲，然后大会就按议事日程，讨论组织主席团。
140号席上的廖仲恺站起来说：“提议主席团人数五人，由总理指派。”
这一建议得到众多代表的附议，孙中山便宣布：“现由本席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
大会的高潮是在1月30日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毛泽东名列于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之中，进入了国民党高层；而“蒋介石”三字却不见踪影。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24人，有3名中共党员：谭平山、李守常、于树德。
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7人，中共党员达7名：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
蒋介石当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不如“跨党分子”毛泽东。
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63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日子时，曾这么说：“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孙中山）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任何公开而高级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帮助下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创办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始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所以通称为黄埔军校。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建之初，军校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
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
黄埔军校政治部从1924年5月25日成立到1927年4月15日国共决裂止，存在近三年，前后有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卜士奇、包惠僧、邵力子、熊雄等七人任政治部主任。
1924年6月16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
廖仲恺任党代表，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任校长，构成三驾马车。
这是很有意思的权力架构，党代表是老大，校长是老二，政治部主任是老三，但是平时主要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政治部主任辅助；而政治部主任，在特殊情况下又可行党代表职权，可以当临时的老大。
廖仲恺，戴季陶都是国民党大佬了，而蒋介石当时还不算是。

廖仲恺是国民党元老，左派领袖，1902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并与有志青年相互激励，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1903年9月结识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积极追随者，协助孙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1904年往天津筹设革命机关。1905年加入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任同盟会总部外务部副部长、会计长。
辛亥革命后回广州，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兼理财政，旋任南北议和会议代表。后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1912年5月升任军政府财政司司长。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与孙中山等流亡日本。1914年5月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在原国民党基础上重组），1915年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1917年9月任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财政次长、代理总长。1918年6月随孙中山到上海后，和朱执信创办《建设》杂志，宣传和研究革命理论。1921年5月，广东革命政府成立，任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长，协助孙中山北伐。
因积极筹款支持孙中山的北伐计划，遭到反对北伐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囚禁，经夫人何香凝等人的积极营救获释。此后，全力辅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极力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3年，任广东省长和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建黄埔军校。
1924年1月任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工人部长，并积极筹备建立黄埔军校，任党代表。
1924年11月任大本营参议、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兼任中央农民部长。
戴季陶，又名传贤。早年曾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运动。
戴季陶辛亥起义时，为保卫汉口他奋不顾身，冲锋在前；为光复上海，他又积极策划，勇打前锋，并在以后的护法斗争中因口诛笔伐袁世凯而被捕下狱，一时名噪江南。
可以说，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斗争中，戴季陶是一员革命的干将、马前卒，因而深得孙中山的赏识和信任。
戴季陶常追随孙中山左右，因将孙中山的一些重要讲话记录下来，进行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钱币革命要义》两本书。
“五四”时期，戴季陶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时，曾参与由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翻译出版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著作，在介绍苏俄政治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还曾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戴季陶年轻时到过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前身是日本法律学校）读法科，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一般相信蒋纬国亦是戴季陶之子，戴季陶留学日本时与日本女子所生。
蒋纬国晚年公开承认戴季陶才是他真正的亲生父亲，可见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多么铁。
由于戴季陶对日本颇有研究，在那些年的十余万留日学生中，能够达到在民族性格、文化深层结构的层面上剖析阐述日本的，恐怕只有戴季陶一人。
东渡者虽众，但用戴季陶的话讲，实利主义和自大思想这两大害，使他们不曾“切切实实地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
戴季陶特别提到描写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指出即使是对日本社会黑暗面的观察亦“肤浅而错误”，而中国人对日本社会的“观察错误和判断错误是很普遍的”。
戴季陶在《日本论》开篇曾说道：“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
戴季陶研究日本后得出的结论很有意思：　　“中国强，日本就是妾；　　中国弱，日本就是贼！”
戴季陶1917年由上海赴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长，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
戴季陶虽然是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但是他是国民党右派领袖和理论家。
戴季陶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持有不同意见。

廖仲恺任党代表，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是众望所归，也是各自政治势力的平衡。
而蒋不是校长的必然人选，当时至少还有三个人可以取代他：许崇智，邓演达和何应钦。
邓演达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忠诚将领，他从小就对广东籍的孙中山极为崇拜，14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不久加入同盟会，后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毕业后不久，被孙中山任命为新创建的粤军第一师少校编练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负责分批轮训军官。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在蒋介石等人掩护下脱险到达上海。邓演达及时潜赴上海，向孙中山请示。
1922年冬，孙中山调滇、桂军驱逐陈炯明，邓演达奉命联络第一师的其他各部，配合滇、桂军东下讨陈，自任前锋，重新占领了广州。
1923年春，粤军第一师重新整编，邓演达升任第三团团长。此时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乃调任邓演达所率部队负责保卫大本营。
从这个角度看，邓演达当上孙中山卫队总指挥官时，他还是蒋介石的上级。
但是苏联方面不认识他，对他一无所知。
此外邓演达也是国民党左派，和廖仲恺关系也很铁，廖邓组合是除国民党左派外的其他政治派别不能接受的。
结果，邓演达只能安排在黄埔军校次要位置，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
不久，邓演达忍受不了政治排挤，离开黄埔军校，前往欧洲，后又前往苏联学习。
何应钦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在黔军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1922年夏任云南讲武堂教务长。1924年春任广州孙中山元帅府参谋。
何应钦的资历也算不差，云南也是同盟会的老根据地，可是他在孙中山身边时间太短，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度不够，此外也没人挺他，但是他的无派系背景，还是让蒋介石任用他为总教官，从此他成为蒋介石的心腹。
在孙中山眼中当时还有一个更好的人选：许崇智。
不过作为粤军老大的许崇智，不为苏俄了解。
而江浙大佬张静江对蒋介石的大力举荐，成为蒋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的最后一个关键砝码。
其实蒋成为黄埔军校校长是偶然中的必然：
其一，他有军事背景，但他当时不是军阀，故而具有一般军阀所没有的心胸与眼界。
其二，蒋一直追随孙中山，虽然不属于任何派系，但是长期侍卫孙中山，人脉不少，是各派争取的对象。
其三，蒋对孙中山忠心耿耿，据称1912年1月14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这是外人不知，但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
其四，蒋不属于任何派系，但是他的苏俄之行，使他成为共产国际为数不多的可以信任的同志，谁让访苏的代表团才4人呢？
其五，蒋对与日、俄、欧、美的国际关系有自己的看法，比起只讲阶级斗争的张太雷，只懂中国文学的邵元冲更具现代意识。
共产国际和孙中山都选择了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校长，国民党其他派系也乐见其成。
可是“莫逆之交”戴蒋组合破坏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生态。
开学不到一个月，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突然不辞而别。
戴主任戏剧性地失踪，黄埔军校师生甚感莫名。
其实是戴蒋组合不被国民党其他派系接受，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
而廖仲恺与蒋介石的私交不错，蒋介石的校长一职很胜任。
按惯例，资深的比后起之秀更有基础，但是戴季陶够义气，他将机会留给了蒋，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
戴季陶神秘失踪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原政治部副主任邵元冲代理。
邵元冲，浙江绍兴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又赴日本谒见过孙中山。辛亥革命后回国，主编上海《民国新闻》，其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参加反袁斗争，并担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机要秘书，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1923年，受孙中山指派邵元冲与蒋介石一道代表国民党赴苏俄考察。
邵元冲是旧派文人，他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真的当成一个教授职位来做，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教官，和党代表廖仲恺很少打交道。
邵元冲给自己安排的工作任务是每个星期由小汽艇送到岛上来作几次政治演讲，讲完后夹上公文包匆匆离去。
邵元冲所主持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其实是个空架子，只有两位担任记录工作的书记，成了实实在在的“聋子的耳朵——摆设”。

政治部是不能当空架子的。
失去了邓演达协助的廖仲恺，将希望放到了共产党方面。
廖仲恺经同蒋介石、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会商，决定请共产党方面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办好学校、培养自己未来打天下的栋梁之才，蒋介石曾请求留学西欧的黄埔军校学生入学考试面试主考官张申府（共产党员），要他举荐一些国外学习的优秀人才到黄埔执教，蒋介石其实是希望张申府可以接任。
不料，张申府似乎没有理会弦外之音，他爽快地开列了十五个人的名单，其中第一名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来了。
周恩来于1924年8月底从法国回国后，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
当廖仲恺提出希望中共方面能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决定派周恩来去黄埔军校接任这一职务，并同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
说实话，黄埔军校地处广州郊外，实在是个生活艰苦的地方，此外，黄埔军校内部派系林立，大部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不愿去趟浑水，情愿在国民党中央谋取一官半职。
周恩来是个另类，他需要一个政治舞台施展才华。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后，将政治部从广州市迁进军校，并着手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使军校政治面貌大为改观。
周恩来建立健全了中共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积极发展党团员，使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势力有了长足的发展。
随着第二期、第三期学生入校，中共党员人数由占学生总数的8%上升到30%左右，并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左”派师生。
为加强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周恩来从第一期学生队中选调了李汉藩、杨其纲、蒋先云、李之龙等共产党员到政治部工作。
针对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大搞曾国藩、左宗棠治兵那一套，周恩来也搞了一套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革命史》等课程，增加了政治教育的分量，丰富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并先后请来恽代英、肖楚女、张秋人、熊雄等中共党员任军校政治教官；请来鲁易、聂荣臻等中共党员任政治部秘书兼教官。
周恩来也以自身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敬重与爱戴，潜移默化地为国共分裂后的中共情报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l月下旬，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将组建起的黄埔学生军投入东江战役，彻底消灭陈炯明军阀部队。
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协助蒋介石、加伦将军在前线指挥作战。
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便由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卜士奇挂名代理。
卜士奇，湖南人。留俄甚早，留俄同学都称他为“老大”。
卜士奇曾任加仑将军的翻译。
东征陈炯明时，他和加仑将军及邵力子、蒋介石生活在一起。
蒋经国在俄期间曾得到卜士奇的照顾。
卜士奇挂名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期间，由于其他工作繁忙，很少到军校来，军校的右翼孙文主义学会与左翼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情绪日趋严重，直到个别人开枪行凶。
在此情况下，中共广东区委应廖仲恺请求，派包惠僧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包惠僧在1921年7月曾代表陈独秀出席中共“一大”，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
在包惠僧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前，曾兼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
包惠僧工作一向四平八稳，小心谨慎。
包惠僧把黄埔军校政治课程安排得很紧，每天两次至四次，每次两小时，这样把学生每日的时间掌握得很紧，使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以外，其余的时间都在课堂上听政治课。
这样的安排，让对立的学生几乎没有时间打架。
就这样，在包惠僧主任的竭力维持下，黄埔军校内这段时间里，既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也没有闹出大的乱子。
随着第二次东征战役的进行，前线急需政治工作人员，包惠僧被调任东征军第三师党代表。从此，包惠僧离开了黄埔军校。

包惠僧调任东征军第三师党代表后，黄埔军校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便由当时军校秘书长邵力子代理。
邵力子的资历也很老，他参与了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邵力子代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仍是一名共产党员。
虽然如此，但他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很深。
邵主任在黄埔军校主持政治工作，可说是一个文人参政的典型。
除了作一些非讲不可的政治演讲外，其他的一些事情全都推给政治部副主任熊雄处理。他处理与黄埔军校师生们的关系时常采用“中庸”之道的方法，但是这个信奉“中庸”的邵力子后来成为了蒋介石的铁杆粉丝。
邵力子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录用了一大批朝鲜人。
1926年春，朝鲜人金元凤带领朴孝三、朴建雄等17名朝鲜义烈团员，通过在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任副官的朝鲜革命者孙斗焕（化名孙建）的关系，找到当时在上海秘密主持黄埔军校招生的陈果夫。
金元凤一行抵达广州后，带着陈果夫的介绍信，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邵力子转呈校长蒋介石。
经过简单的入学考试，金元凤等人全部被录取为军校第四期学员，金元凤化名崔林，被分配到步兵科学习。
在军校学习期间，金元凤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优秀的领导才能。因此在1927年1月军校毕业后，他被留校担任政治部少尉教官。
当时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的还有金山，金奎光。
（金奎光，1898年生。早年在朝鲜参加学生运动，曾被捕判刑两年。1923年到中国，入广州岭南大学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党委派黄埔军校，任第四期入伍生队教官。1926年初起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留守广州部队排长、副队长、连指导员。1927年12月率朝鲜人连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组织朝鲜“创一党”。）
邵力子随蒋介石北伐后，熊雄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熊雄原名祖福，早年参加反袁斗争，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3月离法赴德留学，并在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后又与周恩来、刘清扬、萧三等人发起筹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正式改名为共青团）。1925年6月，熊雄奉命回国，就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在广东革命政府举师东征时，熊雄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长，协助主任周恩来工作。东征胜利后，熊雄调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
虽说主任一职由邵力子代理，但实际上，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由熊雄主持。
熊雄在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先后邀请了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等到黄埔军校作报告。
毛泽东到黄埔军校作报告时，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代理）。
当时的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是国民党新兴势力一文一武的风云人物，彼此相见都有惺惺相惜的敬意。
毛泽东在黄埔军校的初创工作中，曾与恽代英一起秘密负责上海考区的招生工作。他也曾是黄埔军校上海考区的主考官。
在黄埔前四期，当时的蒋介石也频频邀请国民党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及来穗的各省省党部书记到黄埔参观讲演，具体操办的就是熊雄。
因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身为共产党人的毛泽东此时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也受邀到黄埔军校讲演。
蒋介石亲自到大门外码头迎接。
把毛泽东部长接到校长办公室休息片刻后，又亲自引路陪伴，全体师生起立致敬后坐下，蒋介石也在台下第一排正中端坐恭听。
讲演结束后，蒋介石起立带头鼓掌，全体官生亦起立鼓掌，经久不息。
后来，蒋介石又设宴款待毛泽东，并亲送其至船码头告别。
正文：
第四节 黄埔学生
台湾的国民党近期整理史料发现，当年国民党中央还一度积欠毛泽东6个月薪水，共计720大洋（俗称袁大头）。
现任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证实，从党内近期解密的文件中发现，中央党部确曾拖欠毛泽东月薪；但在当年动荡时代，最后该笔款项是否如数核拨，当前文件看不出来。
已经泛黄的会计资料仅记载着：“毛泽东、120大洋。”
邵铭煌解释，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毛泽东出任候补中央委员，随后转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秘书，负责办理党员入党等文书工作，月薪120大洋；如今国民党党史馆仍保留不少毛泽东的亲笔文件。
而当时光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就有毛泽东、邵力子等15名中共人士。
由于国民党积欠薪水并研议全面减薪，引发罢工抗议，国民党上海党部隔年元旦虽核发薪水，但毛泽东已转往国民党广州党部任职。
后来国民党清党，毛泽东于1927年4月与国民党决裂。
有关大洋的实际物价，依照《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记载，当年大学教授月薪80大洋、上海书店店员月薪约6大洋，白米一担约4大洋，可见720大洋十分可观。
毛泽东当时在上海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为黄埔军校招生。

因为各地军阀并不支持甚至反对这样一个新生的军事学校，招考的第1期学生多采用秘密招生方式。
为了保证学生政治质量，每一名学生录取时要有两名担保人。
当时除在广州可以公开进行招生外，其余各省因都在军阀统治下，不能在这些地区公开招生，因之委托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各省代表回原籍后代为秘密物色选拔考生来校应考。
由于这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因此，非常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党组织可以保送初试。
在黄埔军校招生期间，各地共产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青年报考。
共产党人何叔衡在湖南长沙负责办理军校第1期秘密招生事宜，介绍赵自选、陈作为和郭一予等持函到上海见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恽代英负责上海的招生工作。
考试据说是严格的，标准要求也很高，不过比起当下的考公务员，那时的考试标准实在太低。
其实也正常，黄埔军校的学生是要走进枪林弹雨，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书写他们壮丽的人生的，考上公务员是追求衣食无忧的快乐人生。要说黄埔军校标准高，关键是不怕死。
一句话，黄埔军校要的是视死如归，愿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青年。
报考者一般要经过3关，第一步是各省区的初试，第二步是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第三步是军校的总考试。
基本程序是，全国19个省区分别先进行招生初试，初试合格后再介绍到上海、重庆等地复试，如当时毛泽东即在上海负责复试工作，复试合格后再送到广州参加总考试。
不过参加第一期考试的学生，全国19个省区一共才1200余人，可以想象一下它实际的影响力并不大。
录取发榜时，经严格考试，第1期共录取正取生350人(还有说360人或372人)，备取生120人(黄埔一期生徐向前还有说117人或100余人)。
录取揭榜时，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
在第1期录取生中，约有共产党员近60人，占学生总数的1/8。
他们以后构成了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基石。
徐向前投考黄埔军校，是他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招生简章》。这个因为在学堂上大讲雪耻救国故事而被迫辞职的小学教师，从此立下宏愿，要到黄埔军校去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
徐向前悄悄约上几个同乡白龙亭、孔昭林、赵荣忠、郭树棫等，从山西来到上海，在上海环龙路一号进行了初考，被录取后，又从上海直奔广州。
出身书香门第的杜聿明和他的要好同学阎揆要(阎奎耀)、关麟徵、张耀明等，也是从《新青年》杂志上得知黄埔军校招生的，便从陕西匆匆赶来。
然而，考期已过，多亏了陕西同乡、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举荐，才获准补考。
否则，在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方阵里就会少一位阎揆要中将；在后来的长城抗战中，国民革命军里也就少了一位关麟徵师长，昆仑关大战则会少了一位杜聿明军长。
陈赓、宋希濂等报考黄埔军校，则是属于现代职场中的“跳槽”行为。
他们原先报考的是广州大元帅府军政部部长程潜主办的“湘军讲武堂”，被录取后于1924年1月到广州入校学习。
3月，当黄埔军校招生的布告贴出后，陈赓、宋希濂等在沿珠江长堤散步时看到了《招生简章》，真是喜出望外，他们一面仔细地研读，一面在心中琢磨:“革命青年不应分散力量，甚或为私欲者所利用，而应集中黄埔训练。”
他们当即议定:退出讲武学校，报考黄埔。
陈赓、宋希濂在入学考试后被顺利录取。
他们的这一行动，也带动了原讲武学校的其他学生，如左权等坚决要求转学到黄埔军校，由此有了半年后的集体大“跳槽”，原讲武学校停办，却为黄埔军校多增了150多名学生。
在第1期考生中，以后成为著名将领的胡宗南则是哭进黄埔军校的。
胡宗南出生于浙东宁波镇海陈华埔朱家塘村一户小药店主之家，聪慧好学，读小学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毕业，读中学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中学毕业后，胡宗南因家庭经济窘迫，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被迫回到孝丰县立高等小学堂担任国文、历史、地理教员。除教书外，他把大多数时间用来阅读古代史学名著，了解天下大事。1921年暑假，他游历了北京、天津、山海关等地，随后他便断言10年后，中日必然发生战争，恰好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凭胡宗南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他在黄埔军校读书时被公认为“预言家”。
广东黄埔军校在上海秘密招生时，胡宗南决心报名投考。
黄埔军校在华南国民党控制地区是公开招生的，但是在北洋政府控制的地区只能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地下秘密主持进行。先是在上海初试，合格者再去广东复试。
上海初试的主考官是毛泽东。
胡宗南十分容易地通过了初试，然后发给路费。
学生们分期分批被秘密送往广东。

广东的复试比较严格，首先是资格审查，按照黄埔军校《招生简章》第4条第1项规定，投考者“年龄18岁以上，25岁以内”，而胡宗南当时已经是29岁，根本就不符合条件，但可以在报名册上做一下手脚。
接下来便是按照黄埔军校《招生简章》第5条的规定，进行身高、肺活量、视力、听力、体重等项的检查，军校考试委员会把身高放在了体检的第一位。
考官先让考生排成一队，这一下胡宗南的身高弱势十分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在长长的队伍里，他这个不足1.60米的个子差不多比别人矮了一头还多，身体又较弱。
考官当即把胡从队伍里拉了出来，并且毫不客气地说:“你根本不是当兵的材料。”
这也就是说，胡宗南被取消了考试资格。
这一结果对胡宗南简直是致命的打击。
胡宗南看着教官那张严肃的脸，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再想到自己有家不可回，上海的生意又欠债累累，就放声大哭起来。
举目无亲，找不出一个朋友或熟悉的人来帮忙，胡宗南真的是已步入人生的绝境了。
其实绝境有时也是机会。
哭了一会儿后，胡宗南猛然间站了起来，他真是火冒三丈，慷慨陈词，责问把他拎出来的考官:
“凭什么不让我参加国民革命？革命是每个年轻人的义务！个子矮怎么了？拿破仑的个子也不高，同样驰骋疆场!校总理孙中山先生的个子也只有1.68米，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更矮嘛！国民革命怎能以相貌取人呢？”
那个考官见状惊得目瞪口呆，可胡宗南的嗓门越来越大，他大喊了起来:
“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为什么得不到实现，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让许多热血青年报国无门！”
考场上这么大的动静，惊动了正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的廖仲恺。
廖仲恺出门一看，就乐了，他对着胡宗南也大声喊道:
“这位同学，我批准你参加考试。”
接着转身回到房间内，写了一张字条交给胡宗南。
字条上书:“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也是应该录取的。”
凭着廖仲恺的字条，胡宗南被特许参加了接下来的文化考试。
旁边排队报名的同学纷纷议论:这个姓胡的嘴巴可比个子大多了。
整一个月后，黄埔一期学生入学考试发榜，胡宗南被列在备取生一栏中。
那时的廖仲恺当然不会想到，这个姓胡的小个子后来成了肩扛3颗金星的上将。
孙中山在这时急于抓军队，急需办军校培养人才，来广州报考军校的又多是热血青年，所以，能录取的尽量录取。
这第1期来报考的青年以南方人居多，从北方来的青年较少。
为此，军校在招生中特别注意招收来自北方的青年，从山西来的徐向前等10多名考生，还有从陕西来的阎揆要、关麟徵、张耀明、杜聿明等10多名考生在于右任的保荐下，都被录取了。
招收的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陆续到黄埔长洲岛入校报到。
原旧军校校址因年久失修，荒草遍地，军校组织力量进行大扫除，维修校舍，披荆斩棘，除秽去污，使这片从前草木丛生的废墟，“一变而为跃马谈兵之地”。
1924年5月5日至7日，经过考试选拔的400多名第1期学生正式入校上课。
学生编为4个队接受新兵训练。正取生编为第1、第2、第3队，备取生编为第4队，分别以吕梦熊、茅延桢、金佛庄、李伟章为各队队长(其中茅、金是共产党员)。
民国军界俗语说，保定的课堂、云南的操场、黄埔的战场，也是指三校学生打群架的多发地点。
保定军校南北学生群殴是有传统的。
1912年第一期开学，南方革命政府学生军插班入军校。因学生军未经陆军小学、陆军中学养成教育，先期在读生看不起这些南方佬，而学生军很多参加过辛亥起义，以革命功臣自许，双方经常在课堂由口角辩论到冲突，当堂打起来。
其结果是外面南北军阀在肉搏，军校里面南北学生在撕打。
保定军校一共九期，除第四、五、七期南北交恶，无广东籍同学外，其余期期有大规模群殴事件，遂成保定传统。
不过学生群殴也成了黄埔军校的传统。
黄埔军校开办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共两党学生的矛盾不断上升，常常因为政治观点相异，由动口发展到大打出手。
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即将毕业之时，“青年军人联合会”（以下简称“青军会”）于1925年2月1日宣告成立。
青军会创立初期，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它的主要领导人既有蒋先云、李之龙、陈赓这些公开的共产党员，也有贺衷寒等国民党员。
然而，随着青军会力量的迅速发展壮大，特别是共产党人又在里面起了主要领导作用，加之教育长王柏龄等国民党右派分子对此深为不满，贺衷寒等国民党右派学生便站到了青军会的对立面上。
此时校长蒋介石也认为青军会过分赤化了。于是在蒋介石默许下，王柏龄另外组建起一个“孙文主义学会”（以下简称“孙文会”）的团体，于是黄埔军校的派系斗争开始了。
“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后，工作开展得十分有成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组织已遍于广东各军，会员达两万人。而孙文会则以国民党员为骨干，纠合了一些国民党右派学生，也拥有了5000多会员。
双方的对立情绪日趋严重。
黄埔军取得第一次东征战役胜利后驻扎梅县，“青年军人联合会”为了扩大东征军的影响，在梅县中学广场上举行了一次军民联欢会，当时到会的地方各界群众有数千人之多。
大会由蒋先云主持，李之龙主讲。
李之龙的演说博得全场军民的热烈掌声。
“孙文主义学会”的学员见“青年军人联合会”大出风头，嫉恨不已，在贺衷寒的率领下跳上台来，硬是把李之龙从演讲台前架走，然后贺衷寒开始演说起来。
“青年军人联合会”没料到“孙文主义学会”的人会来这一手，他们在短时间内集聚了一批骨干分子，发动群众在台下喝起倒彩。
这时李之龙率人突破封锁，冲上了演讲台。
贺衷寒恼怒万分，挥拳朝李之龙脸部猛击，把他打倒在地。

霎时，会场大乱，两派成员挥拳相助，一场混战展开。
两派斗殴之事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
蒋介石十分恼火，令人立即把李之龙、贺衷寒两人带来。
他一见到这两人，便劈头盖脸地骂开了:“你们这两个混蛋，竟当着几千老百姓打架，给黄埔军脸上抹黑，我要拿你们法办！”
蒋介石听完在场相关证言后，当即作出处理:
贺衷寒当众寻衅闹事，破坏国共合作，予以撤职查办；
李之龙聚众斗殴，影响黄埔声誉，即令写出检查，调回军校工作。
应该说，此时的蒋介石的处理是一碗水端平,甚至略偏向左翼的。

1925年10月，黄埔军发起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战役。
战役开始前，广州各界在广东大学举行誓师大会，“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都应邀参加。
会上，当李之龙代表“青年军人联合会”发表演说讲到一半时，贺衷寒等人又上来抢台。可这一次，“青年军人联合会”早有准备，演讲台四周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一拥而上，把贺衷寒等人给拦阻在演讲台外面。
双方手里虽然都没有兵器，但会场上的桌椅凳子、树枝旗杆都成为他们顺手的武器。
到会的几万人看着几百黄埔学生群殴，无不惊得瞠目结舌，索性让出操场，看黄埔学生“舞棒习武”。
此事立即轰动了整个广州，紧接着又被报媒推向全国。
“黄埔军不但能打仗，而且也能打架。”
幸运的是，打架归打架，打仗归打仗，这一点两派都还分得清清楚楚。
有仗打时，不分彼此，双方相互支援，协同作战。
久而久之，蒋介石也就懒得再去管打架的事。

也因为蒋介石这种默认态度，军校内“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左右派学生后来简直发展到两派人一见面就要打架的地步，不光平时打，就在东征北伐时期两派学生只要碰到一起，一场群殴是绝对避免不了的。
不过说起来也很奇怪，这种有仗打仗，没仗打架的行为，居然没有对北伐军的战斗力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也算近代中国史的一项奇迹。
要知道，北伐时期这些军校学生，大部分都是营连级军官，打起架来少说是百十号人的规模。
如果没有孙中山的逝世，没有列宁的逝世，国共合作指路将会延续，中国的历史也许是另一种全新的写法。
可是孙中山的逝世，给国民党内部的权力制造了巨大的真空，这次内部的权力斗争的激烈延续到全面抗战爆发前。
列宁的逝世，也改变了苏联国内的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化，影响了世界政治格局，也引发了国共分裂，中苏断交，中东路战争。
第五节 总理之死
1924年10月，正当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同奉军激战时，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
10月23日，冯玉祥回师南苑，通电停战，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瓦解，奉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等人皆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共商国是，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翻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北上宣言》提出：“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
但就在孙中山北上途中，11月15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五人联名推戴，公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
段祺瑞的重新上台与孙中山在《北上宣言》的精神南辕北辙，是对孙中山不小的打击。
段祺瑞的重新上台，是因为他曾是直系大佬。
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五人都是军阀出身，他们并没有放弃手中权力的觉悟，此外，直系虽然大败，但吴佩孚还有反攻的本钱，他对北洋军其他小军阀的影响力还很强大，将手中没有兵权的段祺瑞重新扶上台，多少有些招降其他军阀势力的意图。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
午后，孙中山前往海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张作霖态度冷淡，没有出门迎接，让孙中山在客厅坐了很久，张作霖这才出来会面，径直落上座。
在谈话中，张作霖坦言：“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以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果共产实行，虽流血所不辞。”
其实张作霖对共产主义也是似懂非懂，真的坚决反共，也不会在东北边境与苏俄猛做生意，他的表态不过是期望孙中山成为段祺瑞那类的花瓶。
张作霖第二日回访孙中山。
在谈话中，张作霖劝告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是不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孙中山放弃这个政策。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将使国民党不再是民国政治的花瓶，而是将成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新兴政治力量。
张作霖自然不愿看到这样的竞争对手出现。
不过张作霖与孙中山以前的关系倒也不错。
张作霖与孙中山曾密切合作，对当时的南北政局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19年夏，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参议院议长的李盛铎派侄子李守冰去广东拜见孙中山，说：“吴佩孚欺世盗名，残民肆虐，非廓清之不足以拨乱而反之正。直系军阀拥兵数万，纵横数省，非夹击之断难收廓清之效。”
他希望孙中山能“接洽北方之能击吴佩孚者。”
能击吴佩孚者就是张作霖。
曾任段祺瑞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梁士诒，在组阁前也来到广东见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合粤皖奉为一炉”的计划。
孙中山表示赞同，派东北籍老同盟会员宁武居中联络。
1920年夏，张作霖正在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
宁武以华侨资本家代表的身份与张作霖见了面，并会谈了两次。

在第一次会谈中，宁武提到孙中山已经同段祺瑞准备合作，共同对付曹、吴。
张作霖坦率地说：“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中山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这路人（段祺瑞）合到一块？”
宁武回答：“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
此后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作霖的话，拟派少将副官张亚东带着问候信同宁武一起去见孙中山。
这次是孙中山与张作霖初次直接联系，双方都在试探对方，孙中山只写了封回信交给张亚东返奉复命。
1921年2月，宁武到沈阳后，他先与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杨宇霆、混成第三旅旅长张学良进行会谈，然后拜会张作霖。
张作霖明确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先去联络一下。”
张作霖指派奉军旅长李少白（又名李梦庚）同宁武一路南下，并带去一本密电码。
在桂林大本营，宁武引荐李少白拜见了孙中山。
经过晤谈，孙中山感到和张作霖合作可能性很大，让他们给张作霖带回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了联合讨直的问题。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军队退守关外。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大获全胜而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完全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权。
而孙中山此时也遭遇陈炯明叛乱事件，处境困难。
孙中山平安到上海后，张作霖请宁武代表自己探候孙中山，孙中山当时经济很困难，请宁武帮忙向张作霖借款。
9月初，张作霖派李香斋、韩麟春等人赴沪拜见孙中山。
韩麟春代表张作霖赠孙中山生活费2万元，张作霖知道后大发雷霆，痛骂了韩麟春一顿：“凭我张某人只送孙先生这点钱？不成话，赶快再补8万！”
1922年9月，孙中山派汪精卫、程潜作为代表到奉天拜见张作霖父子，商议讨伐曹锟、吴佩孚大计。
而此时，直系首领曹锟企图破坏孙张同盟，准备与张作霖和谈。
曹锟承诺，只要张作霖愿意合作，愿意让张作霖担任副总统。
张作霖对于曹锟抛来的绣球不屑一顾。
正文：
1923年5月1日，在沪待命的汪精卫再度衔命赴奉天。
在致汪精卫的电报中，孙中山提出了向张作霖借款的要求：“唯协和需五十万元，组安需二十万元，此间因战事剧烈，费款至巨，力难兼顾，拟由兄力向雨公商助见复。”
可见，汪精卫此行的主要目的，便是借钱。
同日，孙中山致函张作霖，高度评价张作霖提出的“藉武力以济和平之穷”的意见，同时承认粤方“财政过拙，不能因应咸宜”，并提出借款70万元的请求。
张作霖在借款的问题上很爽快。
5月12日，张作霖派黑吉江防司令公署参谋长沈鸿烈作为代表赴粤拜见孙中山。
沈鸿烈带了一艘货轮前往广东，船上满载60万银元、12门山炮及一些迫击炮弹。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
张作霖与孙中山当初的合作是抱团取暖的互惠，当时老张不是中央干部。
此时已当上中央干部的张作霖，他还希望自己成为核心，他可不希望有人限制他的权力或与人分享权力，连与他一起作战的盟友冯玉祥，老张都想踢出局，何况孙中山呢。
天津会谈结束后，张作霖回东北。
由于天津气候严寒，加上旅途劳顿，孙中山渐感不支，发冷发热，不得不滞留天津养病。
在孙中山病重期间，1925年2月10日，张作霖派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兼东北交通委员长郑谦代表他前来探望。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孙中山最后的十来年，完全是在和军阀们的搏斗中度过的。
孙中山去世前不久，在日本有过一次演讲：“十三年来，徒有民国之名，没有民国之实。这种名不副实，就是我们革命没有成功。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反革命的力量太大。……这种反革命的力量，就是军阀。为什么军阀有这个大力量呢？因为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援助。”
“我们革命党要中国从此以后，不再发生军阀，国民能够自由来解决国事，中国永久是和平统一，根本上便是要使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不能活动，便是要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
孙中山发现普通老百姓只是关心自己的发财，而不是关心民主制度在中国怎样实现，他觉得孤立。
他最后的杰作是《建国大纲》，这是他的经历、学识、人格各方面的一次新的汇集，提出了中国的民主道路应该怎样走。
理想是一码事，但现实又是另一码事。
在1950年代，台湾根据《建国大纲》的精神，才有第一次成功进行基层选举的经验。
没钱没人，只有主义能够统一中华吗？
国民党何去何从？谁来领导国民党？
孙中山的去世留下了巨大的疑问。
孙中山去世后，谁来继承他在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是引发国民党派系形成的一个重要关键。
孙中山在世时，因为他个人的魅力和威望，没有任何人可以抗衡，一时还没有引起国民党内已逐渐成形的各派系间的公开冲突。
孙中山去世后，党内各派系的冲突立即凸现出来。
中国人最重乡情，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往往同一个地方出去的就容易互相帮衬，形成小集团，这种现象古今皆然。
在民国时期，北洋便是以籍贯划分派系，直系多为直隶或周边人士，皖系多为安徽或周边人士，而奉系更是以东北人为主。
乡情之于政治在细节处更是体现得颇为明显。
孙中山关于中国人乡土观念强而国家观念弱的见解，在《三民主义》一书中曾痛切指陈：
“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 而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观念是很深的。譬如中国人在路上遇见了，交谈之后，请问尊姓大名，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便非常之亲热，便认为同姓的伯叔兄弟。……此外还有家乡基础，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
这种观念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普遍存在。
事实上，孙中山自己从开始领导革命时起，便在有意无意间逐步构成一批以广东籍为主的亲信干部，他们长期追随孙氏并为孙氏所信赖。
正文：
以中国同盟会成立前的三个主要革命团体来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成员绝大多数是广东人。兴中会会员286人中，271人是广东人，占95％；黄兴、宋教仁等领导的华兴会的成员大多是湖南人，宋教仁甚至在日记中把华兴会自称是“湖南团体”； 而光复会的主要成员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以及后来的章太炎等都是浙江人。
确实如网友山谷无风所述，蔡锷、黄兴去世得早，否则同盟会也许不仅另树一帜，还可能有更多变数。
不过历史没有假如。
地域观念，在同盟会内部的纠纷冲突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甚至在职业军人方面，当孙中山把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时，基于现实的考量，也不得不倚重粤籍人士。
比如1923年孙中山命令驻福建各军回师讨伐陈炯明时，鄂籍的黄大伟和粤籍的许崇智论实力和功勋都在伯仲之间，但孙却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导致黄大伟认为广东人排外一怒而去。
有人以此事质问孙中山时，孙很明确地回答道：“现在要打陈炯明不得不用汝为（即许崇智），他是广州高弟街人啊！广东人没有话说。”

特别是自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广东被尊称为“革命策源地”，而有别于国内其他省份。此后，广东人的革命正统意识更是不断得到加强。
粤籍国民党人心中有着强烈的革命正统情结，这正是孙中山去世后，唯有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最有资格继承孙中山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什么孙中山没有主动提出自己的遗言，为什么孙中山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由于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结果造成了后来国民党内部长期内斗不断，这也是孙中山埋下的不幸之种。
也由于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国民党内没有人敢接任总理之位，只好宣布取消总理制，把总理这一称呼永远让给孙中山。
此后国民党的领导体制开始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
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中，汪精卫是呼声最高的接班人。
正文：
汪精卫是同盟会中资格最老的一辈，有敢于自我牺牲的英雄光荣史，有革命成功后不谋求当官的君子风度，更有鲜有人比的文才和口才，这在国民党中都是无人可比的。加之汪精卫的个人生活作风也非常为人称道，汪精卫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
在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孙中山原来的大元帅府改组，改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
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汪精卫以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
广州国民政府采用委员制取代大元帅府的一长制，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张静江等16人为委员。
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
汪精卫任主席。下设财政、军事、外交等部。
广州国民政府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
国民政府宣布它的职责是履行孙中山遗嘱，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对内开展国民革命运动，消灭军阀势力。
为此，积极整顿内部，实现了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统一。
随后在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下,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条件。
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７月２日，汪精卫在１０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汪精卫的发言得到了在场军民的热烈欢迎，到处响起“拥护汪主席”的口号，这是汪精卫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日子。
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遵守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积极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位居国民政府的要职。
比如汪精卫任命共产党员的谭平山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林伯渠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帮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使共产党的势力在国民党中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一时间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似乎一切顺利，但一个多月后发生的廖仲恺暗杀事件，一下使汪精卫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１９２５年８月１９日，廖仲恺在国民党部大门前，遭５名枪手的枪击身亡。
廖仲恺被刺案惊动了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亲自组成了特别委员会，调查廖仲恺被刺案的凶手。
可是汪精卫没有想到调查的结果，却显示出胡汉民是刺杀廖仲恺的幕后策划者。
胡汉民也是一直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的人物，曾多次在孙中山不在时，代理孙中山的大元帅职务。
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也是很有希望接任国民党领导人位置的候选人。然而在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这使胡汉民非常不满。
原来在东京同盟会时代，胡汉民和汪精卫本是生死之交的密友，（在同盟会中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汉民。胡汉民比汪精卫大四岁，不仅是和汪一起来日本留学的同乡，也是长年在《民报》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当作大哥看待。）胡汉民曾为营救汪精卫而披心
沥血。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此刻他们之间的友谊开始破裂，胡汉民开始支持党内的右派反对汪精卫。
汪精卫念及当年他们两人在东京时代的旧情，也是为避免国民党的公开分裂，没有公开处分胡汉民，只是将胡汉民以国民政府特使的名义派往苏联考察。
1925年10月，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东征陈炯明的命令，汪精卫亲自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
汪精卫那时还没有想到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字辈蒋介石，居然会在一年后成为掌握国民党的实权人物。
蒋介石东征陈炯明取得胜利后，在国民党中名声大振。
因东征需要，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立。
该团的基础是原“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又招收黄埔军校和滇军干部学校部分学员，战士多为招募的新兵，全团共2000余人。叶挺任团长，称“叶挺独立团”。
该团干部的任免、调动由共产党决定，不受国民党第四军的约束。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团设党支部，直接由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领导。
这是中共第一支可以直接约束的部队。
由于右派的台柱人物胡汉民被迫离职出国，国民党依然发生分裂，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政府已无法立足，于是他们跑到北京另立中央。
1925年11月23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了自称为“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这就是所谓的“西山会议”，与会者也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以反对联俄联共、反对汪精卫“左倾”为主要议题，通过了一系列反对联俄联共的决议案，并罗列汪精卫“为共产党护符”的九大罪状，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以观后效。
虽然右派的反汪气焰十分嚣张，但由于最为重要的军权仍掌握在左派手里，所以西山会议并没有形成很大气候，他们是非主流。

第六节 社会主义将军
东征陈炯明的军事行动，不想多写。
陈炯明倒不可不写。
由于和孙中山的决裂，长期以来，陈炯明一直以十恶不赦的形象出现。
然而它真是十恶不赦么？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这是孙中山去世后，陈炯明亲拟的悼孙中山的挽联。
从这幅挽联看，实在有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怨。
而陈炯明一度被誉为“社会主义将军”。
1918年8月，遵照孙中山的旨意，肩负“维护约法，再造共和”使命的援闽粤军在总司令陈炯明的率领下进驻漳州，创建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护法区。
孙中山抵押在上海的房子就是作为支付闽南军费；
孙中山派遣朱执信、戴季陶等有理论修养的学者型革命家到闽南去协助陈炯明；
孙中山尽很大力量在海外华侨中募捐，用来支援陈炯明的军费用度；
......

陈炯明在《不必奉列宁为导师〉，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
“中国自强之道，只须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在秩序安宁之下脚踏实地，步步前进，不要走错路径。
当能于最短时期发挥能力，缔造新国，负起东亚主人翁的责任，出与列强共谋全人类的和平幸福。
其道至为平庸，无事奉列宁为导师，惊华盛顿为天人也。
中国历史自有其特长，亦自有其特短，于其长处发挥而光大之，于其短处匡正而补救之，为术亦至平庸，不必左右东西文化、轩轾科玄学说也。”
援闽粤军在漳州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政治方面，陈炯明“强调还政于民，恢复宪法”，实行“共和政体”，提出了“提倡新文化，建设新社会”的口号，实行民主制度，整饬吏治；
在文化事业方面，他创办了《闽星日报》并附设《闽星周刊》；
在社会事业方面，他大力开展城镇建设，修缮公园，筑路架桥。
一时间，漳州面貌焕然一新，俨然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1920年5月1日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刊载文称漳州为“闽南的俄罗斯”，陈炯明在漳州所实行的措施“共产时代当亦不过如此”。
林森、胡汉民、汪精卫、居正、吴稚晖等名流都先后造访。
闽南护法区的巨大成功，不仅赢得了国内舆论很高的评价，而且还引起了国际上的瞩目。
1920年12月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俄共（布）西伯利亚负责人威廉斯基的文章，称赞漳州“是中国南部革命的中心”，“是中国革命青年和社会主义者的朝圣地”。连德国报纸也赞誉漳州是东方一颗明星，正在放出光芒。
这一时期的陈炯明也在不同的场合倡言“全人类社会主义”，但他的“社会主义”与苏俄所施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却有着天壤之别。
美国驻厦门领事曾报告说，一美国传教士认为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socialist），但不相信属于“最激烈派”。
英国驻厦门领事杜尔士（B. G. Tours）也报告说，陈炯明在其所创办的体育竞赛运动大会里散发了大量“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单册，并称英美烟草公司驻厦门经理到漳州访问陈炯明时，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大堆这类的宣传资料。
蔡和森在《向导》第8期曾撰文指出，“民国九年，陈炯明在漳州的时候，曾在精神上和实际上赞助社会主义运动，并曾为民主革命努力，彼时社会主义者与之发生关系是极应当并且是光明磊落的行为。故陈炯明和民主革命势力回到广东以后，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曾到广州去办教育，这也是极应当的，也是极光明磊落的行为。”
当时，包括陈炯明在内的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只是在以同情的目光关注着北方受压迫的俄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不清楚这场斗争的实质和目的。

吴稚晖曾对陈炯明说：“理论方面，什么马克斯，牛克斯那一套，十几年前我们在巴黎《新世纪》报上已作过很多的辩论，而终于反对它。现实方面，社会革命起于一国亦自有其条件，列宁辈究竟葫芦里装的甚么药，尚未鉴别清楚。”
漳州护法区的巨大成功和陈炯明的社会主义倾向，引起了英美国家的关注，自然逃不过苏俄政府的注意。
1920年4月下旬，列宁密派波特波夫将军赴漳州访问。
对此，上海公共租界警察局长麦休恩（Mc Euen）曾函告美驻沪领事称：
苏联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者——波特波夫将军在上海逗留了四个多月（由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至一九二零年四月廿二日）。在这段时期内，他与中国的过激分子有密切的联络。而且有理由相信他离开上海后，曾去福建漳州访晤陈炯明将军。
关于苏俄代表最初是如何和陈炯明接触的，有两个版本。
一说早在苏俄代表访问之前，在天津策动组成中国“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苏俄党人布罗威氏，通过闽南教育局职员姜某，进言陈炯明，说有“列宁至友波氏，将向亚洲诸国进行其推动革命任务，同时也为苏俄取得助力，方能挣破欧洲封锁难关。
布氏愿保证波氏善意，请华南有地盘有凭藉的革命集团，接纳他的使命，共图发展，若表同意，波氏即南来”。
陈炯明回答说：“闽南，这中华民国的一个角落，刚巧由我在此看家，你们，在这里工作的同志，认为要干甚么，只要商量过，最后经我同意，那便甚么都不妨干去。比方这苏俄朋友，请他先来看看我们这里是否算得个地盘，这么个小局面是否算得有凭藉，一切谈谈也好。”
另一个版本，据亲自参与整个接待活动的陈其尤1960年代在北京口述回忆，事先是由在上海的孙中山通知陈炯明，说苏俄代表要来漳州访问，陈炯明同朱执信、廖仲恺商量后，表示欢迎的。
波氏和随员一行共六人，其中有一个担任翻译的赵姓朝鲜人，还有一瑞士籍的妇女。
他们由“社会主义者同盟”华北区代表黄超海陪同，从上海乘轮到厦门，然后转乘小船抵漳州。
为了保密，避免外间谣传，先行通知厦门当局（李厚基），诡言是外籍工程师，特请来帮助筹划开发龙岩大煤矿的。波氏还脱下了苏俄海军中将的制服，改穿便服。
时任司令部机要秘书的陈其尤负责整个接待工作。
出于保密考虑，他把公园内刚建成的环境幽雅的教育局作为招待所，司厨及其他勤务人员均是科长级以上的进步分子。
“客人”白天的活动相当轻松，不是游览便是聚会，晚上的谈话才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
波氏带来列宁给陈炯明的亲笔信、亲笔题名的照片。
在信中，列宁对中国革命表示深切的关怀，对陈炯明的行动表示敬佩和鼓励。
在谈话中，波氏希望陈炯明注意发动群众，多做农民运动。并承诺，如果漳州需要，可以将储存海参威的军械提供粤军使用。
在5月8日给列宁的覆信中，陈炯明明确地指出:“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来自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只有消灭国界，我们才能制止世界战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我们才能考虑实现人类的平等。”
陈炯明对列宁派代表前来表示感谢，并介绍中国当时的政治局势。
对于提供军械问题，则答以现时漳州无港口可以接收而婉拒。
关于军事援助问题，陈炯明认为国内革命应赖自力，不应求助于国外势力。
这封信由朱执信起英文稿，廖仲恺打字，曾于1921年3月刊载于苏俄的《外交部公报》。编者按语中称陈炯明为“一受过良好军事教育之中国最杰出军人之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正文：
在同《闽星日报》和《闽星周刊》举行的座谈会上，报社同仁坦诚地谈到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中国的社会主义者群，视个人的自由如命，思审自由和发表自由，谁也不能制限人，更不受制限于人，多数共同的意见则假定为现时的真理。
这些人敬佩苏俄的革命，却不同意苏俄革命后治权侵夺了人权。
《闽星》批评苏俄宪法精神，可以说是现在中国自由社会主义者的大多数意见。
波氏则认为，苏俄并非不愿给人人自由，但反革命的残余势力尚在，请问要不要镇压。
报社同仁回答说：
我们辛亥推倒了数千年的专制传统后，民众懂得有更好的共和政制，即不患再有反革命，所以袁世凯徒自讨死。
我们相信将来为公道而行社会革命，一举成功，大众惟知拥护公道，再无妄人来反公道；如果又用暴力侵夺自由，那么自己才是真正的反革命。
从这些对话和辩论中，明显看出陈炯明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苏俄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在谈话中，陈其尤他们也把陈炯明关于“闽南护法”区的建设设想向波氏一行做了介绍。
闽南将成一个独立的武装自治区，抵御任何势力的侵入。
区内集中全力于教育和生产，从而引导民众涤除旧染，逐步转向较合理的生活，而且训练大家参与实际政治。全国尽管动乱纷纭，希望这一角落，打好一个民主化政治的基础。一个角落如果弄得好，相信对全国没有不生影响之理。简而言之，就是以闽南的成功，推动全国的发展。
这就是陈炯明“联省自治”思想的具体实践。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将现有的约六万人的军队汰弱留强到一半，约为三万人。
两年之内再训练新兵七万人。这样，部队总人数达十万人。
为了提高军队素质，一年内须由军事教育机关培养一大批干部和指挥官。此外，为了克服军械纯靠外界采购的缺陷，拟在区内建置一小型兵工厂。
针对这些要求，波氏制定了建立一所军校和一军需工厂的计划及预算，几度磋商，大致作为定议。
依据这个计划，他答应安排苏俄籍军校学科教官、部队编练官、兵工厂技师到闽南，并提供制枪炮子弹机器、原材料等。由他随员中一人开列清单，很熟练迅捷，非外行所能如此。
波氏和随员等在漳州逗留了两个星期左右，即起程回国。总司令部赠给他们港币二千元，并派秘书李瑞珍陪同送他们经厦门往香港，由香港再转乘轮船，取道海参崴回苏联。
从表面上看，由于政治主张的径庭，孙中山和陈炯明才阋墙反目。
孙中山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企图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彷的联邦制，以和平妥协的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统一。
其实完全不然。
陈炯明在闽南时期，其野心已经初露，你要他做到大公无私也不可能：
当然，首要的是绝对控制军队，所以他所控制的粤军第一军，完全是宗法性质的领导，所有重要干部都是陈炯明的亲戚、朋友、老部下，孙中山派来的人都被安置在许崇智领导的第二军；各个县的知事由他一人钦定，政府的各处长、局长、法院院长，完全由他的亲信组成，其军阀野心已经暴露。
当时，南方六省的“联省自治”运动有两个特点，一，所有倡导者都是军人，二，这些南方军阀都谋求建立地方封建割据政权。
两千年的帝制才过去大约十年，那时候大权在握的军人没有帝王思想才是怪事，中法里昂大学可以化公为私，大好河山又岂能例外。
中国的民主靠各个省份的军人施舍，可能吗？
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是从县一级开始，自下而上：“第九条：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
南方军阀的联省自治是从省一级开始，也就是说，省里的头面人物们相互协商就可以决定一切。

对联省自治极力鼓吹的《东方杂志》曾载文，对陈炯明的省宪法的评价很低：
“陈炯明之制订省宪法，纯是从本省出发，除因巩固本省之武力，不为中央所支配外，甚至对外宣战，全国政府之于省军，仅有指挥之权，而无调动之权，而省军之建制等等以省法律定之，是集中军政于省长一身，表面似是以文驭武之清官制，究其实质是一独立王国。”（《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6号，1922年3月上海出版）
作者尖锐地看出了陈炯明的“宪法”的要害就是要加强军人专权。
《北洋军阀史》中，对“联省自治”的意义说道：
“但是在军阀势力统治之下，除湖南实行省宪两三年外，其他各省军未发生实效，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推行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局势下，各省军阀高唱'自治’实际上是为维护地盘和统治权而提出的一种政治主张，以图割据自保。
比如广东军阀陈炯明标榜'联省自治’，是为了阻扰北伐，并蓄谋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军事政变，以建立地方封建割据政权；
江西陈光远，则利用'联省自治’的口号以脱离困境，以便于与陈炯明建立秘密的联防；
浙江督军卢永祥原属皖系；直皖战后，他深感势孤力单，为巩固他在浙江的统治，用自制省宪等办法，抵制直系的侵入，以图自保。
……
至于'联省自治’运动轰闹了一场，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
看看陈炯明是在何种情况下与孙中山反目的，你会知道啥叫说一套做一套。
1922年5月28日，澳门葡军当街调戏中国妇女，理发店周苏师徒仗义相救，却被警察署关了起来，由此激起华人公愤，包围警署，彻夜不散。29日澳葡当局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打死华人47人，伤130多人，史称“5·29”大血案。
疯狂的澳葡当局继续采取高压政策，宣布澳门全境戒严，禁止华人离开澳门，又封闭了参与抗暴及“三罢”的68个公团，胁逼华人复工、复市。
公团领袖义正词严要求取消戒严令，开放关闸，恢复公团活动之自由，严惩凶手，赔偿损失，并且慷慨宣称：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终止!
澳门同胞的行动，得到祖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广州、上海、南京、汉口、香港等地各界团体，纷纷集会声明，声讨澳葡当局的罪行，抗议信函和电报，如雪片般飞往澳门总督府及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澳门各公团还联名致电广东军政府及广东外交后援会，请求支持。澳门总工会代表陈根生、梁二侠一行专程前往广州，求见广东军政府非常大总统孙中山，要求派军队开赴澳门，保护同胞。
孙中山慨然应承：澳葡当局倒行逆施，视我同胞生命如草芥，激起天怒人怨，政府绝不袖手旁观，日内必有行动。
孙大总统言出行随，军政府在军事和外交上双管齐下。6月1日，照会葡萄牙驻广州领事馆：所有事件经过及结果，应由澳门督府完全负责，本政府除因必要便宜处置外，特提严正警告。
同时，海军部派出巡洋舰“广元”号开赴香山海面，停泊前山。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调派陆军一个营驻防前山，与海军互为呼应，作为对澳葡当局的示威警告。两日后，又加派“江汉”、“雷兑”两舰前去助阵。
葡萄牙领事依然无礼而又狂妄，竟然宣称葡军枪击华人系为镇压乱党，属内部事务，中国政府无权干涉。
葡萄牙的横蛮无理，激起我社会各界新一轮抗议声浪，同声呼吁收回澳门。
孙中山义正词严地向葡国领事馆提出赔偿、道歉、禁绝鸦片3项严正要求。
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严正声明：“政府决以强硬态度办理此案，绝不退步，直至采取最后必要之手段。”海军部又调“广贞”、“广亨”、“永翔”3舰，巡弋于银坑、马厩洲、湾仔一线，向澳葡示威警告。6月10日，军政府再向葡国领事馆发出照会，重提五项严正要求。
社会上纷纷传扬，广东军政府已向澳葡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3日内答复，不然将以武力收回澳门，保护我同胞。
澳葡当局赶忙增加关闸驻军，在青州山顶紧急构筑炮台，急电由上海调来澳门的军舰“毕地利亚”号加速前进。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中的葡萄牙团练队，也急忙整理行装，随时准备奉调开赴澳门。
澳葡当局6月13日，派出一群武装葡兵乘坐多艘汽艇侵入湾仔并登陆。广东军政府守军发出警告，葡军置若罔闻，并开枪挑衅。严阵以待的我陆海军官兵奋起反击，将葡军赶下海去。
6月15日，葡军又出动飞机越界侦察，我军猛烈开火，敌机仓皇逃遁。
正当澳葡当局惶惶不安、收回澳门已成定势时，孰料风云突变。

6月16日凌晨，早有反意的广东军政府陆军部长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包围总统府，炮轰孙中山住所。
孙中山先生化装脱离险境，登上“永丰舰”指挥战斗，与叛军鏖战五十余日后，北去上海组织讨逆军。
陈炯明的叛变，使澳葡当局逃过了一劫，收回澳门成为泡影。
孙中山和陈炯明阋墙反目，其实是各国政党政治常见的，但是国民党党内的政治分歧，竟然要动用军队，用枪杆子说话，陈炯明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外敌当前，理当枪口一致对外，但是陈炯明在最需要党内团结时，为个人野心叛乱，也注定了他在北伐前必然被剿灭的命运。
第二次东征陈炯明的军事行动，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但是由于讨伐对象陈炯明具有粤籍老同盟会资格，在政治上，实际起到了进一步分化瓦解国民党的离心作用：粤系与非粤系，老同盟会与国民党新兴势力的众多分歧并未解决。
这次军事行动不仅强化了蒋介石的权力，也使国民党内部党争用枪杆子说话，成为不成文的惯例。
在以后的412清党，中原大战，闽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是国民党内部党争用枪杆子说话的范例。
这种国民党内部党争用枪杆子说话的方式，直到西安事变后才发生改变。
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用枪杆子说话，也成为无可选择的悲剧。
其实这还并非是孙中山埋下的不幸之种，更大的不幸之种是同盟会的最初纲领。
正是对于同盟会的最初纲领的片面理解，汪精卫等一批国民党精英走上了“汉奸”的不归之路。
正文：
第七节 汪蒋胡三巨头
在 1926年1月4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在会上重申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汪精卫说：“西山会议派打出反对联俄联共的旗帜，就是打出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旗帜，所以成为总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贼”。
汪精卫的左派立场得到了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高度评价，在汪精卫当政期间，共产党的确得到汪精卫很多的关照。
在“国民党二大”上，汪精卫当选执掌最高权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此时蒋介石却以“流星般的速度上升”，成为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廖仲恺遇刺案，胡汉民脱不了干系。
但是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右派”的领袖，公开，公平地处置胡汉民，将使原本左右翼对立的国民党发生分裂，这对于将要北伐的国民党将是一个灾难。
和为贵。
胡汉民出国考察，离开国民党政治舞台，前往欧洲。
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汪精卫，与胡汉民私交不浅，他给了胡汉民一个改正路线的机会。
1925年9月22日，胡汉民带着由汪精卫签署的给联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信匆匆赶往苏联。
胡汉民这次远行，一是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并借这次机会，代国民党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二是因为涉嫌廖仲恺遇刺案被蒋介石礼送出境，避避风口。
在莫斯科，以“国民党右派”著称的胡汉民身上，却放射出难以置信的“左”的光芒，因而被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所关注。
共产国际的第二号人物、《真理报》主编布哈林，特意约胡汉民写了《苏联十月革命的感想》的长文，很快在《真理报》上发表。
胡汉民的文笔不错，跟潮流的本事更大，因为他不想被政治边缘化。
胡汉民的文章用了不少溢美之词，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可以用N个第一表述。
比如称“苏俄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第一件大事，是无产阶级的第一声，是宣布资本主义死刑的第一法庭，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第一福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革命成功的第一幕，是人类真正历史开始的第一篇。”
N个第一的锦绣文章发表后，在苏联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因为苏联自己还没总结出这样的高度。
胡汉民成了政治新星，博得了苏共和共产国际的赏识。
胡汉民又应邀在苏联《工人报》上发表了题为《国民党的真解》，极尽赞颂之能事，美化国民党。
在一片赞扬和渲染中，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当时并没有引起警觉。
赞扬和渲染，谁不喜欢，何况是国际友人。
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不断给胡汉民以高规格的礼遇。

11月21日，在苏联东方研究所成立5周年庆祝会上，胡汉民当起了1925年度的“三个代表”，他代表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和中国“劳动群众”致贺辞。
胡汉民的“三个代表”的致贺辞，受到出席会议的人员“暴风雨般的鼓掌欢迎”。
1926年元旦，胡汉民对斯大林主持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又一次对苏联共产党以礼赞。
1926年2月，在苏联活动并大肆表现了三个月的胡汉民，被任命为赤色农民国际主席团的委员。
可不要小看了这个职位，这可不是村长这个级别的干部，这是全世界革命农民的N个国家的代表的精华。
这个职位同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一样，都是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机构高级干部职位。
2月17日到3月15日，他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
此刻，胡汉民的表演达到了极致。
他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说：“作为国民党的一个领导人，在这里是第一次与世界革命的领袖们面对面的会晤，我感到你们是战友。”
胡汉民可能感觉说得不够热情洋溢，他又玩了一次振臂高呼：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是革命的司令部，总参谋部”。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是革命的司令部，总参谋部”。
这下热闹了，会场上响起了激昂的口号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
胡汉民在莫斯科除了抛头露面外，最主要的活动是他先后拜会了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共产国际头面人物。
即使当年蒋介石、冯玉祥访苏时，也没有得到斯大林的接见。可见克里姆林宫对胡汉民的看重。
他们的会见是在秘密中进行的。
会谈的内容当时的报刊也没披露过。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胡汉民与斯大林等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民党尽快以某种形式加入共产国际。
这在1930年胡汉民的回忆录中说到了会谈的大致情况。
按照胡汉民的说法，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这事，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当面就表示赞成，并同意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审议。
然而，斯大林却心存疑虑，他认为，如果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话，西方各列强肯定会作出反应。

如果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话，西方各列强肯定会作出反应。
后来胡汉民又通过其它渠道作了多次努力。最终也没能得到斯大林的同意。
胡汉民出使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没有达到，但是他已是共产国际可以信赖和扶持的人选。
1926年3月13日，胡汉民离开莫斯科，踏上了归国的路途。
胡汉民再次以光辉形
胡汉民再次以光辉形象回到国内，让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嗅到了危险。
1926年３月18日，国民军最精锐的中山舰，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忽然驶入黄埔，中山舰除去炮衣摆出战斗阵势，停靠在黄埔军校旁。
这一举动颇有搞军事政变的嫌疑，虽然后来的史料证明这是阴错阳差的误会，但当时有不少迹像表明可能是苏联顾问季山嘉策划的。
中山舰的行为又让人联想到俄国十月革命时巡洋舰炮击冬宫的历史画面。
如果中山舰长不是李之龙而是神勇无比的李云龙，估计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中山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员，而这个李之龙曾是黄埔军校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领导人。
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会员有2万以上，这个背景让一件可以大事化小的事件，变得异常敏感，因为有人事先告诉蒋，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谋准备将他绑架到苏联海参崴，所以蒋介石认定共产党要搞暴动。
其实当时的汪是核心，实在犯不着与人与苏联顾问合谋绑架蒋介石的，不过当时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与陈炯明倒是私交不错，共产党最早在广东的发展，是陈炯明特邀陈独秀前往的，所以蒋介石作为东征的功臣，对于掌握部分军事力量的中共，确实有几份忌讳，何况中山舰长是爱闹动静的李之龙。
此刻的蒋介石，对中山舰的行为，是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无。
蒋介石在广州宣布戒严，于是借口保护苏联顾问安全，下令包围苏联顾问公馆。
既然苏联顾问成了人质，蒋介石索性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将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全体免职，并逮捕了中山舰长李之龙。
事变发生后，当时正在广州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都主张进行反击。
周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这样回忆道：
“三月二十号事变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关键。这以前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我在富春家遇毛，毛主张反击。”
“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苏联顾问）。”
由于当时作为中共导师的苏联顾问主张退让妥协，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只好听命。
这样，中共党员被迫全体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本人则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为了这件事，陈独秀的儿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气得大骂其父“老糊涂”、“混蛋”！这实在是冤枉了陈独秀，让他为苏联人背黑锅。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的历史里，少不了苏联军事顾问。
事实上，在1923年6月下旬，莫斯科就已经选派了第一批军事顾问来到中国。
一年后，苏联军事顾问正式开始在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担任军事教员的工作，从队列训练，到单兵教练，到战术和射击训练，顾问们都亲自演练和教授。
而第二批军事顾问由巴甫洛夫将军率领，多达50多人，因此成立了军事顾问团，来华的政治顾问被陆续分派到广州政府去协助财政、民事等各部门进行工作，军事顾问则被直接派到各支军队里面去。
由于巴甫洛夫到后不久即溺水身亡，苏联方面1924年8月又派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来华任军事总顾问。
在军事顾问的指导下，黄埔军校及其随后组成的国民革命军，都按照苏联红军的方式，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的机构。
与此同时，根据他们的考察和推荐，国民党还选派部分有培养前途的军事和政工人才前往苏联的军事院校进一步深造。
国民党第一支党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就是在黄埔军校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有了这支军队，孙中山和国民党就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依赖于地方军阀了。
不仅如此，在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挥下，以黄埔学校学生军为主力的东征作战接连取得成功，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更是很快从原来的广州一隅之地，逐渐扩大到广东和广西的大部分地区，两省的地方军阀反而都归依到国民党的旗帜之下，随着 1925年夏天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逐渐成为其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了。
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这个时候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建议和主持制定出来的。
还在1925年9月，加伦就已经明确提出：“为国民革命运动着想，现在重新提出北伐和进军长江的主张，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必要的。”
在他看来，“这次北伐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
为此他提交了具体的北伐计划书，全面估计了北伐的可能性和胜利的把握性。
按照他的计算：北伐军不仅能够顺利地进抵长江，占领汉口，而且“有可能向东扩展到上海”。总之，成功“无可争议”。(加伦：《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转见卡尔图诺瓦：《加伦在中国》，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83年，第222－224页。)
蒋介石的排俄排共政策得到了国民党中相当的支持，但国民党北伐还要依靠苏联的经济军事援助，还没有和苏联摊牌的资本。
所以蒋介石在处理中山舰事件时，提出“对人不对俄”的方针，要求俄国撤回顾问季山嘉，重新派鲍罗廷任国民政府顾问。
苏联接受了国民党的要求撤回了季山嘉，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
当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又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这么大的行动事先不通知汪精卫，显然是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和汪精卫对抗。
汪精卫对蒋介石无视合法国民党中央政府而擅自行动的行为非常愤怒，准备召集中央委员处置蒋介石的越权行为，但大部分中央委员却都替蒋介石说话，赞同蒋介石的排俄排共行动。
汪精卫看到他这个最高领导人已被蒋介石架空，如果他和蒋介石搞直接对抗，势必引起国民党内部的严重分裂。
既然国民党中央的大部分人都赞成蒋介石，为了维护国民党的整体利益，汪精卫决定以主动辞职的方式，把政权交给蒋介石。
当时汪精卫之所以轻易把政权让给蒋介石，是因为当时汪精卫以为蒋介石和他的对抗只是出于政治观点的不同，没有想到蒋介石上台后会搞个人独裁。

1926年３月22日，汪精卫在临时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我是革命政府和党的代表，这件事的发生我也有责任，我只责己不责人，一切均由我不能尽职所造成，我将引咎辞职。此事一切善后工作，均由蒋同志去办。”
1926年５月11日，汪精卫还是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
随着蒋介石取得权力，北伐计划重新启动。
1926年5月鲍罗廷和加伦又都先后回到广州，苏联顾问对北伐的态度自然又变得积极起来了。
汪精卫辞职后，广州国民政府于６月６日推选蒋介石为中央军委主席兼北伐军总司令。后来蒋介石又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蒋介石上台后，立即开始著手北伐。
原来苏联将最高顾问季山嘉换为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后，仍和蒋介石龌龊很多。
一次鲍罗廷对蒋介石说：“你想让众人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罢。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大臣们说话。有一天，他对大臣们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大臣们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去找狗。”
正文：
1926年6月，就在胡汉民刚回国不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时接到了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发来的通知，要求国共两党各派一名代表参加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几经考虑后，选派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邵力子（中共党员）作为国民党代表前往苏联出席这次盛会。
如果说第一次胡汉民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他个人的想法或秉承汪精卫旨意的话，那么这次邵力子出使莫斯科则是代表蒋介石的主张和意愿。
1926年7月12日，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大军捷报连连，第一路军很快就攻占了武昌，第二路军不久也拿下了南昌。
按照在广州出发时许下的“会师九江，饮马长江”的诺言，第一、二路军到达长江时应乘胜北进，但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在第二路军占领南昌后下令按兵不动。
蒋介石的计划是将总司令部设在南昌。
蒋介石的这一做法遭到国民党内部分高级将领的反对，其中以邓演达的火气最盛。
作为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将情况写在信上发给老同学、湖南省主席唐生智，后又转述给了汪精卫。
看到国民党内出现内讧，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出面调解。
为此，鲍罗廷邀请蒋介石和邓演达、唐生智前往庐山“谈一谈”，并且约定双方只能带几名高级助手和一个营的士兵作为警卫。
双方同意了这一建议，于是邓演达、唐生智都上了庐山。
在山上，邓演达说服唐生智，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兵谏蒋介石，逼他继续北伐。
这天晚上，蒋介石寓所的门外走来两名身挎驳壳枪的军人，说是有秘密情况要报告，哨兵还没来得及问明情况，就被缴了械。
带队的邓演达、唐生智冲进蒋介石的卧室，把他从床上赶了下来。
“兵谏”爆发后，蒋介石视为奇耻大辱，他猜想这次行动定是鲍罗廷所谋。
但鲍罗廷对此计划事前并不知情。
随后，鲍罗廷立即赶赴蒋介石住处，提出“蒋总司令立即恢复自由，但这次行动属部下自发性的，今后概不追究”等妥善处理此事的几点意见。
蒋介石只好接受其主张，和平解决。
事后，蒋介石知道实情后，对发动这次兵谏的邓演达恨之不已。
廖仲恺死后，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本来应是许崇智的，这也是廖仲恺被刺后，许崇智也被作为最大的幕后黑手的原因，所以当时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一职悬空。
按惯例，应是由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递补。
蒋介石却在第二路军占领南昌后下令按兵不动，其实就是担心合兵武汉后，回国后的胡汉民的国民党右翼与邓演达的左翼，以及共产党派别联合起来推选总党代表，要削弱甚至剥夺他的兵权。

为避免重蹈胡汉民覆辙，同时确立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在邵力子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行前，蒋介石与邵力子作了一番长谈。
蒋介石认为，只有加入共产国际，才能确立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也才能求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为此，邵力子出使前作了充分的准备。
1926年9月初，邵力子与中共代表谭平山一起抵达莫斯科。
邵力子因要务在身，来不及观光游览，匆匆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郑重地提交了一份报告，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
几天后，邵力子唯恐意不全，情不切，又绞尽脑汁写了补充报告送达到共产国际领导人手中。
苦苦等了近两个月，一直未见答复，邵力子有点坐不住了。
11月25日，他再次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信中内容表达得更加直白、且有点咄咄逼人: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之间互派代表；国民党驻莫斯科的代表应参加国际革命工作。
1927年1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将邵力子的数次上书提到了议事日程，责成远东局作研究和讨论。
在随后的远东局执委会扩大会议讨论中，中共代表谭平山就此作了态度明朗的发言。
他说，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据自己多方了解和广泛接触，邵力子代国民党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只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几个国民党员提出的，绝大多数国民党员都不知道这件事，更谈不上有这个愿望了。而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都没有接受这一建议。
谭平山说，至于说到此前胡汉民的请求，也要大打折扣。胡汉民以“国民党右派”著称，他的行动只是逢场作戏，捞取政治资本。
因此，提请共产国际慎重考虑这么一个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
谭平山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深思。
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在会上作了总结性的表态。
拉斯科尔尼科夫指出，因为共产国际在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支部，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现在国民党的第二位正式代表邵力子再次提出这样的要求，合不合适，需要严格把握。我们认为，必须考虑和正视谭平山同志的意见。
后来，远东局将会议讨论情况报告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作最后裁定。
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答复，不采纳邵力子的建议，不批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
蒋介石认为鲍罗廷有意羞辱他，又要赶鲍罗廷回苏联。
北伐军在军事上的进展虽然顺利，但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党人的反感。尽管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大部分国民党领导人站在蒋介石一边，赞成他排俄排共的“敢行”。
当时大部分国民党领导人站在蒋介石一边，是因为苏联人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有极大的发言权，国民党的各项政策行动都要征求苏联代表的同意。
苏联顾问们并不懂尊重中国的礼节和习惯，在国民党军队中以傲慢的太上皇身份出现，对国民党军队的内部事物指手画脚，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国民党军人的反感，也使很多国民党领导人怀疑苏联有在政治军事上控制国民党的野心。
但是蒋介石当权后表现出来的独裁霸道，又让人们回想起作风民主的汪主席的好处，于是“拥护汪主席，请汪主席回国复职”的呼声四起。
1927年2月，孙科等人组成“迎汪行动委员会”，以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的名义，致电汪精卫，敦促他回国复职。
蒋介石后来也挡不住“拥汪”的浪潮，只好也打电报请汪精卫归国复职。
在法国的汪精卫收到了雪片般飞来的请求他回国复职的电报，最后蒋介石也打来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
汪精卫看到这些电报后感叹道：“看来我不回去不行了”。
1927年２月下旬，汪精卫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
汪精卫向斯大林表示回国后要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并做好蒋介石等右派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