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达尔文吉他六线谱:一言重于九鼎——记邓大姐与倪斐君的友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7/07 10:26:05
张启凡
1938年初抗日战争中的汉口，到处是伤兵和难民。伤兵医院中的伤兵缺乏治疗和照料，生活极为凄惨。而难民收容所中的难民，则吵吵闹闹，烦躁不安。于是我们想到：如果组织起难民为伤兵去服务，那有多好。我们悄悄地准备干这项工作。然而，事情怎么干，能干得好吗？
在汉口各界妇女召开纪念“三八”妇女节筹备会的时候，我巧遇邓大姐，便抓住短暂的机会向她作了自我介绍，说明了我们想去难民收容所组织难民到医院为伤兵服务的想法，想请她出出主意。邓大姐胸有成竹地赞赏说：这个工作很好，你们做吧！一句简短的话，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和胡绣枫、傅伯群、于立群一起到了难民收容所，对难民们进行宣传动员，成立了“汉口难民服务队”。当时参加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大家每天分别到各伤兵医院，为伤兵服务，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战、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等主张。工作中有时遇到困难，就想起邓大姐对我们的支持，坚定信心去克服困难。直到日军逼近，我们才撤离武汉。
到了重庆，胡绣枫邀请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和我们一起，再组织了“重庆难民妇女服务团”，团长由倪斐君担任，并由她出面，租赁了曾家岩50号二楼作为服务团的团址。这是一幢三层的楼房，不久周总理和邓大姐到达重庆，一时找不到合适住处，便由倪斐君介绍，租下了一楼和三楼作为周公馆，也就是后来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服务团住在中间二楼，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上上下下，来来往往，时常受到邓大姐的指教。
有一次，倪斐君把我和难民服务团的周绮请到她家去，对我们说：“何应钦说我上了你们的当，说难民服务团是给共产党做事的，叫我不要当团长，不然会影响‘学长’的。”“学长”指的是她丈夫贺耀祖。贺与何应钦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当时，何应钦已是国民党军政部长，贺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与蒋十分贴近。我们听倪斐君这么一说就火了，说：“抗日救国是第一重要的大事，你不当贺夫人有什么了不起！”回到了曾家岩，我们特意把这件事告诉了邓大姐。她听了，没说对或不对，只是和颜悦色地向我们提问：“如果‘难民妇女服务团’的团长不再是贺夫人了，那将怎么办呢？”这一问，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想法错了。重庆是白色恐怖下的山城，“难民妇女服务团”如果没有“贺夫人”这块牌子，就很难存在，引导妇女进行抗日救亡的工作就难开展了。贺耀祖是蒋介石信任的人，抗战前，贺曾任蒋政府驻土耳其大使，1937年初又任甘肃省主席，“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贺在年底出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并把重庆定为“陪都”后，贺又调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真是亲而又亲，显赫一时。故国民党特务无论如何是不敢碰贺夫人这块牌子的，有了贺夫人的招牌，我们公开组织“重庆难民妇女服务团”，合法开展抗日工作，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就方便多了。
“难民妇女服务团”和周公馆，因同住一幢楼，办事处工作人员的革命精神和生活的俭朴，给予倪斐君不少启发，特别是经常能听到邓大姐的讲演，使她明确了斗争的方向，故倪斐君虽身为贵夫人，可她从不与那些国民党官太太混到一起打牌吃喝，总愿意同进步人士如杜君慧、史良、刘清扬、罗叔章、胡子婴等来往，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对达官显贵十分厌恶。因此，她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仍泰然自若当她的“团长”。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解散进步群众团体，逮捕进步人士，难民妇女服务团也不能幸兔。八路军办事处派陈家原同志到二楼来告诉我们，要即刻采取紧急疏散措施，服务团的团员们都要去投亲靠友，办事处资助了些钱发给大家四处隐蔽，有个别的人去了延安。为躲避搜捕，倪斐君坐着贺耀祖的汽车，把我从曾家岩50号，接到了贺公馆去住了。
这时的倪斐君斗争性更强了。国民党反动派不时对她威胁利诱，要她填表加入国民党。她都毅然拒绝。她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福利救济工作，如由宋庆龄主持筹办的为贫病作家募款的舞会，孙科出席作陪，倪斐君积极热情地工作。受到宋庆龄的赞赏。因为她接触的进步人士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反动派对她倍加监视，不时在贺耀祖面前讲倪斐君“受共产党的骗了”。蒋介石拍着桌子大骂贺耀祖：“共产党就睡在你的身边。”接着给贺降了职，从侍从室主任降为重庆市长。
1946年，贺耀祖全家回到上海，门前冷落车马稀，被打入冷宫。贺迁怒于倪斐君，突然向倪提出离婚。倪斐君也准备和贺离婚了。在这关键时刻，倪斐君找到正在上海的邓大姐请教，邓大姐指出，不仅要争取贺耀祖，而且还应该照顾好六个儿女的前途，况且上海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倪斐君从大局着眼，没有和贺耀祖离婚。为避免当时家庭和社会的恶劣环境，她又回到了中断了学习的东南医学院继续学习，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两年，而后到国民党第二后勤总医院实习，广泛接触国民党官兵，相机进行大量宣传工作，又引起了国民党政工人员的注意。直到上海解放的前夕，她被扣上“匪谍”的罪名，多次遭到搜捕，都躲开了。解放大上海的炮声中，她参加接管了这所医院。贺耀祖在上海解放前去了香港，在香港发表了反蒋宣言。1949年北京解放，贺耀祖成为国民党来北京的第一个高级官员，这自然是倪斐君的力量。而倪斐君的走向革命，在几个关键时刻，都是同邓大姐富于政治眼光的引导分不开的。倪斐君后来担任了中国红十字总会的会长。只可惜，文革浩劫中她未能幸免。她那六个没有因家庭破裂而受到冷遇的子女，虽历尽艰辛，个个都出息得很好，有的获博士学位，有的当了教授，大夫，高级工程师，六个人都参加了共产党。他们每想起母亲倪斐君，就想到邓妈妈给予母亲和他们的恩情。
回忆起这段往事，是因为我一直庆幸自己和好友倪斐君，总是在去向未定，徘徊叉路之时，能因为得到邓大姐的及时指点而引上正路，邓大姐真是一言重于九鼎啊！
《一代伟大的女性》
1938年初抗日战争中的汉口，到处是伤兵和难民。伤兵医院中的伤兵缺乏治疗和照料，生活极为凄惨。而难民收容所中的难民，则吵吵闹闹，烦躁不安。于是我们想到：如果组织起难民为伤兵去服务，那有多好。我们悄悄地准备干这项工作。然而，事情怎么干，能干得好吗？
在汉口各界妇女召开纪念“三八”妇女节筹备会的时候，我巧遇邓大姐，便抓住短暂的机会向她作了自我介绍，说明了我们想去难民收容所组织难民到医院为伤兵服务的想法，想请她出出主意。邓大姐胸有成竹地赞赏说：这个工作很好，你们做吧！一句简短的话，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和胡绣枫、傅伯群、于立群一起到了难民收容所，对难民们进行宣传动员，成立了“汉口难民服务队”。当时参加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大家每天分别到各伤兵医院，为伤兵服务，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战、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等主张。工作中有时遇到困难，就想起邓大姐对我们的支持，坚定信心去克服困难。直到日军逼近，我们才撤离武汉。
到了重庆，胡绣枫邀请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和我们一起，再组织了“重庆难民妇女服务团”，团长由倪斐君担任，并由她出面，租赁了曾家岩50号二楼作为服务团的团址。这是一幢三层的楼房，不久周总理和邓大姐到达重庆，一时找不到合适住处，便由倪斐君介绍，租下了一楼和三楼作为周公馆，也就是后来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服务团住在中间二楼，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上上下下，来来往往，时常受到邓大姐的指教。
有一次，倪斐君把我和难民服务团的周绮请到她家去，对我们说：“何应钦说我上了你们的当，说难民服务团是给共产党做事的，叫我不要当团长，不然会影响‘学长’的。”“学长”指的是她丈夫贺耀祖。贺与何应钦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当时，何应钦已是国民党军政部长，贺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与蒋十分贴近。我们听倪斐君这么一说就火了，说：“抗日救国是第一重要的大事，你不当贺夫人有什么了不起！”回到了曾家岩，我们特意把这件事告诉了邓大姐。她听了，没说对或不对，只是和颜悦色地向我们提问：“如果‘难民妇女服务团’的团长不再是贺夫人了，那将怎么办呢？”这一问，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想法错了。重庆是白色恐怖下的山城，“难民妇女服务团”如果没有“贺夫人”这块牌子，就很难存在，引导妇女进行抗日救亡的工作就难开展了。贺耀祖是蒋介石信任的人，抗战前，贺曾任蒋政府驻土耳其大使，1937年初又任甘肃省主席，“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贺在年底出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并把重庆定为“陪都”后，贺又调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真是亲而又亲，显赫一时。故国民党特务无论如何是不敢碰贺夫人这块牌子的，有了贺夫人的招牌，我们公开组织“重庆难民妇女服务团”，合法开展抗日工作，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就方便多了。
“难民妇女服务团”和周公馆，因同住一幢楼，办事处工作人员的革命精神和生活的俭朴，给予倪斐君不少启发，特别是经常能听到邓大姐的讲演，使她明确了斗争的方向，故倪斐君虽身为贵夫人，可她从不与那些国民党官太太混到一起打牌吃喝，总愿意同进步人士如杜君慧、史良、刘清扬、罗叔章、胡子婴等来往，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对达官显贵十分厌恶。因此，她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仍泰然自若当她的“团长”。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解散进步群众团体，逮捕进步人士，难民妇女服务团也不能幸兔。八路军办事处派陈家原同志到二楼来告诉我们，要即刻采取紧急疏散措施，服务团的团员们都要去投亲靠友，办事处资助了些钱发给大家四处隐蔽，有个别的人去了延安。为躲避搜捕，倪斐君坐着贺耀祖的汽车，把我从曾家岩50号，接到了贺公馆去住了。
这时的倪斐君斗争性更强了。国民党反动派不时对她威胁利诱，要她填表加入国民党。她都毅然拒绝。她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福利救济工作，如由宋庆龄主持筹办的为贫病作家募款的舞会，孙科出席作陪，倪斐君积极热情地工作。受到宋庆龄的赞赏。因为她接触的进步人士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反动派对她倍加监视，不时在贺耀祖面前讲倪斐君“受共产党的骗了”。蒋介石拍着桌子大骂贺耀祖：“共产党就睡在你的身边。”接着给贺降了职，从侍从室主任降为重庆市长。
1946年，贺耀祖全家回到上海，门前冷落车马稀，被打入冷宫。贺迁怒于倪斐君，突然向倪提出离婚。倪斐君也准备和贺离婚了。在这关键时刻，倪斐君找到正在上海的邓大姐请教，邓大姐指出，不仅要争取贺耀祖，而且还应该照顾好六个儿女的前途，况且上海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倪斐君从大局着眼，没有和贺耀祖离婚。为避免当时家庭和社会的恶劣环境，她又回到了中断了学习的东南医学院继续学习，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两年，而后到国民党第二后勤总医院实习，广泛接触国民党官兵，相机进行大量宣传工作，又引起了国民党政工人员的注意。直到上海解放的前夕，她被扣上“匪谍”的罪名，多次遭到搜捕，都躲开了。解放大上海的炮声中，她参加接管了这所医院。贺耀祖在上海解放前去了香港，在香港发表了反蒋宣言。1949年北京解放，贺耀祖成为国民党来北京的第一个高级官员，这自然是倪斐君的力量。而倪斐君的走向革命，在几个关键时刻，都是同邓大姐富于政治眼光的引导分不开的。倪斐君后来担任了中国红十字总会的会长。只可惜，文革浩劫中她未能幸免。她那六个没有因家庭破裂而受到冷遇的子女，虽历尽艰辛，个个都出息得很好，有的获博士学位，有的当了教授，大夫，高级工程师，六个人都参加了共产党。他们每想起母亲倪斐君，就想到邓妈妈给予母亲和他们的恩情。
回忆起这段往事，是因为我一直庆幸自己和好友倪斐君，总是在去向未定，徘徊叉路之时，能因为得到邓大姐的及时指点而引上正路，邓大姐真是一言重于九鼎啊！
《一代伟大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