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贯上岸造句:领导干部的履新与告别讲话

这样的履新讲话可敬

    “带头维护团结，增强团队意识，不搞亲亲疏疏，尊重同事的个性，欣赏同事的长处，成人之美、与人为善，和大家同舟共济、同甘共苦。”“我的父母亲都是农民，今年已８０多岁，我的爱人在国务院台办系统从事海峡两岸交流工作，不涉及经商，我的女儿今年１２岁，还是一名小学生。我的老家在湖南，离贵阳不远，我郑重声明，今后如果有亲友、老乡以我的名义到贵阳办私事、揽工程，同志们一律不要理睬。” 新任贵阳市委书记李军的这番讲话，在６月５日上午召开的贵阳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博得了与会人员的阵阵掌声。（６月５日新华网贵州频道）

　　大凡一个新的领导上任作表态性讲话的时候，一是属于礼节礼貌，二是会议主持者要求大家都要“热烈欢迎”，台下的听众毫无疑问都要鼓掌。但笔者觉得李军在贵阳的履新讲话“博得了与会人员的阵阵掌声”，显然不是会议主持者一一“调动”起来的。而是他讲话的内容给了台下一种可亲可敬的感受，笔者要是在场，也肯定为之感动，也会不由自主地热烈鼓起。

　　细细品味记者的报道，这位新书记的表态讲话，不是秘书写出来的，从头至尾讲的都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心声。有个性，有特点，有血有肉。和以往有的同志照本宣科念讲稿比较，这种发自肺腑的讲话，自然会令人感到行别的亲切。而他讲话的可敬之处，又在于他上任伊始就向全市的干部公开家庭成员的情况，并让媒体报道出来，欢迎社会监督。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间实际存在“一人升官，鸡犬升天”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不良风气面前，一个新任领导能够做到这一点，需要一定的底气和勇气，他的举动既体现了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廉洁奉公的自身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盼望，这不能不令人敬佩。

　　其实，当老百姓的，心里也很明白，做领导的，组织开会、布置工作、指挥下属、发动群众，哪一个环节都要开口讲话。为什么有的同志讲起话来豪言壮语，气吞山河，大有排山倒海之势，可是老百姓就不大愿意听，有的不是反感，还引起反弹？而有的同志讲话，平平常常，由浅入深，通俗易懂，却特别富有感召力？关键在于心中是否有人民群众。只要心中装着人民群众，时刻牢记“两个务必”，有事多与人民群众商量，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在下级、在人民群众面前，放下礼架子，甘当小学生。不讲空话，少唱高调，多说贴心的话、让人可亲可信可行的话，那说话才会有人听，做事才会有人帮。如果连话都说不到一块，任凭你说得头头是道，人民群众也很难从心里接受，要和人民群众交流沟通，要与人民群众和谐相处就变成了空谈。

李瑞环的告别讲话

李瑞环是上届政治局七位常委中，唯一年龄不到七十岁退下者，他的退出引起各方议论。以下摘录讲话精华：

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在老家拉过犁，种过地，赶过车，织过布，许多农活都干过。我大概十四岁开始织布，十七岁时，我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给木工班扫刨花，当时有个木工工长王锡田说我很灵巧，让我学木匠。我就这样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开始，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对中央要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接受，痛痛快快地响应。***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心胸开阔，顾全大局」。我认为这是对我的鼓励。对我来讲，退下来是一种解脱。地位高高，贡献小小，责任大大，常感不安。平稳地结束这种如履如临的生活，过几年平常人的日子，是件难得的好事。我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保证对新班子支持拥护，绝不干扰；希望有一个安全、安闲的生活环境，以便安度晚年。

我没读过几天书，大家看我的简历，没有专门上学的经历，不像其它中央领导同志，哪年中学，哪年大学，哪个国家留学。说我是上了六年小学，实际上由于家境贫寒，要干很多农活，那六年也是断断续续。我从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母亲曾拉着我的手，掉着眼泪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书，喜欢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那有钱给你买书呀。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在中央党校呆过半年。那时中央党校刚刚恢复，校舍破烂不堪。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跟我比较熟，就经常找我去党校干这弄那。我当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总指挥，顾不过来，耀邦同志就通过中央组织部下令，让我上党校学习。我对耀邦同志说，你在中科院挨批时有一个「五子登科」，其中两「子」（房子和炉子）与我有关。这次我什么都给你管，如你再挨批，又得给你捎上。我当时是局级干部，由中央下令上党校学习算是特例，因而引起很多猜测，其实这又是一次半工半读。

     我很早就当劳模（劳动模范），劳模简单说就是干得多、干得快、干得好，吃苦多、吃亏多、奉献多。我是一个劳模，还是一个突击队长，不脱产，还得多干活，学习的时间只能从比别人更少的休息中去挤。我的若干篇讲话、文章的提纲，几乎都是躺在床上想出来。我这一生为学习吃的苦实在太多，我确实很累，需要休息，需要轻轻松松地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

我是1989年6月调到中央工作的。老实讲，我一直不太愿意到上边来。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我都想方设法地拒绝了。我多次说过，我这个人不适宜在上层工作，喜欢在下边跑跑，在人群里跑跑，愿意干点看得见、摸得着的活。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央通知我到北京来，我对李鹏、杨尚昆同志说，我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但小平同志强调，动乱之后不准再讨价还价，我这才接了工作。到中央后，前三年分工宣传思想工作，后十年分工统战政协工作。两段工作，我都是边干边学。干得如何？只能由中央、由社会各界去评论，我只能说尽了心，尽了力，没有懈怠，没有大意。

十三年工作当中，我发表一些讲话、文章。像任何事物一样，对我的讲话、文章，看法也不会完全一致。我这些文章、讲话，不管好坏对错，都留在那里，留给历史，表扬也好，批评也罢，都由不得我自己。但有一点我感到欣慰，我所有讲话、文章，都是从工作出发，都经过认真思考，亲自动手的。十年统战政协工作，我同各方面领导相处是好的，没有和哪个人特别亲，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疏。

我是个直率人，讲话直来直去，不习惯当面说人的好话，也不喜欢背后说人的坏话，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怎么说。这可以说是优点，也可以说是毛病。直来直去，不分场合，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有时候让人家难以接受，下不了台。今天我借这个机会郑重表示，向所有由我的工作不周或言语不当而带来不快或者不便的同志，致以深深的歉意，请求谅解。

    相处是缘份，是福份。相处是短暂的，友谊是长存的。希望这段时光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