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中国人活得太累了 被权力和金钱所诱导

来源：中国日报网 作者：金盛华 2011年06月16日08:40    　　当今社会，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朋友一见面都会抱怨几句， “活得累”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的“口头禅”。有人将中国人太累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种：太看重位子，总想着票子，倒腾着房子，放不下架子，撕不开面子，眷顾着孩子。人们的“累”真是由这些原因造成的吗?累的背后还有怎样的社会根源、文化根源?

　　如果我们被权威主义和简单功利主义所诱导，即便我们达成了我们渴望的成就，一次性的满足之后依然是失落。

　　你过得开心吗?是否常遇到特别堵心的事?你遇到过被欺骗、被冒犯、被欺负的情况吗?总的来说，你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满意吗?你总体的幸福感又如何?当你认真地回答这些问题时，你已经可以大体上评价你的生活质量，并知道自己是不是跟很多人一样，活得很累。

　　中国人活得究竟有多累

　　中国人活得尤其累，不只是传说或人们日常的感受，更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幸福研究的权威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英格尔哈特最新发布的研究结果，在52个国家进行的持续性调查(平均为17年)中，幸福指数在40个国家中有所增长，只在12个国家中出现了下降。总体平均，认为自己“很幸福”的人增加了近7个百分点，但是，中国台湾和大陆却占据了在此期间幸福感百分数下降最为严重的两个位置，期间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也排在负增长的倒数第6位。

　　《人民论坛》2010年12月(上)发布的对6235人的调查结果表明，自认为属于弱势群体的网友为73.5%，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和白领员工自认为弱势的比例也高达45.1%、55.4%和57.8%。笔者2010年12月29日对相关网站调查截取的即时结果为，在2648名参与调查的网友中，90%的选择了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其中弱势感很强烈和比较强烈的占到84%。

　　为什么中国人活这么累?为什么世界多数国家幸福指数增长，而中国反而反向降低且程度进入最底的行列?英格尔哈特教授试图用发展和自由与幸福的联系来分析幸福的强度和变化趋势，但显然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在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活财富积累大踏步进步，个人选择空间明显扩大而制约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幸福感却反而明显下降了。

　　活得累的社会根源

　　人要想活得从容，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活出自己的价值，一个是能够获得安全感。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才会成为真正的“幸福者”。遗憾的是，在中国现实的社会与文化条件下，要想很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其实非常困难，这就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很小比例的人有机会成为“幸福者”。

　　中国人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安全感的困难到底在哪里呢?

　　人能否感觉到自我价值决定于两方面要素，第一方面的要素是核心和关键，即一个社会作为外部环境怎样判定一个人的价值，这种判定倾向发挥着引导人们怎样评判自我价值的作用。长期的封建传统和独特的中国文明史，使中国社会养成了深厚的权威主义价值倾向。也就是说，现实社会倾向于用种种直接或间接、外显或潜隐的方式，从一个人所占据的地位和拥有的资源来判定其价值，而缺乏一般性的文明、平等、尊重、平权和尊严的概念。近年来，虽然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性支持。但是与强势群体相比，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还不能得到诸多保障。由于这种价值取向的存在，人们从自我意识诞生起，就存在着强烈的需要自我被承认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驱使人们不断寻找和建立一个又一个可以显示自我价值的标志，特别是具有社会公认价值的金钱和官衔，并不断进行各种社会比较，以期建立自己的相对优势，得到社会环境的价值承认。

　　这种从社会权威主义环境价值取向衍生出来的价值追求倾向，又派生出来了简单功利导向的金钱至上主义价值观，即一切都必须还原到金钱，金钱成为了通用价值尺度，一切价值和荣誉，都必须由金钱的强度来衡量。为此，金钱成为了压倒一切的追求。本来，追求金钱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但金钱主义使人的这一本性掩盖了本来与之平行的另外一种“人之初，性本善”的本性。从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实施以来频发的环境污染、广泛的食品毒化事件和医疗系统之种种超出想象力的怪象看，很容易发现，一个社会本该自然存在的人与人之间作为同类的善意，已经广泛而深刻地被金钱追求所击垮。其他同类，褪变成了赚钱的工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祖训，早已被对金钱的欲望所淹没。

　　一个社会消除权威主义的最好良方，是取消特权和制约权力，让社会尊重的不再是权力和位置，而是人人都有可能通过自身努力达成的成就和事业。社会在实际运作之中呈现出多重的使人们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价值导向，权威主义才能逐步弱化和退出影响的主导地位。

　　安全感是一种不用自我警惕和随时准备实施自我保护的放松状态。当你过马路时汽车给你让道，司机还示意请你先行的时候，你体会的是安全感。而司机看到你要过马路拼命鸣笛和加速，你体会的则是不安全感。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里随时可以委托责任，你体会的是安全感，而你的随身提包或电脑一离开视野就可能被盗，你则体会不安全感。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安全感的提醒中体会到压力和担忧，你的生活伴有长期的和广泛的不安全感时，会随时处于一种防卫状态，心力也不断耗费，活得很累，是这种状态的自然结果。

　　活得累的文化根源

　　活得比较累，与其说是外在生活压力过大所致，毋宁说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追求使然。再追求，再累，也要更上一层楼。正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看来，中国人具有一种不完全自觉地置身于现实生活压力当中的习惯。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生命旅程似乎注定要面对永远也翻越不完的崇山峻岭，永远也克服不完的艰难险阻。所以，我们中国人感到活得比较累，不是一时的“累”，而是日积月累的“累”，是一种难以为继的“累”，是一种习惯性的“累”……

　　如果我们被权威主义和简单功利主义所诱导，总试图用达成某种经济和地位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价值和建立自己的幸福，甚至为此不择手段。那么我们会发现，即便我们达成了我们渴望的成就，一次性的满足之后依然是失落，我们依然无法建立自己所渴求的稳定自信。不顾一切成功实现升官发财的人会猛然发现，升官发财远不是人生的全部，只是让我们变换了参照环境，自我的命运，仍然在前途的不确定中风雨飘摇。

　　重要的一点，中国人无信仰，欲望无止境，内心浮躁，没有基本共同的价值观念。心中无信仰，精神无依托，内心常常充满困惑，不敢肯定自己，为人言所累，大多数人都蹑手蹑脚，战战兢兢，每走一步，说一句话，都要担心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或者做的不说，说的不做，努力假装自己很正统，很高尚，常常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意作的事，为面子、为名声，往往也不为自己，更不为他人。

　　人生的结果是由历史、文化、环境、社会和自我多方面因素造就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我们想得到什么，也无论我们的欲望有多强烈，我们最终得到的，不是我们想得到的，而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个人对自己命运能够做的，是建构让自己的愿望成为现实的被社会公理支持的逻辑，增加让愿望成为事实的理由。(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我们的灵魂都处于焦虑状态，每个人都在寻求快乐的真谛，金钱和权力并不能填补这个巨大空白……

觉得“快乐人生”是一种时代风尚，就强加于人，去迫使身边的人“要快乐，要幸福，要高兴，要笑”，那就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负担——快乐主义，结果成了“我相信快乐”、“我要快乐”，而不是“我可以快乐”。乐自由我我有一个同学在一家报纸做首席评论员，有另外一个同学在国家级电台做编辑，因着这层关系，“首席评论员”经常被国家电台的同学叫去做特约评论员。在点评时事的时候，“首席评论员”喜欢用这么一些词，诸如公民、民众、纳税人之类，电台同学的领导经常质疑，为什么如此刻意，就不能用“人民群众”、“老百姓”来代替呢？这个简单的称呼之外，包含着意味深长的用意，公民、民众、纳税人指的都是有独立自由意识的现代人，而群众、老百姓，更多意义上，代表着相对盲从的大多数。刻意高频度使用具有“现代人格”的词汇，是在提醒大家，要有思想，加强明辨是非的判断力。我们听惯了威权价值观和种种时髦论调，在这样的社会性格里，实现思想独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个人的观念是他人有计划地直接或间接配给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呢？如果他的观念活动是受人有形或无形地控制，那么他和一架只会呼吸并消化食物的机器有什么两样？正如塔尔教授说的那样，“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但是如果这个意义和目标是权威配发的，不是自我教育生发出来的，就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幸福。所以，乐自由我，只有在独立意识下做出的自由选择，才是得到幸福的前提之一。所以没有必要为宏大叙事去准备牺牲些什么，活在忧愁当中；更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活在一堆Logo里的人”，为炫耀而消费，被资本所控制，成为消费机器上一只永难满足的漏底袋。当然也没必要为金钱和权力去放弃一些生命中更为重要的东西，那些为了赌资卖掉孩子的母亲和为了职位而杀掉情妇的官员，都是中了金钱或权力的毒。 “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最后一本书的名字（写完这本书之后他就疯了），放在经受了各种洗礼的中国社会尤其适合。只有重估一切价值，才能实现思想独立，慎思明辨，回到建设个体生活的正确逻辑上。胡适在解释“重估一切价值”时举例：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为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 就不需要举现在的例子了吧。试着放掉现在成熟或半成品的制式话语，给思想来一次大扫除吧，让思维自由活动，试着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满足尊严感的基础上，逐渐养成慎思明辨的习惯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强化个人的特殊品质，以自己的能量实现自我价值。从明天起，做一个快乐或不快乐的人，随你。

    塔尔1992年进入哈佛大学求学，一开始主修计算机科学，他成绩优异，擅长体育运动——壁球打得不错，社交也游刃有余，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一点，他不快乐，而且他搞不懂为什么不快乐？大二期间，他突然顿悟，决定找出原因，变得快乐，于是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哲学及心理系，目标只有一个，如何变得更快乐。
现在塔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首次开课时，他还只有8个听众，中途还撤走两位，现在他的《幸福课》已经超越《经济学导论》，成为吸引学生最多的课程。可见，即使精英云集的哈佛，也同样面临“快乐受创”的问题。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塔尔坚持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他说，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金钱是最高财富。重估一切生活价值明天起，做一个快乐的人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我们的灵魂都处于焦虑状态，每个人都在寻求快乐的真谛，金钱和权力并不能填补这个巨大空白…… 文潘滨塔尔1992年进入哈佛大学求学，一开始主修计算机科学，他成绩优异，擅长体育运动——壁球打得不错，社交也游刃有余，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一点，他不快乐，而且他搞不懂为什么不快乐？大二期间，他突然顿悟，决定找出原因，变得快乐，于是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哲学及心理系，目标只有一个，如何变得更快乐。现在塔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首次开课时，他还只有8个听众，中途还撤走两位，现在他的《幸福课》已经超越《经济学导论》，成为吸引学生最多的课程。可见，即使精英云集的哈佛，也同样面临“快乐受创”的问题。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塔尔坚持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他说，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金钱是最高财富。塔尔比喻道，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可以把负面情绪当支出，把正面情绪当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 “所以，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中国人现在也要面临如何快乐的大问题了。在经济学上，人均收入3000-5000美元是一个分界点，在这个点之前，国民幸福感会随着GDP的增长而递增。过去30年的经济腾飞，确实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体验。但随着临界点的到来，幸福感不再跟随GDP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转变为抛物线。众人开始不快乐不知不觉间，一种全民焦虑的氤氲开始蔓延，从城市发酵生长，伴随着城乡劳工交流而向乡村扩散，很多人开始逃遁寻找新生活，也有很多人硬扛着，在社会大机器流水线上支撑。自感不幸福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每个人都处于不安全感、无归属感的忐忑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开始让众人感觉不快乐呢？人的幸福源泉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物质、情感、精神。同时快乐又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主观感受，对快乐的计量必然面对差异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阻碍，通常来说，影响快乐的因素除了外部大环境，还有信仰、健康、家庭、事业和社交等微观层面。目前来看，人与外部世界的三大矛盾在逐渐恶化，由于资源和环境的无节制开掘，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尖锐；因为犯罪增长、道德下降，以及丛林社会潜规则盛行，人与别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加重；人与自己也开始过不去，中国的自杀率逐年递增，每两分钟就有9人自杀，已是全球自杀率最高国家之一。无节制地信奉物质是最明显的原因，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有钱就是英雄。国家为了发展可以不顾一切，民族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个人在社会运行中沦为工具，欲望和市场理性屏蔽了心灵和精神。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已经迎来建立在GDP上的绚烂盛世，但好景不长，就要面对精神危机了。中国曾短暂出现精神层面的真空，在主流意识形态塌方之后，民族主义曾成为填补这块空白的短暂材料之一，可是随着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攻城掠地，人们就都浸入到挣钱弄权纵欲的狂欢中。可是，我们多少明白，科技与物质的进步，并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精神平衡。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大陆三大宗教信众加起来有两亿人口，加上8000万共产党员，近三亿人的心灵有了着落，但还有超过十亿的人，灵魂无处安放。问题或许很严峻，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思想家列奥·斯特劳斯说：“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基础。如果道德上采取相对主义，那么吃人就仅仅是口味的问题。” 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再加上日常生活压力重重：买不起房，开不动车（堵），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结不起婚等等问题，不一而足，让人怎能快乐得起来。迷茫，我们并不清楚，日益耗竭的资源，日益恶化的环境，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对立的人群，最后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局。神和道德不是解决当下精神困境的全部药方，体制缺憾也不是唯一借口，在现今中国复杂语境下，把问题归在任何一个原因之下，都像穿错姐姐衣服的半大小子一样，显得粗楞怪异不合身。谁来教你怎么活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在幼儿期所得到的语言训练，不仅可以使他发生快乐感，并且支配他成人期的行为。这种衍发程序，弗式归结为“语文是无所不能的”。以此推论，一个从小背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就被语文的魔力所同化。回想一下你学过的语文课本吧，起码在“快乐教育”和“生命教育”方面，是有缺失的，很多时候你是要被一些英雄人物感动，放弃生命去维护一些别的什么东西。一直以来，威权价值观会为你提供这样的生活逻辑：为家国大业去奋斗，为社会进步去拼搏，为民族利益献出血泪甚至生命，总之，是为各种宏大叙事去活着。唯独没有对个人生活的建议，个人仿佛就是大机器下面的一颗螺丝钉，钉子是不需要被考虑感受的。作为有独立意识的“我”被严重低估和压缩了。很少有人能够脱离威权价值观的浇灌和时代风尚的铁幕。即使那些主动要求挣脱原先逻辑，寻求快乐幸福的新锐，有时还不慎滑入“快乐主义”的漩涡。那么，一直试图指导人生活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呢？最开始是革命和斗争话语，
塔尔比喻道，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可以把负面情绪当支出，把正面情绪当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
“所以，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中国人现在也要面临如何快乐的大问题了。在经济学上，人均收入3000-5000美元是一个分界点，在这个点之前，国民幸福感会随着GDP的增长而递增。过去30年的经济腾飞，确实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体验。但随着临界点的到来，幸福感不再跟随GDP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转变为抛物线。

 

众人开始不快乐重估一切生活价值明天起，做一个快乐的人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我们的灵魂都处于焦虑状态，每个人都在寻求快乐的真谛，金钱和权力并不能填补这个巨大空白…… 文潘滨塔尔1992年进入哈佛大学求学，一开始主修计算机科学，他成绩优异，擅长体育运动——壁球打得不错，社交也游刃有余，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一点，他不快乐，而且他搞不懂为什么不快乐？大二期间，他突然顿悟，决定找出原因，变得快乐，于是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哲学及心理系，目标只有一个，如何变得更快乐。现在塔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首次开课时，他还只有8个听众，中途还撤走两位，现在他的《幸福课》已经超越《经济学导论》，成为吸引学生最多的课程。可见，即使精英云集的哈佛，也同样面临“快乐受创”的问题。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塔尔坚持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他说，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金钱是最高财富。塔尔比喻道，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可以把负面情绪当支出，把正面情绪当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 “所以，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中国人现在也要面临如何快乐的大问题了。在经济学上，人均收入3000-5000美元是一个分界点，在这个点之前，国民幸福感会随着GDP的增长而递增。过去30年的经济腾飞，确实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体验。但随着临界点的到来，幸福感不再跟随GDP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转变为抛物线。众人开始不快乐不知不觉间，一种全民焦虑的氤氲开始蔓延，从城市发酵生长，伴随着城乡劳工交流而向乡村扩散，很多人开始逃遁寻找新生活，也有很多人硬扛着，在社会大机器流水线上支撑。自感不幸福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每个人都处于不安全感、无归属感的忐忑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开始让众人感觉不快乐呢？人的幸福源泉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物质、情感、精神。同时快乐又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主观感受，对快乐的计量必然面对差异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阻碍，通常来说，影响快乐的因素除了外部大环境，还有信仰、健康、家庭、事业和社交等微观层面。目前来看，人与外部世界的三大矛盾在逐渐恶化，由于资源和环境的无节制开掘，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尖锐；因为犯罪增长、道德下降，以及丛林社会潜规则盛行，人与别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加重；人与自己也开始过不去，中国的自杀率逐年递增，每两分钟就有9人自杀，已是全球自杀率最高国家之一。无节制地信奉物质是最明显的原因，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有钱就是英雄。国家为了发展可以不顾一切，民族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个人在社会运行中沦为工具，欲望和市场理性屏蔽了心灵和精神。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已经迎来建立在GDP上的绚烂盛世，但好景不长，就要面对精神危机了。中国曾短暂出现精神层面的真空，在主流意识形态塌方之后，民族主义曾成为填补这块空白的短暂材料之一，可是随着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攻城掠地，人们就都浸入到挣钱弄权纵欲的狂欢中。可是，我们多少明白，科技与物质的进步，并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精神平衡。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大陆三大宗教信众加起来有两亿人口，加上8000万共产党员，近三亿人的心灵有了着落，但还有超过十亿的人，灵魂无处安放。问题或许很严峻，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思想家列奥·斯特劳斯说：“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基础。如果道德上采取相对主义，那么吃人就仅仅是口味的问题。” 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再加上日常生活压力重重：买不起房，开不动车（堵），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结不起婚等等问题，不一而足，让人怎能快乐得起来。迷茫，我们并不清楚，日益耗竭的资源，日益恶化的环境，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对立的人群，最后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局。神和道德不是解决当下精神困境的全部药方，体制缺憾也不是唯一借口，在现今中国复杂语境下，把问题归在任何一个原因之下，都像穿错姐姐衣服的半大小子一样，显得粗楞怪异不合身。谁来教你怎么活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在幼儿期所得到的语言训练，不仅可以使他发生快乐感，并且支配他成人期的行为。这种衍发程序，弗式归结为“语文是无所不能的”。以此推论，一个从小背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就被语文的魔力所同化。回想一下你学过的语文课本吧，起码在“快乐教育”和“生命教育”方面，是有缺失的，很多时候你是要被一些英雄人物感动，放弃生命去维护一些别的什么东西。一直以来，威权价值观会为你提供这样的生活逻辑：为家国大业去奋斗，为社会进步去拼搏，为民族利益献出血泪甚至生命，总之，是为各种宏大叙事去活着。唯独没有对个人生活的建议，个人仿佛就是大机器下面的一颗螺丝钉，钉子是不需要被考虑感受的。作为有独立意识的“我”被严重低估和压缩了。很少有人能够脱离威权价值观的浇灌和时代风尚的铁幕。即使那些主动要求挣脱原先逻辑，寻求快乐幸福的新锐，有时还不慎滑入“快乐主义”的漩涡。那么，一直试图指导人生活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呢？最开始是革命和斗争话语，

不知不觉间，一种全民焦虑的氤氲开始蔓延，从城市发酵生长，伴随着城乡劳工交流而向乡村扩散，很多人开始逃遁寻找新生活，也有很多人硬扛着，在社会大机器流水线上支撑。自感不幸福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每个人都处于不安全感、无归属感的忐忑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开始让众人感觉不快乐呢？
人的幸福源泉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物质、情感、精神。同时快乐又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主观感受，对快乐的计量必然面对差异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阻碍，通常来说，影响快乐的因素除了外部大环境，还有信仰、健康、家庭、事业和社交等微观层面。觉得“快乐人生”是一种时代风尚，就强加于人，去迫使身边的人“要快乐，要幸福，要高兴，要笑”，那就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负担——快乐主义，结果成了“我相信快乐”、“我要快乐”，而不是“我可以快乐”。乐自由我我有一个同学在一家报纸做首席评论员，有另外一个同学在国家级电台做编辑，因着这层关系，“首席评论员”经常被国家电台的同学叫去做特约评论员。在点评时事的时候，“首席评论员”喜欢用这么一些词，诸如公民、民众、纳税人之类，电台同学的领导经常质疑，为什么如此刻意，就不能用“人民群众”、“老百姓”来代替呢？这个简单的称呼之外，包含着意味深长的用意，公民、民众、纳税人指的都是有独立自由意识的现代人，而群众、老百姓，更多意义上，代表着相对盲从的大多数。刻意高频度使用具有“现代人格”的词汇，是在提醒大家，要有思想，加强明辨是非的判断力。我们听惯了威权价值观和种种时髦论调，在这样的社会性格里，实现思想独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个人的观念是他人有计划地直接或间接配给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呢？如果他的观念活动是受人有形或无形地控制，那么他和一架只会呼吸并消化食物的机器有什么两样？正如塔尔教授说的那样，“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但是如果这个意义和目标是权威配发的，不是自我教育生发出来的，就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幸福。所以，乐自由我，只有在独立意识下做出的自由选择，才是得到幸福的前提之一。所以没有必要为宏大叙事去准备牺牲些什么，活在忧愁当中；更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活在一堆Logo里的人”，为炫耀而消费，被资本所控制，成为消费机器上一只永难满足的漏底袋。当然也没必要为金钱和权力去放弃一些生命中更为重要的东西，那些为了赌资卖掉孩子的母亲和为了职位而杀掉情妇的官员，都是中了金钱或权力的毒。 “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最后一本书的名字（写完这本书之后他就疯了），放在经受了各种洗礼的中国社会尤其适合。只有重估一切价值，才能实现思想独立，慎思明辨，回到建设个体生活的正确逻辑上。胡适在解释“重估一切价值”时举例：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为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 就不需要举现在的例子了吧。试着放掉现在成熟或半成品的制式话语，给思想来一次大扫除吧，让思维自由活动，试着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满足尊严感的基础上，逐渐养成慎思明辨的习惯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强化个人的特殊品质，以自己的能量实现自我价值。从明天起，做一个快乐或不快乐的人，随你。
目前来看，人与外部世界的三大矛盾在逐渐恶化，由于资源和环境的无节制开掘，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尖锐；因为犯罪增长、道德下降，以及丛林社会潜规则盛行，人与别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加重；人与自己也开始过不去，中国的自杀率逐年递增，每两分钟就有9人自杀，已是全球自杀率最高国家之一。
无节制地信奉物质是最明显的原因，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有钱就是英雄。国家为了发展可以不顾一切，民族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个人在社会运行中沦为工具，欲望和市场理性屏蔽了心灵和精神。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已经迎来建立在GDP上的绚烂盛世，但好景不长，就要面对精神危机了。
中国曾短暂出现精神层面的真空，在主流意识形态塌方之后，民族主义曾成为填补这块空白的短暂材料之一，可是随着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攻城掠地，人们就都浸入到挣钱弄权纵欲的狂欢中。可是，我们多少明白，科技与物质的进步，并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精神平衡。觉得“快乐人生”是一种时代风尚，就强加于人，去迫使身边的人“要快乐，要幸福，要高兴，要笑”，那就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负担——快乐主义，结果成了“我相信快乐”、“我要快乐”，而不是“我可以快乐”。乐自由我我有一个同学在一家报纸做首席评论员，有另外一个同学在国家级电台做编辑，因着这层关系，“首席评论员”经常被国家电台的同学叫去做特约评论员。在点评时事的时候，“首席评论员”喜欢用这么一些词，诸如公民、民众、纳税人之类，电台同学的领导经常质疑，为什么如此刻意，就不能用“人民群众”、“老百姓”来代替呢？这个简单的称呼之外，包含着意味深长的用意，公民、民众、纳税人指的都是有独立自由意识的现代人，而群众、老百姓，更多意义上，代表着相对盲从的大多数。刻意高频度使用具有“现代人格”的词汇，是在提醒大家，要有思想，加强明辨是非的判断力。我们听惯了威权价值观和种种时髦论调，在这样的社会性格里，实现思想独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个人的观念是他人有计划地直接或间接配给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呢？如果他的观念活动是受人有形或无形地控制，那么他和一架只会呼吸并消化食物的机器有什么两样？正如塔尔教授说的那样，“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但是如果这个意义和目标是权威配发的，不是自我教育生发出来的，就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幸福。所以，乐自由我，只有在独立意识下做出的自由选择，才是得到幸福的前提之一。所以没有必要为宏大叙事去准备牺牲些什么，活在忧愁当中；更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活在一堆Logo里的人”，为炫耀而消费，被资本所控制，成为消费机器上一只永难满足的漏底袋。当然也没必要为金钱和权力去放弃一些生命中更为重要的东西，那些为了赌资卖掉孩子的母亲和为了职位而杀掉情妇的官员，都是中了金钱或权力的毒。 “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最后一本书的名字（写完这本书之后他就疯了），放在经受了各种洗礼的中国社会尤其适合。只有重估一切价值，才能实现思想独立，慎思明辨，回到建设个体生活的正确逻辑上。胡适在解释“重估一切价值”时举例：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为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 就不需要举现在的例子了吧。试着放掉现在成熟或半成品的制式话语，给思想来一次大扫除吧，让思维自由活动，试着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满足尊严感的基础上，逐渐养成慎思明辨的习惯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强化个人的特殊品质，以自己的能量实现自我价值。从明天起，做一个快乐或不快乐的人，随你。
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大陆三大宗教信众加起来有两亿人口，加上8000万共产党员，近三亿人的心灵有了着落，但还有超过十亿的人，灵魂无处安放。问题或许很严峻，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思想家列奥·斯特劳斯说：“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基础。如果道德上采取相对主义，那么吃人就仅仅是口味的问题。”
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再加上日常生活压力重重：买不起房，开不动车（堵），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结不起婚等等问题，不一而足，让人怎能快乐得起来。迷茫，我们并不清楚，日益耗竭的资源，日益恶化的环境，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对立的人群，最后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局。
神和道德不是解决当下精神困境的全部药方，体制缺憾也不是唯一借口，在现今中国复杂语境下，把问题归在任何一个原因之下，都像穿错姐姐衣服的半大小子一样，显得粗楞怪异不合身。

重估一切生活价值明天起，做一个快乐的人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我们的灵魂都处于焦虑状态，每个人都在寻求快乐的真谛，金钱和权力并不能填补这个巨大空白…… 文潘滨塔尔1992年进入哈佛大学求学，一开始主修计算机科学，他成绩优异，擅长体育运动——壁球打得不错，社交也游刃有余，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一点，他不快乐，而且他搞不懂为什么不快乐？大二期间，他突然顿悟，决定找出原因，变得快乐，于是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哲学及心理系，目标只有一个，如何变得更快乐。现在塔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首次开课时，他还只有8个听众，中途还撤走两位，现在他的《幸福课》已经超越《经济学导论》，成为吸引学生最多的课程。可见，即使精英云集的哈佛，也同样面临“快乐受创”的问题。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塔尔坚持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他说，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金钱是最高财富。塔尔比喻道，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可以把负面情绪当支出，把正面情绪当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 “所以，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中国人现在也要面临如何快乐的大问题了。在经济学上，人均收入3000-5000美元是一个分界点，在这个点之前，国民幸福感会随着GDP的增长而递增。过去30年的经济腾飞，确实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体验。但随着临界点的到来，幸福感不再跟随GDP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转变为抛物线。众人开始不快乐不知不觉间，一种全民焦虑的氤氲开始蔓延，从城市发酵生长，伴随着城乡劳工交流而向乡村扩散，很多人开始逃遁寻找新生活，也有很多人硬扛着，在社会大机器流水线上支撑。自感不幸福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每个人都处于不安全感、无归属感的忐忑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开始让众人感觉不快乐呢？人的幸福源泉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物质、情感、精神。同时快乐又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主观感受，对快乐的计量必然面对差异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阻碍，通常来说，影响快乐的因素除了外部大环境，还有信仰、健康、家庭、事业和社交等微观层面。目前来看，人与外部世界的三大矛盾在逐渐恶化，由于资源和环境的无节制开掘，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尖锐；因为犯罪增长、道德下降，以及丛林社会潜规则盛行，人与别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加重；人与自己也开始过不去，中国的自杀率逐年递增，每两分钟就有9人自杀，已是全球自杀率最高国家之一。无节制地信奉物质是最明显的原因，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有钱就是英雄。国家为了发展可以不顾一切，民族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个人在社会运行中沦为工具，欲望和市场理性屏蔽了心灵和精神。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已经迎来建立在GDP上的绚烂盛世，但好景不长，就要面对精神危机了。中国曾短暂出现精神层面的真空，在主流意识形态塌方之后，民族主义曾成为填补这块空白的短暂材料之一，可是随着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攻城掠地，人们就都浸入到挣钱弄权纵欲的狂欢中。可是，我们多少明白，科技与物质的进步，并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精神平衡。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大陆三大宗教信众加起来有两亿人口，加上8000万共产党员，近三亿人的心灵有了着落，但还有超过十亿的人，灵魂无处安放。问题或许很严峻，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思想家列奥·斯特劳斯说：“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基础。如果道德上采取相对主义，那么吃人就仅仅是口味的问题。” 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再加上日常生活压力重重：买不起房，开不动车（堵），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结不起婚等等问题，不一而足，让人怎能快乐得起来。迷茫，我们并不清楚，日益耗竭的资源，日益恶化的环境，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对立的人群，最后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局。神和道德不是解决当下精神困境的全部药方，体制缺憾也不是唯一借口，在现今中国复杂语境下，把问题归在任何一个原因之下，都像穿错姐姐衣服的半大小子一样，显得粗楞怪异不合身。谁来教你怎么活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在幼儿期所得到的语言训练，不仅可以使他发生快乐感，并且支配他成人期的行为。这种衍发程序，弗式归结为“语文是无所不能的”。以此推论，一个从小背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就被语文的魔力所同化。回想一下你学过的语文课本吧，起码在“快乐教育”和“生命教育”方面，是有缺失的，很多时候你是要被一些英雄人物感动，放弃生命去维护一些别的什么东西。一直以来，威权价值观会为你提供这样的生活逻辑：为家国大业去奋斗，为社会进步去拼搏，为民族利益献出血泪甚至生命，总之，是为各种宏大叙事去活着。唯独没有对个人生活的建议，个人仿佛就是大机器下面的一颗螺丝钉，钉子是不需要被考虑感受的。作为有独立意识的“我”被严重低估和压缩了。很少有人能够脱离威权价值观的浇灌和时代风尚的铁幕。即使那些主动要求挣脱原先逻辑，寻求快乐幸福的新锐，有时还不慎滑入“快乐主义”的漩涡。那么，一直试图指导人生活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呢？最开始是革命和斗争话语，

 

谁来教你怎么活觉得“快乐人生”是一种时代风尚，就强加于人，去迫使身边的人“要快乐，要幸福，要高兴，要笑”，那就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负担——快乐主义，结果成了“我相信快乐”、“我要快乐”，而不是“我可以快乐”。乐自由我我有一个同学在一家报纸做首席评论员，有另外一个同学在国家级电台做编辑，因着这层关系，“首席评论员”经常被国家电台的同学叫去做特约评论员。在点评时事的时候，“首席评论员”喜欢用这么一些词，诸如公民、民众、纳税人之类，电台同学的领导经常质疑，为什么如此刻意，就不能用“人民群众”、“老百姓”来代替呢？这个简单的称呼之外，包含着意味深长的用意，公民、民众、纳税人指的都是有独立自由意识的现代人，而群众、老百姓，更多意义上，代表着相对盲从的大多数。刻意高频度使用具有“现代人格”的词汇，是在提醒大家，要有思想，加强明辨是非的判断力。我们听惯了威权价值观和种种时髦论调，在这样的社会性格里，实现思想独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个人的观念是他人有计划地直接或间接配给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呢？如果他的观念活动是受人有形或无形地控制，那么他和一架只会呼吸并消化食物的机器有什么两样？正如塔尔教授说的那样，“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但是如果这个意义和目标是权威配发的，不是自我教育生发出来的，就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幸福。所以，乐自由我，只有在独立意识下做出的自由选择，才是得到幸福的前提之一。所以没有必要为宏大叙事去准备牺牲些什么，活在忧愁当中；更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活在一堆Logo里的人”，为炫耀而消费，被资本所控制，成为消费机器上一只永难满足的漏底袋。当然也没必要为金钱和权力去放弃一些生命中更为重要的东西，那些为了赌资卖掉孩子的母亲和为了职位而杀掉情妇的官员，都是中了金钱或权力的毒。 “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最后一本书的名字（写完这本书之后他就疯了），放在经受了各种洗礼的中国社会尤其适合。只有重估一切价值，才能实现思想独立，慎思明辨，回到建设个体生活的正确逻辑上。胡适在解释“重估一切价值”时举例：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为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 就不需要举现在的例子了吧。试着放掉现在成熟或半成品的制式话语，给思想来一次大扫除吧，让思维自由活动，试着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满足尊严感的基础上，逐渐养成慎思明辨的习惯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强化个人的特殊品质，以自己的能量实现自我价值。从明天起，做一个快乐或不快乐的人，随你。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在幼儿期所得到的语言训练，不仅可以使他发生快乐感，并且支配他成人期的行为。这种衍发程序，弗式归结为“语文是无所不能的”。以此推论，一个从小背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就被语文的魔力所同化。回想一下你学过的语文课本吧，起码在“快乐教育”和“生命教育”方面，是有缺失的，很多时候你是要被一些英雄人物感动，放弃生命去维护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一直以来，威权价值观会为你提供这样的生活逻辑：为家国大业去奋斗，为社会进步去拼搏，为民族利益献出血泪甚至生命，总之，是为各种宏大叙事去活着。唯独没有对个人生活的建议，个人仿佛就是大机器下面的一颗螺丝钉，钉子是不需要被考虑感受的。作为有独立意识的“我”被严重低估和压缩了。很少有人能够脱离威权价值观的浇灌和时代风尚的铁幕。即使那些主动要求挣脱原先逻辑，寻求快乐幸福的新锐，有时还不慎滑入“快乐主义”的漩涡。
那么，一直试图指导人生活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呢？
最开始是革命和斗争话语，这种原教旨思维随着“文革”结束而逐渐失效，如前所述，民族主义曾经是填补精神空白的材料之一，但随着二十来年的重建，与物质社会相辅相成的新主流意识已经成熟，伴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推广，进步主义话语逐渐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结合，并利用话语增强机制，走向单一霸权地位。
进步主义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三大主流话语：科学主义、市场主义和发展主义。它们都表现出对进步的乐观，形成新的话语共同体。市场主义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中，由于带来无限物质繁荣，使得各阶层上下一致认可；科学主义由于在“五四”时期就有铺垫，在当下又与发展主义相结合，形成“科学发展观”。三大主义互相支撑，有理有据，维持着市场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觉得“快乐人生”是一种时代风尚，就强加于人，去迫使身边的人“要快乐，要幸福，要高兴，要笑”，那就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负担——快乐主义，结果成了“我相信快乐”、“我要快乐”，而不是“我可以快乐”。乐自由我我有一个同学在一家报纸做首席评论员，有另外一个同学在国家级电台做编辑，因着这层关系，“首席评论员”经常被国家电台的同学叫去做特约评论员。在点评时事的时候，“首席评论员”喜欢用这么一些词，诸如公民、民众、纳税人之类，电台同学的领导经常质疑，为什么如此刻意，就不能用“人民群众”、“老百姓”来代替呢？这个简单的称呼之外，包含着意味深长的用意，公民、民众、纳税人指的都是有独立自由意识的现代人，而群众、老百姓，更多意义上，代表着相对盲从的大多数。刻意高频度使用具有“现代人格”的词汇，是在提醒大家，要有思想，加强明辨是非的判断力。我们听惯了威权价值观和种种时髦论调，在这样的社会性格里，实现思想独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个人的观念是他人有计划地直接或间接配给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呢？如果他的观念活动是受人有形或无形地控制，那么他和一架只会呼吸并消化食物的机器有什么两样？正如塔尔教授说的那样，“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但是如果这个意义和目标是权威配发的，不是自我教育生发出来的，就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幸福。所以，乐自由我，只有在独立意识下做出的自由选择，才是得到幸福的前提之一。所以没有必要为宏大叙事去准备牺牲些什么，活在忧愁当中；更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活在一堆Logo里的人”，为炫耀而消费，被资本所控制，成为消费机器上一只永难满足的漏底袋。当然也没必要为金钱和权力去放弃一些生命中更为重要的东西，那些为了赌资卖掉孩子的母亲和为了职位而杀掉情妇的官员，都是中了金钱或权力的毒。 “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最后一本书的名字（写完这本书之后他就疯了），放在经受了各种洗礼的中国社会尤其适合。只有重估一切价值，才能实现思想独立，慎思明辨，回到建设个体生活的正确逻辑上。胡适在解释“重估一切价值”时举例：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为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 就不需要举现在的例子了吧。试着放掉现在成熟或半成品的制式话语，给思想来一次大扫除吧，让思维自由活动，试着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满足尊严感的基础上，逐渐养成慎思明辨的习惯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强化个人的特殊品质，以自己的能量实现自我价值。从明天起，做一个快乐或不快乐的人，随你。
在这种主流文化体系里，人人都笃信进步，相信发展就等于进步，认为进步就是一个由高到低，不断上升的单向度过程。在这种话语笼罩下，唯有占有更多的资源，才能获得尊重和亲近。于是每个人都为金钱和权力所诱惑，拼命去谋取更大的利益，是否快乐和幸福也简化为要靠你有多少银子来衡量。这种被量化和货币化的幸福感，被成功学奉为圭皋，用传销的方式传播着。
这也就不难理解，站在清晨或黄昏的北京国贸桥下，那种大机器开动下众人如蝼蚁刨食的苍茫感何来；也不难理解不少地方官员为了个人政绩和腰包的光鲜，开动暴力工具拆掉“阻碍城市发展”民房的积极；更不难理解那些把孩子送去读各种补习班，不想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的殷殷目光……
人被异化了，在自己所创造的物面前，越来越被动（马克思语）。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最近讲了一个故事：去听他课的50个乡镇书记中，有一个很悲伤地说，我农村的祖居要被强拆了，我父母和兄弟实在不想上楼，地方上就动用黑社会吓他们，制造各种事端。我找家乡的镇书记，希望能看在同是乡镇党委书记的份上，高抬贵手。可那个书记说：我们都是乡镇书记，都应知道县委书记要干的事是不能反对的啊！这种原教旨思维随着“文革”结束而逐渐失效，如前所述，民族主义曾经是填补精神空白的材料之一，但随着二十来年的重建，与物质社会相辅相成的新主流意识已经成熟，伴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推广，进步主义话语逐渐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结合，并利用话语增强机制，走向单一霸权地位。进步主义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三大主流话语：科学主义、市场主义和发展主义。它们都表现出对进步的乐观，形成新的话语共同体。市场主义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中，由于带来无限物质繁荣，使得各阶层上下一致认可；科学主义由于在“五四”时期就有铺垫，在当下又与发展主义相结合，形成“科学发展观”。三大主义互相支撑，有理有据，维持着市场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在这种主流文化体系里，人人都笃信进步，相信发展就等于进步，认为进步就是一个由高到低，不断上升的单向度过程。在这种话语笼罩下，唯有占有更多的资源，才能获得尊重和亲近。于是每个人都为金钱和权力所诱惑，拼命去谋取更大的利益，是否快乐和幸福也简化为要靠你有多少银子来衡量。这种被量化和货币化的幸福感，被成功学奉为圭皋，用传销的方式传播着。这也就不难理解，站在清晨或黄昏的北京国贸桥下，那种大机器开动下众人如蝼蚁刨食的苍茫感何来；也不难理解不少地方官员为了个人政绩和腰包的光鲜，开动暴力工具拆掉“阻碍城市发展”民房的积极；更不难理解那些把孩子送去读各种补习班，不想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的殷殷目光…… 人被异化了，在自己所创造的物面前，越来越被动（马克思语）。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最近讲了一个故事：去听他课的50个乡镇书记中，有一个很悲伤地说，我农村的祖居要被强拆了，我父母和兄弟实在不想上楼，地方上就动用黑社会吓他们，制造各种事端。我找家乡的镇书记，希望能看在同是乡镇党委书记的份上，高抬贵手。可那个书记说：我们都是乡镇书记，都应知道县委书记要干的事是不能反对的啊！官也被异化了，在无可置疑的发展主义话语面前，传统价值和特殊关系都显得轻如鸿毛。在于建嵘的故事里，县委书记当然不是终点，它其实已经可以幻化为一种符号，代表着当下这个无法阻挡的发展模式。事实上，依照常识，科学、进步、发展、成功等从来都是褒义词，人类历史也反复证明，这些词代表的潮流都是正确的，值得人们去追求的。在很多人看来，在这些词语面前，什么个人生活、快乐价值、私人情调之类都是浮云。但同样是常识，一个平衡的系统，不可能是单向度的。一个缺乏制衡机制、纠错机制的社会系统，也不可能是稳定的。 “钉子”是活的，活着，就还要去寻求快乐幸福和精神依托，是时候厘清生活的逻辑了。 “在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干了两件事情，一件叫破坏，一件叫建设，破坏这件事大家都干得比较齐心、到位，该破坏的基本上都没留下，但是在建设这件事情上，好像从一开始就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我们一开始先建设国家、制度、社会、主流文化，最后才想到建设生活，历史上的“新生活运动”好像也是不了了之”。这是《财经》杂志主编何力的一段话，他的落脚点是，“建设的正确逻辑是：先建设生活，然后才去建设社会、体制、国家和主流文化”。你会在乎谁在看上个世纪最后一年，出于对台湾社会泛政治化过度的忧虑，龙应台回到台北，为台大法学院的学生做了一次演讲，在演说的最后，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从以色列回来的朋友，给她带回中东手信，是一朵沙漠玫瑰，事实上，沙漠里是没有玫瑰的，那只是一蓬干草，干巴巴，看起来已经死掉的枯草。这样一把很难看的枯草背后是有文章的，朋友告诉龙应台，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八天之后它会完全复活。龙应台拿着那团干草，去厨房找了一只大玻璃碗盛着，里面注满清水。从此之后几天，她和自己的两个儿子，每天都去探望沙漠玫瑰的死活，前两天没有什么动静，三天过去，团在一起的干草已经张开，显现出玫瑰的形状。持续加水，直到第八天，沙漠玫瑰完整、丰润饱满地复活了。对他们三人来说，这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以至于齐声尖叫起来。当时他们的邻居也在，看到碗里那把杂草，十分疑惑地问，你们在干什么？龙应台以此告诉青年人要重视对历史的探究，“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这个道理放在日常生活中同样有效。活着是一段过程，或是一段区间，而不是哪个时间点。对于邻居来说，母子三人对着厨房里一只大碗中的杂草欢呼，是一个奇怪的事情。那只是一把很难看的、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而龙应台母子看到的却是尽情开放的沙漠玫瑰，“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很多时候，我们过于在乎外人对自己生活的评价，其实他们根本不清楚你生活的原始点和参照物是什幺？幸福感是主观感受，你觉得自己很幸福就行，不要看 GDP，不要看个人收入，不要看生活状态，不要看有没有车房，只要看自我报告的幸福感。自我报告的幸福感，在学术上被称为主观幸福感，经济学家卡里曼就是因为总结了对幸福的四种定义，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观幸福感是他的第一个定义。有心理学研究指出，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偏低，男性主观幸福感比女性高一些，大学生比成年人要低一些。人们还发现，主观幸福感还与评价体系相关，特别是家人朋友的评价。如果你认为自己幸福，就得家人朋友也这么认为。另外，从人格特质上说，人有快乐的人，也有不快乐的人，得允许不快乐的人有不快乐的自由，不能
官也被异化了，在无可置疑的发展主义话语面前，传统价值和特殊关系都显得轻如鸿毛。在于建嵘的故事里，县委书记当然不是终点，它其实已经可以幻化为一种符号，代表着当下这个无法阻挡的发展模式。
事实上，依照常识，科学、进步、发展、成功等从来都是褒义词，人类历史也反复证明，这些词代表的潮流都是正确的，值得人们去追求的。在很多人看来，在这些词语面前，什么个人生活、快乐价值、私人情调之类都是浮云。但同样是常识，一个平衡的系统，不可能是单向度的。一个缺乏制衡机制、纠错机制的社会系统，也不可能是稳定的。
“钉子”是活的，活着，就还要去寻求快乐幸福和精神依托，是时候厘清生活的逻辑了。
“在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干了两件事情，一件叫破坏，一件叫建设，破坏这件事大家都干得比较齐心、到位，该破坏的基本上都没留下，但是在建设这件事情上，好像从一开始就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我们一开始先建设国家、制度、社会、主流文化，最后才想到建设生活，历史上的“新生活运动”好像也是不了了之”。这是《财经》杂志主编何力的一段话，他的落脚点是，“建设的正确逻辑是：先建设生活，然后才去建设社会、体制、国家和主流文化”。

 

这种原教旨思维随着“文革”结束而逐渐失效，如前所述，民族主义曾经是填补精神空白的材料之一，但随着二十来年的重建，与物质社会相辅相成的新主流意识已经成熟，伴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推广，进步主义话语逐渐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结合，并利用话语增强机制，走向单一霸权地位。进步主义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三大主流话语：科学主义、市场主义和发展主义。它们都表现出对进步的乐观，形成新的话语共同体。市场主义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中，由于带来无限物质繁荣，使得各阶层上下一致认可；科学主义由于在“五四”时期就有铺垫，在当下又与发展主义相结合，形成“科学发展观”。三大主义互相支撑，有理有据，维持着市场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在这种主流文化体系里，人人都笃信进步，相信发展就等于进步，认为进步就是一个由高到低，不断上升的单向度过程。在这种话语笼罩下，唯有占有更多的资源，才能获得尊重和亲近。于是每个人都为金钱和权力所诱惑，拼命去谋取更大的利益，是否快乐和幸福也简化为要靠你有多少银子来衡量。这种被量化和货币化的幸福感，被成功学奉为圭皋，用传销的方式传播着。这也就不难理解，站在清晨或黄昏的北京国贸桥下，那种大机器开动下众人如蝼蚁刨食的苍茫感何来；也不难理解不少地方官员为了个人政绩和腰包的光鲜，开动暴力工具拆掉“阻碍城市发展”民房的积极；更不难理解那些把孩子送去读各种补习班，不想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的殷殷目光…… 人被异化了，在自己所创造的物面前，越来越被动（马克思语）。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最近讲了一个故事：去听他课的50个乡镇书记中，有一个很悲伤地说，我农村的祖居要被强拆了，我父母和兄弟实在不想上楼，地方上就动用黑社会吓他们，制造各种事端。我找家乡的镇书记，希望能看在同是乡镇党委书记的份上，高抬贵手。可那个书记说：我们都是乡镇书记，都应知道县委书记要干的事是不能反对的啊！官也被异化了，在无可置疑的发展主义话语面前，传统价值和特殊关系都显得轻如鸿毛。在于建嵘的故事里，县委书记当然不是终点，它其实已经可以幻化为一种符号，代表着当下这个无法阻挡的发展模式。事实上，依照常识，科学、进步、发展、成功等从来都是褒义词，人类历史也反复证明，这些词代表的潮流都是正确的，值得人们去追求的。在很多人看来，在这些词语面前，什么个人生活、快乐价值、私人情调之类都是浮云。但同样是常识，一个平衡的系统，不可能是单向度的。一个缺乏制衡机制、纠错机制的社会系统，也不可能是稳定的。 “钉子”是活的，活着，就还要去寻求快乐幸福和精神依托，是时候厘清生活的逻辑了。 “在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干了两件事情，一件叫破坏，一件叫建设，破坏这件事大家都干得比较齐心、到位，该破坏的基本上都没留下，但是在建设这件事情上，好像从一开始就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我们一开始先建设国家、制度、社会、主流文化，最后才想到建设生活，历史上的“新生活运动”好像也是不了了之”。这是《财经》杂志主编何力的一段话，他的落脚点是，“建设的正确逻辑是：先建设生活，然后才去建设社会、体制、国家和主流文化”。你会在乎谁在看上个世纪最后一年，出于对台湾社会泛政治化过度的忧虑，龙应台回到台北，为台大法学院的学生做了一次演讲，在演说的最后，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从以色列回来的朋友，给她带回中东手信，是一朵沙漠玫瑰，事实上，沙漠里是没有玫瑰的，那只是一蓬干草，干巴巴，看起来已经死掉的枯草。这样一把很难看的枯草背后是有文章的，朋友告诉龙应台，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八天之后它会完全复活。龙应台拿着那团干草，去厨房找了一只大玻璃碗盛着，里面注满清水。从此之后几天，她和自己的两个儿子，每天都去探望沙漠玫瑰的死活，前两天没有什么动静，三天过去，团在一起的干草已经张开，显现出玫瑰的形状。持续加水，直到第八天，沙漠玫瑰完整、丰润饱满地复活了。对他们三人来说，这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以至于齐声尖叫起来。当时他们的邻居也在，看到碗里那把杂草，十分疑惑地问，你们在干什么？龙应台以此告诉青年人要重视对历史的探究，“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这个道理放在日常生活中同样有效。活着是一段过程，或是一段区间，而不是哪个时间点。对于邻居来说，母子三人对着厨房里一只大碗中的杂草欢呼，是一个奇怪的事情。那只是一把很难看的、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而龙应台母子看到的却是尽情开放的沙漠玫瑰，“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很多时候，我们过于在乎外人对自己生活的评价，其实他们根本不清楚你生活的原始点和参照物是什幺？幸福感是主观感受，你觉得自己很幸福就行，不要看 GDP，不要看个人收入，不要看生活状态，不要看有没有车房，只要看自我报告的幸福感。自我报告的幸福感，在学术上被称为主观幸福感，经济学家卡里曼就是因为总结了对幸福的四种定义，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观幸福感是他的第一个定义。有心理学研究指出，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偏低，男性主观幸福感比女性高一些，大学生比成年人要低一些。人们还发现，主观幸福感还与评价体系相关，特别是家人朋友的评价。如果你认为自己幸福，就得家人朋友也这么认为。另外，从人格特质上说，人有快乐的人，也有不快乐的人，得允许不快乐的人有不快乐的自由，不能你会在乎谁在看

上个世纪最后一年，出于对台湾社会泛政治化过度的忧虑，龙应台回到台北，为台大法学院的学生做了一次演讲，在演说的最后，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从以色列回来的朋友，给她带回中东手信，是一朵沙漠玫瑰，事实上，沙漠里是没有玫瑰的，那只是一蓬干草，干巴巴，看起来已经死掉的枯草。这样一把很难看的枯草背后是有文章的，朋友告诉龙应台，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八天之后它会完全复活。
龙应台拿着那团干草，去厨房找了一只大玻璃碗盛着，里面注满清水。从此之后几天，她和自己的两个儿子，每天都去探望沙漠玫瑰的死活，前两天没有什么动静，三天过去，团在一起的干草已经张开，显现出玫瑰的形状。持续加水，直到第八天，沙漠玫瑰完整、丰润饱满地复活了。对他们三人来说，这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以至于齐声尖叫起来。当时他们的邻居也在，看到碗里那把杂草，十分疑惑地问，你们在干什么？
龙应台以此告诉青年人要重视对历史的探究，“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这个道理放在日常生活中同样有效。活着是一段过程，或是一段区间，而不是哪个时间点。对于邻居来说，母子三人对着厨房里一只大碗中的杂草欢呼，是一个奇怪的事情。那只是一把很难看的、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而龙应台母子看到的却是尽情开放的沙漠玫瑰，“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觉得“快乐人生”是一种时代风尚，就强加于人，去迫使身边的人“要快乐，要幸福，要高兴，要笑”，那就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负担——快乐主义，结果成了“我相信快乐”、“我要快乐”，而不是“我可以快乐”。乐自由我我有一个同学在一家报纸做首席评论员，有另外一个同学在国家级电台做编辑，因着这层关系，“首席评论员”经常被国家电台的同学叫去做特约评论员。在点评时事的时候，“首席评论员”喜欢用这么一些词，诸如公民、民众、纳税人之类，电台同学的领导经常质疑，为什么如此刻意，就不能用“人民群众”、“老百姓”来代替呢？这个简单的称呼之外，包含着意味深长的用意，公民、民众、纳税人指的都是有独立自由意识的现代人，而群众、老百姓，更多意义上，代表着相对盲从的大多数。刻意高频度使用具有“现代人格”的词汇，是在提醒大家，要有思想，加强明辨是非的判断力。我们听惯了威权价值观和种种时髦论调，在这样的社会性格里，实现思想独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个人的观念是他人有计划地直接或间接配给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呢？如果他的观念活动是受人有形或无形地控制，那么他和一架只会呼吸并消化食物的机器有什么两样？正如塔尔教授说的那样，“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但是如果这个意义和目标是权威配发的，不是自我教育生发出来的，就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幸福。所以，乐自由我，只有在独立意识下做出的自由选择，才是得到幸福的前提之一。所以没有必要为宏大叙事去准备牺牲些什么，活在忧愁当中；更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活在一堆Logo里的人”，为炫耀而消费，被资本所控制，成为消费机器上一只永难满足的漏底袋。当然也没必要为金钱和权力去放弃一些生命中更为重要的东西，那些为了赌资卖掉孩子的母亲和为了职位而杀掉情妇的官员，都是中了金钱或权力的毒。 “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最后一本书的名字（写完这本书之后他就疯了），放在经受了各种洗礼的中国社会尤其适合。只有重估一切价值，才能实现思想独立，慎思明辨，回到建设个体生活的正确逻辑上。胡适在解释“重估一切价值”时举例：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为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 就不需要举现在的例子了吧。试着放掉现在成熟或半成品的制式话语，给思想来一次大扫除吧，让思维自由活动，试着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满足尊严感的基础上，逐渐养成慎思明辨的习惯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强化个人的特殊品质，以自己的能量实现自我价值。从明天起，做一个快乐或不快乐的人，随你。
很多时候，我们过于在乎外人对自己生活的评价，其实他们根本不清楚你生活的原始点和参照物是什幺？幸福感是主观感受，你觉得自己很幸福就行，不要看GDP，不要看个人收入，不要看生活状态，不要看有没有车房，只要看自我报告的幸福感。
自我报告的幸福感，在学术上被称为主观幸福感，经济学家卡里曼就是因为总结了对幸福的四种定义，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观幸福感是他的第一个定义。有心理学研究指出，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偏低，男性主观幸福感比女性高一些，大学生比成年人要低一些。人们还发现，主观幸福感还与评价体系相关，特别是家人朋友的评价。如果你认为自己幸福，就得家人朋友也这么认为。
另外，从人格特质上说，人有快乐的人，也有不快乐的人，得允许不快乐的人有不快乐的自由，不能觉得“快乐人生”是一种时代风尚，就强加于人，去迫使身边的人“要快乐，要幸福，要高兴，要笑”，那就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负担——快乐主义，结果成了“我相信快乐”、“我要快乐”，而不是“我可以快乐”。

觉得“快乐人生”是一种时代风尚，就强加于人，去迫使身边的人“要快乐，要幸福，要高兴，要笑”，那就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负担——快乐主义，结果成了“我相信快乐”、“我要快乐”，而不是“我可以快乐”。乐自由我我有一个同学在一家报纸做首席评论员，有另外一个同学在国家级电台做编辑，因着这层关系，“首席评论员”经常被国家电台的同学叫去做特约评论员。在点评时事的时候，“首席评论员”喜欢用这么一些词，诸如公民、民众、纳税人之类，电台同学的领导经常质疑，为什么如此刻意，就不能用“人民群众”、“老百姓”来代替呢？这个简单的称呼之外，包含着意味深长的用意，公民、民众、纳税人指的都是有独立自由意识的现代人，而群众、老百姓，更多意义上，代表着相对盲从的大多数。刻意高频度使用具有“现代人格”的词汇，是在提醒大家，要有思想，加强明辨是非的判断力。我们听惯了威权价值观和种种时髦论调，在这样的社会性格里，实现思想独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个人的观念是他人有计划地直接或间接配给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呢？如果他的观念活动是受人有形或无形地控制，那么他和一架只会呼吸并消化食物的机器有什么两样？正如塔尔教授说的那样，“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但是如果这个意义和目标是权威配发的，不是自我教育生发出来的，就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幸福。所以，乐自由我，只有在独立意识下做出的自由选择，才是得到幸福的前提之一。所以没有必要为宏大叙事去准备牺牲些什么，活在忧愁当中；更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活在一堆Logo里的人”，为炫耀而消费，被资本所控制，成为消费机器上一只永难满足的漏底袋。当然也没必要为金钱和权力去放弃一些生命中更为重要的东西，那些为了赌资卖掉孩子的母亲和为了职位而杀掉情妇的官员，都是中了金钱或权力的毒。 “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最后一本书的名字（写完这本书之后他就疯了），放在经受了各种洗礼的中国社会尤其适合。只有重估一切价值，才能实现思想独立，慎思明辨，回到建设个体生活的正确逻辑上。胡适在解释“重估一切价值”时举例：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为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 就不需要举现在的例子了吧。试着放掉现在成熟或半成品的制式话语，给思想来一次大扫除吧，让思维自由活动，试着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满足尊严感的基础上，逐渐养成慎思明辨的习惯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强化个人的特殊品质，以自己的能量实现自我价值。从明天起，做一个快乐或不快乐的人，随你。

 

乐自由我觉得“快乐人生”是一种时代风尚，就强加于人，去迫使身边的人“要快乐，要幸福，要高兴，要笑”，那就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负担——快乐主义，结果成了“我相信快乐”、“我要快乐”，而不是“我可以快乐”。乐自由我我有一个同学在一家报纸做首席评论员，有另外一个同学在国家级电台做编辑，因着这层关系，“首席评论员”经常被国家电台的同学叫去做特约评论员。在点评时事的时候，“首席评论员”喜欢用这么一些词，诸如公民、民众、纳税人之类，电台同学的领导经常质疑，为什么如此刻意，就不能用“人民群众”、“老百姓”来代替呢？这个简单的称呼之外，包含着意味深长的用意，公民、民众、纳税人指的都是有独立自由意识的现代人，而群众、老百姓，更多意义上，代表着相对盲从的大多数。刻意高频度使用具有“现代人格”的词汇，是在提醒大家，要有思想，加强明辨是非的判断力。我们听惯了威权价值观和种种时髦论调，在这样的社会性格里，实现思想独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个人的观念是他人有计划地直接或间接配给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呢？如果他的观念活动是受人有形或无形地控制，那么他和一架只会呼吸并消化食物的机器有什么两样？正如塔尔教授说的那样，“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但是如果这个意义和目标是权威配发的，不是自我教育生发出来的，就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幸福。所以，乐自由我，只有在独立意识下做出的自由选择，才是得到幸福的前提之一。所以没有必要为宏大叙事去准备牺牲些什么，活在忧愁当中；更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活在一堆Logo里的人”，为炫耀而消费，被资本所控制，成为消费机器上一只永难满足的漏底袋。当然也没必要为金钱和权力去放弃一些生命中更为重要的东西，那些为了赌资卖掉孩子的母亲和为了职位而杀掉情妇的官员，都是中了金钱或权力的毒。 “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最后一本书的名字（写完这本书之后他就疯了），放在经受了各种洗礼的中国社会尤其适合。只有重估一切价值，才能实现思想独立，慎思明辨，回到建设个体生活的正确逻辑上。胡适在解释“重估一切价值”时举例：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为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 就不需要举现在的例子了吧。试着放掉现在成熟或半成品的制式话语，给思想来一次大扫除吧，让思维自由活动，试着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满足尊严感的基础上，逐渐养成慎思明辨的习惯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强化个人的特殊品质，以自己的能量实现自我价值。从明天起，做一个快乐或不快乐的人，随你。

我有一个同学在一家报纸做首席评论员，有另外一个同学在国家级电台做编辑，因着这层关系，“首席评论员”经常被国家电台的同学叫去做特约评论员。在点评时事的时候，“首席评论员”喜欢用这么一些词，诸如公民、民众、纳税人之类，电台同学的领导经常质疑，为什么如此刻意，就不能用“人民群众”、“老百姓”来代替呢？
这个简单的称呼之外，包含着意味深长的用意，公民、民众、纳税人指的都是有独立自由意识的现代人，而群众、老百姓，更多意义上，代表着相对盲从的大多数。刻意高频度使用具有“现代人格”的词汇，是在提醒大家，要有思想，加强明辨是非的判断力。重估一切生活价值明天起，做一个快乐的人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我们的灵魂都处于焦虑状态，每个人都在寻求快乐的真谛，金钱和权力并不能填补这个巨大空白…… 文潘滨塔尔1992年进入哈佛大学求学，一开始主修计算机科学，他成绩优异，擅长体育运动——壁球打得不错，社交也游刃有余，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一点，他不快乐，而且他搞不懂为什么不快乐？大二期间，他突然顿悟，决定找出原因，变得快乐，于是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哲学及心理系，目标只有一个，如何变得更快乐。现在塔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首次开课时，他还只有8个听众，中途还撤走两位，现在他的《幸福课》已经超越《经济学导论》，成为吸引学生最多的课程。可见，即使精英云集的哈佛，也同样面临“快乐受创”的问题。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塔尔坚持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他说，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金钱是最高财富。塔尔比喻道，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可以把负面情绪当支出，把正面情绪当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 “所以，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中国人现在也要面临如何快乐的大问题了。在经济学上，人均收入3000-5000美元是一个分界点，在这个点之前，国民幸福感会随着GDP的增长而递增。过去30年的经济腾飞，确实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体验。但随着临界点的到来，幸福感不再跟随GDP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转变为抛物线。众人开始不快乐不知不觉间，一种全民焦虑的氤氲开始蔓延，从城市发酵生长，伴随着城乡劳工交流而向乡村扩散，很多人开始逃遁寻找新生活，也有很多人硬扛着，在社会大机器流水线上支撑。自感不幸福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每个人都处于不安全感、无归属感的忐忑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开始让众人感觉不快乐呢？人的幸福源泉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物质、情感、精神。同时快乐又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主观感受，对快乐的计量必然面对差异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阻碍，通常来说，影响快乐的因素除了外部大环境，还有信仰、健康、家庭、事业和社交等微观层面。目前来看，人与外部世界的三大矛盾在逐渐恶化，由于资源和环境的无节制开掘，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尖锐；因为犯罪增长、道德下降，以及丛林社会潜规则盛行，人与别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加重；人与自己也开始过不去，中国的自杀率逐年递增，每两分钟就有9人自杀，已是全球自杀率最高国家之一。无节制地信奉物质是最明显的原因，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有钱就是英雄。国家为了发展可以不顾一切，民族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个人在社会运行中沦为工具，欲望和市场理性屏蔽了心灵和精神。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已经迎来建立在GDP上的绚烂盛世，但好景不长，就要面对精神危机了。中国曾短暂出现精神层面的真空，在主流意识形态塌方之后，民族主义曾成为填补这块空白的短暂材料之一，可是随着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攻城掠地，人们就都浸入到挣钱弄权纵欲的狂欢中。可是，我们多少明白，科技与物质的进步，并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精神平衡。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大陆三大宗教信众加起来有两亿人口，加上8000万共产党员，近三亿人的心灵有了着落，但还有超过十亿的人，灵魂无处安放。问题或许很严峻，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思想家列奥·斯特劳斯说：“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基础。如果道德上采取相对主义，那么吃人就仅仅是口味的问题。” 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再加上日常生活压力重重：买不起房，开不动车（堵），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结不起婚等等问题，不一而足，让人怎能快乐得起来。迷茫，我们并不清楚，日益耗竭的资源，日益恶化的环境，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对立的人群，最后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局。神和道德不是解决当下精神困境的全部药方，体制缺憾也不是唯一借口，在现今中国复杂语境下，把问题归在任何一个原因之下，都像穿错姐姐衣服的半大小子一样，显得粗楞怪异不合身。谁来教你怎么活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在幼儿期所得到的语言训练，不仅可以使他发生快乐感，并且支配他成人期的行为。这种衍发程序，弗式归结为“语文是无所不能的”。以此推论，一个从小背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就被语文的魔力所同化。回想一下你学过的语文课本吧，起码在“快乐教育”和“生命教育”方面，是有缺失的，很多时候你是要被一些英雄人物感动，放弃生命去维护一些别的什么东西。一直以来，威权价值观会为你提供这样的生活逻辑：为家国大业去奋斗，为社会进步去拼搏，为民族利益献出血泪甚至生命，总之，是为各种宏大叙事去活着。唯独没有对个人生活的建议，个人仿佛就是大机器下面的一颗螺丝钉，钉子是不需要被考虑感受的。作为有独立意识的“我”被严重低估和压缩了。很少有人能够脱离威权价值观的浇灌和时代风尚的铁幕。即使那些主动要求挣脱原先逻辑，寻求快乐幸福的新锐，有时还不慎滑入“快乐主义”的漩涡。那么，一直试图指导人生活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呢？最开始是革命和斗争话语，
我们听惯了威权价值观和种种时髦论调，在这样的社会性格里，实现思想独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个人的观念是他人有计划地直接或间接配给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呢？如果他的观念活动是受人有形或无形地控制，那么他和一架只会呼吸并消化食物的机器有什么两样？
正如塔尔教授说的那样，“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但是如果这个意义和目标是权威配发的，不是自我教育生发出来的，就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幸福。所以，乐自由我，只有在独立意识下做出的自由选择，才是得到幸福的前提之一。
所以没有必要为宏大叙事去准备牺牲些什么，活在忧愁当中；更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活在一堆Logo里的人”，为炫耀而消费，被资本所控制，成为消费机器上一只永难满足的漏底袋。当然也没必要为金钱和权力去放弃一些生命中更为重要的东西，那些为了赌资卖掉孩子的母亲和为了职位而杀掉情妇的官员，都是中了金钱或权力的毒。重估一切生活价值明天起，做一个快乐的人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我们的灵魂都处于焦虑状态，每个人都在寻求快乐的真谛，金钱和权力并不能填补这个巨大空白…… 文潘滨塔尔1992年进入哈佛大学求学，一开始主修计算机科学，他成绩优异，擅长体育运动——壁球打得不错，社交也游刃有余，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一点，他不快乐，而且他搞不懂为什么不快乐？大二期间，他突然顿悟，决定找出原因，变得快乐，于是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哲学及心理系，目标只有一个，如何变得更快乐。现在塔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首次开课时，他还只有8个听众，中途还撤走两位，现在他的《幸福课》已经超越《经济学导论》，成为吸引学生最多的课程。可见，即使精英云集的哈佛，也同样面临“快乐受创”的问题。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塔尔坚持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他说，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金钱是最高财富。塔尔比喻道，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可以把负面情绪当支出，把正面情绪当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 “所以，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中国人现在也要面临如何快乐的大问题了。在经济学上，人均收入3000-5000美元是一个分界点，在这个点之前，国民幸福感会随着GDP的增长而递增。过去30年的经济腾飞，确实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体验。但随着临界点的到来，幸福感不再跟随GDP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转变为抛物线。众人开始不快乐不知不觉间，一种全民焦虑的氤氲开始蔓延，从城市发酵生长，伴随着城乡劳工交流而向乡村扩散，很多人开始逃遁寻找新生活，也有很多人硬扛着，在社会大机器流水线上支撑。自感不幸福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每个人都处于不安全感、无归属感的忐忑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开始让众人感觉不快乐呢？人的幸福源泉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物质、情感、精神。同时快乐又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主观感受，对快乐的计量必然面对差异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阻碍，通常来说，影响快乐的因素除了外部大环境，还有信仰、健康、家庭、事业和社交等微观层面。目前来看，人与外部世界的三大矛盾在逐渐恶化，由于资源和环境的无节制开掘，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尖锐；因为犯罪增长、道德下降，以及丛林社会潜规则盛行，人与别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加重；人与自己也开始过不去，中国的自杀率逐年递增，每两分钟就有9人自杀，已是全球自杀率最高国家之一。无节制地信奉物质是最明显的原因，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有钱就是英雄。国家为了发展可以不顾一切，民族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个人在社会运行中沦为工具，欲望和市场理性屏蔽了心灵和精神。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已经迎来建立在GDP上的绚烂盛世，但好景不长，就要面对精神危机了。中国曾短暂出现精神层面的真空，在主流意识形态塌方之后，民族主义曾成为填补这块空白的短暂材料之一，可是随着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攻城掠地，人们就都浸入到挣钱弄权纵欲的狂欢中。可是，我们多少明白，科技与物质的进步，并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精神平衡。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大陆三大宗教信众加起来有两亿人口，加上8000万共产党员，近三亿人的心灵有了着落，但还有超过十亿的人，灵魂无处安放。问题或许很严峻，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思想家列奥·斯特劳斯说：“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基础。如果道德上采取相对主义，那么吃人就仅仅是口味的问题。” 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再加上日常生活压力重重：买不起房，开不动车（堵），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结不起婚等等问题，不一而足，让人怎能快乐得起来。迷茫，我们并不清楚，日益耗竭的资源，日益恶化的环境，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对立的人群，最后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局。神和道德不是解决当下精神困境的全部药方，体制缺憾也不是唯一借口，在现今中国复杂语境下，把问题归在任何一个原因之下，都像穿错姐姐衣服的半大小子一样，显得粗楞怪异不合身。谁来教你怎么活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在幼儿期所得到的语言训练，不仅可以使他发生快乐感，并且支配他成人期的行为。这种衍发程序，弗式归结为“语文是无所不能的”。以此推论，一个从小背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就被语文的魔力所同化。回想一下你学过的语文课本吧，起码在“快乐教育”和“生命教育”方面，是有缺失的，很多时候你是要被一些英雄人物感动，放弃生命去维护一些别的什么东西。一直以来，威权价值观会为你提供这样的生活逻辑：为家国大业去奋斗，为社会进步去拼搏，为民族利益献出血泪甚至生命，总之，是为各种宏大叙事去活着。唯独没有对个人生活的建议，个人仿佛就是大机器下面的一颗螺丝钉，钉子是不需要被考虑感受的。作为有独立意识的“我”被严重低估和压缩了。很少有人能够脱离威权价值观的浇灌和时代风尚的铁幕。即使那些主动要求挣脱原先逻辑，寻求快乐幸福的新锐，有时还不慎滑入“快乐主义”的漩涡。那么，一直试图指导人生活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呢？最开始是革命和斗争话语，
“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最后一本书的名字（写完这本书之后他就疯了），放在经受了各种洗礼的中国社会尤其适合。只有重估一切价值，才能实现思想独立，慎思明辨，回到建设个体生活的正确逻辑上。
胡适在解释“重估一切价值”时举例：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为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
就不需要举现在的例子了吧。试着放掉现在成熟或半成品的制式话语，给思想来一次大扫除吧，让思维自由活动，试着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满足尊严感的基础上，逐渐养成慎思明辨的习惯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强化个人的特殊品质，以自己的能量实现自我价值。觉得“快乐人生”是一种时代风尚，就强加于人，去迫使身边的人“要快乐，要幸福，要高兴，要笑”，那就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负担——快乐主义，结果成了“我相信快乐”、“我要快乐”，而不是“我可以快乐”。乐自由我我有一个同学在一家报纸做首席评论员，有另外一个同学在国家级电台做编辑，因着这层关系，“首席评论员”经常被国家电台的同学叫去做特约评论员。在点评时事的时候，“首席评论员”喜欢用这么一些词，诸如公民、民众、纳税人之类，电台同学的领导经常质疑，为什么如此刻意，就不能用“人民群众”、“老百姓”来代替呢？这个简单的称呼之外，包含着意味深长的用意，公民、民众、纳税人指的都是有独立自由意识的现代人，而群众、老百姓，更多意义上，代表着相对盲从的大多数。刻意高频度使用具有“现代人格”的词汇，是在提醒大家，要有思想，加强明辨是非的判断力。我们听惯了威权价值观和种种时髦论调，在这样的社会性格里，实现思想独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个人的观念是他人有计划地直接或间接配给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呢？如果他的观念活动是受人有形或无形地控制，那么他和一架只会呼吸并消化食物的机器有什么两样？正如塔尔教授说的那样，“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但是如果这个意义和目标是权威配发的，不是自我教育生发出来的，就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幸福。所以，乐自由我，只有在独立意识下做出的自由选择，才是得到幸福的前提之一。所以没有必要为宏大叙事去准备牺牲些什么，活在忧愁当中；更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活在一堆Logo里的人”，为炫耀而消费，被资本所控制，成为消费机器上一只永难满足的漏底袋。当然也没必要为金钱和权力去放弃一些生命中更为重要的东西，那些为了赌资卖掉孩子的母亲和为了职位而杀掉情妇的官员，都是中了金钱或权力的毒。 “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最后一本书的名字（写完这本书之后他就疯了），放在经受了各种洗礼的中国社会尤其适合。只有重估一切价值，才能实现思想独立，慎思明辨，回到建设个体生活的正确逻辑上。胡适在解释“重估一切价值”时举例：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为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 就不需要举现在的例子了吧。试着放掉现在成熟或半成品的制式话语，给思想来一次大扫除吧，让思维自由活动，试着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满足尊严感的基础上，逐渐养成慎思明辨的习惯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强化个人的特殊品质，以自己的能量实现自我价值。从明天起，做一个快乐或不快乐的人，随你。
从明天起，做一个快乐或不快乐的人，随你。 幸福比成功更重要

　　    一 财富与幸福

　　    财富不是幸福之源

　　什么会让你感到幸福，一所大房子，一辆好车，还是一位更性感或者更善解人意的伴侣？积极心理学权威米哈伊·西卡森特米哈伊曾问过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富有，为什么我们还不开心呢？"生活中也时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郁闷啊，郁闷。"为什么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却有那么多的人陷入精神苦闷之中去了呢?有这样一个故事：

　　冬日里，一位富翁去海边散步，当他漫步到海边时，他看到一个渔夫也在悠闲地晒太阳，就问道："你怎么不去打鱼呢？"

　　渔夫反问："为什么要去打鱼？"

　　"挣钱买大渔船呀！"

　　"买大渔船做什么？"

　　"能够打很多鱼，你也能成为富翁。"

　　"成了富翁又怎么样？"

　　"不用天天去打鱼，还可以幸福自在地晒太阳！"

　　"我不正在晒太阳嘛！"

　　富翁哑然。

　　富翁和渔夫哪个更幸福呢？不见得锦衣华服就是幸福，不见得粗茶淡饭不是幸福，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标准都不尽相同，所以，只要是自己认为是快乐而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幸福。

　　《2005年社会蓝皮书》公布了目前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金钱不是万能的"，这句话在"澳大利亚幸福感指数"的调查中得到最佳印证。这项调查涉及澳大利亚不同地区2?3万人口，结论显示：悉尼等大都市中的人们最郁闷，而"穷乡僻壤"的人们反而活得最快活。在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幸福感比其收入预期的要高出一些，在东欧国家的幸福感则比其实际的经济收入水平预期的要低一些。而经济收入水平很高的日本，其幸福感却很低。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做的幸福调查中，心理学家大卫·迈尔斯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幸福与财富之间的关联性非常低，唯一的例外是在一些极穷困的、基本的生活条件得不到满足的地区。根据积极心理学大师塞里格曼的观点，财富只是缺少时才对幸福有较大影响，当财富增加到一定水平后，财富与幸福的相关就小多了。即便是在福布斯排行榜中前100名，身价在1?25亿的富翁，也只是比中等收入的人稍微幸福一点而已。此外，泰勒博士指出：金钱除了可以提供食物和居所外（不是指鱼翅和城堡），只是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有趣的是，我们经常搞不清楚目标和手段的区别，而牺牲幸福（目标）来换取金钱（手段）。

　　财富并不能使人感到幸福，可为何还是令我们如此痴迷呢？为什么寻找生命的意义远不及获得财富来得实际呢？为什么我们可以很自然地以物质条件为标准做决定，却总是十分困难地以内心为标准去做决定呢？

　　从生物的进化角度来看，有可能是我们远古的历史影响了我们现在的行为。当人类还在原始时代时，更多的物质资源决定我们是否可以度过一个严冬或者自然灾害，因此，储存成为一种习惯。而发展到现代社会，我们不再为生活而储蓄，而是为储蓄而生活。对于广大的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人来说，他们并不能对"金钱买不到幸福"有深刻地认识，他们认为，如果生活中多一些金钱能使他们过得更加快活。社会心理学教授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他们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们一旦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后，快乐的源泉主要建立在一些有意义的娱乐活动和丰富的人际关系等因素。而这些基本与金钱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些心理权威教授曾说：那些无形的财富比有形的财富更能让人得到快乐，快乐并不是拥有更多的物质享受，而是懂得享受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

　　财富不是幸福之源，财富仅仅是提高人们幸福感的有效方法之一。不可否认，在社会生活中，物质上的富有可以在帮助个人获得幸福的同时也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幸福。有了金钱上的保障，我们不但可以对不喜欢的工作说"不"，更不会为账单而感到烦恼。此外，赚钱的欲望可以成为积极的挑战，甚至给我们启发。但是，金钱本身并没有价值，它仅可以带来一些丰富的经历。物质本身并不能给生命带来意义或是精神上的财富。正如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所说："人类刻苦勤勉的终点就是获得幸福，因此才有了艺术创作、科学发明、法律制定，以及社会变革。"可见，财富、声望、知名度与其他目标都不能和幸福相比，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名望上的追求，其最终都是追求幸福的手段。无论在哪种身份背景下，只有当自己觉得心灵舒坦，精神充实，才会感觉到幸福；只要打造一个简单快乐的心境，过有意义的人生，就能提高生活的幸福度。反之，即使有再丰富的物质，有再多的爱，心灵没有阳光，也是感觉不到幸福的。如果认识到这点，我们就会发现富翁是幸福的，渔夫也是幸福的。

　　幸福由心造

　　幸福就像是我们小时手中把玩的"万花筒"一样绚丽缤纷，当你转动它时，里面的图案就会跟着变化，那多彩、漂亮的玻璃碎片，通过玻璃镜子的反射，组合成许多美丽的图案。不同的组合有着不同的的心境。

　　在1924年一个非常闷热的夏天，罗素来到中国的四川。罗素和他的陪同人员各自坐着两人抬的竹轿上峨嵋山。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罗素，看到几位轿夫累得大汗淋漓地沿着陡峭险峻的山路前行，根本就没了观赏峨嵋山景观的闲适心情，他思考着几位轿夫的心情来。他想，这些轿夫一定特别痛恨坐轿的人，大热天的，还要抬着他们上山；他们一定在想，为什么自己不是坐轿的人而是抬轿的人呢？

　　当到了山腰的一个小平台时，罗素让轿夫停下来休息。他下了竹轿，细心地观察轿夫的表情。他们拿出烟斗，坐成行，有说有笑地讲着事情，对于闷热的天气和坐轿的人没有丝毫埋怨，对自己的命运更没有感到丝毫的悲苦。反倒兴高采烈地给罗素讲自己家乡的笑话，还好奇地问罗素一些有关国外的事情。交谈中，他们还不时发出高兴的笑声。

　　之后，罗素在其《中国人的性格》一文中讲到了这个故事。他的著名人生观点就是：用自以为是的眼光看待别人的幸福是错误的。

　　有谁能说，坐轿子的人不是幸福的，又有谁能说，抬轿子的人是不幸福的，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追求。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便是真正的幸福。

　　生活中，身处不同环境里的人对于幸福的感受也有着不同的心境，所感受的幸福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它就是心灵快乐才会产生幸福。所以，我们不妨多听听自己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声音，只要心是满满的，生活中可随处俯拾幸福。不要以为富有就会幸福，不要以为追求形式上的美好与条件上的耀眼就是幸福，幸福就是一个过程，一个体会快乐与意义的过程，一个心灵上获得满足的过程。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只有快乐才是人生幸福的唯一标准。他还说：如果我们因为赚钱而遭受了痛苦，那么，这钱就不如不赚。当社会上的许多人在积累大量财富之后，他们才发现钱是个累赘。一家人也只能住一套房子，再大的屁股也只能坐一辆车，再营养的美食也只是一日三餐。所以，快乐幸福才是人生的最高生活准则。他认为，赚钱要开心，花钱要高兴，如果仅仅把赚钱作为人生的最终追求的话，他势必会沦为金钱的奴隶，会变成一个忠实的守财奴，有如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个欧也尼·葛朗台。

　　如今的人们都在执著地追逐财富，拼命地奔跑在钱的大道上，追得心力交瘁而不自知，跑得焦虑重重而不放弃，唯恐自己被时代抛弃。汤玛斯·富勒说："满足不在多加燃料，而在于减少火苗；不在于累积财富，而在于减少欲念。"财富和幸福是手段与目标的关系。财富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幸福感的增强，也许在刚刚开始积累财富的阶段，数量的增加让我们倍感幸福和满足；但是随着自己的消费欲望也水涨船高的时候，财富增长的速度落后了欲望的增长，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感到幸福，反而感到压抑和痛苦；而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幸福则来自于积累财富的过程而不是在享受财富的过程。

　　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金钱在影响幸福的各种因素中，只起到1/5的作用，而在构成美好生活的因素中，则只起到1/6的作用。金钱真正能给你带来安全感吗？

　　生活中有许多人，对金钱抱以了金钱本身所不能承载的期望。你是不是这样想过：

　　只要我有很多钱，我就会觉得很自信，感觉很好。

　　只要我有很多钱，就会有更多的人尊重我，喜欢我。

　　只要我有很多钱，我会感觉十分安全，包括我的生活也会有保障。

　　可以说，一旦你有上述三种想法中任何一个时，你就会被金钱所控制，并且为之感到恐惧和忧虑，你总是觉得钱不够多，而且收入很难获得增加，而你的愿望也没有办法实现，这使得你总是绝望和消极，因而更渴望金钱，更因为缺乏金钱而感到不安全、不自信和不快乐。

　　不妨坦诚地问一下自己，没有得到那些你其实并不迫切需要的东西，真的让你很不快乐吗？你还要继续为那些无休止的欲望奔波苦恼却放弃享受现在所拥有的吗？

　　唯一的答案是，金钱在满足了我们最基本的需求后，它既不会带来快乐，也不会带来不快。

　　如果我们年收入在4-5万元时，我们感到快乐并且过得有意义，那么在我们有更多的钱时，我们也能感到快乐，过得有意义。如果我们年收入在3-4万元时，我们感觉不到快乐，并常常伴有焦虑，感觉生活过得没有意义，那么即使我们每年挣到一百万结果也一样，我们仍然是不懂得使自己快乐、生活得有意义、爱做无谓担忧的人，所不同的是，我们在更好的生活条件里不快乐。

　　1?不妨重新来认识一下"金钱"，它在我们生活中都有什么作用呢？请不要过分夸大它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

　　2?正确使用金钱，既要善于节约和储蓄，又要懂得适时地享受使用金钱带来的快乐。

　　3?不与别人比较。提醒自己，金钱只是我实现幸福的一个工具而已。

　　　二 情感与幸福

　　爱体现为一种生活、心态、责任和人生。黄昏的厨房冒着热气的汤煲是爱，冬日的路灯下徘徊期盼的身影是爱，斑马线上握紧的双手是爱，熟睡时加在身上的薄被也是爱。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切与关心体现为爱，它是一种正向的感情。爱有积极的爱和消极的爱之分，但凡有利于感情表达、有利于促进双方信任、理解、沟通的爱情都是积极的，相反，则是消极的。

　　想知道你的爱情是否具有安全感吗？

　　包括弗洛利在内的多位心理学家编制了一个爱情问卷，此问卷将人的爱情分为三种类型：

　　1?我发现自己较为容易与人亲密相处，能自然地依赖他人，也能让他们依赖自己。我不经常担心被人疏远，或在乎他人离我太近。

　　2?我对与他人亲密接触感觉有些不舒服，我发现自己难以完全地信任他人，难以让自己依赖他人。当某人离我太近时，我感到紧张。我喜欢对方主动要求我爱他，向我表示爱。

　　3?我发现当我向对方表示爱的时候，他并不像我表达的感情那样回应我，我经常担心对方不再爱我，或不与我在一起了。我渴望与对方融为一体，可这种感情经常吓着对方。

　　你可以联系自己的行为，评估一下自己是属于什么类型的爱与被爱者。第一种类型的爱是一个具有安全感的爱，爱与被爱都是安全的，充满了成长和信任的力量。第二类型的爱是回避型的爱，不表达自己对爱的主动，害怕与人形成亲密感。第三种类型的爱是焦虑型的爱，以害怕失去相爱的人为特点。

　　积极的人，无论是对待爱情还是自己的需要都是较为理性的。她会积极地对自己说："我十分希望能与这位出色的男士结婚，我不能保证他一定会同意，但是，我要尽力而为。""当然，我不希望他离我而去，因为离开他我会很难过，可是，如果他真的决定离我而去，我也只能接受，因为这是他的选择。""他离开了我，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却不是更糟的事情，因为我还有选择的机会。""对于他的离开，我受了很大的打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人生的停止，因为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会充满希望地继续生活。"

　　可见，一个积极的人敢恨敢爱，不但善于体验爱情的快乐，而且总是能用心灵捕捉到爱情的愉悦的方面，善于从关心、幽默、天真、建设的方面体验爱情的美好，积极的人总是乐观地相信对方是爱自己的，也相信将来的生活是美好的，他们认为相爱的每一天都是宝贵的、有意义的，所以他们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尽情地享受每一天。他们没有时间和闲暇去想那些可能发生的不愉快，也不去细致地规划将来的每个细节。他们有一个目标，去努力实现它，同时，他们也知道自己永远走在路上，既然在路上，就要欣赏风景，一个会边走边欣赏风景的人才是一个真正能够体验爱情的快乐的人。

　　　三 成功只是手段，幸福才是目的

　　    幸福比成功更重要

　　曾经看过《记住你是谁》一书，其中作者曾这样写道："作为教授，我不希望看到这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我的学生身上。应届毕业生们害怕自己的同学们事业有成时，自己还在挣扎前行，一贫如洗，一事无成，于是他们往往选择看起来似乎最安全可靠的路径：寻找高薪工作，以便能衣着光鲜地参加同学聚会。那些毕业生，原本执著于媒体行业的创意，却去了投资银行；那些渴望自由而活跃的创业者，却去了沉静呆板的公司。他们想像自己的同学五年后会获取什么：个人办公室、丰厚的奖金以及高级头衔--所以他们极度害怕和规避冒险，害怕追寻自己的兴趣到头来两手空空。其结果呢？大量聪明有天分的人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头衔响亮、待遇丰厚的职位上，但这些职位对于他们根本不合适，而且对于他们真正想追求的职业目标毫无用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尼尔·卡尼曼说：生活中，大部分的人会认为高收入＝快乐，但事实上，虽然高收入的人对生活会比较满足，但他们也因此更容易紧张，有着很多的压力和烦恼。在成功之前，他们可能也曾有过不开心的日子，但他们一直相信，只要成功了，他们就会得到幸福。而当他们达到目的时才发现，原来所期望的根本就不存在，此时，他们感到自己的幻想（也是很多普通人的幻想）--物质地位可以带来永久的幸福--破灭了，而陷入"现在怎么办"的深谷。

　　我国在改革开放近30年来，社会在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使得人民生活水平得以进一步的提高，可是，令人疑惑的是，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得以改善，更没有呈现增长态势。现代社会，伴随着社会各阶层贫富差距增大，人们的浮躁情绪和心理失衡却日益严重。接连不断地看到弱势群体抱怨生活、抱怨一切都很不公平，甚至还有一些强烈的仇富情绪出现在一些人身上。同时，我们也能够发现，有一部分人士大力鼓吹个人成功是自己奋斗的结果，这势必会导致对他人和社会不讲回报的心理，尤其对一些弱者的感情更是极为冷漠。成王败寇的实用主义哲学似乎成为人们用来衡量人生成功的标尺，因此导致成功者的自大，失败者的愤怒，可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社会各阶层人的心灵都具有损害作用。然而，我们要知道，成功只是人类提升幸福感的手段和途径，一旦只注重物质财富的获得和积累，那财富终将变成人们获得幸福的障碍。

　　此外，一些心理学家还发现，人类擅长在关于未来的事情上自欺欺人。因为人们盲目地相信幸福感增加以后，生活会比现在更好。其实这多是由传媒和广告培养出来的，它们总是吹嘘，购买某种东西或获得某种成功之后，我们就能得到更大的满足。相信幸福取决于达到目标的人倾向于选择新的目标，而且会让自己相信，这次他们终于找到了通往幸福的"真正"道路。与此相比，2005年，美国心理学家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和她的同事一起研究的成果则更具说服力，她们认为，幸福和积极的心态是成功的重要前提。幸福的人在成功后不一定更加幸福，但他们往往比那些没那么成功的人更容易感到幸福。她说：成功确实与幸福有关--但成功是幸福的结果，而不是幸福的原因。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幸福的人拥有其他促进成功的个人品性。积极的心态也有助于引发强劲的前进动力，并促成与他人的协作。

　　我们应当知道，我们到达人生中的成功的顶点往往是一瞬间的事情，而生命中的绝大部分过程不过是我们在过程中攀爬，所以幸福道路就在自己的脚下。

　　　成功是多元化的

　　取得幸福并不是要人们将成功、财富或者地位看淡，而是希望读者能够反思一个现象：我们努力追求成功是为了获得幸福，但成功之后，我们却发现自己并不比以前幸福很多。其实，那是因为我们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权力、金钱都是获取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标。

　　记得曾经问过一个朋友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睡懒觉"。我说："那你为什么让自己忙碌到没有时间睡懒觉？"事实上，除了功名利禄的追求，我们身边还有很多获得幸福的途径，譬如家人和朋友、兴趣爱好、工作本身，如果能体会这诸种幸福，我们的心态将更平和，身心将更和谐。

　　我们的传统观念和价值取向把成功定义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认为只有追逐最大化的名利才是获得成功。其实，成功是多元化的，它没有大小之分，没有行业之分，只要能做到最好的自己，把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渗透到每一件事情的细节中，一定就会成功!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成功是没有标准的。

　　它并不意味着是第一，也并不意味着超越所有的人，而是只要尽了力量，发挥了所有的潜力，尽管结果仍不是最优秀的，仍不失为一种成功。社会是复杂的，并不是一个人能左右得了的，一个人过于突出或冒尖，也是一种很危险的状态。"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要想过幸福的生活，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活在此刻，享受现在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人生境界。

　　如果我们带着有色眼镜去把成功区分大小，那就很可能失去真实的自我，就会把人引入一种一切向"钱"看的歧途。我们不能否认金钱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且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更多的名利固然是一种成功，可是，假如走进一种只有获得最多名利的成功才是最大成功这种误区，就会把自己陷于一种绝境，而且让自己失去很多乐趣和潜力，也失去了很多通往另外成功之路的机会。

　　我们知道，每个人具有的潜力是不一样的，可能这种潜力在幼儿时期就会有所体现，但是，潜力也是需要训练和培养的。《礼记·学记》里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一样的道理，即使一个极具某些天赋的人不去试图培养自己的特长，就会被白白地埋没掉，而且你去追逐一些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况且效果并不一定会好。2004年奥运会，电视在播放田径赛场上的镜头，刘翔获得110米栏决赛的金牌，他不仅仅打破了奥运会纪录，还平了世界纪录。这个成绩让所有黄种人都感到骄傲，因为刘翔是第一个获得奥运田径短跑项目世界冠军的黄种人，他创造了中国乃至亚洲的历史。假如当年刘翔的父母没有让自己的儿子走田径的道路，而是选择看起来更能挣钱的篮球运动，那么，我们现在就不能肯定这个跨栏天才是否能最好地发挥自己最擅长的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