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银行宁波分行招聘:一袭蓝袍下的红色肉身 ——张爱玲性格考

“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
暂且借了这句话，将张爱玲的那袭华美的袍定为蓝色吧。
——题记

1943年，张爱玲横空出世，她的笔澹然扫过孤岛时期的上海，锋头一时无二。

但是，她的消逝也是倏忽而至的。为了那么一个不堪的男人，在那个仓促的时代中，她迅速地萎谢了。

真相并不能考，谁能说得清楚谁。你能够看到的，只不过是她让你看到的。

不过也只得她，将冷与热，俗与雅，放恣与哀矜，绚烂与沉寂，集于一身。哪一个才更接近真实的她？我只是尽我的力，把所寻得的她的性格的蛛丝蚂迹铺陈如下。

蓝耶？

张爱玲兼具冰（蓝色性格）与火（红色性格）的特质。她对世俗的快乐十分的投入，但是经过她的笔写出来却是冷冷的、苍凉的，所以起初，据她的《传奇》，我得出的结论是，她是蓝色的。仿佛她只是绕着手，在一角冷冷地旁观着。她的冷弥漫在所有的作品中。终其一生，她几乎从没有歌颂过任何伟大的情感。在她认为，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她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有的也不是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她用她的酷眼把他们看明白了，看扁了，放在书里，清醒而尖利。

《烬余录》里，她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痛恨着病人的叫唤，只是躲在屏风后面看书。“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能够不理会的，一概不理会。“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

还有她的那些貌似蓝色的习性。她严格恪守自己的处世原则，尤其是时间观念很强。如果她和你约定的是下午三点钟到她家里来，不巧你若时间没有把握准，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她即使来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对你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然后把门彭地一声关上……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那她更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如果是接待朋友，包括很熟悉的朋友，她也正正式式打扮好，可见对约定之事的重视与责任感。她对讨厌的人可以熟视无睹，并坦然地说，我不认识她。

她与好友一起吃饭也分别付帐，银钱清爽。她的“两不相欠”还体现在，自己也不宽裕的情况下，用钱财周济两任丈夫。胡兰成亡命两年，均是她寄钱去，在与胡兰成的分手信里，还附了30万元她写电影剧本所得稿费。爱既消失，则唯存义务，义务既尽，则再无遗憾。对感情不怎么深厚的赖雅也以她的方式尽了义务。

（正是亲人之不负责任，使其笔下人物不负责任。正是亲人之不负责任，使其自己拼命要负责任。）

除了她的“不负责任”和“负责任”的矛盾外，她的冷色调的特征还有：敏感内省，孤高自赏，超然矜持，自私冷漠。清洁的理性，绝对的喜恶。彻底的个人主义，不因世俗的标准而违背自己的意愿，亦不求见谅于世人。习惯独处，最红的时候仍视交际为畏途，晚年更是离群索居，对私人空间极端的维护……写到这里，近乎是蓝色的了。但是那句名言——“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却是厚重的蓝袍掀起了一角。

红也！

出名要早，享乐要快。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因为“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因为这是乱世，所有的一切可能只是幻象。她消极地快乐着，乐意表现出与名士派不沾边的一身俗骨，毫不掩饰对钱以及一切世俗物质的爱。这是《流言》里的张爱玲，比起《传奇》的冷，她更多地流露出一丝暖意。

如果小说可以是刻意经营的传奇的世界，散文则能够有更为自由挥洒的空间。《流言》中的一些篇什，如《私语》、《烬余录》、《童言无忌》、《我看苏青》等，有更多自传性的意味，无疑是看张的一个便捷的通道。任谁，在面对亲近知己的人，在得意高兴的时候，在自然轻松的状态下，都能够露出本色来。张爱玲也不例外。

拜《流言》所赐，我们得以知道她的细细碎碎的快乐。吃、穿、游玩、花钱，无一不让她感到愉快，而声音、颜色、气味，都能给她带来莫名的快感。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

虽然是绕着手，隔得远，仿佛事不关己，却是津津有味的观察。就象她对自己一张照片的描述：“照片里的笑，似乎有藐视的意味——因为太感到兴趣的缘故，仿佛只有兴趣没有感情了，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的难言的恋慕。”她对市井之事，对生活的蓝本，对人性本来的脉络的描摹的兴趣，还原出一个善于享受人生乐趣的张爱玲。

她一早就懂得及时行乐。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五块钱，她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

（碰上自己喜欢看的电影，她可以刚到杭州游玩就马上返回上海连看两场。）

幼时有很多宏愿：
“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
“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七岁之前就开始写一篇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写到一半便搁下了，没有续下去，另起炉灶写一篇历史小说，开头是：“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因为喜欢那时候，那仿佛是一个兴兴轰轰橙红色的时代。可是只写了一张便没写下去。八岁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特地将半打练习薄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后来又写了个长篇的纯粹鸳蝴派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回目是父亲代拟的，颇为像样，共计五回。

红色的兴之所致在晚年还重演了一回，在英译《海上花》过半时，因给《怨女》写一篇序提到《红楼梦》，下笔即不能罢休，越写越长，序没写成，则干脆做起了《红楼梦》研究，十年的工夫就这样掼了下去，终做成了一本《红楼梦魇》。在《红楼梦》未完中还写道：“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刺多，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记不得了，也许因我下意识地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

成名是张爱玲的一个“情结”。她渴望掌声，渴望出人头地、大红大紫：“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所以她身体力行地亲身实践着成名的梦。自1943年5月起在《紫罗兰》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起，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她迅速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最出名、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而且她最杰出的作品已相继问世。且看1943年11月里同时发表的她的作品：《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刊于《古今》；《金锁记》刊于《杂志》；《琉璃瓦》刊于《万象》；《封锁》刊于《天地》，可谓“一夜之间红遍上海”。虽然其中力捧她的《杂志》有日伪背景，她也在所不计，因她只求出名，不问政治。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与胡兰成的一段往事亦是如此。即使因此背了汉奸的骂名，她也在事后不置一词。

她不容易与人交好，除非是她欣赏的人，而一旦欣赏也全盘接受，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对方。（本人理解，性格色彩中的红色并不一味是浮浅、张扬、好结朋党的颜色，就如星座中的射手座并非个个是卡萨诺瓦。）她身边总有少数几个特别亲近的人，特别是在她姑姑、炎樱面前，她与自己年龄相称的一面才得以充分显露出来。而在紧张、有压力、不痛快时多呈现出掩饰色。在她极少露面的公开场合，她总给人一种矜持孤傲、难于合群的印象。在这样的场合，即使做不了主角，她也决不甘于给别人当配角，不论话多话少，或是默然不语，她必使人意识到她不容忽视的存在，所谓“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当然，若是她会受冷落的场合，她也不会去。她又决不做、也做不来一团和气状。这便是一个复杂红色的特殊样本。

起因

让我们回到她成长的年代，寻找那蓝色飘拂的起因。对于她，幼年的生活可算是温暖朦胧的、橙红色的岁月。八岁那年，她从天津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硃红的快乐。”

然而她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这时，早已分居的母亲从国外回来了。“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

父亲把病治好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逼光母亲的钱。两人为此剧烈争吵，终于协议离婚。父亲娶了后母。中学毕业那年，母亲又回国来，张想投奔母亲，与后母起冲突，被父亲毒打并拘禁起来。

“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自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Beverley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

其后她患了严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她父亲却不请医生，也没有药。病了半年，她躺在冰凉的床上，望着秋冬的淡青的天，体味着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后来，她逃出父亲家，再也没有回去。

逃到母亲家中，却不安地发现，母亲的家也不复是柔和的了。她在窘境中按照母亲的要求学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于是，她不象一个受尽委屈，终于回到温暖母爱中的女儿，倒象是初到贾府中的那个“步步留心、处处在意”的林黛玉。

于是，她一心读书，预备考伦敦大学。考进大学，但是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遇到了港战。“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我们总算吃够了苦，比较知道轻重了……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

家庭的重大变故，战争，都经历了。于是我便浅薄地认为，这对她的性格的形成有影响，使她年轻的时候便有了一个老灵魂，使她不那么一目了然。人，原没有那么简单，复杂些，至少还能产生那么精妙的文字。正如她自己说的：“真是小气得很，把这些都记得这样牢，但我想于我也是好的。多少总受了点伤，可是不太严重，不够使我感到剧烈的憎恶，或是使我激越起来，超过这一切，只够使我生活得比较切实，有个写实的底子；使我对于眼前所有格外知道爱借，使这世界显得更丰富。”

（无论是谁，遭遇此等创难，冷漠，无可非议。然而即使冷漠如此，一遇胡兰成，二遇赖雅，温柔即刻化尽冰心，惜所托非人。）

至于她晚年刻意营求隐居的状态，以至有位作家受命打探她，住在她隔壁也不得见人，只好捣腾她丢弃的垃圾。而她得知后，第二天就悄无声息地搬走了。她曾对此有过一段间接的声明；“我是名演员嘉宝的信徒，几十年来她利用化妆和演技在纽约隐居，很少为人识破，因为一生信奉‘我要单独生活’的原则。”

但愿这篇分析，不构成对她的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