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快速发展中，我们得到很多，也失去很多。得到的我们都看到了，失去的传统、文化，我们却不容易看到。有时候，对于这种失去，提醒我们的不是社会学家，不是科学家，而是话剧。

　　文/赖声川

　　近几年大陆各地都在将古人留下来的一切产业化，不管是房子还是园区，都要变成一个产业。但是忽略了文化的再创性和创意，如何创意、再创是认识本身的事情，不是创意来了就来了。我的行业是剧场，我们每天晚上的演出，台上演员和台下观众是呼吸同一个空气，就算有DVD可以回家看，但无法复制看戏的经验本身。我经常被问的问题是，如何准确猜测市场？

　　可是，在创意事业中去研究市场，还不如研究自己心中认为什么是重要的。我这句话是针对创作者、创意的人来讲。每天研究市场的趋势，最多是跟风。怎么创造一个市场，这才是文化创意产业最可贵之处。

　　《宝岛一村》是2008年底演出的戏，那是全世界经济最惨的时候，居然有这么一出戏票房非常好，三年后还是场场爆满。那时候一些杂志报道了这件事，说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有少数几个先知知道市场怎么样。我看了觉得很好笑，我们怎么知道市场在哪儿？其实我们做文化创意产业，如果想市场在哪里，去追那个市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因为它是很虚的东西，真正的文化创意产业还是来自创作者本身的内心，那个东西反而是最重要的。

　　对导演来说，你在关注什么，你的作品就反映出什么。最重要的不是舞台的灯光、布景、设计，反而是看你懂不懂人，懂不懂各式各样的人。对人心的理解是导演最重要的功课。

　　乔布斯说过一句名言：消费者不需要事先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他是针对iPad要上市时记者问的问题——这么成功的产品你做了什么调研？他说什么调研都没有做，是我们的工作是来指导他们要什么。我也一样，你来看我的戏也没有说事先要知道你看什么，是我给你看什么。

　　1985年，在台北，我的剧团第一个作品、我的作品《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是非常实验性的作品，探讨相声在台湾的死亡。评论家说，这是用相声来说相声的祭文，是实验性的做法。想不到它得到了巨大的商业市场成功，大到我们自己都想象不到。后来磁带出了以后，卖了100多万套，200多万卷，台湾只有2000万人，这还不算盗版的数量，他们说盗版是5倍，我都不敢相信。它成为了当时的一种现象，一个非常实验性的作品突然之间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

　　第二年我们压力更大，我们拿出的作品是《暗恋桃花源》，这个作品一直演到今天。如果25年前你跟我说，你来做一个作品，让它25年后还在演出，打死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如果当时有人跟我说《暗恋桃花源》25年以后还会演出，打死我也不相信。我们只能在那个时空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有一个分析告诉你说《暗恋桃花源》可以演25年吗？完全没有。完全就是出自我们的创作愿望，演出之后能走多少场戏没有人知道。最厉害的好莱坞导演也不能告诉你他的电影到底有多少票房。慢慢地在行业里做久了才能有个大概的预测。

　　前一阵在一个论坛中有机会碰到“文化创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先生，聊天中，他跟我透露，“文化创意产业”这个名词是他当年为他在伦敦的电影公司向英国政府申请一笔赞助款时“发明”的一个名词。他说，为什么用“产业”这个似乎与“文化”和“创意”不搭调的名词，是因为用“艺术”“文化”这一类的词，说破嘴说了多少年也没人理会。有了“产业”，政府才可能会重视，而英国政府果然注意了，给了赞助。

　　于是霍金斯先生创造了一个他自己都说不清的一个名词，现在这个名词正在世界各国带动上千亿的投资，是新时代经济最时髦的名词。

　　大部分人对“文化创意产业”这六个字中只重视最末两字，因为大部分人的目标和理解都在这两字。只要是产业就能赚钱，只要能赚钱，不明白好像也没关系。

　　然而，好的文化创意产品必须是来自文化和创意。好创意、好戏，不是钱可以直接买的。这是了解文化创意重要的一点。很多人坚信人类必须吃饱肚子才有闲情去搞文化艺术。这其实是暴发户的思维，因为文化人类学早已观察在人类最早的活动中，艺术本来就是必要的一环。

　　现在，文化被重视了之后，在各个方面机会真的是来了，而我们有没有创意的能量来创造市场，怎么发明一些东西让市场来到我们这边？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考。

　　我一直强调创意是发现，是一关一关地揭露或许原来存在的东西。我认为寻找灵感的过程必须是内在的途径，而非外在。

　　可是我们从小被教给不同的方式，被贴了标签，这些足够造成每一个屏障阻挡创意的产生。

　　现代大部分的教育都是在于方法，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没有放在智慧方面。如果这两者必须兼具才能成功的话，显然我们漏掉了两个领域中的一个。这个时代已经跟智慧脱节了。在今天，我们过度重视了方法，智慧被遗忘，社会甚至已经没有办法定义什么叫智慧。

　　所以，现在我们的社会所有的教育都跑到了周围，中心空了，一切都在学方法，可是没有人在乎给它营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认为文化创意必须从中心出发，我们必须建立起那个中心来。这个东西是什么，也是非常抽象的，我今天也没有答案，只是提出我们发现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在全世界共同的缺憾。

　　在社会快速发展中，我们得到很多，也失去很多。得到的我们都看到了，失去的传统、文化，我们却不容易看到。有时候，对于这种失去，提醒我们的不是社会学家，不是科学家，而是话剧。

　　我对2012年充满期待，但也抱有担心。因为这两年，话剧变得蓬勃、时髦，许多人于是把它视为可操作的商品，我非常担心过度的商业化会影响大陆话剧的发展。话剧本来和商业就有交集，但话剧终究是文化，看似蓬勃的话剧市场如果没有足够的好创意、好戏来支撑，也无法持续发展；另外，大陆的场地费是全世界最贵的，这不仅把很多观众挡在剧场之外，也使得一些小成本话剧的生存十分困难。 ★

　　让心胸变得更加宽容与仁慈

　　文/叶小纲

　　在玛雅人或其他古老文明记载中，2012年是著名的。它将毁灭，或重生。相对于万千宇宙，人类确实如此渺小，但茫茫世界自有归途，我仍不太相信世界会在2012年走至尽头。

　　鲜花开五叶，世事皆婆娑。婆娑就是遗憾，谁殊胜遥远？所谓2012年的船票，本无心去寻觅，就不操那份心了。凝神自己2012年的创作，像莽无樵路的苍山，绵延无际，难觅倏臾明朗之时。对于灵性修持者而言，音乐确是一剂良药，罂粟般神魂迷醉，又如天上飘来的经卷，犹似飞倏来往于灵魂与体魄、瞬间与永恒之间最优秀的使者，能将撕裂的心胸抚平，缝合滴淌赤血的创伤，把人世间的悲催稀释，为绝望的灵魂重塑信心，并教会我们淡然、仁慈、甚至宽容。

　　与永恒的人生命题开掘深邃对话，发出独立、高质、有担当、无愧于历史与时代的声音，是作曲家最艰深的人生目标。如果说当下善良如惊弓之鸟，邪恶似魔鬼噬人，想把最难的事情做到，笑傲人生之途，那需要对环境之险象的全然不顾，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飞蛾扑火般的决心，全身心践行艺术终极目标，否则，音乐是做不成的。

　　2012年我将与老同学刘索拉合作，完成交响仪式剧《喜马拉雅之光》。为此，我曾飞到西藏和尼泊尔这样的恒古悠远之地，在遗迹沓然的释迦牟尼故址，双眸弥望尘土飞扬但安详的蓝庇尼天空。天光璀璨中，灵气氤氲的喜马拉雅神山就在身旁，可以感受到天地物我神秘的灵智自苍穹翩然而下。我也曾在西藏流光溢彩的物化精神圣殿中，在睿智与洞察万物的神秘微笑下感悟人类的信仰。藏民族善良的心地，如玛瑙一般透明，他们的沉默无语，是思索未来的象征；他们爽朗飘逸的笑语，与拉萨红山上金碧辉煌的大殿里隆隆不绝的诵经一样，向世界显示了灵慧闪烁、清定旷远的精神寄存空间。我理解乔布斯为什么去印度，因他有不可遏制的精神审美追求，直觉和体验影响了他一生。

　　在雄伟静寂的地球之巅，人类精神价值的高扬，通过内心的跋山涉水，真正会有所领悟。恒古尼泊尔的灵幻色彩，高峨西藏的雄浑大气，是大自然最高级的心灵上师，也使《喜马拉雅之光》的创作改变了自己一些认识世界的方式。我坚持艺术价值高于一切，与现世嗔妄疏离，一腔潸然心境，最终落下芬芳。我衷心期望与女中清流刘索拉的合作成功。

　　同样在2012年，我将和国家大剧院合作，创作歌剧《牡丹亭》。中国古典戏剧之美妙，存于儿时记忆。幼年我在上海，曾见证过南方戏曲的繁荣，那时江浙沪一带戏曲很多，有昆剧、甬剧、锡剧、苏剧、扬剧……有周围的采茶戏、黄梅戏、梨园戏……还当然有苏州评弹、宁波滩簧、枣梆子和四平调！南方戏曲的拉弦打板，斑斓的戏衣，剧情之精彩，音乐之生动，表演之清远迤俪，似一派吴越江南的秋光。所有的风姿灿然与潇洒，均化为一个夙愿：做一出推陈出新的戏，而且是一部歌剧！今天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牡丹亭》端丽的文字气象，缜密的社会场景构思，完全是汤显祖情感之所寄。他入木三分的人间百态刻绘，给了歌剧版本最大的创作空间。几百年来各戏剧门派对《牡丹亭》的不同演绎，构成了绵延不绝的文化脉络，我相信歌剧《牡丹亭》一定能形成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一掬清凉。歌剧《牡丹亭》是大工程，工作量不输于瓦格纳的歌剧，但完全是中国式音乐戏剧，需要艰难的求索与研习，完成她最需要的是信仰！音乐不会是绝境哀鸣，而是迤逦写来，南方的灿烂千阳，北国的雄浑苍茫，青年才子的矫情与微吟刻绘，垂暮老者沧桑进取的悠悠之心，百姓的人间喧哗与阎罗鬼王的争闹，都是音乐表达的镜像。世事悱恻，创造可以移步平飞，创作是最好的心灵修复和催进剂。歌剧《牡丹亭》让我有机会表达人生的痛感与沉郁，亦可展示一种不屈不饶的精神！我将在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中，追溯灵魂的旷远与寂静。

　　2011年，我曾应杭州爱乐乐团作《临安七部》。白居易、陆游、苏轼、王昌龄、欧阳修、孟浩然、杨万里、林则徐等人的诗词，是《临安七部》最坚实的文学基础。这些诗词随着演员的演唱，字幕打在音乐厅舞台，引起的观众共鸣，无法用语言形容。中国的古典文化从未离开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文明传承至今的重要基础。

　　一百年前的民国以降，众声喧哗，社稷兴旺，匹夫有责。章太炎斗袁世凯，梁启超噪君主立宪，孙中山举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共产党，蔡元培倡学术自由，胡适扬民主理念，梁漱溟挺乡村建设，萧友梅建音乐教育？???那个时代涌现的雄才大略与精英，撰写了20世纪中国惊心动魄的文化史。在2012年来临时，我恍惚常遇见这些遥想的先贤，他们的思辨之花依然绽放，他们的英姿仍凛然高悬于中华文化的天空。

　　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史充满荆棘，在卑鄙、萎缩及贪婪依然甚嚣尘上的今天，深谙这块土地历史切肤之痛，音乐应呈峭壁凌空，简重严深之势。遥看历史，悲情所寄，光写几阕哀飒的长调，显然是不够的，音乐应该对我们这个时代给予更多的关注，不应将人类的社会及精神因素置创作之外，否则也会被人类社会最终所淡忘。不管怎么说，音乐能滤去尘世中的焦虑与不安，能让挤迫的心胸变的更加宽容与仁慈，使人在任何心境都能涌起对善美的向往和信心；音乐教会了我们在面对一个几乎很难改变的社会时，意识到仁慈与宽容是人性最宝贵的光辉，是俯仰天命的必然，也是对自己、对他人最有效、最长久的方式。 ★

　　音乐应该对我们这个时代给予更多的关注，不应将人类的社会及精神因素置创作之外，否则也会被人类社会最终所淡忘。不管怎么说，音乐能滤去尘世中的焦虑与不安，能让挤迫的心胸变得更加宽容与仁慈，使人在任何心境都能涌起对善美的向往和信心。

　　教育改革的动力在民间

　　文/杨东平

　　2011年8月，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放了一部我担任总顾问的6集专题片《教育能改变吗》。这部原本应在一年前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之际播放的片子，一年之后才得以播出。但这一提问并没有过时，它持续地徘徊于每一个人心中，起伏于希望和失望之间，印证着“社会焦虑”这个年度主题词。令人纠结不已的都不是什么新问题，而且将会继续发酵升温，成为今后的教育焦点。

　　如果说国家关注的教育问题主要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是国家竞争力，是“钱学森之问”，那么城市家长担心的则是儿童的身心健康、沉重的学业负担、炽烈的择校竞争、高昂的择校费这类基本民生。不仅如此，2011年初，美国华裔教授蔡美儿的一本《虎妈战歌》，使得“中国虎妈”风靡世界。年末，又有鼓吹“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的“中国狼爸”登场，演绎着一个“如狼似虎”的家庭教育环境。

　　学校的情况也不妙。佩戴“五道杠”的湖北小学生黄艺博成为“官模官样”学生的标本。各地频频爆出的给差生戴“绿领巾”、给后进学生穿红校服、让学生按不同成绩使用不同颜色作业本等等给学生贴标签的行为足以印证扭曲畸形的教育价值观依然存在。我们已经进入全民教育、大众化、互联网的新时代，然而，主流依然是名校崇拜、培养尖子和“精英”、面向少数人的教育。望子成龙、出人头地之类的陈腐价值，在独生子女时代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商业鼓噪下被前所未有地“洗白”了，从而将众多儿童逼入“赢在起点，输在终点”的悲惨人生，甚至过早地累倒在“起跑线”上。

　　一些农村儿童则直接殒命在上学路上。一个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群体——贫困地区的农村儿童、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迫切需要的仍然是交通安全、营养、健康等基本保障，以及教育机会。“校车”成为一个令人惊骇的词汇，从此，我们将日复一日像担心矿难那样忐忑不安。它所呈现的是农村地区持续十年的大规模撤点并校造成的“上学难、上学贵、上学远”的恶果，而且不止于校车，还包括辍学率上升、大班额、寄宿制学校等众多问题。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学校被从农村“连根拔起”。农村教育的“空心化”“城市化”和“被城市化”所造成的农村发展的整体性危机，正在浮出水面，亟待认知和破解。

　　然而另外一些具有轰动效应的教育事态，启示我们从不同的侧面认识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局。

　　2011年，全国平均高考录取率达到创纪录的72.3%，包括山东在内的十多个省市的这一比率已经超过了90%。与此同时，公众的选择性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用脚投票”， 高考弃考人数达100万，新一轮的留学潮如火如荼。出国留学人数以20%的速率增长，高中出境学习人数已占留学总人数的22.6%。“洋大学”在快速登陆，除原有的宁波诺丁汉、苏州的西交利物浦、珠海联合国际学院之外，上海纽约大学已经招生。今后几年，仅广东省就将再引进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4所境外大学合作办学。

　　这显示，由于学龄人口大幅减少、政府教育投入大幅增加，教育的供求关系正在明显改善。中国教育已经超越了极其贫困、极其短缺的阶段，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去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我们正处于有“大变革前夜”意味的历史时机。因此，比“教育能改变吗”更为深刻的提问，是探索教育变革的动力机制。

　　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都可归为根本性的体制和政府治理问题。人们热切期盼《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去行政化”改革早日到来。然而，南方科大改革的一波三折，助长着人们的失望和无力感。毫无疑问，根本解决问题的宏大思路、自上而下的整体性改革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期盼的；但是，除了单纯的批判、抱怨和等待，我们还能做些什么？那样是不是把自己降低为旁观者，从而消解了公民的责任？正在发生的另外一些事件，启示我们去想象教育变革的真实图景。

　　由民间爱心人士邓飞等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行动，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短时间内筹集资金达两千多万，显示了微博改变社会和公众参与的巨大力量。这一由民间发动的公益行动得到了政府回应和迅速跟进。10月，国务院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年拨款160多亿元，覆盖680个县市、惠及2600万农村学生。免费午餐从民间行为变为政府行为，不仅彰显着公民社会的真实力量；作为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通过公众参与改善政府治理的典型案例，也预示了一种促进社会变革的新模式。

　　如加拿大著名教育家迈克。富兰撰著的《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所揭示，世界各国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教育变革大多是失败的，轰轰烈烈之后往往无疾而终。因为教育变革是一个非线性的、不稳定的动态过程，其结果是不确定的。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机制。他认为，应“使变革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更多地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改革，而不是靠政府和专家外在的强迫和控制。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才是推动复杂变革的真正动力，而新思想往往产生于多样性的文化和在团体边缘的人。

　　这一洞见非常新颖而深刻，也和我们在当前的教育生活中所感悟的相同。在我们身边，正在出现越来越多这种微改革、微创新、微公益的成功实践，例如，朱永新教授倡导的在全国范围近千所学校开展的“新教育”实验，大范围推广的李英强的“立人乡村图书馆”计划、真爱梦想基金会的“梦想课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乡村幼儿园实践等等。基层学校的变革，以山东杜郎口中学的改革最为典型，这一在偏僻农村自发开展的学生主体课堂的教学改革不胫而走，影响遍及全国。这种自下而上的、局部的、零散的、个体的、非制度化、非主流模式的自主创新，强调每一个人的学习和参与，体现了去中心化学习模式和“互联网精神”，不仅是互联网时代知识生产的模式，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创新的模式。

　　新时代的曙光已经隐约可见。由无数微改变凝聚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将会是实现整体性教育变革的基础性力量。

　　学在民间，教育因你而改变！ ★

　　中国教育已经超越了极其贫困、极其短缺的阶段，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去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这是一个有“大变革前夜”意味的历史时机。新的时代，由无数微变革凝聚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将是实现整体性教育变革的基础性力量。

　　科学不需要“知足常乐”

　　文/施一公

　　2010年岁末，我发表了博文《归来吧，我的朋友们》。不觉一年过去，最近有人问我：你是否还有2010年的底气，这样大声地“呼朋唤友”？我诧异地问：“为什么不？”说实在的，过去两年国内科技界的风风雨雨，我很大的一个担心就是海外的朋友们对中国望而却步。

　　我从2006年开始回清华大学建立实验室，2008年初全职回国。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回国讲学、开会时间短暂，收到的几乎全部是善意与礼遇，感受到的是发展的魅力，内心一片乐观。回国之后，因为理念和行事风格的差异，我开始感受到矛盾和冲突，也看到了更多的问题与挑战。在这期间，有过瞬间的迷茫，甚至有过暂时的挫败感，也常常感觉力不从心，但，我从来没有过后悔！相反，我在尽情享受在清华工作带给我的踏实和满足，享受发自内心的归属感和主人翁的自豪！

　　在《归来吧，我的朋友们》一文中，我是这样写的：

　　回国过渡的过程中，想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最重要？我一次次问自己，一次次说服自己：是为了内心最深处的安宁与满足！回国前，吃的、穿的、用的、房产汽车，我都有了；学术地位、荣誉奖项，我也有了；还有一对活泼可爱的双胞胎儿女和一个温馨和睦的家。但我的内心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东西，总是怅然若失。我缺什么？缺少的是对祖国的回报，缺少对自己求学时期信念的坚持，缺少让我振奋的直接帮助同胞的成就感！游子归乡，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报答血脉相连的父老乡亲！这是最自然不过、也最让人自豪的成就感！

　　80年代中后期，我在清华园读书，最让我们清华学子受激励的一句话就是“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那时，我们豪情满怀，憧憬未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郑重相约：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任重道远，行胜于言！

　　2001年，我和王晓东在赶赴北京开会的飞机上长谈，他讲了一句我永远也忘不了的话，“一公，我们都欠中国至少15年的全职工作。”这句话平平淡淡地说出，却让我心情很难平静。清华园的情景历历在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仍在耳旁萦绕。是啊！我们的小家富足了，可我们的同族同胞呢？对我们寄予厚望的父老乡亲呢？！

　　这一段并非心血来潮写下。今日再读，依旧让我心潮澎湃。只是今年，“千人计划联谊会”成立以来，我接触到多位各研究领域的专家，眼观耳闻，惊怵之余，忧患意识骤然增强了不少。中国的科技现状究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这样的科技水平和现状能否支撑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能否保证国家安全？说心里话，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令人满意。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挑战，该如何改进甚至改革科技体制？如何让创新的科研文化主导中国的未来？

　　我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与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发展和地位太不相称了！与小国不同，中国的国家安全不可能靠任何其他国家，只能靠自己的硬实力。而这种硬实力不是靠空泛的宣传，而是完完全全凭借科学和技术的真实水平。

　　以史为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10年里，中华民族蒙受羞辱、被动挨打。不是我们不努力，是我们努力得不够！其实，1861年前后，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清政府在奕、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推动下，就开始实施洋务运动，师夷自强，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拥有包括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机械制造局等在内的一批现代工厂，大大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尽管如此，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与日本海军的交战中全军覆没，也终结了洋务运动。

　　现在是居安思危的时候了！如果久远的历史不能唤醒一些盲目乐观的朋友，过去15年的世界状况足以敲响警钟了吧。从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和2001年海南岛附近中美撞机，到现在的南海、东海局势，缅甸、越南外交和中东北非局势，我们又有什么值得庆幸乐观的呢？

　　我们的文化强调知足常乐。而在尖端科技领域，知足常乐往往是致命的。且不说世界上的发达大国，即便是以色列这样一个只有800万人口、两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小国，又有多少科技成就领先于我们！

　　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时隔一年，我对海外的同学和朋友们想说的依旧是：归来吧！趁你还年轻！虽然北京的空气还有污染，虽然中国的科技体制还不完美，虽然国内的文化氛围还不够宽容，但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正为施展你的才能提供了最好的舞台！中国也正在努力为每一个回国的海外人才想尽办法创造各种便利条件。这些条件足以让每一个立志创业的人才能够大展鸿图！”

　　2011年夏天和冬天，最早加入我实验室的两届研究生相继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看着他们站在讲台上把自己过去4～5年间完成的优秀科研成果娓娓道来，我很欣慰、也很满足。他们已经长大，足以媲美国外任何一个一流大学的博士毕业生，今后会亮剑于国际学术界，也期望他们将来报效祖国。

　　2012，又是让我充满期待的一年！ ★

　　时隔一年，我对海外的同学和朋友们想说的依旧是：归来吧！趁你还年轻！虽然北京的空气还有污染，虽然中国的科技体制还不完美，虽然国内的文化氛围还不够宽容，但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正为施展你的才能提供了最好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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