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才艺大赛:宁波学资料辑录→文史→宁波的“外人居留地”

    自从鸦片战争失败，随着南京条约的订立，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之一，这座浙东沿海名城就此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下，折磨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宁波这块半殖民地才同整个旧中国一起摆脱了屈辱和奴役。
    宁波的江北岸就是当时根据条约指定的“外人居留地” (并无“租界”的名称，按条约只说划定区域准予租赁。前上海公共租界也称居留地settlement；法租界称让与地concession。文字不同，实际相同)。其区域范围，新旧地方志上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据《鄞县通志》摘录许瑶光《谈浙》一书中内容推知，其居留地地区狭长，后商业渐盛，英国领事潜图扩大埠界自东渡门至灵桥门外濠河一带未果。在江北岸的泗洲塘附近到白沙路旧鄞、镇交界处有两段不通的断河道为英人所开(意图使外国军舰不经三江口而能直通余姚江至盐仓门威胁大平军侧翼，但未等全部凿通，太平军已退去)，可知其居留地游动于鄞、镇交界一带。
    宁波开埠后，英国首设领事馆于江北岸，馆址先在杨家巷，后移中马路，宁波人通称它为“大英公馆”。法国、美国援例要求通商，都有领事驻甬，西班牙、葡萄牙亦来通商，没有设领事。一八六四年英领事还兼管奥匈帝国的事务。德国、荷兰、瑞典、挪威等国都在一八七○年设副领事于宁波，订约通商。日本于一八七一年通商，没有设领事。由于外国经商纷至沓来，进出甬江口岸的都是扯着各国旗号的商轮和兵舰，江北岸就沦为五洋杂处的洋场了。只是在五处通商口岸中，上海更适合于侵略者的扩张，所以他们就出全力去经营上海。原在宁波口岸倾销的商品以及廉价掠夺来的物资，逐渐转移到上海转口。有的国家就裁撤了宁波的领事或副领事，或由上海领事遥领，或由宁波英领事兼管。英领事直到一九三三年才撤回。清朝时在宁波的最高官员是宁绍台道；而宁绍台道对于各国领事，处处仰外人鼻息，到后来还依仗英、法、美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自此外人更加跋扈，清朝官吏更加卑躬屈膝，唯命是从，甚至把属于中国政府可以行使职权的事，也拱手让人，要外人来代管。例如设立江北岸巡捕房一事，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宁绍台道禀请浙江巡抚一文中报称：“各路撤退的游勇洋兵及海外无业流氓，中外勾结，在外江内河抢劫商旅。因为宁波兵力单薄，防务空虚，经与英、法、美三国领事及海关税务司会商，认为此种流氓多系别国下户，并无该管领事驻宁，不遵伊等的约束，禁之不听，驱之复来，恐非中国兵勇所能捕尽，必须添派外国巡捕弁兵，严密巡逻，制之不敢滋事，使之无所希图，庶几不逐自去。”关于按月饷银问题，则说：“各居民洋行每月仅助四百余元，已属吃力，总计尚欠三百元，外国无款可拨，坚请宁波捐局每月帮助洋三百元(后又增添至五百元)。复与众绅密筹，事关紧要，若不允其所请，各领事借口推诿，渐弛其禁，该无业流氓，势必肆无忌惮，抢劫横行，隐为地方之患。”自己不想办法，却去依靠洋大人；经费无人出，除向居民搜括外，只得由地方拔款；若是不答允，又恐洋大人生气不管，巡捕房就此设立。位于外马路的巡捕房门首挂有“奉道宪设立巡捕房”的牌子，实质是一个外国官衙。人员由宁绍台道委当时打过太平军的一个英国军弁叫葛参将的担任武委员，又委海关林税务司兼文委员；督捕名华生，统率巡捕。按照巡捕房章程：“有领事官所管洋人必须有该国领事官执照方准提拿”，“如拿获外国匪人即交该国领事衙门究办”，“如该国并未与中国立有条约，则应报由新关税务司商同地方官办理。”就从这几项条款来说，巡捕房的上司显然不是宁绍台道，而是各国领事馆；所做的工作也是为各国领事服务的；督捕、巡捕都是外国流氓充当，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税务司虽属中国官吏，也非由外国人充任不可。巡捕房直到辛亥光复后才改制为宁波警察机构的一个江北岸分支机构，而在行使职权上实际还是处处受制于外人势力。甚至于一九三四年修筑中马路时，一个名叫孙阿蜚的外国流氓对拆让所占有的一排市房还出面阻挠，不肯拆让，使筑路工作陷于停顿，可知恶势力流毒之深。
除各国领事外，税务司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不但在货物进出口方面把守总关，控制了宁波经济命脉，就是中国地方官吏办理一切外交事务都要听取他的意见或请求他从旁帮助，拿获非条约国的人犯也要归他讯办。他的权势还伸展到设立江北岸工程局一事上来，该局是在他主持下进行的。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他订立章程，对进出口货物每件捐钱三文。当时各报关行一度抗议停止报关，税务司就运用他的特殊权力和地位，压服了各报关行的反对，不但使码头捐毫无窒碍地实行，并且还由各行各捐一百元作为工程局的开办费“以赎前愆”。一切定妥，要宁绍台道“出示晓喻”，宁绍台道当然遵命照办，且在布告结尾还要大大恭维一番，说什么“其各照章输缴，毋负税司殷殷创办之美意”。这种喧宾夺主的情况，当时已经是司空见惯，不以为怪了。工程局还设立了一个董事会，税务司自任董事长。工程局所修筑的马路，就只有从海关到扬善路(原名洋船弄)口一段，其他如草马路、新马路都是天主堂及其他外人为了自己进出方便而修筑的。江北岸工程局这个殖民机构，直到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宁波设立市政府才收归市管。税务司为了炫耀他洋大人的威风，仿照当时宁绍台道的排场，出门坐四人抬的大轿；所不同的，他的轿子是藤椅式的四面敞开轿，不象中国官员所坐的方盒子式。四名中国人轿班，身穿号衣，头戴红缨帽，吆喝过市，路人趋避；到民国初年，还可见到这副怪相。
    还有天主堂的主教，也有特殊权势。一八六二年太平军攻下宁波后，清政府用法国参将勒伯勒东为浙江总兵，组织洋枪队保护天主堂。宁波设立主教开始于一八五一年，罗马教廷委顾芳济驻甬为浙江主教。继任者有田主教、苏主教。一八八四年法人赵保禄任主教，他从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到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做了四十二年之久。在他任内做了不少伪装迷人的事，如宁波的小修道院、大修道院、普济院和毓才中学等，都是他一手经办的。在他接任之初，正值中法战起，清朝皇帝降旨保护教堂。一九○○年清政府还特赐他双龙二等宝星，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北京政府授予他四等嘉禾章，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晋授二等嘉禾章。都是勉励他“有功地方”的。他的声誉一天天大起来，超越于当地中国首要官员之上。所以当时宁波人有句话：“宁波道一颗印，不如赵主教一封信。”父老中亲见他坐着四人抬的绿呢大轿，与海关税务司又是另一种气派。他做生日那天，从药行街天主堂到江北岸天主堂，沿街都用五色幔天帐，悬灯结采。宁绍台道亲自去拜寿，由宁波的一些士绅(举人秀才之类)替赵主教在寿堂前回拜。一九二六年 (民国十五年)赵主教死于法国巴黎，遗柩由法政府照会北京政府运回宁波安葬。嗣后由法人戴安德继任主教。一九三二年法政府授予他十字勋章，其时法兵舰开入甬江，在草马路的小修道院内举行了授勋大典，法海军排列了仪仗队。并在泗洲路的毓才中学内举行了盛大宴会，中外来宾云集，车水马龙，极一时之盛。天主堂还霸占了江北岸的所谓白水权，坐收轮船码头使用费。一九三三年宁波地方政府建筑外马路时，几经交涉，才把它收回。
    曾经作为“外人居留地”的江北岸，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及庚子八国联军侵入时期，富室巨商纷纷迁此作为避难之地，洋场风气也就由上海很快传播过来。宁波买办阶级因时兴起，成为市场的中心人物。洋行林立，什么总会(就是赌场，在中马路美颐商店楼上)、妓院(在桃渡路一带)、番菜馆(有蓬莱春、渡江春两家)、戏院(最早有舟山人谷少兰办的福来茶园)、弹子房(在洋关弄)都开设起来。还有专售外文书报及供外人吃喝的“葆三”、“美颐”两家商店 (都在中马路)。
    此外，在海关下首江沿围有外人墓园一处，临江铁栅铁门，园内树木葱茏，刻有洋文之十字架墓碑林立，俨然死人王国。宁波的洋人活着时以江北岸为居留基地，也愿葬身于此。旧中国这块半殖民地的土地，是洋人冒险家的乐园真是不虚了!
                  

                             （曾刊《浙江文史资料》第四辑，略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