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 网页中文乱码:就这样,我走上讲真话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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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走上讲真话的路 周国洪 发表于 2005-7-4 21:45:00 阅读全文(1690) | 回复(30) | 引用通告(0) | 编辑

  讲真话,查真相,是新闻工作的基本从业规范,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正如也曾当过记者的卡尔·马克思所说:“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马恩全集第1卷418页)
  
  然而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是新闻工作第一难。
  
  回顾13年新闻工作,发现自己在“讲真话”的道路上,经历了“糊涂期”、“觉醒困惑期”、“行动期”三个阶段。

  1992年到2002年的十年,是“糊涂期”。

  在那一阶段,虽然出于人的一般本性,从未泯灭过对“讲真话,查真相”的朴素向往,然而用心所在,是研究规则和技巧。上边的用稿规则吃透了,稿子写好发表了,稿费到手了,也就满心欢喜了――很少冷静的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在帮着采访对象骗人。

  更有甚者,在采访一些重大活动报道时,人家根本就发表不出什么见解,见面聊上几分钟,回来就在稿子里替人家说一大段看上去很有水平的话。稿子只字不改地发表后,人家打电话来说谢谢,领导发话给表扬――自己呢,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觉得自己真聪明,把规则吃透了。

  然而时间长了,总觉得不踏实,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骗了,同时又在骗别人?

  2002年到2003年的两年,是“觉醒困惑期”。

  那一时期,大量阅读社会科学著作,深刻反思自己的新闻实践。“讲真话,查真相”的新闻意识,开始觉醒。

  我发现,原来很多多年来从不置疑的观念,其实很成问题。最突出的两个错误观念,一是认为:官大,真理就大。下面的办事员、科员说说谎话、骗骗记者是可能的,但面对级别较高的官员、特别是厅局级以上干部,往往会在潜意识中预设他们就是真理的化身,认为他们肯定是成熟的,是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的,因此是不会说谎话、骗记者的。另一方面,则是害怕。这么大的官,我们记者怎么能去证伪他的话呢?即使证伪了他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不是自找麻烦吗?不是自讨苦吃吗?还是面对现实吧。还是睁只眼、闭只眼吧。还是大家抬着混吧。还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吧。于是乎,谈笑间,“讲真话,查真相”的基本从业规范灰飞烟灭。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我往往情不自禁地把这些较高级别官员的话,当真,从而停止了对事实真相的探寻。或者干脆一见到大官,就大脑停转,放弃了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要命的是,近年来纷纷落马有高官,而通过新闻报道为自己涂脂抹粉,也几乎成了他们伪装自己、标榜自己、掩饰罪恶的惯常伎俩。

  二是错误地以为,大庙里的方丈就一定会讲真话。

  那两年经常到一些大企业采访,看着那一位位动辄执掌数亿、数十亿资产的大老板正襟危坐,口若悬河地报出一串串数据,纵论业界风云,自己就像傻子一样,刷刷刷一阵狂记,回来以后就信以为真地写稿了。想求证他的真伪吗?别做梦了,人家可是正要集中火力正面宣传的典型啊。

  直到听说了北京老板圈的一则小故事,才发誓不能再这样做记者了。那个故事是说,有一天晚上,几位京城里的地产大亨酒足饭饱以后,去泡吧。泡吧以后,去桑拿。桑拿以后,剔着牙说:“闲着也是闲着,叫几个记者侃吧!”很快,几位记者接了电话、容光满面赶来――能够在半夜应召,说明人家大老板没把咱当外人啊――一番高端访谈过后,第二天就神乎其神地写出一大版貌似客观分析,实为帮忙帮闲的文章。这则故事帮我撕开了温情脉脉的表象,让我发现自己与那些应召记者并无二致,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允许自己在那种职业状态下度过未来的生涯了。

  然而,觉醒是一回事,行动又是另一回事。当我决心放弃“老一套”,开始“讲真话”的时候,才发现,讲真话原来这么难。

  你要讲真话,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就需要花一些时间,做一些思考和调查。如果一时半会儿搞不清,你就只有多吃一些苦、多受一些累,才有可能把它搞清楚。然而就算搞清楚了、写成稿件又能怎么样,还是要吃亏,因为很可能不过是一篇普普通通、算不了几个工分的稿件罢了。更可怕的是,稿件还很可能被叫停,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真伪难辨的话”与“真实的话”、“假命题”与“真命题”在新闻市场上并肩而行,甚至前者反而比后者更易与市场接轨时,要下 “讲真话,查真相” 的决心,实在是太难了。

  搞“老一套”实在不甘心,“讲真话”又实在不划算,怎么办?只能减少发稿量。就像一位哲人说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多讲一点真话,至少你可以多保持一点沉默。”

  2003年有人提出要搞“末位淘汰制”,这更加令我厌恶。

  我认为,在现行配套制度框架下的“末位淘汰”制度,从整体上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工作权,是一条会制造第二起孙志刚案件的恶法。

  它的荒谬之处在于:在不提高劳动者团队整体报酬水平的前提下,通过所谓的淘汰机制,让劳动者在相互竞争中,无止尽地提高劳动效率,直至崩溃;同时使劳动者的心态不断恶化,劳动不复是人生的快乐,而成为屈辱的竞技和阴暗的撕咬。

  在这一制度下的劳动者,将不得不面对一种选择:要么被淘汰,要么以不断趋近崩溃边缘的劳动效率去工作,同时忍受单位产品收入急剧下降、劳动收益率急剧下降的盘剥――即使是在为马克思所痛斥的原始积累阶段,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恶法,恶行。

  就这样,觉醒过后是悲凉,我度过了2003年。

  2004年5月21日至23日,我应邀参加汕头大学主办的“纪实报导国际电视节”,与会中外调查记者的精彩对话,在我背后猛击一掌,把我推进了“行动期”。

  在这次会议上,英国最著名的调查记者、英国调查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加文·麦克法蒂安介绍说,他参与的大型新闻调查揭开了全球最大的钻石企业戴比尔斯公司雇佣私人军队、屠杀工人、操控6国政府的重重黑幕,调查历时7年,耗资170万英镑,成片3小时,创BBC调查性报道多项纪录,然而由于投资方高层人士与戴比尔斯公司千丝万缕的关系,作品被禁止播出。
  
  那么,麦克法蒂安如何维持生计呢?“我可以教书,我用我的声音为discovery配音。我已经做了10年这个工作。” 《南方周末》记者感慨说:“象麦克法蒂安这样顶尖的记者,都在靠配音维生,我们还抱怨什么!”
  
  在这次会议上,《南方周末》前副总编钱钢说:“关键的一点是: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要坚持做纯正的新闻,不受污染的新闻,最优秀的新闻。如果环境好一些就做,环境不好就不做,那么新闻就并未成为一种信念。中国调查报道很难,如果我们不能十米十米地跃进,我们就一米一米地跨越;如果我们不能一米一米地跨越,我们就一厘米一厘米地向前;如果我们不能一厘米一厘米地向前,我们就一毫米一毫米地向前。”

  美国新闻类著作最主要的译介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的展江说:“重要的是摆正心态。新闻专业主义,要求从业者自觉与权力、金钱保持距离。新闻是有价值的工作,但绝不是富有的工作。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是反感的,但眼看自己头发白了,还只是一名记者就觉得脸上难看,一事无成。其实,认为‘一流的媒体就应该有一流的待遇,最优秀的记者就应该拿业内最高的收入’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你要明白,你选择做严肃的新闻,就是在选择放弃和牺牲。”

  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总制片人张洁说:“记者最大的敌人不是权力与金钱,而是自己。记者只有勇于向自己对权力与金钱的欲望挑战,才能超越自己,坚守信念。”

  一位中国调查记者说:“无论如何,即使你无力成为社会的解毒剂,但至少你不能成为毒剂本身。”

  开完会,我回到南京,开始算一笔帐。

  2002年前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院发表的调查报告说,与中国新闻队伍相比,美国新闻记者队伍年龄更大,平均年龄约是41岁;记者的普通工资则是年薪4.36万美元。

  而美国人口调查局发布的数据说,2000年美国人均收入为4.2万美元。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采信上述数据,则一名美国记者的年收入充其量也不过稍高于美国的人均收入。

  而中国记者的收入在全社会中又处于怎样一种水平呢?一般而言,从业于主流传媒的中国记者,其年收入不低于4万元人民币。

  根据中国统计信息网的上半年数据推算,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9000元,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为3000元――由此推算出的我国全民人均收入约为5600元。

  也就是说,假设从业于主流传媒的中国记者的个人收入为4万元,则至少已是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4倍;是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倍;是我国全民人均收入的7倍。

  对比中美记者的收入水平,一个一直隐隐约约的感觉变得清晰了,原来中国记者在社会阶层中的相对富裕程度,远远高于我们的美国同行。原来,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从来就是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而且通过非正常的市场格局,我已然攫取了在市场均衡条件下,根本无法攫取的超额社会财富。如果说体制性的攫取是一种罪恶,那么我早已是罪恶的一部分――虽然也许我一直穿着白衬衫,两只手也一直很干净,嘴巴也擦得很清爽。

  算清了这笔帐,还计较什么“讲真话”不划算?末位淘汰不合理?还有什么个人的算计,放不下?

  2004年下半年,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先后完成了《中国调查记者缘何提前退休?》、《岂能用低保社保与民争利》、《脑白金税贴疑局》、《宏观调控下的土地问题调查》组稿、《治理经济过热如何防反弹调查》组稿、内参业务文章《在重大决策关口,提交高水准调研》、《向权力的越界说不》、《志愿者再探紫金山砍树真相》、《中国经济再战GDP崇拜》等13篇稿件。

  与我以往的稿件相比,这13篇作品,不再是向游戏规则献媚的昧心之作,也不再是在完稿以后、今生今世绝不愿再看一眼的自耻之作――而是发乎我的本心,表达我的真意,体现我的认知,呐喊我的愤怒。

  如果说在此前的12年里我总能误打误撞,每年写出一两篇这样的作品,那么我为自己能在六个月里写出13篇这样的作品感到欣慰:我终于在“讲真话,查真相”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这是不可逆转的一步。

  然而欣慰归欣慰,现实的矛盾和痛苦并不会因为你做出了选择而烟消云散;相反,现实的矛盾和痛苦不仅永无止境,而且注定越来越沉重。

  但是,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如果不能一厘米一厘米地向前,就一毫米一毫米地向前。即使每一步都是赤脚踩在刀锋上,也不要后退半步。古语说得好:“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2005年4月15日